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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然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人類社會又開始悄然步入知識經濟的新時代：1996年，經合組織發表了一份題為《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概念和相關的指標。世界銀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更是以《知識與發展》為題，認為“知識對于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賴于知識。……今天，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確實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有50%以上是屬于知識密集型的。
所謂“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它主要由知識創新體系、知識傳播體系和知識應用體系組成。在這種經濟中，知識取代了農業經濟中的土地和工業經濟中的傳統資本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知識被認為是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器。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經濟資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和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作為經濟資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種可再生性資源，它很少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可低成本復制，且易于傳播處理。
2.經濟增長的良性化。一方面，經濟周期的弱化即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減弱；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新經濟”的“一增兩低”（即經濟持續增長伴隨著低失業和低通脹的獨特現象）便體現了知識經濟的特點。
3.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上述兩個特征緊密聯系，發展的觀念因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更多地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益、可持續性和生活質量，更加強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工業經濟時代后期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知識經濟”時代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作為知識經濟重要內容的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系統大大地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跨國界的生產要素流動。
筆者認為，只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才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其中就連走在最前面的美國“新經濟”也只是21世紀全球性“知識經濟”時代的前奏而已。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大門之外。不過，21世紀將成為知識經濟的時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貿易條件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阻擋不住的歷史必然。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去積極了解知識經濟的運行規律和法則，不去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它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不斷使知識的前沿迅速向前推進和知識本身的乘數效應，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追趕“一個移動的目標”。
自“普雷維什—辛格命題”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提出以來，圍繞貿易條件惡化理論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過。然而，正如保羅·斯特里頓所說的那樣，“當許多人對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理論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時候，這個理論的內核很可能在這場猛烈的攻擊中得以保存下來。這個內核就是：在世界經濟當中，存在著導致從對外貿易和廣泛的經濟進步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額歸于強國，弱國則在分配過程中自相侵吞。”①結果，貿易條件惡化論不僅沒有被，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貿易條件惡化論可以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于中心國家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同樣證明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趨勢，它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于中心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④。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⑤。
3.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也在下降。漢斯和沙卡等人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⑥。
4.相對而言，國家的貿易條件存在著長期惡化的趨勢。1980～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⑦。
以上內容可以說是貿易條件惡論在工業經濟時代的幾種表現，它們是工業經濟時代國際分工的產物。到知識經濟時代以后，同樣由于不對稱的中心—體系，同樣由于技術進步在中心和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和擴散，同時還由于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在需求收入彈性上的差別，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不會從本質上得到扭轉，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過中心—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由“工業制成品—初級產品”組合轉變成了“知識產品—物質產品”的組合，因此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除上述4個層次的內容繼續有效以外，它還極有可能增加下述幾個方面的內容：
5.國家工業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篇2
純貿易條件（NBTT）又稱價格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ITT）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所以ITT與NBTT的變動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一國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該指數無法說明貿易條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條件即Px/Pm，現以Px和Pm分別代表用外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品和進口品的價格，X和M分別為本國的出口量和進口量，R為外匯匯率（直接標價法）。R·Px和R·Pm分別表示用本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和進口價格。Exs為本國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d為本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ms為本國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d為本國進口商品需求彈性。根據彈性的定義有：
解（1）和（2）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貿易條件為，根據（5）和（6），可以得到：
本幣貶值表現為dR/Rφ0，本幣升值表現為dR/Rπ0；貿易條件改善表現為│dPx/Px│π│dPm/Pm│，貿易條件惡化則表現為│dPx/Px│φ│dPm/Pm│。從（7）式可見，彈性不同，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從彈性角度進行分析，有以下幾種情況會出現：
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即Exs和Ems為無窮大。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無窮大，但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小于進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無窮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等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不會影響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見，從理論來講，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國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的總體變動
為了考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貿易條件效應，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的每月平均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參看指標。在貿易條件上，本文采用中國海關總署按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縮寫HS)公布的各類指數的原始數據，計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間每月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參見表1）。
從表1及圖1可見，人民幣自2005年7月以來一直呈穩定升值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勢。同期貿易條件的變化由表1及圖2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收入貿易條件基本在1.2左右變動，波動幅度較價格貿易條件大，在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平穩的條件下，這說明收入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來自人民幣升值以來出口數量指數的波動，盡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貿易條件的總體走勢也比較平穩，沒有大幅度波動。（二）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效應分析
1994年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當時的人民幣是一次性貶值50%，此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國貿易條件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一直呈改善趨勢（參見表2）。
對比人民幣升值前后我國的價格/收入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等指標可以發現：
人民幣升值后，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每月都有波動，但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與過去價格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相比，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改善也就意味著我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升值后，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相比明顯降低，但在出口價格指數提高的條件下，收入貿易條件雖在個別月份出現下降趨勢，但總體表現也比較平穩，與過去收入貿易條件逐年改善的趨勢相比，人民幣升值后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這反映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影響不大。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出口數量與過去相比減少，出口貿易受到抑制，但對比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各月數據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帶來的被動影響并不明顯，穩定升值可以被市場接受。從表1可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年份相比在整體降低的趨勢下，各月份間的波動幅度并不過大，雖然升值后我國的出口數量指數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復。如在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國出口數量減少，當期收入貿易條件惡化，但很快出口數量又恢復了，且收入貿易條件也恢復了以往的趨勢。
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理論來講，匯率波動時，貿易條件會以匯率波動的一定比例發生變動，但并不能說明人民幣升值一定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貿易條件將如何改變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從人民幣穩定升值后的現實結果看，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收入貿易條件基本沒有變化，貿易條件總體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沒有降低的情況下，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篇3
