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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隨著東亞地區和石油輸出國等主要貿易順差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減少，中國對美國雙邊貿易順差的擴大和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人民幣匯率政策開始備受關注。人民幣匯率政策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匯率問題政治化，助長貿易保護主義。
從2001年開始，美國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穩步提高，中國大量的廉價商品涌入美國市場，對美國進口競爭產業造成了一定的沖擊，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伴隨著失業，如果再加上美國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極易導致以全美制造商協會等為代表的美國國內利益集團聯合起來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政府主要根據《1988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案》中3004條款要求，由財政部部長對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國是否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有效調整或壓低匯率尋求國際貿易中不公平競爭優勢進行定期檢查，并以提供的《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評估報告》來要求人民幣升值。而Jeffrey A. Frankel and Shang-Jin Wei（2007）對美國財政部判定是否存在匯率操縱時是基于切實的經濟基礎還是政治權術作了一項定量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問題的施壓主要受政治因素推動，取決于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
第二，中國輸出資本，補貼美國經濟。
伴隨中美雙邊貿易順差持續激增的是巨量美元的涌入，中國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的穩定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積累了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通過購買美國債券的形式流回美國。中美經貿關系就表現為，中國通過向美國出口廉價的商品換回美元，隨后中國將出口所獲的美元通過購買美國債券的形式借給美國，為美國平衡經常項目逆差。中國已經積累了價值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大部分是美國的政府債券和美國政府機構債券。中國這種為促進出口以帶動國內就業所采取的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匯率政策，實際上是通過向美國大量出口廉價商品的形式換回美元或是以美元計價的債券，可以說是以實物的形式向美國輸出資本，補貼了美國經濟，實際上造成中國國家經濟利益的流失。
二、啟示與建議
一個國家的匯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對國際收支平衡的政策，而后者又取決于該國的增長模式或發展方式。匯率政策是中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經濟出口導向增長方式在成功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創造國內就業同時，造成中國前所未有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給中國的未來發展留下嚴重的隱患。在人民幣匯率政策與中美經貿關系問題的分析中，應該將人民幣匯率政策作為中國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考慮，反映的是中國應該如何調整自身的對外經濟政策，如何處理同美國等經濟大國在經貿領域的共同利益與沖突的關系，謀求自身更好的發展。
中國急需轉變嚴重依賴出口需求的經濟發展戰略，依靠出口順差來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展空間已經越來越受到限制，在出口市場比較集中的情況下很容易招致進口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在中美經貿關系領域，雙邊貿易失衡擴大，不可避免的激起美國國內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在人民幣匯率政策問題上的不同爭論，加上媒體報道的渲染，很容易使得原本復雜的經濟問題政治化而變得更加復雜難解。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美之間的問題已經不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保證匯率改革的平穩過渡。短時期內，可以采取漸進式的方式，允許人民幣匯率逐步升值。人民幣小幅升值可以向外界發出一個信號：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是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利益的，中國正在努力解決同其他國家之家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就中美雙邊經貿關系來看，也能夠緩解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避免人民幣匯率政治化。
參考文獻
[1]Ronald McKinnon（2007） Why China Should Keep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43-70.
[2]Nouriel Roubini（2007） why China Should Abandon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71-89.
[3]Samuelson， Robert J. China's $2.4 Trillion Stash Newsweek； 2/1/2010， Vol. 155 Issue 5： 17-17.
[4]美國財政部報告（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2002-2010））.
篇2
2005年美國財政部匯率報告認為，人民幣掛鉤政策“造成了全球市場的嚴重扭曲”。2006年報告提出，中國貨幣政策是美中關系的“核心問題”。2008年，美總統奧巴馬曾闡述了如下觀點：“若要實現雙邊經濟關系的均衡發展，中心問題是中國必須改變其匯率政策。”[①]2010年9月20日奧巴馬繼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稱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未盡全力。由此可見原因與影響，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焦點。
一、中美雙方的人民幣匯率之爭
中美人民幣匯率之爭始于2002 年免費論文下載。美方認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低估是導致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沖擊美方制造業市場,造成眾多工人失業。有鑒于此,美方要求中國升高人民幣匯率,改變釘住美元的匯率機制。經過雙方不斷的摩擦、對話，中國于2005年7月21日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升值2%，同時，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美方積極評價中方這一舉措,但又認為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夠大,要求中方繼續提升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進入2010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論更是愈演愈烈。2月,奧巴馬施壓人民幣，表示全年都將“勸說”人民幣升值；3月，美國考慮征收人民幣匯率反補貼稅，奧巴馬請人民幣采行“市場導向”匯率政策，美國130名議員上書奧巴馬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美聽證人民幣匯率原因與影響，表示5月前投票；6月11日，美將審議針對中國匯率議案，議員再次強壓人民幣升值；6月19日下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三周之后，美國財政部公布了堪稱史上拖延最久的關于主要貿易伙伴國匯率半年度報告，未將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但9月15日，美國會就人民幣匯率展開兩天的聽證會，督促人民幣升值。歷時近十年，人民幣匯率之爭始終處于風頭浪尖。
二、美方為何抓住人民幣匯率問題不放？
首先，政治需求：
當前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民眾不滿情緒增加，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原因與影響，奧巴馬急需轉移國內焦點，將制造業壓力大的原因歸結到廉價的國外商品上。而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在即，美國政府迫切需要為國內近10％的失業率找到借口免費論文下載。而議員們更希望操縱議題，為自己選舉拉票，進而掩蓋其自身未能有效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事實。因此，在選舉的壓力下，立法者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
第二，美國公眾認知偏差：
美國公眾認為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匯率政策。典型觀點是中國匯率機制導致美國貿易赤字不斷上升。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順應市場供給的需要，則人民幣自然升值，中國出口商品價格自然上升，美國對華貿易赤字自然下降。[②] 因此，盡管從理論上講原因與影響，中美經貿關系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但美國公眾認為普通民眾是中美貿易的受害者，“美國人中的大多數認為貿易收益沒有在我們兩個國家之間公平分配。”[③] 在美國，持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影響美國制造企業及工人就業”的言論也越來越高。不少美國人認為促使人民幣升值是舒緩這一問題的“良方”。因為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優勢。
第三，轉移債務、轉嫁風險
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又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美國財政部3月15日公布，1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余額8890億美元，日本為7654億美元），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美元貶值，也意味著相應減輕了美國對中國的負債。這才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的真實意圖。同時美國對中國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也萬分憂慮，一方面，美國人擔心中國突然減持美國債會對美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另一方面原因與影響，又擔心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增加會使美對中國金融依賴加深免費論文下載。因此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轉移債務、轉嫁風險。
第四，中國崛起觸動美國危機感
美國表面上宣稱，美中關系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繁榮對美國也有利。但在實際外交策略中，美國總顯露出試圖遏制中國發展的跡象。首先，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其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逐步推進，讓不少美國人頓感壓力。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崛起之勢更加明顯；人民幣正朝著實現自由兌換并成為重要國際貨幣邁進。如此一來中國對美元的需求就會大大降低，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受到威脅。美國允許中國發展，但是絕不允許發展成為它強勁的對手原因與影響，更不允許中國崛起到美國之上。中國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體制，要受美國掌控，緊咬人民幣匯率，逼迫人民幣升值，打壓人民幣，維護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是美國的必然選擇，也是美國的真實政治意圖。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中美貿易影響分析
（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分析
2005年7月中國匯率改革以來，分析五年來人民幣匯率變化的情況(見表1），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幣值對美元已經大幅升值23.5%。2005年7月21日 中國開始匯率改革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8.11：1；
2005年底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5%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8.07：1；
2006年5月15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8.0關口 為7.9982：1；
2007年底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6.5%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7.30：1；
2008年4月10日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7.0關口 為6.9920：1；
2009年以來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基本上在6.81-6.85元區間；
2010年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宣布重啟匯改后的首個交易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8275。9月21日原因與影響，人民幣對美元一度升值至6.6997元，破6.7元免費論文下載。
表1 歷年人民幣匯率統計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1-7
匯率變化
8.07
7.9
7.3
篇3
中方則認為兩國貿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國因素造成的:(1)美國的統計夸大了中國的對美出口;(2)美國使用的原產地規則難以全面衡量中美貿易平衡的狀況;(3)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是造成雙邊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國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釋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以防美國可能使用的貿易制裁;貿易報復等。
二、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深層次分析
中美兩國作為目前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兩國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本身經濟的發展特點決定、也是由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所決定的。由于國際貿易是國際分工的外在表現,是各國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須結合中美兩國各自的整體經濟狀況以及在國際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動態變化來考察這種東向貿易和西向貿易所導致的不平衡關系。
1.從中國對外貿易自身的特點來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根據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國在紡織、服裝、玩具、皮靴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較大的國際競爭優勢,所以中國對美出口的產品中70%以上屬于“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出口和進料加工裝配出口,即所謂的加工貿易出口。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當一部分為出口而進口的商品,從理論上說,加工貿易必然會使處在加工環節的國家出現加工貿易順差。因為作為從事加工貿易的國家,總是要通過對為了出口而進口的原材料進行加工,賺取加工
費用,然后再以更高的價格出口。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顯示,中國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來自周邊國家和地區,出口主要市場則為美、日、歐國家。2002年,我國加工貿易進口來源地依次為:日本、中國的臺灣省、東盟和韓國,占加工貿易進口總值的65%。同期,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分別對美國、日本和歐盟出口468億美元、281.5億美元和261.4億美元,對美、日、歐三個市場的出口合計占到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國從對美加工貿易出口中獲取了較大的順差,但實際上中國僅賺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費而已。另外,由于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的主要增長點,中國賺取的少量加工費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國實際獲取的利潤進一步減少。因此,所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背后卻隱藏了美國企業的巨額隱性收益。
中美貿易中的香港轉口因素是雙邊貿易關系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無論是中國對美國的東向貿易還是美國對中國的西向貿易,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通過香港轉口進行的。因此,如何處理和統計兩國貿易中的香港轉口份額成為中美貿易不平衡規模之爭的關鍵。一方面,美國把經香港轉口的中國產品價值全部算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實際上,就把貨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歸為了中國的出口收入;與此同時,美國又把經香港轉口到中國大陸的美國產品排除在對華出口之外,這樣就使得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統計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國也把美國經香港轉口產品的全部價值都算成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報告的美國貿易逆差數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過香港轉口貿易帶來的雙邊貿易不平衡規模,中美商貿聯委會貿易統計小組分析的結論是,中國出口貨物經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平均增值率高達40.7%,遠高于一般情況下的轉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轉口貨物,如玩具和針織服裝等,增值率甚至超過100%。但不管如何,中國對美國貿易存在順差,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種貿易順差沒有美方統計的那么大,這也是一個事實。隨著中國對外貿易中香港轉口份額的下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規模能否會走向客觀化,對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影響將十分巨大。
2.從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分工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經濟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動外,還包括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范圍內組織生產與銷售,也就是說,生產的全球化對國際分工的內容、形式和作用機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傳統的國際收支統計已難以準確、客觀地反映國際分工利益的分配關系。只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實質。
