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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促進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的有效對策
（一）深度理解FTA戰略，積極參與自貿區發展誠然，自貿區在建立時，要結合國家政治、外交等因素，但是，其最終基點仍然以制度化手段促進區域內經濟發展。自貿區建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目標，并嚴格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因此，在制定自貿區政策過程中，不能夠盲目實施戰略，要以實際情況為主，在選擇貿易伙伴時，應該優先選擇能夠與我國實現貿易結構互補的國家，并給予適當開放的空間。另外，針對明確利益目標確定的敏感產品，或者國內需求量較大而不生產的產品，應該給予優先權，爭取更多時間進行產品結構調整和優化，從而降低經濟損失[6]。
（二）謹慎處理農業問題，側重靈活與有效農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自貿區談判、建設的敏感點，突出其特殊性成為自貿區戰略關注的關鍵。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基礎相對薄弱，是弱勢產業。因此，在自貿區協定時，應立足于我國實際情況，理性、客觀判斷農業在自貿區的優劣勢，盡可能爭取更多過渡期，并利用這段時間進行政策及產業等方面的調整，以此來更好地參與自貿區發展，另外，也能夠給予農業生產者足夠的時間，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確保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在實際談判過程中，應優先對農業利益得失進行討論，了解和掌握自貿區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一旦發現我國農業、產品及農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情況，應該拒絕談判。通過謹慎處理農業問題，不僅能夠有效保障我國農業穩定發展，還能夠避免我國利益受到侵害。
（三）深入分析和研究，提供政策依據自貿區談判作為一項具體、復雜性工作，具有明顯的戰略、技術等特性，在國家自貿區戰略框架建立過程中，確定談判路線，積極推進農業發展十分重要。我國自貿區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參與自貿區產生的經濟效益及對產業的影響，研究力度還不夠，不能夠為我國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我國應加強對這方面的研究力度，并積極學習國家先進研究方法，進行有效的評估，為我國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發展提供一定支持和指導。
（四）完善產業補償體制，保障國內敏感產業在爭取到過渡期時，政府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給予弱勢產業一定的支持，并對受到損害的產業在合理范圍內給予相應的補償。通過政策、技術等方面的支持，不僅能夠提高弱勢產業的競爭力，還能夠實現資源優化重組，促進產業升級，從而實現可持續、健康發展目標[7]。
篇2
一、所得稅與國際服務貿易的關系
WTO框架下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界定了服務貿易的四種交易模式：(1)在一個成員境內將服務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員境內(跨境交付)；(2)在一個成員境內，向其他成員在該成員境內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境外消費)；(3)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其他成員境內的商業存在提供服務(商業存在)；(4)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其派往其他成員的自然人提供服務(自然人流動)。
所得稅措施能夠對上述服務產生影響，主要問題在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兩方面：
1、雙重征稅
在所得稅領域，多數國家普遍同時主張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這就產生了三種類型的雙重征稅：(1)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2)居民稅收管轄權和居民稅收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3)來源地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
這些類型的雙重征稅在服務貿易中也會出現。比如：
(1)甲國A銀行向乙國B公司發放一筆貸款，B公司要為此向A銀行支付利息。乙國認定A銀行的利息收入為來源于乙國的所得，要予以征稅；而A銀行作為甲國居民納稅人，該筆利息所得也要在甲國納稅。這樣，該筆利息就面臨雙重征稅。
(2)甲國A公司在乙國注冊成立一個子公司B提供服務。乙國對居民公司的認定采用注冊地標準，B公司為乙國居民納稅人。甲國對居民公司的認定還采用實際管理和控制中心所在地標準。如果B公司的實際管理和控制中心在甲國，則B公司同時也是甲國的居民公司。這樣，B公司的境內外全部所得要同時向甲國和乙國納稅。
(3)甲國A銀行向乙國B公司發放一筆貸款，B公司將貸款交給其在丙國的分公司C使用，利息由分公司C承擔和支付。如果乙國對利息的來源認定標準為借款人為居民的所在地，丙國采用常設機構標準，則A銀行的該筆利息要同時被乙、丙兩國主張來源地管轄權從而被雙重征稅。
2、稅收歧視
一國給予外國服務提供者市場準入時，仍可通過所得稅措施歧視外國服務提供者。
比如，作為甲國居民納稅人的A公司在乙國設有一個分公司B，B的營業利潤要在乙國繳納所得稅。如果乙國對B營業利潤的征稅要比從事相同業務的本國居民公司更重時，就產生了稅收歧視。
再比如，甲國A銀行向乙國B公司發放一筆貸款，B公司要為此向A銀行支付利息。根據乙國法律，B公司從乙國銀行取得同等條件貸款并支付利息時，該筆利息是可以從B公司應稅所得中扣除的。但是，如果乙國法律不允許B公司將支付給甲國A銀行的利息從應稅所得中扣除，就對甲國A銀行產生了歧視，會影響乙國公司尋求甲國銀行的貸款服務。
因此，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會構成服務貿易自由的壁壘。
二、消除所得稅貿易壁壘的國際機制
盡管自由貿易理論倡導消除貿易壁壘，但現實中許多國家仍對國際貿易施加限制。因此，貿易壁壘的消除需要國際機制。就服務貿易來講，消除所得稅壁壘的國際機制主要是由WTO體制和國際稅收協定提供的。
1、WTO體制
對于服務貿易面臨的所得稅壁壘，GATS的作用主要是消除對服務提供者的稅收歧視。GATS第17條是關于國民待遇的規定，要求WTO成員在承諾開放的部門，應給予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不低于本國相同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因此，對外國服務提供者的歧視，陛所得稅措施就在被禁止之列。
但是，GATS下的國民待遇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原則，屬于具體承諾的范圍。如果一個成員沒有把有關服務部門列入承諾表，則該成員就沒有在該服務部門給予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國民待遇的義務。也就是說，如果該成員對未列入承諾表的外國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市場準入并采取歧視性所得稅措施，并不違反GATS義務。
因此，GATS的國民待遇對稅收歧視的消除作用是有限的。此外，GATS也沒有消除雙重征稅的機制，這就需要國際稅收協定發揮作用。
2、國際稅收協定
國際稅收協定具有消除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的作用。
(1)雙重征稅
國際稅收協定一般是雙邊的，主要解決兩個居民管轄權的重疊以及居民稅收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
對于兩個居民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稅收協定的做法是確定由一國來行使居民稅收管轄權，而另一國的居民稅收管轄權則轉化為對“非居民”的征稅權②。此時仍存在雙重征稅，但可通過消除居民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的機制來解決。
對于居民管轄權和來源地管轄權的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稅收協定首先在締約國之間劃分征稅權，如果征稅權劃歸居住國或來源地國單獨享有，就從根本上消除了雙重征稅；如果征稅權劃歸兩國共享，則對來源地管轄權進行適當限制，并由居住國采取免稅法或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
上述機制可以消除服務貿易所面臨的雙重征稅。
一國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另一國的商業存在提供服務時，首先要看商業存在是否構成常設機構。根據GATS第28條之定義，商業存在系指任何形式的商業機構，包括法人、分支機構或代表處。根據OECD范本第5條和第7條之規定，如果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另一成員的獨立人或子公司提供服務，它們并不構成常設機構，另一成員不能對該服務提供者的所得征稅，從而避免了雙重征稅；如果是通過分公司提供服務，則分公司構成常設機構，但另一成員只能對可歸屬于常設機構的所得征稅，此時居住國應采用免稅法或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
如果服務貿易是跨境提供的，那么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取得的諸如利息、股息等所得在當地繳納預提稅時，這也會面臨雙重征稅問題。國際稅收協定的解決方法是：限制來源國的預提稅稅率，同時居住國采取抵免法。
自然人流動也會產生雙重征稅問題。當自然人流動取得獨立勞務所得時(比如律師、會計師提供服務的所得)，根據第7條常設機構原則處理；對于受雇勞務所得，也有相應地消除雙重征稅的措施。
(2)稅收歧視
國際稅收協定中有“稅收無差別待遇條款”，要求締約國一方的人在締約國另一方負擔的納稅義務，不比締約國另一方的人在相同情況下(inthesamecircumstances)更重。以OECD范本第24條為例，該條規定了國籍無差別、常設機構無差別、扣除無差別和資本無差別等方面的內容：
國籍無差別指締約國一方國民在締約國另一方的稅收，不應比締約國另一方國民在相同情況下的負擔更重；常設機構無差別指締約國一方企業在締約國另一方的常設機構的稅負，不應高于進行同樣活動的該另一國企業；扣除無差別指締約國一方企業支付給締約國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等款項，在確定該企業的納稅所得時，應與在同樣情況下支付給本國居民一樣扣除；資本無差別指締約國另一方居民所擁有或控制的締約國一方企業的稅負，不應比該締約國一方同類企業更重。
稅收無差別待遇條款的意義在于：對于WTO的成員來講，稅收協定中無差別待遇的適用不以外國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是否屬于東道國服務貿易承諾表開放的行業為前提。即使提供的服務不在承諾表之列，也應適用稅收協定的無差別待遇條款。
因此，就前面所舉的例子而言，一國服務提供者在另一國設立分公司提供服務時，常設機構無差別能夠使得分公司的稅負不高于進行同樣活動的東道國企業；扣除無差別則能夠保證締約國一方企業支付給締約國另一方居民的利息能夠與支付給本國居民一樣扣除。
三、現行機制評價
從上可以看出，在消除所得稅壁壘方面，GATS和國際稅收協定都發揮著各自的作用。事實上，國際稅收協定的職能與WTO倡導的自由貿易是相吻合的。不過，GATS不具有消除雙重征稅的功能，消除稅收歧視的作用有限，消除所得稅壁壘仍然是國際稅收協定發揮著主要作用。但是，這一體制存在著下列問題：
1、GATS的非歧視原則不能有效消除稅收歧視
GATT／WTO的實踐表明，非歧視原則(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對于消除貨物貿易壁壘具有重要意義。GATS也有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的規定。
GATS第2條規定，各成員應立即和無條件地給予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給予任何其他國家相同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與GATS的國民待遇屬于WTO的具體承諾不同，最惠國待遇是WTO成員普遍遵守的義務，不受WTO成員具體承諾的限制。也就是說，如果WTO成員對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市場準入，即使該類服務并非具體承諾表中承諾開放的，也要遵守最惠國待遇義務。
但是，GATS第14條(e)款規定，與最惠國待遇不一致的WTO成員之間的差別待遇，如果是源于稅收協定的規定就不是對最惠國待遇的違反。也就是說，如果有甲、乙兩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都在丙國提供服務，假如根據甲丙和乙丙之間的稅收協定，甲乙的服務提供者在丙的待遇存在差別，丙并不因此違反最惠國待遇。這意味著最惠國待遇不適用于所得稅待遇，一國通過雙邊稅收協定在不同成員之間實施所得稅差別待遇在GATS下是合法的。顯然，這與WTO體制追求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是不匹配的。至于國民待遇，GATS第14條(d)款規定，與國民待遇不一致的所得稅差別措施，只要差別待遇是為了保證對其他成員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平等或有效地課征所得稅，就不構成對國民待遇義務的違背。根據該條款的注釋，如果稅收差別是基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稅負差異等因素產生的，也不違反國民待遇。
2、稅收協定對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的消除也不徹底
(1)雙重征稅
稅收協定的主要職能是消除雙重征稅，但其適用仍需要締約國國內法的配合。即使稅收協定規定了免稅法或抵免法，在適用居住國國內法時，仍然可能存在雙重征稅問題。比如，居住國采用限額免稅法，當居住國的稅率低于來源地國稅率時，居民納稅人境外繳納的所得稅額就不能得到全額抵免，因為此時抵免限額小于其在來源地國實際繳納的稅額。這意味著居民納稅人的境外所得所面臨的雙重征稅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稅收協定主要是消除法律性雙重征稅，而不消除經濟性雙重征稅。按照OECD的定義，法律性雙重征稅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對同一納稅人的同一課稅對象在同一征稅期內征收同一或類似種類的稅。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雙重征稅都屬于法律性雙重征稅。經濟性雙重征稅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對屬于不同納稅人的來源于同一稅源的課稅對象在同一征稅期內征稅。經濟性雙重征稅的典型表現形式為：對公司利潤征稅，又對從稅后利潤中分配的股息在股東環節征稅。對于經濟性雙重征稅，有的國家有消除機制，但有的國家認為沒有必要消除。OECD則認為，如果國內法不予以緩解，那么在國際上也不必予以緩解。因此，稅收協定本身普遍缺少消除經濟性雙重征稅的機制。
(2)稅收歧視
稅收協定無差別待遇的適用是以居民和非居民的劃分為前提的。由于居民和非居民的納稅義務是不同的，而稅收無差別待遇又要求基于相同情況進行比較，這意味著非居民通常不能在來源地國主張給予當地居民的全部優惠。OECD范本第24條第3款第2句就規定，常設機構無差別不應理解為，締約國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負擔給予本國居民的任何扣除、優惠和減免也必須給予該締約國另一方居民。
此外，非歧視待遇原則只適用于對來源地所得的歧視，不適用于居住國對本國居民境外所得的稅收歧視。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居民有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其稅負比應稅所得相同但所得只來自于境內所得的居民更重時，稅收協定是不予以管轄的。前面提到的限額抵免就反映了這一問題。
再者，經濟性雙重征稅所導致的稅收歧視也不在稅收協定管轄之列。比如，一些國家雖然有減輕居民股東從境內公司獲得股息的經濟性雙重征稅的優惠，但不給予從境內公司獲得股息的外國股東。由于支付給外國股東的股息所繳納的預提稅是對毛收入的征稅，而國內股東獲得股息一般是以凈所得繳納所得稅，外國股東的股息稅負要高于境內股東。
3、WTO和稅收協定都無法解決多邊的稅收問題
(1)稅收協定
稅收協定一般是雙邊的，但跨國公司的經營是多國背景的，這就產生了下列問題：
首先，雙邊稅收協定難以解決來源地管轄權重疊產生的雙重征稅。雙邊稅收協定適用于締約國一方或締約國雙方居民的人。因此，對于前面所舉的兩個來源地重疊導致的雙重征稅的例子，由于A銀行不是乙國和丙國的居民，就無法適用乙、丙兩國間的稅收協定來消除兩個來源地管轄權的重疊，除非甲、乙兩國稅收協定約定乙國放棄來源地管轄權。但是，稅收協定一般缺少這樣的安排。
其次，稅收協定無法解決多邊范圍的避稅問題。在一國存在廣泛的稅收協定網絡時，也能夠為跨國避稅提供空間，稅收協定濫用(treatyshopping)就是典型的例子。盡管一國可以采取反避稅措施，但對因此可能造成的資本外流的擔心會限制一國采取反避稅措施。
再次，稅收協定無法解決稅收競爭問題。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各國可能會競相給予稅收優惠措施，由此可能產生稅收競爭問題(taxcompetition)。但是，稅收協定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因為稅收協定的無差別待遇條款并不限制締約國給予非居民更多優惠的做法。此外，雙邊稅收協定無法約束第三國優惠措施的給予。況且出于吸引外資和擔心資本外流的考慮，一國一般不會在稅收協定中約束自己的稅收政策。
(2)WTO
WTO是一個貿易組織，WTO規則中并沒有限制或約束其成員所得稅稅基、稅率等的內容。由于WTO并不涉及一國稅收體制，因此，一國給予外國投資或服務提供者比國內更多的優惠是不禁止的，反而可能是鼓勵的。事實上，GATS的國民待遇關注的是外國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本國相同的服務提供者，并不禁止“超國民待遇”。此外，在GATS體制下，也沒有類似于貨物貿易的補貼制度來限制WTO成員對本國服務出口的稅收補貼。
四、結束語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貿易、投資和稅收之間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一方面，對投資的歧視性所得稅措施會對國際服務貿易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各國競相采取稅收優惠也會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扭曲作用。
篇3
衡量各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一般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用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于產品A的人均產量與其他產品的人均產量之比，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越高，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其二是用產品的相對成本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生產成本等于產品A的單位生產成本與其他產品的單位成本之比，產品相對成本越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1〕
實際上，用以上兩種方法衡量各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通常引入“顯示比較優勢系數”（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來衡量比較優勢。〔2〕該系數定義為：i國k產品貿易量占i國貿易總量比重與世界k產品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該系數大于1，視為i國k產品具有“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視為具有“比較劣勢”。從動態觀點看，該系數上升，視為i國k產品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若該系數下降，則視為動態“比較優勢”下降。
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國農業密集產品、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密集產品、礦產密集產品共四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的變化。計算樣本年分別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國不同資源密集產品顯示比較優勢
系數變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進口