但我國外貿依存度保持了較高的水平，2005年高達60%，導致我國國內經濟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和沖擊越來越大，且隨著國外貿易壁壘不斷加強，出現了貿易效益低下和貿易條件呈現不利趨勢等問題，已成為各方普遍關注的問題。如何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競爭力是亟待認真研究的課題。
一、出口商品結構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
出口商品結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國出口的各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在對外貿易中的構成，即各大類商品或某種商品出口額與整個貿易額的比，是反映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狀況的重要指標，對該產品的出口將拉動國內的生產，形成規模經濟。雖然我國工業制成品1981年首次超過初級產品的出口，但是直到1986年，出口商品結構才真正實現了從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轉變完成后，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則主要表現為工業制成品中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及技術密集型產品分別所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變化。我國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1年以前。主要是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促進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長。在這一階段，由過去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輕紡類半制成品、中間品轉變，特點是較低技術含量，粗加工、簡單加工。
第二階段：1992年-2003年。1991年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總額的比例達到了62.2%的頂峰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速強勁，所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90年的15%上升到2000年的47.4%。因此，這一時期是以出口輕紡產品為主向出口機電化工、高新技術產品等重化工產品轉變，其特點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口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精加工、深加工程度提升。
第三階段：2004年及其以后。2004年，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出口份額首次超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44%的份額，達到49.4%，使其成為促進工業制成品持續穩定增長的最主要動力，順利完成了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結構(輕紡產品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重化工、電子產品等)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結構的轉變。根據海關歷年公布的數據，從我國出口商品構成情況來看(按SITC分類)，2004-2006年初級產品分別為405.5億美元、490.4億美元和475.5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16.5%、20.9%和7.8%；工業制成品分別為5528.2億美元、7129.6億美元、8274.9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37%、29%和28.8%。
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依然是低附加值、低工資、低技術密集度、高競爭強度的產業和加工環節，基本上處于世界產業鏈的末端。我國現階段的出口產品相對集中在紡織品、服裝、鞋類、玩具和食品等，多屬價格敏感性商品，這類產品一般技術含量不高或產品開發、生產技術已經成熟，大多出口企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價格競爭。在貿易快速增長的前提下，表現為出口萎縮，進口增長而導致的貿易收支逆差。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潛在危險在于：在貿易條件下降的情況下，極有可能出現經濟增長與國家凈福利增加的背離，陷入貧困化增長的困境。因為初級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產品是需求彈性小的產品，在國際價格下降的情況下，需要大量的出口來彌補損失，因而有可能出現出口規模越大，國家凈福利損失越多的現象。
二、近年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動態
商務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其制成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指數則下降了2%。
(一)價格貿易條件。從1998年到2003年，我國出口與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14.2%。造成的負面收入效應在2000-2003年相當于當年GDP的1%-1.2%，這表明我國近年來貿易條件不斷下降，必須出口更多的商品以換取同樣數量的進口商品，對我國的經濟產生負面的收入效應。
2000-2002年，我國價格貿易條件連續三年有不利的態勢，雖然總體下降程度不大，但有些商品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如2002年，棉花的價格貿易條件=(92.4/100.7)×100=91.76，蔬菜的價格貿易條件=(93.4/104.1)×100=89.72，蠶絲的價格貿易條件=(79.3/108.1)×100=73.36，且嚴重地影響到這些行業的貿易效益。其中，價格貿易條件不利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具有傳統比較優勢的出口農產品、礦產品及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價格普遍下降，而進口原油(主要局部沖突和戰爭威脅導致)和進口農產品(主要是自然災害導致)價格上揚。通過表1可知，在2004-2006年期間，海關統計的18種主要進口商品中，天然橡膠等12種進口商品的價格處于上升，占到66.7%，且基本上是數量和價格同步上升，價格增幅大部分超過了2位數，特別是未鍛造的銅及銅鋁材同比價格增幅高達63.1個百分點，谷物及谷物粉等3種進口商品的價格基本穩定，只有大豆等3種進口商品的價格有所下降。
首先，隨著我國出口產品中制造業產品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近年來漲幅大大高于制造業產品價格，部分因為我國經勞動力成本調整后的勞動生產率較高，某些產品的大量出口壓低了國際價格。從進口的構成看，近兩年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重化工業的生產和投資增長導致初級產品占進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其次，最近原油價格的飆升和我國對原油進口依存度的提高，目前我國原油進口占消費的38%，使貿易條件進一步不利。第三，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投資的迅速擴張，導致我國進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際原材料價格。中國新增的鐵礦石進口量占2003年全球新增產量的51%，新增原油消費占全球新增量的35.3%。原油需求在過去的2年中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大大超過發達國家平均3%的增長速度。
(二)收入貿易條件。近年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逐步改善，表2所示，在1995年-2004年，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呈現良好的優化態勢，貿易條件指數出現了加速上升的趨勢。通過對近年來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貿易條件總體形勢不容樂觀，貿易增長主要是依賴大規模的數量擴張來實現的，我國外貿已進入結構調整階段，進一步的經濟增長不能靠單純的數量擴張，只能靠結構的轉變。只有進行外貿結構的調整，尤其是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逐步由非熟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向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乃至向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品為主轉化，才能進一步加大外貿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確保我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
三、調整貿易戰略、改善貿易條件的思路
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最優關稅理論指出，當一國的進口需求足以影響國際價格時，關稅的提高將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但是，中國需要履行對世貿組織的承諾，提高關稅顯然是不可行的。改善貿易條件最終將依靠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即提高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制定長期能源戰略，等等。
(一)近期的工作重點是抑制投資的過度增長。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第一，由于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升受我國投資需求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針對經濟過熱進行宏觀調控是極為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調控經濟過熱應從根本上抑制投資需求。第二，國內能源價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預，油、電、煤、運價格的變化沒有充分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上近來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這種價格扭曲人為地降低了重化工業的投資和生產成本，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這些部門的投資擴張。盡管經濟過熱，可電價調幅極小。而某些產品(尤其是耗電量大的產品)由于需求的上升其價格的漲幅遠遠高于電價，給這些行業帶來了暴利，加劇了投資的大幅增長。與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或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相比，電價遠落后于這兩者的上漲。這意味著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后，電的實際價格近期一直在下降。政府早就應該大幅提高電價，依靠市場和經濟的手段來篩選真正有效益的企業和調控行業間的平衡發展。對電價的控制，可以說是造成電力瓶頸的原因之一。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指出，廉價的生產要素(包括能源)價格、勞動力價格和極低的科技含量，使中國始終背負著沉重的成本負擔，為他國提供經濟“補貼”。但中國外貿的高速增長卻帶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因此，他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取消高耗能、低附加值產品的稅收優惠政策，逐漸減少這類產品的加工生產出口，將重心移向高端產品；二是提高匯率靈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體制，不排除進一步升值人民幣的可能。
(二)從長期來看，應加快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新興部門和行業不斷涌現，各個領域和行業的競爭水平都在不斷提高，擁有和保持競爭優勢不能單純依賴于低成本和大規模，要逐漸過渡到不斷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國家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提高其國際分工地位，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要改變這一局面，“科技興貿”是當前的重要工作。我國明確提出產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興工業化路子。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必須建立一套技術引進、消化吸收、開發創新機制，引進先進的符合我國產業結構發展方向的技術，提高自主開發、設計和研制能力，打破原來重引進、輕開發的格局。在引進開發、推廣的基礎上，逐步加大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為提高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必須從全球產業發展的高度部署我國的產業發展戰略：一是要制定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財政金融政策。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限制低水平建設，解決落后企業退出市場的障礙問題，把資源集中配置在對中國產業有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上，加快這些產業的發展，促進其競爭力的提高。二是要立足于自身條件，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培育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發揮高新技術產業擴大出口的效益。三是要制定產業技術政策，通過保護知識產權、技術和專利，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的開發，增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整體產業素質。四是要研究制定組織政策，促進企業組織優化，提高企業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產業群效應，形成優勢產業與相關產業、主導產業與非主導產業的良性互動關系，樹立名牌產品和支柱產品。通過一系列的創新改革，使中國的出口企業貿易條件得以改善，維護國內的傳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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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商品或純易貨貿易條件(N),還有貿易收入條件(I)、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及雙邊要素貿易條件(D)。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但由于貿易條件(N)最易計算,所以大多數經濟學文獻中使用貿易條件這一概念。在一個兩國世界中,貿易條件(N)可以表示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和該國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而在一個具有多種貿易商品的世界中,貿易條件定義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該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價格指數,Pm代表進口價格指數,其計算公式為N=(Px/Pm)100。顯然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貿易條件(N)與反映一國貨幣同國外貨幣比價的匯率存在著聯系。事實上,匯率的變動將不僅通過價格的變化在短期內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而且將會長期通過對進出口商品的數量、結構等方面的影響而對貿易條件發生作用。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