從近年中美貿易的主要商品結構來看,雙邊貿易不平衡基本屬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合理的國際分工,并由中國發揮兩個比較優勢———產業之間的比較優勢與產業內部的比較優勢所導致的結果。③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02年中國對美出口排在前五項的商品分別是雜項制品(18.44%)、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11.7%)、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10.74%)、鞋靴(8.7%)、電力機械氣具(8.09%)。單從以上數據來看,中國近年來對美出口以紡織服裝為主的經貿格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計算機通訊類產品的出口份額在上升。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年上半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達948.9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0.67%,高出全國外貿進出口增幅11個百分點,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貿易方式,具體說加工貿易方式出口額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9.65%,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實質上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根據美中商務中心的統計,1997~2001年美國對華出口的20種主要產品中,出口額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飛機、通訊設備、顯像管、含油種、以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美對華產品出口明顯屬于高技術設計與營銷為主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發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農產品。中美兩國貿易產品的各自優勢,充分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的內部分工,中美兩國之間并不是在同一個水平上的競爭關系,而是優勢互補的分工合作關系。但是由于美國一直對華實行嚴厲的高技術出口管制,使美國對華比較優勢難以發揮,雙方產品的優勢互補也難以補充地體現出來,這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從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及邊際產業的轉移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工序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因此,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使中國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主要生產基地,這些國家在向中國轉移產業的同時,也將其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貿易順差轉移給了中國。可以說,中美貿易問題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在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延續,體現出中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對于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給中美貿易不平衡帶來的影響,美國許多專家學者給予了客觀的理解與分析。華盛頓策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商業部主任凱茲指出“在看貿易赤字問題時不應該只看美中之間的貿易,還應該看一看其它亞洲國家的情況,因為中國正在從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搶生意。本來在那些國家生產的一些產品現在轉移到中國去制造了。美國的貿易赤字正在轉移,從對這些國家的貿易赤字轉移到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因為中國更具有相對優勢。”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也通過研究證明,90%的美國自華進口只是替代了來自東亞和東南亞低工資經濟體的進口大部分是低技術含量的電子機械、玩具、皮靴和服裝,只是10%的自華進口直接與美國的產品形成競爭。④所以說,對美中貿易赤字的爭論,總的看來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從美國經濟自身結構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美國出現巨額外貿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經濟和制度因素的作用決定的。一方面,戰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引發了世界產業發展史中第三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其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業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和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體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體系。這種分工體系反映在商品結構的變化中就是礦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裝、鞋類、玩具等輕工類產品及電動機械、金屬加工等機電類產品)出現大量逆差。另一方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進一步利用其科技優勢、生產優勢等塑造出對美國最有利的國際分工格局,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以及與國外的產業內貿易成為美國貿易赤字劇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國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外貿逆差”。這樣簡單的進出口統計,就把真實的經濟關系掩蓋了,歪曲了。在中美經貿關系中,近年來美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日益增加正在成為雙邊貿易不平衡加劇的重要因素。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截止2002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37212個,涉及合同外資762.53億美元,美方實際投入403.79億美元,“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越來越多的美國跨國公司正把中國作為它們的出口平臺”。⑤因此,隨著美國對華市場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會造成美國對華出口數額的進一步減少,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規模有可能再次擴大,短期內單邊倒的趨勢難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貿易不平衡對兩國及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
中美貿易不平衡不僅對兩國各自經濟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而且也對兩國經貿關系有著重要影響,這兩種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推動。當兩國都認為它對自身經濟發展有好處時,才會促進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否則就會成為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的阻礙。
1.對美國的影響
美對華貿易逆差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大量廉價的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使得美國消費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況下節省大筆的開支,彌補了其國內相關產業的不足,提高了國內的總有效供給,彌補了消費缺口,抑制了通貨膨脹發生,為實現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寬松的經濟環境。二是由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而帶來的美對華貿易逆差,優化了美國資源的配置,實現了產業的高級化,使其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好處。但由于巨額貿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資本流入才能彌補,所以一旦國際資本流動出現變化,美元的強勢或者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這也正是經濟學家們認為美國貿易逆差難以持續的根本原因所在。當然,美國也有不少人士認為對華巨額貿易逆差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面作用,他們認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不是貿易,是對中國的外國援助。”⑥“這樣一種不平衡的關系對美國的工資和就業以及美國制造業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令人憂慮的影響”等等。⑦
2.對中國的影響
由于中國對美出口的快速增長,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為中國實現整體外貿順差奠定了基礎,這對于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改善我國外匯資源短缺的狀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宏觀調控能力,增強了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貨幣的信心,夯實我國加快改革開放和抵御外部沖擊的物質基礎。同時,中國對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有利于解決中國龐大的就業問題,對中國轉化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有利條件。但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也給中國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約1/3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國以巨額出口退稅補貼美國消費者,大量中國對美貿易盈余的好處重新流回美國,等于支持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的GDP增長也是一種巨大損失。例如,一個玩具離開中國工廠時值2美元,到達美國時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國消費者將以10美元購買這個玩具,由于進口花費為3美元,那么這個玩具的銷售增加了美國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國出口商品價值的利潤為美國的進口商和中國的外資投資商所進一步擠壓,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實上可能是負值。中國2002年427億美元的對美出口直接導致中國854億美元的GDP損失(如果這些產品在中國國內消費的話)。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GDP損失將更大,約為出口價值的4倍。因此,中國對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著商品和服務的進與出之間的缺口越大,從而對中國GDP的負面影響越大。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導致中國對美經濟依存度遠遠高于美國對華經濟依存度,這種不對稱的經濟依存關系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對美外交的主動權,使中國在處理與美摩擦時總是處于被動地位。
3.對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
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已經上升為一個極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更有甚者認為“貿易不平衡是當前中美經貿關系的唯一問題”,⑧因此能否處理好、何時處理好這一問題對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至關重要。根據以往的經驗,巨額貿易逆差已經成為美國發動貿易戰以獲取全球化利益的強大“武器”,在其他國家一再鼓勵出口,甚至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出口的情況下,美國就會以“公平貿易”為幌子,頻頻挑起貿易戰,20世紀80年代美日經濟摩擦、90年代以來的美中經貿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證。具體來講,如果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趨勢持續下去,美國政府重點會在以下三個方面對華施壓:(1)在人民幣匯率方面,中美貿易逆差已經成為美國對中國的匯率政策進行攻擊的主要依據,因此美國會不時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這一問題在當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傾銷方面,基于中國產品對美國市場的沖擊,美國會判定更多的中國企業產品對美構成傾銷,從而加大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國對華反傾銷調查立案就達到十幾起。(3)在出口補貼方面,美國會要求中國減少對其出口美國產品的補貼,削減出口退稅力度,以削弱中國產品在美國的競爭力。總之,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將越來越會成為阻礙雙邊經貿關系順利發展的障礙,增大雙邊經貿摩擦的頻率,對雙邊經貿關系的總體影響是負面的、消極的。正因為如此,中美雙方都應該重視這個問題,采取切實有效措施,盡可能使雙邊貿易朝平衡方面發展。
四、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未來走勢與展望
任何一國在對外貿易中不可能永遠處于順差地位,也不可能永遠處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最終趨勢應該是走向雙邊平衡。然而就短期來看,對決定中美貿易狀況的幾種因素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們當中既有改善雙邊貿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惡化雙邊貿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未來趨勢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取決于這幾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間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中國對外貿易整體順差決定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短期內難以改變。我國的加工貿易從1989年以來一直是順差,而且順差額持續穩定增長,從1989年的26億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億美元。目前,我國加工貿易所占中國對外貿易比重超過了55%,這就決定了我國現階段對外貿易順差的這種勢頭應該還會延續,也就是說我國對外貿易的基本特征是順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國是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加工貿易產品出口正在由勞動密集型產品擴大到高技術產品出口,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短期內可能會繼續加大。
篇4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中美雙方貿易摩擦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最惠國待遇問題、貿易平衡問題、市場準入問題和知識產權問題等。加入世貿組織后，由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并受過渡期特殊安排的影響，摩擦焦點發生了新變化。有些摩擦難題，如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勞改產品等問題，隨著兩國關系的發展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而解決或弱化。另外一些摩擦，如反傾銷、紡織品配額、農產品以及知識產權問題等，成為目前的主要問題。
中美貿易摩擦發生的原因錯綜復雜，摩擦性質以及美國貿易救濟的手段各有差異，因此我國在應對時也應多管齊下。針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新變化，我國應以平穩的心態對待中美貿易摩擦，在WTO整體框架內尋找解決的途徑，并應該對摩擦問題進行細分研究，根據摩擦性質及影響的不同采取差異性策略，有效控制和緩解摩擦，促進中美經貿和諧發展。
二、中美貿易摩擦問題的細分研究
隨著中美兩國雙邊貿易額的擴大、經貿聯系的加強，中美貿易摩擦出現了數量增加、領域擴大的趨勢，中美經貿摩擦的形式也更加多樣化。根據摩擦的性質及影響不同，可以劃分為以下兩個層面。
（一）商品貿易層面的摩擦
商品貿易摩擦是我們最常見到的摩擦形式并構成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部分。目前，中國面臨的商品貿易摩擦主要有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別保障措施和技術貿易壁壘。
從摩擦商品結構看，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占主導，美方對這類產品采取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保障及特別保障措施等。美國的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對自由貿易的嚴重扭曲，美國企業界也非常清楚，這種自由貿易的扭曲將會損害美國的社會福利水平，拒絕中國商品也將使美國零售商面臨巨大市場風險和損失。但中國部分產業與產品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較大，如中國對美出口的服裝、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摩擦的出現，使從事對美出口的眾多中國企業也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 當然，該類產品摩擦也不全是負面影響。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優勢產品，美國限制這些產品的進口，實際上是保護了美國沒有優勢的產業，有利于美國的弱勢產業，但不利于美國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對我國來說，長期的發展要求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即要求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相對下降,而資本密集型產業比重不斷提高。美國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促使中國的產業調整，有利于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
隨著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主導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往往是貿易摩擦的重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美國對中國發起調查的行業和產品逐步呈多元化趨勢。涉及五礦、化工、輕工、紡織、食品、土畜、機電等多個行業。隨著我國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升級，貿易摩擦的重點開始由輕工、化工等低附加值產品擴大到機電等高附加值產品。
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大多數是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主要利用我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從日本、韓國等進口各種零部件，加工裝配后出口到美國。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工廠導致中國出口速度增長，對美國國內市場及相關產業造成競爭壓力，自然引起貿易摩擦。