農業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資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勞動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礦產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農業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資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勞動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礦產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數據使用IEDB估計數計算；1990年和1994年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局數據計算。
1.進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經歷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過程：1980年為2.022，1985年下降為0.7195，1990年又上升為1.202，1994年又下降為0.8639。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現上升、下降趨勢：1980年為1.215，1985年上升為1.488，1994年又下降為1.170。勞動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9006，1994年為0.8996。礦產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1349，1994年上升為0.5710。上述系數表明，中國農業資源、礦產資源、資本資源相對稀缺，不具有出口貿易比較優勢，理應利用進口貿易比較優勢。但從實際系數看，只有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超過單位1，而農業密集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均小于單位1，反映這一時期中國的農產品和礦產品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采取“高度自給自足”模式，沒有充分發揮進口比較優勢。
2.出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不斷下降趨勢，1980為1.665，1994年為1.023，但仍具有比較優勢。安德森等人認為，一個國家越是缺乏耕地資源、經濟增長越迅速，其農業比較優勢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國在糧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非糧食農產品（如水產品、畜產品、水果、蔬菜、煙草等）出口仍具比較優勢，從而導致整個農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在下降。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其系數呈不斷上升趨勢，1980年為3.292，1994年為3.561。資本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3592，1994年為0.5358。礦產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8728，1985年上升為1.251，而后不斷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為0.5459（見表1）。這表明，1980年以來，出口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利用了比較優勢，農業密集產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資本和礦產密集產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較優勢。
3.資源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與我國資源稟賦狀況的關聯度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勞動力供給人口占世界總量的1／4以上；耕地面積和水資源二大農業資源十分緊缺，均占世界總量的7％；煤炭資源和水電資源十分豐富，分別占世界總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十分貧乏，分別占世界總量的2.34％和1.20％；資本資源相對緊缺，國內投資額占世界總量的3.4％；技術資源供給嚴重不足，以表現一國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的國際專利數而言，中國僅占世界總數比重的0.27％。各國的自然稟賦是很難改變的，但是通過國際貿易可以改變獲取資源稟賦的能力，同樣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對優勢。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需要國際出口和進口市場，只有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更多的資本密集、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吸納更多的國際資本，引進更多的國際技術，才能獲得更多、更大的國際比較利益。
三.各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的國際比較
表2計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國、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農業、勞動、資本、礦產資源密集產品貿易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表3計算了1965至1994年期間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表2中、美、日、澳四國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1990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資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勞動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礦產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農業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資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勞動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礦產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資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勞動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礦產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農業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資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勞動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礦產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東亞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變動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進口
日本充分發揮了農業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950和2.027；美國充分利用了勞動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170和1.237。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1.170，低于澳大利亞水平；農業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8639，遠低于日本水平；礦產密集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710，遠低于日本水平。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中國在進口方面實行的“半保護”和“半開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國像日本那樣發揮進口緊缺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
2.出口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1，遠高于與其他國家；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1.023，略低于美國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697；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國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亞的0.3943；礦產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國的0.3535。總的說來，80年代以來實行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兩大政策，使得中國在出口方面發揮了勞動密集產品的比較優勢，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7％，可以視為成功地利用“比較優勢”戰略的國際范例。
3.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
與日本和“四小龍”相比，1994年中國勞動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低于1980年香港為6.688、南朝鮮為4.958、臺灣為5.240的水平。這表明，中國勞動密集產品還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與日本和“四小龍”所不同的是，中國不會出現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趨勢，這是因為日本和“四小龍”地域狹小，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產業結構變動迅速，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較快，必然要將其勞動密集型產品向境外轉移。而中國則不需要跨國境轉移，僅是跨區域轉移，即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散和轉移，從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擴散和轉移。這種東亞的“特例”，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將是一個緩慢攀升的過程，而不會像日本和“四小龍”那樣出現這一系數過早下降的趨勢。
四.中國走向21世紀發展戰略的選擇
從建國以來，中國發展戰略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50年代的“趕超戰略”；60年代的“四化戰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戰略”，或稱“轉型戰略”。
本文認為，中國走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應當選擇“比較優勢戰略”與“貿易自由化戰略”。提出這一戰略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基本國情以及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中國只有勞動力資源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而在農業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主要礦產資源、資本資源和技術專利資源處于明顯的比較劣勢和競爭劣勢。當中國進入21世紀時，由于總人口規模將由12億人增長到2020年的15億以上，GDP總量將增長10倍，貿易總量將增長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長與資源消耗、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將十分尖銳，中國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樣完全依賴國內資源來支撐巨大經濟規模并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特別是食物需求和資源消耗需求。這就決定中國必須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圍內獲取更多的國際資源、國際資本、國際市場和國際技術，從而實現中國國家發展目標。
比較優勢戰略和貿易自由化戰略的內容是：基于中國各類重要資源在國際經濟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劣勢，選擇最大限度的發揮和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適度進口中國長期相對緊缺的農業資源密集型產品（如糧食）、能源密集型產品（如石油、天然氣）、礦產密集型產品（如鐵礦砂），積極引進先進國外實用技術，大量吸收國際資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上述戰略的目標是：在下世紀初期（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這一戰略包括如下要點：
1.有效地開發和進口農業、能源、礦產資源
1994年日本和美國總人口數占世界總人口比重分別為2.2％和4.7％；日本農業密集產品進口量占世界總量的12.64％，成為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美國為9.59％；美國礦產密集產品進口占世界總量的16.27％，成為世界第一大礦產品進口國，日本為13.13％；而中國農業密集產品占世界總量的2.38％，礦產密集產品僅占世界總量的1.57％。中國從國際市場獲得農業和礦產資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國和日本，也遠低于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國在進口糧食、石油制品、天然氣、化工原料、有色金屬礦等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均未達到單位1，未充分利用這些長期緊缺資源的進口比較優勢（見表4）。從長遠的國家利益來看，在這些緊缺資源產品上保持全面自給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無疑放棄了國際貿易所帶的互利互惠。中國大量進口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是十分有利的，應當由目前“高度自給自足”型向“基本自給、適度進口、積極進口”型轉變。例如糧食凈進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標應提高到5％，中期目標提高到10％，長期目標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銀行也認為，如果中國努力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從長遠看，既代價高昂又不能持久，而應突出中國所具有的相對優勢，利用較自由的農產品貿易作為經濟手段，促進高效益的國內生產。世行預測2020年中國糧食進口量約達到3,000～9,000萬噸，凈進口率為5～13％，僅相當于那時中國出口總額的1～2％；〔5〕石油凈進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長期的40％以上。〔6〕世界銀行建議，中國應實行能源消費結構多樣化戰略，適當進口石油和天然氣，減少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7〕同時應積極鼓勵國內廠商到海外投資農業（主要是糧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礦產品基地。
2.有效地生產和出口豐裕資源密集產品，“以資源換資源”
中國農業資源十分多樣，有耕地面積9,497萬公頃，宜農荒地3,535萬公頃，宜林荒山荒地6,303萬公頃，可利用草地31,333萬公頃。此外，還有大面積的灘涂、淺海灘，亞熱帶地區達48萬平方公里。因此，應當形成多樣化農業生產格局與貿易格局。中國在糧食生產方面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生產非糧食的農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額達29.4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609；水產品出口額達23.2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763（見表4）。就中國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品，進口較多的耕地密集產品如糧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國又是一個多樣化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國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競爭優勢。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額為10.5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941，占世界出口市場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萬噸，僅占全國煤炭生產總量的2％，有相當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鉛、鋅和錫三大有色金屬出口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分別占世界出口市場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競爭優勢，占世界市場的5.081％（見表4），水泥出口量為452萬噸，僅占全國水泥生產總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這表明中國有條件出口豐裕資源換取緊缺資源，以出口增長促進進口增長，以便緩解人口與資源的矛盾、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
表4中國主要產品進出口占世界市場份額及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進口
年份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麥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煙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礦產品
28金屬19901.4061.8001.162750050
礦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產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氣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電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學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紙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紡織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紗、織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屬礦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鋼鐵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銀鉑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銅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鎳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鋁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鉛19900.00460.17190.11092470
19940.00620.62480.22707225
