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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
莊子《逍遙游》
一、為什么“媒介是條魚”
媒介是什么？是報紙、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志；是通訊、網絡、計算機；是手機、是信紙、是工具、是機器、是CCTV、是新聞集團、是時代-華納……是信息傳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條魚。
當我們把媒介放在社會大環境下觀察的時候，媒介更像是條魚。這條魚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莊子《逍遙游》中所描述的鯤鵬：“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讓你肉眼看不見。我在給學生講解傳播學時，常常把媒介比作魚，信息資源比作水。信息的傳播就好比魚把水和養分從嘴里吸入，經過傳播者的選擇加工成為信息內容產品，再經過不同的傳輸渠道傳給受眾，最終形成的反饋和影響還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劃分社會學的方法，我們也可以把信息傳播的研究劃分為傳播靜學和傳播動學。傳播靜學是指對傳播現象的結構性分析，一個傳播現象的靜態分析就象剖析一條魚的解剖圖；傳播動學則是把傳播現象放到社會大背景中去動態地觀察，就象一條靜態的魚又突然動起來，活蹦亂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會中有無數的媒介，象無數條魚，每天在吸進呼出，循環往復地做著信息處理與信息傳播的工作，在維持社會信息系統的大環境里面有各種各樣的魚，有大魚，有小魚，有大魚吃小魚，也有小魚吃大魚。
媒介和自然環境一樣成為一個龐大的環境系統，由媒介系統每天提供的信息，對于人類來說已經成為像水和空氣一樣必不可少的東西。媒介這條魚也與其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生死相關。生態環境是萬物賴以生存的基礎和條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生態環境一樣，媒體的生態環境也存在相互制約和依存的生態系統。媒介生態學是借助于生態學和環境生物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傳播學理論研究的延伸和發展。
以往的傳播學理論說到底還是對傳播現象的一個靜態分析，至于對傳播的動態研究，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我們國內都是一塊尚待開掘的研究領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當代大眾傳播學關注的是微觀的傳播過程及其各傳播要素之間的工作關系﹐而不太注重大眾傳播中微觀﹑中觀﹑宏觀系統之間和它們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生態關系﹐更沒有積極探索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生態規律[1]。”媒介生態學這個概念的提出，給了我們研究當代傳播現象和動態傳播的規律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視角。這似乎給面對瞬息萬變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眾傳播研究投來一道曙光。
為什么我們把媒介看作是條魚，這里面有幾層意義：
首先，我們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生命有許多為無生命物質所不具備的特性。能以極高的效率儲存信息和傳遞信息；具有自我調節功能和自我復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進行著個體發育和物種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終處在一種運動狀態的事物。媒介傳播現象就是在復雜的社會現象，是社會信息系統中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綜合運動與傳遞。
最重要的是，我們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那么，就要以生態的觀念來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生態系統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護媒介生態。媒介生態環境的惡化會導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魚。實際上，很多媒介已經死掉了，只不過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們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的生態環境下進行考察，媒介生態的研究就變得至關重要。在我們展開媒介生態研究的時候，對媒介生態研究的淵源和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應該進行深入的探討和確認。比如：最早開展研究的學者有哪些？有什么觀點？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么？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媒介生態研究，還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的媒介生態研究；生態與環境這兩個概念之間是什么關系？媒介生態系統是怎樣的構造？什么是媒介生態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態危機？……媒介生態研究有一個復雜龐大的體系，下面我們著重就以上問題進行探討。
二、媒介生態學的起源與發展
1、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
應該說，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的展開，來自于我國傳播學者的自覺，不同于傳播學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盡管美國學者開展媒介生態研究和日本學者開展媒介環境研究要比我們早很多年，但似乎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最初的展開與他們并沒有什么淵源。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國內傳播學界的有識之士似乎有不謀而合的共識，邵培仁教授最早發表了媒介生態研究的論文“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論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等論文開了國內媒介生態研究的先河；張國良教授也開展了媒介生態方面的課題研究；童兵教授在論及中國傳媒市場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態的概念[2]，張立偉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3]，表現出媒介實物研究方面的專家也對媒介生態問題顯示出濃厚的興趣。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發表了對媒介生態頗有見地的觀點和研究。這種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識，與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者似乎有一種默契。但媒介生態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思路和學科框架還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討。
2、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
