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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二，“實踐型”法律碩士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實踐要求。法律碩士的設置，原本是為了解決我國法律實踐人才的稀缺，但從近些年的實際情況來看，法律碩士并沒有很好地解決我國社會實踐對法律專業人才的需求問題。眾多單位和行業反映，法律碩士盡管有其一定的交叉學科的優勢，然而在向社會輸送專業“法律知識”產品時尚顯稚嫩。從法檢系統、律師事務所、公司企業等實踐單位對于法律碩士的反饋來看，法律碩士普遍存在法學理論功底不深、法律思維方式欠缺以及法律信仰不堅定等缺陷。而實踐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一方面說明了法律碩士并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實踐需求，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對法學碩士的需求。在現代社會中，法律是一種專業化程度高且實踐性、獨立性強的職業，需要在大學教育基礎上進行系統的專門職業培訓后，才能進入其職業，擔負起職業所要求的職責。法律碩士此等困境也正是說明法律學科是一門需要長時間專門訓練的學科，沒有長年累月的法律理論熏陶，僅僅是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是不可能形成縝密的法律思維和具備堅定的法律信仰的，也不可能成為優秀的法律專業人才。此外，法律碩士的實務性訓練也沒有達到預想效果，大多數實踐性的教學僅僅停留在表面形式之上，很難幫助學生取得先機。
第三，法科研究生人才“假性過剩”現象嚴重。一方面，法科類研究生招生規模一直在擴大，就業形勢卻十分嚴峻，《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法學本科就業率連續3年墊底，法科人才供過于求，造成形式上的“人才過剩”現象；而問題的另一面卻是過度擴張培養的法科研究生并不能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對創新型、應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從公司企業等用人單位的普遍反映看，我國法科研究生教育存在諸如缺乏現代法治精神，法學教育與社會實踐脫節、學生的實踐能力不強等問題。這種現象凸顯了我國法科研究生教育與實踐的錯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法學碩士和法律碩士的培養定位存在問題。具體就法學碩士來說，其主觀上“理論型”培養的定位，必然會導致法學碩士人才的過剩。法學碩士理論型定位，是為高校、科研單位儲備優秀的教學科研人員，但對于此種需求的具體情況（如人才需求的容量、結構、層次等）沒有深入了解，使得培養教育與社會實踐之間存在脫節。從當前我國法學碩士的培養情況來看，每年法學碩士的招生規模與法律碩士的招生規模基本相當，而社會對實踐型人才的需求與對理論型人才的需求則不成比例，實踐型人才的需求遠遠大于理論型人才的需求，如果法學碩士堅持單一“理論型”培養定位，就必然會導致大量法學碩士與社會需求脫節，法學碩士“人才過剩”。
二、反思：法學碩士打破單一“理論型”培養定位之必然性
法科研究生教育定位上的“理論型”與“實踐型”區分，反映了人們對于事物認知的傳統觀念，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認知理念。然而正如美國學者伯爾曼所說，“新的時代將是一個‘綜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面，‘非此即彼’讓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體反對客體，而是主體與客體交互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克服滲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才能在更高水準上達到辯證的綜合。”法學高等教育也應有此精神，要辯證地看待職業性與學術性、理論型與實踐型，不能過分強調兩者之區別。當前我國法學教育存在諸多的困境，不僅從法學培養過程中可以發現，也可從社會實踐中得到證實。針對這些問題，考慮到當前我國法學碩士與法律碩士長期并存的現狀，以及社會對實踐人才與理論人才的需求結構的不同，我們認為有必要打破單一的“理論型”定位，在注重理論的同時注重實踐性教育，強調法學碩士的培養定位多元化，在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礎上開展多元培養定位。
第一，符合法學碩士教育實際情況。注重法學碩士培養多元化，符合當前我國法學碩士的教育實情。首先，從法學碩士生的意愿來看，學生們對自己的職業規劃有著不同打算，許多法學碩士生都是朝著實踐部門進發。對于這些法學碩士生，應該鼓勵他們多元化發展，加強實踐學習以便更好地走向實踐崗位，追求自我價值最大化。其次，從法學碩士的培養過程看，鼓勵法學碩士多元化定位培養也是符合實情的，法學碩士一方面會去進行深層次理論上的學習，在導師的帶領下進行科研活動，另一方面大多數法學碩士生也要參加社會實踐活動，而且實踐時間并不短。最后，這也符合法學碩士就業需求。單一的理論型定位，并不利于法學碩士的就業，因為社會對于理論型人才的需求是有限的；現實情況是大多數法學碩士最終都會走向實踐崗位，如果僅僅強調“理論型”人才培養定位，大多數法學碩士將很難適應社會需求。
第二，能更好地滿足社會實踐要求。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研究生教育產生于社會對專業知識和專門人才的需求。專門人才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差距，是促成研究生教育發生的動力源泉。法學碩士教育也應該回應社會實踐的需求，而今天的社會對于法律實踐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遠遠大于對理論型人才的需求。當前，法律碩士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實踐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社會對于法學碩士的需求，法學碩士教育應該正視這個需求。相對于法律碩士，法學碩士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優勢。法學碩士學習法律一般都超過六年，其法學理論功底較法律碩士更為深厚，且經歷長期的法律氛圍的熏陶，具備縝密的法律思維以及堅定的法律信仰，這些優勢都使得法學碩士在實踐中具有天然的優勢反映了相關用人單位對法學碩士和法律碩士的選擇意向）。法學碩士的教育，應該打破單一的“理論型”定位模式，強調多元化培養，加強法學碩士的實踐性培養，以符合社會實踐要求。
第三，符合法學學科應用性和理論性雙重本質屬性。法學學科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但同時也具有實踐性的本質屬性，霍姆斯說“法律的生命從來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從某種程度上也說明實踐性是法學本質屬性之一。法律從其起源、發展到最終的目的，都與實踐有莫大的關系，可以說法律本質是實踐性的。學習法律知識，固然要重視理論學習，但也要具有實踐性的屬性和使命，我們不能脫離社會實踐去研究純法學理論，更不能用脫離實踐的法學理論來指導實踐。“法之理在法外”，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學習法學理論是為了滿足社會實踐的要求，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法學碩士是掌握法律知識的專業人才，強調其多元化培養符合法學應用性和理論性的雙重本質屬性。第四，符合高等教育“理論型”與“實踐型”相融合的趨勢。19世紀至今，人類經歷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以及知識社會的巨變，高等教育從關注人的理智發展、滿足學者“閑暇的好奇”到適應社會特別是經濟發展的需求，從遠離社會的“象牙塔”到游離于經濟社會的邊沿再到走入社會的中心，其適應性在逐步增強。具體從理論型與實踐型教育的發展趨勢看，以二戰為分水嶺，二戰前的研究生教育，強調兩者截然區分，理論型研究生“只進行純知識、純學理的探求”，而實踐型研究生則主要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然而，二戰后的研究生教育，在經歷單一的學術性獨霸天下的時代和職業性逐漸顯現直至居于主流的時代后，進入理論性與職業性的共生融合時代。從兩者最初的矛盾沖突到后來的和諧共處，是研究生教育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表現。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也應該順應此趨勢，加強兩者的融合，在理論扎實的基礎上注重實踐性培養。
三、出路：法學碩士應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礎上實行多元化定位
高等法學教育非常重要。法治的完善、社會的進步、法治國家的理想等一切都根植于社會生活中的現實需要，都是法學研究生教育發生的邏輯前提。“因為這一切的實現不僅需要完備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實現該制度的主體，……法治的實現有賴于法律家群體的才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學院對于法學人才的培養定位很重要。對此，我們認為法學碩士培養定位要辯證地看待，既要認識到培養定位的確定，有利于幫助學生進行自我定位，學生質量的提高，能對社會需求起到結構化調整的作用，也應看到定位的開放性與多元性，不能僅僅依據公權力、學校單方面的主觀定位，還要兼顧學生的主體意愿、社會現實需求等因素。對于法學碩士的培養定位，應在保證具備健全法律人格的基礎上，鼓勵個體差異化發展，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
（一）培養定位：健全法律人格基礎上的多元化定位首先，法學碩士應該具備健全的法律人格。我們認為一個優秀的法律人才首先要具備健全的法律人格，不管其今后從事什么樣的工作，都必須以此為基礎。健全的人格教育，是法學院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令人尊重的法學院”的前提。無論是學術型還是職業型法律人才，最重要的素質是具備法律人的職業倫理與道德。健全的法律人格，應該包括三個方面，即法律學問、法律思維和法律信仰。關于法律學問，孫曉樓先生曾說過“我以為法律人才，第一要有法律學問；其次是法律道德；其三是社會常識。”法律知識是法學碩士生所必須具備的前提素質，也是區分法學碩士與其他專業乃至法律碩士的重要標準，其本身的特點決定法學碩士應該具備較為深厚的法學理論；說到法律思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法律是一門專業性非常強的學科，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是不可能應對好法律問題的，因此，“像法律人一樣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法律信仰，需要強調的是，擁有健全法律人格的法律人應該是擁有法律信仰的。當然，法律信仰不僅僅是一種理念、一句口號，更重要的是要落實到行動上。這就要求我們培養的學生，未來在成為政府公務員以后，要學會依法辦事，依法行政；作為一名法官、檢察官或者律師，應當恪盡法律職守，認真辦理每一件案件；作為一名普通公民，應當依法理性表達法律訴求，依法解決面臨的矛盾糾紛。此外，法學碩士生還應該承擔起傳播法治，讓更多人認識法治意義的任務。其次，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礎上定位多元化。法學碩士的培養定位，一定程度上也在考驗法學院究竟應該具備什么樣的作用和功能，是培養學術型人才，還是社會實踐型人才？從現代社會來看，法學院的功能應該是多元化的，任何單一的定位都可能既不符合社會實踐也不足以引導社會向前發展。正如國際法律中心（ILC）在《時代變遷中的法學教育》中強調的“法學院，被視為多功能的中心，他們可以開發鞏固法律體系所需的人力資源及其理念；他們可以確定研究及智力成果開發的方向；他們可以解決從到刑事司法領域的各類問題；他們可以將土著語言作為法律執行的工具以促進其發展；他們可以幫助其他機構培訓法律助手；他們可以為公民在學校的普法教育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幫助媒體更為智慧地對待法律；他們還可以為需要取得特許技能的法律職業者組織或者幫助其組織高級的專業法律培訓。”對于法學碩士的培養定位也應該多元化，一方面，現代社會對于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既需要學術型人才，也需要實踐型人才。高校、科研院所等單位需要理論型人才，公司、律所等單位對于實踐型人才十分渴求。從發展趨勢來看，傳統上對人才類型需求單一的單位，現在對人才的要求也逐漸豐富起來，律所、公司等單位在青睞實踐型人才的同時，也注重理論人才的儲備，高校、科研單位等對實踐型人才也十分感興趣。另一方面，這也是對個體差異性的尊重。個體對于事物的看法、喜好是不同的，我們不能按照一個預先統一不變的標準去要求具有差異性的個體。法學碩士在進入碩士階段學習后，其將來的方向應與其興趣能力掛鉤，而不是預先設定。實現法學碩士在健全法律人格基礎上的定位多元化，是尊重個體差異性的表現，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各展其長，實現個體才能最大化、價值最大化。圖1給出了法學碩士的1＋N定位模式。
（二）培養方式：以健全人格為基礎的多元化培養
1．課程設置：法律倫理教育與專業課并重如前所述，法學院應強調人才多元化培養，但前提是保證人才輸出質量，首要的是健全法律人格的培養。法學碩士健全法律人格的培養至關重要，包括法學知識、法律思維和法律信仰。首先，在法學知識方面，社會對于法學碩士首要的期望就是具備深厚的法學理論功底，在法學碩士的培養過程中，也一定要加強法學理論的學習，設置必修的專業課就是幫助學生加強法學理論學習。同時，開設大量的選修課，讓學生有大量的選課空間，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我國高校對于法學碩士生的專業課程設置并不是十分合理，應該參照其他國家、地區高校先進經驗加以改進。其次，在法律思維方面，法律思維就是要求學生“像法律人一樣思考”，從法律人的角度去認知世界，這是對法學知識的更深層次的要求，法學碩士的培養應該開設一些法律思維培養的課程，重點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最后，在法律信仰的培育上，法律信仰不能抽象化，而應該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之中，將抽象的法律信仰轉為具體的行為規則。如課堂上的角色模擬，讓學生體驗法官、律師、檢察官等不同法律人角色，從而更好地把握法律信仰的深意。
2．教學方式多樣化法學碩士的課程教學應該多樣化，不應局限于課堂老師講課。研究生的培養說到底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教學之中，而教學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教學的效果，進而影響培養目標的實現程度。當前，許多老師迫于評職稱、評優等現實壓力，都偏重于科研而輕視教學，對于授課沒有很多興趣。教學的方式非常單一，基本上是以老師的講授為主，還停留在本科教學的套路上。對于能夠調動學生積極性的一些教學方法，如案例教學、分組討論、角色模擬等方式，都視而不見或全然不會；教學過于以自己為中心，授課的內容多半是根據自己最近研究內容來定，方式更多的是個人演繹，很難保證學生聽課效果。為此，有必要創新教學方式，在教學過程中以學生為中心，突出學生的聽課效果，廣泛地運用討論式教學和案例教學等新型教學方式。在這一方面，澳大利亞的法學教育非常有借鑒意義。當代澳大利亞法學教育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從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他們強調教學應該以學生為中心，教學的方法應該是學生能夠感興趣的、能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的方法，注重傳授學習的技巧和能力，認為這個遠遠重要于學習知識本身。通過學生積極參與學習的方式，學習的效果得到保證，老師只是起到輔助作用。這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案，不僅僅應體現在課堂之上，還應體現在教材的設計、教學課程的安排、教學場地的布置等各方面，真正做到一切為了學生。
3．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法學具有很強的應用性，法學教育不應該局限于學校，還應擴張到學校之外，加強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的聯系。這樣既能讓學校教育有更加堅實的實踐基礎，也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法學碩士中選擇從事實踐性事業或者對此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利用社會實踐的機會，進一步加強對實踐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走向崗位，或者通過實踐來判明自己是否適合實踐之路。理論指向與實踐指向的研究性教學在教育過程中交融在一起，互相影響彼此促進，理論研究有利于實際問題的準確發現和合理解決，為學生的未來孕育發展潛力；而實踐指向的探究又有助于理論研究的深入，為理論難題的破解尋找對策。實踐與理論相互補充，彼此呼應。此外，我們在強調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同時，也要體現在對于法學碩士的評估上。當前我國高校對于法學碩士的評估存在形式化、單一化和片面化的問題，大多數評估手段還停留在所修課程的期末成績上，沒有發揮評估的激勵作用和讓學生發現自我的目的，相反很多學生為了評估刻意迎合。一個優秀的評估系統應該更多地激勵學生反思未來職業道路、優缺點，指導學生獲得相關的學習機會；激勵并引導學生在整個法學院學習期間逐漸進行復雜的工作，積極承擔更多的責任。為此，我們應該從多方面對學生進行評估，以促進學生自我發現、自我激勵為目的。
篇2
一、提高教學質量的方法
1．1提高非采煤專業學生感性認識的方法及課程教學大綱應改變的地方
人類對事物的認識發展過程總是經歷了感性認識，再上升為理性認識，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采煤專業的學生在學習“采煤學”這門專業課之前，已讓他們對煤礦有了充分的感性認識。首先在大一學期末進行認識實習，即到各煤礦區進行參觀，熟悉煤礦的各種生產設施、建筑物、構造物及其使用用途，對煤礦工業廣場的布置及其地面工業廣場與煤礦井下生產的關系有所了解，然后學生在大二學期末進行生產實習。在進行生產實習之前，先到礦業工程學院實驗與教學中心的采煤模型?實習是在認識實習的基礎上加深學生對煤礦的感性認識，讓他們更深入地了解煤礦生產工藝過程，各種煤礦設備、設施的使用目的及運行情況，全面了解煤礦各種安全保障規章制度及措施。這時學生不只局限于地面參觀，往往再下到煤礦井下，熟悉地下各種巷道的名稱及開掘每種巷道的目的。學生往往深入到采煤一線一采煤工作面，觀看采煤生產全過程。采煤專業學生對煤礦有了充分的感性認識之后，在大三上學期便開始學習專業課“采煤學”。在學習“采煤學”過程中，安排學生上實驗課，即到礦業工程實驗與教學中心采煤模型室上采煤模型課。教師借助形象的采煤模型向學生講解“采煤學”中的一些較抽象、較難懂的采煤原理。非采煤專業的學生沒有進行過對采煤的認識、生產實習，沒有對煤礦的感性認識，如果要讓非采煤專業的學生學好“采煤概論”這門課，就必須加強他們對煤礦的感性認識。非采煤專業學生對煤礦感性認識的充分程度，是非煤專業學生學好“采煤概論”課的前提。