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常被引證運用的是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彈性分析法,該方法考察的是在匯率貶值情況下貿易條件是改善還是惡化。之所以用到彈性的概念,是由于貨幣貶值同時改變了以本幣或外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決定貿易條件改善與否取決于出口商品本幣(外幣)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還是小于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國貨幣貶值,該國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幣價格不變,當然也可以上升。而進口商品由于貨幣貶值導致本幣價格上升、需求下降,國外出口商為了維持一定市場份額,使得本國進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別表示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ηSX、ηSM分別表示進出口供給價格彈性,則在匯率貶值情況下有如下結論: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惡化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不起作用;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改善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這種彈性分析法建立在外匯市場穩定及其它條件不變前提下,是一種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所謂貿易條件的改善除了從分析中的彈性變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該國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其進口商品價格有所提高,反之則為惡化。其經濟學的含義在于單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來換得更多的進口商品,若能則表明貿易條件改善,否則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貶值無疑成為許多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促進出口、改善貿易條件的手段。但是貿易條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國貿易狀況得以好轉。同理匯率升值在一定條件下會降低一國貿易條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國貿易狀況惡化的結論。其原因在于貿易條件的變化是許多對該國和世界其余國家有影響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僅憑單一的貿易條件的變化不能確定這些力量對該國凈福利影響的結果,這也成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們將在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的基礎上分析其數量、結構等方面的效應,從而全面理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入條件、單邊要素貿易條件的影響,如此深入揭示匯率變動背后的對貿易條件的一系列作用機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長期動態分析
如前所述,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在短期內將產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為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個重要的經濟變量,匯率已成為一國調控經濟的重要目標變量,在貿易方面則不僅反映在謀求進出口量的變化上,還需考慮貿易結構、成本、福利及整體狀況等許多方面。
短期內,由于信息傳遞、反應的時滯效應,匯率變動通過價格的變化所產生的數量效應并不會立即顯現。經過一定時間的調整,這種效應才得以全面展現。考察貿易收入條件(I),其計算公式為I=(Px/PM)Q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數,該指標意指以出口為基礎的進口量。但是單純從商品貿易條件(N)的變化上難以反映出貿易收入條件的變化,因為指標I的取值決定于N與Qx的乘積。此外,如果一國出口產業規模效益比較明顯,出口量的擴大則會引致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進而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通過貿易換取了更多的國外資源,從而提高了本國的福利。但是對于大國或某種商品的主要供應國而言,其出口的增長有可能引起出口價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價格下降的幅度超過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則貿易收入條件惡化,進而引起貧困化增長。
除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外,由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因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商品的進出口量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加之勞動力工資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匯率的變動而發生變化,使得進出口商品的比較優勢同樣發生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將對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產生影響。顯然這種影響因素較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化的國內產業與對外貿易政策等決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強化貿易商品結構調整的效果,從長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國貿易商品結構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有利于提升貿易及產業競爭力。考察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其計算公式為S=(Px/Pm)Z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Zx代表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指數。由于企業力圖在匯率變動的環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增強競爭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較大提高,即使商品貿易條件下降,但是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機制。在假設匯率變動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變動的影響在短期首先通過價格效應作用于商品貿易條件,其前提必須滿足一定的彈性條件。而從較長時間來看,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將發生作用,貿易收入條件將依賴于商品貿易條件及出口量指數而發生變化。此外,匯率變動還將因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生產投入及要素成本的變化而對進出口量及商品結構產生影響,國內企業生產率同樣發生變化,進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即使貿易條件下降,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體貿易狀況與福利的變化需要綜合考慮貿易條件的變化。
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條件影響分析
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人民幣匯率在較長時期內的貶值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的發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續增長不僅加劇了貿易摩擦,且自身的貿易條件也面臨著惡化的危險,福利遭受損失,經濟增長也受到影響。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等已成為經濟中的熱點問題。
依據分析,選取貿易條件為被解釋變量,其影響因素包括匯率以及匯率變動產生的數量效應以及結構成本方面的效應。此處,為簡單起見,貿易條件依據通常做法用商品貿易條件(N)代表,選取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我國貿易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份額(XW)說明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國內零售價格指數(RI)說明匯率變動的成本效應,因此模型為:ψ(TOT)=(REER,XW,RI)。實證選用對數模型,依據下表所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對比模型參數可知,該模型通過統計及計量經濟學檢驗。從經濟學意義來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1474%;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份額每變動1%,貿易條件反向變動0.1030%;國內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0959%。由此可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較變量XW與RI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更大,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是顯著的,而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與成本效應則由于機制傳遞、調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效果則較弱。其中XW與貿易條件的反向變動說明當出口量增大時,我國的貿易條件是惡化的。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增加即人民幣升值時,貿易條件得以改善,反之則惡化。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對貿易條件的理解不能僅局限于一般商品貿易條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收入條件與單邊要素貿易條件非常重要,只有綜合考慮多重貿易條件的綜合效果,才能較為全面的判定一國貿易條件及貿易整體狀況的變化情況。
篇5
我國貿易條件變化趨勢分析
（一）數據說明和 計算 方法
本文結合《
2類商品貿易條件的長期變化也呈現惡化趨勢，從2005年的99到2006年的71，下降了28，通過h-p值可以看出其惡化趨勢不斷加劇，幅度大于整體貿易條件，該類產品貿易條件入世前的年均波動為6.7%，低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動9.1%。
3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雖然也是惡化，但是惡化程度并不是很大，從1995年的109到2006年的102，通過h-p值觀察到的惡化趨勢程度從1995年的-0.57%到2006年的-0.07%有所減輕，3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年均波動在入世前為7.6%，入世后上升為9.2%。
4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是上升的，h-p趨勢值從1995年的53到2006年的99，但其上升的趨勢在不斷減弱，因其h-p值從1995年的12.2%逐年下降為2006年的1.6%，同時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動為17.2%，入世后為16.8%，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5類商品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是惡化的，1995年為110，2001年為92，2006年為68，并且其惡化趨勢在不斷地加劇，h-p趨勢值的增長率從1995年的-2.2%變化為2006年的-6.8%，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動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動，前者為7.1%，后者上升為8%。
6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也是惡化的，1995年為126，2006年為72，且惡化呈下降趨勢，入世前的年均波動則小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動，分別為4.4%和5.6%。