686鋅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錫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總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麥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煙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礦產品
28金屬0.28220.53050.2813175241
礦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產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氣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電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學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紙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紡織品11.596.9263.6727201610
紗、織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屬礦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鋼鐵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銀鉑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銅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鎳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鋁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鉛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鋅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錫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總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進國外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不強，國際專利申請批準數僅占世界總數的0.27％。這些決定了中國創新技術在較長時期內應主要來源于國外，即利用“后發優勢”，走“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之路。“用市場換技術”將是中國的長期策略，但是農業技術、高新技術和軍事技術仍應“以我為主、引進為輔”。
中國的資本量僅占世界總量的3.4％，吸引外商投資是其補充國內投資的重要來源。盡管中國已是居美國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第二大國，但人均額仍比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如上海與青海人均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相差600倍。為此，今后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外商投資于農業、能源、交通、鐵路、通訊、大中型水電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設施，投資于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總之，“用市場換資金”也是中國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
4.大力開發勞動力資源，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
由于中國在發展中大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中率先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且所占份額迅速上升，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總數的10.55％，大大高于美國（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國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資本資源來解決占世界1／4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這對任何一屆政府都是極其嚴峻的挑戰，決定了中國必須大力開發人力資源，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勞動要素有序的流動，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換資源、以出口促進口”是中國長期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但并不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后者是指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壟斷優勢的資源和產品。〔8〕因此應當有選擇地發展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一方面通過產業政策和資產重組，形成若干個大型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合資企業集團，達到專業化和規模經濟，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國公司來華建立生產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術與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構成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不斷提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在持續高速出口增長過程中，不斷推進出口結構的升級和高附加值化。
5.貿易自由化是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重要前提
“比較優勢”和“貿易自由化”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為促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不斷積累的過程。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放棄傳統的“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大幅度降低名義關稅稅率，取消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開放國內各類市場，取消對國外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的人為限制，打破少數國有企業對石油、化工、電訊、造船等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格局，開展公平、公正的競爭，對國內外廠商實行條件相同的非岐視的“國民待遇”等。實行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二是將國際競爭機制引入國內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各類資源的進口與出口的比較優勢。
加快貿易自由化進程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門利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9〕曾談道，為什么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答案很簡單，盡管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從貿易中得到好處，例如消費者以較低價格來購買物品，但是這個國家內的某些利益集團受到損害，許多國內生產者面臨國外產品的競爭，工作機會減少。受損者除非得到補償，否則他們一定會反對自由貿易。加速貿易自由化已成為世界之潮流，東盟國家2003年實現“零關稅”自由貿易區，這本身已對中國構成外部挑戰，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過程是對這一挑戰的最佳響應。
致謝：本文計算得到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盧衛國博士和許心鵬博士的幫助，文中許多觀點曾與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黃益平博士、宋立剛博士討論，獲益匪淺。
本項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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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鞍鋼：“中國21世紀糧食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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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鞍鋼：“中國21世紀石油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頁至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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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菲律賓作為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通過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其中業務流程外包規模僅次于印度，成為全球第二大業務流程離岸外包承接國。克拉克自由港區作為菲律賓重要的一個自由貿易園區，其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發展十分成功。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成立于1992年，占地面積320平方公里，為促進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為提高離岸服務外包人才的競爭力，愛爾蘭政府專門對克拉克自由港區進行撥款，設立面向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應用型人才培訓基金”，對不符合離岸服務外包公司錄用標準的應聘者發放培訓券，免收各種技能培訓費用，還承諾將通過培訓后達到就業要求的人員就業后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再用來補充培訓基金③。二是克拉克自由港區對離岸服務外包業采取多項鼓勵政策，開展“國際服務業鼓勵計劃”，致力于信息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同時啟動“投資優先計劃”，將離岸服務外包業劃入優先發展產業范疇。其他鼓勵措施還包括：在克拉克自由港區開展服務外包業務的外資企業，前6年予以免稅，免稅期后可繼續享受只交5％的營業稅的特殊優惠待遇；自由港區內離岸服務外包企業還可免稅進口特殊設備及材料；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在當地購買貨物和服務免交12％的增值稅。三是菲律賓政府針對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業對數據安全性的需求特點，建立了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及信息保密制度，用以增強離岸服務外包發包方的信心。比如菲律賓政府先是通過“共和國法令8293號”頒布《知識產權法》，緊接著又通過了《數據安全和隱私法》④，突出對知識產權、數據安全的重視。這無疑對增強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有脾益。經過菲律賓政府及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協會的共同努力，菲律賓在全球服務外包領域的知名度蒸蒸日上。目前，菲律賓已占有全球離岸外包市場份額的20％以上，僅次于印度。在呼叫中心方面，菲律賓已超過印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
（三）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軟件和信息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崛起時間為80年代后期，并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迅猛發展，逐漸成長為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強國，其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在發展信息技術離岸外包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在全球企業開始運用計算機系統開展業務，新興的離岸信息服務與需求市場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之際，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迅速抓住機遇，積極利用自身地理和語言優勢吸引全球軟件企業，并成功收獲大量美國軟件企業進駐，成為美國企業進入歐洲發展離岸服務外包的橋頭堡①；二是愛爾蘭政府通過向自由貿易園區內的香農開發公司投資，并與由香農開發公司簽訂100～130年的長期租賃合同，香農公司以較低租金取得建設用地，進而以低價轉租給自由貿易園區開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公司，使得自由貿易園區地價平穩又兼具競爭力；三是積極學習借鑒跨國公司入駐園區帶來的豐富培訓、管理等方面經驗，輔以政府多方面激勵機制，最終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信息外包產業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受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利好的國際號召力影響，大量跨國軟件公司進入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國內從信息技術離岸外包的企業也由1996年的390多家，急劇增加到到2014年的1000多家。愛爾蘭已經成為歐洲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四）迪拜自由區離岸服務外包迪拜外包區（DubaiOutesourceZone，DOZ）于2004年宣布設立，是世界上第一個專注外包業的自由區，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服務外包。其成功經驗主要有：一是為促進離岸服務外包發展，迪拜通過皇室法令，從批準一家外資子公司的加入（48小時迅速完成審批）、簽發簽證（24小時）到確保新辦公室的冷水機是滿的（迪拜外包區大樓的管理者們負責裝修和布置辦公室）等各個方面，都給予了外包區廣泛授權。二是迪拜將低廉的勞動力和現代化基礎設施相結合，吸引到想把從呼叫中心到金融研發機構的信息技術密集型活動都外包出去的公司。外包區為外包提供商建立了覆蓋歐洲、亞洲、美洲及中東等的全球性外包業務網絡。同時啟動了一個為投資者而設的居住計劃，建設了各項活動、娛樂、休閑設施，為專家們提供各種居住及生活上的便利。三是迪拜外包區為吸引更多的外包企業，制訂了配套的設施服務和優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100％的免稅，暫定50年，包括企業所得稅、收入稅、關稅；100％的外國獨資；貨幣自由兌換；收入、利潤自由匯出；低廉的房產成本及法律支持；啟動當地人才市場建設、加快人才培訓；快速簡單簽證、便捷通關基礎設施、一個窗口業務服務等。
（五）韓國馬山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韓國于1970年設立馬山出口自由區，開始以傳統勞動力密集的加工制造業為主，在2000年之后逐漸增加貿易、物流、流通、信息處理、服務業等功能，后更名為馬山自由貿易園區，積極發展信息技術離岸外包、業務流程離岸外包以及知識流程離岸外包，現已成為韓國服務離岸外包業的聚集地。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為促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發展，韓國廢除了財政經濟部的《關稅自由區法》，其內容被吸收、合并到產業資源部的《自由貿易園區法》之中，通過把性質相似的兩部法律合并，使復雜程序簡單化，通過將兩個區合并運行達到最佳效果；二是園區不進入韓國國內的商品不受海關監管，不涉及關稅，可以自由流通，投資自由；三是在政府管制放松背景下，馬山自由貿易園區由于受土地緊張等制約，積極推動園區產業結構升級，采取鼓勵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措施，如對涉及國外商務的高技術服務業實行免征七年所得稅的政策，遠遠優于制造業。截至目前，具有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企業占園區企業總數80％以上。
二、對中國的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前，印度、菲律賓、愛爾蘭、迪拜、韓國等國家自由貿易園區積極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所取得的成功經驗，為中國的自由貿易園區開展離岸服務外包提供了重要參考模版。
（一）建立健全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相關法律法規目前，中國的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這不僅會造成外商擔憂，還會影響他們將業務外包轉移到自由貿易園區的決心。因此，中國應根據本國實際，借鑒國外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在法律法規方面的成功經驗。首先，出臺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標準。受“重制造、輕服務”傳統觀念影響，中國一直存在服務價值不受重視現象，許多企業不得不把項目中的產品和服務合并報價、以產品收益彌補服務收益。因此，訂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標準，對于提高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標準化程度是一個契機。其次，構建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體系。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日益成為影響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一個關鍵制約因素，加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關鍵措施是逐步落實以下幾點：建立信息技術服務企業和人員資質資格評定體系、認證認可體系、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等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體系建設，推動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安全的績效考核，開展服務外包信息安全認證評估，引導和支持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盡快建立健全內控機制等。再次，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信息安全方面進行專門立法，設立數據安全中心。目前，中國已有基本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框架體系，但在信息安全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不斷加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行業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保護力度。例如，出臺配套的相關離岸服務外包產業信息安全法，用以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另外，還可以在自由貿易園區設立專門的“離岸服務外包數據中心”，確保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離岸服務數據安全等。