采煤專業學生在進行認識或生產學習時，首先要乘火車或汽車到煤礦現場，花一周左右時間吃、住在煤礦。下井參觀時，學生在井下巷道需走幾公里才能看到井下一些生產設施布置情況，及煤礦工作面產煤的現場情況。若要看巷道布置，則需在井下走更長時間。因此，考慮投入與產出的問題，讓非煤專業學生參觀礦業工程實驗與教學中心采煤模型實驗室，應成為首選。
采煤模型是將采礦工程現場實際情況，或人們預先設定的，設計出來的采礦工程現場情況，按一定比例進行縮小的仿真模型，使人們能夠全面看到采礦工程現場的各個方面，具有形象、立體、直觀的特點。到地面工業廣場與地下采煤的空間關系，及地下采煤工作面與各種巷道的空間關系。圖2可見地面下各種巷道的空間位置關系及每種巷道的作用。
學生參觀了采煤模型室，提高了對煤礦的感性認識，彌補了非煤專業學生沒有對煤礦進行認識、生產實習的缺陷。在上“采煤概論”之前，應組織學生多次參觀采煤模型室。
采煤專業學生學習“采煤學”，一般是72學時，其他專業學生學習“采煤概論”，一般是32學時或24學時，最少是l6學時。“采煤學”上模犁課是6學時，而“采煤概論”模型課是4學時。以往“采煤概淪”的4學時采煤模型課都安排在課程中間E，這樣安排的不足之處，是非采煤專業學生在學習“采煤慨論”之前對采煤缺少感性認識，即使上了采煤模型課，學生也沒有鞏固、回顧所學知識的時間，便又要繼續學習有關煤礦的知識、理論。因此若要提高“采煤概淪”的教學質量，應改變課程教學大綱，讓“采煤概論”模型課時多于采煤學模型課時。在上“采煤概論”課之前，為讓非采煤專業學生對煤礦有感性認識，應由教師組織學生多次參觀礦業工程實驗與教學中心采煤模型室，對照采煤模型給學生講解有關煤礦方面的知識。為加強非采煤專業學生對煤礦的感性認識，學生應用每天課后的閑暇時間參觀采煤模型室。
上采煤模型課，即教師通過形象直觀的采煤模型向學生講解比較難懂、抽象的采煤理論，以及與采煤有關的知識重點、難點。學生聽起來有種理論結合實際的感覺。形象的采煤模型與抽象的采煤理論相結合可使課本上理論的東西不那么枯燥、乏味，學生能更好地學習、理解煤礦理論知識。通過圖3，學生可看到地面的砂石如何充填到井下采煤工作面后的采空區中，通過圖4，學生可形象直觀地看到厚煤層分層開采時，布置各種巷道及各種巷道所對應的空問位置關系，了解各種巷道的使用用途。
提高非采煤專業學生對煤礦的感性認識，還可通過教師制做三維立體多媒體課件，通過動漫形式向學生演示煤礦井下各種生產設施、井下巷道布置，以及即
使下井參觀也不易見到的許多理論內容。還可以給學生放光盤。光盤的制作內容都是用攝像機拍攝的，它非常逼真地反映了煤礦生產的全部內容，讓學生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另外，我們礦業工程實驗與教學中心正加大實驗教學投資，籌建虛擬實驗室。學生在虛擬實驗室可見到煤礦的虛擬影像，可將煤礦所有的生產內容都通過虛擬影像表現出來，更有立體感、逼真感。以上都是通過動態畫面給學生產生視覺沖擊，增強學生對煤礦的感性認識。采煤模型則通過靜態立體形式反映煤礦生產的各個方面，給學生留下一個學習、思考、探究的空間。
1．2教師應掌握的教學方法及對自身能力的要求
教學工作不是孤立進行的，它是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兩者的統一。
教師教學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激發學生學習“采煤概論”的求知欲望，讓學生喜歡學習“采煤概論”，這是提高“采煤概論”課堂教學質量的前提。
在礦業工程教學與實驗中心采煤模型室，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激發學生對“采煤概論”的學習熱情。
人類采煤發展史，凝聚了人類科技發展史。人類生產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無疑都伴隨著采煤的發展。當今的科學技術發展，任何領域，尤其是高精尖的科技領域，都與采礦、稀有金屬有關，而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黃金、珠寶更與采礦相連。學好采煤方法，對了解其他采礦方法都打下了良好的知識基礎。在煤的發現、采掘及生產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伴隨著科學的研究、探索與實踐。學生可以通過學好“采煤概論”，達到觸類旁通，學好各專業學生所學的本專業各門專業課程。
中國礦業大學的學生，不管學的是什么專業，都或多或少地與煤礦有關，因此學習“采煤概論”對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在學校更好地與別人進行知識交流很有益處。
學好“采煤概論”為學生以后走上社會，找工作都打下了知識基礎。人的一生，或大學畢業后找工作，都不會局限于某一行業，如果以后在煤炭行業工作，懂得了煤礦的專業知識，工作起來便會得心應手。
從當前學生的情況來看，如果有些學生在本科階段想改學采煤專業，或在本科畢業后要考采煤專業的研究生，在目前學好“采煤概論”對個人以后的發展都大有脾益。
篇3
作者：王振 武立松 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在施萊爾馬赫認為,理解是解釋技術的根基,解釋學問題的關鍵就不是對各種解釋技術的膚淺討論,而在于理解本身。這樣說來,如何有效破解“文本會造成誤會”這個問題就成了解釋文本理論的核心所在。他主張解釋者應該參照作者以及作者最初的所處的語言領域來確定給定文本的含義,應該參照文本中一個詞與周圍詞的共存關系來確定該詞的含義。尤其重要的是,解釋者應該努力穿越時空,深入到文本作者的心靈世界,以作者的思維立場與價值訴求去進行文本闡釋。解釋者若僅僅是表明自己對文本的看法,這是一種任意,是不足取的。施氏將理解看做文本解釋的基礎的觀點,在狄爾泰看來還遠遠不夠。狄爾泰說:“我們說明自然,我們理解心靈”。因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同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真正的科學,兩者的差異性僅在于認知理性的路徑有別。自然科學是以外在的視角來揭示世界的可證實性與可認識性,而人文科學則是內省的視角來理解世界的精神生命。如是之故,狄氏確信,理解就是重新體驗過去的精神和生命,理解就是精神科學的基石和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這樣,詮釋學就完成了從文本解釋之技術到精神科學的方法論階段的轉變。由于二人同是站在方法論和笛卡爾、康德式的主客兩分認識論立場上來構建其詮釋學理論,因而這一時期的詮釋學被稱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詮釋學,也即“作者中心論”意義上的詮釋學。將解釋學界定為主客兩分關系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層面的高度,這樣認識的目的歸結就是探索文本作者的真實含義,求得對作者意義的唯一正解。這樣的看法遭到了尼采的反對。為了追求一種徹底的反實證主義的路徑(反對所有簡單的既定事實的模式),尼采最終完成了一種痛苦的視角主義(anagonalperspectivism),一種作為折射為多種解讀和解釋的實在的觀點。他說:“基本的預設是,存在著一種完全正確的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單一的正確解釋——對我來說,這在經驗上是謬誤的……,并不存在單一的美妙的解釋”。[7]于是,詮釋學迎來了其從認識論、方法論到本體論轉向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8](52)這次轉向的思想巨匠是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海德格爾不再把理解束縛于一種理念性的人的與物質相對的精神樣態,他把理解從科學方法論中徹底地解套出來,認為理解屬于“此在(Dasein)”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現在進行時的自我解釋,亦即是人生存在世的方式。[9](15)在海德格爾這里,“在(Sein)”是確定在者作為在者的那種東西,是一切在者得以可能的基礎和先決條件,是使在者宣示其為在者的活動與過程。[10](592)而“此在(Dasein)”指的是人。海氏認為,任何一個在者均有其在,但一般在者對自己何以在、怎樣在并無所感知與思考,他們無力生發關于在的問題也不可能企望由他們來追問在。而只有人這種特殊的在者才能對為何“在”、如何“在”提出問題并探索之。所以“此在”指的是“人”而非“人在存在”。這樣一來,每一種解釋行為都是建立在人的理解的基礎之上的。理解是本體論的,它構成人存在的必要因子。申言之,海德格爾實現了從方法論、認識論的解釋學到本體論的解釋學的本質性轉變,從此解釋學就不再是主體對客體解讀的二元構造而成為對人存在本身的現象學詮釋,成為一種哲學解釋學。
作為海德格爾學術思想的繼任者與超越者,伽達默爾在完全贊同海氏關于理解和解釋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立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指出:凡是理解均存在一個前理解的問題,在理解文本時,理解者都是在自己前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解者不可能是一張白紙,總會受到自身前理解的約束與推動而無法從根上消除之。也可以說,前理解是理解的前提條件,正是因為前理解,理解者的理解才得以可能。這個前理解在結構上是由前有(fore-having)、前見(fore-sight)和前概念(fore-conception)三部分[11](35)組成的。前理解的存在表明,要做到像傳統解釋學那樣,穿越時空的距離,將解釋者置于作者那樣的地位去理解作者本意是不可能的。人的歷史性存在決定了解釋者不可能完全復原文本的視域,而是會進行一個“視域融合”的運動過程,也即自己的視域與文本視域進行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種全新的視域。在解釋的過程中,解釋著與文本作者的關系是一個語言對話的相互理解的過程,雙方不是簡單的自說自話而是相互受到對方的影響并逐步向一種新的觀點過渡的過程,因而解釋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因語言形式表達的文本具有多義性,而解釋者與作者對語詞的理解會有不同,這就決定的解釋結論的多樣性。也就是說,解釋具有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的本性而非一次性完成的工作,解釋具有穩定性,但此穩定性是一種相對而非絕對。也因此,可以說解釋無所謂終局性謝幕演出,也無所謂“唯一正解”。本體論解釋學極大地消融甚至全面否定了解釋對象的客觀性,而力挺解釋主觀性的核心角色地位,因而是一種讀者中心論的解釋學。這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質疑與反對。出于對解釋主觀性過于招搖的不滿,意大利學者貝蒂指出,無論主觀性在解釋中的作用如何重要,影響如何深刻,但客體總歸是客體,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在對客體的解釋中始終應該蘊含有一種客觀上可得證實的意義存在。解釋學要遵循現實性原則與相符性原則,前者強調理解者在重構原創造精神時需把文本解釋為他自己的生活存在,而后者意在保證解釋者的精神或思想必須與原作者的精神或思想相一致。[4](809)保爾•利科也認為,詮釋學關注的主題應該是文本本身:“詮釋學的核心關切并非是透視深藏于文本背后的意圖,而是顯影文本面前的世界”,“真正的自我理解如海氏與伽氏所欲言的,乃是某種可以由文本的內容所框定的事物”。[12](469)但是,利科的解釋學觀點并非是簡單肯定解釋客觀性的歷史回歸,而是一種主客觀性辯證統一基礎上的時代超越,是一種“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統一”意義上的綜合詮釋學。科里主張,在作者、文本與理解者三者之間,存在著以文本為活動中樞的兩個環節上的主客觀性的統一:其一是“文本形成環節”,在此環節作者的主觀性意圖與文本客觀性內涵之辯證統一;其二是“文本解讀環節”,在此環節文本客觀性內涵與理解者主觀性視域之辯證統一。這種詮釋學理論首先體現了黑格爾式的主客觀調和的善的理念。黑格爾在《法哲學》(thePhilosophyofRight)中指出,公共的倫理世界證明了客觀的既定法和解釋人或市民的主觀自治之間的調和。主觀性與客觀的和絕對的善的統一是倫理世紀或道德生活;在其中,我們發現了和解,因為它符合(善的)概念。[7]而且,立刻還主張,作者和讀者這兩種主體性的存在物以文本為橋梁得以實現相互之間的勾連與融通。利科的解釋學就不僅僅是解釋主觀性與客觀性的辯證統一,更是一種主體間性的哲學詮釋學理論,代表著詮釋學理論新的時代高峰,必將對包括刑法學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哲學變,一切變”[13](514)詮釋學的演變軌跡也對張明楷先生的刑法解釋學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其刑法解釋學的“讀者中心論”之本體詮釋學根據和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之關系論兩個方面。首先,我認為張明楷先生的刑法解釋學的詮釋學基礎是“讀者中心論”之本體詮釋學。在張教授看來,發現刑法的漏洞不是本事,而把有漏洞的刑法解釋得沒有漏洞才是真正的學術貢獻。以下是學界十分熟悉的張先生的刑法解釋學箴言:“刑法解釋是一種創造性活動,而不是消極地、被動地去發現立法者的原意。”[3](33)在此,張教授首先突出了解釋者的主觀性。“一個用語的通常含義,是在生活時事的不斷出現中形成和發展的;刑法條文沒有固定不變的含義,對成文刑法的解釋不可能有終局性的結論,任何解釋均只具有相對的合理性。解釋者理應充分關注刑法文本的開放性,需深深懂得無限豐富的生活現實會不斷充盈刑法的含義,不僅在法條文字中、而且在具體的生活事實中發現刑法的真實含義,從而使刑法具有生命力……為了從生活中發現法律的真實含義,解釋者必須正確對待自己的先前理解。……解釋者不可固步自封于己身的先前理解,而應將自己的先前理解置于刑法正義理念之下、法典相關條文之間、多變生活事實之中進行檢驗。”[14](2)這里,張教授勾勒出他對解釋前理解的非常之重視。那么,如何具體實現解釋者與刑法文本之間的視域融合呢?張教授認為:“刑事立法是將正義理念與將來可能發生的事實相對應,從而形成刑法規范;刑事司法是將現實發生的事實與刑法規范相對應,從而形成刑事判決。作為解釋者,心中當永遠充滿正義,目光得不斷往返于規范與事實之間……解釋者心中必須始終懷有一部自然法,以追求正義、追求法律真理的良心解釋法律文本。”[15](序說)“而不能大腦一片空白,目光僅往返于法條文字與漢語詞典之間。”[16](145)最后,張先生堅定地指出:“在東海揚塵、白衣蒼狗的時代,一個解釋者不能兩次對同一法條作同一解釋。”[2](前言)這樣,本體詮釋學“解釋結論的多樣性”與“無所謂終局性解釋,也無所謂絕對正確、完美而唯一的解釋結論”的主張完全得以呼應。然而,正如前述,本體論詮釋學刻意消融文本客觀性的哲學主張并非完美科學,招致了多方的質疑與批判。而且事實上,本體詮釋學因其所倡導的“詮釋學循環”從其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大面積侵入法學領域,從而引發激進的視角主義的深深恐懼。在激進的視角主義看來,解釋有時被描述為一種建設性或構成性實踐,偶爾解釋者會認為一種接近的權力高于文本。因為政治的侵入,法治處于一種墮落為“人治”的危險之中。這一危險引出了一連串的相關擔憂:在此法律不是變成了武斷任性,特定解釋者的隨心所欲的俘虜或工具嗎?在此我們不是證明了權力對于法律,意志對于理性(這是詮釋學循環希望消除的)的勝利嗎?對于羅森而言,詮釋學的政治意義源自于它與權力政治的共謀,它的對于尼采式權力意志的或多或少公然地支持。用政治術語說,有教化意味的詮釋學(也許甚至無啟示意義的詮釋學)是一種中產階級對于真理之暴力與鎮壓的性質的恐懼的表達。[7]所以,張教授的刑法解釋學因為其哲學根基的不牢靠而使得其解釋結論的合法性大打折扣,不能不引起筆者的審慎質疑。其次,我認為張明楷先生關于“刑法學是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的統一”的觀點也涉嫌“認知上的片面性”。張教授認為:“解釋學不是低層次的學問,刑法解釋學也不是低層次的學問,而是含有深層的哲學原理;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并非性質不同的兩種學問,這也是本書將刑法學理解為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的統一體的理由。”這里首先存在的問題是張教授誤讀了伽達默爾的本體論詮釋學,沒有意識到真理與方法在伽氏詮釋學中的對峙關系。歐洲社會的近代史,就是一部科學發展史。隨著人類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許多重大發現,使得人類第一次以自身的理性實現了對自然界的主體性認知,第一次以自身的力量實現了理性的除魅。自然科學方法在現世世界全面開花結果,昭示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掌控自然界的巨大能量,隨后演化出實證主義哲學的哲學新領域——方法論哲學時代就此登上人類社會發展的舞臺,并領銜主演了一幕幕美奐絕倫的精彩劇目。然而,與人類普遍對自然科學方法論的沾沾自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伽達默爾卻顯得憂心忡忡,他深邃地指出了方法論時代的可悲后果,那就是人類的“被物化“或者說”異化”。在此,人與方法的邏輯關系由前者主宰后者異化為前者被后者所主宰,并成為使人物化的原因,方法從人的仆從的位置僭越到控制人的主體地位。
在這種主客異位的異化面前,真理不再是扮演對人生存在與意義揭示的角色,而成了與人相異的東西,并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釋放這樣的信息——人類只有通過方法才能獲得真理。“因此,他首次提出要讓真理與方法區隔開來,即方法并不能保障人獲得真理,方法并無能力給人們提供一條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恰恰相反,真理魅惑著具有方法的人,方法不僅使真理異化,而且將其徹底放逐在外。”[17](47)其次,說刑法解釋學蘊含著深層的哲學原理,這當然無可厚非,因為哲學的品性就是對其他科學的高屋建瓴的指導,但由此裁定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就沒有性質上的不同,則為筆者不敢茍同。哲學雖然在一段時期曾被稱為科學的科學,是一切學問的指導,但是事實上哲學不能代替具體學科的發展,哲學原理無法替代各門學科自己的原理與定則。“就刑法適用而言,刑法解釋當然比刑法哲學重要,但因為前者重要并不能就此證成兩者之間的區隔界限的不存在。事實上,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雖是以刑法本身為其共同的觀察研究對象,但二者的研究視角、思維路徑和行為范式卻是有著明顯的不同。再者,二者把握問題的層次有著階梯形的差異,其研究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18](173)正所謂刑法之中研究刑法為注釋刑法學,也即刑法解釋學,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才是刑法哲學。因此兩者盡管可以相通但絕非可等量視之。第三,刑法解釋學的特殊價值取向決定了本體詮釋學的理念不能完全應用其中。本體論詮釋學的解釋文本之“非唯一正解”與“創造性活動”理念,如果是針對美學、文學等學科領域來說是恰到好處,因為“一千個讀者心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作品進行創造性的體認與解讀,或者說讀者對作品的理解比作者可能會更勝一籌,都實屬情理之中,并且是應當積極追求的價值取向。這也是文學、美學之所以引人入勝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刑法解釋是一個審慎考量對于一個公民的生殺予奪的過程與活動,在這其中對穩定性與可預期性的唯一結論之重要性如何重視都不為過。所以說,刑法解釋學與刑法哲學是相通的,但絕不是相同的。由此,筆者再一次質疑張教授的刑法解釋學之哲學根基,而對其在相關刑法問題解釋的結論之妥當性需在以后的研究中作進一步體察。
