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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我國建筑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時主要采用以下幾種方式來進行股權安排：
篇2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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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在廣播電視臺要想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其能落實到實處，必然會面臨很多問題。第一，廣播電視事業工作要求時效性，因此工作節奏快，人員分散，很難有集中的時間全面系統地學習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普遍年輕化，雖然年輕人創新精神較為突出，但對思想政治工作的認識淡薄，普遍存在重工作業務輕思想政治工作的現象。第三，部分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對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不了解新聞宣傳工作的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不懂得自己肩負的責任，因此對工作缺乏激情。第四，很多廣播電視臺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創新不夠，陳舊老套，沒有達到與時俱進，思想政治工作本來就乏味無趣，方式與方法上再缺乏適用性和靈活性，很難吸引人。第五，廣播電視臺對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沒有一個較為規范的具體工作計劃安排，缺乏系統性、規范性和持續性，因此無法循序漸進進行下去，達不到預期應有的效果。第六，隨著社會大環境的快速發展以及廣電部門近年來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已經不能適應廣播電視事業近年來的發展要求，干部職工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等都呈現出多元化復雜的趨勢，彼此之間的交流變少了，在此情況下，有針對性地積極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性就顯得至關重要。
三、如何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針對現有的廣播電視臺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從實際出發，應采取以下幾種應對策略：
（一）加強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研究。在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更要重視對他們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可以通過強化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來抓好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如通過先進人物的英雄事跡，通過對思想、三個代表理論的學習，有助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提高人們的理論修養、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也有助于他們在工作過程中，能堅持自我，抵御誘惑。特別是對于一些娛樂節目的制作人，通過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對于他們的價值觀有一定的強化作用，使他們在制作節目時免于流俗，為了博取收視率而片面地強調低俗現象來吸引觀眾，這樣可以帶給人們更多正能量。
（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能力。廣播電視臺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廣播電視臺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廣播電視臺要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采取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方法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隊伍。
（三）堅持以人為本。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建立在提高“以人為本”觀念的基礎上，以人為本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強調的是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主觀上堅持從理解尊重對方的角度出發，提供與創造彼此溝通的機會與條件，要以平等、討論的方式，創造和諧融洽的氛圍與單位職工探討分析問題、交流思想，化解矛盾，這樣有利于了解職工真實的思想狀況及其形成的原因，找到問題才能有針對性地去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篇4
一、引言
各節點企業通過供應鏈聯盟這樣一種組織形式，根據所處產業的不同特點，選擇合適的知識整合模式，實現聯盟內的知識整合，獲取知識整合的創新價值，以增強核心競爭力。在供應鏈聯盟內實施知識整合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整合成本。所以供應鏈聯盟內節點企業間的知識整合將是一個知識整合成本與整合創新價值的博弈過程。本文假設在核心企業與節點企業之間互相了解特征、戰略空間效應函數的基礎上，實行多階段的動態博弈。在博弈中，尋求成本與知識收益的平衡點。
二、信息動態博弈模型的建立
（一）提出博弈的假設條件
在博弈過程中，為了簡化分析，主要研究一個核心企業和一個其他節點企業間形成知識整合共享的過程，而多企業之間的這種知識整合共享關系可以依此加以推廣。基于此，提出假設條件：博弈局中只有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博弈雙方具有完全的行為理性；博弈雙方具有完全的信息；博弈雙方有對知識的自我學習能力
（二）動態博弈模型建立
假定核心企業為C，其他節點企業為E，博弈模型為（C，E）。在動態博弈中：第一階段，其他節點企業面臨兩難選擇：由于知識的獨有性和時效性的矛盾，導致知識創新價值的機會收益和知識學習成本的矛盾選擇。其他節點企業此時有兩種策略：即不共享知識或共享知識。
第二階段，其他節點企業如果選擇不向核心企業共享知識，核心企業有兩種策略：即自學或不自學。如果核心企業不自學，各自的效用函數值都為0；根據知識的學習成本，如果核心企業花費自我學習成本（U0），獲得這項知識工商管理論文，并利用此知識創造價值Q，則核心企業的效用是Q-U0，這時知識被其他人獲得，其他節點企業喪失了機會收益為P0。