（二）提升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公共服務印度是第一個著手樹立品牌形象的離岸服務接包方，其獨特的品牌優勢為印度在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確立了地位。就中國而言，應大力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公共服務水平，打造“中國服務外包”國際品牌。首先，中國應借鑒印度成功經驗，在海外市場宣傳中樹立中國統一的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品牌，宣傳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質量，通過各種會議、會展等場合宣傳、展示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形象；其次，積極籌建和完善自由貿易園區內具有領導和影響地位的離岸服務外包產業協會、組織，針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行業法律政策方面為政府提供有效建議，開展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營銷與品牌建設，協會應積極動員、組織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拓展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積極展示中國離岸外包服務提供商適應國際市場的能力，重點發展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領軍企業①，統一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踴躍參與國際離岸服務外包行業貿易展等；再次，自由貿易園區離岸外包服務行業協會應代表中國離岸服務外包行業，就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標準、預期、趨勢及最佳慣例等內容對自由貿易園區內各接包公司進行培訓，遵循國際規范針對整個行業，定義關鍵性術語與定義，促進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與國際市場平滑接軌。
（三）加大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扶持力度政府應繼續完善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環境，提升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外包產業的扶持力度。根據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成功經驗，國家應充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幫助自貿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首先，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政策的促進作用，擴大政策覆蓋面，在自由貿易園區積極制定并拓寬最新的優惠政策涵蓋面，填補現有離岸服務外包產業推動體系的空白，延長政策時效，充分體現政策的普惠性。例如采取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許可證的放寬政策、離岸服務外包服務軟（硬）件進出口關稅及其他稅（如營業稅）的減免政策，對涉及國外商務的高技術離岸服務外包項目免征所得稅等。其次，加強重點領域的支持，服務外包產業重點發展領域指導目錄，拓展行業領域，推動從主要依靠低成本競爭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勝轉變，打造以可持續離岸外包服務交付優勢為內容的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核心競爭力②。再次，對自由貿易園區內符合條件的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單位開展服務外包人才培訓、資質認證等給予補助。例如對獲得CMMI（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PCMM（人力資源成熟度模型）、ISO27001／BS7799（信息安全管理標準）、ISO20000（IT服務管理）、SAS70（服務提供商環境安全）認證以及其他相關國際資質認證的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可按相關資金管理辦法給予一定比例的資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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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一）選題意義
農業和農產品生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在各國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因而農業歷來是各國政府保護的重點。農業保護嚴重扭曲了農產品貿易，使各國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貿易保護、實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經過艱苦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達成《農業協議》，奠定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基礎。從《農業協議》開始實施至今，各國遵照《農業協議》履行承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不斷得到推進。但同時，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還需要在談判中加以完善。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9億農業人口的農業大國，作為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將同時面臨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為此，深入研究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及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遵照國際協議調整國內農業政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中國全面促進農業發展，維護國內農業安全以取得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牢固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許多學者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課題進行了研究與探索。如特麗?西庫勒（TerrySicular）（1989）結合當時中國農業的衰退趨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增長進行了探索，提出非農業政策可以加強或破壞農業計劃，建議中國建立考慮全面和注重協調的有效農業政策，并把農業放在與其他產業平等的地位上；曹蘇峰（1998）以翔實的數據深入分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速度、價格變化、貿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結構變化；田維明等（1999）通過GTAP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分析了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不同的政策選擇對國民經濟和農業部門可能產生的影響，認為擴大貿易開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和國民福利水平；羅余才（1999）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總量與產品結構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張漢林（2003）則在介紹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基礎上對農產品貿易領域的爭端情況進行了總體闡述，重點分析了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受理的一些農產品貿易爭端案例。
綜上所述，雖然許多學者從農業產業地位、農業政策選擇、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農產品貿易爭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論述，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中缺少以農業政策變化及現有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的論述。本文試圖以比較不同國家農業政策的改革、分析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進行論述。
（三）結構安排
論文的第二部分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歷程，并總結出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論文的第三部分比較分析了世界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的改革，認為盡管在《農業協議》的約束下，這些國家的農業政策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農業保護傾向。在此基礎上，論文的第四部分闡述了使農業保護主義得以生存、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對其進行完善的措施。論文的第五部分總結全文，并對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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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保護貿易理論的第一個系統闡述者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僅僅提倡保護本國的弱小產業，一旦這種弱小產業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發展，成長到具有國際競爭能力時，就主張國家立即放棄保護政策，以利于國內資源的有效配制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發展中國家借鑒李斯特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和羅斯托的經濟起飛理論，提出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相結合的貿易發展戰略，涌現出巴西、墨西哥、亞洲“四小龍”、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崛起，是與積極利用外援、及時接納上游國家轉移過來的資金、技術和產業分不開的。“國際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注：［德］諾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事實上，奉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多是發達國家，如歐盟、加拿大和美國，但它們的外貿量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國在199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就高達12019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儲玉坤：《1994年世界貿易發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國際經貿探索》1995年第4期。）。
總之，形形的保護貿易理論無一是主張閉關鎖國的，這些理論都提倡積極主動的對外貿易。
二、保護貿易理論修正了自由貿易理論的不現實假定，發展了自由貿易理論
傳統的保護貿易理論主要有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比較利益論和以赫克歇爾與俄林為代表的要素稟賦理論。這兩種理論在解釋貿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說服力。但它們不能解釋現實中發生在發達國家間的產業間貿易和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的公司內貿易，不能動態地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的變化，忽略了貿易利益在貿易雙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護貿易理論是以自由貿易理論批評者的身份出現的，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補充和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為對傳統貿易理論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認為，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明確或隱含的假定（注：邁克爾·P·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頁。）（注：王小軍：《新貿易理論書評——新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之比較》，《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4期。）：
1.各國生產要素在本質上保持不變，在國內可以自由流動，但在國際間則根本不能流動。
2.技術水平固定不變，可自由獲取，國際市場上消費者占主導地位。
3.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不確定性。
4.政府在外貿中不起作用，因此國際貿易在相互競爭的小生產者之間展開。
5.各國貿易總是平衡的。
6.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變，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現實性，因此出現了對上述假定進行修正后產生的各種保護貿易學說。
（一）保護幼稚產業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中貿易各國都處于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假定
保護貿易論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評古典貿易理論“沒有考慮到各個國家的性質以及他們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況”。“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于大體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在自由競爭下，一個一無保護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沒有可能。”“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歷史發展階段論認為，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采取不同的外貿政策，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實施保護貿易可以迅速發展起本國的民族工業，但在民族工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必須果斷地放棄保護。這實際上是對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的發展和補充。
（二）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說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貿易各國都可從貿易中對等獲益的修正
伊曼紐爾和普雷畢什關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論點得到了普遍的證實：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已越來越趨向惡化，自1980年起，初級產品貿易的平均價格下降一半，給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損失，每年高達500億美元。1993年初級產品價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級產品平均價格以美元計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產品的價格已經下降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貿易額和比重不斷減少、服務貿易額和比重不斷增加的今天，在運輸、保險、銀行、通訊和旅游等服務貿易領域，發展中國家更是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注：曾時：《試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與理論基礎》，《世界經濟研究》1994年第6期。）。
“薩普斯福特根據從1962～1982年每年數據在二項回歸分析中估計，非燃料初級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0.25”，“長期價格彈性可能比短期價格彈性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轉變可能抑制農產品價格，因而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其直接的收入效應可能很小，而通過國際收支約束加緊產生的間接效應可能會相當大，因而會全部抵消貿易自由化的預期益處。”（注：［英］邁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
（三）凱恩斯主義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各國總處于貿易平衡狀態的修正
凱恩斯主義認為，凈出口屬于總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而進口則會收縮國民經濟。因此，凱恩斯主義提倡國家干預國際貿易，大力推動出口，抑制進口，保持外貿順差。因此，凱恩斯主義又被叫作“新重商主義”。
正如希克斯所說，“造成英格蘭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貿易方面喪失信心的主要問題是，舊的自由主義在巨大的失業面前無能為力，以及在積極的反失業計劃中使用進口限制作為要素的可能性。人們當然不得不把這條思路同凱恩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就是這一點（幾乎僅僅這一點）導致凱恩斯放棄自由貿易的信念。”（注：［英］邁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可見，當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失業和經濟衰退就必然導致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
（四）最優干預政策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市場完美無缺假定的修正
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是有大量的市場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場、扭曲的部門間工資差別、粘性工資與市場工資超過影子工資、分部門的最低工資和買方壟斷，等等。所有這些市場缺陷意味著需要保護。另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非經濟偏好（即發展新興工業），因此，由戈登、約翰遜、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薩等人提出了最優干預政策理論，認為當市場扭曲是由國外而非由國內因素所引起，當經濟目標屬于對外部門時，采取最優干預的保護貿易形式被認為是最優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貿易的新舊挑戰》，《經濟譯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和規模收益不變。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點，即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產品的單位成本呈現遞減趨勢。規模經濟的存在要求每個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各自生產少數幾種產品，而且每種產品應存在差異，以便在生產規模上取得收益遞增的好處（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國的諾貝爾特·馮克指出：“傳統的外貿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這一假設之上的。而這種理論沒有考慮到目前世界經濟體制的一些根本特點。例如跨國公司和市場壟斷的存在，國內外市場的區別及信息的不暢通。而恰恰在一些領域里存在大量非關稅壁壘，不完全競爭是其中的主要標志。例如在汽車工業、鋼鐵工業和半導體工業就是如此。”（注：［德］諾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
