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西域文化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篇2
不同的民族可能在與大自然的共同斗爭中有相似的經歷或者體驗，這就使得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中文中有“同舟共濟”，英文中有“inthesameboat”；中文中的“藍圖”，英文用“blueprint”來表達。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由于處于不同的地域或者處于不同的歷史時期導致他們對相同的事物和經歷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英文中的Heisawolf表達的含義是他是一個好色之徒，但不過英語學習者不知道相關的文化背景就會以為“他是一個很兇的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和西方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這就要求我們在不斷增強對西方各國的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時，不斷強化英語水平，這也是對我國英語教學提出的要求和目標。文化的載體是語言。任何一種語言的背后都是某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沉淀下來的文化。我們只有了解了語言中隱含的文化內涵，才能真正了解語言所承載的真正含義，我們才能夠具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目前，由于大部分英語教師在英語課堂上過分側重語法、詞匯的講解，而忽略英美文化的灌輸，導致我國大部分英語學習者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較為低下，對西方文化了解甚少，這是我國目前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對西方文化了解的匱乏，導致英語學習者對中西文化差異缺乏敏感度、洞察力和識辨力。例如，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對一名美國女士說Youlookstrong，這種說法讓這名美國女士感覺心里非常不舒服，因為strong這個詞過于男性化，如果把strong改為healthy則表達的更準確，也會讓這名女士感覺很開心。因此不進行文化教學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在交際的過程中容易產生誤解；另一方面，使用中文習慣進行表達，造成語用失誤、交流受阻。因此，在英語教學過程中，我們不但要強化英語運用的能力，還要不斷增進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語言有各種適用的場合。我們要用心體會語言的真實語義，就需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知識。什么情形下該說什么樣的話，什么話題是禁忌話題，都和他們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關系。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核心內容是文化，同時跨文化交際也是一種文化現象。世界正處在全球化進程中，英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在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相當重要，因為英語學習者只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義，才能對西方人的價值觀、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等深有體會，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語。
三、西方文化教學的新途徑
西方文化教學的進行可以通過以下途徑。首先，我們應樹立正確的文化觀。世界上各種文化都是平等的，我們不能簡單的說某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有優勢或劣勢。我們在繼承、發揚和傳播我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要不斷了解西方各國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其次，英語教師應在課堂教學中不斷融入西方文化教學。教師在制定教學目標時，除了明確語言點以外，還要明確文化點。文化點應主要圍繞影響語義和語用的各種文化因素進行講解，包括語言承載的文化內涵以及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等。教師在課堂上應強化學生語言的運用。教師應充分利用課堂時間讓學生進行分組會話、分組討論或演劇目等。在進行不同典型話題的語言運用過程中，比如如何問候、表達謝意祝福等，學生會意識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教學方法能夠培養學生對語言所蘊含文化的敏感度。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通過大量閱讀西方文學佳作，學生不但可以了解該作品體現出的某個民族的文化，還可以學會如何鑒賞文章。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應該相互滲透，有機結合。最后，教師在充分利用課堂時間之余，還應多組織英語課外活動，例如舉辦英語晚會、英文歌曲比賽、英文脫口秀、英文話劇、英語知識競賽、英語辯論賽、英美文化專題講座等。但這些活動的組織安排也應遵循一定的規則：英語課外活動應與課堂教學同步進行；教師只是活動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學生才是參加者和主導者；一切的活動要盡量營造一種輕松愉快的氣氛。時間的安排要恰當合理。
四、英語教學改革的啟示
傳統的只強調語法、詞匯等的英語教學已經不再適合時展的需要，我們需要對英語課堂教學進行改革。1.教師應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教師想要向學生滲透西方文化，就必須自己先找到相應的文化點，并具備介紹和說明這些文化點的能力。因此，教師在具備扎實準確的英語語言基本功的前提下，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國家的文化，同時也要讓學生不斷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學生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才能達到用英語交際的正確有效。2.教師應加強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教師應努力培養學生的自學意識，尤其是培養在課后積極主動豐富西方文化知識的意識，這種意識的提高會增進學生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學生不斷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3.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教師是課堂的組織者、教學任務的決策者和教學內容的改革者。教師應充分發揮自己的指導作用，不斷加強對學生西方文化知識的灌輸，并通過制定合適的教學任務和實行可行的改革方案來提高學生的文化知識和文化意識。4.教師要加強研究文化與語言、交際及英語教學工作的關系，不斷豐富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教師在課堂上如果只教授英語的單詞和語法，忽略文化知識的傳授，學生就會感到枯糙乏味，跨文化交際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再加上我們的學生身處中國，很難有機會去英美國家學習英語和感受英美國家的社會文化，所以教師應盡力引導學生沉浸到英美文化中，最大程度地理解英美文化的內涵。教師的英語教學應針對課本內容和日常交際需要進行，將中西文化共性和中西文化差異融會貫通，從而使文化學習和語言學習有機結合。在課堂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教師應盡最大可能在教學中融入英美國家歷史和社會生活全貌，最好配備DVD光盤，通過影像和聲音傳遞文化信息，使語言教學的內容形象化、具體化。具有新穎性和趣味性的影像資料應展現英美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自然景觀、民俗風情等。這種展示將有利于學生了解英語在實際場合中的應用。教師在課堂教學中還應設置合適的語境，組織一些可涉及英美國家社會文化層面的分組討論或會話，話題盡量是學生感興趣的，激發他們講英語的欲望。
篇3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語言是人在勞動中創造的,習語是語言特征的集中反映,是文化的載體,習語又是語言的精華。習語一詞的含義甚廣,一般指那些常用在一起,具有特定形式的詞組,其蘊含的意義往往不能從詞組中單個詞的意思推測而得。習語通常包括成語、俗語、格言、歇后語、諺語、俚語、行話等。其表現形式音節優美,音律協調,或含蓄幽默,或嚴肅典雅,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妙趣橫生,給人一種美的享受。習語是語言的精華,它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內涵。語言是為人類各種活動服務的,而習語恰好生動地反映出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廣義的習語包含比喻性詞組、俚語、格言、俗語、諺語、典故等,是語言發展的結晶。英語語言歷史悠久,包含著大量的習語,它們或含蓄、幽默、或嚴肅、典雅,不僅言簡意賅,而且形象生動,妙趣橫生,給語言增色不少。
二、英語習語中隱含的歷史背景
1、羅馬帝國時期產生的習語。
公元前49年,羅馬執政龐貝和元老院共謀進攻愷撒。當時愷撒的領地和意大利本部交界處有條小河Rubicon。愷撒不顧一切,悍然率領軍隊渡過此河與龐貝決戰。在渡河時他說“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經擲下,表明義無反顧。過了河,他還燒毀了渡船,(bum the boats)逼得士兵毫無退路,只好勇往直前,打敗了敵人。
就是這樣一段歷史故事,在英語中留下了幾個常見的習語:cross the Rubicon(渡過魯比肯河)喻意決定冒重大危險,采取斷然行動;burn one's boats(燒掉自己的船)表示破釜沉舟的決心;The die is cast(骰子已經擲下)預示著事情已經決定,再也不能改變。
2、a baker's dozen:面包師的一打
典故:15世紀,英格蘭出售面包是論“打”(一打十二個)的。那時面包師的名聲很壞,面包常不夠份量。因此,官方立下法規:凡出售不夠份量面包的面包師要受重罰。手工造的面包很難每個重量一樣都合標準,面包師為了避免受罰,每打面包再增加一個,故有a baker's dozen=13之說。又有人說,面包小販以一打(12個)的價錢購進13個面包,其中一個作為贏利。
3、a bed of roses:安逸的生活;舒適的生活;玫瑰花壇
典故:玫瑰花是英格蘭的國花。自古以來,玫瑰花被西方人看得特別高貴,它不僅被當作歡樂、安逸、榮譽、幸福的象征,而且被譽為盡善盡美的典型。相傳古羅馬人炫耀其生活的極度豪華舒適和無比歡樂安逸時,常把玫瑰花撒在床上。本語a bed of roses便來源于此。本語常用于否定句中,多含有貶義。
三、英語習語體現自然地理環境特征