7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長期趨勢從1995年的124惡化為2006年的95，但是惡化趨勢有所減緩，其入世前的年均波動11.1%則高于入世后的年均波動7.2%將近4個百分點。
結論
第一，從貿易條件的變化分析來看，我國整體商品的貿易條件從1995年到2006年處于下降趨勢，但入世前則是較為緩慢地下降，幅度較小，入世后則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對于不同的分類商品，除了4類商品外，其他種類商品的貿易條件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中2類、5類、6類商品的貿易條件在入世后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
第二，從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分析來看，入世后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性比入世前較大，這跟入世以后整體貿易條件的明顯下降有關。從分類商品來看，2類、3類、5類、6類商品入世后貿易條件的年均波動性大于入世前貿易條件的年均波動，這與這些商品入世后貿易條件的明顯下降有關，3類商品（雖然未出現入世后的明顯下降，但是其貿易條件入世后的變化幅度要大于入世前。0類和4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入世后的年均波動則小于入世前，而7類商品貿易條件整體上呈現正弦式的波動。
第三，結合我國入世前后貿易條件的變化和波動性分析，可以看出，入世前后我國整體商品的貿易條件和絕大部分種類的商品貿易條件是下降的，整體商品的貿易條件在入世后下降更為明顯。入世后我國整體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和大部分分類商品的波動性大于入世前，且入世后的貿易條件出現明顯下降的分類商品，其入世后的波動性也比入世前較大。
可見，入世前后我國整體貿易條件和分類商品的貿易條件的變化趨勢和波動性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這對研究入世對我國貿易利益和 經濟 福利的影響，提供了一定的客觀依據，具有重要的意義，入世通過哪些因素以怎樣的路徑對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產生了影響，將是筆者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參考 文獻 ：
1.崔津渡，李誠邦. 中國 對外貿易條件：1995-2005年狀況分析[j].國際經濟合作，2006
2.韓青.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基于影響因素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7
篇6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篇7
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和諧發展與其采用的匯率水平是否恰當有著重要關系。匯率失調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同時可能導致國際摩擦。就我國而言，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曾探討：究竟怎樣的匯率適合中國？但不管怎樣應遵循基本的原則就是創匯和用匯均衡是用于貿易雙方的最佳匯率，也就是說不能偏離了均衡匯率。愛德華茲等人證明，均衡匯率方法比較適合于對發展中國家匯率的評估和評價。
由于現階段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因此可以借鑒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它們之間存在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和評價人民幣匯率。均衡匯率理論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并利用他們之間存在著的系統聯系來估計均衡匯率。關鍵是如何選擇能夠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特點且對人民幣匯率有顯著影響的基本經濟因素，這也是本文的重要視覺所在，事實上，斯坦為代表的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把反映中國國民經濟綜合增長力這一指標在模型中加以體現比較適合轉型中的中國。因此，本文試圖綜合以上特別是實際匯率理論和自然均衡匯率理論成果，淺究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和基本經濟因素。
1. 基本經濟因素變動與均衡匯率
愛德華茲、威廉姆森和斯坦等人曾深入地分析了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得出了重要結論，我們在借鑒的同時，結合中國實際從理論上分析貿易條件、外資流入、關稅、出口補貼、技術進步等基本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
1.1貿易條件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貿易條件改善會產生收入和替代兩種效應。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改善首先會增加實際收入，從而不僅會增加對進口品的需求，也會增加對非貿易品的需求，非貿易品相對價格因此會上升，這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同時，貿易條件改善的直接后果是進口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原先的國內需求將有部分轉移到貿易品上，這會減少對非貿易品的需求，從而導致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下降，這時又要求均衡匯率貶值。這是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替代效應。一般情況下，由于貿易條件改善所產生的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所以貿易條件改善的結果是導致均衡匯率升值。相反，如貿易條件惡化，即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當然，對于發展中國家，由于受特定的經濟條件制約，在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現象。這時，貿易條件改善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貿易條件惡化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2關稅與均衡匯率。關稅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影響進口品的價格來達到調節進口量的目的。假設其它條件不變，那么降低關稅就意味著降低了進口商品的價格，這時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就會相應地增加，如果馬歇爾---納勒條件成立，將會打破原來的經常項目平衡，這時就會產生均衡匯率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關稅降低還會產生進口品對非貿易品的替代，消費者會因為進口品價格下降而增加對它的消費，導致非貿易品均衡價格下跌，這也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
1.3外資流入與均衡匯率。一般來說，外資流入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因為流入外資的一部分，會通過結售匯或銀行間外匯調劑市場，而直接或間接地增加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在外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在短期內就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從長期看，如果外資是以借債的形式流入的，由于不存在還本付息的問題，所以這些流入的外資，如果全部進入消費部門而不創造任何生產力，最終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如果是進入投資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如果外資是以產業投資的形式流入的，特別是投資于外向型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匯率升值。
1.4出口補貼與均衡匯率。出口補貼實際上是一種負關稅，歲調節出口有較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減少出口補貼會使出口商的出口利潤減少而抑制了出口。出口減少會使結售匯需求不變，則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這是減少出口補貼所產生的供給短缺效應。另一方面，出口補貼減少同時會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政府的這部分購買力若最終被用于非貿易品支出，則會增加非貿易品需求，從而促使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升，這又會產生均衡匯率升值的壓力。在現實中通常是由于政府支出結構比較多樣同時其作用有滯后性，即前者的效應大于后者，所以減少出口補貼一般會導致均衡匯率貶值。相反會導致升值。
篇8
關鍵詞：貿易條件；內外部均衡；對外貿易依存度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4-0020-06 收稿日期：2008-12-29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50年代Prebisch和Singer提出“普雷維什一辛格”命題以來，大量的文獻就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問題進行研究。Findlay(1980)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或投資的增長不僅沒有引起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改善，反而引起了貿易條件惡化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Singer(1999)等認為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勞動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級產品實行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其結果只能是轉換了貿易條件惡化的內容，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價格貿易條件卻在不斷惡化。Sarkar(2005)的研究表明，韓國制成品的出口結構迅速高度化，其貿易條件卻呈下降的趨勢，制成品出口結構的改善對價格貿易條件的正向影響并不明顯。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我國貿易條件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張建華等(2004)將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歸結為：進出口商品的需求狀況、進出口商品的市場組織狀況、匯率和進出口商品的構成狀況。曾錚、胡小環(2005)認為，我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位于產品內分工的低價值鏈部位，是造成出口商品結構高度化與貿易條件惡化并存的原因。韓青(2006)認為，工業制成品出口和外資企業出口是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最重要原因。王平、錢學鋒(2007)認為我國長期采取出口偏向型技術進步是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根本原因。韓青(2007)認為，實際匯率、初級產品進口、工業制成品出口和貿易收支長期都在不同程度地惡化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其中又以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惡化效應最大。與以往文獻不同，本文認為，貿易條件惡化是我國對外貿易失衡的一部分，而我國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內部失衡，因此，應把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問題納入內外部均衡的框架內加以探討。
二、內外部均衡與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理論分析
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在封閉經濟中，國民儲蓄必然等于投資，投資是儲蓄轉化的惟一方式。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民儲蓄=國內投資+經常賬戶余額，儲蓄一投資缺口直接表現為經常賬戶余額。因此。我國經常賬戶順差不斷擴大正是國內消費率偏低儲蓄率偏高，進而儲蓄率高于國內投資率的結果。我國儲蓄率偏高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改革開放后，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的各種福利與社會保障被取消，另一方面，轉型時期，我國的醫療、養老、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障不健全及教育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由此導致預防性動機儲蓄增加；第二，由于稅收制度原因，宏觀收入分配格局中，收入分配過度向政府部門和企業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而住房、教育等價格的快速上升對一般消費品產生較強的擠出效應，導致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第三，收入分配差距逐漸擴大也成為制約消費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國投資率偏高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國內過高的儲蓄率壓低了我國金融市場上的貸款利率水平，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成本，推動了投資率的上升。第二，在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出于經濟增長、稅收和就業的考慮，政府采取鼓勵民間投資、激勵外商投資、放寬金融政策及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激勵投資率的上升。第三，國企投資體制改革不徹底，預算軟約束沒有根本消除。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不很充分，企業的所有者沒有拿到應有的紅利，這使得企業掌握的營業盈余比較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擁有巨大的土地出讓收益，為國有企業和政府投資提供了資金基礎。與此同時，政府投資低效率，為了保持既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迫使投資率必須處于高位。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在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和就業率的提高，但是從長期來講，過高的投資率會不斷形成新生產能力，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供大于求。第四，我國正處于城鎮化、新型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需要固定資產投資較多。在消費需求不足、投資率偏高的情況下，大量過剩產品在國內難以找到銷路，勢必會低價涌向國際市場尋求出路，使我國出口劇增，在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伴隨著貿易條件的惡化。與此同時，由于人民幣幣值低估、出口退稅、地方政府出臺的各種土地供給優惠政策、勞工標準偏低、資源環境的成本沒有被企業充分內化等，一方面，這些優惠政策為企業降低成本，低價出口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導致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出口快速增長是以國內經濟失衡為基礎。以國內要素市場的扭曲和社會成本增加為代價，并伴隨貿易條件的惡化和貿易磨擦增加，而貿易條件惡化，造成企業出口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而工資增長緩慢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國內需求不足和內外部經濟的進一步失衡。