如果其他節點企業選擇向核心企業共享知識，同時提出要按λ比例獲取知識整合創新價值的回報。此時核心企業有兩種策略：即同意或不同意。如果選擇同意共享，并按λ比例與其他節點企業分享收益，此時，其他節點企業消耗本身的共享成本為U2，核心企業從其他節點企業處學習知識的學習成本為U1，則核心企業的效用函數為（1-λ）Q-U1，其他節點企業的效用函數為λQ-U2。核心企業的另一種決策是不同意共享，此時，核心企業又有兩種選擇：自學或不自學。要么根本不學這項知識，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的效用函數值都為0；要么自己學習這項知識，并利用此知識創造價值Q，則核心企業的效用是Q-U0，這時知識被其他人獲得，其他節點企業喪失了機會收益為P0。
三、博弈雙方效用值分析及模型均衡求解
（一）效用價值分析
1、其他節點企業的效用函數值有三個：0，-P0，λQ-U2。
（1）若λQ-U2>0，即λ>U2/Q；則選擇在按λ比例獲得回報的條件下向核心企業共享知識。
（2）若-P0<λQ-U2<0，即（U2-P0）/Q<λ<U2/Q；則其他節點企業在核心企業不自學的情況下效用最大。
（3）若λQ-U2<-P0<0，即λ<（U2-P0）/Q；則其他節點企業在核心企業不自學的情況下效用最大。
2、核心企業的效用函數值有三個：0，Q-U0，(1-λ)Q-U1
（1）若0<Q-U0<（1-λ）Q-U1，即λ<（U0-U1）/Q，且U0<Q；則答應其他節點企業條件，接受知識共享并學習知識。
（2）若0<（1-λ）Q-U1<Q-U0，即（U0-U1）/Q<λ<（Q-U1）/Q；則選擇自學的效用最大。
（3）若（1-λ）Q-U1<0<Q-U0，即λ>（Q-U1）/Q，且U0<Q；則選擇自學的效用最大。
（4）若Q-U0<0<（1-λ）Q-U1，即λ<（Q-U1）/Q，且U0>Q；則答應其他節點企業條件，接受知識共享，并學習知識。
（5）若（1-λ）Q-U1<Q-U0<0，即λ>（U0-U1）/Q，且U0>Q；則選擇不學的效用最大。
（6）若Q-U1<（1-λ）Q-U1<0，即（Q-U1）/Q<λ<（U0-U1）/Q；則選擇不學的效用最大。
（二）模型均衡求解
由于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共享知識的成本U1和U2與知識整合創新價值Q與其他節點企業的機會收益P0的大小關系不確定，使尋求納什均衡解的過程變得非常困難。我們通過變量大小關系的變化，推出納什均衡，進而剔除包含不可置信威脅策略的納什均衡，求得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解。根據以上效用價值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其他節點企業選擇不共享知識，無論核心企業選擇自學或不自學工商管理論文，都達不到均衡解；如果其他節點企業選擇共享知識，同時提出要按λ比例獲取知識創新價值的回報。核心企業如果接受這個要求，那么兩者的收益函數為[（(1-λ)Q-U1，λQ-U2）]，需要λ的取值，從而得到兩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解：
解1：當U0>Q>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Q-U1）/Q]之間時，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同時選取知識共享策略。
解2：當Q>U0>U1+U2，且分配比例λ在[U2/Q，（U0-U1）/Q]之間時，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同時選取知識共享策略。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核心企業對于某項知識的自學成本與知識整合共享過程中雙方耗費成本的大小關系，成為實現知識整合的決定性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核心企業和其他節點企業雙方通過交流，確定合適的λ值，促使其他節點企業知識共享過程的發生，實現知識的整合創新價值。供應鏈聯盟各節點企業間，尤其是核心企業與其他節點企業之間的知識整合，目的在于促進各自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如果整合成本太高，顯然不利于提高核心競爭力。因此，在其他節點企業和核心企業的知識整合博弈過程中，明確各種知識學習成本的關系，是判斷能否達到博弈均衡，實現知識整合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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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古滕貝格當天在德國聯邦議院就“論文抄襲”風波接受議員質詢時再次承認錯誤，但否認存在有意欺騙行為。反對黨議員紛紛指責古滕貝格是“說謊者”“偽君子”，要求總理默克爾解除其職務。
古滕貝格21日承認，在博士論文撰寫中犯有“嚴重錯誤”，他向因此受到傷害的所有人道歉。他表示，“不再使用博士頭銜”，但拒絕辭職。
篇6
據德國《明鏡周刊》12日報道，在拜羅伊特大學正式公布對前國防部長古藤貝格博士論文抄襲案調查結果后，德國籍歐盟議會副議長科赫·梅林也因“抄襲門”宣布辭去職務。
今年41歲的科赫·梅林是德國自民黨高層人物，她于10年前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但是前不久她的博士論文被德國新開張的兩家“學術維基”網站盯上。其中一家通過電腦對比軟件測試顯示，論文抄襲指數為27.36%，達到55頁。此事經媒體曝光后，海德堡大學已開始調查，很可能將取消她的博士學位。
科赫·梅林在書面聲明中表示，為保護家人免受影響，她辭去全部黨內和議會職務，并稱她的辭職可以使海德堡大學進行公正調查，并不受她個人政治地位的影響。但對于論文抄襲的指控，她并未公開表態。
在學術打假的浪潮下，被“學術維基”盯上的德國博士們人心惶惶，擔心會因此失去前途。（青木）
版權作品，未經《環球時報》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篇7
一般而言，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典范之作，秉承著德國浪漫主義的諸多精神氣質與語言風格。然，這僅是確認了一個歷史事實。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倘我們將其思想作為一種歷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話，那么對博士論文是否也該發探出成熟馬克思的理論淵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依然是博士論文是否對德國浪漫主義有所超越？這是研究博士論文的一個至為深層次的問題。就理論而言，這是一個研究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文本學的問題。
一、超越意識革命：走出自閉的意識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們始終將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們 “力圖想治愈世界的荒涼――它面臨世界的無序，設法用意志重新讓世界恢復宇宙秩序；它想調和對立的兩面，想整合美學”。而馬克思《博士論文》對自由的崇尚明顯有著德國浪漫主義“自我意識”的意味，反映了當時德國浪漫主義共同的現實訴求，即，德意志帝國及其步履蹣跚的資本主義，在一個被更古老、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資產階級社會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以自我意識作為批判的武器響應了時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為徹底，更具顛覆性，更有實踐指向，顯示了突破德國浪漫主義意識革命的端倪。