相對于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其對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限制更為嚴格。與日美半導體貿易摩擦等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摩擦不同，在現階段，中美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摩擦不是由中國對美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擴大對美國同類產業造成沖擊而引發的貿易摩擦，而是由美國嚴格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引發的貿易摩擦。從中美兩國貿易進出口比較優勢來看，美國應該出口本國的優勢產品高新技術產品，進口本國的相對劣勢產品輕工和紡織品等。美國嚴格限制對華資本密集型的高檔次產品或高技術產品出口對我國相關領域的發展非常不利，并導致中美貿易收支不平衡持續擴大。但對美國卻十分有利，保持了美國在產業領域內的優勢，另外還考慮到安全等因素，由此對中國在開放市場等制度層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制度層面的摩擦
主要包括知識產權摩擦、匯率制度摩擦、勞工標準摩擦以及中國進口和開放市場摩擦。
我國與美國知識產權摩擦一直沒有間斷。加入世貿組織前中美已經發生三次知識產權摩擦。加入世貿組織后，美國為了強化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保持其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加強了對華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監督力度。美國指責中國企業現在對美國企業全面侵權，知識產權摩擦已成為中美經濟摩擦的新焦點。2005年美國商務部長唐?埃文思訪問中國前對記者說，布什政府希望看到“盜版者被判處徒刑，并受到嚴厲的刑事制裁……”。美國貿易代表在年度特別301條款報告中，將中國列為301條款重點監督對象，并稱如果中國未全面履行中美知識產權協議，將對中國貿易實施制裁。美國“337條款”引發的知識產權摩擦也不斷增長。美國已把中國當成頭號公敵，對中國知識產權問題采取的態度十分強硬，堅決嚴厲打擊制裁。然而對于發展中的中國來說，知識及技術進步主要還依賴對外國的模仿學習，如果完全按照美國的標準履行知識產權保護，對美國先進技術是一種保護，但對我國經濟發展及技術進步卻是一個嚴重的障礙，我國也是很難辦到的。
中美匯率之爭近年亦不斷升級。美國稱“中國的匯率政策使美國產業和工業生產蒙受了巨大損失”，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不失時機迫人民幣升值。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中國來說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大幅升值不利于我國擴大出口，增加外商投資成本，不利于外國游客來華旅游，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也產生不良影響。中國已幾次小幅上調了利率，但美國一些國會議員仍不滿意，認為人民幣匯率偏低使得中國商品大量進入美國，剝奪了美國數百萬人的就業機會。一些有影響的國會議員則威脅說，如果不在這方面采取行動，他們將重新提出旨在制裁中國的相關法案。此外，美國國會還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就匯率問題與中國政府展開談判，并每半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確定中國是否是“操縱匯率的國家”。為此，中國政府已作出了讓步，并且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得到了緩解。
2004年勞工標準摩擦已成為導致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包括SAI（社會責任國際）制定的SA8000在內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日益擴大，甚至成為某些國家炮制貿易壁壘的借口。
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15年內仍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美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出口產品采取“替代國”等歧視性辦法，加劇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為了監督中國履行入世承諾，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美國形成了由政府、企業、國會組成的多層次的監督機制，對中國的貿易、投資、出口管制、人權、法律、宗教政策等一系列問題加以指責。由于中國入世承諾涉及經濟政策、貨物貿易政策、服務貿易政策、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制度等各個方面，從而是否履行入世承諾成為中美經濟摩擦的新焦點。 美國要求中國開放市場，這對美國向華出口產品、在華投資大有裨益，但對中國產業發展卻是一個相當嚴峻的考驗，中國市場開放，美國及各國產品和企業進入，對中國各行業尤其是弱勢產業乃至宏觀經濟運行都產生很大沖擊。
三、中美貿易摩擦解決對策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快速增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過程中，貿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兩國隨著貿易往來的頻繁和貿易量的增加導致貿易摩擦是歷史的必然。中美雙方經濟的互補需求遠遠大于摩擦沖突，中美兩國都從貿易中獲得很多實惠，這是一種雙贏的局面。因此，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兩國經貿交流中所出現的一些不和諧音符，不會影響中美貿易發展的大局。但中美貿易摩擦畢竟給兩國經貿關系蒙上了陰影，給中國帶來了不利的影響，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理性分析、積極對待。
商品層面的摩擦，我國可以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作出適當讓步。這樣不僅可以緩解中美之間的矛盾，同時對于中國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也起到積極作用。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美國對紡織品設限，我們可以考慮機電產品的出口，對機電產品設限，再轉向更高的行業，當然，產品的質量是最重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低檔、低價是我國產品在美國屢屢遭遇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我國在作出適當讓步的同時，應提升商品檔次、質量和價格，這是減少貿易摩擦的根本出路。
美國限制對中國資本密集型產品尤其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我們應積極商討，據理力爭，絕對不能輕易讓步。該類產品對美國有關產業影響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大，美國控制比較嚴格。好在我國該類產品大多數屬于加工貿易，有些零部件還是從美國等進口的，我國還可與提供部件的其他國家協調，展開多邊談判，這樣受到的限制和壓力反而減少了。
在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中，還有一個問題不容忽視，就是我國政策的協調。過去，產業政策鼓勵相對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而貿易政策則刺激了勞動相對密集的加工出口的增長。鼓勵出口創匯，出口貿易結構就偏向勞動密集型產品，加工貿易成分提高。這種政策不協調減緩了產業結構的升級。
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加大技術開發的力度，提高本國的工業化水平,提高出口產品中熟練勞動和知識技術要素的密集程度，在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改造的同時，提高對高新技術產業和規模經濟產業的資金資助和政策支持力度。
如果說商品層面摩擦屬于短期的、表面的和微觀的問題，那么制度層面的摩擦則是深層次的、涉及宏觀經濟的大問題，中國在此方面問題的處理上還很被動，需要大力采取行動。
美國對知識產權摩擦態度強硬，而中國在這方面還很落后，對美國還有很強的依賴性。中國要加大技術創新的力度，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但需要的時間還很長，中國侵權行為在一段時間內還很難消除。現階段中國要有充分的準備去應對隨時可能爆發的知識產權之爭，中國政府需要委婉斡旋，盡量減少沖突，同時也要讓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知道，中國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作出最大努力，但知識產權保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完成，也需要美國政府合作共同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美國動用超級301條款直接制裁有悖于WTO原則，中國也不能一味退讓，可借助國際法，在WTO框架下解決問題。
應對中美知識產權摩擦的同時，還要告誡中國的企業，一定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現在一方面我們有企業侵權，另一方面中國又有大量的商標和祖傳秘方等在國外被搶注，實在讓人痛心。另外地方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中也要起到應有的作用。地方政府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就業、稅收問題，要看到侵害知識產權會長時間損害當地的投資環境、打擊創新的積極性，不利于整體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匯率問題上幾次作出了讓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摩擦，但美國仍未得到完全滿足，還在繼續對中國施壓。對此，中國也不能一味讓步。一國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象征一國的經濟，匯率政策的制定是為國家的經濟發展服務的，中國應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根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自身需要穩步調整，不能跟在美國和國際輿論的后面行事。
篇5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由來已久,早在1986年,當中國剛開始準備建立知識產權制度時,美國就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從1989年到1996年,中美進行了四次正式的知識產權談判。1996年的第四次談判中美簽訂了三個中美知識產權協議。盡管中國于2001年加入了WTO,中美知識產權爭端卻有增無減。從2005年開始,美國還對中國進行所謂的“不定期審查”,以評估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情況。
二、中美知識產權貿易爭端的成因
美國方面對于產生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的原因
第一,知識產權產品是美國最具競爭力的產品,知識產權是美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對美國的經濟影響重大。
2006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宣傳,知識財產占美國企業全部價值的三分之一以上,高新技術的出口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知識產業的就業人數達到1800萬。
近年來,美國的外貿逆差逐年上升,尤其是中國更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與此同時,美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卻年年出現順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必然會借助其優勢產品來改善或扭轉其貿易逆差。而擁有知識產權的美國公司也可以通過對知識產權的壟斷和控制中獲得利益。
第二,維護美國貿易政策的權威。
在二戰后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美國把知識產權列為其貿易政策的關鍵部分,以創造一個更加尊重知識產權的國家框架。通過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WTO談判所達成的一攬子協定,如期提高了美國發明人和知識產權持有人在海外獲得和維護平行權利的能力。就國際體制而言,美國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對制度的落實。美國必須緊盯其它國家的履約情況,以真正確保美國的利益。對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國,美國更是不能放過。
中國方面對于產生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的原因
第一,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升級,高科技產品已開始具有了一定的競爭力。但是,許多產品缺乏核心技術,并且中國許多公司還處于模仿階段缺乏持續的技術創新能力,這使得知識產權糾紛成了目前跨國公司壓制中國公司的強有力的武器。
第二,中國企業在引進國外技術時忽視各類技術標準。近年來,美國的一些跨國公司借助于技術標準的特殊地位向中國企業發難已成為一種新動向,即所謂“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壟斷化”趨向。除以專利、商標、版權等知識產權發難外,更多情況是與技術標準、安全標準、環境保護標準等相結合而發難,以維護其經濟、科技的領先地位。技術標準在市場壟斷中有著特殊的使命,隨時準備套牢中國企業。
三、我國知識產權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一,我國知識產權申請困境。我國的專利申請費用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低,而一些發達國家正試圖通過提高專利申請費用來阻礙發展中國家的弱小企業在本國申請專利,從而進一步維護本國企業在技術壟斷上的利益。這種現象導致了不公平的經濟后果,即來中國申請專利的外國公司享受到了在中國申請專利時少繳納費用的好處,而中國企業則被發達國家的高費用擋在這些國家之外,這就直接導致了中國企業無法甚至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
第二,我國政府對部分有關知識產權的行政終局決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審查和監督,這個主要體現在商標法和專利法中;對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特別是對假冒和盜版行為的打擊力度不夠,對受害人的救濟措施還不完善;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利限制過多、過寬,不合理地損害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著作權法中。
第三,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我國企業目前在知識產權方面的總體水平還比較低,很多企業將重點集中在生產制造業這種短期盈利多、見效快的經營層面上,很多企業處在有制造無創造,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產權意識和專門人才。人才管理機制和隊伍建設不到位是企業走知識產權道路的巨大障礙。我國不少高新技術產業不僅沒有設置相關部門,也沒有專門的人才。這樣不僅在主動爭取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出口企業在面對美國政府發起的“337調查”的時候存在僥幸心理,指望同樣被列入侵權人的其他公司來出面答辯或者根本將調查工作置之不理,最終落得大家一起敗訴受裁的局面。
中國針對中美知識產權貿易摩擦的應對策略的建議
1.面對嚴重的中美知識產權貿易摩擦,我國政府應當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
知識產權是國家戰略性資源和維護國家利益以及經濟安全的戰略武器,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是國家經濟、科技、貿易競爭戰略的組成部分。只有將知識產權戰略全面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全體國民的創新意識及對創新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利用意識,才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作用,提高我國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競爭力和綜合國力。具體而言,知識產權戰略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快培育我國的知識產權優勢。
第二,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第三,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第四,提高知識產權的社會管理,服務水平。
2.企業方面的應對措施
第一,提高知識產權意識。
第二,培育和增強知識產權競爭力。
第三,面對美國的知識產權,企業應積極應訴。
四、結束語
知識產權糾紛是中美貿易摩擦的一個焦點問題,嚴重影響著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同時,也是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獲得可持續的良性發展的關鍵所在。中國政府應完善各種相關的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務,企業也應該積極地投身于自身的知識產權戰略上,從根本上提高自身知識產權的競爭力,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減少中美的知識產權貿易摩擦,同時也使中國企業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
參考文獻:
[1]宋國友.超越中美知識產權爭端.西部論叢,2007,(7).
[2]李浩.我國知識產權貿易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國際貿易問題,2005.
[3]曲建忠,張紅霞.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對中國的對策.國際貿易探索,2005,(6).
[4]李鴻志.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原因及對策.黑龍江對外經貿,2005.
篇6
美國參議院于今年3月5日通過了一項修訂《1930年關稅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國商務部對中國、越南等“非市場經濟”國家獲得補貼商品關稅的權力。
而在2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已宣報啟動美國跨部門的貿易稽查中心，以協同美國多個部門應對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此舉亦有助奧巴馬實現從2009年到2015年“出口倍增計劃”的目標。
大選年加劇經貿摩擦環境
表面上，這些舉措旨在保證擴大出口和增加就業，但適逢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奧巴馬要向選民表現出捍衛公眾利益的形象，相信其實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慮。總統大選本身不會引致經貿摩擦，但它會營造產生摩擦的政治環境。一般情況下，大選年中美經貿摩擦跳不出以下的過程：聲稱自己利益在中美經貿往來中受損，或提出非經濟理由來遏制或制裁中國，以為那些針對中國某類產業或某項政策的措施開路，并援引美國國內貿易法要求聯邦行政機構，主要是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國務院、勞工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開展相關調查，甚至直接實施對華貿易制裁。又或通過州的國會參、眾議員提出法案，同時在媒體大肆炒作。
由于在美國國內政治環境中，采取對華強硬的態度幾乎全無政治成本，因此只要主張不是極端到損害美國利益，兩黨候選人為了爭取選民，都會表示支持。而最普遍利用大選年政治氣候挑起對華貿易爭端的美國利益集團主要有兩類：一是中小型制造業企業及其行業協會，另一類是工會組織。
很多時侯，美國政府會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掃除美國企業的出口障礙，譬如頻頻向貿易對象的政府施壓，迫使對方按美方要求改革貿易體制、開放市場，為美國企業出口提供更多機會、更多便利。
以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為例，政府絕非只是企業的出口促銷員，而會動用各種政府資源，為企業擴大出口鋪路搭橋和保駕護航。出口路徑和渠道的開拓殊非簡單，而是必然要觸及到雙方的貿易規則、法律規范、交易習慣等制度性的深層次問題。
可想而知，今后美國政府實施“出口倍增計劃”之后，必然會將其經濟強勢的地位和在貿易規則制定中的主導地位發揮得淋漓盡致，使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在今年內加劇，對我國政府和企業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內消費信心還未完全回復，在這種狀態下，經濟可說仍然相當脆弱，因此美國要通過各種手段快速恢復國內經濟。