篇4
問卷調查法，是指調查者根據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方案，通過設計一套要求被調查者回答的問題表來收集資料的方法。作為具體方法的問卷調查法有著與之密切相連的方法論背景或基礎，是區別于其他某些方法的重要標志。問卷調查法的理論基礎是實證主義哲學指導下的方法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實證主義方法論淵源于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并在實驗科學發展的條件下，由孔德首先提出來。他相信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有著客觀規律，這些規律應該通過觀察、實驗、比較以及其它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方法去發現。其基本的觀點是：一切關于事實的理論知識都以經驗的實證材料為根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純客觀的，社會現象也如同自然界一樣服從于基本規律，我們在因果規律的探究中，就能夠確定社會的秩序和運行。涂爾干實證主義社會學以客觀性和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認為社會與自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都是受客觀必然性支配，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學中研究自然現象的實證的方法，通過觀察、實驗、比較、檢驗等方法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解釋社會規律的具體方法就是在自然科學中已成功運用的觀察、實驗和比較的方法。正如涂爾干自己所說：實證社會學的“主要目的是將科學的理想方法擴大到人類行為的解釋上，說明因果關系的必然性，社會現象的可理解性，對于科學和實踐同樣是必要的”。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通過對研究對象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筆者從問卷調查法的一些重要特征探析其實證性的特質：
一、從事物的現象出發體現實證的邏輯前提
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社會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從中進行抽樣調查，在進行抽樣調查的過程中，抽樣的標準以及抽樣的準確度都經過精密的計算。這種抽樣調查的結果具有代表性，能夠體現社會現實的一般狀況，體現了從個別到一般的發展規律。進行抽樣的問卷調查的設計主要針對現實社會中出現的各種表征，社會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這種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分別的歸類統計分析，從而得出法社會學中所出現的各種法的表現形式，體現出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問卷調查法所針對的調查對象體現了實證主義的邏輯前提。實證主義強調知識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上，通過經驗觀察的數據和實驗研究的手段來揭示一般結論，并且要求這種結論在同一條件下具有可證性。實證主義排斥傳統哲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反對傳統哲學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和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學，主張哲學應當建立在來自觀察試驗的經驗事實和實證科學的基礎之上，把哲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任務局限在與科學有關的范圍和領域。試圖用“經驗”、“感覺”、“要素”等取代傳統哲學中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的對立，以“中性”哲學自居。實證主義主張把知識局限在感覺經驗或現象的范圍之內，強調科學認識論的根本任務只是記錄感覺、描述現象及其相互關系。實證主義者認為，人們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到某個事物的色、香、味、聲、形，那么人們對于這個事物的色、香、味、聲、形的經驗知識是可靠的。“布萊克試圖像研究自然現象那樣研究法現象，試圖從法現象中發現一個貫穿始終的描述法的發生與運行的根本規則或法則。他認為真正科學的法學研究是：（1）只分析法現象而不探索法本質；（2）法學的觀念應是具體的，可與經驗相參照；（3）從經驗事實中不能推出價值判斷。”這三條原則構成了布萊克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核心，也是所有實證主義者所共同擁有的方法論信條。
問卷調查法研究事物的外在表象，并且對事物的外在表象進行統計、分類、分析，體現了實證主義研究事物的出發點，及從客觀的外在表象為起點，具備了其實證性的起點。
二、高標準化要求從形式上確認實證性
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調查的對象，設計一整套的調查問題，從紛繁復雜的各種法社會現象中，根據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標準化要求，將原本很復雜的社會問題，歸結為事物的現象或者表象的一些規范化的問題，形式上表現出了從事物的現象出發來研究事物的本質。問卷是進行變量測量和資料收集的工具，而統計分析則是處理這種雖來自于樣本卻要反映總體的，以問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資料的程序。問卷調查研究的規范操作程序，還使得其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可以迅速反映動態的社會信息，應用范圍十分廣泛。通過問卷來收集研究資料，所設計的問題與項目都是由研究者根據課題研究目的和課題需要，嚴格篩選和精心設計的簡明易答的問題或表格，因而它的標準化程度較高，較容易對事物的表象與體現進行定量評估。
問卷調查法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標準化要求，符合了形式上的實證性。但是又常常使得原本很復雜的問題流于表面化，即形式的要求導致了內容的膚淺。形式化的表面的問題，很難對被調查者產生某種思想、行為的背景原因，獲得直接的、切實的感受。無論是紛繁復雜的人類的行為，還是各種形式的社會生活現象，研究者在設身處地的研究同一問題，與他們面對一疊問卷表或一堆統計數據時，獲得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它只能獲得書面的社會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動、具體的社會情況。因此也只是從形式上確認其實證性。
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最為典型的是定量研究，通過定量研究將社會現象及其關系和變化趨勢用精確的統計語言描述出來，從而達到認識和預測社會世界的目的。定量研究在形式上確認高度標準化的要求，體現實證的準確性和嚴密性。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涂爾干指出，社會學既然是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的，那么它就必須注意到社會事實同時具有的物質性和觀念性雙重特征。因此，社會學方法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從社會事實的物質性特征出發，社會學是可以借鑒自然科學中某些普遍性方法的；另一方面，從社會事實的觀念性出發，自然科學方法又需要經過某種形式的改變，才能允許被應用到社會研究中去。從法社會現象的物質性特征出發，即以形式的方式來體現其準確性、確認實證性。諾內特對此評論道，“拒價值判斷于千里之外的實證主義立場的實質，意味著在法學研究中寧要無知也不要偏見；但實際上偏見（即利益、同情、感覺力、興趣等）具有促進思考的能量，在無視一切價值的場合知識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問卷調查法也因此只是從形式上體現了實證性，而不能從本質上體現實證性。
三、邏輯演繹的特質體現實證性
問卷調查法的優點是它既可以用來描述某一事物總體的概況、特征，以及進行事物總體各個方面之間的比較，也可以用來解釋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體現其邏輯演繹的特質。作為一種實證的方法，問卷調查法有著于眾多自然科學方法相類似的邏輯程序。問卷調查法的邏輯演繹的這種實證性質，決定了它與隨機抽樣、與統計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說，問卷調查法實際上意味著抽樣、問卷與統計分析三者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內在的聯系。抽樣解決的是調查對象的問題，問卷則是進行變量測量和資料收集的工具，而統計分析則是處理這種來自于樣本卻要反映總體的，以問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資料的必要方法。問卷調查法的抽樣、問卷與統計分析體現邏輯演繹的特質。
實證主義方法論最大的特點是，要求每一步演繹推斷必須有堅實的實踐基礎，即推理的結果也可以直接用實踐進行檢驗。法社會學不僅客觀地闡明法律現象“究竟是如何”，而且進一步關注于法社會現象的原因和規律。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認為科學的假說必須由經驗證據來檢驗，某一理論只有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才是可靠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雖然社會科學在方法、技術的運用上有其特點，但它在理論建構、證據搜集與分析、理論檢驗等方面所運用的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無本質區別。實證主義者堅持認為社會研究的邏輯方法是假設演繹法，科學假說的陳述必須由經驗實施來檢驗，理論僅當它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時才是可接受的。獲取經驗證據需要采用實驗、系統觀察、調查、訪問、文獻考察等方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法。實證主義者把自然科學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把自然科學當做科學的范例，在他們看來，社會學是也符合科學的邏輯的，當然法社會學的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也同樣體現這種邏輯演繹的特質。問卷調查法中以抽樣和問卷為前提，統計分析則是其邏輯演繹的具體表現。
四、問卷的準確性較低，其實證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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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誦讀法強調讀思結合，熟讀精思，發揮學習主動性
感知文章僅僅屬于感性認識階段，而要上升為理性認識階段。古人從強調學習者對文章整體的直接體驗、主動感受出發，認為有效的方法并不是教師對文章進行條分縷析地講解、分析，而應該對文章作進一步的直接誦讀，必須由學習者邊讀邊思、邊誦邊揣摩進而自悟自得。“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思，精思后，理自見得”，因此運用傳統誦讀法，一方面要求學習者做到讀思結合，熟讀精思，以讀助思，以思助記，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另一方面要求學習者必須躬行實踐，切己體驗，自求自得。傳統誦讀法，是把熟讀、體驗、精思、記憶、自求、自得等有機地結合起來，學習者對文章的反復誦讀過程，實際上就是對文章不斷的思考揣摩、不斷的體悟感受、不斷的自求自得和不斷的記憶積累的過程。自然，學習者對所學的文章就會達到“不待解說，自曉其義”。如此，學習者運用這樣的誦讀方法對同類和各類文章進行廣泛的學習后，就不但能培養其語感能力，豐富語言，掌握寫作技巧和厚積語文知識，而且能使學習者達到“學博”、“義精”、“思遠”，易于舉一反三。同時，又能使學習者自“知為學之方”。傳統誦讀法既不是讓學習者去死讀書，去死記硬背，也不是讓學習者去被動地接受，去一味地聽教師的講解，而是充分地體現了學習者的主體地位和充分發揮了學習者的主動性。不但符合語文學習的語感性、言語操作性、漫長周期性、知識積累性等的特點，也與“學會學習”這一當今世界性的教學、學習主張息息相通。
三、傳統誦讀法強調“入情”“明道”，體悟品味，切合漢語漢文特點
篇6
生本開放式研究型教學法應用到管理學教學中，實現了兩大基本目標：知識目標與能力目標，這兩大目標也分別貫穿每一章節的教學要求中。通過本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從知識、能力、技能方面對課程內容進行掌握，使學生有所思考，使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管做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無論待人還是接物，都能有所教益。一是，知識目標：明確現代管理學的概念及研究對象，管理的基本要素，管理學科體系和研究框架，掌握管理的職能：計劃、組織、領導、控制中一些理論知識點。傳授知識的過程，不再以教師“滿堂灌”“一言堂”“填鴨”為主，而主要發揮“教”與“學”的兩個積極性，在教學中，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教學以學生為本，以學生主動提出問題、主動分析問題、主動解決問題為主。二是，能力目標：學生能夠闡明管理學的基本問題、管理學歷史發展，熟悉現代管理學學科發展動向和前沿問題，利用管理學原理解決基本問題，并貫穿管理道德和創新思維，對管理的基本原理舉一反三，能夠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在實踐中靈活運用。教學中有一定比例的實踐教學學時以及相應能力的訓練大綱。
3在管理學教學中的實施方式
管理學教學中實施生本開放式研究型教學法可以采用：實例———理論———實訓———創新。這個模式可以描述為：在授課中，先將有關的案例、情景、課前小測試、課前小思考題、管理游戲、管理故事等展現在學生面前，教師預先設計好啟發式的問題，以學生為本，引導學生思考、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參與討論和解答；教師根據教學目的，通過與學生共同分析研究，鉆研課程中的基本概念、定理、法則等，從感性上升到理性；教師在進行理論教學的同時，進行實踐性知識與能力的教學，組織學生再用所學到的知識與理論方法等去分析和研究現實的問題；并進行課堂與課后實訓，進一步了解所學理論與方法的優點和不足、理論運用的條件及要求等，在實訓中總結實踐中的方法、注意事項以及進行成效分析等，提出自己的觀點及解決方法，從中有新的發現和新的創造。生本開放式研究型教學活動的過程及方式，實現了教材、教室、教法三突破；實現了教法與學法的融合，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融合；實現了師、生全部參與教學全過程，即參與“備、講、練、評”整合教學過程，原來教師主要備、講，學生主要參與練、考，現在全參與。
篇7
犯罪行為不僅會違反國家法律，更可能會對被害人造成嚴重的傷害。過去，對被害人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學領域，由此形成了犯罪學的分支“被害人學”，其主要研究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間的相互作用、被害人現象以及被害預防等。相比而言，被害人問題在刑法學中的研究則要少得多。在刑法學視野下研究被害人問題不僅可以完善刑罰理論，還對我國刑罰權的界定有重要意義。因此，刑法學不僅要重視對刑罰和犯罪的研究，更應該重視對被害人問題的研究。以下，筆者將從刑法學視野中被害人的界定開始論述。
一、在刑法學視野中被害人的界定
雖然被害人被廣泛使用在刑事訴訟案件中，但關于其具體定義到目前為止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不同學科關于被害人的定義各有不同。在犯罪學中，一般將刑事被害人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被害人是指合法權益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狹義被害人是指犯罪行為侵害的自然人。而由于刑法學是一門司法學科，其更多的關注如何構成犯罪以及構成何種犯罪等問題。因此，刑法學視野下，被害人的研究要圍繞著這些問題來展開，與犯罪學中的被害人研究區分開來。
刑法學視野中，過分地強調和擴大被害人范圍并不會對確定被告的刑事責任有所幫助，況且在司法上也不具可行性。具體來說，刑法學中的被害人不能和犯罪學一樣包括所有受到犯罪行為影響的人，只能包括直接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或者單位，這比犯罪學中被害的涵蓋范圍要窄，尤其要注意在刑法學中被害人不能包括國家。因為犯罪本身就是一種對國家現行秩序的反抗，每一個犯罪行為都必然會損害到公共利益或國家權力，如果抽象的國家權力可以作為被害人的話，那么在所有的犯罪行為中國家都成為了被害人，這顯然不便于對被害人問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在刑法學犯罪論中被害人的地位
（一）在犯罪概念中被害人的地位
作為刑法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犯罪概念與刑法理論中的一切問題都密切相關。所以，要想研究刑法學視野中的被害人問題，則必須要先確定被害人在犯罪概念中的地位。而我國目前的犯罪概念都是將犯罪形式和犯罪實質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的，因此也需要從犯罪形式和犯罪實質兩方面來對被害人問題進行研究。
1.被害人問題在形式方面的探討