習語的產生與人們的勞動和生活密切相關。英國是一個島國,歷史上航海業曾一度領先世界;而漢民族在亞洲大陸生活繁衍,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土地。比喻花錢浪費,大手大腳,英語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漢語是“揮金如土”。英語中有許多關于船和水的習語,在漢語中沒有完全相同的對應習語,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暫時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漢語的文化氛圍中,“東風”即是“春天的風”,夏天常與酷暑炎熱聯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燒”、“驕陽似火”是常被用來描述夏天的詞語。而英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報告春天消息的卻是西風,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西風頌》正是對春的謳歌。英國的夏季正是溫馨宜人的季節,常與“可愛”、“溫和”、“美好”相連。莎士比亞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詩中把愛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四、與有關的習語
與有關的習語也大量地出在在英語語言中。在西方許多國家,特別是在英美,人們信奉基督教,相關的習語如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幫助自助的人),也有Go to hell(下地獄去)這樣的詛咒。
現代英語中大量習語,源于宗教活動、儀式和《圣經》故事。《圣經》已然成為英美每一個家庭必備的讀物。隨著基督教義的傳播,《圣經》中的許多句子和短語被人們廣為傳頌,久而久之就成了習語。
如:Drop in the bucket/ocean滄海一粟。英語典故習語多來自《圣經》和希臘羅馬神話,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點)、meet one's waterloo(一敗涂地)、Penelope's web(永遠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棗災難、麻煩、禍害的根源)等。
五、結束語
任何一種語言的學習不僅僅只是書本上的語音和語法規則,還應包括對這種語言賴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及社會風俗習慣等知識的獲取。因此,如果不清楚習語的文化背景,或單從字面上進行解釋、翻譯,難免誤入歧途。
我們學習習語絕不僅僅是為了掌握它的“認知意義或詞典意義”,而要了解語言詞匯特定的文化內涵,也只有做到對詞匯文化內涵及文化差異的深刻理解,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和使用習語。習語不僅有助于英漢互譯水平的提高,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國家的民族習慣和民族心理,所以學習語言離不開社會,離不開與之相關的一切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傳播學跨文化傳播
在傳播研究的廣闊領地中，跨文化傳播研究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是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匯的產物。學術關懷總是基于現實關懷，跨文化傳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前沿貼近時代變遷的敏感點。本文試圖疏理這一學科分支的理論思想源流，并說明它的現實關切所在。
一、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論
從六十年代興起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日常生活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分屬于不同文化范疇的人們在日常的互動過程中彼此之間的溝通；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跨文化傳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號意義系統的差異和類同的傳播的可能性與可變性；三、上述兩個層面形成的實際傳播過程的矛盾、沖突和戲劇性的變化，由此傳播過程決定的文化的融合和變異。
早在1942年，美國哲學家和美學家蘇珊·朗格（S.K.Langer）認為，傳播的最根本形態是人的內在傳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類試圖通過符號了解他的存在的環境，這就是傳播的起點。基本的傳播研究是圍繞著“符號－對象－心靈”三者的關系展開的。由于人們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不同，對于外來訊息的處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疇內，人與人溝通時會發生正常的誤解；然而當人們跨越文化產生互動的時候，尤其是試圖跨越那些價值體系差異較大的文化，正常的誤解就會被夸大。這不僅給個人之間帶來意義讀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離，而且引起文化族群關系的失諧和沖突。這個問題隨著全球化交往活動的日益頻繁，顯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特殊視角，要解除的是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它的中心課題是要研究那些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觀念信仰的人們在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說明和理解意義。這一研究的目標有三個：1、描述特定文化之間傳播的性質，揭示文化的異同；2、基于對文化異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們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傳播差異的途徑；3、最終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創造和分野的進程。
一般說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術傳統主要來自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和修辭學。
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著重通過對單一的或多邊的文化行為作經驗性的考察，進行文化的可變性的分析。人類學，主要是認知人類學（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觀察社會成員之間的認知性關系的構成。認知人類學相信，文化是由決定行為的不同的心理結構所決定的，因此，這些結構可以通過數學的或邏輯的方法加以分析。他們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試圖在語言范疇與指稱對象、概念和事件之間確立一種相關性，進而建構出人們應對社會現實的規范模式。然而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語言的問題。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對于文化成分的分類，就受到元語言的束縛。而認知人類學比較偏重于口語和稱謂（名詞），對于實際的傳播行為缺少分辨，將認知結構片面的等同于詞語和意義的雙重結構，忽略了認知也是活的生成機制。認知人類學在試圖解釋文化問題時，面對更加復雜的對象，顯然缺乏對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覺。
現代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關注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決定和創造意義。文化人類學同時關注到行為語言、口語和非口語等表現形態。它不只是記錄觀察結果，更強調行動者作為特定社會成員和文化分享者的意義。在不斷的解釋意義的行為中，人們彼此建立起可以預期的信任關系。文化人類學在結構功能主義之后，轉向象征－符號學的方法。格爾茲（CliffordGeertz）發展出比文化可變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經驗直觀的濃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譯作“深描”），這奠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最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傳播研究的方法論面貌。格爾茲同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相區別的地方在于，過去的象征人類學家過分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傳統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制約，強調符號體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號決定論”的觀點。（例如，“不是人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人”。）格爾茲卻采取對某一文化事象（儀式、游戲、生活時間程序）的濃密的描述，展露出個人經驗與群體經驗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從而暴露出潛隱的意義和價值體系。他并不滿足于只是忠實地記錄觀察結果，而是試圖透過經驗觀察，從微觀的知識層面出發而達至對整個文化體系的解密。①因此，這一立足于微觀的經驗觀察的方法獲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積，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機制的圖景和情境。
修辭學方法一直是傳播研究得以借鑒的重要的工具武庫之一。布爾克（K.Burke）在60年表《作為符號行為的語言》、《動機修辭學》，拓展了古典修辭學的邊界。布爾克認為，任何有意義的行為組成為連串的修辭，因而也可以將修辭視之為傳播行為的分析。他的修辭學含有對文化可變性的選擇。首先，有意義的行為與修辭的規定之間的同一關系，正是創造意義的過程。跨文化傳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辭規定（文化設定）和傳播交流（行為機制）之間的對應變化。其次，修辭學不應只是研究語言，諸如音樂、舞蹈、藝術、儀式都是有意義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辭的。修辭學所要探詢的是，在這些意義表達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溝通的。相比之下，認知人類學只是通過有限的語言學關注研究對象，過于局限于語言，將語言看作文化的淵藪；文化可變性分析只是關注于傳播對文化變遷造成的結果，都沒有集中研究主體對于現實如何形成觀念的機制，正是這種觀念才規定了人們的文化認同。