可是，美國政府既希望發展對華貿易，但又要保護國內的利益集團；既希望擴大對華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國的發展。開放貿易整體而言對美國有利，但貿易收入的分配，對美國不同階層或行業的人是利是弊，卻有很大差異。加上高失業率會引起民眾的不良情緒，使美國在推行開放貿易的同時，也同時擴張貿易保護主義。有關利益集團要保護自身利益，只好迫切要求在對外經濟和外交政策上發聲，大大增加了中美經貿問題的復雜性。所以，貿易保護勢力越增強，中美貿易摩擦也會因此而加劇。
如無中國，美國的出口會更疲弱
對于中美貿易摩擦，我們要有幾點認識。近年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逐年上升，美一直處于逆差局面，但相比起中美貿易逆差的增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增長更為迅速，近年來，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量中，中美貿易所占部分縮減了約20％。此外，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并沒有增加美國進口總量，雖然自1990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份額增加，但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進口的商品總份額已經下降。
而自2000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迅速，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相對下降。如果沒有中國，美國的出口定會更加疲弱。從各種研究已清楚說明，貿易逆差為美國帶來的利處是顯而易見：不單抑制了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可以利用勞動力優勢節約生產成本，同時為美國的消費者帶來消費剩余，獲得更價廉質優的產品。
其實很難看到中美貿易導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口下降，比起貿易逆差，美國就業率的下降與國內投資的減少和出口下降應該更有關聯。
美國貿易逆差形成自有原因，而中國過去由于勞動力的優勢，在對華直接投資的帶動下，轉移了很多原有亞洲國家對美的貿易順差。目前40%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貨物是由美國公司下訂單，這些貿易額計算入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但貿易利潤本身卻會被匯到美國本土，可見說盡管對美貿易有順差，但并不等于中國因而享受到當中的實際利潤。
《華爾街日報》2010年底刊登的《并非真正的“中國制造”》一文嘗試揭開中美貿易逆差的謎底。兩名專家在文中通過對蘋果手機的全球貿易鏈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只是承接了iPhone的最終組裝工序，但貿易額卻全部算在了中國頭上，增加了中國的出口和貿易順差。我們手上拿著的美國高科技產品，通過全球貿易鏈之后竟然成為100%中國出口的商品。所以，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企業才是中美貿易體系的主要受益者。
換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對華貿易近幾年出現較大逆差，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在對中國的出口中，存在著諸多的政策壁壘和歧視，如對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計算機、數控機床、集成電路、衛星傳感技術等中方需要的產品與技術，實施種種限制。
這種對華出口的嚴格管制，在中美貿易中大大制約了美方充分發揮其產業比較優勢。出口管制削弱美國很多本來具有優勢的產品的競爭力，還間接培養了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因而令受到管制的產品，需求往往大幅減少，同時，一些本有優勢的產品則會在不利的環境下漸變劣勢產品。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而我國又處于被動，更應積極應對，從被動變主動，力求減少所受影響。
我國出口行業中，仍有一大批技術含量較低的企業，因此，政府應積極鼓勵出口企業完成產業升級，建立產品個性化競爭優勢。而對于那些綜合實力較強的企業，可以考慮直接在海外設立公司，使企業實現跨國經營，并有效規避貿易壁壘的阻礙。
當下美國國內需求并無大增，而美國實施“再產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則可能會導致產能在較短時期內急升，過剩產能就只好通過國際市場消化，即必須擴大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實體經濟的不斷充實和產業鏈的完善，對部分進口產品的需求和依賴降低。
因此，在美國出口和進口此增彼減的雙重壓力下，中美貿易摩擦會進一步升級。我國必須改變對外貿易格局，扭轉過度集中在對美出口的局面，開拓更為廣闊的新興市場和非傳統市場，走出口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在中美貿易出現爭端時再陷于被動。
中美貿易關系極不平等
從中美貿易關系來看，“非市場經濟國家”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其中摻雜著很多政治因素，使中美貿易關系極不平等。美國政府在處理對華貿易關系時，往往為迎合國內政治需要而對我國采取反傾銷措施，并就人民幣升值不斷施壓，成為限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的有利借口。
故此，中國應該加快經濟體系改革步伐，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加快知識產權的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立法，改善其他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場制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使美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同時，應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企業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的作用，盡可能以相關行業協會和企業去響應美方挑起的貿易爭端。這樣不僅能培育我國行業協會和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減少行政成本，也能為政府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
美國國會修改《1930年關稅法》的法案，另一更嚴重的隱憂是國際自由貿易正由WTO主導轉向FTA（自由貿易協定）式雙邊或區域貿易下的“自由貿易”，令國際貿易步入“沖突/博弈”的新階段，使WTO規則面臨被邊緣化之風險。
中國若未能把握機會積極參與各種FTA博弈，那么在沖突日增的國際貿易上則更為不利，使中國貿易條件惡化，阻礙中國從貿易大國跨越到貿易強國，這比美歐等不時在WTO框架下向中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危害
更甚。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很多重要資源的供應上仍然要依賴外國，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又在人口老齡化下逐漸消失，歐美制造業持續回流的趨勢更是不可避免，可以說中國在未加入雙邊或區域FTA下吸引實質外資的難度增加，而中國在WTO框架下多年爭取的國際市場份額也將受到擠壓。
若歐美主導的FTA迅速成長并逐漸取代WTO，那么國際貿易結構的調整將加劇，如FDI主導下的國際分工會和國際資源的布局，將優先在FTA協議國布局。而FDI和國際貿易帶來的技術外溢等，恰是支撐中國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支柱，一旦國際技術減少外溢，國內企業自主創新將難以突破，須密切留意。
篇7
一、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在生產､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都有所體現,具體來說,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貿易額增長及貿易手段創新｡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貿易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在不斷加強,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1950年全球總貿易額為1130億美元,1997年已達11萬億美元,增長了97倍,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貿易額已達GDP的35%｡另外,國際貿易的手段也在不斷創新,主要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電子數據交換(EDI)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資金轉賬(ETF)等也已在許多國家開始應用｡
2.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加快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各國為了獲得更多的優惠和更大的發展空間積極地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熏在WTO的144個成員國中,近90%隸屬于不同程度的區域經濟組織｡目前,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區域經濟組織主要有: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東盟(ASEAN)､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
3.跨國公司蓬勃發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已達到44 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 659家｡跨國公司的貿易量已經占了全球貿易總額的40%以上,在國際經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銷售額已達19萬億美元,總產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的1/3,雇傭人數達5 400萬｡
4.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國經濟相互傳遞的障礙減少互動性加強｡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和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影響到發達國家｡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發達國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5.對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這主要表現在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貨物利益,在產業內貿易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的情況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際所得｡另外,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使統計出現嚴重的誤差｡
二、經濟全球化對中美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產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中美貿易作為世界貿易中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受到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主要體現在貿易額的迅速增長和貿易不平衡的進一步擴大｡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貿易也在快速發展｡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995―2004年中美貿易年均增長17.2%｡其中,2001年中國對美國全年進出口總額為804.8億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長了20.8%,達到971.8億美元;2003年則增長了30個百分點,達到破紀錄的1 263.3億美元;2004年又增長了34.3%,全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696億美元｡這使中國成為繼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對象｡2005年中美貿易仍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全年雙邊貿易額達到2 116.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8%(數據來源:中國海關)｡
與此同時,隨著貿易額的大幅增長,中美貿易不平衡也在加劇｡2001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280.8億美元,2002年達到427億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億美元,2004年這一數字為802.7億美元,2005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則為1 141.7億美元(見圖)｡
另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國的跨國公司大量來華投資｡截至1999年7月底,美國公司在華獲得批準的直接投資項目已達27 814個,協議金額498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236.7億美元｡按投資額排名,在中國投資最多的前20家各國公司中有11家是美國公司,其中包括通用電氣､可口可樂､摩托羅拉等大型跨國公司｡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產生的原因
中美貿易不平衡趨勢不斷擴大有其內在的統計誤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國際分工､跨國公司､區域經濟集團組織等外在因素則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加劇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分工
從近年來中美貿易的主要商品結構來看,中國對美出口以紡織品服裝為主的貿易格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計算機通訊類產品的出口份額在上升｡但實質上,中國對美國出口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根據美中商務中心的統計,1997―2001年美國對華出口的20種主要產品中,出口額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飛機､通訊設備､顯像管､含油種以及自動數據處理器｡可見,美對華產品出口明顯屬于高技術設計與營銷為主的技術密集型產品｡
中美兩國貿易產品的各自優勢,充分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的內部分工,中美兩國之間并不是在同一個水平上的競爭關系,而是優勢互補的分工合作關系｡美國一直對華實行嚴厲的高技術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國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雙方產品的優勢互補也難以體現出來,無法實現優勢互補的國際分工合作,由此導致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二)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
美國跨國公司近年來對中國的投資日益增加也成為加劇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在華投資繞開了關稅壁壘以及其他一些關稅措施,獲得了更多利潤｡這些跨國公司以高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為他們在華的企業輸送境外關聯企業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將制成品輸送給其在消費國的批零企業,從中獲取高額利潤,而中國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費｡美國跨國公司把原來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于是,簡單的進出口統計,掩蓋了真實的經濟關系,從而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沒有計算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貿易的差額｡據中美商會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參加調查的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但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利潤并未被統計在內,這就更加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轉移
經濟全球化可以使各國的生產跨越國界,這就使各國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機對本國的產業進行調整｡在進行產業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由于政局的穩定,利用外資的優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勞動力等因素,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日本､美國､歐洲的跨國公司轉移制造業的對象,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貿易差額的轉移｡對中國進行產業轉移,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加劇的因素主要源自兩個方面:
1.東亞地區對中國實行產業轉移｡中國對美國貿易差額的增加,主要是東亞地區相關國家對美貿易順差向中國轉移的結果,即東亞一些國家對中國實行了產業轉移,使原來東亞各國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過去一直是美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主要提供者,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工業化的繁榮發展之后,勞動力成本開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漸喪失了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和提升產品出口的競爭力,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這些國家和地區不斷把勞動密集型產品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再返銷國內和出口到世界市場,中國制造的產品因此繼承了上述國家和地區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也繼承了他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通過對1989―1995年間美國與中國和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見下頁表)｡
2.美國本土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中國｡美國一些企業原來在國內生產､國內消費,現在則將生產轉移到了中國,生產出的產品再對母國“返銷”出口｡有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國在中國的獨資和合資企業生產的｡以紡織品貿易為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紡織品最具價值的外包基地,中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紡織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國服裝采購商的訂貨或美國本地服裝企業在中國生產的返銷產品,中方除了賺取小部分加工費用外,大部分利潤都流入了美國｡與此同時,也通過產業轉移加大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四)全球化導致的原產地統計誤差
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是在20世紀上半葉為國際社會所確定的｡當時,這種以國家境域為統計著眼點所形成的外貿統計,即貨物跨境流動統計是與國家參與對外貿易所獲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的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間的貿易關系｡
由于原產地規則,使中美兩國在貿易額的統計上產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貿易不平衡被進一步夸大｡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但美國海關按原產地規則卻將這類商品的全部價值計入進口額,這無疑夸大了中國對美國的實際順差｡另外,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生產的產品,按原產地規則也被計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之中,這也擴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四、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相關建議