我國《刑法》規定，“侵犯國有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行為構成犯罪。從這條規定中不難看出，侵犯個人或單位權利的行為都構成犯罪，其中單位和個人就成為被害人，因此基本可以說，在犯罪的同時被害人也產生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被害人的定義沒有明確給出，但其已經在刑法中暗示出來了。
2.被害人問題在實質方面的探討
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一般可以將犯罪概念的實質看做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這是因為被害人是社會的一份子，當被害人的生命或財產安全受到侵害時，也意味著社會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基于此，基本可以認為其犯罪實質方面具有社會危害性。但是，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犯罪行為只是對國家法律和社會秩序進行了侵害，而沒有侵害被害人的權利。對于這種觀點，筆者認為欠缺考慮也不合邏輯。因為對這個問題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要通過犯罪違反國家秩序或國家法律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破壞國家權力，一種是侵害被害人的權利。而在對權利的侵害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受害人。因此，不管從什么角度來說被害人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二）犯罪構成中的被害人承諾問題
前面已經提到過，被害人問題在刑法學中的討論不多，但若是單純的被害人承諾問題，則被經常探討，只不過大多集中在其具體概念上，對于其分類和構成條件的探討則依舊較少。此外，目前關于被害人承諾在犯罪構成中的地位也存在較大爭論。部分學者認為，既然犯罪論中犯罪構成可以指導所有行為，那么正當防衛也應該被包含在犯罪構成中。但實際情況卻是正當防衛不屬于犯罪構成的范疇，且是與犯罪構成并列。這導致我國犯罪構成理論在正當防衛、被害人承諾等犯罪阻卻事由上自相矛盾。
其實在刑法理論中，認為犯罪阻卻事由如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等，在形式上并不符合犯罪構成，在實質上也沒有社會危害性。部分學者認為應從犯罪構成內部對犯罪阻卻事由的非罪行進行說明。筆者認為，這完全沒有必要，我國目前的犯罪構成理論就已經可以對正當防衛等進行準確說明，我們可以從犯罪構成的外部，采用非犯罪構成的方式進行闡述。
三、刑罰論中被害人因素的影響
被害人因素對刑罰論中的各環節都有重要影響，不管是對于刑罰目的的設置、刑罰功能的體現，還是對刑罰的具體量裁，都與被害人因素密切相關。以下，筆者將逐個開始談起。
（一）被害人因素與刑罰目的的設置
為了保證刑罰目的的合理性、適應性以及取得預期的效果，國家在設置和確立刑罰目的時必須充分考慮各種影響因素。而被害人作為犯罪行為的直接承受者，是在確立刑罰目的時必須要考慮到的一個重要因素。
首先要明確的是，刑罰必須要對被害人有著安撫效果，可以通過對被害人精神的安慰使被害人從痛苦中解脫出來，而對此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犯罪者繩之以法。因為人的天性決定著被害人只有看到對自己造成侵害的犯罪者遭受同樣大的精神痛苦和物質損失時，才能產生一種精神上滿足感，以此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因此，刑罰必須給犯罪者帶來痛苦，以此達到對犯罪者痛苦報應的目的。但是，實際還可能存在另一種情況，也就是被害人認為犯罪者所受到的刑罰痛苦不夠，這可能導致被害人采用非法手段對犯罪者進行打擊報復，或者被害人因為心理傷害過大產生報復社會的偏激想法，最終觸犯國家相關法律。這些因素可能導致被害人由最初的受害者變為犯罪者。為了預防這種情況，刑罰必須通過公正的判決來對被害人進行鼓勵或通過刑罰的痛苦來對被害人加以威嚇，總之刑罰要達到預防被害人成為犯罪者的目的。綜合以上兩點，考慮到被害人因素，刑罰不但要具有報應目的，而且還應該具有預防目的。
（二）被害人因素與刑罰功能的體現
我國刑罰學者很早就開始了刑罰對被害人所具有功能的研究，目前來看，得到廣泛認同的觀點是“刑罰應對被害人具有安撫和補償功能”。其中“安撫”是指刑罰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被害人的合理要求或愿望，如被害人需要一定的經濟補償或希望犯罪得到懲罰等；而“補償”是指對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精神侵害和物質損失進行彌補。必須要注意的是，為了盡可能地減少被害人精神痛苦的時間，刑罰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其安撫功能。而且在刑事判決中，相關法院判處犯罪人對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并不屬于刑罰補償功能，而是屬于一種民事賠償范疇。因為刑罰中的補償功能是指在被害人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后，國家沒有將犯罪人繩之以法或犯罪人本身無法賠償被害人時，由國家給予被害人一定的物質或經濟補償，這種補償是與國家公權力對應的，和民事訴訟中犯罪人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三）刑罰中對被害人過錯問題的裁量
從被害人學中的定義可以看出，被害人的過錯在于主觀上故意或過失，以此來誘發他人產生犯罪意識或激化犯罪行為。不少暴力犯罪等刑事案件都表明，被害人往往存在貪欲、挑釁、報復等明顯過錯，這時的刑事判決應該對犯罪人從輕處罰。比如在故意殺人案件中，許多被害人都存在直接或間接過錯，因此即使被害人家屬壓力很大，也不應該判處犯罪者為死刑立即執行，目前我國各法院基本都認同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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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建民主、和諧的課堂氛圍
葉瀾教授說過：“活躍、和諧、民主、平等、歡快的課堂氛圍是學生的潛能、創造性、積極健康的人生態度生長發展的‘空氣’‘陽光’與‘水’。”為此，在課堂教學中，我們廣大教師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課堂教學不能缺少情感。古人云：“親其師，信其道。”師生間的情感會給教學帶來直接影響。工作中不難發現，學生與哪位教師的關系越親密就越喜歡哪位教師所教的學科。因此，教師切忌帶著不良情緒進入課堂，教學中教師一定要以十足的熱情和真誠的關愛面對所有的學生，使學生在探索、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情感的體驗，讓學生感覺學習語文猶如和風吹面。
2.建立平等的師生關系。《語文課程標準》提出：“語文教學應在師生平等對話的過程中進行，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要充分發揮師生雙方在教學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就要求我們教師要以學生的目光看待問題、看待世界。因此，在教學中，我們要經常發現學生的長處，借此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從而實現以學生為主體的語文課堂。
3.教師要維護好學生的自尊心。在探索知識的過程中，學生難免會出現錯誤，學生犯錯時教師的態度非常關鍵。當學生回答問題出錯或者上課走神時，教師切忌訓斥、體罰、侮辱學生，因為這樣會嚴重傷害學生的自尊心，甚至使學生對該教師產生畏懼心理。這樣一來學生就會厭煩該教師所教的學科。因此，我們教師要理解尊重學生，為學生營造寬松、愉悅的課堂氛圍。
4.教師要善于運用鼓勵性的課堂語言，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教師的課堂語言對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挖掘學生潛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些學生膽小不敢回答問題，對此類學生教師可以說：“你很聰明，一定能回答得很完美，請大膽講，別害怕。”還有的學生回答問題很積極，并且回答得也很完整，對這樣的學生教師可以講：“你真是個聰明的孩子，回答得有條有理。”幾句簡單的話語就能夠激起學生學習的動力，從而使我們的課堂更加民主。
二、教學方法多樣化
課堂是學生接受教育、學習方法、獲取知識的主陣地。教師應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使我們的課堂教學豐富多彩、耐人尋味。由于小學生年齡小，集中注意力的時間較短暫，易走神。因此，教師應適時采用恰當的教學方法去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學生獲得學習知識猶如做游戲的。
1.借助多媒體課件激發學生興趣。由于小學生對生動活潑的畫面特別感興趣，所以教師在課前就應精心設計制作符合教學內容的多媒體課件，在教學過程中適時播放，以便刺激學生的感觀，進而增強學生的注意力，使學生對所學的知識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2.組織朗讀比賽。學習語文“讀”不可少。朗讀需做到眼到、心到、口到。可見，朗讀是鍛煉學生多個器官協調能力的一種創造性活動。在實際的教學中，訓練方法應形式多樣。如教師范讀、配樂朗讀、個人讀、集體讀、小組比賽等，這些活動可以很好地激發學生的朗讀興趣，提高整體朗讀水平。
3.開展課本劇表演。以教師講解為主的課堂教學往往使學生感到枯燥無味，再加上小學低年級語文教材中的課文多以充滿童趣的童話故事、神話故事以及寓言故事為主，非常適合表演。對此，教師應該在課堂上安排課本劇表演活動，這樣既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又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如在教學《狐假虎威》一課時，教師可以讓學生扮狐貍和老虎來表演課文內容，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狐假虎威”這一成語的深刻含義，進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借助實物激發興趣。低年級的學生表象意識較強，他們對室外活動也很感興趣。因此，教師要抓住學生的這一心理現狀，合理借助實物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如在進行描寫小動物的寫話練習時，教師可以把學生帶到小樹林或田野里去觀察野生動物，還可以把家養的寵物（小雞、小兔、小貓等）帶進課堂，讓學生觀察。通過這樣的親眼觀察，學生寫出的文章一定會栩栩如生。
三、讓學生獲得成就感
教學活動離不開尊重和信任，教師要尊重學生的人格，相信學生的經驗，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為出發點，去引導學生觀察、探索、質疑、討論、總結、評價等，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活動之中。實踐證明，人的潛力是無窮的，挖掘潛力關鍵在于激發興趣。因此，我們的語文教學應放開手腳，在教師的合理引導下，借助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讓學生獨立思考、合作探究、放飛想象，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使課堂教學激情飛揚。學生通過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自然就會獲得成就感，學習興趣也會油然而生。
此外，學生遇到困難、出差錯、犯錯誤可以說是家常便飯，特別是學困生。此時，教師的態度極為重要，如果教師不假思索地去責怪、謾罵學生，學生的心靈就會受到深深的打擊，自然就失去了學習的自信心。因此，教師遇此情況，應三思而后行，采用妥善的方式為學生解決難題，找出犯錯的原因，并指導學生改正，這樣學生就會感覺教師可親可敬，同時也會感到自己不是不可雕的朽木，久而久之，這些學生也就有了學習的興趣。
可見，學生成功的機會需要教師去創建，學生獲得了成功的喜悅，就有了學習的動力，我們的教學方能事半功倍。
總之，我們在小學語文教學中，應為學生創建寬松、愉悅的課堂氛圍，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盡可能地為學生提供與教材內容密切聯系的活動，運用適合小學生身心發展的教學活動，來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活動中。只有這樣，我們的語文教學才能彰顯出“以學生為主體”的風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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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學的基本發展趨勢
縱觀統計學的發展狀況，與整個科學的發展趨勢相似，統計學也在走與其他科學結合交融的發展道路。歸納起來，有兩個基本結合趨勢。
（一）統計學與實質性學科結合的趨勢
統計學是一門通用方法論的科學，是一種定量認識問題的工具。但作為一種工具，它必須有其用武之地。否則，統計方法就成為無源之水，無用之器。統計方法只有與具體的實質性學科相結合，才能夠發揮出其強大的數量分析功效。并且，從統計方法的形成歷史看，現代統計方法基本上來自于一些實質性學科的研究活動，例如，最小平方法與正態分布理論源于天文觀察誤差分析，相關與回歸源于生物學研究，主成分分析與因子分析源于教育學與心理學的研究。抽樣調查方法源于政府統計調查資料的搜集。歷史上一些著名的統計學家同時也是生物學家或經濟學家等。同時，有不少生物學家、天文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口學家、教育學家等都在從事統計理論與方法的研究。他們在應用過程中對統計方法進行創新與改進。另外，從學科體系看，統計學與實質性學科之間的關系絕對不是并列的，而是相交的，如果將實質性學科看作是縱向的學科，那么統計學就是一門橫向的學科，統計方法與相應的實質性學科相結合，才產生了相應的統計學分支，如統計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產生了經濟統計，與教育學相結合產生了教育統計，與生物學相結合產生了生物統計等，而這些分支學科都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是統計學的分支，另一方面也是相應實質性學科的分支，所以經濟統計學、經濟計量學不僅屬于統計學，同時屬于經濟學，生物統計學不僅是統計學的分支，也是生物學的分支等。這些分支學科的存在主要不是為了發展統計方法，而是為了解決實質性學科研究中的有關定量分析問題，統計方法是在這一應用過程中得以完善與發展的。因此，統計學與各門實質性學科的緊密結合，不僅是歷史的傳統更是統計學發展的必然模式。實質性學科為統計學的應用提供了基地，為統計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21世紀的統計學依然會采取這種發展模式，且更加注重應用研究。
這個趨勢說明：統計方法的學習必須與具體的實質性學科知識學習相結合。必須以實質性學科為依據，因此，財經類統計專業的學生必須學好有關經濟類與管理類的課程，只有這樣，所學的統計方法才有用武之地。統計的工具屬性才能夠得以充分體現。
（二）統計學與計算機科學結合的趨勢
縱觀統計數據處理手段發展歷史，經歷了手工、機械、機電、電子等數個階段，數據處理手段的每一次飛躍，都給統計實踐帶來革命性的發展。上個世紀40年代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的誕生，給統計學方法的廣泛應用創造了條件。20年展起來的多元統計方法雖然對于處理多變量的種類數據問題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由于計算工作量大，使得這些有效的統計分析方法一開始并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很好推廣開來。而電子計算機技術的誕生與發展，使得復雜的數據處理工作變得非常容易，那些計算繁雜的統計方法的推廣與應用，由于相應統計軟件的開發與商品化而變得更加方便與迅速，非統計專業的理論工作者可以直接憑借商品化統計分析軟件來處理各類現實問題的多變量數據分析，而無需對有關統計方法的復雜理論背景進行研究。計算機運行能力的提高，使得大規模統計調查數據的處理更加準確、充分與快捷。目前企業經營管理中建立的決策支持系統（DSS）更加離不開統計模型。最近國外興起的數據挖掘（Datamining,又譯"數據掏金"）技術更是計算機專家與統計學家共同關注的領域。隨著計算機應用的越來越廣泛，每年都要積累大量的數據，大量信息在給人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信息過量，難以消化；信息真假，難以辨識；信息安全，難以保證；信息形式不一致，難以統一處理；于是人們開始提出一個新的口號"要學會拋棄信息"。人們考慮"如何才能不被信息淹沒，而是從中及時發現有用的知識，提高信息利用率？"面對這一挑戰，數據挖掘和知識發現（DMKD）技術應運而生，并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數據挖掘就是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聲的、模糊的、隨機的實際應用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的過程。數據挖掘是一門交叉學科，它把人們對數據的應用從低層的簡單查詢，提升到從數據中挖掘知識，提供決策支持。在這種需求牽引下，匯聚了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尤其是數據庫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統計、可視化技術、并行計算等方面的學者和工程技術人員，投身到數據挖掘這一新興的研究領域，形成新的技術熱點。雖然統計學家與計算機專家關心Datamining的視角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說，Datamining與DSS一樣，使得統計方法與計算機技術的結合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因此，統計學越來越離不開計算機技術，而計算機技術應用的深入，也同樣離不開統計方法的發展與完善。這個趨勢說明：充分利用現代計算技術，通過計算機軟件將統計方法中復雜難懂的計算過程屏障起來，讓用戶直接看到統計輸出結果與有關解釋，從而使統計方法的普及變得非常容易。所以，對于財經類統計專業的學生來說，一方面要學好統計方法，但另一方面更加要學會利用商品化統計軟件包解決實踐中的統計數量分析問題，學好計算機信息系統開發的基本思想與基本程序設計，能夠將具體單位的統計模型通過編程來實現，以建立起統計決策支持系統。
所以統計與實質性學科相結合，與計算機、與信息相結合，這是發展的趨勢。了解這一點，再來看我們目前教育中的問題就更加明顯了，所以一些課程要改革，教學方式也要改革。以下談一談統計教育需要改革的幾個方面。
二、統計教育的改革
(一)統計專業課程建設問題