根據以往的文獻及上述分析，本文把影響我國貨物及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因素歸納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貿易結構變動、匯率變動、加工貿易在貨物貿易中所占的比例、國內生產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等六個方面。
三、內外部均衡與我國價格貿易條件：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在本文中，貨物及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分別用NBTT、INBTT來表示，用工業制成品出口額，貨物出口額(IPR)以及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額／供業制成品出口額(CPR)來衡量貿易結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用SITC5+S1TC7表示：用加工貿易總額／貨物貿易總額的比例(IT／GT)來檢驗加工貿易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用貨物出口貿易總額／GDP的比例(DFF)來表示國內生產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用TFP來測度技術進步，用實際資本存量代表資本積累，用REER代表實際有效匯率。
本文所考察的時間區間為1981～2006年，這一時期是我國貨物及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發生迅速變化的時期。本文的1981-2004年貨物及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的數據來自黃滿盈(2006)的博士論文《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1981-2004)》，2005~2006年數據按黃滿盈的方法算出，并以2000
年為基期調整而來。在估算實際資本存量(k)時，本文引用了湯向俊(2006)核算的1978-2003年我國物質資本存量，2004-2006年的物質資本存量數據由本文測算。具體方法如下：以1978年為基年，折舊率參考大多數學者的做法選擇5％，本年K(1978年不變價)=上年K(1978年不變價)×(1一折舊率)+本年固定資本投資額，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本文以2000年為基期對實際資本存量數據進行了統一調整。對于用全要素生產率(TFP)指標，本文運用C-D函數，假設中性技術進步，規模報酬不變，使用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測算，通過回歸計算得出ak=0.68885，al=0.3115，并進一步測算出我國歷年TFP數值。本文REER的數據來自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國際金融統計，其它數據均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
(二)貨物價格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1 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經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首先需要檢驗各變量的平穩性，只有具有相同單整階數的變量才可以討論它們是否協整。本文對NBTT、IPR、CPR、TFP、RC、IT／GT、REER、DFr的對數值和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l。從表l可以看出，各變量的對數值都是非平穩的。經過一階差分后，除InCPR在5％顯著性水平上外，其它各變量在1％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單位根假設，可見各變量的對數值均為I(1)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2 協整檢驗
雖然時間序列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InDFT的ADF單位根檢驗是非平穩的一階單整序列。但它們可能存在某種平穩的線性組合，這個線性組合反映了變量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協整檢驗對滯后階數比較敏感，滯后階數過大或過小，都會導致“虛協整”。本文使用AIC、SC信息準則和LR統計量作為選擇最優滯后階數的檢驗標準。根據以上準則，可以確定出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滯后階數為2的VAR模型各方程擬合優度很好，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由于協整檢驗實際上是對無約束VAR模型進行協整約束以后得到的VAR模型。因此，該VAR模型的滯后期應該等于無約束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減1。即協整檢驗的最優滯后期確定為1。本文采用Johansen系統極大似然估計法對多變量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跡統計量接受了r≤5的零假設。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接受了r≤4的零假設。綜合起來看以上六個變量之間存在3個協整關系，即在95％的概率下，技術進步、工業制成品出口占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實際資本存量、實際有效匯率、加工貿易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出口貨物貿易總額／GDP與貿易條件的變化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估計出的標準化的協整方程式為：
InNBTT=1.553251LNTFP-0.186008LNRC+
(0.06979) (0.01170)
+0.356630LNREER-0.015025LNIT／GT+
(0.01643)(0.00905)
+0.273068LNIPR-――0.2029071nDFr
(0.00605) (0.01611) (1)
(1)式中括號內為標準差。由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在同向變動關系中，TFP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遠大于IPR對貿易條件的影響，TFP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我國貨物貿易條件變動1.55325個百分點；其次是實際有效匯率，REER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我國貿易條件變動0.356630個百分點：第三是工業制成品出口占貨物出口的比例，IPR每變動一個百分點，NBTT變動0.273068個百分點。在反向關系中，首先是出口貿易依存度，DFT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我國貿易條件變動0.202907個百分點，其次是資本積累的影響，最后是加工貿易的影響。
3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表明，InNBTT、InIPR、InTFP、InRC、InREER、LNIT／GT、InDPTX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需要對各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本文根據VAR模型，利用AIC和SC準則對不同滯后期的VAR系統進行評價，得出最優滯后階數為1階。變量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技術進步、實際資本存量變化、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和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GDP變化與貿易條件的變動存在因果關系。加工貿易進出HI貨物貿易進出總額、工業制成品出口占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不是貿易條件變動的Granger原因。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技術進步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在所有變量中，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大；第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降低是貿易條件惡化的最主要原因。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采取的人民幣匯率低估政策在促進出口增加的同時，也導致商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第三，貨物貿易出口總額／GDP、資本積累對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具有重要的負面影響。這表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對進出口貿易依賴程度的提高和資本積累的快速增長，商品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第四，工業制成品出口占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對貨物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明顯。這表明，貿易結構的高度化并沒有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
(三)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1 協整檢驗
時間序列LNINBTTJnCPRJnTFP、InRC、InMER、LNIT／GT、lnDFF的平穩性檢驗見表1，JJ檢驗結果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InINBTT、InlPR、InTFP、InRC、InMER、InDFT六個變量之間存在3個協整關系。估計出的標準化的協整方程式為：
LNINBTT=0.462426LNTFP-0.119049LNRC
(0.25592) (0.12193)，
+0.300990LNREER+0.433951LNIT／GT
(0.04188)(0.05451)
+0.613176LNCPR-1.0586461nDFT
(0.18020)(0.06810) (2)
(2)式中括號內為標準差。由協整方程可以看出，技術進步、加工貿易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資本密集型產品占工業制成品的比例、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貿易條件呈同向變動的關系，而貨物貿易出口總額／GDP、實際資本存量的變動與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呈反向變動的關系。
進一步對InINBTY，InCPR，InTFP，InRC，InREER、
LNIT／GT、InDFF之間的關系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本文根據VAR模型，利用AIC和SC準則對不同滯后期的VAR系統進行評價，得出最優滯后階數為2階。變量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5所示。從表5看出，技術進步、實際資本存量、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加工貿易進出H／貨物貿易進出總額和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GDP與貿易條件的變動存在因果關系。資本密集型產品占工業制成品的比例與貿易條件的變動不存在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技術進步有利于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改善。加工貿易進出口占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改善，其主要原因是加工貿易是我國貿易結構高度化的重要原因，特別是與加工貿易密切聯系的FDI在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伴隨著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增加，貿易條件有改善趨勢；第二，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GDP的變化率對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具有重要影響。在所有變量影響中，該變量前面的系數最大，貨物貿易出口總額／GDP每上升1個百分點，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惡化1.058646個百分點。同時，實際資本存量的增加也導致貿易條件惡化。第三，實際有效匯率的降低是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惡化的重要原因。第四，資本密集型產品占工業制成品的比例與貿易條件的變動不存在因果關系。這表明，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升級并沒有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
四、結論
篇9