(一)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努力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
目前,我國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很高,美國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對象,這就使我國對外貿易很容易受到美國的影響,且風險也較高｡因此,我國應鼓勵企業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國市場｡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已參與許多區域經濟合作,如:10+1､10+3､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等,參與這些區域經濟組織可使我國享受關稅優惠等貿易優惠政策,這無疑為我國企業開拓新的出口市場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比如,2005年7月,隨著《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的實施,雙方已就7000多種商品進行關稅削減,而東盟一些國家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國企業正可以抓住這一商機拓展出口市場,而不是只注重向競爭已很激烈的美國市場低價出口,從而也可以起到適當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樹立全球化發展戰略,推動我國企業跨國經營
我國政府應加大力度扶持企業尤其是工業生產性企業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同時為企業做好咨詢與信息提供的宏觀指導工作｡這樣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緩解貿易不平衡,而且還可以通過投資設廠更有效地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我國企業的綜合國際競爭力｡另外,在政府引導和扶持下組建的大型跨國公司通過其國外直接投資行為,可以分享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分工專業化､精細化所帶來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加入WTO也要求服務業逐步開放,因此中國可以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借機彌補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須是美方對服務貿易進行充分的統計｡
另外,對于美國政府而言,對華貿易的優先策略之一就是擴大服務出口,限制貨物進口,而后者實際上是非常難以做到的｡因此,只有擴大服務出口才能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才有利于實現貿易平衡｡
(四)大力發展高科技產品技術貿易,促使美國放松出口限制
高科技產業是美國出口的主要優勢產業,但由于美國對華實施出口管制政策,極大地限制了美國高技術產品,尤其是軍民兩用技術設備的出口,致使大批擁有高科技的美國廠商痛失商機｡事實上,美國對華出口管制并不能達到其阻撓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目的,中國不從美國進口,則可轉向他國進口同類技術設備｡美國這一舉措不但不能實現對華限制,反而不利于中美更深入､更廣泛的進行合作｡因此,大力發展技術貿易,不僅有利于改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而且有利于進一步改善中美貿易關系,是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現實出路｡
參考文獻:
［1］ 馬云飛,楊辰飛.經濟全球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J］.市場經濟研究,2002,(2):42-44.
［2］ 程曉東.淺論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及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J］.中國輕工教育,2003,(4):8-9.
［3］ 賈懷勤.中美貿易不平衡綜論［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48-52,186-199.
［4］ 石衛星,蔣飆.淺析中美貿易平衡問題［J］.經貿縱橫,2005,(5):52-53.
［5］ 夏明國.合理看待中美貿易摩擦［J］.理論與現代,2005,(7):62-63.
［6］ 郭益耀,鄭偉民.經濟全球化與中美經貿關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86-87.
［7］ 苗迎春.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重新審視［J］.同濟大學學報,2004,(8):99-104.
篇8
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美國針對中國鋼鐵、彩電、家具、紡織品和集成電路等產品挑起的貿易摩擦不下十次。有些摩擦如“鋼鐵案”化險為夷，有些指控如“彩電案”受到傾銷終裁；有些案例如“家具案”涉及巨額貿易，有些案例如“紡織案”案情特殊。概括地講，后WTO時期的中美貿易摩擦呈現出以下新特點：
貿易不平衡摩擦隨中美貿易總量的增加而加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遞增，美國經濟衰退導致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貿易不平衡問題成為其攻擊中國的靶子。
貿易摩擦的行業領域不斷拓展，農產品和紡織品日益成為貿易摩擦新焦點。入世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涉及紡織品、鋼鐵產品、彩電、集成電路、椅座升降裝置、鋼絲衣架、剎車鼓和轉軸、、鑄鐵供水管、糖精、家具、化工原料、農產品等等，雙邊貿易摩擦的行業領域不斷拓展。其中，農產品貿易因為中國對美國轉基因大豆實施安全審查招致美國的不滿。紡織品和服裝貿易摩擦因為“特別保障條款”的規定會愈演愈烈。
貿易摩擦積極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美方試圖濫用反傾銷和過渡性保障措施，如美國在對中國的反傾銷中經常濫用“替代國”政策。
美國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限制措施增多，知識產權保護成為美方制造貿易摩擦的新手段。除了傳統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WTO允許使用的貿易救濟措施外，美國又從中國加入WTO協議中拿到了12年“特保措施”、15年的“非市場經濟地位”、8年的“紡織品限制措施”，以及長達10年的WTO多邊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知識產權保護以美方指控中方為主，涉及醫藥、軟件、書籍、音像制品等。
貿易摩擦與對貿易政策及實踐的評估緊密聯系，中美相互展開反傾銷調查。一方面，美國緊盯中國加入WTO承諾不放松，通過多種方式對中國執行協議的情況進行監督，并利用各種政府和非政府報告對中國施壓；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世界上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國，開始反擊美國的不公正調查，并利用反傾銷調查手段保護國內相關產業。
一般貿易措施與國別貿易措施并存，非經濟因素對貿易摩擦推波助瀾。中美貿易摩擦既有美國根據本國商法針對所有貿易伙伴適用的一些貿易措施，如337條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也緣于中國在加入WTO協定書上承諾的“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和“特保條款”而產生的大量摩擦。與此同時，非經濟因素對中美貿易摩擦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首先是美方對國內市場份額進行戰略調控。其次是美國國內政治對中美貿易的干擾，尤其是對華出口限制和產業保護。
應對后WTO時期中美貿易摩擦的策略
我們面對中美之間的一系列貿易摩擦，必須以冷靜的、非政治性的觀點來看待，嚴格按照世貿組織的程序來解決。既要有戰略方面的應對，也要做好戰術上的安排。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加強政府間的溝通與交流
結束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遠高于許多WTO成員。在此情況下，美國應效仿WTO其它成員的做法，盡快結束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以便在反傾銷中得出一個非歧視的判斷。
正確認識和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中美貿易不平衡并非由于中國設置了不公平的貿易壁壘。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是不容置疑的，但從美國對巴西、墨西哥、荷蘭等國的外貿歷史來看，不公平的貿易壁壘也不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
影響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中美雙方統計方法上的差異，中國外貿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特點、中美國際分工和美國產業結構升級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對華投資、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及對華產業轉移，美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貿易政策，美國對華高技術出口管制，國際油價上漲、服務貿易順差下降、J曲線效應作用有限等等。以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及轉移為例，研究證明，90%的美國自華進口只是替代了來自東南亞低工資經濟體的進口，大部分是低技術含量的電子機械、玩具、皮靴和服裝，只有10%的自華進口直接與美國的產品形成競爭。
商務部馬宇認為，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起碼今后十年內都不可能扭轉。中國政府需要調整國家的投資和貿易戰略，加快國內商品市場和投資市場的開放，改革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加強透明度，規范競爭秩序，減少貿易摩擦的制度性因素。
強化行業協會功能
行業協會的職責之一，就在于對全球范圍的行業動態理所當然地進行搜集、分析和通報。但毫無疑問，我們的商會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夠。2000－2002年，中國彩電對美國出口增長了1166%，面對如此高的出口增長，在美國方面立案前竟無一家企業警覺。按理說，有歐盟彩電反傾銷在先，商會和協會憑經驗就能做出基本的判斷，及時反饋給政府和企業，提醒有關方面注意。中國企業和商會應盡快建立市場預警機制，在把握美國國家安全、貿易戰略的基礎上，對市場份額、產品研發、品牌創立、兼并合資等各方面有全面、細致的戰略構想。
大力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
加工貿易目前占據中國商品進出口總額的半壁河山，但是企業核心技術研究開發能力不足，產品檔次偏低，高附加值、高新技術、高創匯的加工貿易項目相對較少；國內配套能力不足，使加工貿易的輻射能力和聚集效應未得到充分釋放。以家具為例，珠三角家具企業小而分散，多而不強，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弱，大部分家具出口產品都是通過來料加工貼牌生產，很多企業只能靠勞動力成本低等因素通過價格與國外產品競爭，缺乏原創性和現代營銷理念。這些因素制約了珠三角出口家具品牌的培育，也容易招致反傾銷。
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在美國，市場依存度過高，造成美國企業抵制。家具案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目前中國家具出口額中，僅美國市場就占到52％以上。而且出口的家具品種也過于集中在一、兩種產品上，其中增長最快的就是木制臥室家具。據美國商務部稱，2002年，來自中國的家用木制家具的進口額比2000年的16.5億美元猛增了75％，達到28.9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同類商品進口額的1／3以上，在美國價值230億美元的木制家具市場上，來自中國的家具產品就占了35％的份額。出口市場結構的不合理，使得單一的產品集中到某一個國家，即使產品沒有低價傾銷，也會對該國市場形成壓力。因此，調整出口的地區結構，在鞏固傳統的亞洲和北美市場的同時，大力開拓歐洲市場，并逐步向拉美、中東及非洲市場進軍，以不斷提高我國商品的市場占有率。
利用世貿規則解決中美貿易糾紛
解決國際貿易磨擦與爭端的措施，通常分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三個層面，各層之間以及內部的協作十分重要。以反傾銷為例，傾銷問題屬于企業層面的貿易磨擦與爭端，和應訴的主體必須是企業，企業必須學會或應訴以及做好反傾銷預警、規避工作。企業必須要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做好賬，在遭遇境外反傾銷調查時，企業應當積極應訴并相互通氣。企業之間的團結協作在“家具案”中表現突出，相關的中國家具企業，其中包括臺資、港資甚至美資企業，成立了專門應對此次“反傾銷”危機的規模實力空前的聯合組織。行業協會可以監控出口市場以及境外同行的動向與反應，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對外協調工作，最大程度幫助會員化解境外反傾銷危機，或者組織國內企業對外反傾銷，維護本行業利益。更為重要的是，行業協會可以積極向會員普及反傾銷知識，總結各類反傾銷經驗，提高會員的反應能力。與此同時，政府在反傾銷爭端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反傾銷有時并非簡單的經濟問題，政府有必要通過雙邊談判，爭取使更多的國家將我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排除，在WTO新一輪談判中，爭取修改反傾銷協議中的部分條款，防止成員濫用反傾銷措施，扭轉中國成為世界頭號反傾銷重災區的被動局面。在保護國內產業方面，政府應當制訂較完備的反傾銷法律法規。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要學會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對方的法律法規為自己爭取利益。一方面，在受到對方產品傾銷打壓下，積極申請反傾銷措施。另一方面，在對方進行反傾銷調查時，中方企業可以要求美國以享受正常調查待遇的中國企業的產品的價值，代替所謂“替代國”市場上同類產品的正常價值，做出對中國企業產品價值的正確判定。因為對取得了正常調查待遇的中國企業，意味著美方承認這些企業的產品價格不受國家控制，是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是符合《世界貿易組織反傾銷協定》要求的，可以根據企業的會計記錄，計算受調查產品的正常價值。
此外，還應當在貿易伙伴國尋找反對保護主義的強大同盟軍，包括貿易伙伴國的進口商團體、學術界和輿論界人士，增強我們對付保護主義團體的力量。只有這支同盟軍才能使進口國居民充分認識到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給消費者帶來的福利，以及保護主義團體為了私利使整個國民經濟付出的代價，才能扭轉貿易伙伴的輿論風向，才能有效阻止保護主義團體將自己的意愿轉化為政府實際的保護措施。“家具案”中，美國有35家銷售商為中國企業積極奔走，向有關方面申請取消制裁，由此可見一斑。
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
由于匯率下降是刺激中國外貿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導致外貿依存度測算值不斷提高的直接因素。從這一點看，目前的人民幣幣值問題已經不單是外國政府對中國施壓的問題，同時也說明了當前的人民幣匯率確實已經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國有必要加快發展外匯市場的步伐，推進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研討人民幣的合理幣值，繼續為外貿的發展提供貨幣政策的支持。
中美貿易爭端不僅僅是兩國的經貿問題，還涉及兩國的政治體制。中美兩國之間發生的貿易爭端是不可避免的，今后還會長期存在。中美兩國政府應加強溝通、磋商和信息交流，在國際規則、雙邊協議和共同利益基礎上協商解決有關貿易爭端，表現出更多的誠意和寬容，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
參考文獻：
1.賓建成.中美經貿為何走到十字路口[J].世界知識, 2003(19)
2.苗迎春.理性看待中美貿易不平衡[N].國際金融報，2003.8.19
3.丁剛.中美貿易問題出在哪兒[N].環球時報，2003.12.2
4.張艷，劉光溪.謹慎積極應對“貿易壁壘”[N].文匯報，2003.12.1
5.宿景祥.儲蓄不足――美國經常帳戶赤字的根源[J].國際貿易，2003(9)
6.苗迎春.美國貿易逆差緣何激增[N].國際金融報，2004.2.20
7.馬宇.中美貿易爭端的表象與本源[N].中國經濟時報，2003.12.1
篇9
2010年11月，歐盟委員會了名為《貿易、增長和世界事務》的戰略文件，描繪了未來幾年歐盟的貿易政策框架。與上一份歐盟貿易戰略相比，新貿易戰略在迫使貿易伙伴開放市場和維護歐盟企業利益方面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被眾多媒體認為更具有攻擊性。該報告提出，中國既是歐盟的主要挑戰，也是主要機遇所在。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后，歐盟的政治一體化上升到一個新水平。這份戰略文件的出臺預示歐盟貿易政策總體上會趨于強硬，而中歐貿易本就摩擦不斷，認真分析并積極應對這一新的變化，對于促進中歐經貿合作健康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現狀
（一）貿易方面
中歐互為對方重要的出口市場。根據歐盟統計，2009年，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中國出口的204%；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73%。中國（不含中國香港）是歐盟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占歐盟出口的75%；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占歐盟貿易總額的129%。
從我國的統計看，2010年，我國與歐盟的貿易是2001年（全年）的57倍。其中，我國對歐盟出口是2001年的69倍，進口是2001年的42倍（見表1）。
表1 中國對歐盟貿易統計（億美元、%）
年度 進出口額 同比增長 出口額 同比增長 進口額 同比增長 順差
2001（15） 7663 110 4091 71 3572 158 519
2002（15） 8675 132 4821 179 3854 79 967
2003（15） 12522 444 7216 497 5306 377 1910
2004（25） 17729 334 10716 367 7013 287 3703
2005（25） 21731 226 14371 341 7360 49 7011
2006（25） 27230 253 18198 266 9032 227 9166
2007（27） 35615 308 24519 347 11096 229 13423
2008（27） 42558 195 29288 195 13270 196 16018
2009（27） 36409 -145 23628 -194 12780 -36 10848
2010（27） 43388 331 28231 333 15157 326 13074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總署、商務部網站。
從增量看，中國是歐盟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據歐盟統計，2005—2009年，歐盟27國對外出口增加420億歐元，其中，對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均下降，而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266億歐元，占歐盟出口增量的633%。這也是歐盟認為中國是其重要出口機遇的主要原因。
（二） 投資方面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0年1—10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1181家，同比增長166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2003億美元，同比增長1571%。其中，歐盟二十七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322家，同比增長492%；實際投入外資金額5451億美元，同比增長105%。
從歐盟的統計看，2008年歐盟對華投資流量47億歐元，僅占其對外投資流量的14%，位居歐盟對外投資的第14位，排在美國、離岸金融中心、瑞士、俄羅斯、新加坡、澳大利亞、埃及、加拿大、土耳其、中國香港、日本、烏克蘭之后。中國對歐盟投資流量則非常少，2005年、2008年甚至出現負值。歐盟對華投資存量占比和排名同樣靠后。
（三） 技術方面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歐盟一直是中國累計最大的技術和設備供應方。截至2009年，我國累計從歐盟引進技術32401項，累計合同金額12705億美元。與美、日等國家的企業相比，歐洲企業更愿意轉讓較為敏感的技術。
二、中國歐盟經貿關系特點
（一） 不平衡
貿易總量不平衡：根據我國的統計（見表1），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從2001年開始大幅增加，2008年達到16018億美元，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影響，順差回落到10848億美元，但2010年又迅速上升到13074億美元。