專業建設考慮的是應當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和怎樣培養這樣的人才。專業建設的核心問題是課程設置和規范課程內容。課程設置主導學生的知識結構，培養統計理論人才應當設置較多的數學課程，目的是讓學生能對各種統計方法有較深刻的理性認識；培養應用統計人才應當設置較多的相關應用領域的專業課程，目的是讓學生如何能將統計方法正確地運用到相關領域。例如培養從事經濟管理的統計人才，在課程設置上至少應當包括四方面的知識：（1）經濟理論課程，讓學生了解經濟活動的主要進程和基本規律；（2）研究社會經濟問題主要統計方法，包括常用的統計數據搜集方法，統計數據處理方法和分析方法；（3）適用電腦技術，讓學生初步掌握運用電腦進行統計數據處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論和技能；（4）有關統計理論和統計實踐中的前沿性問題，目的不在于要學生真正掌握這些問題，而是讓學生了解統計理論和統計實踐的前沿發展動態，啟迪學生的科學思維能力。
(二)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革
統計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中，有兩個焦點問題：一是如何激發學生學習統計學的興趣；二是應用什么教學手段來達到較好的統計教學效果等。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教學手段，更新教學方法，促使教育技術、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有機結合。
1.改灌輸式教學為啟發式教學，特別注重教育多樣化和多層次性，不僅讓學生掌握如何搜集、整理數據的技術，還要教學生讀懂數字背后的事實。學會按照具體與抽象、動態與靜態、個體與總體、絕對與相對、一般與特殊、演繹與歸納等不同的思維方式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注重利用一題多解與一題多變，開拓學生的發散思維。
2.改單向接受式的教學為雙向互動式教學，以案例分析與情景教學開啟學生的思維閘門，使學生更形象、快捷的接受知識，發揮其獨立思考與創造才能，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
3.構建以課堂、實驗室和社會實踐多元化的立體教育教學體系。在傳授和學習已經形成的知識的同時，加強實踐能力鍛煉，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只有將統計學的方法結合實際進行應用，找到應用的結合點，才能使統計學獲得最大的生命力。
（三）統計學與計算機教學相結合
教材要與統計軟件的應用相結合。現在許多教材都是內容與軟件分家，現在計算機已非常普及，無論是高校、高職和中專，培養出來的學生不會用統計軟件分析數據，不管哪一個層次，都已說不過去。統計學是一門應用的方法型學科，統計學應從數據技巧教學轉向數據分析的訓練。統計學與計算機教學有機地合為一體，讓學生掌握一些常用統計軟件的使用。除了要培養學生搜集數據、分析數據的能力外，還要培養學生處理大量數據的能力，即數據挖掘的能力。
（四）教學與實際的數據分析相結合
統計的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課本上，案例教學與情景教學應成為統計課程的重要內容。統計教學和教材增加統計實際案例，通過計算機對大量實際數據進行處理，可以在試驗室進行，亦可在課堂上進行討論，這樣學生不僅理解了統計思想和方法，而且鍛煉和培養了研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要有一批能用電腦、網絡來教學的新型教師
電腦、網絡的出現，不僅改變了教學的手段，還深深地影響著教學的內容，因為它影響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和需求。語文（中文、外文）、數學、計算機、專業知識是一個統計人才必備的素質，它們之間不是分離的，而是要盡可能結合在一起來進行教學，各管各教一套的辦法已不適應現代化教育教學的需要，現代教育特別注重教育信息技術中的多媒體、網絡化、社會化和國際化、多樣化和多層次，有了電腦、網絡，必需要更新，要培養出一批能用電腦、網絡來教學的新型教師，以便培養出新型的21世紀的人才。
[參考文獻]
[1]賀鏗.關于統計學的性質與發展問題.中國統計,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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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內涵
理論界對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性質的認識主要有特別權利說、民事權利說、行政權利說等。這些理論都從某些方面合理揭示了高校學生管理的內涵，但不能涵蓋目前的管理現狀。結合法律依據及實施目的，本文認為，高校學生管理權是基于教育權與受教育權的實現，圍繞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行政法律關系為主，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高校依法享有的對本校學生的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的權力。首先，高校學生管理權來源于憲法。憲法是高校學生管理權形成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憲法，高校學生管理權就失去了法律依據。高校是學生管理和教學活動的組織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事業單位法人；學生是高校被管理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普通公民。所以，在高校學生管理的諸多法律關系中，憲法法律關系是最基本的。其次，高校學生管理權具有行政性。從立法角度看，2013年12月《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2條明確肯定了“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行為的可訴性；高校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一定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法人，對學生的管理是國家教育權的一部分，在被訴行為主體上高校將進一步得到行政法律的確認。從權力來源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部分是國家教育權的法律延伸。在教育管理法律體系中，高校是教育管理權最終的、具體的執行者，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性質和目的與國家教育權是一致的，屬于行政權范疇，受行政法律的調整。從行為看，無論是高校針對學生管理制定的工作細則、實施辦法和規章制度，還是針對個人、個別行為做出的通報決定，如上述案例1、案例3中開除學籍的處分決定，均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完全具備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某些特征。最后，從管理權內容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遠非行政權所能涵蓋，如對學生生活實施的管理，包括對宿舍、教學設施、圖書館的管理等，應屬民事范疇。因此，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是一種基于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的，以行政法律關系為主的，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三重法律關系。
二、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標準和原則
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應以保障學生合法權益和實現國家教育目的為原則，以高校學生管理事務對學生學籍的影響程度以及雙方法律地位等為標準。
(一)保障學生基本權利
源于國家教育權的高校學生管理權，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國家的教育事業，保護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而不是約束和限制學生。高校自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在高校內部管理事務范圍內對抗公權力的干涉，它同樣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高校實施自的目的是在保障學生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完成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因此，在對高校管理關系類型化時，不能背離充分保障學生基本權利這一最終目的。
(二)明確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的法律關系層次
首先，在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應當明確憲法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并區分主次關系。其次，在基礎法律關系——憲法法律關系的前提下，建立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區分標準：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權力的行使是否涉及公權力。若雙方法律地位平等、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雙方的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私法自治原則，由當事人自行選擇協商或訴訟途徑解決。最后，在行政法律關系層面，由于涉及高校自的排他性干涉，應以憲法人權保障理念，以學生標志性權利——學籍是否改變為標準，劃分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和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是學生享有的一項法定權利，是高校和學生法律關系存續的標志，也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前提和重要內容，凡是涉及學生學籍的取得和消滅而改變學生身份的管理事務，應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高校絕不可擅自決定或變相提高標準，須嚴格依據法律法規授權或法律規定轉化為校規予以執行，并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對于不改變學生學籍即在學生學籍維持前提下的管理事務則是高校自范疇，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應避免司法介入。
(三)區分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的實然性和應然性
從實然狀態看，應該搞清楚高校的哪些行為已經被區分，即在現行高校管理關系中哪些行為已經歸入民事法律關系或者已經歸入行政法律關系。從應然狀態看，隨著社會發展，應該關注和深入研究高校的哪些行為還沒有明確其法律關系以及它們應該歸入何種法律關系等問題。
三、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的構建
(一)憲法法律關系
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既是作為“社會人”應享有的權利，又是公民基本權利之要義和根本。從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淵源、實施以及法律后果看，高校與學生之間首先具有普通意義上的憲法法律關系，這是二者之間最基本的法律關系，也是二者之間其他法律關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就高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而言：首先，高校和學生是憲法規定的一般法人和公民，雙方均負有作為法律主體應履行的權利義務關系，即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均負有不妨礙他人行使權利的義務。其次，基于教育權和受教育權這一憲法權利，兩者在學校這一特定場所又形成了一系列權利義務關系。高校應當明確學生的另一身份——公民，即高校應當在充分保證學生的財產權、人身權、受教育權等憲法權利的前提下行使學生管理權；學生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積極履行作為學生這一特殊身份的義務，以達到雙方的和諧共處。另外，從權力的運行結果看，無論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法律關系，雙方產生糾紛后或協商或訴諸訴訟解決，皆源起于憲法，終于憲法，受限于憲法，兩者權利義務必須得到保障，權利義務關系的確立、變更或消除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規定并經法定程序，高校不得限制或者剝奪學生應享有的權利。
(二)行政法律關系
1.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取得與消滅
(1)入學與注冊
入學本質是學籍取得的條件規定，與之對應的是高校招生權。學生依據招生簡章參加法定入學考試，由高校依據成績和志愿確定錄取后，才能取得入學資格。在此過程中，高校行使的是經法律法規授權的包括制定招生簡章、確定招生人數等在內的招生權，只不過這一權力的行使是在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監督之下進行的，教育部每年都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同時各省教育行政部門也會出臺相應的細則，規范招生工作。因此，入學這一環節，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并非是契約自由的民事法律關系。入學包含兩個過程：獲得入學資格，即獲得錄取通知書；履行相關入學手續，即預注冊，也就是說，學生要獲得學籍，必須依據高校學籍管理規定辦理入學手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8條規定：“新生入學后，學校應在3個月內按照招生規定進行復查。經過注冊后復查合格，即獲得學籍。”因此，預注冊和復查工作是招生工作的延續，期限3個月，在此期間學生還未真正成為高校內部的一員，即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法律關系。高校行使的仍然是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權力，雙方的關系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案例2就是因為招生簡章規定的已經在學生中形成信賴保護的獎學金利益受到侵害，理論上學生是可提起行政訴訟的，但是司法結果是令人遺憾的。學籍中止是指高校和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基于主客觀因素而暫時中斷，待相關因素消失或履行相關程序又恢復的情況，這種情況多發生在學期結束。注冊即學期登記，是在籍學生必須按照高校有關要求和規定期限履行的一項學籍登記手續，本質是學籍的延續。在高校逐步推行“電子注冊”管理制度的今天，注冊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如無正當理由在規定期限內未注冊的，則以退學論即終止學籍，換言之是終止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將嚴重影響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因此，高校注冊與否的行為和決定直接影響學生學籍是否存在，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
(2)畢業證頒發與學位證授予
畢業既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最后一環，也是兩者之間法律關系消滅的重要法律事實。目前，無論理論界還是司法界都一致認為兩證的授予行為是行政法律行為，具有可訴性。需要說明的是，畢業證和學位證是對學生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證明與肯定，與其他任何行為和事項無關，僅與專業學術水平和能力相關，只要達到相應標準即可。高校基于行政權力做出是否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的決定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專業學術權，即專業知識評價與判斷。專業評價是一種高度學術行為，非法律問題，是由專業學者或團隊完成的，這也是法律授予高校或相關科研機構具有授予學位權的主要原因所在。學術評價權屬高校自，是學術自治范疇，由于專業程度高，可阻止司法深層介入。但這種阻止并非完全阻卻，而是說，司法只能有限制地介入，即應堅持程序審查，而避免實質審查。換言之，司法機關審查高校學術問題，只能對相關答辯程序、認定資格和評定標準等是否合法做出判斷。對于學術實質內容，司法機關是不可能也不應當進行判斷的，因為專業學術權屬于高校依法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的爭議焦點就是程序問題，并非是論文的學術水平。二是學生管理權。現實中，高校將畢業證和學位證的頒發與學生受教育管理情況相關聯，比如，對欠交學費或不服從學校日常管理受到紀律處分的學生扣發兩證，是典型的濫用權力行為。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與學生管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兩個問題，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一旦走上司法途徑，高校將被置于尷尬境地。
(3)開除學籍
受教育權是憲法設定的一項基本權利，非經法定程序是不可剝奪的，且國家和高校負有積極保障的義務。開除學籍是對違法違紀學生的一種懲罰，不僅記入個人檔案，而且要終止學籍，堪與刑法中“死刑”有一比，這不僅強制剝奪了學生在本校學習的權利，也剝奪了學生今后在其他高校學習的可能，即意味著學生的命運將因此改變，尤其是將給學生今后的職業生涯帶來極大影響。因此，開除學籍的處分行為關系到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和今后的發展問題，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雖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規定了開除學籍的具體情形和申訴程序，但從法的效力層面講，以效力層次較低的部門規章設定剝奪效力層次高的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是有違立法程序的。退一步講，在現有法律體系下，高校校規是否可以嚴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如案例3中的校規“一旦作弊則一律給予開除學籍的處分”的規定；開除學籍的認定標準是否由高校自由掌握，如案例1中同學行為是否構成嚴重考試作弊，等等問題都值得探討。從審判結果看，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2.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持續與變更