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啟示意義的是布爾克提出的戲劇學的視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謂戲劇學的視角是將語言看作行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當作傳輸信息的載體。戲劇學視角是一種分析工具，它強調，對人類行為的描寫，應當將其看作由動機驅使的、創造意義或被安置意義的存在。人們是通過有意義的行為來創造現實的。現實的結構是一個分享符號的過程。人們既要用行動去安置世界的符號意義，又要不斷地根據符號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為。因此，對于文化的邊界，即人們分享意義的邊界，要進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問。從戲劇學的視角出發，文化可變性分析，將文化變遷孤立起來觀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為認知關鍵的語言，分析了許多有意義的行為類型，但是忽略了語言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意義系統。事實上，意義是要通過不斷的信息刺激，在人們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確認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來的理論模式
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歷史，通常從1959年霍爾（E.T.Hall）發表《沉默的語言》算起。霍爾在書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術語。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10年中為美國的外援機構培養外事人員時使用的。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它的實踐和戰略訓練背景。20世紀，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現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見高漲。移民帶來了緊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最近20年的美國式的跨文化傳播的經驗實證研究，也是基于這一背景。
羅杰斯（E.Rogers）在《傳播研究史》里，追述了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的移民問題是傳播研究的傳統性課題。以帕克（Park）為代表的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很早就關注移民溶入新國家的文化歷程。帕克從移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出發，關注到傳播和互動在社會分層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爾則更多的從行為科學著眼，分析了分屬于不同文化的人們的行為類型、學習特點、接受和反應方式。霍爾并沒有局限在量化和實驗研究的范圍，他將應用性的研究和質化分析（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在60年代中期，發表了《隱藏的維度》。進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傳播研究基本趨勢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圖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語代碼”理論(SpeechCodesTheory)。這些理論的總的特點是將跨文化傳播研究發展到更加精細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從對于“陌生人”的傳播困境的發現開始研究。所謂“陌生人”，包括僑民、新到者、新成員、暫時逗留者、闖入者、邊緣人、新移民、旅居者等。這是隨著全球范圍的人口流動，出現的越來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發展出一套對“陌生人”進行描述的技術，集中研究他們的倫理認同、交游類型、話語類型、感知習慣、自我意識和自我訓誡。古迪昆斯特發現，所謂陌生人現象，只是跨文化傳播的普遍規律的表現。對于陌生人傳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而是要發現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有效的傳播是經由何種條件達到的。他指出，三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慮和未確定性。三組表面性因素是：動機因素（需求、吸引、社會義務、自我概念、對新的信息的開放程度）、知識因素（知識期待、信息網絡的分享、對多種觀點的知識、對可供選擇的解釋的知識、關于同一的和差異的知識）、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種觀點的能力、適應溝通的能力、創造新概念的能力、調適行為的能力、搜集適用信息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導致陌生人面臨傳播情境產生焦慮或未確定性。有效的傳播是對焦慮和未確定性的管理的結果，是將誤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圖梅的“面子-協商”理論對于東西方文化造成的傳播差異作出了有趣的解釋。她指出，在每一種文化里都有某種用于協商的“面子”。面子是一個關于在公眾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隱喻。營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語言和非語言的動作、自我表現行為、印象管理互動等。霍爾曾經把文化分為“高度語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語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圖梅則作了更具體的解釋。“高度語境文化”如中國、日本、韓國等歷史悠久的東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統中解釋信息時，強調意義對語境（context）的關聯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任何解釋都是聯系到語境的解釋，從而沒有絕對固定的解釋；意義依賴于語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語詞。“低度語境文化”如美國、歐洲等西方文化，則是更加重視語言符號本身既定的意義和意思。語言和符號的既定意義在“高度語境文化”中，不是意義的最重要的來源，意義只是隱含在語境和關系當中的。隸屬于“高度語境文化”的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于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假定說，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個體的決定都會影響到群體中的每個人，那么，個體的行為就理所應當受到群體規范的控制。是“我們”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認同。相反，在“低度語境文化”中，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于群體。個人權利比群體責任更值得重視。“我”自身的認同才是最高的認同。霍爾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差異為例，指出“高度語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語言傳達，更習慣于將人群區分為“我們”或“他們”，更關心外來者進入“我們”的圈子時，是否能舉止恰當，并不關心外來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實的態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語境文化”則認為，人們所用語言表達的就應是他真實的思想感情，溝通成敗全系于能否恰當和準確的表達。因此，在后者看來，“高度語境文化”是含義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語詞辭典中，很難掌握到確切的解答。這樣，分屬于兩種文化的人之間，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問題是，這兩種文化如何達到溝通？汀-圖梅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對“自我面子關切”和“他者面子關切”的協商式行為，達到溝通目的。
[page_break]
汀-圖梅認為“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低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極的面子，“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的是積極的面子。所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謂積極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給面子”是鼓勵支持并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在心理動因方面，顯然消極的面子謀求“個體自治”，積極的面子謀求“群體包容”。不同的文化類型決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從而決定了不同的處理沖突的方式。群體價值導向的高度語境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親切隨和、協商妥協、退縮、避免沖突，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沖突。個體價值導向的低度語境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處理沖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③也就是說，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游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汀-圖梅對于兩類面子的分別，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系著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于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系著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系、禮儀交換關系（積極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語代碼理論，是通過對于各種亞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數民族）的觀察研究提煉出來的。他發現，口語是最為突出、隱秘的文化代碼。日常口語的語速、語調、語詞、語氣、語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會、修辭的文化區隔。