根據歐盟統計，歐盟貿易逆差主要是因為對中國貿易逆差（見表2）。2008年，歐盟對中國貿易逆差占歐盟貿易逆差比重最低，但也達到67%，高的年份甚至超過100%。
表2 EU27 對中國貿易逆差/EU27 逆差（十億歐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歐盟貿易余額 -746 -1268 -1927 -1925 -2585 1051
歐盟對中國
逆差占比（%） 108 86 68 83 67 127
資料來源：Eurostat（歐盟統計局）。
除總量不平衡外，貿易結構、國別結構存在不平衡。我國對歐盟雖然總體貿易存在大量順差，但我國對歐盟的服務貿易存在逆差，2009年逆差達到50億歐元（見表3）。從國別看，我國對歐盟的出口、進口、順差主要集中在德國、荷蘭、英國、意大利和法國，這五個國家占我國對歐盟貿易的70%左右。其中，我國對德國存在貿易逆差。
表3 服務貿易（十億歐元）
2007 2008 2009
出口 進口 余額 出口 進口 余額 出口 進口 余額
中國與世界 888 943 -55 996 1074 -79 923 1129 -206
歐盟對中國 140 180 40 150 199 49 131 180 50
資料來源：Eurostat（歐盟統計局）（服務貿易不含政府服務）。
（二） 不對稱
貿易增速不對稱：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快于中國對世界的出口增速，中國從歐盟進口的增速慢于中國從世界進口的增速。2010年1—11月，我國對世界的出口是2001年的53 倍，進口是2001的51倍；同期，我國對歐盟的出口是2001年的69倍，進口是2001年的42倍。
依賴程度不對稱：盡管中國、歐盟統計數據存在差異，但兩者統計數據都表明，中國對歐盟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20%左右，而歐盟對中國的出口只占其出口總額75%。從貿易余額看，雖然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只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30%，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卻占其貿易逆差的67%～127%。
貿易投資不對稱。中國、歐盟貿易相互占比大，但投資流量、存量占比都較小，對比鮮明。
（三）不同步
根據歐盟統計看中國、歐盟貿易產品結構，2009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主要體現在辦公及通訊設備（歐盟逆差629億歐元）、服裝紡織（歐盟逆差306億歐元），合計占歐盟對華逆差的70%。從時點來看，服裝紡織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國具有比較優勢；辦公及通訊設備則是加工貿易的結果。但從發達國家的歷史演變看，這種逆差主要是由不同國家/地區發展階段不同步引起的。
從人均GDP指標看，美國人均GDP46021美元，歐盟32986美元，中國僅為3760美元，發展階段明顯不同步（見表4）。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其創業動力和壓力、工資水平等因素不同。這些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中國第二產業的比重較高，而發達國家卻不同程度地出現產業空心化。
表4 中國、歐盟、美國GDP指標比較
中國 EU27 美國
2009 2007 2009 2007 2009 2007
人均GDP（美元） 3760 2680 32986 34282 46021 46670
GDP 增速（%） 91 142 -42 29 -26 19
人口（億） 1305 1297 498 495 307 301
資料來源：EIU（經濟學家信息中心）。
但是，中國、歐盟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步，并不僅僅意味著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實際上，雙邊貿易存在競爭性。根據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 25/2009，中國在2006年超過歐盟，成為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三、中國歐盟各自利益訴求
（一）歐盟的利益訴求
1政府采購
歐盟認為，政府采購市場是對歐盟企業最封閉的一塊國外市場（見表13），而歐盟企業在公共交通、醫療器械、藥品和綠色技術等領域非常有競爭力。歐盟明確提出在政府采購市場要對等，為此，將采取立法手段促使國外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反對國外的歧視性做法，并將敦促中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確保歐盟企業獲得公共資金項目的市場準入。
2原材料出口限制
歐盟宣稱，可持續的、沒被扭曲的原材料供應對歐盟的競爭力具有戰略意義，歐盟將在雙邊或多邊的基礎上就出口限制、造成供給瓶頸和其他扭曲行為的產業政策進行談判。
3產業政策措施
歐盟指出，為確保國內外生產商基于真正的比較優勢進行公平競爭，其將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以下扭曲、破壞貿易的行為采取貿易防御措施：戰略性產業補貼、進口替代產業政策、購買國貨政策、強制的技術轉移。
4知識產權保護
歐盟企業普遍認為，盡管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法律執行差，仿造、盜版使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根據歐盟提供的數據，中國的造假企業一般在一個星期就可以制造出樣機，25%的中國造假企業有能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復制出市場需求的產品，50%的侵權企業收入為暴利。歐盟將在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中使知識產權條款盡可能保護知識產權，而多邊的《反盜版貿易協定》將提供新的知識產權保護。
5其他問題
歐盟認為，監管壁壘嚴重損害了其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歐盟將通過要求第三國匹配其提供給該第三國的內部市場來獲取更大的市場開放。如在銀行、電信等核心服務領域取消歐盟投資者在所有權、設立企業和經營方面的限制；改善認證、檢驗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檢驗、認證做法以及規則、標準方面的融合與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業成本。
除知識產權、原材料出口限制、產業補貼、監管壁壘外，歐盟還認為，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的不同會造成不公平競爭，歐盟將考慮改革“普惠制”，使之與國際勞工標準、人權、環境保護、政府治理等掛鉤。
（二）中國的利益訴求
1外部發展機遇
自由貿易由發達國家提倡，但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機對國際經濟格局的加速轉變，歐美日益突破自由貿易的范疇，強調公平、開放（公平主要指公平競爭、公平貿易，開放主要指市場準入），并以公平、開放名義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作為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受益者，如何維護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反對不合規則的貿易保護，繼續為我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發展機遇，相應成為我國的核心利益。
2市場經濟地位
由于歐盟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歐盟在判定中國產品是否以低于成本價在其境內傾銷時，不是以該類產品在中國國內的價格為參照，而是以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價格為參照。由于選取的“第三國”與中國不存在可比性，而且歐盟選擇的“第三國”的價格水平往往遠高于中國，導致中國企業在應對反傾銷時遭受不利結果。這實際上與歐盟提出的公平、開放原則相違背，對中國企業構成最大的不公平、不開放。
3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不但可獲取鑄幣稅，更重要的是關系到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目前，我國正在推行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需要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結算范圍、最終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歐、美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美高舉公平、開放的國際貿易大旗對我國進行施壓，我國完全可以公平、開放原則要求歐、美支持人民幣跨境結算。
四、中歐經貿合作的基礎較強
中歐經貿關系存在多重分歧，如果歐盟按照新的貿易政策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中歐貿易摩擦勢必增加。但總體上看，這些分歧主要基于各自經濟利益，多屬于技術層面。與中美經貿關系相比，中歐雙方在戰略上的沖突要弱一些，政治因素相對少一些，在經濟和發展戰略方面還有不少一致性。
中歐貿易與中美貿易存在不同。中美貿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在本次金融危機前，美國經濟持續增長，通脹率處于低位，就業狀況良好，其本身是國際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受益者。美國對華貿易存在逆差，但根本原因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只要其內部結構不調整，無論是壓人民幣升值，還是對中國產品征稅，都無法改變美國巨額逆差的現實。而且，美國經濟結構兩極分化，對華出口商品結構過于單一，在控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情況下，中美貿易很難實現平衡。因此中美貿易摩擦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等，都更像是政治工具，很難僅僅通過貿易談判來解決。
中歐雙方發展經貿關系的根本目標比較一致。與中美貿易摩擦相比，中歐貿易摩擦中雖然摻雜一些政治因素，但經濟成分更多。歐盟新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貿易、增長和世界事務》報告中明確提出，歐盟推動對外貿易是要取得三方面的利益，即經濟增長、就業和更多更廉價的商品，這一提法不僅僅是口號上的。與美國相比，歐盟經濟面臨更多困難，近20年來，歐盟的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低于美國，而失業率高于美國。歐盟在2010年10月份開展的一項調查也顯示，61%的被調查者認為歐盟貿易政策應首先關注創造就業。而且，與美國不同的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巨大逆差。歐盟成員國眾多，經濟體系完備，有能力推動對外貿易，包括對中國的出口，并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中歐雙方都有較強的愿望通過經貿合作促進彼此的經濟發展。即使出現貿易摩擦，也應該更易于在貿易談判的框架下來協商和解決。
中歐經濟發展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歐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歐盟的經濟、技術相對發達，但在外部全球化和內部一體化背景下，歐盟也面臨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外部競爭力下降，財政、債務存在巨大不平衡，內部各國發展不平衡、競爭力不平衡，其邊緣國家融資困難；這些問題的存在甚至威脅到了歐元的生存。中國雖然相對歐盟處于后發階段，并面臨一系列問題，如外部發展機遇發生變化，內部存在資源、環境壓力和結構調整壓力，但與歐盟不同的是，中國GDP長期快速增長，GDP在世界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中國的經濟、貿易、投資、財政地位為中國創造了更有利的調整空間。中歐各自的優劣為相互合作發展經濟提供了機遇。如歐盟的技術有助于中國解決資源、環境瓶頸；中國良好的財政和外匯儲備有助于歐元的穩定。
從貿易的結構和價值增值看，造成歐盟逆差的主要產品是辦公及通訊設備、服裝紡織。辦公及通訊設備主要是加工貿易，中國表面上得到了順差，但歐盟企業獲取了價值增值，利潤由歐盟企業而非中國企業得到；服裝紡織中國有比較優勢，在產業結構上與歐盟形成互補，同樣對歐盟有利。從貿易增速看，盡管中國對歐出口快于中國從歐進口，但歐盟對華出口增速快于歐盟對世界、對美國、對瑞士的出口增速，事實上，歐盟對美國的出口近年來還呈下降趨勢。因此，歐盟對中國市場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通過擴大對中國出口獲益。另一方面，中國對歐盟的出口雖然較大，但中國商品的物美價廉同樣使得歐洲消費者獲益。根據歐盟2010年10月的調查，39%的被調查者認為歐盟貿易政策應幫助消費者獲得更多更廉價的商品，其重要性僅次于促進就業。總體看，中歐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中歐戰略選擇在經濟跑道上的共性夯實了雙方談判的基礎，貿易的互惠互利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依賴則確保了談判地位的平等（甚或中國稍占主動），為通過談判實現共贏構筑了前提。
五、對歐經貿關系政策建議
（一） 完善對外經貿戰略
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經濟、貿易、投資、消費、技術等領域的地位上升，國際經濟格局發生變化，歐盟對華關系定位也發生變化，從自由貿易等傳統領域轉變到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強調貿易、投資領域的開放、公平，客觀上對中國維護內外部發展機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目前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貿易增長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國內外的要求有一定的一致性。根據這一新的形勢，中國有必要調整對外經貿戰略，促進對外貿易的平衡發展。這種戰略轉變要求國內政策、措施、步驟等相應調整，通過維護全球化來確保中國中長期內的戰略發展機遇。當然，維護全球化并不意味著中國需要做出不必要的讓步。
對歐經貿政策應與對美經貿政策有所不同。歐盟的貿易政策目標比美國單一，其核心是擴大對中國出口。中國的巨大市場潛力對歐盟國家有著極強的吸引力。而歐盟各成員國經濟差別較大，利益訴求也有差異，并非鐵板一塊。在對歐經貿關系中，中國不處于弱勢，甚至還有一定優勢。貿易問題更容易通過貿易談判來解決。為此，在對歐經貿關系中，宜采取與對美國不同的策略。可以建立多方面多層次的溝通機制，就貿易談貿易，在討價還價中，讓渡部分國內市場，爭取對我有利的條件，取得雙贏，不斷完善和推進中歐經貿關系，同時，可以以經促政，并以此向美國施壓。
（二）駕馭國際貿易規則
戰略轉型要求中國的政策、法律、操作技巧符合國際貿易規則，通過掌握、制定、遵守國際游戲規則來恰當地維護國家利益。
政府采購方面，歐盟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伙伴提供對等開放的市場。從實際情況看，雖然歐盟表面上開放了政府采購市場，但其政府采購協議標準以上的政府采購也僅占其政府采購總額的18%（見表13），并且中國企業很難進入，客觀上存在市場準入壁壘。中國目前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但可以按歐盟對等開放的要求進行讓步，在對歐盟開放政府采購市場的同時，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的有關規定進行合理保護。如可以根據《政府采購協議》第5條“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第23條“允許一國政府在協議中選定某些排除其適用范圍的要求，涉及公共秩序、安全、生命與健康、知識產權、慈善、勞教和服務采購等均可有保護措施”的例外原則、在實際操作中的技術性處理等進行合理保護。
原材料出口限制方面，《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0條g款規定，締約方可以實施“與保護可用盡的自然資源有關的措施，如此類措施與限制國內生產或消費一同實施”。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允許締約方為保護可用盡的自然資源采取適當的出口限制，但這種出口限制不能造成國內外的不公平競爭（案例研究表明，對原材料出口限制時，一同實施的國內生產或消費限制不要求待遇完全相同，也不要求效果相同）。因此，只要措施適當，中國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是無可厚非的。
戰略性產業補貼方面，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將補貼分類為禁止性補貼、可訴訟補貼和不可訴補貼。中國可以充分利用關于研究援助、地區援助、環境援助等不可訴補貼規定，以及微量補貼等規定，對戰略性產業進行補貼。
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鑒于不但歐盟需要保護知識產權，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也需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建議在中國市場上加大對歐盟廠商的知識產權保護，同時要求歐盟也加強中國廠商在歐盟市場的保護，但對超過國際標準的保護要求，則應堅決抵制。
（三）深化中歐經貿合作
在中歐經貿關系上，中國的市場是開放的，比如我們現在會議室使用的麥克風大多是飛利浦或德國的產品，歐盟不能只看有些規定，實際做法上，中國要靈活得多。投資方面，中國購買歐盟國家的債券是對歐元的巨大支持，也是對歐洲統一貨幣的支持；中國對歐投資并購也是對歐洲的支持。因此，歐盟應放開中國對歐投資的限制。中國在可貿易商品領域的優勢難以撼動，歐盟只能在高技術領域放開限制才能平衡這種優勢，否則中歐貿易之間的不平衡無法解決。因此，解決中歐貿易不平衡，需要中歐深化合作。
一是加大中歐之間貿易、投資、技術合作力度。要求歐盟自己做到開放、公平，盡快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進一步放開技術出口限制，減少歐盟設置的中國對歐貿易投資壁壘，增加中國從歐盟的技術進口，擴大中國對歐盟以技術為目的的收購，從而減少歐盟對中國的逆差，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環境保護。中國則可以在符合本國發展階段的情況下，進一步放寬有關市場準入壁壘，如歐盟愿意對其綠色技術出口到中國提供融資支持時，中國可以放寬外債指標限制。
二是對歐經貿合作不要僅限于歐盟和中國市場，還可以擴大到在第三國的合作。例如，非洲是歐盟的傳統市場，非洲國家的礦權大都在歐盟國家手里，中國和歐盟可以在非洲等第三國開展貿易、投資、融資合作。這不但需要在拓寬合作的地理范圍和合作領域方面轉變觀念，而且需要改變一些具體的做法。例如，在融資領域，政府部門一般要求中國進出口銀行在融資支持時考慮中國成分，對歐盟內部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提供商業條件的融資；不太支持外資在華企業的出口及其對外投資的融資需求，但實際上對第三國的出口和投資有利于中歐經貿平衡，有利于市場多元化，有利于確保外部市場對中國的供應。
（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除開放、公平外，在貿易便利化方面，歐盟提出改善認證、檢驗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檢驗、認證做法以及規則、標準方面的融合與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業成本。中國則可以要求歐盟支持人民幣跨境結算，在貨幣領域實現開放、公平，從金融領域降低商業成本，實現貿易便利化。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區域經濟合作為平臺，強調各有關國家“共贏”、“平等”、“公平”、“共存”，是相互依存的現實要求。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加強交流和合作，形成一種合作機制和平臺，使各有關國家之間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從而使各國從中獲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
伴隨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進程，我國外貿發展環境日趨緊張化，研究突破貿易壁壘的對策機制，不能以傳統“見招拆招”的被動方式進行，更需要主動參與，以創新思維進行思考，需要突破以單個國家為出發點思考對策機制的限制，將對策機制融入到集團化和區域化合作中，避免以“壁壘”對“壁壘”，以求順應大勢，獲得發展。
[參考文獻][1]任麗華. 中歐貿易摩擦的深層次原因分析[J].中國集體經濟，2009（28）：61-65.
[2]鄧宗豪.后金融危機時代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 [J].前沿，2011，（19）.
[3]陳德銘.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平衡健康[EB/OL].2010-12-21.
[4]劉曉燕.中歐經貿關系2010年穩步推進[EB/OL].新華網，2010-12-27.
[5]Eurostat：Euro area external trade surplus 5.2 bn euro，198/2010—17 December 2010.
[6]John W Miller，EU Seeks to Trim List of Tariff Beneficiari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0，2011.
[7]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Report 201l，COM（2011）114.
[8]Robert B Zoellick，“After the Crisis？”，Development Outreach，World Bank Institute—December 2009.