斯賓塞和布蘭德等人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他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不完全競爭前提下的國際貿易理論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的自由競爭貿易理論，明確提出國家干預貿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反對國家干預貿易的主張。而且，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他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對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制造業的支持，對日本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和保護可以稱為“保護高科技產業論”，是“保護幼稚產業論”的現代翻版（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業內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市場運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從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業理論以來，人們認識到市場運行經常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這樣，企業就有一種通過自身組織的巧妙安排來替代成本相對較高的市場來組織資源的內在傾向。表現在國際貿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國公司經常通過公司內貿易來降低關稅的支付的現象。“雖然有關公司內貿易的詳細、準確的統計很難獲得，但是一般都認為公司內貿易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現象。……根據有關的研究報告估計，目前大約60～70%的世界貿易與跨國公司有關。2/5的國際貿易在公司內部進行。鄧寧發現在英國的子公司85%的進口和80%的出口屬于公司內貿易，而在彩色電視機制造業公司內貿易的比率高達40%。利柯魯(Lecraw)研究了日本在東南亞5國輕工業制品制造業的111家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的情況，他發現這個比率高達79%。”“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對公司內貿易這種非傳統的國際貿易交易形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研究。”（注：朱剛體：《交易費用、時常效率與公司內貿易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3期。）
（七）技術外溢和技術創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技術固定不變和把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假定的修正
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技術是固定不變的，而且是可以自由獲取的。但實際上，人類的生產技術是在生產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并且獲取技術，特別是關鍵技術是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的。
技術外溢理論認為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國民經濟的發展引入錯誤的方向，使貿易各方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到影響。技術創新的大幅度進展需要兩個必要條件，即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科研投資的鼓勵。（注：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經濟研究》1995年第7期。）
為了消除技術外溢對國民經濟的誤導和刺激技術創新，都需要國家干預貿易活動。
（八）國際競爭優勢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論
波特在調查研究了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后指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學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解釋。（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并不一定是現實的國際競爭優勢。為了取得國際競爭優勢，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稟賦；對產品的規模、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和供給；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等。
三、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表明，保護貿易是他們事實上實行的貿易政策，是其實行工業化和保護本國經濟的重要手段
19世紀初，美國開始工業革命，為了抵御英國工業品的競爭，扶植國內工業的發展，美國不斷提高關稅。1816年關稅率為7.5～30%，1824年平均關稅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紀80年代，美國工業躍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國在世界外貿總額中僅次于英國，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頁。）。
“歷史上，德國和美國的鋼鐵工業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德國和美國政府征收保護主義關稅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過進口保護為鋼鐵工業的發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車工業之所以發展到如今的水平，與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對其汽車市場的進口保護有著相當的關系……后來美國對大量的進口，也加強了對其汽車工業的保護。比如1978年對克萊斯勒公司的應急貸款曾使該公司免于破產；在政府支持下，該公司的生產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車生產企業以自愿出口限制與美國合作；1995年美日汽車摩擦升級，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進一步向美國汽車生產商開放市場。……在電子工業方面，日本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也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電視工業為例，日本的通商產業省曾把電視機以及與其相關的電子消費品作為發展出口的一個主要目標，進行保護，使之免于進口競爭；政府還允許七大電子企業在國內形成卡特爾式的聯合。此外，日本國內復雜的分銷系統也常常把國外電子產品排斥在外。”（注：羅丙志：《國際貿易中的政府行為與產業成長》，《國際貿易》1996年第3期。）
“事實上，沒有保護為國內市場生產的早期制造業而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只有英國和香港。”（注：［美］約翰·威廉遜：《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
目前，發達國家處于經濟“滯脹”的狀態，美國等發達國家隨著國際債務的不斷增加，又舉起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幾乎整個資本主義的國際貿易發展史就是一部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
篇7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篇8
世界經濟和諧貿易一體化發展的大成管理體系建立,關鍵在于從自由貿易走向和諧貿易。從國外自由貿易區發展過程中的模式特點來看,自由貿易區最早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亞全盛時期,13~14世紀,法國、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繼開辟自由貿易區。真正意義的自由貿易區是1547年意大利的熱那亞灣。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貿易區的數量和規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動仍然停留在轉口貿易,即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所屬的殖民地。據資料統計,這期間全世界共有26個國家設置了75個不同類型的自由貿易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特區,于1936年建立了美國境內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二次世界大戰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貿易區分布在各大洲,亞洲25個國家和地區有161個,非洲14個國家有126個,歐洲17個國家有125個,美洲30個國家有217個。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區達900多個,其中2/3分布在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自由貿易區呈現國際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幾個世紀的發展,世界上設立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發展對外貿易、繁榮地方經濟和擴大就業等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筆者通過美國對外貿易區,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等為例,來分析介紹世界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和作用。通過對漢堡港、鹿特丹港、安特衛普港的考察比較,進一步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提供借鑒。
1美國對外貿易區
二戰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美國經濟一直處在貿易持續順差的位置,對外貿易區的發展相當緩慢。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初,出現貿易逆差,國內經濟出現低迷,就業壓力緊張。為了改變這個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貿易區增加到77個,到1994年底,自由貿易區達285個,總數為484個。同時,管理和功能也日趨完善。
美國《對外貿易區法》(1934年),規定美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功能是進出口貿易、轉口貿易和倉儲。1950年后,美國經濟日益繁榮,市場需求劇增,為國外商品進入帶來了便捷,同時允許提供商品展銷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個貿易區先后允許用美國零部件與外國裝備為成品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對外貿易區一個很鮮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則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紐約對外貿易區由于背靠美國國內遼闊的市場腹地,附近沒有合適的轉口國等原因,主要從事進口貿易和進口加工業務;邁阿密對外貿易區由于位于佛羅里達半島的最南端,因最佳貿易服務成本半徑內有多達30個國家的原因,主要從事轉口貿易和為轉口貿易配套的其他業務,貨物轉口量達65%以上。
2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
科隆擁有很好的地理優勢地位,位于巴拿馬運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爾港。一方面,可以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與中南美洲的連接點,屬于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東西南北貨物集散地之一,也成為東方產品通往拉美各國市場的橋梁。
科隆自由貿易區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有利地運用地理位置的優勢——世界航運中轉樞紐。大量的貨物在此地流轉,轉口貿易定位為主要業務。資金的大量流動也使科隆的金融業發達,外資銀行及分支機構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遠涉重洋采購,節約了時間和費用。
3漢堡港、鹿特丹港、安特衛普港
漢堡港是歐洲經濟自由區的典型,被稱為“通往世界的門戶”漢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漢堡自由港對進出的船只和貨物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貫穿于從貨物卸船、運輸、再裝運的整個過程中。這種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中都是少見的。漢堡自由港轉口貿易帶動了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使漢堡成為德國的金融中心之一,這說明自由港與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進的。
荷蘭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點是儲、運、銷一體化,通過一些保稅倉庫和貨物分撥配送中心進行儲運和再加工,提高貨物的附加值,然后通過多種運輸方式將貨物運往荷蘭等歐洲國家。鹿特丹港擁有完善的海關設施、優惠的稅收政策,保稅倉庫區域內企業在海關允許下可進行任何層次加工。對集裝箱貨物的倉儲和配送來說,坐落在港區和各個工業區內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種增值服務。
安特衛普港是世界海運網絡的重要支點。按純國際運輸量計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衛普港具有領先于歐洲其他港口的貨物裝卸作業效率,擁有現代化的EDI信息控制與電子數據交換系統。港務局使用“安特衛普港信息控制系統(APICS)”,計劃、安排船舶抵離港和掌握國際海運危險品的申報。安特衛普港還實行一種叫做臨時存儲(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這種海關臨時存儲區,也可以不設在港區內,只需要提前作簡易申報即可進行臨時存儲,而不必得到海關批準。經過海運到達的貨物,可以在海關指定位置暫時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進入的貨物,保存期為20天。
中國保稅區的發展還存在問題。我國保稅區,是我國海關管理的特殊區域,是我國借鑒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型的經濟開放區域,處在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我國最早設立的保稅區,是深圳市沙頭角保稅區,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國已經建立了13家保稅區。到目前為止,我國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稅區。
我國保稅區和國外的自由貿易區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與世界優秀自由貿易區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貿易區伴隨著世界經濟特區的產生而產生。我國的保稅區是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直到深化階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響國內市場保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獲取全球自由貿易給國家經濟帶來好處。我國保稅區主要是為了改善我國投資、建設的軟環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發揮帶動效用,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區域性質上,我國保稅區沒有明確的定性,行文規定不明,致使各部門認識不同一。沒有真正開放一線,監管手續繁瑣。在區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異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續的影響,難以形成規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稅政策的影響難以發揮作用;加工功能受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限制,貨物在保稅區與非保稅區之間進出也制約了加工功能的發展;區內貿易公司不具備進出口權,制約保稅區的貿易功能;外貿經營權,進口貨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稅區的發展。世界自由貿易區通常由國家政府直接管理。機構的設立代表的是國家政府的權利,管理相當的權威,負責自由貿易區的宏觀經濟管理與協調,是一種相對弱化的管理體制。我國保稅區不僅有國家的宏觀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觀調控。兩者條條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亂和不經濟現象。
我國保稅區面臨的機遇與發展對策。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強,生產組織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物流、信息流、人員流動的速度加快,世界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各國相互聯系,合作與競爭的局面共存。隨著國際貿易深度的加強,一方面貿易不僅存在傳統模式,另一方面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與公司內貿易的發展,使得國際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國公司的發展在其中有不可磨滅的作用。各國通過控制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借助各國的資源稟賦優勢,通過服務外包等方式將非核心業務外置,使得整個國際分工體系更加專業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歐盟—加—墨自由貿易區的實現,亞太經濟一體化呼聲漸高,各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國際經濟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發展,各國經濟開始轉形,客觀推動我國保稅區尋找新的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是外界客觀環境和自身發展矛盾內因共同決定的。通過對國外先進的自由貿易區優秀經驗的借鑒,是我們避免走彎路或錯路的一個重要途徑:簡單,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與定位,提升發展空間
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選擇與功能定位與所在國的地理位置、歷史發展、經濟地位、政治狀況等因素密切聯系。美國自由貿易區的因地制宜就是相當好的典范。我國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點進行定位。從保稅區進出口額完成的情況來看,上海外高橋、天津港、大連、
深圳福田保稅區已成為全國保稅區開展國際貿易的主力。保稅倉儲功能在保稅倉庫內允許商品進行再包裝、分級、挑選、抽樣、混合、處理等商業性加工,實現商品倉儲自動化,配送高效化。張家港保稅區、廈門象嶼保稅區、沙頭角保稅區、汕頭保稅區等適合都以保稅倉儲為主,我國政府機構可以通過進一步突出他們的優勢,提供更加先進的物流系統。