入世后，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農產品貿易的規模在不斷的擴大，到2011年，我國農產品貿易總額為1356.43億美元，其中農產品進口為770.26億美元，農產品出口為586.17億美元，農產品貿易逆差達到133.89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作為農產品貿易的大國，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農產品貿易逆差卻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合理、客觀的分析和評價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對經濟增長與貿易相互關系的研究國內外的研究文獻可謂層出不窮，概括起來主要分為以下三個層次：
關于經濟增長對貿易的影響。Rybczynski（1955）提出了著名的“Rybczynski定理”，討論了反映經濟增長一個側面的生產要素稟賦的增長對經濟體國內生產格局及貿易條件的影響。Bhagwati（1973）指出，經濟增長可能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導致該經濟體福利水平的下降，出現“災難性增長”（梁丹丹等，2005）。
關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于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類：一是從國民收入恒等式出發來考察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用凈出口的增量除以GDP的增量來表示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如Mc Combie（1985）、王子先（1998）、對外貿易政策研究課題組（1999）和彭福偉（1999）等；二是建立線性回歸模型或聯立方程組來分析，如林毅夫和李永軍（2003）、等（2005）；三是采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如吳振宇和沈利軍（2004）、劉碧云等（200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等。
關于貿易與增長之間的反饋關系。Helpman and Krugman（1985）指出，由生產率增長而導致的規模經濟的實現，促使出口的增加；出口的增加將導致成本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得生產率進一步提升（梁丹丹，2006）。鑒于此，本文在借鑒現有的理論模型基礎上，實證分析我國的經濟增長對農產品貿易帶來的影響，并對促進農產品產出及農產品貿易的更好的發展提出一些對策和建議。
理論基礎
本文討論的研究方法與框架，主要借鑒了龔關（2001）提及的分析框架，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的四大貿易效應分別為：消費效應、生產效應、綜合效應以及貿易條件效應。
（一）消費效應（CE）
消費效應是在不改變貿易品相對價格的情況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進口需求的變化與國民收入變化之間的關系，即經濟增長使得該經濟體是更多地依賴國內生產，還是更多地依賴貿易進口。即：
（1）
其中，βdY和αd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消費和平均消費，EdY為AD（進口品A的進口需求）的收入彈性，且EdY =βdY /αdY。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消費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若其值小于0，則消費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A），即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需求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保持不變，即消費效應是中性（N）的。
（二）生產效應（PE）
生產效應是反映進口品（商品或服務）的國內生產（產出）的增長與國民收入（或總產出）的增長之間的關系。即：
（2）
公式（2）中，βsY和αsY分別為商品/服務A的邊際供給和平均供給，EsY為AS（為進口品A的國內供給或產出）的收入彈性，且EsY=βsY /αsY。
如果其值大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供給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生產效應表現為反貿易偏向型（A）；若其值小于0，則生產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即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減少；若其值等于0，則說明進口品的國內產出占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增加而保持不變，即生產效應為中性（N）的。
（三）綜合效應（SE）
經濟增長的綜合貿易效應或凈貿易效應是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即：
（3）
如果公式（3）為正，表明綜合貿易效應為順貿易偏向型（P）的；如果公式（3）為負，說明綜合貿易效應為反貿易偏向型的；如果其值等于0，則說明綜合貿易效應是中性（N）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TE）
一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會使其進口量發生變化，其提供曲線將會移動，從而其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對于大國經濟，其貿易量的變化會對其自身貿易條件產生影響。即：
（4）
其中：
（5）
而Q1A和Q2B分別表示經濟體1對商品或服務A的過度需求和經濟體2對商品或服務B的過度需求。當βdY 0，從而顯示經濟體的貿易條件是改善的；當βdY >βsY 時，dp/dλ
數據選擇
本文選取的研究的樣本時間跨度為2002-2011年，所涉及的數據主要是以GDP衡量的經濟增長、農產品貿易進出口、國內農產品生產等相關指標。對這些數據的選擇和處理作以下說明：
關于農產品貿易的統計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進出口貨物分類”，將第一類（活動物和動物產品）、第二類（植物產品）、第三類（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和動、植物蠟）、第四類（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等共四類的統計數據加總而得。
本文用GDP來衡量經濟增長。考慮到與農產品貿易數據計算單位的一致性，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GDP美元值。
關于國內農產品產出的數據。本文選取的農產品產出值為第一產業（農業）的產值，有關原始數據均從2003-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上得到。并根據2002-2011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價（中間價），計算出了其相應年份的美元值。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相關的數據均為名義值。理論上，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需要將名義值折算成實際值。對GDP、農業產出值而言，可以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和第一產業價格指數折算為實際值；但對農產品貿易數據來說，需要利用進口和出口的價格指數，而這些指數我國的官方統計部門不提供，故而本文不能將農產品貿易的名義值折實換算成實際值。因此，為保持統計數據的一致性，上述數據均采用名義值。
實證分析
（一）消費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但前后兩個時段差異較大，2008-2011年是反貿易偏向型的，而2002-2008年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而在2002-2011年這10年間，順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6年，分別是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有4年，分別是2002年、2005-2006年和2009年。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消費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雖不十分穩定，但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表明農產品進口需求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增加。
（二）生產效應
根據表1的結果，在整個時段2002-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若分年度考察，反貿易偏向型增長出現的年份只有2004年，其余9年均為順貿易偏向型增長。這說明，在所考察的樣本時期內，以生產效應反映的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是穩定的，總體趨勢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即說明，與農產品進口相競爭的國內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總產出的增加而減少。
（三）綜合效應
由表1可知，在整個時間段以及兩個分時間段，我國經濟增長的農產品貿易效應都是順貿易偏向型的。分年度看，順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有9年，分別是2002-2003年、2005-2011年；反貿易偏向型出現的年份只有1年，即2004年。從總體趨勢看，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
（四）貿易條件效應
在整個樣本期2002-2011年，βdY-βsY值為負，這一跨期結論與2002-2011各年度的具體表現一致。根據前面的討論，計算結果似乎可以證明，對我國這個農產品貿易大國而言，入世以來，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結論及啟示
本文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我國經濟增長經由消費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國內對農產品存在過度需求，導致農產品進口以更大的幅度趨于增加。我國經濟增長經由生產渠道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這說明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農產品產出不足，導致農產品產出占國內總產出的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趨于減少。綜合消費效應和生產效應的結果而得出，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農產品貿易效應則是順貿易偏向型的。綜合考慮經濟的增長、農產品貿易的擴大，在我國加入WTO后的十年間，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條件是趨于改善的。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加快農村土地流轉，解決土地的細碎化經營問題，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進一步促進包括勞動力在內的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積極探索和發展更加適合的農業產業鏈整合模式，增強農民在交易中的地位；關注農產品貿易逆差擴大的趨勢，采取有力措施充分發揮農產品的比較優勢，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突破農產品貿易的貿易壁壘，積極應對各種農產品貿易摩擦，以擴大農產品出口。
參考文獻
1.梁丹丹，程大中.我國服務貿易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的實證研究[J].經濟師，2005（10）
篇10
國對外貿易的競爭力，應該有兩個層次的含義：第一個層次是同級商品的競爭力，亦即價格競爭力 ；第二個層次是對外貿易商品級別狀況。在提高價格競爭力方面，如果一國采取了相對降低傳統生產要素成本這一直接途徑的方式，并且這種方式主要是通過壓低勞動要素成本亦即勞動力價格來實現的，那么就可 以說該 國采取了勞動力價格競爭。對外貿易勞動力價格競爭，應該是指對外貿易部門為了增強同級商品的競爭力，擴大出口，而采取盡可能地降低勞動力價格的方式以降低出口商品價格的貿易競爭模式。
由于中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勞動者沒有能力促使勞動力價格合理提高，致使中國基于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導致勞動力價格競爭從貿易部門蔓延至非貿易部門，造成了中國整體性勞動力價格競爭。因此，只要證明了中國整體性勞動力價格競爭的存在性，也就等于證明了中國對外貿易勞動力價格競爭的存在性。中國存在勞動力價格競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中國居民消費率低。1990～2005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從 50．6％下降到了38．7％。根據熊學華(200r7)的研究，1990年以來，除東亞和太平洋、中東和北非地區外，世界各國居民消費率基本都在 55％以上，而 自 1990年以后中國居民消費率一直低于 50％，比低收入國家低 20～27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低 14～19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低 lO 21個百分點，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國家低近 20個百分點。
其次，中國居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相對人均 GDP增長速度偏低。1990～2005年人均 GDP增長了 2．7倍 ，但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增長了約 1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僅增長了約 2倍(相關增速均為實際增速)。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相對人均 GDP增長速度 明顯偏低，這是因為中國勞動力價格偏低。
再次，中國第二產業職工名義平均工資增長率相對人均 GDP增長率的增長幅度偏低。以 1990年為基期 ，到2005年末，第二產業 中采掘業和制造業職工名義平均工資的增長倍數都比第二產業人均 GDP(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少約一倍 ，建筑業中則少約 2．6倍；但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卻多一倍多，可見在這些壟斷行業中工資待遇較好，不存在勞動力價格競爭現象，這也說明了這些壟斷性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的貧富差距存在擴大的趨勢和事實。