從全球來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應該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中，又分為加拿大的多倫多學派和美國的紐約學派。提起媒介生態學，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多倫多學派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當然，不可否認由一群多倫多大學的媒介學者們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多倫多學派在媒介生態學理論的早期發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哈羅德.英尼斯（HaroldInnis）和著名的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是這個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應該被認為是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物，當然其代表人物還包括Eric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但是，美國的媒介生態學者卻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驅者。美國學者認為到目前為止有關“媒介生態”理論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國學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對媒介生態理論：人類傳播系統研究理論范式集錦》[4]。在這本書中，尼斯卓姆將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技術與文明”的論述作為媒介生態理論的基礎。同樣地，另一位美國學者昆斯（Kuhns)也將芒福德（Mumford）作為他編篡的“主要媒介生態學者名錄”的第一位。因此，他們傾向于將芒福德看作是整個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和哈羅德.英尼斯（HaroldInnis）這兩位學者提到，被稱為是最早介紹媒介生態的概念和研究傳播技術對人類影響的人。
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被看作是紐約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紐約學派并不象多倫多學派那樣所指的是一所單獨的學校，而指的是紐約這個城市中的媒介生態學者的群體。紐約學派早期的成員包括紐約大學的奈爾.波斯特曼（NeilPostman）和尼斯卓姆（C.Nystrom）、哥倫比亞大學的Louis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學社會研究學院的約翰.庫克（JohnCulkin）、皇后學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曼哈頓的TonySchwartz等等。紐約大學的奈爾波斯特曼（Neil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態”概念并將其建設成紐約大學一門課程的學者[5]。雖然芒福德的確將媒介與傳播學、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實際上，他無論是在媒介研究領域還是在傳播學領域都沒有被視為一個偉大的先驅者。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大眾傳播和城市化是大眾社會研究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談到技術，芒福德的技術理論對多倫多學派的媒介技術理論是有影響和關系的。
生態學（ecology）是研究生物與生物之間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研究范圍包括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圈等層次。“生態學”一詞是德國媒介學家E.海克爾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臘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場所”，-logy意思是“學問”。海克爾在其動物學著作中定義生態學是：研究動物與其有機及無機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特別是動物與其他生物之間的有益和有害關系。后來，在生態學定義中又增加了生態系統的觀點，把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歸納為物質流動及能量交換；20世紀70年代以來則進一步概括為物質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紀30年代,已有不少生態學著作和教科書闡述了一些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論點，如食物鏈、生態位、生物量、生態系統等[6]。至此，生態學已基本成為具有特定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的獨立學科。
芒福德將媒介與生態聯系在一起，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態學家僅僅只是將生態學作為了一種隱喻，但芒福德卻將人類生物學和科技學上的一些習慣轉化為了研究過程中具體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態與人類文化研究聯系在一起的學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對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蘇格蘭的生物學家，他的理論涉及到了植物學、生態學以及古生物學、社會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人類學、宗教研究、城市學等等諸多領域。戈德斯的“人類生態”的觀念在芒福德歷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興趣范圍的確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人類生態學”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們常常提及的一個。
多倫多學派的英尼斯和麥克盧漢同樣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響，戈德斯對那些芝加哥學派的著名人物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紐約學派和多倫多學派之間聯系的橋梁。戈德斯的“人類生態學”理論的論題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復出現[8]，并且成為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一書的中心主題[9]。甚至有學者認為媒介生態學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10]。但是，不管怎么說，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環境的概念都已經產生并且明確了。
不少學者往往對媒介生態學的一些論點有所誤解，草率地以科技決定論一詞來作否定。例如，傳媒生態學創始人之一的麥克盧漢的理論，從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馬克斯主義學派學者的抨擊，不斷的攻擊其理論沒有考慮到傳媒的政治經濟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的認識媒介。當然，這些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之批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們必須認清，這些批評者提出的問題，是政治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而不是傳播的問題。
3、國際媒介生態學研究的進展