伊壁鳩魯以能動自我意識為武器，尋求的是心靈的寧靜與自由，這也往往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內在主張。他們借人生的詩化以實現內在自由，從而超越現實。然而馬克思借此謀求的卻是現實自由，自我意識正是哲學要征服世界和絕對自由的武器。換言之，哲學自身的自由精神成為實踐的力量，面向塵世的現實世界。當哲學變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時，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如果權威在一個領域內受到質疑并遭到否棄的話，接下來必不可免的一步，將導致在所有領域內對權威的拒絕。”整個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哲學都是要擺脫受外在統治的關系，形成自我規定的新關系，即“自我意識的絕對性和自由”，為馬克思反對思想壓制提供了契機――把自我意識當成一種救贖方式，深入到實踐和時代的深處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們。
二、新型物質觀：關系哲學的萌發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將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識及其對象化的理論境域，原子與自我意識是可等量齊觀，而自我意識又象征著人的自由與力量， 而人的自由與力量又不應當是抽象個人的，而是社會中人的自由與力量，社會這一主體間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夠的勇氣拒絕一切超出人及其產物的力量，這是馬克思區別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馬克思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關系，只有在人與人產生關系之時人才擺脫自然的壓制而獲得自由。自我意識只有在與別的自我意識的交涉中，才能擺脫自然的束縛以及自身無所依憑的虛無狀態。“由于有了質，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離，但同時又在它自己的結構中獲得完成。于是，從具有質的原子的排斥及其與排斥相聯系的聚集中，就產生出現象世界。”這一段對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關系的白描，是對原子關系的生動刻畫。每個具有自我意識的個人之間處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識而具有了質，而現實社會就是這些質的聚集。
“夸夸其談”的德國浪漫主義由自我意識的角度來浪漫化沉睡的經驗世界，開啟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認識到了自我意識在現實中的異化，但只將之理解為意識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將這種解決僅僅歸之于意識和思維本身。然對馬克思來說，自我意識的這種矛盾，以及自我意識的這種異化，只有在現實的人與人的關系中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自我不僅在意識中二重化，也在現實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現實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識二重化的基礎和前提。這多少帶有意識第二性的意思。
馬克思將人與人的關系設置為世界的中心，在人與物，以及人與人的相互映照與承認中確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實踐和時代的深處去挽救那些遭受壓制的人們。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馬克思的唯物論傾向與關系哲學思想。
三、辯證實踐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觀
德國浪漫主義是資產階級學說，囿于私有制的狹隘本性，看不到整體的經濟景象，看不到資本作為統攝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來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識中，現實，始終保持著未被觸動和改變，因而思考本身始終只是直觀的，不能成為實踐的。“資本主義的意識的物化使人既過分個體化又機械地對象化”。
然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系統地發揮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鳩魯原子論的能動原則得到合理的論證，并昭示著克服感性直觀局限的理論可能。
原子的物質性和形式性決定了直線下墜和脫離直線的偏斜運動具有同樣的“本原性”。“偏斜打破了‘命運的束縛’”，是原子“胸中進行斗爭和對抗的某種東西”，是原子內在具有的質的規定性。正是偏斜運動的介入，才構成了原子的物質和形式、存在和本質的矛盾及其在現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現象世界眾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馬克思斷言，這些都傳達了一種辯證法的精神。“自我意識”的能動性來源于辯證運動。如果沒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沒有原子的沖擊和碰撞，世界便無法創造出來。“因此，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說就改變了原子王國的整個內部結構”。原子偏斜的辯證運動打破了必然，為自我意識的自由和解放鋪平了道路，由此凸顯的偶然與必然的辯證關系突破了黑格爾的辯證思想，為馬克思最終確立自己的辯證法學說奠定了基礎，并表明了其將歷史發展放回到人與人交往的現實運動之中的傾向。而這種辯證實踐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觀的弊病，不再將世界當做孤立的靜止的存在，而是蘊籍著生機的不斷運動的過程，因而要改變世界改變現實，必須要從運動的視角來揭示規律和利用規律。
當辯證法作為一種批判的武器而與現實結合，那么不僅在理論上能得出革命的結論，而且在實踐上可能爆發出革命的激情。這已由普羅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統治階級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馬克思堅信，掌握了技藝的新人必定能夠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獲得真正的自由。
四、結語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識和自由的哲學，高舉著浪漫主義的大旗，正如其高聲吶喊的那樣：只是現在，伊壁鳩魯、斯多亞派和懷疑派體系為人們所理解的時代才算到來了。他們是自我意識哲學家。然而承認這一點并非表明，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沒有超越浪漫主義。盡管德國浪漫主義同樣是疾呼自我意識，主張人的詩化來抵御庸俗無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襲，然而這類思想畢竟是德國貧瘠現實的隱晦表達，帶有一切唯心主義所無法擺脫的內在弊病。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不僅沿襲了浪漫主義的思想與寫作特點，更值得讓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許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論姿態與思想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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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環球網記者李宗澤報道 此前英國媒體曾經報道，英國駐美國華盛頓大使斯恩瓦德曾幫助卡扎菲之子賽義夫撰寫博士畢業論文。斯恩瓦德方面于4月2日對此正式予以否認。