(1)學籍的持續
學籍持續是在不改變學籍的前提下，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維持的一種狀態，包括以下內容：A.考核與成績記載，這實質上是教學管理權，是《教育法》第28條第2款的具體化，即高校有權制定教學計劃、大綱，并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考核，實施管理。B.校園秩序與課外活動，包括住宿、助學和校園秩序管理及學生團體活動等制度，《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四章對此進行了具體規定，它是高校為了維護學校內部正常教學秩序和其他日常管理秩序而應當建立的管理制度。C.獎勵與處分。處分相對于獎勵對學生影響較大，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和留校察看。處分不包括開除學籍，不改變學生學籍，是高校依法實施自的內容之一，也是高校對內部事務人員進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手段。以上處分滿足一定條件，可以申請解除。D.轉專業、休學與復學。這是指學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發展需要，提出申請，經學校批準，調整專業或者暫停學業，這些行為不改變學生學籍，只要學生有正當理由并履行相關規定程序即可。對于休學，高校應保留學籍，如果不按規定時間復學，學生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被高校終止學籍。
(2)學籍的變更
即學籍異動，指因任何一方原因，改變特定高校和個體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的情況。轉學就是符合條件的學生從本校轉到另一學校，必須辦理相關手續，包括學校審批和教育行政部門確認，學籍才能得以保留和變更。
(三)民事法律關系
1.人身安全
教育部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了高校對此應承擔責任的具體情形。結合實際，有兩個方面：(1)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館等既是高校所有財產，又是學生學習之必須，高校負有管理責任，學生則有合理使用的義務。若高校管理疏漏，未盡相應義務，造成學生人身傷害的，學生基于人身權有權要求高校承擔侵權責任或者補充責任；若學生因自身原因在使用時造成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損壞的，高校基于所有權有權要求學生照價賠償。(2)在組織教育教學和校外活動中，高校負有安全教育、活動指導及危險提醒的義務，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安全防護措施，若未履行義務并造成學生傷害的，依法應承擔相應責任；學生負有因自身條件等原因不能參加相應活動的告知義務，未履行而造成傷害的，高校則不負法律責任。
2.后勤服務
高校后勤服務主要包括高校為學生提供的飲食、住宿服務。隨著社會發展，高校后勤服務已基本社會化：一是外界民事主體租賃高校場地進行服務經營；二是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經營。無論何種情況，學生與高校或外界民事主體均屬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受民事法律調整。需要說明的是，外界民事主體進駐高校場地開展服務經營，高校有監管義務，如高校未盡自己的監管義務而侵害學生權益的，依據《侵權責任法》確定的責任分擔原則，應與外界民事主體共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開展經營活動而侵害學生權益的，高校獨立承擔相應責任。但是高校依法負有對飲食、住宿的監管職能，在此范圍內，高校與學生是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高校對學生的管理源于高校自，其行為是內部管理行為，即高校與學生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
3.名譽權和隱私權
名譽權和隱私權屬人格權，是指基于人的生存本身而應享有的權利，是不可讓與和拋棄的權利。名譽是對學生的品行、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會評價。隱私是學生在學校特定場所對其信息、活動和領域的排他性支配。我國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將隱私等同于或包含于名譽中，侵犯隱私權以侵犯名譽權論。因此，本文將兩者一并論述。具體情況如下所述：首先，學生的私人信息，即學生個人資料如姓名、肖像、通信等私人信息，有不被公開或傳播的權利。其次，學生的私人領域不被非法侵犯，即學生享有宿舍不被非法侵入、窺視或搜查的權利。但目前大多高校為了達到宿舍管理的目的，擅自進入學生宿舍進行突擊檢查，給予評價并公布，已是常態，這種管理行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學生的隱私權和名譽權。最后，學生有權要求個人的生活和學習不被非法披露。即學生享有純屬私人情況不受非法搜集、公開和利用的權利以及學習成績、名次、處理或評議結果不被非法公開、擴大知曉范圍的權利。案例1和案例3中，高校對學生處分的張貼公告行為即構成侵權。從高校警示教育目的與保護特定學生隱私、名譽權及其在教育上的再生和繼續成長看，后者價值遠大于前者，因為后者關系到特定學生未來以及高校將處于違法的尷尬地位。
篇11
（一）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通過在實驗環境中，經過每次實驗檢驗某一種或某一類影響因子對考察目標的影響情況。其優勢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簡化了實驗環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單一影響因素從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實驗參與者僅需要面對一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這使研究者易于觀察該影響因素對實驗參與者的影響。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會制度對于稅收遵從的影響時，就選擇將實驗中的初始資本、稅率、處罰率等影響因素都設為固定值，從而觀察社會制度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Cumming et al（2006）在實驗中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他為參與者給定了收入、稅率，但是卻設計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過觀察參與者對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應，便能夠得到稽查率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社會規范所包含的影響因素眾多，社會規范在一定的財稅環境下，對財稅政策的當事人具有一定的影響。Bobek ＆Ro－berts（2007）則主要通過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將眾多社會規范的子類分別設定為固定值或參照樣本，考察了社會規范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的研究中，由于個人申報的主觀性相對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時也采用了設計單一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來模擬個人申報的思想活動狀態和最終的納稅決策。在實驗中僅設計單一影響因素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實驗難度，但由于實驗環境過于簡化，與現實納稅遵從環境并不符合，會導致實驗結果的精度較低。隨著心理學和統計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更傾向于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
（二）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
當研究者需要實驗環境盡可能接近現實世界中的財稅情形時，往往需要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研究人員采取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主要是為了考察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變化的情況下，實驗參與者對此所做出的反應。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來說，設計多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具有更好的適應性，我們可以通過不斷調整各影響因素來對實驗結果進行對比和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組織進行的研究偷逃稅問題的實驗中，就采用了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此后，在進一步檢驗稽查率與納稅遵從行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過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檢驗了當納稅人高估檢查概率時的納稅行為以及政府服務在個人的納稅遵從決策中的影響，他們發現，由于一些實驗者高估了實際較低的檢查概率，所以導致所支付的實際稅額高于預期效用理論預測出的理論數額。在行為財政學的各種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慮了各種多因素影響方面，并將各類影響因素考慮到稅收實驗的設計中。在現實的財稅環境中，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的稅收自然也成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點。由于納稅申報的主觀性相對有彈性，故研究者也將心理學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的研究范疇中。Caroline et al（2001）選擇了若干樣本，從心理學角度去考察稅收遵從的問題，利用實驗數據實證得出了關于稅收遵從的各類動因。而幾乎在同一時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將心理學作為起點，從逃稅避稅的影響因素出發，用問卷調查法討論了社會對避稅、逃稅在道德標準和合法性方面的認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了這項研究，他們調查了友好勸說中性別的不同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他們創造性地采用了一個2（男性和女性）×2（友好勸說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實驗。首先，他們要求友好一組的參與者寫出并且讀出他們理應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兩組參與者說出他們的收入和所得稅情況。在這樣的實驗下，結果顯示出了性別和友好勸說以及性別的相互影響在申報所得中的重要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勸說組中女性申報的個人所得要明顯高于該組的男性申報的個人所得。心理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情緒，這個概念在認知科學中日益得到重視的同時也引起了研究稅收遵從的學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對過程公平與稅收遵從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緒在過程公平中有著重要作用的結論。Cebula（2004）將美國1975－1997年間的實際數據作為基礎數據進行綜合分析之后認為，公眾對所得稅偷逃稅程度與政府不滿情緒的強烈程度正相關。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將稅收遵從看作是一種心理稅收的契約，在這個前提下考察了在懲罰或獎勵的刺激下情緒與忠誠的相互作用。在這類研究中，情緒雖然已經被視作影響稅收遵從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對決策的作用，但總的來說情緒始終從未作為單個因素，而且情緒在遵從決策中處于怎樣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詳細描述，而且在以情緒為主題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現對稅收遵從的研究。除去情緒和公平感，納稅人具有自然人及社會人所具有的很多屬性，其中包括自然屬性———年齡、性別及其他生理差異，也包括社會人所具有的社會知識、法律知識、納稅認知、稅收道德、稽查率、價值取向、大眾的認可以及稅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經把這些因素作為影響納稅遵從的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時研究其余影響因素，通過在實驗室對自愿者測試了道德推理、風險偏好和稽查率、價值取向、稅制公平與否、周圍納稅人所施加的影響對稅收遵從的影響，在獲得一手實驗數據后通過協方差分析得出結論，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稅收遵從決策或行為。由于宏觀的稅收申報數據不易獲得，行為財政學的研究通常采用問卷調查或實驗室方法。在此基礎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論的稅收遵從模型中創新地使用了一種權重函數形式，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他們比較了期望效用理論模型同該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為了獲得同樣的稅收遵從度所需要的罰款力度，該模型的計算結果表明前景理論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貼近實際情況，從而能夠較好地解釋人們為什么會納稅這樣一個問題。同樣，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實驗設計中使用澳大利亞、新加坡和美國的納稅遵從實際情況數據檢驗了這三個國家中社會風尚在納稅遵從決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運用因子分析識別出了三種不同的社會風尚結構，并發現納稅人自身及其親近人群的道德觀念和社會公認的正確行為這兩種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遵從行為。他們的研究認為，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幫助解釋納稅人選擇納稅遵從的動因以及為什么實際納稅遵從度要高于經濟學模型中的預測水平。從此可見，多個影響因素能夠最大程度地模擬真實的財政行為，從而達到研究目的。在遵從動因、稽查率和遵從水平都成為了研究的焦點后，也有學者將稅收公平感與其他因素綜合考慮后來考察稅收遵從水平。Hanke et al（2010）在進行納稅遵從影響因素的實驗分析時，也設計了多個影響因素，在實驗中參與者需要依據不同的稅率、稽查率、罰款率以及公平性來做出納稅決策。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情況，都會選擇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在研究影響因素對于個人納稅遵從的作用時，有的學者僅僅設計單個影響因素的實驗，而大部分學者為了使實驗更加符合財稅現實，往往采取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式，這樣能夠使實驗盡可能地模擬真實的納稅狀況。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對于較為復雜的稅收遵從實驗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通過不斷調整一些實驗要素來進行比對與分析，這對于提高實驗精度也有較大作用。
二、實驗對象