講話的意義是通過言說者和傾聽者在溝通時使用口語代碼而創造和解釋出來的。意義不是固定在語言當中。口語交談的親近距離，反映了交談者之間的或親密或疏離或共謀的關系。菲里普森指出，符號、意謂、約定、規則的文化意義通常是存在于口語代碼里，而不是在正規的交談里。他將這些意義歸納為三個高度結構化的文化形式：1、口語里的文化神話——這是占據著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著各種解釋、講述著關于他們和別人的故事的敘述模式；2、口語里的社會戲劇——在特定的口語代碼里，深嵌著生活的規則；這種規則是經由人與人的交流反復考量確證才證明了合法性的；這種社會戲劇是一種公開的對質，它包含著針對他人行為作出評判的道德規則；3、口語里的圖騰儀式——這是一種傳播的儀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語交談是一連串由行為組成的語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現出對于值得敬畏的對象的敬意；一場好的談話是將自我、溝通和關系融為一體的極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參與談話者完全沉浸其間，建立起一個聽覺的私密空間；談話不是要解決每個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而是要將人們聚攏來，表達他們的個性，建立彼此的認同，體驗某種親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論，受到來自批判學派、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學派的批判和補充，以至將口語代碼與兩種基本文化的分類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文化——等級體制——尋求敬意的口語代碼——男性的世界；個人主義的文化——平等體制——尋求尊嚴的口語代碼——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論的價值在于，他將口語共同體和文化的邊界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更深入精致地觀察文化的傳播機制。④
三、學科前沿和現實關切
如果說，跨文化傳播研究這一新興學科分支，是與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爾、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聯系的話，它的興起顯然不只是純粹的學術興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戰及其戰后改制、后殖民、現代性、全球化趨勢等人類歷史的極其深刻和廣泛的變遷聯系的。這就決定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現實關切正是它的學科推進的動力。
關于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的比較由來已久。當美國占領日本強迫這個東方法西斯國家接受現代改制時，占領者就在保護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將它改為一個建設性的現代國家二者之間，反復權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紀多少沖突是由文化差異引起的，幾乎難以勝數。文化，也不是簡單的與國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與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傳播理論，揭示出文化的類型差異，可以是全球的、國家范圍的，也可以表現為一國內部的、甚至是一家內部的。即使在個人的行為和心靈中，也會有文化的沖突。
在所謂高度語境文化的國家里，現代教育有時擴大了代溝，增加了個人的文化困擾。因為，傳統的教育是通過文化語境的教育，是生活實踐的教育，不只是認字識數。現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語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學技術知識、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習慣行事，講究人際關系、潛移默化、心照不宣。這樣，受過系統現代教育的人，到了社會上，反而顯得不會辦事。教育模式與文化語境的斷裂，自然導致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交流的困擾。更加麻煩的是，隨著全球覆蓋的傳播網絡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個人被負載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的符號所包圍。個人的價值系統、認知系統、行為系統發生紊亂，文化的沖突從外部轉到內部，跨文化傳播也就成為內在傳播的一個新現象。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特別關注的文化認同（文化身份）危機。
西方和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歐洲文化研究理論，都將文化認同危機看作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多元文化主張、重返民族主義都是比較激進的解決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傳播研究要溫和得多。跨文化傳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有潛在的影響。但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似乎抱持著關于人類文化共同體的理想，懷著文化對話、理解直至達成共識的浪漫期盼。
現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邊界，瓦解了文化的防護系統。當文化日益成為拼盤，文化是否還成其為文化？跨文化傳播研究所要獲得的知識，與其說是建構新的文化，不如說是尋求調適文化差距或文化沖突的策略。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知識原理，轉化成為一種自我管理調適技術、人與人溝通的技巧、不同的國家或組織之間的協商談判策略；轉化成跨國促銷的形象設計和訴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來，跨文化傳播研究面臨的是新的時代背景：全球信息傳播技術的突飛猛進、電子網絡社區的形成、全球和區域經濟組織與跨國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民族國家、信息技術對軍事沖突的控制能力增強、大規模的移民、急速推進的城市化、網絡技術和自然語言的結合、全球文化市場擴張、國際品牌的形象認同……跨文化傳播的緊迫性凸現出來。這一學科的前沿性的課題是：1、從霍爾的跨文化傳播訓練發展為量化的訓練，在跨文化傳播中引入人際傳播、心理控制的技術；⑤2、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繼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適應性理論，忽略移民或其他新來者的行為動機，著眼于人們對于共同的適應經驗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適應；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著一種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觀念。他們關注的中心是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偏見、自我觀念、權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內在的傳播互動中發生影響；⑥4、發展傳播研究與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結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種組織的經濟、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上的與另一種文化相比較的標準，特別是研究“創新—擴散”模式，新的觀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廣；⑦5、分析全球化趨勢與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網絡、市場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識形態、語言符號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環境對國家政治穩定、社會改革的影響；6、提出多元化還是單極化的爭論，在政治傳播層面，是人權與國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層面，是文化多元還是文化霸權；民族語言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的護持問題；民族語言的國際化的可能性；7、左翼傳播學者對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全球擴張的警覺；關于后殖民時代的文化分析；8、關注現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文化認同或文化身份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和人員流動加速而變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親密關系結構、情感心理依戀、意象和意義分享、儀式和習俗效應、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懷、代際傳承關系、歷時性等）正在由橫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現的、缺乏固定結構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隨時尚的文化、仰慕強勢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時態的混雜的文化。只有當橫跨度的文化配置成為人們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時，文化認同危機自然會發生。應當說，文化認同問題是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跨文化傳播研究正從不同角度對上述課題進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類的跨越文化邊界的溝通和自我拯救。
注釋：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篇5
在外語學習中，社會文化因素對學習者及其學習效果的影響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國內外不少學者從這一角度出發研究外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并構建了各種理論。其中很具影響力的是Schumann提出的文化適應模式(acculturationmodel)。Schumann將社會文化因素視為一個具有因果關系的變量，認為二語習得者對目的語文化的適應融合程度決定著二語習得的成敗。文化適應模式理論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因為它有助于我們理解跨文化交際的心理過程和二語習得中社會文化因素。