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媒介生態學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研究各種媒介的符號和信息本質以及傳送特性，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變遷。媒介生態學者所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例如﹕在人類還沒有文字之前，他們是如何處理信息的？對當時的人來說，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們會如此定義？當時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認同？什么是他們的歷史觀和知識論？文字的產生、新媒介的產生對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認同有什么樣的沖擊？
蘭斯.斯瑞特（LanceStrate）與凱薩.曼孔盧姆（CaseyManKongLum中文名：林文剛）是現在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蘭斯（Lance）的研究著重在媒介生態思想的研究；凱薩（Casey）的研究著重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解析文化的形成和變遷，并且他的研究以中華傳媒與文化研究為中心，以各種傳媒的發展和其符號、信息特性為依據，來分析歷史、政治、社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們在2002年4月在《新澤西傳播學雜志》上主編了一本有關「媒介生態學的學術淵源的專輯，該專輯中的七位學者主要圍繞媒介生態學研究展開了深入的探討[11]。
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關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產業”的梅倬忠夫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展開對信息社會的研究的。不過，日本學者倒是一直沒有準確地使用“媒介生態”這個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環境”，由于信息科學和社會信息學在日本比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帶有信息科學的色彩。在媒介環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的社會情報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領域創成科學研究科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濱野保樹、武邑光裕合編的《媒介環境原典1851－2000》[12]一書是比較有價值和份量的媒介環境研究著作。
三、媒介生態系統的“六界”
媒介生態系統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單位，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1、媒介生態系統（mediaecosystem）
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生態系統一詞是由英國植物生態學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圍或區域內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種類的動物、植物、微生物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群落內不同種群生物之間不斷進行著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并處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動態平衡之中。這樣構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就是生態系統[14]。
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構成要素是媒介系統、社會系統和人群，以及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媒介與個人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受眾生態環境；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媒介制度與政策環境；媒介與媒介之間的相互競爭構成了媒介的行業生態環境；媒介與經濟界之間的互動關系則構成了媒介的廣告資源環境。媒介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在現實生活中，城市和區域也在變化，變得移動化和虛擬化。媒介變了，環境變了，媒介與社會、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也將發生變化。媒介生態系統的變化會影響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眾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態系統變化也會導致社會生態系統的一系列變化。
媒介生態系統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對象，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大小不一，多種多樣。小如一滴湖水、培養著細菌的瓶皿、小溝、小池、花叢、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羅地球上一切生態系統的生物圈。媒介生態系統具有多種層次，多種結構，可以作各種不同的劃分。按照人類活動范圍可分為村落、城市、區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態系統。媒介生態系統的基本單位一般以城市或區域來劃分。應該是基于某個區域或城市范圍內的媒介個體、媒介種群以及媒介與個人、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研究。
我們經常把“媒介生態”和“媒介環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難以分辨。那么，這兩個概念是什么關系呢？筆者認為，媒介生態是一個宏觀的概念，媒介環境則是一個相對中觀的概念，有時這兩個概念又是交叉的，我們采用“媒介生態環境”這個概念也許更恰當。環境是相對于中心事物而言的。與某一中心事物有關的周圍事物，就是這個事物的環境。環境科學研究的環境，是以人類為主體的外部世界，即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的綜合體，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
媒介環境對于人類來說是一種生活環境和傳播環境。對于媒介自身的生存發展來說則是媒介的生態環境。它在宏觀上研究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揭示社會經濟發展和媒介環境協調發展的基本規律；在微觀上研究媒介環境中的媒介變遷、轉化和傳播規律，探索它們對人與社會的影響和作用等。媒介環境和媒介生態兩個概念的區別是：前者著眼于媒介環境的整體，而后者側重于媒介彼此之間以及媒介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媒介環境和媒介生態兩個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類在媒介環境中的主體地位，強調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2、媒介生態系統的構成
媒介是多樣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態系統的劃分方法也是多樣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通訊、網絡、計算機等；每天運行在郵電系統中的郵件有數以千億計；每天發行的報紙也數以億計；人類擁有的電話有數十億部；更有數十億臺電視供人們收拾節目；數億臺電腦連著因特網在不停地進行著信息處理和信息交換。媒介的種類則更多，它們具有多種多樣的形態結構，它們的傳播方式也變化多端。
由于媒介變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大。我們可以按照媒介的發展分為早期的“新聞媒介”到“大眾媒介”，到“傳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還可以按內容分為新聞媒介、娛樂媒介、通訊媒介和網絡媒介；也可以簡單地分為紙質媒介、電子媒介和網絡媒介。報社是媒介，報紙也是媒介；電視臺是媒介，電視機也是媒介；到底哪個是媒介呢？看來，每種媒介的分類方法都有不周全之處。