在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中，實驗對象的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同的實驗對象或者同一實驗對象在不同時期的實驗結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實驗對象的選擇方面要有嚴格的限定。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不僅會簡化實驗，而且能夠幫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實際情況的實驗結果。就學者們關于行為財政學的研究情況而言，在個體研究對象方面，本文將研究者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分為兩類，即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一）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要考察財政行為當事人（包括組織機構納稅者和自然人納稅者）和財稅規則制定執行者的行為。當研究各類當事人決策過程和行為模式時，很多研究者使用了無納稅經驗的參試人員。無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個人納稅遵從的研究中，出于對實驗成本與實驗可控性的考慮，以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稅收工程軟件（稅收征管及稽查軟件），讓參試人員模擬稅務部門工作人員，對企業、個人的稅收申報、核查等進行實驗。與針對企業的稅收實驗相結合，研究人員可以設計大型實驗。比如將被測試者分成企業與政府兩個組，利用某一大型企業的實際財務數據，分別由兩個組的被測試者進行稅收策劃、申報、核查與征繳。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對參試人員的認知進行引導，而代表政府的被測試對象則可根據稅法的要求檢驗規避是否合法。通過稅收實務的實驗，能夠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觀測財政行為當事人（包含政府決策者及納稅者）的行為模式和決策過程。Friedland（1978）首次開展了關于偷逃稅的模擬實驗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由于當時條件所限樣本量受到了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預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設計實驗時，也選擇了在校本科生作為研究對象，他認為就個體決策實驗的精確性而言，在校學生能夠與校外人員達到同樣的實驗效果。在研究財政學中的個體道德與行為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時，也有學者在實驗中同時引進有納稅經驗和無納稅經驗的人作為實驗研究對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稅收道德的差異對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這一主題時，首先將對64名無納稅經驗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將實驗結果篩選比對，作為比較組（參照組），之后再對1500名有納稅人經驗者進行調查統計，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為與稅收遵從行為。實驗對象以前是否做過類似實驗也應當作為選取實驗對象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參與人第一次參與稅收實驗時，研究人員往往能夠得到更加貼近現實的實驗結果。Park et al（2003）通過實驗方法來分析韓國的稅收遵從影響因素。該學者選取了一批未做過類似實驗的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將實驗參與人分為5個小組，每個小組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實驗。McGee（2008）則為了分析比較文化差異對納稅遵從的影響，分別在美國和香港選取了一批本科學生來進行納稅遵從實驗。將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具有能夠降低實驗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許多研究者選擇將無納稅經驗在校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但是當實驗需要參與者具有對實際納稅情況的切實了解和體會時，無納稅經驗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為合適的實驗對象。因此在一些實驗中，研究者選擇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作為實驗對象。
（二）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
有納稅經驗的行為人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一類則是校外實際納稅人。如何在這兩者之間選擇合適的實驗對象，主要是基于實驗成本的考慮以及實驗對樣本量的要求。選擇有工作經驗和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考慮到在保持較低成本的基礎上，使實驗參與者與實際納稅人行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就將一批MBA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每個實驗對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資本、流動資金。他在實驗中所選擇的實驗對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學生和有過工作經驗的研究生，作者發現，與以在校本科學生相比，有過納稅經驗的學生明顯更加在意稅后收益，而且避稅的傾向也更加突出，實驗所得的結果也更貼近實際納稅行為。與選擇有納稅經驗的MBA學生作為實驗參試人員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員選擇將校外的實際納稅人作為實驗研究的對象。這主要是由于，盡管選擇有納稅經驗的在校學生作為實驗對象既能節約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無納稅經驗的缺陷，但這樣的選擇依舊存在選擇實驗對象的范圍較窄，樣本容量較小等問題。因此，有許多學者在進行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時，選擇將校外納稅人作為研究對象。Slemrod et al（2001）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中就選取了填寫過1994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申報表的一些居民作為實驗對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調查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時，選取了4500位租賃房產物主作為實驗對象。另外，還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實驗中也都選擇有經驗的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選擇真實納稅人作為實驗對象，主要是因為研究者認為這些納稅人與稅務機關有直接的接觸，是現實納稅過程的直接參與人，他們的行為更加具有可參考性。但這樣選擇實驗對象同時存在著高成本、不易操作等問題，因此采用MBA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其實是對兩者的中和，能夠實現優缺點的互補，提高實驗精度。在行為財政學的實驗中，大規模的實驗是不可避免的，所謂大規模的實驗，指實驗參試者數量眾多、人員結構復雜的實驗。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Wenzel ＆Taylor（2004）對澳大利亞的稅收遵從情況所進行的調查，實驗涉及的參試人員超過千名，最后的統計數據為1306名澳大利亞現籍公民，其中人員涉及面廣，包括社會各階層、各年齡層次和各層次學歷教育的公民，此種具有大規模參試人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進一步提高實驗精度，模擬更為廣闊的財政稅收環境，并以此研究納稅人形成道德的過程。通過大規模調查，Wenzel ＆Taylor證實了基于自我分類理論的假設，即稅收道德促進稅收遵從的關鍵是納稅人是否將社會道德內化并指導日常行為。實驗對象數量的龐大也體現在財稅學者們的跨國調查和實驗中，跨國調查可以在國際范圍內橫向比較不同國籍、不同文化的納稅人的行為特征。Belkaoui（2004）橫向對比了30多個國家的稅收遵從度，通過實際大規模的調查發現，國際間稅收遵從度與證券市場重要性程度、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度、競爭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實驗條件
實驗條件對于實驗結果的精確與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就實驗內部條件而言，在實驗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以及精確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使實驗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計算，對實驗結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實驗過程中與外部資源的合作則能夠促進實驗條件的改善，實現資源共享，并提高實驗的精確性。
（一）內部條件
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的內部條件，主要是指實驗室的高性能計算機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擬計算方法，這些條件對實驗精度有很大的影響。在Fried－land（1978）最初進行的稅收實驗研究中，由于受當時研究條件的限制，其實驗只是在工作室發放問卷完成的，并不能實現很好的模擬控制。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在研究過程中使用合理的計算機軟件，在實驗結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計算機并且采用先進的模擬計算方法，能夠節約實驗時間并提高實驗精度。Riedl et al（2001）將納稅遵從實驗的場所選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CREED實驗室，實驗室中的數十臺計算機能夠實現聯網，充分保證實驗過程將受到較好的模擬控制。但是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沒有作為考慮因素，實驗允許參與者可以進行交流，這顯然會影響到他人對于實驗的判斷和決策。Alm（2006）設計的稅收實驗中采用了計算機軟件來決定隨機稽查率，并通過電子屏展示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與Alm的實驗類似，有的實驗中會在電子屏告知實驗參與者的階段性實驗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干擾參與者對于其他人的判斷，參與者會自行與其他人的實驗結果進行對比，然后在下一階段不斷修改。這也干擾了實驗參與者的獨立性，會影響到實驗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發現并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開展稅收遵從實驗是在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實驗室進行的，他認為參與者在實驗中應當是完全封閉的，于是在實驗室設立了許多小隔間，而且不透露其他參與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夠實現個人空間的私密化。
（二）外部條件
實驗室的內部條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應當忽視外部資源的利用。與其他機構等外部資源的合作自然也會為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提供研究條件。有些學者會與其他學者或研究院進行合作，完善實驗條件，Borck et al（2002）的稅收實驗就是在實驗過程中與Fischbacher展開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設計的一個計算機軟件來運行實驗程序。最終得到非常理想的實驗結果。與此相比，有的學者則會通過與一些大型的稅務咨詢公司進行合作實驗，提升實驗的專業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稅收實驗就是在H＆R公司的60個辦公室中進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國最大的稅收公司，擁有全球頂級的稅收咨詢系統，這一點為進行稅收實驗提供了非常好的實驗基礎。另外，有一些學者則強調與其他大學實驗室的交流與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實驗中，有兩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有6個實驗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學的普通實驗室，由于不同等級實驗室的實驗條件存在較大區別，所以結果明顯發現在約克大學的高級實驗室中取得的實驗成果精度更高。實驗精度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實驗研究的結果與目的，在環境較好的、有計算機聯網的實驗室進行實驗，往往能夠很好地完成實驗步驟，達成實驗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實驗室中是否存在干擾因素也是考察實驗條件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實驗允許實驗參與者之間開展交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干擾其他實驗參與者在實驗中的決策。因此，在設計稅收遵從實驗時，應盡量實現參與人實驗空間的私密化，盡量確保參與人獨立進行實驗。
四、實驗步驟
學者們在進行稅收遵從實驗時基本上采取兩種方式來進行：（1）將實驗分為若干個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改變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稅率、稽查率和處罰率等等，從而在每個實驗階段觀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響。（2）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每個實驗都在一定的稅收環境下進行，最后再進行獨立實驗間的對比分析。根據實驗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來設計實驗步驟。
（一）分階段實驗
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影響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影響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有著非常廣泛的應用。Coleman（1996）在調查預提條件與納稅遵從的關系時，將一批MBA學生分為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內部的成員將被分配至不同的稅收環境來進行稅收決策，通過對每個小組的考察，來分析比較不同初始資金對納稅人決策的影響。他將稅收遵從實驗分為以下四個部分：首先進行稽查的預先通知，這主要是測驗當納稅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會采取何種應對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費者服務，第三是加入納稅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設計表格M－1，這是為了檢驗納稅人發生填報錯誤的概率或不遵從增加的幾率。Lei et al（2002）為了研究資本利得稅的納稅遵從度，在實驗中每個部分都設計有12個交易期，每個交易期都持續4分鐘，在每個交易期結束時單位財產都將被賦予一定的紅利。Kleven et al（2010）則將實驗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報月份進行；另一部分則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進行。這些實驗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實驗階段，通過設計不同的影響因素，考察人們的財稅行為和決策過程。研究者會在行為財政學實驗的不同階段，根據不同理論和納稅人的認知情況，人為地對被測試者釋放不同的信息，從而證得行為財政學中納稅遵從方面的不同結論。Dhami et al（2007）從理論的角度結合行為財政學的實驗方法，在累積前景理論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地解釋了預繳稅款謎題，認為預繳稅款能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原因是納稅人的損失函數并不是線性的，比起可能獲得的退稅收益，納稅人對損失的感受更為突出。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將被測試人員分組并將實驗步驟分為若干階段，在不同的階段釋放不同的財稅信息給被測試者。其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除了風險選擇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實驗研究發現，納稅人在做出納稅遵從決策時會存在目標框架效應，稅務機關可以在納稅人遵從度較高時，強調納稅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納稅人遵從度低時重點突出納稅人可能遭受的損失，用信息手段調整納稅人的預期并提高遵從程度。Holler在將被測試人員分為不同的認知階段后，發現將納稅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傳達給納稅者，可以提高稅收遵從度。分階段實驗具有比較好的可控性，易于觀察不同影響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程度，但是設計合理的實驗階段非常重要，實驗階段太少可能會影響到實驗結果的精度，實驗階段太多則會使實驗過于復雜，因此，在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中，應當根據不同的實驗目的選擇匹配的實驗階段。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因此，也有學者選擇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二）獨立分組實驗