5明確方向,整合資源,階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國際自由貿易區有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自由轉運區、自由貿易特區、出口加工區等多種形態。各種形態的規模不同,政策和開放程度也有差異。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在繼續經營貿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業,傳統業務也開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資本密集型工業發展。鑒于我國工業化和各項基本實際情況,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貿易區轉型邁出堅定的步伐。保稅區是制度創新的產物,法制體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過整合各個特殊監管區域的功能,政策,監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補,實現從外延擴展到內涵深化的轉變。功能上確保基本的功能項目前提下,統一特殊監管區域的稅收政策。統一海關的監管模式、作業流程、操作規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統,降低監管風險,進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稅區的綜合配套改革,提高開放程度,使投資貿易便利。改革的途徑,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但轉型過程中注意操作的層次性,避免資源浪費。
6簡化手續,積聚優勢,加大執法力度
簡化海關管理手續,提高作業效率,規范作業流程。充分利用、吸納國內外的各種資源要素和積極因素,增強保稅區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通過擴散把保稅區經濟中的優勢滲透到周邊地區及更大區域,從而帶動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產業間的關聯度,提高整個區域經濟的整體實力。最后,加強立法,對轉型后的運行規則給予明確的界定和限制,嚴格打擊不法行為和不法分子,營造信譽高,有效的中國自由貿易區。
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我國保稅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的轉型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必然和現實的需要。我國發展保稅區的根本目標是為了改善我國投資的軟環境,特別是利用海關關稅的獨特條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通過對國外先進貿易區和自由港的考察和研究,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提供有利的借鑒。通過層次性的改革使我國逐漸在沿海、沿邊地區構件有所偏重,更加開放、更加自由的貿易區域,實現與國際慣例接軌,成為真正的大成管理體系的中國自由貿易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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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t分別表示地區、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標，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據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資本勞動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貿易開放度，用貿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個時間趨勢變量。RKLkt和RIkt分別表示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和相對人均收入。
對上述模型各變量含義加以說明：
(1)資本勞動比率KL代表結構效應。加入資本勞動比率的平方項KL2是考慮到資本積累對環境邊際效應遞減。如果β1>0且β2<0，則說明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環境污染排放以遞減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環境污染排放隨資本勞動比率增加而減少。理論上，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經濟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化，即由清潔產業向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化，導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人均收入項的系數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規模效應對環境影響為正，技術效應對環境的影響為負，因此當規模效應大于技術效應時，總效應為正，反之為負。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項表示人均收入對環境的遞減效應，同時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也保持一致。
(3)貿易開放度O代表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ORKL是變量O和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的乘積，表示要素稟賦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ORI是變量O和相對收入RI的乘積，表示“污染天堂”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要素稟賦假說認為，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資本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污染密集型產品)，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清潔產品)，因此，當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增加時，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如果各個國家除了環境標準之外，其他方面的條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業會選擇在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行生產，這些國家就成為了“污染天堂”。因此，當β6<0時，表示要素稟賦假說存在，當β7>0時，表示“污染天堂”假說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當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時，解釋變量人均收入項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但如果被解釋變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對上述模型重新估計，人均收入項對污染密集度的影響只體現技術效應。因此本文將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別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先對規模和技術效應進行估計后單獨估計技術效應。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個省市(除外，重慶市數據計入四川省)的數據，下面就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分別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包括三種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參考Antweiler等(2001)的選取標準，本文選取的污染物分別是二氧化硫、廢水和煙塵。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別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總量除以總人口數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業污染排放數據，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數據，故本文選取的統計時段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礎數據來自相應各年的《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
(2)解釋變量
需要說明的變量包括資本勞動比率KL、人均收入I、貿易開放度O、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相對人均收入RI和時間趨勢變量D。
各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變價表示的資本存量與就業人員數之比。前者的數據采用張軍等(2004)估算的數據，后者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數據均采用剔除價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數據，即采用1990年不變價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數據，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的貿易開放度O等于當年價表示的各省市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進出口總額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6》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1-1992》，基礎數據由美元表示，根據相應年份的美元兌人民幣年平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各省市的相對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與當年全國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與全國的資本勞動比率之比。
時間趨勢變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別取值2到14。
本文依據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的檢驗結果來判斷估計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檢驗結果，模型估計時全部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被解釋變量分別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計結果依次見表1和表2。
(一)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分析
表1的估計結果是將人均污染排放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資本勞動比率KL表征貿易對環境的結構效應，人均收入I表征貿易對環境的規模和技術效應。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別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為和本文的估計結果比較，先對其加以說明。Antweiler等(2001)估計結果顯示，規模效應變量(GDP/km2)和結構效應變量(KL)都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技術效應(滯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動平均值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積累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為正，技術效應為負。與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項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中，結構效應變量(KL)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遞減。而人均收入(I)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負的技術效應已經超過了正的規模效應。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計結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與ColeandElliott(2003)的結論是一致的，即結構效應為正，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負。不同的是，表征規模和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項I統計不顯著，說明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技術效應相互抵消后對環境的作用很小，則經濟對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將主要取決于結構效應。
其次，廢水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勞動比率KL與人均廢水排放之間顯著正相關，即結構效應為正。人均收入項I的系數統計顯著且為正，表明技術和規模效應為正，正的規模效應超過負的技術效應，其原因在于，廢水包括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而國家對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業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難以治理是導致規模效應超過技術效應的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環境統計數據也顯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經超過工業廢水排放量，成為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最后，煙塵估計結果顯示，結構效應不顯著，且正的規模效應超過了負的技術效應，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正。同時，人均收入I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表明，針對煙塵，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沒有越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處于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煙塵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將污染密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術效應。與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類似，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指標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廢水排放分別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技術效應為負。人均煙塵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也是負相關，但不顯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經推動技術進步，進而減少污染。
(二)要素稟賦動因和“污染避難所”動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聯合變量ORKL表征要素稟賦動因，聯合變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動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計結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實證支持。要素稟賦變量ORKL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資本勞動比率相對較低，因而還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大大地減少了中國污染排放，這與要素稟賦假說的內容相符合，同時，“污染天堂”動因變量OR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是顯著正相關關系，即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較低，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導致了較弱的環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說的內容。廢水和煙塵的估計結果也符合這兩個假說，但是估計結果部分不顯著。
另外，與Antweiler等(2001)貿易有利于環境改善的結論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顯示貿易密集度(O)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導致環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計結果中，依污染指標不同，貿易對環境的總體影響也發生變化，總體上，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減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廢水排放。表2中貿易變量的符號基本上與表1一致，其估計結果進一步印證了上面的討論。
最后，表1和表2的時間趨勢變量(D)基本上都與污染指標呈現統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的環保意識、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及其他的因素都促進了污染的減少。
為進一步闡明表1和表2的經濟含義，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礎上計算了各污染指標對所有經濟因素的彈性，自變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計結果見表3和表4。
從表3可以看出，貿易開放度對環境的影響相對于其他經濟因素來說較小，具體地，貿易開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減少0.15%，人均廢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煙塵排放減少0.16%。同時，對每個污染物來說，其“污染天堂”動因對環境的影響都大于要素稟賦動因帶給環境的影響，比如對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動因的彈性值為0.4，而要素稟賦動因的彈性值為-0.05，前者遠遠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變為“污染天堂”。
表4的數據顯示，三種污染物對技術效應的彈性都比較大，說明技術效應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減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較大的技術效應并不一定能夠全部抵消規模效應，結合表3，對于二氧化硫，技術效應超過了規模效應，而對于廢水和煙塵，規模效應仍大于技術效應，因此需要中國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開發新技術，降低污染。
3、結論
1.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加(結構效應)，都加大了我國的污染排放，但同時貿易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技術進步降低了國內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環境改善依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