在媒介生態學中，我們可以參照生物學家的辦法來劃分媒介系統。生物學家根據生物的發展歷史、形態結構特征、營養方式以及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等，將生物分為若干界。當前比較通行的是美國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統。中國生物學家陳世驤于1979年提出6界系統[15]。
在這里，我們提出一種新的媒介系統劃分法是：我們可以按照媒介在社會信息系統的傳播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把媒介生態系統劃分為六界：媒介符號系統、媒介資源系統、信息處理媒介系統、信息儲存媒介系統、信息傳播媒介系統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統等，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有時會使這六界媒介系統之間相互轉變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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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態系統的“六界”一界二界三界四界五界六界
媒介系統媒介符號系統媒介資源系統媒介管理與規范系統信息處理媒介系統信息傳輸媒介系統信息接收和儲存媒介系統
科技數字化網絡化宣傳部硬件、軟件光纖、衛星芯片、納米
文字、圖片廣告、讀者新聞出版署報社發行網新聞紙
語音廣告、聽者廣電局廣播電臺電波收音機、磁帶
圖、聲、文廣告、收視廣電局電視臺微波電視機
圖、聲、文廣告、收視廣電局有線電視臺光纖電纜電視機
圖、聲廣告、觀眾廣電局制片機構發行網錄像機、VCD
圖、聲、文、數字廣告、使用者、消費者電訊局計算機因特網計算機、芯片
圖、聲、文廣告、收視廣電局、電訊局衛星電視臺衛星折射器電視機、芯片
圖、聲、文廣告、觀眾文化部制片廠電影院膠片、VCD
圖、文購者、讀者新聞出版署出版社書店書
3、媒介生態學的主要任務
第一，探索全球范圍內媒介生態變化的規律。媒介生態環境總是不斷演化的，媒介形態變異也隨時隨地發生。為使媒介生態環境向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避免向不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就必須了解媒介生態環境變化的過程、基本特性、結構形式和演化規律等。
第二，揭示人類信息傳播活動同媒介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人類的信息傳播活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信息系統，媒介系統為這個巨大的信息系統的運轉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統，其中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內容資源的生產等。人類通過生產和消費信息的活動，不斷影響社會環境也不斷影響媒介系統。環境既是媒介的產品的消費者，又是媒介的資源。正如美國傳播學家德弗勒和鮑爾.洛基奇（L.DeFleurand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態關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標﹐另一方面在于資源。生活在一個社會的部分意義就在于個人﹑群體和大型組織為了達到個人和集體目標，必須依賴其它的人﹑群體或系統控制的資源，反之亦然。”[16]人類生產和消費信息資源的過程是異常復雜的，但必須使社會的信息資源足夠豐富和信息傳輸渠道保證暢通，整體的社會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因此，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中必須列入媒介環境發展的內容，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決策必須考慮傳播規律和媒介生態環境的要求，以求得人類和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態環境變化對人類生存的影響。媒介生態環境變化是由媒介技術因素和社會因素以及它們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須研究信息媒介技術的發展變化以及進媒介形態的各種變化。同時，還必須研究媒介生態環境變化同社會信息系統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可為人類提供一個健康的媒介生態環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態危機。
第四，研究媒介生態危機和危機信息管理系統。發達國家對應信息危機和媒介生態問題的研究包括幾個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側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產業的數字化和全球化所引發的一系列媒介生態環境問題。引起媒介生態環境問題的因素很多，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措施和管理手段，從區域媒介生態環境的整體出發，利用信息系統分析和媒介生態的規律尋找解決媒介生態問題的最優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同類媒介之間有互助有競爭，不同媒介之間也存在復雜的競爭關系。媒介的生存與發展需要一定的空間、資源與社會環境。媒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對周圍環境和條件的各種需要，如受眾資源、傳播技術、廣告資源和傳播制度等。各種媒介所需要的條件是不同的，這種特性表現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范圍，除媒介系統與媒介種類外，已擴大到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多種類型的社會信息系統。人類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幾大問題都成為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內容。
四、關于媒介生態學發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筆者去美國參加全美傳播學大會，并應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會的邀請參加了他們的學術活動，與幾位美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代表學者蘭斯（LanceStrate）和凱薩（CaseyManKongLum）等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我發現我們與美國學者之間對媒介生態研究的理解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他們的立足點是從人出發，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為主，但豐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廣很雜；而我們國家的媒介生態學研究目前的切入點，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經濟學和媒介經營管理學。以下是筆者關于媒介生態學研究地發展和趨勢的一些思考。
1、媒介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如果我們需要對媒介生態學的研究范圍進行確認的話，是否我們可以這樣定義：媒介生態學（mediaecologystudies）是吸收了傳播學、生物學和生態學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漸發展起來的，是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以及人與媒介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媒介生態學研究媒介的種類、系統結構、功能、行為以及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的關系等問題。