據法新社4月2日消息，英國外交部確認斯恩瓦德確實在賽義夫留學倫敦經濟學院（LSE）期間與其見過面，但堅稱他并沒有參與撰寫賽義夫的博士論文。
英國《每日郵報》此前援引LSE消息人士的話稱，斯恩瓦德對賽義夫的研究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并對賽義夫的作品提供過“積極的協助”。不過，該消息人士也表示，這種協助是非正式的，而且是合法的。
賽義夫在2003年獲得LSE的哲學、政治和社會價值的碩士學位，2008年又獲該校的哲學博士學位。
據報道，受到此次“論文風波”的影響，LSE正展開相關調查，該校已成立獨立調查部門，調查該校與卡扎菲政府之間的關系。而就在上月，校長霍華德戴維斯因與卡扎菲的特殊關系而被迫辭職，他承認接受了賽義夫提供的30萬英鎊資金。
篇9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一．理論簡介
多遠系統理論是埃文·佐哈爾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博士論文，邊緣性。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張南峰、謝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 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論文，邊緣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等。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從2001年起，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博士論文，邊緣性。
2. 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博士論文，邊緣性。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新疆的發展是以旅游為先鋒（鄧新民，2000）。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家鄉的立場上清楚地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喜歡用華麗抒情性的文體，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博士論文，邊緣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讀者被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這樣就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時要如實地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時讓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論文，邊緣性。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若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除了處理好原文、意識形態和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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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在原子論上的重大差異
一直以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都被認為是古希臘最簡明，在現在看來也是最科學的一種關于世界構成的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人類開始脫離幼年時期對于“神”的依賴，并逐漸開啟了理性的大門。
德謨克利特的認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虛空”，“原子”是充實而不可分的物質微粒，作為萬物構成的基本原料；“虛空”是“原子”存在和運動的場所，其性質是“原子”“充實而不可分”性質的對立面—“空虛和疏松”，足以讓“原子”的運動完全不受影響。最初“原子”在“虛空”中“不規則地分布”并作著不規則的運動，隨著這種不規則運動導致的“原子”間碰撞而逐漸形成了“渦旋運動”。在“渦旋運動”中各種不同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組合形式結合起來，從而復合為世間萬物。
“原子”、“虛空”、“渦旋運動”都是客觀、必然的，那么由“原子”在“虛空”中“渦旋運動”而形成的萬物的產生必然都是有原因的。現在看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雖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天才思考“合理地”設定了世界構成的一種形式，但實際上使人類對萬物構成有了一種新的思考，而不僅僅將其歸結為“神”的主觀創造。由于他的世界觀是以“必然”為開端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在哲學上得出結論：一切事物都有著必然的相互聯系，并都受這種因果必然性和客觀規律性的制約。德謨克利特在自己的這種思想指導下，選擇了一種不同尋常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家鄉阿布德拉被以“揮霍財產罪”指控時的自我辯護說言：“在我同輩的人當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絕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遙遠的東西；在我同輩的人當中，我看見了最多的土地和國家，我聽見了最多的有學問的人的講演；在我同輩的人當中，勾畫幾何圖形并加以證明，沒有人能超得過我，就是埃及所為丈量土地得人也未必能超得過我……”
但德謨克利特并沒有就“渦旋運動”產生的前提——“原子”的不規則運動做出說明，為何這些性質一致的“原子”不是相安無事地依照著它們所有成員都遵守的規律運動而卻有相互之間的碰撞和擠壓呢？
很大程度上，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同意西塞羅的觀點：“由于伊壁鳩魯看見了，如果原子通過它們自己的重力被迫往下墜，我們沒有力量可以轉移它，因為原子的運動是被決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而這個辦法是德謨克利特所沒有想到的。伊壁鳩魯說，雖然原子由于它們的重量和重力被迫而從上往下墜，不過原子的運動仍然稍微有些偏斜。”