2.貿易對環境總體影響相對較小，且正負因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物，貿易自由化減少了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卻增加了廢水的排放。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盡管近年來國家對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經加強，但是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大氣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視了廢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一定的實證支持。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較低，資本不充裕導致的要素稟賦效應減少了環境污染排放；同時，相對于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人均收入較低導致較松的環境管制，使中國的污染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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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radeliberalization；Chineseruralinhabitant；incomeinequality；paneldata
一、引言
20多年貿易開放和逐漸自由化的結果是，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不斷上升，進出口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漸提高，到2005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約為63-86%。在1978-2005年的27年里，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41-5倍，年均增長16-71%，遠遠超過同期GDP年均增長幅度。貿易自由化過程所推動的不僅是該國整體的經濟福利水平，還對該國國內的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產生影響。根據Heckscher-Ohlin模型以及Stolper-Samuelson定理，貿易開放后，因貿易開放而擴張的部門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將得到更多的收益，因貿易開放而收縮的部門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收益將會減少，收入差距因此而發生變化。
我國的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經歷了由逐漸擴大到逐漸縮小，再由逐漸縮小到逐漸擴大的過程。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年擴大，1995年達到第一個頂峰，基尼系數由0-21擴大到0-34，1996年基尼系數下降為0-32，隨后差距開始逐年擴大，2005年接近0-40。更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就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達到0-4296。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問題已經到了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階段。而貿易自由化和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兩者在中國都是如此顯著，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聯系，更加自由的貿易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對于我們深刻認識經濟現象的內在規律，從而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做出科學合理的戰略引導，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分析
(一)貿易自由化通過農產品價格機制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降低了農產品名義保護率，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幅度降低貿易保護措施，多次削減進口關稅，將平均關稅率從改革初期的52-3％降到2004年的10-4％。名義保護率的下降使國內市場價格不斷向國際價格靠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國內價格扭曲，優化資源配置，但同時也降低了對國內產品的保護，增加其競爭壓力，特別是削弱了對小麥、玉米、棉花、稻谷和大豆等農產品的保護，減少了出口，因而對主要生產這些產品的農民產生負向福利沖擊。因此，產品的國際流通會降低國內某些農產品的價格，影響部分農民及相關部門的收入。
(二)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農產品貿易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也推動了農產品外貿結構的變化，對農民福利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反映了中國農業貿易的比較優勢特征：土地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下降，而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凈出口則在上升。這種結構變化對農村收入差距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其一，使不同農產品生產者的福利水平發生變化：一方面增加了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者的收入；另一方面惡化了土地密集型產品生產者的收入分配，從而影響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其二，使不同地區間農民受益不均。內地農民則偏向于種植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小麥大豆和棉花，其凈出口也越來越低，沿海地區農民更多而高效地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產品，與內陸農民相比較，沿海農民是貿易自由化最大受益者，造成了區域間農民收入的不均等。
(三)貿易自由化通過調整收入結構來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
貿易自由化不僅帶來了產品的流動，更重要的是，使得諸如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優化了資源配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影響農村居民的收入不均等。比如，逐步消除對中國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自動”出口限制會推動此類產品的出口，從而促進此類生產的就業，特別是推動非國有企業中農民工的非農就業，這將有利于減少農村的收入差距。
三、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和數據
以上從理論的角度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機制，要作出更準確的判斷，還必須通過計量回歸對其從總量上進行更精確的估計。貿易自由化測度指標有很多，采用T（進出口額占GDP的百分比）來表示貿易自由化程度，因變量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Y)，這里采用標準差來衡量。自變量除了貿易自由化指標外，還設計以下控制變量：(1)人均收入(PGDP)及其平方項(PGDP2)，用來考察經濟增長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2)人均農業總產值(RUA)，用來考察農業增長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3)收入分配(INE)，用來考察收入分配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這里用城鄉收人差距（如林毅夫，1998）來替代它；(4)RSR，反映農村就業結構的變量，用非農就業人口占農村就業人口比重來表示非農就業對收入差距影響；(5)反映勞動力文化程度的變量: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EDU)。在此筆者用鄉村從業人員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來表示這一變量，該指標表示教育對農村收入差距影響；(6)RLOAN，農村人均信貸額，代表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對農村收入差距影響，用農業信貸額除以農村總人口來表示。其他諸如政策制度環境、地理和自然環境因素由于沒有數據，在變量選取時暫先不考慮。
為了分析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筆者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建立了如下回歸方程：
貿易自由化可能直接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也可能通過增長和分配間接地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因而加入了交互項（T·X），試圖考察貿易自由化是否通過影響農業總產值及就業結構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了影響，影響方式和程度又如何。因此建立第二個方程：筆者采用的是時間跨度為1989-2005年，橫截面單元為中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集，在方程(1)和(2)中，i為橫截面,表示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t為時期，代表1989到2005年；Uit為橫截面在時期T的隨機擾動項；Yit為被解釋變量，代表第i個省第t年的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這里的農民收入都用農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了消脹處理。數據來源于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等。
（二）模型分析結果
筆者對模擬結果進行了霍斯曼確認檢驗(Hausman′sSpecificationTest)，結果表明研究所用的面板數據模型更適于用固定效應法進行估計。對模型運用固定效應估計法進行回歸，其結果見表1。
從表1中結果來看，模型估計效果較好，擬合良度都較好，F檢驗也十分顯著，而且解釋變量的系數與常數項估計值也在1%-15%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所建立的計量方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根據以上估計方程，筆者對計量模型中回歸結果給予進一步的說明:
1．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直接影響。從具體的回歸結果看，T項的系數在各計量方程中都通過了T檢驗，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經濟開放對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發揮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結果顯示，貿易自由化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即外貿依存度每提高1%，會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擴大2-63618%。在模型(2)、(3)中，加入反映各省人力資本和經濟發展的硬件條件的變量后，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有所減弱，但依然是擴大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多角度、多方位的來考察貿易自由化對中國農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
2.人力資本和農村金融的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擴大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模型(1)中的系數分別為0-8594，這一系數值表明，在其它因素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加強農村的人力資本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從結果來看，農村人均信貸每增加1%，會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擴大0-1131%，即農村金融的發展水平越高，農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3.經濟增長及收入分配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具體影響。結果顯示，反映宏觀經濟變化的變量中，PGDP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會明顯下降，但PGDP2的估計系數為正，說明人均GDP增長到一定程度后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下降速度會有所減慢。INE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大會擴大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這表明在其它條件相同時收入分配向農村傾斜會進一步降低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因此，在經濟發脹的同時，兼顧效率與公平是很有必要的。
4.貿易自由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間接影響。從模型估計的交互項系數可以看到，貿易自由化通過增加人均農業總產值擴大了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而通過增加農村非農從業人口來縮小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即非農從業人員每增加1%，會使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較小0-4895。可以看到，貿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人口的就業趨向，改變了農村的就業結構，從而對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四、結論及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知，影響中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因素很多，貿易自由化只是其中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貿易自由化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筆者認為，中國必須加快改革的步伐，采取相應的措施：
1.制定惠及全民的貿易和外資政策，進一步鼓勵受益部門(或受益地區)帶動受損部門(或受損地區)的發展，逐步使不發達地區也享受到貿易多帶來的好處。
2.高度重視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農村勞動者人力資本提高幅度太慢是造成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內在原因。政府應該通過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加大對農村人才開發的投入、狠抓技能培訓、實施農村人才工程等措施，促進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素質的全面提高。
3.鼓勵勞動力合理流動，尤其是鼓勵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也是抑制收入不均等加劇的重要手段。現在，我國還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流動壁壘，這無疑限制了全球化利益的擴散，應根據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逐步消除勞動力流動壁壘。
4．制定合理的財政支出政策，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實踐證明，我國過去的財政支出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我國的財政支出應把對“三農”的投入放在首要位置，利用投資的乘數效應拉動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參考文獻：
［1］Harrison，A．“OpennessandGrowth：ATimeseries，Cross-countryAnalysisforDevelopingCountri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6(48):419-437.
篇11
加入WTO后的中國是否應該完全貿易自由？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否喪失了意義？對幼稚產業政策應該如何予以取舍？本文將通過對理論基礎和現實的分析來得出結論。
一、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分析
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是李斯特的“幼稚產業論”。李斯特發揚了美國漢密爾頓保護本國制造業的觀點，以歷史判斷為基礎，提出不同的國家由于其發展階段不同貿易政策也應有所不同。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應該對那些面臨國外強有力競爭而自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身又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幼稚產業予以高關稅保護，培植它們的競爭力，直到這些產業成長起來為止。
這些新的產業能給國家帶來未來收益，形成強大的生產力，而這些“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幼稚產業論一經提出便對自由貿易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現在也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般認為幼稚產業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提出的質疑主要在于各國國情不同，落后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最終不利于該國的生產力的提高和產業體系的建立。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現實世界是由各國家組成，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經過李嘉圖完善的自由貿易理論強有力的證明，自由貿易能使世界資源優化配置、能帶來各貿易國福利的增加和世界總產量的提高。
但李斯特認為對于落后國家而言，這種短期或眼前利益（可以比較低的成本換取較多的商品和勞務，增加國民福利）是以犧牲長期或未來利益為代價的。從長遠來看，目前尚處于萌芽階段但將來對國民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的工業產業的生產能力在國際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會受到劇烈沖擊，根本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只重視眼前利益忽視未來利益的自由貿易對落后國家而言非常不利。
所以李斯特主張：通過國家的干預對幼稚產業實施暫時的保護，這種保護應持續到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為止。幼稚產業論也認為保護可能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走私、降低效率等效果，尤其是在幼稚產業的選擇失誤、保護措施不當等情況下。
但支持幼稚產業保護的經濟學家認為受保護的幼稚產業應該具有潛在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在保護下只要其生產成本下降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足夠快，那么保護結束后所得的收益就足以補償保護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的保護就是有利的。貿易保護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放眼世界完全的自貿易也是不存在的。
世界各國在選擇貿易政策時都要考慮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二、國際貿易環境的分析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WTO，自由貿易在更大范圍得到了推進。但是在自由貿易的背后我們也不難感受到貿易保護的潛流強有力的涌動。
首先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與加劇。
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國家加大了利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的力度，尤其是隱蔽的靈活的具有歧視性的非關稅壁壘的運用非常廣泛。