[9]Bates Gill，et al.，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p5，2005，Berli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a-EU Trade Relations
WANG Li
篇10
一、引言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由來已久,早在1986年,當中國剛開始準備建立知識產權制度時,美國就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從1989年到1996年,中美進行了四次正式的知識產權談判。1996年的第四次談判中美簽訂了三個中美知識產權協議。盡管中國于2001年加入了WTO,中美知識產權爭端卻有增無減。從2005年開始,美國還對中國進行所謂的“不定期審查”,以評估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情況。
二、中美知識產權貿易爭端的成因
美國方面對于產生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的原因
第一,知識產權產品是美國最具競爭力的產品,知識產權是美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對美國的經濟影響重大。
2006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宣傳,知識財產占美國企業全部價值的三分之一以上,高新技術的出口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知識產業的就業人數達到1800萬。
三、我國知識產權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一,我國知識產權申請困境。我國的專利申請費用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低,而一些發達國家正試圖通過提高專利申請費用來阻礙發展中國家的弱小企業在本國申請專利,從而進一步維護本國企業在技術壟斷上的利益。這種現象導致了不公平的經濟后果,即來中國申請專利的外國公司享受到了在中國申請專利時少繳納費用的好處,而中國企業則被發達國家的高費用擋在這些國家之外,這就直接導致了中國企業無法甚至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
第二,我國政府對部分有關知識產權的行政終局決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審查和監督,這個主要體現在商標法和專利法中;對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特別是對假冒和盜版行為的打擊力度不夠,對受害人的救濟措施還不完善;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利限制過多、過寬,不合理地損害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著作權法中。
第三,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我國企業目前在知識產權方面的總體水平還比較低,很多企業將重點集中在生產制造業這種短期盈利多、見效快的經營層面上,很多企業處在有制造無創造,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產權意識和專門人才。人才管理機制和隊伍建設不到位是企業走知識產權道路的巨大障礙。我國不少高新技術產業不僅沒有設置相關部門,也沒有專門的人才。這樣不僅在主動爭取知識產權方面的工作不到位,一些出口企業在面對美國政府發起的“337調查”的時候存在僥幸心理,指望同樣被列入侵權人的其他公司來出面答辯或者根本將調查工作置之不理,最終落得大家一起敗訴受裁的局面。
中國針對中美知識產權貿易摩擦的應對策略的建議
1.面對嚴重的中美知識產權貿易摩擦,我國政府應當制定和實施知識產權戰略
知識產權是國家戰略性資源和維護國家利益以及經濟安全的戰略武器,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是國家經濟、科技、貿易競爭戰略的組成部分。只有將知識產權戰略全面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全體國民的創新意識及對創新成果所形成的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利用意識,才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作用,提高我國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競爭力和綜合國力。具體而言,知識產權戰略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快培育我國的知識產權優勢。
第二,完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第三,提高全社會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第四,提高知識產權的社會管理,服務水平。
2.企業方面的應對措施
第一,提高知識產權意識。
第二,培育和增強知識產權競爭力。
第三,面對美國的知識產權,企業應積極應訴。
四、結束語
知識產權糾紛是中美貿易摩擦的一個焦點問題,嚴重影響著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同時,也是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獲得可持續的良性發展的關鍵所在。中國政府應完善各種相關的法律政策和公共服務,企業也應該積極地投身于自身的知識產權戰略上,從根本上提高自身知識產權的競爭力,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減少中美的知識產權貿易摩擦,同時也使中國企業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
近年來,美國的外貿逆差逐年上升,尤其是中國更成為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與此同時,美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卻年年出現順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必然會借助其優勢產品來改善或扭轉其貿易逆差。而擁有知識產權的美國公司也可以通過對知識產權的壟斷和控制中獲得利益。
第二,維護美國貿易政策的權威。
在二戰后的多邊貿易談判中,美國把知識產權列為其貿易政策的關鍵部分,以創造一個更加尊重知識產權的國家框架。通過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WTO談判所達成的一攬子協定,如期提高了美國發明人和知識產權持有人在海外獲得和維護平行權利的能力。就國際體制而言,美國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對制度的落實。美國必須緊盯其它國家的履約情況,以真正確保美國的利益。對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國,美國更是不能放過。
篇11
據中方統計，中美建交之初的1979年，中國對美國出口5.9億美元，自美國進口18.6億美元，中國逆差12.7億美元。此后，中方逆差一直持續到1992年。期間，1981年的逆差規模最大，達到28.7億美元；1992年逆差規模最小，為3.1億美元。從1993年開始，中國開始出現順差(62.7億美元)，順差規模總體上呈現不斷擴大之勢，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1 141.7億美元，是1993年的18倍多。2008年后受經濟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開始下降，2009年出現了10%以上的降幅。2010年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4.5億美元迅速增長至2010年的3853.4億美元，增長150多倍。美國從中國的主要逆差來源國變成了主要順差來源國。
據美方統計，1979年美國對華出口17.2億美元，自華進口6.5億美元，美國順差10.7億美元。美國的對華貿易順差持續到1982年，從1983年開始，美國出現了3億美元的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持續逆差。1988年，中國首次成為美國的前10大逆差來源地之一，位居第九位；1989年躍升到第六位，1990年升到第三位：1991年，超過臺灣省，位列第二位，僅次于日本；從2000年開始，中國超過了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地。2005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規模達到2015億美元，比2004年的1619億美元上升24．5％，為美國有史以來對一國的最大貿易逆差。2007年中國對美國順差高達2563.7億美元，年平均增速達到24.3%。2010年中美貨物貿易4568.2億美元，同比增長24.86%。美對華貿易逆差2730.7億美元，同比增長20.36%。2011年1月~4月，中美雙邊貿易總額達1337.2億美元，同比增長24.8%。其中，中國對美出口916.8億美元，同比增長22.4%；自美進口420.4億美元，同比增長30.5%。依然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盡管雙方公布的數據差異很大，但兩國間貿易越來越不平衡的事實卻毋庸置疑。
二、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1.中美雙方貿易統計數據的差異
目前，中美雙方對外貿易統計都是按照原產地規則進行的。原產地統計是指進口貨物的國別要按其原產地，即商品的生產地、制造地或發生實質性改變的加工地進行統計。原產地規則在國際多邊貿易協定和各國貿易政策措施中被廣泛應用，但對如何判定貨物是否發生“實質性的改變”，至今沒有統一的實施細則。各國在制訂自己的原產地規則時，往往從本國需要出發，標準不一，寬嚴各異，在判定進口貨物原產地時存在較大隨意性。過去國際貿易和投資數額不大，各國之間商品交換關系比較簡單，按原產地統計大致可以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分工、貿易關系以及相應的利益格局。現在由于世界各國經濟貿易關系迅速發展，跨國投資日趨增加，國際貿易所交換的已經遠不是單個國家生產的產品，而是跨越國界的“世界性產品”。
按現行原產地統計進出口貿易的辦法，顯然難以準確反映世界經濟發展變化的大勢，甚至會扭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平衡狀況。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學者認為，目前國際通行的這種統計原則，存在著不合理性，特別是對于轉口貿易和加工貿易的統計，往往存在較大誤差。隨著世界經濟發展和經濟格局的巨大變化，原產地原則的局限性愈來愈清楚地暴露出來。按照原產地規則統計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既沒有充分反映中美貿易的客觀實際，又無法全面揭示中美雙方在相互貿易中的實際利益所得。
2.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國際貿易產業轉移的一般表現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周邊國家及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移和境外直接投資的流入，中國建立了大量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外商投資企業。由于這些國家和地區在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工序的同時，把對美出口順差較大的商品加工組裝工序也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輔材料、零配件等，進行加工組裝后出口到美國的加工貿易格局。這種進口來源地和出口市場的分離，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對美國相當部分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中國、東亞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平衡存在三角關系：美國對東亞逆差下降，對中國逆差上升；中國對東亞逆差上升，對美國順差上升；東亞對美國順差下降，對中國順差上升。2005年~2010年間，中國累計一般貿易順差2729億美元，加工貿易順差1.46萬億美元。特別是，中國主要承接了歐美、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產業轉移的最終加工組裝環節，出口體現為全部商品價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自美國以外國家的進口，而中國在整個產業鏈中取得收益為少量的加工費用。
美國從中美自由貿易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摩根斯坦利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對美出口，使美國消費者每年節省了1000億美元，美國企業獲利6000億美元，占標準普爾指數涵蓋公司利潤總額的10%以上。據亞洲開發銀行估算，美國蘋果公司的iPhone零售價為178.96美元，其中中國賺取的加工費僅占3.6%，大部分價值被美國的設計、運銷和零售企業獲得。2011年8月上旬，舊金山聯儲兩位經濟學家研究認為，2010年來自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僅占美國個人消費支出的2.7%，其中從中國進口的真實成本不到一半，其余都來自美國本土企業和工人的運輸、銷售和營銷成本。
3.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根源――美國國內經濟的失衡
美國產生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結構失衡，即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儲蓄和投資的差就等于外貿的差額。如果一個國家的儲蓄低于這個國家的投資，那么這個國家必然有外貿的逆差。對中美貿易順逆差有影響的，最重要不是匯率問題，而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美國人消費太多，投資也比較多，但儲蓄率太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必然有逆差，而不管匯率到底是多少。糾正這種不平衡，就美國的情況來講，應該提高儲蓄率。中國之所以不斷積累貿易順差，則是因為中國國內的總儲蓄超過了總投資。
4.美國比較優勢發揮的政策管制
美國對華政策是影響中美貿易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年來，為了防止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美國一直堅持對華出口管制，而管制的商品主要是中國經濟發展急需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美國對中國的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極大地限制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也對美國在華進行高技術領域的投資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成為雙邊貿易平衡的主要障礙。對此，中國《關于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白皮書》進行了詳細闡述。如果美方取消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可以為美國帶來更可觀的貿易機會。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1年1月~6月美國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為2325.2億美元，增長15.2%。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495.5億美元，增長20.2%；自中國進口1829.7億美元，增長13.9%。美方貿易逆差1334.1億美元，增長11.7%。中國為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為機電產品、運輸設備、賤金屬及制品和植物產品，2011年1月~6月出口113.5億美元、55.5億美元、53.0億美元和52.0億美元，占其對中國出口總額的22.9%、11.2%、10.7%和10.5%，增長4.2%、13.0%、24.8%和40.5%。對中國出口木及制品增長迅速，出口額10.7億美元，占對中國出口總額的2.2%，增幅為122.9%。美國作為全球技術領先國家，在高科技產品方面較中國具有明顯的競爭力，本可以充分發揮這種比較優勢。但美國始終奉行冷戰思維，以所謂的安全為由，對中國高科技出口貿易采取各種限制措施。事實上，美國前商務部部長駱家輝也曾表示，擴大對中國出口，而非限制從中國進口，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問題的最好辦法。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靠勞動密集型產品換來的。中國利用其廉價勞動力，向美國出口了大量物美價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同時，美國同時，美國對高技術產品、高尖端武器實施嚴格的出口限制。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如果美國適度放開對中國高技術產品、高尖端武器的出口限制，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便可有效縮小。當然，這涉及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國家安全問題。但是根據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見下圖。美國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反而能刺激其國內的產業創新，使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繼續領跑全球科技革命。
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戰略高度，美國要不斷推進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領跑全球高科技產業，使自身盡可能處于T1-T4的階段，而將落后產業拋給歐、加、日等后進發達國家及廣大發展中國家。這樣，在美中貿易中，美國自然可以減少貿易逆差，實現其國際收支的平衡。
三、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美貿易失衡實證
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和人民幣匯率機制問題是近年來美國對華經濟施壓的主要領域。美方指責中方操縱匯率，進行不公平貿易，以低勞工成本、低商品價格、低貨幣匯率等政府補貼措施向美國大量傾銷商品，另一方面又嚴格限制美國產品的市場準入，導致中美貿易中美國的逆差越來越大。據此，要求中國進一步對美國開放市場、逼迫人民幣升值，遵守國際貿易規則，平衡雙邊貿易。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發現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匯率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們通過以下的研究來論證。
1.美國貿易逆差由來已久
早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對外貿易就持續逆差。美元指數從1971年1月至2011年9月累計貶值36.1%，但美國的貿易逆差狀況未見改善。美國本輪對外失衡問題是以往失衡的延續，美國實際面臨不是從中國進口，就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問題。數據顯示，自2002年以來，經通貨膨脹因素調整后，美元已經貶值23%，但美國仍然承受著失業率居高不下、工資停滯不前的困局，并且現在對世界上90個國家都維持著貿易逆差。2005年中國開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30%，而同期美國的失業率則從7%升到了9%以上。此外，在2007年至2009年間，美國國際貿易收縮了12%，貿易逆差從2007年的6550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3630億美元，同期美國卻增加了600多萬失業人員。
2.貿易結構決定了人民幣升值不解決根本問題
回到中美貿易現狀，美國不斷在推動美元貶值，同時不斷慫恿人民幣升值，這種匯率政策，相當于兩個合力在推動美元貶值。但是，中國對美國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很小，即使價格再貴，中國對美國的戰略技術之類的產品的需求還是非常大的，因此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所引起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增加幅度要遠小于美元的貶值幅度；同時，美國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彈性很小，美國國內不可能現在放棄資本、技術導向型產業從而退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所引起的美國的進口的減少幅度很少。綜上，我得出的結論是：在現在的中美貿易中，站在美國的立場，Edx+Edi