文化適應是跨文化交際領域中一個探討較多的概念，它是“對一種新文化的適應過程”［1］，是對“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統及其交際系統的理解過程”［2］，是“學習者與目的語社團的社會和心理結合”［3］。Schumann認為導致文化適應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二語習得者和目的語使用者之間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
社會距離指一個人感到自己的社會地位與另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相同或不同。群體之間或社團之間的社會距離影響著他們之間的交流，還會影響一個群體學習另一個群體的語言方式。社會距離由許多因素決定，如：1)社會顯性，指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領域里，學習者社團與目的語社團的地位是平等的，不是一方優于另一方的；2)結合方式，指學習者社團是被目的語社團同化，還是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或是既適應目的語文化，又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沿襲自己的文化方式；3)封閉性，指學習者社團與目的語社團被各自的學校、教堂、醫院等社會設施隔離的程度；4)凝聚性，指學習者社團以圈內交往還是圈際交往為主；5)學習者社團規模的大小；6)文化和諧性，指兩社團文化是相近還是相異；7)社團的態度，指兩社團對彼此所持的態度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8)打算居留時限，指學習者社團打算在目的語社區居留時間的長短。
心理距離指學習者個人對目的語及其社團的總體心理感受，影響它的因素有：1)語言震驚，指學習者在使用目的語時所體驗的困惑和恐懼；2)文化震驚，指學習者在接觸一種新文化時所產生的焦慮和失落感；3)動機，指學習者學習目的語的目的以及為達到該目的而做出的努力；4)自我滲透，指學習者的語言自我塑性和僵化程度。
二、文化導入
1．文化導入的必要性
在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中，Schumann都強調了社會文化背景知識這一影響外語學習的重要因素。“學習外語是一個心理過程，是人們內心世界的一個變化發展過程”，“學習外語還是不同文化系統溝通融合的過程，是不同的價值觀念體系、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和語言方式的碰撞、理解、吸收和融合的過程”［4］。而文化知識和文化適應能力是交際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海姆斯提出的交際能力的四個重要參數——合語法性、適宜性、得體性和實際操作性，其中適宜性和得體性的實質就是語言使用者的社會文化能力。一個人如果不具備某語言社團的文化背景知識是不能與該社團的人順利地進行語言交際的。語言交際能力實際上是獲得進一步的文化知識的必要前提和手段。外語學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進一步學習外族文化的能力。要消除外語學習者與目的語社團之間存在的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即消除由于缺乏社會文化背景知識而造成的心理障礙，就應該把文化融入教學，提高學習者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2.文化導入的主要內容
知識中心模式是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模式之一，目前在我國的外語教學中占主導地位。“跨文化交際能力主要是如何在目的文化情境中適宜地使用目的語的知識，因此跨文化交際能力也可稱為目的語社會文化能力。由此視角來看，跨文化交際能力突出了交際能力的核心部分，即有關談話規則和適宜性的知識。下面的公式可以概括這種觀點。跨文化交際能力(目的語社會文化能力)＝目的語適宜性＝目的文化知識”［5］。知識中心模式強調文化知識的傳授和測試，即文化導入。根據這一概念，文化似乎是某種外在的物質存在，需要被人為地導入語言教學之中。陳光磊先生主張在外語教學中移入與目的語語義、語用相關的文化內容，它包括以下內容：1)一個民族文化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詞匯與語義上的呈現；2)不同語言中指稱意義或語面意義相同的詞語在文化上可能有不同的內涵意義；3)詞語在文化含義上的不等值性；4)不同文化對同一對象所作的概念劃分的差別在詞語及語義上的顯示；5)體現一定文化內容的定型的習慣用語，主要包括成語、歇后語、俗語、諺語、格言等。
3.文化導入的局限
知識中心模式的文化導入集中于認識層面。在課程設置、課堂教學和測試等各個教學環節都易于操作，但往往灌輸性強，啟發性弱，學習者本人缺乏切身的體驗。另外，這一模式難以處理文化的多元性、發展性，所傳授的文化知識往往流于文化定型。
三、文化定型的建立與打破
Dodd(1991)提出，成功的跨文化交際與三個因素緊密相關：第一，情感因素，指擁有積極的態度，包括自我肯定、自尊意識、信賴、安全感等。第二，認知因素，指跨文化接觸中的感知與認識，包括期望、定型觀念、不確定感等。第三，操作因素，指所采取的行為與交際技巧，包括言語與非言語技巧。作為認知因素之一的定型觀念是一種后天習得的行為，它指人們在跨文化交際研究或跨文化交往中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國家成員的籠統的、簡單的看法。文化定型對跨文化交際影響很大，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影響。文化定型被認為是人類應付復雜的外部世界時不得不采用的一種基本認知策略［6］。
1．文化定型的建立
定型最早時由Lippman作為消極概念使用的，他認為定型是錯誤的、非理性的。但更多的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定型是一個中性概念，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合理的認知心理過程。文化定型是貫穿群體之間實際差異的結果或媒體、學校、家長、同輩群體等社會影響的結果［7］。在外語學習過程中，必須要了解目的語文化，因為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習得主要來自于家庭、學校、朋友以及大眾媒體。我們對一個群體有一個統一的認識，人們會采取更為簡單的方式來概括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征，這樣的概括有一定的真實性和合理性，這樣的定型可以幫助我們加快信息加工過程。人們對于客觀世界存在的事物和現象的認知總是建立在“假設證偽否定假設建立新的假設再證偽再假設直至逼近真理”［8］。為了更好地理解各國不同的文化和進行跨文化交際，我們必須建立一些文化定型來概括文化差異。只有給某種文化貼上了標簽，找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才有可能進一步了解其他民族的特點，加速信息處理，加強跨文化間的交流。比如我們了解美國人交談時一般不會問對方的年齡、收入、婚姻狀況等問題。在文化學習過程中，如果不建立這樣的一些定型，沒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就根本無法了解和認識異國文化。2.文化定型的弊端
(1)夸大群體差異，忽略個體差異
文化定型往往是將群體的文化特征強加在個體身上，給交際者帶來困惑，妨礙對他民族文化有更深的了解，甚至形成偏見。其極端形式是，群體之間完全不等，群體內部的個體完全相等，也就是：中國人甲＝中國人乙＝中國人丙；美國人A＝美國人B＝美國人C［9］。定型思維頑固的人常以群體的概括取代對個體的具體觀察、分析和判斷，常給人貼上固定的標簽，比如：凡是英國人一律保守，凡是猶太人一律精明、勤奮，凡是法國人一律浪漫等。
(2)產生種族中心言語及偏見言談
在所有的定型觀念中，種族定型觀念對跨文化交際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最大的。種族定型觀念導致種族偏見，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一種種族中心言語及偏見言談，最終造成跨文化交際距離或交際中斷。種族中心言語源于種族中心主義意識，種族中心主義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用自己群體文化的準則、社會規范、行為方式來解釋和評判其他文化群體的行為，總是認為自己的群體優于其他群體，自己群體的價值具有普遍性，適應于任何人，否定其他群體價值觀念，并與其他群體保持一定的距離，在跨文化交際中便產生了種族中心言語及偏見言談，用特有的語速、語調及用詞以表示與其他群體的社會距離。
(3)忽略文化的動態多變性
文化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隨著歷史的變遷，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交往模式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關注這些變化，否則我們先前形成的一些正確的觀點和概念就會變成一種文化定型，影響我們成功的交際。文化定型是用靜止的眼光看待發展變化中的人和事物，高一虹在《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跨越”與“超越”》一文中舉過這樣的例子。《講給年輕人聽的東方故事》(YoungPeople''''sStoryoftheOrient)是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教科書，其目的是讓英語國家的年輕人了解“東方文化”或“東方人”的特征。文化的不斷發展變化以及文化內部亞文化的多樣性，使任何有關“A文化如何如何”、“B文化如何如何”都難以稱為正確的概括。有關中國物質貧困的描述，如果說在20世紀60年代不失為典型特征的話，在21世紀的今天則早已過時了。美國文化也是如此。美國是一個由多文化群體組成的社會，多元文化群體并存，文化內容豐富復雜，美國人曾經用“大熔爐”(meltingpot)來比喻他們的多元文化社會，而現在他們用更為恰當的“色拉盤”(agardensalad)來比喻自己的文化。我們平常所指的美國文化只是針對某一文化層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偏概全的，忽略了文化動態的多變性和復雜性。
3.文化定型的打破
在承認文化定型存在的基礎上，我們應大膽而謹慎地建立定型，進而向定型挑戰。
(1)注意個體之間的差異
在對不同文化差異進行概括或同目的語社團進行跨文化交際時，我們應對可能具有的文化偏見保持清醒的意識，警覺那些整齊劃一、忽視個性的文化定型，注意個體之間的差異，充分意識到定型給人們帶來的認識上的局限性。
（2）保留獨立探索的空間
在討論問題時，應介紹盡可能多的觀點和看法以及研究的方法。對于同一問題的研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對象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觀點可以刺激人的思維，以便獨立探索。介紹研究方法可以幫助學習者掌握評價標準和分析手段，甚至可以鼓勵他們自己做一下文化對比研究，從而更多地意識到文化的異同，更坦然地接受差異。
（3）采取寬容的態度
在跨文化交際中，，對其他文化應該采取尊重和寬容的態度。要更多地與有不同文化的人接觸，廣泛地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尊重對方的習俗，與對方建立平等的關系，盡量改變已經形成的偏見，克服種族中心意識，避免在交際中因為定型而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結語