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在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大框架下，以“原子”的不規則運動這一“渦旋運動”的成因為突破口，提出如果一切都是像德謨克利特所認為的那樣被必然規律所支配，那么所有“原子”的存在和運動都應該是無差別的，“原子”沒有理由會在一個為規律所支配的宇宙中不規則地分布和運動。從而也沒有理由存在“渦旋運動”，更談不上萬物由“原子”通過“渦旋運動”所引發的碰撞和擠壓來實現組合。所以，伊壁鳩魯認為如果原子論要能自圓其說，那么“原子”之間必然需要一些細微的差異，通過這些細微差異導致的運動上的差異，從而實現“原子”間的碰撞以及“渦旋運動”。而這些差異的存在又指向新的問題——這些差異是什么造成的、有差異的“原子”還是“原子”嗎？于是，伊壁鳩魯把“原子”的這些差異歸結為其微弱的、自主的意識，從而通過對原子論的“細微”修改消除了在“原子”的“渦旋運動”上的疑點。
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修改雖然看似細小，卻指向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正因為“原子”在運動時存在著偏向上的“自由”（這種自由無法用完全的必然來解釋，只能或多或少地歸于“原子”的偶然運動），而這種“自由”在其空間觀中同樣與德謨克利特對“原子”及其運動的“必然”假設一樣，都是“終極必然”的——“自由”與“必然”同樣是終極的。所以每一事物和認識無論其理性與否，都具有其存在的無上“自由”，因此爭論一種觀點是否真理是沒有意義的，真理是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共鳴。伊壁鳩魯在人生的選擇上與德謨克利特截然相反，他將享受人生和追求內心快樂正如其名言所說：“作為目標死亡同神一樣不足懼，因為死亡只是人的感覺的喪失，當人活著時，死亡還沒有到來；當死亡到來時，人已經不存在。因此，死亡與人生不相干，人應當通過哲學認識自然和人生，從對神和死亡的恐懼中解放出來，用理性規劃自己的生活。”
看似細微的修改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得原本充斥著宿命必然性的原子論變得帶有二元論色彩，“原子”得到了自由，由它們構成的萬物也有了擺脫宿命的契機。以原子論為起點對比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在自然哲學上的不同，馬克思找到了他們都信仰著原子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追求的原因。
二、“原子”墜落的偏向點撥了意識與規律的關系
相對于德謨克利特樸素唯物主義原子論的崇高地位，伊壁鳩魯在自然哲學上的成果則更多地受著批判和譏諷。在馬克思創作博士論文的時代，哲學史上大部分人把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相等同，并將伊壁鳩魯對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的修改認為是隨意臆造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類似于西塞羅：“并非伊壁鳩魯是沒有學士的人，而是那些以為到了老年還得學習對少年人來說不知是可恥的東西的人，才是無知的人。”對伊壁鳩魯及其學說客觀評判的聲音顯得極為弱小。通過對伊壁鳩魯的時空觀的重新闡釋，實現在哲學史上對伊壁鳩魯及其自然哲學地位和作用予以正名。正如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馬克思指出：“我認為在這篇論文里我已經解決了一個在希臘哲學史上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
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閃耀著一元唯物主義的光芒，認為萬物皆由虛空中不可分的“原子”在“漩渦運動”和相互排斥和吸引的過程中構成，萬物的存在和運動皆由這一規律決定。從這一觀點延伸，得出萬物的的命運皆由這一形而上的規律所引申出的其他規律所決定。作為“萬物”中一部分的人類只能接受規律的控制和安排，德謨克利特自己則以畢生的精力探求著世間無窮無盡的的規律，以期觸碰那形而上的真理，“真正講來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因為真理潛藏在無底的深淵里”。
但是，這種對宇宙構成規律的規定使得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變得神秘化，其中暗示了人類在萬物規律面前被完全掌控的宿命，人類只能不斷地去認識各種表象后的因果聯系而無法對事物和自身的命運有所作為，“他（德謨克利特）提出把原子的相互排斥和沖擊而產生的漩渦作為必然性的實體。可見他在斥力中只注意到物質的方面，即分裂、變化，而沒有注意到觀念的方面；按照觀念方面，在斥力里，一切與他物的關系都被否定了，而運動被設定為自我規定。”它表現了無神論傾向，但是卻把類人的神變成了無情感的規律——神被進一步神化，人的價值依然虛無。
馬克思對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評價突破了前人普遍批判的藩籬，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對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的繼承具有揚棄意義，并超越了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抬高自然規律而忽視人類精神的問題，將人從被規律完全掌控的宿命中解放出來，使得人的價值和地位擁有了“神性”（或者說將形而上的規律世俗化了）——“所以盧克萊修很正確地斷言，偏離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并且像他立即把這個思想應用到意識方面那樣，同樣，關于原子也可以說，偏離運動實在它的胸懷中的某種東西，這東西是可以對外力作斗爭并和它對抗的。”
三、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博士論文中的萌芽顯現
馬克思并沒有通過博士論文明確地提出自己的空間觀和自然哲學，而是以一種看似折中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對于世界構成的思考——既沿著前人的道路繼續尊重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又突破前人評論的藩籬，給予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修改以客觀評價。
篇11
作為國際社會的主體。國家主導的對外宣傳活動,是當今國際交往一道亮麗的風景。通過對外傳播,可以弘揚國家的文化,展現國家的風貌,說明國家的意志,表達國家基本的利益訴求,從而在國際社會樹立國家的整體形象,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理解和支持。這種對外傳播活動的影響力,相對于國家的經濟霸權和武力炫耀,更能獲得國際社會的接納。如果說經濟和武力所代表的是國家的硬實力,那么文化精神和對外宣傳所代表的就是國家的軟實力。在后冷戰時代,軟實力比起硬實力來其影響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高度重視對外宣傳。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支持或推進對外宣傳作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