結論：首先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的平衡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人民幣匯率絕對不是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本性因素。其次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可能會緩解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但是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美國貿易不平衡，高失業率等問題。其實中美之間的貿易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是美國貿易不平衡的縮影，美國要想根本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從自身出發，調整國內的貿易結構及一些政策才是最好的選擇。美國這樣一味地把貿易不平衡歸結到人民幣匯率上，逼迫人民幣升值，不僅解決不了自身的問題，還會影響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對中美雙方都不利。
四、政策建議
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美貿易的現狀是全球產業分工和結構調整的結果，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的相當一部分來自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轉移，美國限制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也是重要原因。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有順差，但服務貿易長期逆差。推動雙邊貿易平衡發展，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中方已采取積極措施，擴大自美國進口。在過去10年里，中國一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據美方統計，美對華貨物出口由2001年的192億美元擴大到2010年的919億美元，增長379%，同期美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物出口僅增長67%。近年來，美對華出口增幅遠高于自華進口增幅。雖然美國對中國存在嚴重的逆差，但是在中美自由貿易中美國是實實在在的得了好處的。
中美經貿關系是互補和互利的，從整體利益講，美方獲利更多。雙邊貿易不平衡并沒有給美國帶來根本危害，反而給美國帶來了巨大利益。考慮到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保持順差，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了高額利潤等因素，情況更是如此。中國的對美出口使美國消費者受益匪淺。中國出口美國的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緩解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并使美國的廣大消費者得到好處。
1.調整競爭策略，減少貿易摩擦
今后很長時間，美國依然是我們重要的貿易伙伴，為保持友好合作關系，我們在對美出口時，應積極調整出口產業和商品結構，改變片面依靠低價競銷的方式，減少不必要的貿易摩擦。努力通過技術創新與技術引進，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實現從“世界工廠”到“品牌制造”的跨越。
2.繼續深化市場多元化戰略
市場多元化是分散風險的有效途徑，我們應更加重視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對貿易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努力挖掘發展中國家市場的巨大潛力。目前，我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而且進出口貿易總體上基本保持平衡。因此，通過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在多邊、區域和雙邊合作層面加強政策協調，進一步加深彼此之間的貿易和投資聯系，對保持中國對外貿易的持續發展和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3.深入實施“走出去”戰略，用對外直接投資來替代商品的直接出口
篇12
1.1 保護商品的范圍日益擴大。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一方面是本國正在衰弱的傳統產業如紡織業，另一方面是本國已經高度發達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如金融業等，因此保護范圍不僅擴大到貨物貿易的一切領域，而且擴大到服務、技術、投資、知識產權等領域。近年來在商品的保護上出現了兩個明顯的特點：一個是對于服務行業的保護日益趨于嚴厲。當前，服務行業的世界貿易額增長迅速，國際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目前已接近30%，其中美國的金融和快餐等行業對世界的擴張最為突出，這也促使世界各國加強對本國服務行業的保護。另一個是高技術產品領域的保護不斷加強。由于技術的特殊性及重要性，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往往受到出口國的限制及其要求的進口國的保護。
1.2 從國家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隨著國際經濟競爭的日益加劇，貿易區域化和集團化趨勢加強。新貿易保護主義不再以國家貿易壁壘為基礎，而趨向區域性貿易壁壘，即由一國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區域化和集團組織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貿易保護性，組建區域性經貿集團一方面可以實行內部自由貿易以促進內部經貿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外構筑貿易壁壘，抵制貿易對手的入侵，保護成員國的市場。同時，可以憑借組建經貿集團力量抗衡和抵制外部國家的報復性競爭。在當今世界上，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安第斯條約組織、東盟、西非共同體等經貿集團遍布全球。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內部實行自由貿易而對外實行嚴格的保護，從而嚴重削弱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
1.3 由單一的經濟問題擴展到社會問題。以往的貿易保護理論，無淪是發展中國家使用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還是流行于發達國家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經濟問題，重點是產業的發展。所不同的是，前者保護的是幼稚產業，而后者保護的是戰略性產業。但近年來流行的新貿易保護理論如保護就業論、保護環境論等，其關注的焦點已由經濟問題擴展到社會問題，由產業發展轉向了人本身。保護就業論關注的是人的勞動權利，保護環境論關注的是人的生存環境，綠色壁壘關注的是人的健康和安全。關注焦點的變化導致勞工標準、社會責任國際標準認證、產品質量認證標準、動植物檢疫標準等成為發達國家實行貿易保護的重要工具。
1.4 發達國家保護的對象主要集中于陷入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農業、紡織、服裝、鋼鐵、汽車、造船、家電等傳統行業在發達國家均陷入結構性危機，發達國家加強了對這些行業的保護，一旦某些國家為保護這些部門而筑起貿易壁壘，其他國家就會因害怕損害自己的利益而紛紛仿效。同時保護的另一個重點是尖端技術行業。當前，發達國家的產業正由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像電子計算機、光纖通訊、宇航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的開發應用能力已被世界各國看成能否在未來的世界市場上取得主動地位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鑒于其重要性，各國競相對它采取保護。
1.5 國際貿易保護的技術化和綠色化特征日益突出。技術性貿易壁壘在當代國際經濟貿易中正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已成為發達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手段和高級形式。如美國、日本和歐盟等不斷調整和提升技術門檻，技術要求趨嚴、趨新、趨多。目前，綠色壁壘以其外表的合理性及內在的隱蔽性，成為發達國家廣泛采用的一種貿易壁壘。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相對落后，環境意識和治理能力還有待于提高，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應對綠色壁壘而導致出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出口市場嚴重萎縮，被迫長期處于一種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廉價提供者的地位。由于綠色壁壘具有顯著的貿易保護效應，因而在國際上存在著快速擴張的趨勢。
2 我國遭遇的反傾銷現狀及對反傾銷會計產生的影響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自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至2006 年，我國已連續12 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據商務部統計，2007 年，全球共有19 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調查近80 起，遭遇美國“337 知識產權調查”17 起。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實體和第二大出口國，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主要對象。2008 年1 月至2009 年1 月底，我國共遭受來自22 個國家和地區的103 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約65 億美元，其中反傾銷75 起、反補貼12 起、保障措施12 起、特保4 起。按全球各大洲計算，美洲41 起，涉案金額約13 億美元；亞洲42 起，涉案金額約20.4 億美元；歐洲12 起，涉案金額約29.8 億美元；大洋洲5 起，涉案金額約1.4 億美元；非洲3 起，涉案金額1051 萬美元。此外，2008 年以來，美國對我發起12 起337 調查，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都有大幅度的增長。從涉案產品看，主要集中于輕工、紡織、機電等我國具有出口競爭力的產品，其中尤以紡織品貿易摩擦更為突出。如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中歐鞋業爭端，中美鋼鐵業爭端，中美知識產權保護爭端，中日紡織品爭端等。數據還顯示，2009 年1 月，共有5 個國家對華出口產品發起10 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印度5 起、阿根廷2 起、巴西、土耳其、南非各1 起，涉案總金額約為3.7 億美元。
如上所述，反傾銷無疑仍舊是國外對華貿易救濟的主要手段，也成為了我國企業平等參與國際貿易舞臺所面臨的主要障礙。面對著這樣嚴峻的形勢，為了更好的應對反傾銷訴訟，對其中從事會計工作的反傾銷會計在會計理論和財務實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2.1 加快了我國會計準則的國際化進程。
2.1.1 保持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有關產品成本確認、計量的一致性。進一步完善會計準則，在產品成本的范圍、確認、計量的規定方面盡可能保持，國際會計準則的一致性。特別是有關成本方面的規定更要以國際會計準則和反傾銷協定、反傾銷法等相關準則為依據進行修改。
2.1.2 進一步加大我國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性，盡管我國已經頒布了項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在大部分內容上趨于一致，但應該進一步加強在國際貿易中涉及的會計業務的差異協調，以增強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減小國外傾銷認定的風險。
2.1.3 增強會計準則的適用性。由于我國出企業中大部分都屬于中小企業，會計人員素質普遍偏低，會計制度設計時應充分考慮到操作上的簡便易行。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中小企業都只要求提供簡化型的財務報告，與現有的財務報告不同的是，簡化型財務報告只提供更容易理解的財務信息，只反映企業扼要的經營成本與財務狀況、國外的這種做法值得借鑒。制定中小企業的相關規定時，既要與會計法和新會計準則相一致，又要兼顧中小企業的特點，同時與國際慣例趨同。
2.2 完善財務會計制度。
2.2.1 加強對原始憑證等會計資料的保存，以備核查。會計資料是反傾銷應訴中重要的舉證證據，真實完整的會計資料是勝訴的必備條件，原始憑證是產品成本核算的依據，是產品價格合理性的最佳證明。反傾銷應訴會計舉證涉及有關生產企業及出口企業的賬本、生產記錄、購銷合同、發票、運翰、保險等資料。出口企業應加強日常憑證管理和保存，平時要特別重視收集和保留證據資料，如原材料采購發票、保單、運費、銷售發票、工資發放單、電費支付單、格式合同、商務信函和往來傳真等，以證明和供貨商之間的關系。一旦涉訴，就有充足的時間和充分的證據從容應訴。
3.2.2 賬務處理方法要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的規定。由于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存在差異，要求我國出口企業必須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的要求記賬、編制報表，需要損耗大盆的時間和資金，成本較高一、對我國大部分出口企業來說是很難做到的。我國出口企業應重點針對反傾銷應訴中的關鍵問題如核算成本，按國際會計準則的有關會計處理方法核算有針對性地作兩手準備，這樣既節約成本，又可以在涉案時免去重新計算的麻煩，以節省時間。
篇13
轉身回眸，中拉經貿已經走過艱辛的開拓期。站在2013年的新起點上，極目遠眺，未來10年將是中拉經貿發展的黃金期。
回頭看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點
貿易是主力
進入新世紀，中拉貿易總量實現跨越式增長，進出口總體維持平衡，貿易結構不斷優化。從貿易總額看，從2001年的149億美元飆升至2012年的2612億美元，增長16.5倍。
這至少表明：其一，始于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只是暫緩增長的步伐（2009年貿易總額為1219億美元，同比下降15%），沒有改變中拉貿易增長的長期趨勢。其二，貿易發展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從2000年突破100億美元到2007年突破1000億美元用時7年，而此后在2011年突破2000億美元關口僅用4年，中拉經貿合作平臺提升的時間大為縮短。
從重要性看，雙邊貿易占中、拉各自對外貿易的比重都逐年上升，而金融危機客觀上更加凸現中國在拉美對外貿易，甚至是世界貿易中的地位。
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的發達經濟體與拉美國家的貿易總額，占拉美外貿總額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國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筆者根據CEIC Data中國經濟數據庫計算，中拉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01年的2.9%上升到2012年的6.8%。按出口目的地劃分，2000～2011年美國和中國占拉美總出口的比重呈相反的走勢，美國所占比重從57.8%降至39.5%，中國所占比重從1%躍升至9.2%。
另外，從貿易結構看，中拉商品結構互補性強，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中國向拉美出口的商品集中在工業制品中的“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機械及運輸設備”，而從拉美進口的商品集中在初級產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
根據拉美經委會報告，除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和薩爾瓦多向中國出口大量的高技術制成品外，大部分拉美國家向中國出口的初級產品集中度非常高。從這一角度講，中國經濟高增長對初級產品的旺盛需求，正是金融危機期間南美國家經濟復蘇早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時，拉美國家也認識到，中國已經成為其亞洲鄰國向發達國家間接出口的平臺（它們是中國制造業所需的資本品和中間投入品的供應商）。因此，拉美國家積極參與亞洲供應鏈和價值鏈，將成為中拉貿易結構不斷優化的強大動力。
投資是新支點
在投資方面，盡管中國對拉美的直接投資仍有超過90%流向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但是自2008年以來，特別是隨著中國在拉美地區能源和礦產領域投資步伐加快，區域內分布狀況有所改善。
根據CEIC數據庫計算，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存量達到552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總投資存量的13%。拉丁美洲已是僅次于亞洲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為集中的第二大地區。而根據拉美經委會統計，2010年，中國繼美國（17%）和荷蘭（13%）之后，已經成為拉美地區第三大投資來源國（9%）。
盡管仍有90%的投資集中在油氣、礦業等資源開采領域，但是隨著華為和中興通訊進入電信行業，比亞迪汽車、奇瑞汽車和江淮汽車進入汽車行業，中國在拉美的投資多元化戰略逐漸形成。中期而言，制造業、基礎設施建筑和服務業也將被納入。未來中拉經貿關系的發展可獲得貿易結構優化和投資多元的“雙引擎”驅動。
金融合作成催化劑
隨著中拉貿易和投資的快速增長，對金融合作深入發展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國際金融危機在客觀上也促使中拉加快金融合作。
例如，2009年1月12日中國正式成為美洲開發銀行第48個成員國；中國和阿根廷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中國與巴西、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簽署“貸款換石油”協議；智利央行正在研究把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投資組合。
從這些舉措不難看出，第一，無論是中國參與區域多邊貸款機構增資，還是雙方積極推動貨幣、能源領域合作，都反映出金融合作已是中拉經貿關系迅速發展的客觀需求。第二，世界經濟衰退產生的貿易融資缺口，為中拉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機。
一方面，憑借龐大的經濟規模、充裕的外匯儲備、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國際金融領域日益增多的話語權，中國能幫助拉美國家積極應對貿易融資萎縮、金融機構流動性短缺、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等困難。另一方面，不斷創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僅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國克服資源“瓶頸”，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向前看貿易和投資的著力點
金融危機給中國和拉美都提供了結構性調整的外在壓力，使雙方能夠認真反思經濟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問題。“十二五”規劃提出中國經濟增長率年均達到7%的預期指標，與“十一五”時期實際年均增長率11.2%相比，這種主動調低經濟增長速度的做法，已經釋放出中國正在進行發展模式戰略轉型的信號。
而對于拉美國家而言，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之后，改革促成了該地區由長期的內向發展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的轉變。經歷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之后，拉美國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續增長之路，也急需進行一些重大的結構與政策調整，特別是改變長期以來出口嚴重依賴歐美等發達國家需求的局面。
在吸引FDI方面，隨著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對外投資能力的明顯上升，拉美國家可能會加大從這些國家引進直接投資的力度。在這種形勢下，中拉經貿合作雖面臨著一系列挑戰，但也蘊藏著巨大潛力。這是需要中國企業去把握的方向和趨勢。
增加產業內貿易
盡管短期內優勢互補的結構仍是中拉貿易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從長期來看，貿易結構需要拓展和優化。在經歷20世紀80年代“去工業化”過程之后，目前拉美國家已經認識到重塑工業化模式的重要性，這種支持知識和技術密集型部門的結構變化對優化中拉貿易結構是有利的。中國企業可考慮漸進性放棄低附加值產品出口，通過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與拉美國家進行產業內貿易的可能性。
提速服務貿易
在“中國與智利”、“中國與秘魯”和“中國與哥斯達黎加”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示范效應下，未來將有更多的拉美國家成為潛在談判國，在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情況下，積極開展雙邊自由貿易談判不失為一種務實的選擇。這種“以點帶面”的方式將為中拉經貿關系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與內涵。在此框架下，作為“短板”的服務貿易將得到快速發展，而貿易便利化程度應繼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