由于這一時期的貿易保護特點明顯不同于以往的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所以被稱之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在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保護具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集中的表現就是更多的更為隱蔽的非關稅壁壘的使用。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高標準的環境、技術等“綠色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其中發達國家所設置的市場準入門檻（技術標準等）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也提出了更進一步的開放市場的要求，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自己卻在農產品等領域牢牢的奉行保護主義。美歐日等國采取的農產品補貼政策拉低了全球農產品價格，而農產品出口正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支柱。目前日本對水稻的進口關稅依舊高達490%。
其次，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這集中體現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多邊合作進展緩慢，如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的WTO多哈回合，在坎昆會議的失敗的陰影下步履蹣跚，而個別WTO成員，特別是發達國家成員，一意孤行的實行單邊主義，使多哈回合的主旨——發展問題的多邊談判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區域性的貿易合作的活躍反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困境。
自由貿易與保護的相互交織是這一時期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大特點，自由化是斷斷續續的主旋律，而保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不同的國家保護的重點也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在于農產品和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在于幼稚產業和服務業。這種現實反映了它們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也表明了在目前世界經濟格局下國家之間利益爭奪之所在。
三、外貿政策的現實環境——漸進的貿易自由化近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外貿以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在增長，進出口額在國際貿易額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
但與貿易強國相比我國外貿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如出口結構以低檔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競爭力較弱，服務貿易出口發展滯后。其中，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尤其引人矚目，1999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相當于其商品貿易出口的24%，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相對于商品貿易出口的比重低于15%。這些差距折射了我國經濟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競爭力較低等深層次問題。中國雖然被號稱為“世界工廠”，但產業競爭力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等相對落后屬于幼稚產業，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路徑是：漸進的開放市場——漸進的取消保護——逐漸取消保護——貿易自由化。
加入WTO的談判過程和我們做出的承諾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而這種漸進的開放思想也構成了被國外學者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精神的重要部分。實事求是的依據經濟規律和發展所能承受的限度確定開放的步驟是我們理性的選擇，超越式的外貿政策是非理性的。許多拉美國家從80年代起奉行新自由主義，不顧國情的實行貿易自由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根據發展階段適時調整、靈活應對才有利于向最終目標的邁進。自由貿易是世界各國理想的終極目標，但在我國工業化尚未完全實現的現實下適度的保護是必要的。這就是國情所給予我們的外貿政策環境。
四、目前中國幼稚產業政策取向的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當前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而幼稚產業論的理性的成分也給予保護以一定的理論支持。
但由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經濟效率，所以必須審慎運用保護政策，盡量減少因為保護所造成的經濟扭曲和福利下降。鑒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對幼稚產業實施保護的政策取向應該是：謹慎選擇、適度保護、漸進開放、完善市場體制。
謹慎選擇體現在要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主要的原則是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思想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一方面是根據巴斯塔布爾標準和肯普標準選擇那些具有明顯外部性和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的保護在一定時期后收益應該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保護的成本，應該是一國具有戰略地位的產業同時能起到帶動其它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同時對它們的保護也應該是能彌補市場不完善所造成的企業先進入損失以有利于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要適時的對被保護幼稚產業進行篩選。保護不是無期限的，否則會造成低效率和嚴重扭曲資源配置的惡性循環，李斯特提出的時限是最高30年，對于保護時間過長而至今還未成熟起來的幼稚產業應該取消保護。
適度保護體現在制定合理的保護措施，保護程度要適當。
一般的保護方式是關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主要是關稅和非關稅，產業政策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被保護產業提供資金、信貸、補貼等產業支持。目前我們的保護方式面臨著調整，原因在于加入WTO后我國承擔的主要義務是關稅有步驟的下降，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取消。所以運用傳統的關稅手段來扶持幼稚產業發展的空間已經逐漸的在縮小。
以往的以關稅為主的保護措施要逐步的讓位于非關稅措施和產業政策。在可以運用關稅的空間里就要設法提高保護的效率。
一方面要研究關稅結構，爭取設置對幼稚產業有利的關稅結構，同時提高關稅的有效保護率。除關稅措施以外要適時、適度的使用WTO所允許的一些非關稅措施來實行保護，并且將WTO框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款用足用好。其中可以依據GATT等18條的規定來施行對重要的幼稚產業的保護。
漸進的開放體現在保護應該是開放的保護、逐漸取消的保護。
保護的目的是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但完全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封閉的保護只會產生低效的懶惰的產業，所以應該適度的引入競爭，或者是國內市場分割的打破，或者是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外國廠商的進入。當然這要根據被保護產業的實力、國內和國際市場環境來決定。此外，要適時的引入“畢業條款”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漸的弱化保護并在其成熟后堅決的撤銷保護。所以保護政策不應該是剛性的，應該靈活而富有彈性。超級秘書網
sp;完善市場體制。
自由貿易思想因為其完美的市場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而使自由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理想目標，但較完善的市場體制無疑是企業正常開展其經濟活動的基礎。健全的市場功能齊全的市場意味著市場扭曲的減少，這將為產業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在市場扭曲消除的前提下許多保護措施也就不必要了。
但目前國內市場存在諸多問題，如市場體系的不健全，部分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的職能“越位”、地區市場壁壘的存在等。所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市場體制的完善是當務之急，是對幼稚產業逐步取消保護的前提，是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尹翔碩.中國對外貿易改革的進程和效果：1978-1998[M].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2]張幼文等.外貿政策與經濟發展[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篇12
(一)貿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地區貿易集團的產生和發展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集團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貿易被集團內部的貿易所替代。我國目前游離于各主要地區貿易集團之外,從而成為地區貿易集團負面影響的首當其沖者。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后,墨西哥對美國的紡織品出口就超過了我國。幸而我國的紡織品在世界其它國家的市場都很大,我國的紡織品出口才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戰略,才能抵抗其它國家結成地區貿易集團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
(二)貿易多元化當然也有利于分散風險和促進貿易的長期發展 亞洲金融危險爆發以后,盡管我國的外貿環境隨之惡化,但我國的外貿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長,就是最好的說明。
通過使用經濟計量,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模型分析,對，！我國實行多元化戰略的效果進行計量分析,將使我們對我國貿易多元化的現狀及存在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二、計量分析(一):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標
首先,將我國出口地理方向分為美國、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其它發達國家、非洲國家(除埃及)、香港地區、亞洲國家地區(除香港、中東國家)、歐洲國家、中東國家、拉美國家、大洋洲國家(除澳大利亞)15個分方向。分別計算某一年我國對某分方向的出口額占該年我國總出口額的百分比,再求這一組15個,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百分比的標準差。這個標準差,就是衡量這一年我國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標。在下文中簡稱為“出口集中化指標”。
同樣可以計算我國的“進口集中化指標”。這里計算了1986-1995年中國、美國和日本歷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1996-1997年中國的“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計算美國和日本的相應指標的時候,只要將原來中國對美、對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國對華、日本對華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標一般是對前10大貿易伙伴貿易占全部外貿的比重。這一指標并沒有充分,如果您需論文,可以咨詢:QQ:357500023利用外貿的全部結構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標”和“進口集中化指標”就沒有這一缺陷。而且所選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據需要進一步細分中歸并。
如右圖,有以下結論:
以上數據由《世界經濟年鑒》引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貿易方向年鑒》。
我國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現一個波峰;1994年開始呈輕微下降趨勢。作為對照的美日同期變化幅度保持在2個百分點內。我國進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現下降趨勢,90年代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1996、1997年兩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進口集中化程度沒有明顯變化。剔除我國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則1986-1995年3國的進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為:日本〉中國〉美。
篇13
不同于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用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貿易的產生，克魯格曼指出：國家之間比較優勢的不同只是國際貿易產生的一個基本原因，而規模報酬遞增則是另一個基本原因。不同于傳統的貿易理論建立在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之上，克魯格曼的國際貿易新理論以規模報酬遞增和壟斷競爭為前提，能更好的解釋現實中的問題：為什么比較優勢基本相同的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額遠遠超過比較優勢有明顯差別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額。為什么各個國家的工資率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在克魯格曼之前也有很多經濟學家研究過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在俄林理論（1933年）中的一個重要分課題就是大規模生產的經濟作用，巴拉薩（1967年）和克拉維斯（1971年）也曾提到規模經濟理論在解釋戰后工業國家間國際貿易不斷增長的現象時所起的關鍵作用。而克魯格曼在前人的分析和研究上，創新的將規模報酬遞增作為貿易產生的一個原因并結合均衡貿易理論和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系統的做出理論分析。
一、克魯格曼論文中主要使用的模型和推導脈絡
在克魯格曼的論文中有諸多的假設并引用了多個模型，它們對理解克魯格曼經典論文、產業內貿易理論和國際貿易新理論中的推導和結論很有幫助。在這四篇克魯格曼的經典論文中有許多相似的假設，其分析和推導方式也很有類似之處。克魯格曼在論文中，假設規模經濟是企業內生的，并且假定市場具有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市場結構。同時，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對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對這些理論加以變化并進行推導和分析：他將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簡化。只考慮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所有產品以相同成本函數進行生產。其中和分別為勞動投入量和產量。并且假定，產量等于消費量，其中，成本函數表明：每件產品生產中使用的勞動力數量是產量的線性函數，并且隨著產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遞減，邊際成本則保持不變。很明顯，這是一個規模經濟的成本函數。而后，克魯格曼假定經濟處于充分就業狀態，勞動力全部用于各個產品的生產中，所以有且所有的產品都是對稱的。克魯格曼根據上述假設和模型，從效用函數開始，結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導出需求函數；根據企業利潤最大化原則求出產品價格；根據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市場并且均衡利潤為0的假設（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市場結構）得出生產產品的種類。在分析完封閉經濟之后，克魯格曼在各篇論文中進一步進行了推廣和引申，或是考慮要素流動，或是加入運輸成本，或是考慮要素比例，或是考慮自由貿易的福利效應，使得理論推導更具有現實意義，更能說明現實的問題。
克魯格曼在論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 Dixit and J. Stiglitz)的DS模型來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化》一文中建立的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S模型假設，存在兩個國家，并且在其生產中都存在規模經濟，而消費者偏好多樣化的消費。在這種條件下，即使兩國其他條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選擇來獲得比較優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從生產者方面來說，由于產品的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少越好；而從消費者方面來講，由于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多越好。這就產生了一個兩難沖突:消費者要求產品的品種更多；而生產者偏好生產更少的產品種類。而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市場競爭能使這種兩難沖突達到一種次優的均衡：即每一個生產者都去生產一種差別性產品——既滿足了消費者多樣化和廉價的消費需求，又能使生產者本身獲得一定程度的壟斷利益——從而形成某種壟斷競爭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結論：一個統一的規模擴大的市場更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從而使這一兩難沖突得以解決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論西方國際貿易發展的里程碑克魯格曼在論文中引入了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的市場結構。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以下列條件作為前提：一是大量的廠商生產具有一定差別的產品，這些產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廠商的進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產品集團內廠商的數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個廠商都預期它自身的行動不為其競爭對手所注意；三是同一產品集團內所有廠商的成本曲線和需求曲線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中，每個企業都有一定的壟斷權，同時規模收益是遞增的，企業生產差別化產品（產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間互相爭奪市場，而競爭的最終結果就是壟斷利潤消失，各個企業僅獲得正常利潤，即均衡利潤為0。
二、克魯格曼論文分析
在發表于1979年的《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一文中：克魯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