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被動開放、逐步融人世界的過程。在不斷被動挨打、喪權辱國的歷程中,晚清政府以及后來的民國政府在綜合國力不濟的情況下,為了延續國脈,也曾利用各種手段向國際社會呼吁,甚至希望通過合縱連橫之術,擺脫列強的欺凌。但是,單純的對外傳播行為,無法彌補硬實力的缺失。所謂弱國無外交,乃是政治社會的基本法則。我們雖然不樂意,但是必須接受。直到1949年10月1日,后。中國的對外宣傳才在綜合國力特別是硬實力不斷增長的基礎上,在全球范圍內唱響了中國聲音,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存在,并且讓世界認識了中國,認識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直至在理解的基礎上接受了中華文化和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崛起。
在熱點四起、烽煙不斷的國際社會,大國必須承擔起大國的責任,才能樹立大國的形象、大國的風范。與此相應,大國的國民也要具備大國的心態,這種心態應該是文明的、開放的、平等的,懷抱著對人類命運的強烈責任,和對于弱者的深切同情。大國形象、大國心態絕對不能是以霸權與實力為基礎的力量展示,更不能是無視公平、正義的傲慢表現。大國的基礎當然在于其雄厚的綜合國力,但其在世界上的影響,主要不是基于霸道和實力,而應該是其深厚的文化魅力、理性的說服和道義上的感召。
在高度國際化的背景下,我們要在國際社會上樹立什么樣的國家形象,我們怎樣才能夠流暢無礙地傳播中國的聲音,怎樣才能讓各國人民全面地理解中國政府的態度和民間的聲音,怎樣才能夠展示中華文化的深層魅力,讓各國人民了解和接納中華文化,是我們必須正視和解決的重大問題。因為它直接關系到中國未來生存的國際環境。關系到中國未來可持續的發展,關系到人類的和平和世界的安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加強對外宣傳與傳播的研究,梳理中國對外宣傳的經驗和教訓。探討對外宣傳的戰略與策略,為中國對外宣傳的健康發展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1949-1966年中國對外宣傳史研究》,是近年來研究中國對外宣傳史的力作。該書作者習少穎博士,在新聞傳播領域,是少有的理論學養與實踐經驗兼具的青年學者。
篇12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教授您好，能先請您談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報考法律系的呢？
吳振興（以下簡稱“吳”）：我從小就對法律感興趣，可能是受到小說和電影的影響，覺得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法庭上侃侃而談讓人非常羨慕，想得很單純。我報考大學的時候要填五個志愿，我的前四個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學法律系。
記：當時的法律系開過哪些課呢？
吳: 入學以后到以前，大約九個月吧，我學過兩門專業課，上學期的專業課叫“國家與法的理論”，當時國家與法是合在一起的，相當于現在的政治學與法理學。“國家與法的理論”課程結束后，我就確定了畢業論文的題目，――“法律的工具性問題”，而且我還搜集了不少資料。當時，我對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問，覺得法律的確有工具性，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因此這個問題是可以探討的。除了專業課以外，上學期還開設了外語和政治兩門課。下學期的專業課叫“法律制度史”，同時繼續學外語。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語課還沒結束的時候，開始了。開始后，我利用業余時間，看了一些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書，積累了一些基礎知識。1969年下半年，我開始實習。那個時候的公檢法工作基本停滯，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隊去實習。在政法大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聯合辦案。研究案件主要憑經驗，不談什么構成要件，當然法律根據之類更是無從談起。后來我又到長春市汽車廠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實習過。前前后后實習了一年時間。
記：當時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嗎？
吳：是日語，當時我們班學習日語的同學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記：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學讀研究生，當時您已經在吉林人民廣播電臺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讀研究生的？
吳：就個人來講，我還是有點名利思想的，認為在廣播電臺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在省電臺的十年中，我不僅在政治理論上有提高，而且通過組織法律講座、編輯法律講座稿件，在法學基礎理論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彌補。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這十年中我自采自編的稿件較多，凡有采訪任務，我從來不用下面的通訊員，從調查、提綱到寫作，均自力而為，從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鍛煉。如果說我搞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是吉林大學第一屆刑法學碩士研究生嗎？
吳：是的，吉林大學從1980年開始招收刑法學的碩士研究生，我是何鵬老師的開門弟子。當時之所以選擇刑法學專業，主要是出于幾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是我的外語不太好，所以就沒有考國際法專業。除了國際法以外，憲法學也開始招碩士研究生，但我對憲法學沒興趣，覺得憲法沒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很膚淺。但刑法作為實體法，與現實生活和法律事務聯系比較緊密，這也是確實的。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刑法學專業的粗淺想法。
記：當時您研究生畢業后就留校了嗎？
吳：其實畢業的時候我很想到實務部門鍛煉一下，但法學院堅決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學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鵬老師學習外國刑法，吉林大學的刑法學是靠研究外國刑法起家的，準確地說，是靠研究大陸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鵬老師外語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學第一次組團去日本訪問，隨行的翻譯人員的翻譯水平還趕不上何老師，有時候還需要何老師充當翻譯。由于何老師的日語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書就像看中文書一樣，給我們講起外國刑法來就非常方便。