living(1986)指出，設有文化，我們不能觀察，有了文化，我們卻永遠都是盲人。在文化導入過程中，在文化意識沒有被充分喚醒的情況下，對文化特征的過分強調可能會使學習者誤以為這些特征就是事實本身，從而在交際過程中生搬硬套，忽略個體特征。這樣，以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為目的的教學，所建立的不是溝通不同文化之間的橋，而是阻礙文化交流的墻。而建立定型又是必要酌，不是一開始就應該避免定型，關鍵是如何向定型挑戰，拆墻搭橋，解決定型的建立與打破這一矛盾。
參考文獻：
［1］Brown,H．PrinciplesofLanguageLearningandTeaching［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0.
［2］Ellis,R.Understanding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3］Schumann,J．TheAcculturationModelfor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inR.Gingras(ed.)［C］．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andForeignLanguageTeaching.Artington,VA:CenterforAppliedLinguistics,1978．
［4］黃曉紅．外語學習心理和心理訓練［J］．廈門大學學報，1992(1)．
［5］高一虹．距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跨越”與“超越”［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10)．
［6］胡文仲，高一虹．外語教學與文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篇6
在《點擊職業英語》基礎英語模塊每一單元都通過圖片講述故事，給學生提供語言情景，讓學生充分體驗英語口語，體會中西文化差異。同時在課堂中設計多種形式的小組活動，如給學生模擬情景，并讓學生以小組的形式進行對話演練。在練習過程中讓學生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差異。文化知識內容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學生通過完成任務和活動訓練即鞏固所學內容。根據學生在日常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幫助學生查找出在交流過程中出現文化差異的真正原因，使學生學會遣詞造句。例如，學生在模擬面試情景進行對話，在對話結束時其中一位扮演面試官的學生說‘“Youcangotowork..”（你可以去工作了。）學生在對話過程中，受自己母語影響，所說的英語都是中國式英語，不是地道的英語。而在西方國家給人以答復時所用的語言比較委婉，可以說Thankyouforyourinterestinginourcompany.Youwillbehearfromusverysoon（.感謝你對我們公司感興趣，我們會盡快給你答復的。）/Well,I’llletyouhaveourdecisioninoneortwodays.Thankyouforcoming.Goodluck（!我們會在一兩天之內給你答復，謝謝你來面試，祝你好運！）在用英語表達的過程中，委婉謙和的語言比較符合西方文化。
3觀看影片
絕大多數中國學生在學習英語過程中，都是在母語氛圍中進行學習。理論上的學習不能完全滿足學生學習西方文化知識的真正需求，在課堂教學中引入英文原版影片，圖文并茂，使學生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差異并獲取文化背景知識。在選擇影片的過程中，可以選取一些文化信息量比較大的經典影片，如《燃情歲月》、《海上鋼琴師》等，也可以選擇一些由英美名著改編的影片，如《傲慢與偏見》、《情感與理智》等。在教學過程中給學生觀看影片的過程是：搜集影片——與課本內容相結合，查找適合課堂播放片段——給學生播放——檢查課堂效果——達到交流目的。
篇7
比如以一句學生譯一段中文小說為英語例，書中有一段話說“說曹操、曹操到”。學生感覺到這句話特別不容易翻譯，因為外國人不能理解什么是曹操。可是用一般的指代名詞來表達，又沒有這般鮮明的語句表達效果。學生在仔細分辯文本要表達的意思，且認真地思索以后，使用這句話來表達這個成語的意思：“Whenwetalkaboutthedevil,hewillappear.”。學生認為，外國人不知道誰是曹操，但是外國人知道誰是魔鬼。
如果借用外國人人人都能理解且非常介意的魔鬼為指代名詞，外國人就會明白這個成語的童思。教師引導學生用翻譯的方法使學生正式中西文化的差異，可讓學生自己檢查自己的知識結構是否存在缺陷，當他們發現自己不能靈活地應用已經學過的英語知識的時候，他們就需要自主地去學習相關的知識。
2.使用交流的方法加深中西文化的溝通
篇8
文化;文化教育;全民性;創造性;歷史傳承性
“文化”的含義因語境而異，有的指精神，有的指物質，有的指文學藝術，有的指民俗技藝，有的指政治經濟，有的指科學技術，有的指歷史宗教，有的指先進思想作風，有的指不良風俗習慣，而且中外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文化觀又存在眾多需要厘辯之處。
一、文化的共通特點
1.文化的社會全民性特點。文化必定是全社會成員共同創造的財富成果，并共同接受認可，個人的創作只有匯入文化的寶庫之中，才能成為文化的反映或代表。文化這種智慧的結晶絕不是一人一時一處的佳作，終將融入全民社會群體中去被檢驗，造福于人類社會的必為社會成員認可接受，少數人反對或者是違背，不能否定文化的全民性。文化是全社會的，不是某一些人的，是沒有階級性的，但對文化的認識是有階級性的。一些利益階層，對正義與邪惡、正確與錯誤的認識可能會改變其對文化的認識。如某些權力階層利益階層受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基礎的制約導致他們權欲膨脹，利欲熏心，完全按自己的需要來解讀文化，中國古今窮奢極欲的帝王、殘害忠良百姓的奸臣、巧取豪奪污蔑群眾的強權者，他們所倡導支持的所謂文化絕不是真正的全民性的文化，一切無視他人的自私占有都為人們所唾棄。文學史上也有一些崇尚貴族文化、否定群眾文化，甚至以說人民群眾的語言為恥的作品，他們無論是盛行一時，還是強權推廣，也只不過是自詡為雅和小眾自娛，絕非文化。
2.文化的歷史傳承性特點。文化是財富，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有益于公眾，有益于人類社會，可以成為子孫后代的珍貴遺產，人民自覺習得并世代傳承，也因此，文化是要經過時間檢驗的。毋庸置疑，歷史上凡是被認定為經典的都需要實踐檢驗，哪些東西能被人們傳承認可是要被時間檢驗的，漢語中流傳已久的眾多熟語、文學作品，即使當時不為人所認識，最后經過時間的傳承，都被當之無愧地稱為文化。剛興起的科學技術，剛流行的藝術形式，如樹皮畫、羽毛畫、麥秸畫等是不是文化，尚需等待時間檢驗，剪紙畫應該是經時間和大眾的認可，等待傳承的藝術，書法自然已經是文化，其他一些書寫的方法，還需傳承的考證。文化有精神影響力(包括價值觀念、道德思想)和物質表現力(包括事物表現、行為表現)，教育可以擴大文化的影響，傳承主要靠言傳身教，接受是自覺習得的。而且人類文化是開放的，一經接觸，會廣泛傳播、代代相傳。傳播的途徑多樣，重要的如語言、文學、藝術、宗教、衣食住行等。在傳承過程中，文化的內容和影響會不斷發展、融合、壯大，然而，我們所說的文化傳承性必須是其歷史文化內涵的傳承，而不僅是形式的保留。
3.文化的創造性特點。文化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也就是智慧與勞動的結晶，是在人類爭取美好生活的生產、斗爭中創造的寶貴成果。巧取豪奪、坐享其成的東西不是文化。失敗文化是不存在的。不生產、只消費不能稱其為文化，而刺激消費、過度消費、公款消費只會為商人帶來利益，而造成社會的消耗和浪費，非但不屬于文化，而且可能是犯罪，因而毫無創造性而言。而如經典作品《雷雨》中塑造的男、女主人公，通過他們的悲劇命運反映什么是真正的愛恨情仇，折射出靈魂中的高尚與卑鄙，是社會中人們真正所向往追求的人的生存環境。作品中與現實的背離、人性的扭曲反映社會的異化，追求自由、平等、博愛永遠散發著文化的馨香。文化的創造性還體現在對社會有益方面，文化因其公益性而被人們自覺追隨，也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有階段性，但無階級性，任何社會和群體創造的文化都不只屬于那個社會。中華傳統文化是社會從古到今、從富到貧，不同階級都普遍接受的。我們說文化是財富，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其創作的目的都是有益于公眾，有益于人類社會，可以成為為子孫后代的珍貴遺產，人民自覺習得并世代傳承。美國總統里根在1987年的國情咨文里就曾引用老子在《道德經》中的“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句作為制定美國國策的佐證;英國衛生部部長也呼吁學習中國孝道文化，吸取中國人照顧老人的經驗。
二、中西方文化教育觀辨析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厘清文化的內涵、外延，明確文化應該是優秀物質產品、民族精神的概括反映，是社會主體共識的審美意識，具有總體性。一方面，物質體現精神，文化必有文化內容，不能只有形式。一座建筑作為文化代表，其外表一定體現內涵，其物質實體必然表現其造型設計、技藝理念。因而，文化是精神的，是情感性共識，雖然人們常把有代表性的各種創作和經典作品等視為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具有整體性。文化可以是有普遍性的純樸的民風民俗、符合客觀規律的思想，但個別的風俗、思想不等于文化，即使是名人的、大國的也不行。英語辭書對文化的解釋卻與漢語不同。《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culture”義項:
1.生活方式(wayoflife):(1)文化、文明(指國家或群體的風格、信仰、藝術生活方式及社會組織);(2)文化(指擁有特定信仰的國家、群體等)。
2．藝術、音樂、文學(art/music/literature):文化(藝術、音樂、文學等的統稱)。
3.看法、態度(beliefs/attitudes):文化(某群體或組織的一致看法和態度)。英語中culture的這三個義項是與漢語辭書中的義項1對應的。文化(cul-ture)被解釋為生活方式、藝術、音樂、文學、看法、態度，這與漢語解釋的第一個區別是:具體列舉，而非抽象概括;而由此導致的更大的差異是“可此可彼，可好可壞”，“某群體或組織的一致看法和態度”。我們不禁要問:任何群體和組織宣稱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看法和態度都是文化嗎?況且“看法”和“態度”又是那么明顯地帶有主觀傾向。英語中對“culture”的認識看起來表達自由，實則容易令人誤解，也會給一些別有用心的文化誤讀者以借口。《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還有一個頗耐人尋味的例子:孩子們受到的教育叫他們要尊重不同文化(Thechildrenaretaughttorespectdifferentcultures)。這是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也許會被認為體現寬容。但言外之意是不管好不好，也要尊重(而不是接受)。如果出于某種需要，既可以說“雖不好但是文化”，也可以說“雖是文化但不好”。英語中對概念理解上得寬泛，導致“culture”一詞內含太大、外延過寬，而這種認識的兩重性已經導致模糊正誤界限的結果。受其影響，西方的文化教育觀從歷史到現在都存在某些致命的傾向性，即對文化的認識存在文化和非文化、文化和文化垃圾之分，但無所謂先進與落后之說。文化的“優劣說”既是一種違背倫理道德的思想，也是違背文化本質的觀念。它是一種否定文化多樣性的思想。而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其多樣性特征都是很鮮明的，尤其是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它既包容東西方文化的一些特點，同時在自身文化發展上也鼓勵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也正是這種文化，才能將眾多民族團結在一個大的文化團體中。