最后，勞動者報酬占總投入比重逐步降低。在《中國統計年鑒》投入產出直接消耗系數表的 17個行業中，勞動者報酬占總投入比重 2000年與 1997年相 比、2002年與2000年相比均下降的行業有9個。剩余 8個中，有 4個在2000年與 1997年相比出現下降；3個在 2002年與 2000年相 比有下降；2002年與 1997年相比，勞動者報酬 占總投入比重上升幅度很小，只有 2個行業變化大于 1％。另外 ，勞動者報酬 占總投入比重 2000年與 1997年相比、2002年與2000年相比只有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從 5．37％上升到了9．46％。隨著中國外貿和經濟的發展，勞動者報酬 占總投入比重不升反降，這至少說明了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競爭已成愈演愈烈之勢。
二、相對貧困化增長的涵義及其測量
(一)相對貧困化增長的涵義
所謂相對貧困化增長，認為應該是指某出El導向型發展中國家，在其低端出口產品國際需求的價格彈性不高的情況下，如果依靠充裕要素的低價供給維持出口競爭力，那么，其貿易條件就會處于劣勢地位，而其出口規模的大幅增長甚至會帶來本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并最終導致國民福利水平相對其低端產品進口國(高端產品出VI國)的持續下降。相對貧困化增長雖然可以短期內換來國民福利水平的改善，但長期來說，卻會導致與貿易對等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民福利的差距逐步擴大；這樣相對貧困化增長國家(發展中經濟體)永遠也追趕不上其貿易對等國(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平。
(二)相對貧困化增長的測量方法
環比貿易損失額表示由于價格貿易條件相對于上一年的惡化，一國從事對外貿易所受的總損失，是由于價格貿易條件變化引起的損失，可以稱之為貿易價格損失，其值為正時說明相對于基期貿易價格損失在加速；累積貿易損失額表示由于價格貿易條件相對于基期的惡化，一國從事對外貿易所受的貿易價格總損失；環比貿易貧 困額是環比貿易損失額與凈出 12I增長額的差，用來衡量某年相對于前一年是否出現了貿易的相對貧困化及其大小，正值說明相對于前一年出現了貿易的相對貧困化，且相對于基期貿易貧困化在加速，負值則相反；累積貿易貧困額是累積貿易損失額與貿易差額(凈出口額)的差，用來衡量某年相對于基期是否出現了相對貧困化增長及其大小 ，正值說明相對于基期出現了貿易的相對貧困化，亦即由于參與國際貿易而出現了國民福利凈流失，相當于用國內創造的國民財富補貼了其相關貿易伙伴國，負值則相反。計算公式如下：
環比貿易貧困額：
其中，Ix．等于第 n年出口價格指數，Pro．等于第 n年進口價格指數，xTI等于第 n年出口額， 等于第 n年進口額 ，Tn=XIl—M 等于第 f1年貿易差額(凈出口)；HRx．= ．等于第 n年環比出口損失率，Imm．= ．等于第 n年環 比進 口損失率，HQx．=)(n·nax，等于第 n年環比出口損失額，等于第 n年環比進口損失額 ，等于第 n年環比貿易貧困額．等于第 n年累積出口損失率，，等于第 n年累積進口損失率，等于第 n年累積出口損失額 ，等于第 n年累積進口損失額，．等于第 n年累積貿易損失額， 等于第n年累積貿易貧困額；px．為第 n年的出 口價格指數，em．為第 n年的進口價格指數，Px．為基期出口價格指數 ， 為基期進 口價格指數， 。
三、中國對外貿易勞動力價格競爭導致相對貧困化增長
中國勞動力價格競爭使相對貧困化增長具備了現實條件 ，根據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國依靠充裕要素的低價供給維持出口競爭力，采取勞動力價格競爭方式 ，第一層次的競爭力即同級商品的競爭力較強，更具體地是價格競爭力較強，這使得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都會迅猛發展 ，尤以加工貿易為甚。加工貿易其實就是以進養出，導致進出口總額迅速增加，但進出口總額并不表現在 GDP上，只有占進出口總額比例很小的進出口凈額才是 GDP的一部分；又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本來就不小的經濟規模得以迅速擴大的潛力巨大，這又為對外貿易規模的更快速擴大提供了有力支撐；因而中國會迅速發展為貿易大國并使得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提高。因此，中國勞動力價格競爭使相對貧困化增長具備了現實條件：
第一，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的依存度高。2O04年 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 59．77％，遠遠高于美 國和 日本的19．99％和23．37％，甚至比印度這樣同為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外貿依存度也高出近兩倍。2005年外貿依存度更是高達 63．87％。
第二，中國偏向出口拉動的國民經濟增長。這表現為 20世紀 90年代中國的 GDP增長率保持在 8％左右 ，而出口增長率除 1996年、1998年增長不明顯外，其他年份的出口增長率均超過 CDP的增長率，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符合相對貧 困化增長的前提條件之二 。
第三，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規模達 到創 紀錄 的 17606．9億 美元，比 2005年增長23-8％，穩居世界第三位。據海關初步統計，2007年 1 12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為 21738．3億美元，同比增長 23．5％，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增速已經連續 6年保持在 20％以上。
第四，國外對 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小。現在中國大多數中小企業 出口的現實狀況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出口品，如食品、紡織品等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并且，在一段時期內由于自身條件和國際環境的限制，不會改變這種出口商品結構。這些產品的共同特點是競爭激烈，需求價格彈性小，且進入門檻低，容易引起供給過剩和無序競爭，從而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符合
相對貧困化增長加速的條件之五。
至于中國相對貧困化增長的第三個條件，在第一部分已有說明，此處不再贅述。
四、中國相對貧困化增長的定量分析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5年相關數據，選取43種出口商品作為出口價格指數樣本、26種進 口商品作為進 口價格指數樣本，計算出了中國 1990～2005年價格貿易條件(1990～2005年，中國價格貿易條件除了 1991、1993和 1996年外都在惡化，已從 1990年的 100．0下降到2005年的 60．3)。以此數據為基礎，以本文中相對貧困化增長的測量方法為依據，得出了 1990—2005年 中國貿易貧困化的相關數據。
從表 1可以看 出，環比貿易損失額除了 1991、1993、1996和2005年外都是正值，說明除了這 4年外其他年份都因為價格貿易條件相對上一年的惡化而遭受了貿易價格損失，從而相對于基期的貿易價格損失在加速；環比貿易貧困額除了 1991、1993、1995、1996、1997和 2005年外都是正值，說明除了這 6年外其余 9年中的每一年相對于上一年都出現了相對貧困化，也就是這 9年中貿易貧困化加速了；累積貿易損失額除了 1991、1992和 1993年外都是正值，說明其余 13年都從對外貿易中受到了貿易價格損失；累積貿易貧困額除了 1991、1992、1993、1994、1996、1997和1998年這 7年外都是正值，說明其余 8年中國都從對外貿易中流失了國民福利。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至 2005年，中國的累積貿易貧困額一直為正，且 1990～2004年快速遞增，2004年的累積貿易貧困額幾乎達到了當年凈出口額的 10倍 。
可見，中國對外貿易的勞動力價格競爭造成了相對貧困化增長，亦 即這種貿易和經濟的增長伴隨著國民福利的大量外流，表面的巨額貿易順差并不能彌補國內經濟對其貿易伙伴國的福利補貼損失。
五、關于我國出口貿易勞動力價格競爭的對策
(一)完善勞動力市場，使勞資雙方博弈地位時等化
勞動力市場的完善，關鍵在于勞資雙方博弈地位的對等化，這也是勞動力市場供求原理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當工會獨立化進而勞動力供求雙方博弈地位的對等化之后，將藉由供求原理真實反映出較合理的勞動力市場價格 。
(二)快速發展服務業，作為提升勞動力價格的配套措施
我國轉變勞動力價格競爭模式，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后，原有產業部門必然要產生相當大一部分剩余勞動力，如果我們積極發展服務業 ，將這部分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投入到服務業中，將會獲取一舉多得的效果，不僅能保證我國優化競爭戰略的順利實施，而且又是產業升級的必要環節。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加強政府對服務業的支持。第二，改善服務業發展環境。第三，加快服務業人才培養。
(三 )國民收入遞增計劃
我國可以學習日本 20世紀 60年代的做法 ，根據自身情況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采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以此改善國民的生活水平、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形象，同時從根本上改變出口和產業競爭方式。
[參考文獻]
篇11
貿易條件；金融；投資
0 引言
貿易投資是國與國之間重要的聯系之一，其核心就是為本國的經濟利益合作和競爭的過程。實質其實就是貿易利益分割問題。但是傳統的貿易理論假定只存在商品貿易而沒有考慮生產要素的流動。隨著生產要素國際流動和貿易投資一體化迅猛發展，國際間貿易分工利益總量顯著增加，也是的國際間的利益分配更加趨復雜，盡管這種貿易投資一體化活動產生的國際總利益不僅高于各國在封閉條件下生產交換的個別利益之和也高于要素不流動條件下各國通過商品貿易進行國際交換式的貿易分工利益，而且每個國際都能通過參與更深層次，更緊密的國際分工獲得更多利益，但是貿易分工總利益在各國之間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各國參與分配的方式也是復雜多樣的。
1 貿易投資一體化中的利益來源
與傳統國際貿易不同，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基礎是要素分工，是國際分工從以產品為界限的產品分工向以要素為界限的要素分工發展的產物。貿易投資一體化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在貿易投資一體化條件下，貿易投資有關國家一般都以各自的比較優勢要素參與國際迂回生產，并獲得較大的經濟利益，貿易投資一體化中的利益就其來源看，還在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利益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條件和基礎，使得國際分工利益整體放大在分析利益的根源時，不同貿易理論針對不同的貿易現象，有不同的介紹，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分析的是完全競爭且不存在規模經濟條件下的貿易現象，由于貿易按照國際分工各自產生具有比較封閉條件下各自產出之和為多，這樣總的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
其中一些分析還指出各國產生要素是形成比較優勢和直接原因。而新貿易的理論，分析的是相似的國家質檢以及產業的貿易現象，認為在規模寂靜或市場不完全競爭條件下開展貿易后，貿易國總的福利水平會提高，貿易利益的產生不僅可能得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利益更重要是由于分工后產生集中，產生規模擴大，形成過膜經濟，從而能降低產品的平均成本，或增加不完全產業的競爭，促進同類產品差異化，優化資源配置，給消費者帶來不同的感覺并有多樣化的選擇，從而增加社會經濟福利提高人民的經濟收入。國家的經濟發不發達就是看人民的經濟收入，人民的經濟收入提高了。國家的經濟也就跟著上去了。只有本國的經濟進步了才能去更好的與國外進行經濟貿易往來，從而引進別人的技術，別人的經濟。
2 傳統理論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利益
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是麥克杜格爾模型。該模型認為，在產品和要素市場完全競爭的前提下，資本從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流向資本短缺的國家，主要是各個國家之間利率是存在很多的差異的。可是很多地方是存在的競爭的，資本的價格不是有一個人說的算，主要是由資本的邊際生產決的。很多國家資本是很富裕可是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低，價格很不是很高，很多貧窮的國家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高，價格卻非常的高，有時在價格的影響下，貧窮國家的資本慢慢的流入了富裕國家去了，導致了輸出資本的邊際生產提高，世界資源利用率提高，總產量增加，各國福利水平也隨之提高，由此也可以看出，麥克杜格爾模型包含嚴格的提前假設，在現實中這些前提假設有很多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認模型的基本邏輯，應當說，該模型對一般的國際直接投資都有較強的適用性。以此為基礎許多經濟學家還對國際直接投資利益的產生及相關方面做了一些更具體深入的分析。某些人認為，很多的公司會去果味進行投資，去賺更多的錢主要是因為它有自己的壟斷行業，能夠很好的控制其他國家的經濟，這是也就是為什么國家資本好的反而資本邊際生產力高的原因。任何產品成熟起來，都會選擇去富裕國家去投資，這樣可以取得很大經濟的利益而且能賺更多的錢，這也就是各個國家直接要去投資之前要做的分析等等。
3 貿易投資一體化中的利益分配
對于各國來說，無論是民營企業，國企，最關心的還是本國從貿易投資一體化中所能獲得的利益，也就是貿易一體化中的利益分配問題，在貿易投資一體化條件下，利益分配基礎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于傳統國際貿易中的產品分工變成了要素分工，這一改變及即使貿易投資一體化與傳統國際貿易相比在利益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就比如說一下幾點：
3.1傳統的國際貿易，是貿易國按照國際分工完全利用本國資源生產貿易品并在國家間進行交換的貿易活動。現有的各種國際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以及新貿易理論等一般都是以此為研究對象的，因此這些理論也就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前提，即要素在國家間不流動，這樣國家間不流動想進步都很難的。
3.2貿易的投資突顯了貿易利益必定是要屬于貿易國的國別界限的。有些貿易品是需要有外國直接投資、外國要素或中間投入品的形式下變化而來的，貿易品的成本不僅僅是貿易單個國家生產要素根本，而且還是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在內的多國生產要素下的產物。所以貿易國不能僅僅只在乎獨享貿易利益，更要在乎貿易與各個國家的緊密關系。
3.3貿易投資一體化是有利有弊的，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價位的高低直就影響到得收入的最基本點，這是顯而易見的，國內的產品出口的性價比高那GDP相應的就會增長，國內的生產量就會加大。生產量大了就代表著銷售渠道也要跟著增大，不然會導致國家經濟倒退，勞動者白費勞動力。
4 金融服務貿易與金融開放之間的聯系