那時候，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法簡論》，這是國內關于外國刑法的第一本書。上課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老師叫賴宇，就我們兩個人聽課。聽完課以后進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國刑法簡論》。此外，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事法選論》。再有，在何老師和甘雨沛老師合作撰寫的《外國刑法學》中，我還協助何老師撰寫了分則部分；還以副主編的身份參與編寫了《現代日本刑法專題研究》。
記：能不能談一談你碩士生期間的學習情況？
吳:1980年入學后，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從客觀上看，當時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譯作）還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頒布，我們有了高銘暄、馬克昌等前輩一起編輯的刑法學教材，還有一些老一輩學者和少數年輕學者撰寫的文章，他們為我國刑法學的繁榮拉開了序幕。雖然我是法律系畢業的本科生，但實際上在校期間并未系統地學過刑法理論。于是我開始不折不扣地勤奮刻苦學習，如饑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電臺分配的住宅，只一間房，不到20平方米。當時孩子小，我又抽煙，都是自己卷的煙，因為工資低，買不起煙卷。看書寫作時煙抽得多，孩子挨嗆，得了急性氣管炎。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張三條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條線，在室外支個燈（這種三條腿的桌子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就是有一條腿是活動的，拉出來可以將桌面支起來，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種）。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叫《教唆犯的概念與特征研究》，這篇論文是從我的關于教唆犯的書稿中抽出來的，這本書稿在我提交畢業論文時就已經完成了，有十四五萬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現在看，這本書在有些方面研究得還不夠深入，但當時確屬為數不多的刑法專著。
記：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叫《罪數形態論》，現在看來，書中的一些內容還需要補充，我也想在武漢大學期間進一步完善這本書。但當時對這本書的評價還是相當不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時的評委是高銘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鵬、高格五位老師。在這次答辯會上，評委們的提問讓我汗流浹背，而我在重要場合下一般不會流汗。這些評委都非常認真，問了我33個問題，使得答辯足足花了半天時間。同時，這次答辯對我博士論文的修改幫助很大。評委們對我這篇論文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至少有這么一句話：“為建立我國的罪數理論體系做出了貢獻。”我這篇論文也被評為優秀博士論文。
“法律實踐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課題。要研究這樣的課題，不僅要有法律功底，沒有法律功底就無法進行研究，而且還要有研究能力。”
記：能不能請您談一下法學重建過程中您的主要貢獻呢？
吳：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我曾參與過發表修改意見，另一個是《論教唆犯》中的一些觀點直到現在也能夠站得住腳。比如在教唆犯的種類中，我提出了蓋然性教唆和半蓋然性教唆，國內學界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在最近由我組織的“四方談”（全稱為“刑事疑案四方談”，包括法院、檢察院、律師、學界）中，我又將半蓋然性教唆劃分為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雙向半蓋然性教唆，將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分為性質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對象半蓋然性教唆，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我覺得，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就便于把有些問題厘清。此外，我還提出了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這也得到了國內學界的認可。李光燦老師在《論共犯》一書中提到共犯過限問題，前蘇聯的刑法理論中也提到共犯過限問題，但都只是簡單地提到而已。在這一基礎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共犯過限存在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的問題。關于重合性過限，我還提出所謂的正重合性過限和逆重合性過限，國內學界對此并無反對意見，但也沒有更多的贊同意見。
再一個就是關于罪數形態的理論。國內的一些教材對罪數類型的觀點并不一致，當時大體上維持了高銘喧老師和羅平老師提出的“一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處理上為一罪”的分類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類法”，根據“三三分類法”，一罪的類型應該分為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我的“三三分類法”是第一步為基礎步驟，即把典型的一罪、純粹的一罪與典型的數罪、純粹的數罪分開，將純粹的數罪放在一邊，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間步驟，即把一罪類型中屬于一行為的類型和數行為的類型分開，將一行為的類型統稱為本來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驟，即把本來的數罪劃分為法定的一罪與處斷的一罪。這樣一來，根據“三三分類法”，我就把罪數形態的類型分為了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三類。在很多的罪數個體形態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比如說牽連犯和吸收犯的界定問題，這是很多年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我提出了同質吸收，我認為在牽連犯和吸收犯之間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說入室盜竊，我們可以說它是吸收犯，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牽連犯。因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種手段行為，盜竊是一種目的行為，發生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二者互相牽連的手段牽連類型的牽連犯。在這種情況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點，也符合牽連犯的特點。我認為，如果數行為屬于異質性罪名，一律按照牽連犯處理。比方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國刑法典》在入室盜竊上就規定了單獨的罪名，我國刑法將入室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犯處理。換句話說，入室與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觀點，異質性犯罪應該作為牽連犯處理。