媒介生態學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部類：一個部類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的，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另一個部類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研究人與媒介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可能把這類研究稱為媒介環境學更恰當。這兩方面的內容構成一個完整的媒介生態學體系。人與媒介環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環境作為社會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它的運作規律以及人與它的相互關系；媒介與其生存環境的研究則是把對媒介的生存發展影響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環境、市場競爭環境等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研究，研究媒介與此之間的互動問題。美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接近于前一種研究，日本的媒介環境學研究也側重于這種研究；而我國學者對媒介生態學關注和研究則更傾向于后一種研究。
媒介生態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分支學科的展開有多種架構。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類別分，有報業生態學、電視生態學、網絡生態學等。也可以按媒介所處的環境類別分，有國內媒介生態學和國際媒介生態學，美國媒介生態學、歐洲媒介生態學、亞洲媒介生態等。還可以按媒介生態發展的歷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態研究和當代媒介生態研究等。還有一些應用性分支學科：如媒介經營生態、媒介生態危機、媒介生態環境管理、農村媒介生態、城市媒介生態等。
2、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態學吸收了傳播學、生物學、數學、信息技術科學的研究成果，向精確定量方向前進。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觀察描述的方法、比較研究方法和實驗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發展史上，這些方法成為一定時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現在，這些研究方法與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綜合而成現代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方法體系。呈現出由定性研究趨向定量研究，由靜態描述趨向動態分析。統計調查和計算機的應用，使媒介生態學者有可能更廣泛、深入地探索媒介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對復雜的傳播現象進行定量分析，從中找出規律。
3、媒介生態學的創新與拓展
媒介生態學研究逐漸向多層次的綜合研究發展，一方面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進入微觀領域，涉及個體媒介的傳播、經營、管理等各個層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系統又越來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觀；微觀和宏觀各層次之間又都有密切聯系。因此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具有綜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斷加深。我們對西方媒介生態學理論的了解也不斷深入。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觀點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術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觀點對于我們則比較陌生[17]。容器技術是經常被忽視的一種技術形式，與工具和武器是人體的延伸的觀點不同，技術即容器的觀點與媒介環境和技術系統這些觀點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工具、武器和機器是男性文化的符號，“容器”則顯示出女性文化符號的特征，有機體和生物學意義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時也是“容器”的特征，從而擴展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這種理論在芒福德對女性器官延伸的論述中得到體現。芒福德將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擁抱”、“容器的容器”[18]。
4、關于學科的交叉
媒介生態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交叉日益顯著。例如，由媒介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看，媒介生態學是傳播學和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的交匯點；從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來看，媒介生態學又是心理學與統計學的交匯點；在方法論方面，研究環境因素的作用機制離不開社會調查和統計分析，更離不開數學的方法和信息技術；在理論方面,生態系統的概念基本是借鑒生物學，而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則可說是社會學、經濟學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藝術與技術》[19]這本書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間的緊密聯系：“人類的技術發明與其他生物的有組織活動之間存在著很多的類似之處：蜜蜂按照工程學的原理來筑巢，電鰻能夠產生電壓很高的電擊，蝙蝠早在人類之前就懂得使用它們的雷達在夜間飛行”。在《技術和人類發展》這本書中，他表達了一種更深層的觀點，認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個部分。芒福德認為科技和生物學的融合在后現代文化中既是作為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作為一個美學問題提出來的，科技和生物之間的分離是人為的，是機械化和工業化的結果。使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不是工具、工業或勞動，而是語言、藝術和游戲[20]。
5、媒介生態系統的保護
世界上的媒介生態系統都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社會經濟生產系統與媒介生態系統相互交織，實際形成了龐大的復合系統。媒介作為“社會公器”，它在大眾傳播中的任何生態失控或失衡都會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對已經形成的生態平衡關系造成破壞。因此﹐我們必須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保護媒介生態，否則我們將會受到懲罰。
媒介生態學的任務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態平衡的方法和規律。綜合運用系統論、控制論和整體概念，就像系統論所提到的那樣：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現象是部分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控制論卻是將其研究的重點放在如何通過傳播和反饋來達到控制的目的。加強對社會信息系統的認識，搞清媒介生態系統結構以及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從生態整體出發，對媒介生態系統“人為地施加有益的影響，調節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達到系統最優結構和最高功能，以實現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和最大的生態效益。[21]”