三、走出當代文化教育意識中的誤區
“文化”是對物質精神文明成果的審美認同，即一民族、社會傳承的對美好事物的共識。其傳承性習得性、情感性共識性體現在崇尚、追求、傳播共同認可的各種美，“美意、美心、美食、美事、美談、美言、美譽、美術、美文、美德”，這一系列的漢語詞匯的產生、傳播就是典型的文化審美認同。然而受西方文化觀念雙重性的影響，我國也出現一些誤讀文化、濫用文化的傾向，導致當代文化教育觀念走進種種誤區。本文僅從高科技產品帶來的巨變能否稱之為文化談起。以當下的智能手機為例，我們從中國的情況看，似乎人手一機，無論老少，不分職業和性別。殊不知，在很多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并不像中國一樣，智能手機的使用有明顯的年齡界限，在職業分布上也明顯不均，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環境里，由于人與人之間相對較為獨立，日常交流相對較少，手機的需求就變得相對較低。類似的文化返璞歸真現象，還有中國臺灣地區的“小確幸(微小而確實的幸福)”的生活追求。這種返璞歸真更多地表現為，對人性的觀照，無論是工業設計與生產、經濟生活、政府的社會管理，只要明顯地照顧到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是受歡迎的。即便是一些青年才俊也同樣意識到這種人性關懷的意義所在，其中不乏放棄子承父業的優越條件，而選擇那些沒有盈利空間、為眾多商家所不屑的、不具備商業價值的人文項目，例如，我國臺灣青年創業者黃沂雯在上海創立“失智人群(智力障礙人士)”體驗中心。企業家及社會觀察人士將大部分臺灣年輕人的所謂“不思進取，安于小確幸”歸為我國臺灣地區的經濟不振。“導致新一代的年輕人很多沒有了上一代的拼搏進取精神，他們更想做舒適和有興趣的事情”。出現這種判斷與現實的反差，并不是那些企業家的商業頭腦不夠，而恰恰是他們沒有真正地意識到，文化才是人類的根本，商業及其成果只是人類文化中微不足道的一分子，它對于文化的影響力遠沒有經濟學家們估量的那么重。電子書沒有像人們預判的那樣而替代紙媒，移動視頻也沒有像商家所期望的那樣而取代傳統的電視和廣播。總之，現代科技及其產品并沒有成為文化的趨勢，并不是使用的人多了，就成為文化。文化不是世俗化，更不是簡單的商業或物質需求。
作者：張利紅 單位：黑龍江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美］羅伯特•路威．文明與野蠻［M］．呂叔湘，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2］［蘇］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法］孔狄亞克．人類知識起源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篇9
文化遷徙,或文化變遷是指文化從一個地方和環境傳播或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和環境。在這當中,人既是文化的創造者,又是文化傳播的推動者或實踐者。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的四大文明已經隨著漫長的歷史長河的不斷遷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種新的文化中,成為新的文化形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傳播可謂是經典之傳。正是因為的巨大生命力,特別是與中國文化的某種可相容性,使得不斷中國化,從而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科學理論,成功推動了中國化的理論進程,在實踐中豐富了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就是說,文化遷徙是人類文明不斷向前發展和實現理論創新的重要途徑。
文化遷徙需要在一定的條件和環境中進行。這就是文化遷徙的途徑問題。文化遷徙的途徑主要包括口頭傳播、書本傳播、潛移默化式地傳播和網絡傳播。
首先,口頭傳播。這是最原始的文化傳播方式。在人類社會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不發達,人類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長者把本族群積累的知識,用口頭傳授的方法傳給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講故事的方式。當然,這種知識不能被稱之為知識,只能稱之為傳說。
篇10
二、黃色與藍色的中西文化差異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國文化中黃色與西方文化中藍色的相似之處，這兩種顏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還有其它的內涵意義，而且大不相同。
（1）黃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異黃色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種勇敢干練的性格。例如，在中國戲劇臉譜中，典韋、張飛這樣的勇猛干將就是用黃色作為他們的臉譜顏色。在心理學上的“黃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動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堅強、自信坦率的性格。黃色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明亮的顏色，代表著光明和希望，又與金同色，“黃燦燦”、“黃花閨女”這些詞語內含其義。“黃”在傳統文化中還有結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黃”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視，像珠子一樣發黃失去光彩，英語翻譯為“toloseone''''slooks”。總體來說，“黃”在中國文化中還是褒義居多，貶義含義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影響，但是黃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沒有這樣的待遇，黃色在英語里常帶有膽小的、令人討厭的含義。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語里是膽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絕對不是“黃色書刊”的意思，而是指黃頁，就是通常說的電話號碼簿。
篇11
2.中國文化定義
中國文化一般指中國傳統文化，是各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經過歷史沉淀積累下來的精華，是民族未來發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國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復合。“文”字又通“紋”字，可引申為文、文章、文采、條文等。化，則有變、改、生、造化等義。如《禮記?樂記》中說：“和，故百物皆化。”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義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養、教育、發展、尊重。在物質活動方面，“文化”意味著耕作，而在精神修養方面則涉及等，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礎性的涵義。西方文化一般是指發源于古希臘、羅馬，秉承了中世紀的基督教傳統，傳承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時期，經啟蒙運動發展而最終確立，并且幾百年來興盛于西歐、北美地區的文化系統。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較
建筑文化是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不斷作用的產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靚麗風景，是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產生的物質財富，也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內涵和風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會發展的差異以及地理、自然環境的不同，它們所呈現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異的。
1.中國建筑文化
中國建筑伴隨著中華大地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而產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建筑以其獨特的構思、豐富的美學價值而成為無價之寶，它能陶冶國人的情操，提升國人的審美情趣，豐富國人的視野。傳統建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體現，如北京四合院、閩南的圓樓、云南的一顆印住宅、河南和陜西的窯洞等，以及都城的規劃，宮殿的布局，皇室貴胄、達官顯貴的陵寢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結果。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燦爛的文化，構筑了精美的建筑體系。中國建筑作為中國文化的物質載體和中華民族精神的物質化表現，必然有著與西方建筑不同的風格和特點。中國建筑以其獨特的形質格局、超拔的內容體系在全球范圍內大放異彩，為世人所矚目。從建筑理念上看，傳統中國建筑有著濃厚的天人合一的時空觀念及和諧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則有著濃厚的中心觀念。可以說，中國的建筑滲透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作為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發展對于其自身的建筑有著深刻的影響。自遠古時代以來，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麗富饒的海南島上，創造出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作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藝術同樣源遠流長。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黎族人民根據地形環境、氣候條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創造了獨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傳統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紅白藤和茅草為建筑材料，房屋的頂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構成，屬于中國傳統的竹木結構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內部布置像船艙，被人們稱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傳統智慧的結晶。黎族傳統的建筑文化展現了中國古代人民無與倫比的智慧和獨樹一幟的風采，也展現了中華傳統建筑的強烈個性和藝術魅力。