在牽連犯和想象競合犯的處理上，我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從一重重處斷，就是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為什么要按照一個重罪來從重處罰呢？因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競合犯至少是一個半罪，如果從一重處斷，就等于按照一個重罪處罰，還有半個罪沒有考慮，這是沒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以我認為應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
此外，我的一個貢獻是在國內引發了關于犯罪形態研究的熱風，我正在組織編寫“犯罪形態研究叢書”，該叢書由檢察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八本書，但要實現出版五十本書的目標，恐怕很難。為組織編寫該叢書，我們還專門在北京開了一個會，張明楷和陳興良也都參加了，他們也是這個系列的副主編。
記：您到武漢大學后，在學術發展上有什么打算？
吳：我到武漢大學后，首先是協助馬克昌老師組織撰寫與其主編的《犯罪通論》、《刑罰通論》配套的《罪刑各論――百罪通論》。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論”，是考慮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名400多個，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則著述。這部“百罪通論”只限于常見罪、多發罪和個別的新罪，共計108個，計劃搞150萬字。這樣可以將這本書寫得深入一點。
另外，就是參與了馬克昌老師主編的《大陸法系刑法總論》的編撰，承擔了違法性論一章的寫作任務。自以為寫得還不錯。
篇13
從上海交大發來的兩頁資料和姚辛隨后打來的電話中，李正修第一次得知，父親在1907年成功挑戰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勒納關于光譜形成原因的火焰中心發射說，被授予波恩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父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物理學博士。來自上海交大和德國波恩大學的資料，完全超出了他對父親的了解和記憶。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已經尋找李復幾將近兩年。而李復幾的母校德國波恩大學尋找自己的學生已經二十多年。
波恩大學的“禮物”
1984年10月，德國總理科爾第一次訪華，將關于李復幾的幾份文件作為禮物送給了北京大學：與他1907年博士論文同樣小開本的單面復印本、他的照片、波恩大學簽名紀念冊。
科爾10月10日在北大作的演講中有這么一段話：“中國學生留德早有良好的傳統，早在19世紀末期，特別是本世紀初以來，有很多貴國年輕科學家到我國接受大學教育。波恩大學是首先頒授博士學位給一位中國公民的歐洲大學，他姓李名復幾，博士論文題目為堿金屬，該論文于1907年于波恩大學通過。我帶來了該論文的復印本以及李先生的簡歷和離校證明書，請你們存檔。”
在科爾演講的次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稿件中，都只刊出了前半段，后半段關于李復幾的個案舉例，中國報紙并未提及。因此，在1984年，中國讀者依然不知道李復幾這個名字。
由于無人知道李復幾的經歷，這份檔案在北大的檔案館靜靜地躺了23年。
得知北大存有父親的資料，李正修拿著介紹信，于2007年6月25日找到北大檔案館。
北大收藏的這份檔案中還有一張16開大小的中德文卡片，上書“德意志聯邦總理赫爾穆特?科爾于1984年10月7日至13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贈與北京大學”。
李正修把沉寂在北大的資料復印并寄給上海交大校史研究室的歐七斤，他附信說：“以上檔案中沒有北大外事人員的記載與說明，因此，不知北大校長接受這份復印件時說了什么，或對北大有關人員有何交代，檔案館的同志說，這樣的材料事后就轉到檔案館來了。”
盡管尋找李復幾是科爾為了中德文化交流的一時之需，但是波恩大學校史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汀?喬治多年來卻一直在尋找李復幾和他的后人。李正修致信克里斯汀，告訴他自己童年時對父親的一點記憶。克里斯汀回復他：我很高興讀到了李復幾兒子的來信，他是波恩大學最著名的外國校友之一。
從1984至2007年的23年，成了李正修最大的遺憾，“要是早23年開始尋找，還會有一些認識我父親的老人在世，還能保存下一些口述。現在，即便是在檔案中找到點頭緒，也無從追蹤下去了”。“以前是想找也不敢找，雖然父母都不在了，我們也要和家庭劃清界線。我們這種情況在解放后叫做‘社會關系復雜’，現在能找了，又晚了23年”。老人一說到這個問題，就習慣性地壓低聲音。
被埋沒的上海交大校友
2005年5月10日，“中德世界物理年暨紀念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100周年大會”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德國學術交流中心在會上放映了一部回顧中德學術交流的幻燈片，一位東方人的頭像下，寫著NanYang College（南洋公學）。核反應堆專業出身的校長謝繩武意識到這位留德學生與交大有關，立即起身，跑步趕到校史辦公室。
一會兒，謝繩武又跑回紀念會現場，他宣布了一個消息，紀錄片中出現的那位東方青年，是南洋公學1901年的留學生李復幾，他于1907年獲得波恩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博士。
接下來的午餐會氣氛格外活躍，中德雙方定下了兩年的約期——2007年李復幾獲得博士學位100周年之際，雙方在上海交大舉辦紀念活動。
從此，交大校史研究中心的歐七斤，開始了對李復幾生平的探尋。
歐七斤從交大現存的南洋公學檔案中查到，1901年，南洋公學中院畢業了6名學生，其中4名被公費送往英國留學，李復幾（曾用名李福基，字澤民）考取總分第一。校方規定，李復幾攻機械，胡振平、曾宗鑒專習政治，趙興昌學商務。
李復幾進入芬斯伯里學院（Finsbury College），就讀機械工程專業，后入倫敦機械工程師研究所實習1年，之后再入倫敦大學學習機械工程，1904年畢業后前往德國迪塞爾多夫的漢尼爾理機器廠實習。
在4年留英期限將滿之時，李復幾致函南洋公學督辦盛宣懷，表明自己想到德國學習自然科學之愿望和理由，盛宣懷以李復幾“才品甚優，有志向學，自應展長學期方能造就成材，以備回華效用”，同意延期至1907年6月，年供經費180英鎊。
于是，1906年5月18日波恩大學藝術系自然科學專業迎來了一位中國學生，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大氣中“氦”的發現者凱瑟爾，從事光譜學研究。他沒有給自己取德國名字，而是用羅馬字母注冊了“LiFoKi”這個簡單的發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