一般來說，貿易的開放是離不開金融服務的，他們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很多專家都在探討貿易的開放和金融的開放之間的利弊問題，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權威人士指出“入市不等于開放，加入WTO就等于立即全面開放市場，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這是一大誤區” 因為在金融這個領域里我國還不是“孰能手巧”一定要腳踏實地的落實每一個計劃，金融服務開放度的提高對這一行業的人士來說可是一大優勢他提高了資金外換和產品出口安全控制度，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和貿易信貸，而且會降低國際投資的成本和風險，促進國際資本流動。Natalia T.Tamirisa的研究指出，對于銀行、保險和證券投資，股票投資這些不同類型金融服務貿易來說不同行業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中國內地的保險行業就不是很樂觀，這是一個高端的行業，但是他的人員流動量就很大，但是在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保險行業就要比我國做的好的多。
很高的金融經濟對貿易開放有著一定的的負向影響的，這代表著金融一體化的程度不高的國家，其貿易機會的不需要用投資的方式來完成，也就是說貿易和投資是可以替代的。所以金融開對放貿易開放是具有正面關系。我們需要利用他們的關系去制定更好的方案，提高國家的經濟。
5 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
簡單而言，國際經濟活動上在于拓展貿易開放與金融開放兩者之間的關系。貿易的開放直接關系這經濟增長的發揮機制，但是，很多國家的進京活動與國外的經濟活動也是有一定的區別的。要想他們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效果，主要要對他們進行簡單的分析這有進行了分析才能了解并且利用好他們之間的關系。貨物貿易開放和服務貿易開放是貿易開放的兩個方面。貨物貿易開放，促使各個國家有了密切的銷售往來，東西不僅僅只限于本國商品。服務貿易開放能增進各國之間的關系往來，不在閉關自守。
進出口偽報，是通過非法或虛假的經常項目交易向政府匯報確實有道的方式通過低開出口發票或高開進口發票，就可以實現資本的非法流出；反過來，通過高開出口發票或低開進口發票，就可以實現資本的非法流入。這是非法商家經常采用的一種獲取利益的手段，尤其是在服務貿易中，很多的高端產品出；進口不上稅偷誰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由于很多服務產品的價值難以準確確定或者是交易難以監管，更是為非法的資本流動提供了渠道。
6 結論
貿易融資是促進國際貿易的重要條件，金融的發展包括了數量增長，質量的提高，總量運用的交易技術，交易機制與交易模式的創新，通過對貿易的增強，使得金融的滲透度增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貿易發展越高，金融的效率就越高，反之，貿易發展越低，金融的效率就越低，貿易的開放是指一個國家從事對外貿在生產，加工，制作，分工，交易，等方面的國際參與程度，貿易的開放包括了，國際分工階段國內市場的開放，本國貿易參與國外市場的程度，貿易政策的開放和與國際經濟組織規章制度的趨同，這幾方面都的認真對待才能有效的發展尤其是對于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部融資是其發展國際貿易的重要條件可以利用外來的資金調整自己國家的經濟。所以，金融開放可以通過影響進出口企業的融資能力影響國際貿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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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令人關注的焦點，成為中國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諸多矛盾的集中體現。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為2.57：1，1983年一度縮小到1.7:1，而后的十幾年間，城鄉收入差距隨著國民經濟高速增長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經濟學論文，2007年則達到3.33∶1。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也使城市和農村形成強烈反差，構成了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潛在因素，最終會阻礙中國經濟健康持續增長。因此，研究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解決城鄉協調發展的問題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中，理論界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詮釋，但可以總結為以下四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資源性原因（吳敬璉、溫鐵軍、李朝林等），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源于農民增收困難，而制約農民增收的根本矛盾是人地關系矛盾，即大量的農民勞動力與稀缺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論文開題報告范例。二是制度性原因（陳錫文、易秋霖、吳光炳、李伯霞等），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的，他們從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農村財政和稅收制度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對城鄉居民收入的影響。三是市場性原因（于鳳芹、彭騰等），認為農產品市場體系不完善、農業信息渠道不通暢、農業結構不合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以及農業投資過少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四是觀念性原因（吳碧君、于鳳芹等），認為整體上農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質低，直接影響了科學種田經濟學論文，也不利于尋找其他就業機會，導致農民整體收入增加困難，因而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這些結論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甚至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現象，但是，城鄉收入分配研究無論是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上，還是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上，還存在一些不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描述和預測缺乏系統、科學的指標體系；沒有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原因和過程有充分地理解；對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傳導機制并不十分清楚等。本文利用1980～2007年數據，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作實證分析。
二、城鄉收入差距模型分析
（一）測度指標
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但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個大的方面：一是發展類因素；二是二元化類因素。發展類因素主要包括物價水平、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經濟實力、投資發展水平、外貿依存度和外商投資情況等方面的指標。二元化類因素則主要包括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水平、財政支出結構、城鄉投資對比、農業貿易條件以及惠農政策等方面的指標。經過比較、甄選，結合指標數據獲取的可行性原則，最終選取15個統計指標作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體系（表1）。
表1 城鄉收入差距測度指標體系
影響因素
主要指標及代表符號
主要指標解釋
發展因素
CPI
反映物價水平
人均GDP
反映經濟發展總體水平
一產占GDP比重
二產占GFP比重
三產占GDP比重
財政總收入
反映經濟實力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反映投資發展水平
進出口占GDP比重
反映外貿依存度
實際使用外資額
反映外商投資情況
二元化影響因素
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
反映城鎮化水平
鄉鎮企業就業人數占農村人口比重
反映農村工業化水平
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
反映財政支出結構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城鄉比
反映城鄉投資
工農商品綜合比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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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的相互替代關系 一般認為，國際貿易與區域貿易有共同的貿易基礎。迄今為止的貿易理論研究表明，比較優勢仍是貿易主要基礎。在比較優勢的多方面來源中，最常見的仍是要素稟賦的差異。下面就以要素稟賦為例，探討區域貿易與對外貿易的相互替代關系。 假設A國有E和W兩個地區，生產X(勞動密集型)和Y(資本密集型)兩種產品，使用K(資本)和L(勞動)兩種要素，沒有生產要素跨國流動，K也不跨區流動，并且區域和國際貿易的基礎都是相對要素稟賦的差異，使用地區國家相對豐裕的要素生產的產品都擁有競爭優勢。再假設在開始時，E、W兩地區相對要素稟賦與世界要素稟賦相同，既無區域貿易，也無對外貿易，A國的生產量等于消費量。勞動力從W流向E，而資本不流動，導致了區域和國際相對要素稟賦差異。下面分幾種情況來討論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的替代關系。
1.1區域不完全分工時的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 顯然，勞動力的流入使E成為勞動力相對豐裕的地區，生產更多的X，而W地區生產更多的Y。根據羅伯津斯基定理，E地增加的X的產量將等于W地減少的X的產量，E地減少的Y的產量將等于W地增加的Y的產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整體，A國的生產量仍然等于消費量。由于兩個地區的生產與需求偏離;貿易不可避免，E將輸出X輸入Y，W則相反;至于這種輸出和輸入是采取區域貿易，還是對貿易的形式，或者兩種貿易都發生，則稂難確定。
因為根據假設，這時對外貿易和區域貿易的價格相同，交易成本也相同，兩者沒有差異。更為一般的情況是兩種貿易并存，并且這時可以確定的是：第一，對外貿易是一種嚴格的交叉貿易，E、W兩地的對外貿易形式相反而貿易量相等，使得A國作為一個整體，同時進口和出口X與Y，并且X和Y的進口和出口量均相等;第二，由于總貿易量一定，區域貿易量增加將減少對外貿易量，對外貿易量增加將減少區域貿易量，兩種貿易之間有明顯的替代關系。
1.2區域完全分工時的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 仍然假設勞動力由W流向E，并且數量足夠大，致使W完全分工于Y后仍在繼續流動。在這種情況下，W地區不僅將減少X的產量，還將減少Y的產量，而E地區只增加X的產量;A國為了保持原來消費中X與Y的相對量，必須成為Y的凈進口國和X的凈出口國。這和E地區以前的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形式是相同的。兩地區的區域貿易量和對外貿易量可以有多種組合來實現上述結果：第一，E和W同時有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E輸出X輸入Y，W相反，且E的對外貿易量超出W的，以保證A國是X的凈出口國和Y的凈進口國 ;第二，E和W的貿易一部分是對外貿易，但E的對外貿易量超過w的對外貿易量，維持A國作為一個整體的貿易形式
;第三，W的貿易全部是區域貿易，E的貿易則包括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E的貿易形式就是A國作為一個整體的貿易形式。，第一種情況最為一般，并且此時區域貿易與對外貿易的替代關系表現得更突出，一種貿易的增加將減少另一種貿易。當勞動力繼續由W移向E，致使E也完全分工于X時，其結果與上面兩種情況相同，區域貿易與對外貿易的替代關系仍然存在。
只不過由于勞動力要素分布更為不均，A國作為一個整體;Y的產量更低，消費水平也更低。 以上分析了資本不跨區流動且勞動力區域分布不均的情況下，區域貿易與對外貿易的替代關系。在勞動力均勻分布而資本不均勻分布的情況下，這種替代關系同樣存在，只不過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的形式將相應地有所改變;這里不重復。
由于在維持貿易平衡的前提了，區域貿易量對于兩個地區而言是相同的，擁有較大貿易量的地區也就是擁有較大對外貿易量的地區，并且該地區的貿易形式決定了A國的對外貿易形式。也就是說，把A國劃分為兩個地區后，它以地區的形式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A國總的對外分工和貿易形式是其地區對外分工和貿易形式的加總;只要各地區的對外貿易形式不同，就存在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互相替代的可能。
1.3影響貿易量在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之間分配的因素 在各地區的貿易量和貿易形式一定的條件下，許多因素可以影響貿易量在區域貿易和對外貿易之間的分配。沒有政策干擾的自然狀態下，這種分配主要取決于這兩種貿易的貿易條件和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況下，對于出口方而言，如果區域貿易的貿易條件優于對外貿易的貿易條件，它將努力把對外貿易轉化為區域貿易，直至兩者的貿易條件相同或對外貿易量降為零;如果對外貿易的貿易條件更優，則相反。而在兩種貿易的貿易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如果對外貿易的交易成本更高，它會把對外貿易轉化為區域貿易，如果區域貿易交易成本更高，則相反。由于在自然狀態下對外貿易交易成本要高于區域貿易，因此區域貿易在許多發達大國工業化進程中曾得到了先于對外貿易的大發展。
2、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的相互促進關系
2.1國際貿易促進國內區域貿易的發展 布羅代爾在對中世紀晚期近代初期歐洲民族國家全國性市場形成的歷史詳細考察之后得出結論：對外貿易的繁榮通常是統一的民族市場最終誕生的前奏……從地區市場發展到全國市場，把幾個范圍不廣，幾乎獨立且往往頗具個性的經濟區連為一體，不是自發完成的，統一的國內市場既是在政治意志的強制下，也是在資本主義商業擴張尤其是在遠程對外貿易的強制下才得以完成的。
2.2區域貿易量擴大促成的企業規模經濟能改變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 隨著國內區域貿易量的增加，國內企業的生產規模增大，企業規模經濟降低單位產出的平均成本，為提高價格競爭力提供基礎。價格競爭力提高后，在其它條件特別是非價格競爭力不變的情況下，不僅會增加別國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困難，而且一國原來即使在國內市場上難以和別國產品相競爭的產品，也有可能成為出口產品，從而獲得新的國際競爭優勢，改變競爭優勢的國際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