篇12
西方國家的基本理念是把孩子培養成能夠適應各種外部環境(順境或逆境皆有)及能夠獨立生存的個體。基于這種理念，西方國家的家長在孩子的幼兒時期就開始培養孩子的自身能力，即通過自己親身經歷來積累經驗，在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訓進而成長。西方人從小就得到這種獨立意識和能力的培養，從小即從生活中得到鍛煉，形成獨立生存的能力和做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因此，當孩子長大，進入大學校園，這一教育觀念就給學生提供了一種非常積極的學習態度。西方國家的大學教育大多都是開放式的，教師上課時教給學生的是一種方法，有的時候是一個解題方法，有時只是一種思維方式，課后教師會留給學生一個問題，并且介紹很多書目，要求學生在一定而時間段內閱讀這些書，認真思考，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完成教師布置的題目。中國的家庭教育大多致力于孩子的未來發展，要有好的職業、理想的收入、順達的人生軌跡。基于這種父母強加給孩子的心愿，多數中國家長認為，父母對孩子最大的責任就是盡自己最大的能力讓孩子生活在平順的環境當中，盡可能少地經歷挫折和磨難，只要孩子好，自己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也心甘情愿，自己辛苦打拼一輩子就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優越的生活環境。因此在這樣的理念下，孩子從小被家長精心呵護，加倍關懷，只要學習好，家長在其他方面對孩子極大滿足，在心理、道德品質方面卻關心甚少。至于孩子獨立生存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等更是不予考量。當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成長的孩子長大，進入大學，他們的問題就會凸現出來。在中國目前的大學課堂上，大多數授課方式還是停留在“填鴨式”教學方法上，即教師在前面講授知識點，學生坐在教室“認真”聽講，課后教師布置作業，學生按時完成作業，答案大多都是唯一的，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在這樣一系列的教學方式下，中國的學生大多不會，也不用去思考，他們只是需要“聽話”即可。
3．中國與西方國家教育的若干比較
第一，對孩子的社會交往保護過度。不少家長抱著怕孩子跟別人學壞或吃虧的想法限制孩子與外界接觸，一旦孩子在幼兒園、學校或與朋友間發生爭執或不愉快，家長多會偏袒自己的孩子，且代替孩子去解決矛盾，甚至把矛盾升級為家長間矛盾。此種做法卻給孩子造成了極其負面的影響。就如中國家長最怕自己的孩子“早戀”，可是往往事與愿違，越是防范卻有更多的孩子踏入。第二，生活上的過度關心從而形成一切包辦。中國的家長，尤其是獨生子女的家長，在生活上怕孩子臟著、累著而不讓他們沾家務勞動的邊。無論衣食住行，總是怕孩子這樣怕孩子那樣，應不應該家長做的事都一力承擔了。因此就出現了三四歲的孩子還不自己吃飯、五六歲不會自己系鞋帶，上小學需要家長接送、代背書包等現象。在公交車上市場看到這樣的場景，白發蒼蒼的老人背著書包，旁邊是空手的孫子或是外孫，當有人給讓座時，肯定是老人讓什么都沒拿的孩子坐著，而自己依然背著書包站著;大學新生需要家長陪同入學，家長負責鋪床等等。總之，中國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是一站式全包，單純從生活方面過度關懷，確保孩子萬無一失，這才是做父母的責任。第三，經濟放任。中國不少的家長對孩子提出的要求有求必應，即使是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也有“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想法，都竭盡全力滿足孩子的要求。這一行為助長的是孩子不懂珍惜、不知感恩、互相攀比的不良習氣。
篇13
一、習語與歷史發展
社會歷史的發展對語言的影響是巨大的。隨著時代的變遷,舊的語言逐漸衰亡,新的語言不斷產生。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西方文化的痕跡主要反映在英語習語中。
例如在英國,羅馬人、諾曼底人的征服對英語習語的影響是巨大的。翻開一本中型英語詞典,在Rome(羅馬)的詞條下就會找到至少三條與“羅馬”有關諺語: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在羅馬就要過羅馬人的生活。(喻:入鄉隨俗);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喻:偉業非一日之功);All roads lead to Rome.――條條道路通羅馬。(喻:殊途同歸)。由此可見羅馬帝國昔日的輝煌。[1]
二、習語與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是一種社會現象。一個地區的習俗就是一個地區的文化中的組成部分,成為該地區人的生活中的某些思想和準則。
1.飲食習俗對英語習語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飲食文化與該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有很大的關系。
面包(bread)、牛油(butter)、奶酪(cheese)都是西方人的家常食品,圍繞這些產品出現了許多習語,輻射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如bread and butter(生活必需品,生計),面包和牛油是西方人的主食,所以,bread and butter就轉義成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謀生之道”。又如:bread and circuses(安撫物),有了面包就不會餓肚子了,但是“人不能光靠面包生活”,還要有精神生活,統治者要維護自己的統治,防止人民鬧事,就要讓人民吃飽喝足,再加上馬戲表演,供老百姓觀賞。這兩樣東西(bread and circuses)加起來,就可保天下太平了。[6]
圍繞著“牛奶文化”又出現了不少習語。如come home with the milk這是一條英語諺語,比喻某人在外“徹夜不歸”,玩了個通宵后,天亮才同清晨送來的牛奶一起回家。又如:bring somebody to his milk這是一條美國口語習語,喻指“使某人頭腦清醒起來,迫使某人屈服(或默許)”的意思。再如:mother’s milk(母親的奶),這條習語比喻“好酒”、“生來喜歡的東西”。[1]
2.人名習俗對英語習語的影響
在英語中,人名出現在習語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歷史文化事件中的人名形成典故,在長期的使用中形成習語;另一種是風俗習慣、民間傳說中出現的由人名構成的習語。在后一種情況中,習語的人名并不特指某一個人,而是泛指普通人或傳說中的人。在英語中,構成習語最多的人名有Adam,Jack,Jill,John,Tom等。例如指since Adam was a boy指老早、自古;the old Adam指人類犯罪的本性、私欲;Adam’s apple指喉結;a Jack in office指自命不凡的小官吏,擺架子的官吏;the Union Jack指英國國旗;Jack and Jill指少男少女;John Bull指約翰牛(典型的英國人);Your John Hancock指請簽上你的大名;Tom and Jerry是美國的習語,指吃喝玩樂的浪蕩公子;Tom boy指頑皮的姑娘;Joe Blow指老百姓;like a Rip Van Winkle指跟不上時代的人;plain Jane指純樸少女。[2]
三、習語與
宗教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語與文化的關系極為密切,更能折射出宗教對語言的影響。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后期已被定為國教,后來傳播到整個歐洲及世界其他地方。這在英語習語中就得到了體現。如:doubting Thomas(懷疑的托馬斯),該習語出自《新約》中的一個故事: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后,第三天復活,出現在門徒面前,但門徒之一的托馬斯剛巧那天不在,因沒有親眼看到基督,他不相信別人的話,不相信基督已經復活。后來人們就用doubting Thomas指那些“多疑的人”、“不肯輕易相信別人的人”。又如:clean hands(雙手干凈)源自《舊約》,指“雙手越干凈的人會越來越有力”,表示“兩袖清風”、“廉潔”;sow the wind and reap the whirl wind(種的是風,收的是風暴)出自《舊約》中,上帝不滿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告誡他們:“他們種的是風,收的是風暴”,后來人們用這個習語表達“惡有惡報,干壞事必將受到加倍懲罰”。也有一些習語出自基督教的儀式和歷史。如go to the church(到教堂去)意思是去教堂做禮拜、結婚,因為西方的婚禮多在教堂舉行。[4]
四、習語與體育娛樂
體育娛樂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英語習語中就有很多以體育娛樂為主題的習語。以美國為例,棒球(baseball)是美國最具普遍性的體育項目之一,被稱作美國的“國球”。它是美國男女老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僅大、中學校有校棒球隊,而且社會上還有職業棒球隊。每到比賽的季節,美國幾乎全民沸騰,萬人空巷。新聞媒體更是成篇報道有關消息。棒球運動已深入到每個美國人的生活,美國人的許多習慣用語都出自棒球運動。如at full bat指在全力擊球,俚語為“很快”;not get to the first base with指連一壘也沒跑到,現表示“連第一步都沒成功”;hit a home run指打了個本壘打,現表示“大為成功”;off one’s base(離壘),現表示“大錯特錯的”“神智錯亂的”。[7]打撲克牌是美國人的一種傳統性消遣活動,因此許多牌桌上的說法也就漸漸成了習語。poker face的意思是面無表情,不露生色。玩牌的時候,把牌放在胸口的地方,免得被別人偷看,這在英文里就是close to the vest,意思是一個人非常謹慎,不讓別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人們把電視迷叫做couch potatoes。couch指沙發,potato指土豆,是指那些一有時間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人。他們坐在那里一聲也不吭,一動也不動,就像土豆一樣。[2]
英語習語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習語翻譯要做到絕對等值是不可能的。譯者的任務之一,就是引導讀者接受異域文化,使譯文在讀者頭腦中顯現的形象和產生的聯想都盡量接近原文讀者得到的效果。英語習語中很多說法形象生動、寓意深刻,表現手法新穎獨特。例如“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the king.”“The devil may get in by the keyhole,but the door won’t let him out.”譯成漢語分別為“盲人國里,獨眼為王”和“魔鬼從鎖孔里進去,開著門也請不出”。[3]
總之,西方文化對英語習語具有深遠的影響,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學好英語這門世界語言,輕松地學習英語習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