將實驗劃分為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很好地解決分階段實驗的慣性效應問題，因為實驗之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擾的問題，由此能夠更準確地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實驗研究方法來研究預繳現象，他就采用了將實驗分為若干獨立實驗的方法，將來自于6個國家的674個實驗對象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了10個獨立的實驗。實驗根據國別不同來進行分組，最后進行小組間的對比分析，通過對實驗進行組間控制，實驗結果與前景理論的預測相一致，即處于補繳狀況的納稅者表現出更多的不遵從現象。Kerschbamer（1998）在進行稅收實驗研究時，將實驗參與人分為兩個獨立實驗，實驗中根據參與者的年齡、初始成本來進行實驗分布，同時在這兩個獨立實驗中稅收環境也有較大差異（稅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約5個百分點）。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調查了美國明尼蘇達州納稅人對于稽查率增加的反應，作者將1714名實驗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為9個小組進行獨立實驗，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低收入低稽查率實驗小組，高收入高稽查率實驗小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禮品交換中的贈予稅時，在實驗研究中將實驗對象分為公司和工人兩個獨立實驗小組，最后進行實驗小組的對比分析，這樣的獨立實驗主要是期望能夠分析針對不同的納稅對象，調整稅收環境是否會造成不同的實驗結果。不同的分組與相對的獨立組間控制，可以使得實驗發起者對實驗對象的不同認知方面進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亞納稅人的申報行為及其態度時Ni－emirowski et al（2003）調查了，通過將參試人員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組，并通過分組對參試人員進行同方向的認知引導（例如從基于稅收的價值、信念、態度和法務知識方面引導），其研究證實了納稅人不同信念、對納稅的認知度和對法務知識的了解程度與實際的稅收遵從決策之間的關聯，從其關聯可以得出可靠的結論：對某些避稅行為的容忍和不遵從的意圖是稅收決策的兩個關鍵因素。盡管從心理認知學的角度來看，納稅人對稅務知識的了解到深刻認識是復雜及緩慢的過程，但學者們發現，通過行為財政學的實驗研究方法可以進一步將納稅人的認知、納稅決策過程和最終的稅收決定相聯系起來。Creedyet al（2007）所著的關于線性所得稅的相關論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對于不同約束條件下怎樣確定線性所得稅的參數給出了非常詳細講解，為了避免過于復雜的數學推導，他給出了一個近似的算法，簡化了計算過程，從而進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為財政學實驗研究后的計算統計方法。行為財政學的實驗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門的財政預算管理為主。其目的是將公共管理部門進行財政管理的實際操作流程引入到實驗室進行仿真模擬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擬實驗包括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政府采購實務操作模擬實驗。每個實驗還可以根據具體的實驗內容細分為不同的子項目，如政府預算模擬流程實驗根據政府預算的流程又細分為部門預算編制、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與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三個部分。部門預算編制實驗模擬真實的部門預算編制流程，將被測試者分為財政部門、各個預算單位等角色，使被測試者在實踐中理解和掌握部門預算的基本編制流程。財政收入管理系統能夠通過系統的內部控制機制和地方稅務局、銀行、國庫的三方核對，有效控制稅金的及時快速繳納。而財政支出管理系統以細化的部門預算為基礎，將所有財政收支全部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這三個部分既可單獨作為實驗科目，又可以聯系起來組成一個綜合實驗。實驗研究人員可以將被測試者分組，賦予各組不同的財政角色，如預算組、國庫組、預算單位組、政府采購組等。在實驗過程中，實驗研究人員可以針對不同的組分配不同的任務，使組內部工作協調起來，并通過業務的串聯，使組和組之間形成業務的協作關系。一次試驗完畢，被測試者可以進行角色互換，使研究人員能夠獲得不同組的全面的財政行為的實驗結果及各類模擬。分階段實驗能夠實現實驗因素的動態控制，能夠測試不同的實驗因素對于實驗的結果的影響程度，但并不是實驗階段越多越好，實驗階段應根據實驗的目的來匹配。但是分階段實驗存在一種慣性效應，即前一個階段的實驗結果對于后一個階段有著后續的影響。將實驗分成若干個獨立實驗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實驗間是相互獨立的，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能夠進行實驗結果的對比分析。
五、結語
我們主要從實驗方法、實驗對象、實驗條件以及實驗步驟四個方面分析比較了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方法，從這四個方面分別對學者們在個人納稅遵從研究中所使用的實驗方法進行了對比。財政學實驗以理論知識為基礎，理論與實驗相結合。行為財政學實驗的突出特點是需要建立在扎實的理論知識基礎之上，才能自由運用模擬軟件、實施大型財政學實驗項目。例如稅務實驗，參加實驗之前參試人員必須要對稅法相應的知識點熟練掌握或對納稅規則有所了解和認知，才能進行稅收規劃、申報等科目的實驗。如果參試人員對于企業所得稅的抵扣條款或個人所得稅都一無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項完整的企業稅收申報或者個人所得稅的申報。研究人員應在實驗之前，反復強調理論知識的重要性，督促參試人員做好各項知識儲備，才能達到實驗的基本目的。根據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并結合我國目前納稅遵從的現況，我們認為關于納稅遵從的實驗研究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在實驗中選擇設計多個影響因素的實驗方法。我國正處于稅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時期，分析相關稅收政策的改革對個人納稅遵從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實驗中設計多個影響因素，使實驗更加符合實際納稅情況，能夠更好地分析比較在多個影響因素下個人納稅遵從實驗所取得的結果的變化，從而為我國稅制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在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人員長時間地對納稅遵從模式所進行的分析，得出了影響納稅遵從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將經濟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較為注重社會的評價；基于社會性的影響因素，納稅遵從主體注重對政治權利的訴求和對自身利益的有效保護，以及由此產生對稅務機關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來，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可以擴展到很多個，同時研究者還需將心理學以及個體差異等因素考慮到行為財政學實驗中。
2．合理選擇實驗對象，擴大樣本容量。實驗對象是影響個人納稅遵從實驗精度的重要因素，選擇合理的實驗對象，不僅能夠很好地控制實驗成本，提高個人納稅遵從的實驗精度，也能夠保證實驗結果更加符合實際納稅人行為，使實驗結果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研究人員在對行為財政學的研究中，難免會隨機邀請不同專業背景的實驗人員，差異化安排實驗內容。財政學中的稅收遵從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課，但每個個體所認知的內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淺是有差異的。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和針對這一現象，對不同的參試人員進行考察，根據其不同的認知結構，設計不同的實驗方案，以驗證和考察所需要的行為財政學結論和觀點。比如認知結構不清晰和認知程度不深的參試人員，所了解的財政學或稅收的內容原本就少，在上機實驗環節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綜合性的實驗，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實驗項目。而對財務、會計和財政學了解較專業的參試人員，可以被直接安排參與和稅收相關的實驗，他們的上機實驗就可以增加復雜度或難度，以驗證更為復雜和全面的行為財政學觀點。對于大規模的行為財政學實驗，可以采用分組形式進行的實驗項目，應將單個學生的考核與小組的考核相結合，以全面考核參試人員的認知過程和決策程序。實驗考核可以將研究實驗問卷的結果與在填寫問卷或在稅收游戲答題時的決策過程想結合，主要根據參試人員的綜合表現或狀態來確定，如參與情況（心理變化、認知后的情緒變化等）、個人能力（如財稅知識的應用能力、對其他人員的組織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等）、實際結果的情況等綜合評判。綜合后的實驗結果評判也從單一的由單向打分制，轉變為多維度的全面評價相結合的方式。
篇12
2.高職專業法學教育擔負著為我國培育法律人才的重任
教育事業的發展需要不斷地拓新。這就需要高職專業法學院不斷地改革努力創建全新的人才培育模式。所以，高職專業法學教育的改革需要不斷地改革創新，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進行探索，因為法學人才培養問題是貼近現實的，需要加強對高職專業法學培訓內容的針對性，因為高職教育是法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培育新一代的可操作實用性人才是高職教育的重點任務，由于在現實社會中，發生的很多問題需要通過法律來解決，一些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也被歸屬到法制社會中，這就需要法學教育及時提供給法律界很多的高標準、高素質的實用型法律人才，所以，國家對于高職專業法學人才的培育應大力給予支持，把高職專業法學的培育作為國家培育人才的重中之重。
3.高職專業法學教育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其必須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法律在社會中運用的范圍十分廣泛，需要法學人才具有足夠強的實踐能力，因為法學在社會中的應用地方有很多且具有一定的實踐性，所以可以將其歸為應用性科學，這就要求高職專業法學教育與社會發展同步，需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有針對性地對法學教育進行培育法學人才。由于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在科學技術領域有了很多的創新，使得社會信息化、網絡化的發展越來越穩定，這給法學教育帶來了一定的挑戰。這就需要高職專業法學教育不斷地加強對其專業技能知識的培育，還要培育出能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實際操作能力強的法學人才。
二、高職法學教育的現狀
1.在法學培育的課堂內容安排上只重視理論教育，忽視實際操作
根據相關人員對法學教育課堂內容安排的調查統計發現，現在高職法學教育課堂內容的安排十分不合理。法學教育課堂內容都是關于一些理論性的，與本科院校法學專業的課程內容十分相似，而高職院校和本科院校的最大區別就是高職專業注重實踐，本科院校的法學教育注重理論，這就不符合高職法學教育的理念。例如，高職專業課程內容設置中有法學原理內容設計但缺少了與社會市場經濟相符合的內容，這是課程安排上的明顯缺陷，只有理論，沒有與實際相符合的內容。這就讓學生失去了社會實踐能力，與培育創新可操作的實用性人才相差甚遠，不符合社會現代化教育模式。
2.高職法學教育培育目的與法律職業相脫離
在社會各個國家的法學教育中，不管這個國家的法學教育體制怎樣，其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存在著一定的關聯，其法律職業影響著法學教育。不但影響著法學教育培育的目的、重點培育責任、培育對象的發展方向，還對法學教育課程內容設計、培育教學方式、法律教學培育人才起著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在社會快速發展的時代，法律職業對法律人才的要求越來越嚴，不但要求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還要具備自身的高素質教育，更要求具有社會實踐能力，這才是高職法學教育培育目的與法律職業相符合的法學人才，高職專業要不斷地培育出符合社會法律職業的實用性操作人才，這才是與社會市場經濟相符合的法律人才。
3.法律教學方法落后不適應現代法學教育
現在的一些高職學院減少了學生社會實踐的機會，在課程安排上也只是注重傳統課本理論系統和一些科學性內容，對于學生的社會實踐操作能力不太注重，這種教育模式只是為學校的管理帶來了方便，而對于學生來說是缺乏社會實踐的重點表現，學校并不是站在學生的立場去著想，沒有思考學生步入社會后的結果，這與現在需要的實用性操作的法學人才越來越遠，這是由于高職學校沒有站在客觀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對于社會現代的需求還不是非常了解，對教育觀念沒有革新，依然依靠傳統的教學方式，致使給學生一些理論性的書本，讓學生背上面的法律條文，在課堂中舉一些案例分析，并沒有讓學生深入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只能說是教師講課的方式發生了改變，而不是對傳統教育模式的改革。
三、創建培育實用型人才的高職專業法學教育模式
1.確立明確的高職專業法學教育培育目的，調整法學課堂內容安排
對于法學人才的培育主要劃分為：實用型的法學人才、學術型法學人才、輔助型法學人才。在實用型人才中又包括了實踐性法學人才和多層次性法學人才；學術型包括了法律教師、法學研究人員；輔助型包括了輔助法官、檢察官、與法律相關的人員。高職專業培育的法學人才要根據以上幾種進行培育，這樣才能達到高職專業法學教育的目的。高職專業法學的教學內容應該做大力的調整，加強對社會的教育，在課程安排上要同WTO的法律內容相符合，尤其在民商法、經濟法、行政法設置一些關于實踐的課程安排，把教學模式改為實踐與理論相相合的方式。
2.傳統高職專業法學教育方式，突出法學教育的實踐性
社會實踐能力與法學教育是息息相關的，在教學模式中是不可缺少的，學生在社會中的實踐能力與課堂理論是需要高職院校同時進行培育的，所以，高職院校應該把傳統的教育模式改變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模式，因為實踐性可以讓學生自己在案例中體會到法律的真理，讓學生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還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情趣。從實踐中獲取并掌握法律的知識，例如，在課堂安排上學校要把課堂理論一節課與課堂實踐一節課安排在一起，或者是一段時間安排學生學習理論知識，在學完理論知識后，讓學生帶著這些理論進入實踐中，這樣可以讓學生對理論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篇13
通常來說，惰性心理的產生才導致出現惰。在日常生活和學習上表現出來的放松、懶散、懈怠以及漠視情緒，能發現問題卻不愿動腦筋想辦法解決問題的消極心理狀態。久而久之會使人逐漸失去創新的思維能力，而且會導致整個人對消極情緒的“免疫力”下降。
惰性思想袒護著惰，惰又滋長著惰性思想。學生惰性的存在嚴重影響到他思維的發展，知識的積累，優良品德的形成以及理想的實現。正確認識和研究學生的惰性心理，對加強其教育，培養新型人才有重大作用。
一、學生惰性心理形成的原因
學生惰性心理的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表現在以下幾點：首先，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條件的發展，新的生產力在不斷更新，使學生在家務和學習上對一些工具產生了一種依賴心理，總認為機械勞動可以替代一切手工。甚至認為只有利用機械才能做事，才能將事做得完美。從而懶于動手、動腦，這樣極大的抑制了孩子的實踐操作能力和發散思考能力。其次，學生的心理受到社會不良風氣和傳統思想的影響。很多家長認為自己的子女不是干活的料，為孩子包攬一切“工作”，使孩子得不到勞動實踐和動手、動腦方面的鍛煉，也正是這樣影響了孩子正確的勞動意識，讓孩子的惰性心理在思想上有了依靠。再有就是生活圈內的人的生活習慣也直接影響著孩子。青少年學生對事物的認知尚處在學習的階段，容易形成對周邊生活人群的效仿，老師及家長如果做事拖沓，不能說到做到，孩子必然會加以效仿。總結起來有四種類型：一是情緒惰性。學生或家庭等外界環境的影響，或因個人非正常心境的影響，或因大腦皮質的興奮周期處于低潮的影響而產生的惰性。這通常時間較短。當影響情緒的事件過去之后馬上就能恢復正常，惰性也不隨之消失。二是疲勞惰性。這是在學生的學習緊張或家務勞動過多時出現的。這時，思維困乏，精神渙散，精力不集中。熱衷于自己的愛好，只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注意，對于主要事物只是應付，在學校時表現出作業敷衍和拖拉。三是習慣惰性。由于缺乏嚴格要求，長期懶惰敷衍而形成習慣。這種惰性具有頑固性的特點，一般表現在家庭富裕，嬌生慣養或好說好動不守紀律的學生身上。四是生理惰性。這是因身體有病，生理發育不全所表現出來的惰性。它具有穩定的特點，表現在少部分有生理或身體負病的學生身上。
二、學生惰性心理的表現
1.心理自卑，不自信。學生表現出自我迷失，懷疑自己的能力，大多由于生理惰性引起，長期的失敗心態加上缺乏表現機遇就會讓學生形成“照貓畫虎、照本宣科”的生活學習方式。寧可和別人一起錯也不愿出一把風頭。
2.思想懶散，甘守平庸。對學習生活不肯下苦功，懶得動腦、動手;對學習上遇到的難點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敷衍塞責，遇到問題愛找客觀原因，推卸責任，得過且過，安于現狀。
3.自以為是，盲目自滿，不思進取。不愿接受新的事物，以為自己處在“高位”，盲目地樂觀與自信，沉湎于過去的成績上，不思進取，不愿接受新的學習方法甚至對新事物產生抵觸情緒，采取逃避或排斥。
4.因循守舊，思想僵化。把所有事物都看成是一成不變的，膽小怕事，不敢創新，總走“套路”“老路”，學習模式化，人格奴隸化。
從辯證法的角度來講，無論是什么事情、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惰性心理也不例外，它的存在與發展為學習實踐制造了障礙，滋長了學生的“懶惰”性格特點，對學生的成長與發展不利。另一方面惰性也可能促進科技進步。因為惰性心理的人在參加勞動實踐中往往“投機取巧”，將本來復雜的工作變得簡單易行，這樣才有了發明創造，從而促進了科技進步。
三、學生克服惰性的方法
1.形成良好的習慣，讓惰性沒有乘虛而入的可能。遇事后馬上動手，行動起來，不要讓大腦產生不置可否的念頭，不給自己留一秒鐘的思考余地。
2.制定一個良好的作息時間表，并按照作息時間嚴格要求自己執行。時間盡可能細化到小時到分，把復雜的事情變成一些小的、互不相關的、可以按部就班來完成的事情，這樣就更容易把事情辦成。
3.父母在假期里要給孩子盡可能多的自由，并要求他對自己的自由負責。有必要的話，應用心設計訓練孩子自制力的計劃，幫助他們控制自己的欲望。
4.教師做表率，嚴格要求，強化危機意識，投之以情，曉之以理，創造良好的竟爭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