6、確立我們的媒介生態觀那么，我們怎樣對待媒介生態呢？確立怎樣的媒介生態觀呢。媒介生態的基本觀念有一些是人類共通的，比如生態系統的理念，互動的理念，生態平衡的理念等。確立正確的媒介生態觀念，對于化解媒介生態危機，正確而科學地管理媒介系統，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媒介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樹立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媒介生態的整體觀、互動觀﹑平衡觀﹑循環觀、資源觀。他認為，不這樣就會破壞媒介的生態資源，進而危害人類的精神家園和社會的文明進步，最終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奮斗目標和用來與社會進行交換的資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頗有爭議的“龐大機器”理論也提到媒介生態的觀念問題。“現代的權力國家實際上僅僅只是古代“龐大機器”政權——軍隊系統的升級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組成的勞動機器而已，只是組織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與現代龐大機器最為重要共同特征是“隱藏在古代和現代龐大機器之下的意識形態是為了加強權力的規模與擴大控制范圍，而毫不顧及生命的需要與意義”[23]。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時時刻刻都在反抗著這種意識形態。
在我國，媒介生態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學科框架還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態學研究已經積累了一批成果，對我們來說是很好的借鑒和啟發。但是，我們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與理念和我們之間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媒介生態學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我國的媒介市場正企盼著文明的媒介生態。童兵教授對我國媒介生態狀況的改變充滿了樂觀：“隨著入世后保護期的縮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轉換，中國新聞法制同國際法的接軌，受眾對傳媒需求的變化，一個文明的媒介生態和更為開放的傳媒市場的新格局必將在人們的期盼中呈現。目前這種前景已端倪初現”[24]。
最后，我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要有保護媒介生態的意識。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東西，要以生態的觀念把媒介放在一個大生態系統中去考察和研究。總之，媒介是條魚，是有生命的東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頭，不是石頭，不是機器，不是工具，你記住了：媒介是條魚！
注釋：
[1]邵培仁：“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新聞界》2001年第5期。
[2]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國傳媒市場新格局”，2003-1-6
[3]張立偉李之俠楊飚鄧斌：“入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
[4]Nystrom,C.(1973).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s.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NewYorkUnviersity.
[5]LanceStrateandCaseyManKongLum,LewisMumfordandEcologyofTechnics,TheNewJersey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ume8,Number1,Spring2000.
[6]R.達若著，張紳等譯：《生態學概論》，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1981。
[7]Novak,F.G.,Jr.(Ed)(1995).LewisMumfordandPatrickGeddes:Thecorrespondence.London,EnglandLRoutledge.
[8]Mumford,L.(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NY:Harcourt,Brace.
篇2
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危機問題，就要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從而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從技術生存轉向生態生存。因為環境和生態危機是與技術生存相伴而生的，是技術生存的現實導致的惡果。生態生存是人類主要依賴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工自然與天然自然協調發展而生存的一種生存方式。生態生存并不是否定技術生存的作用，它仍保留技術生存的合理內容，也必然需要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來實現。然而，生態生存所需要的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單純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術，而是綠色的、生態的、環境友好的技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生態生存是“新技術生存”，是“綠色技術生存”，是“生態的”技術生存。它同傳統的技術生存有本質的區別: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人類不再是在以破壞生態、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人工自然中生存，而是在和諧協調的生態化的自然環境中生存，即在生態自然中生存。生態生存是自然生存與人工生存的辯證統一，是人工自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并在新的自然觀念指導下，借助高技術和新技術革命向天然自然的復歸。這就要創建生態自然這種新自然形態②。因此，生態生存是人類依賴生態自然而生存的一種生存方式。生態自然是人工自然的生態化，或是天然化的人工自然。在生態自然中，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轉化不再是單向的、不可逆的，而是雙向的、可逆的，人工自然逐漸融入天然自然，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雙向互動的大系統。生態自然還包括人自身物質與精神、生理與心理的均衡發展，它將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發展，推動人類向人的生態化方向前進。從人工自然到生態自然，從技術生存到生態生存，是人類文明的又一次偉大轉折，人類只有在這次轉折中，才會真正實現對生態危機的超越。生態自然觀是一種新的自然觀形態，是從自然觀的高度對生態自然與人的生態生存的概括。生態自然觀對人工自然的發展及其引發的利弊進行反思，是對環境科學、生態科學的哲學總結和對未來生態生存模式的設想。生態自然觀關注自然對人的價值和自然自身的本體論價值(自然價值)的統一，關注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統一。生態自然觀將對自然和技術的本質提出新的理解，是改造自然與保護自然并重的自然觀，是適應自然與超越自然相結合的自然觀。生態自然觀有可能從根本上增強人類的生態意識，從而促進生態科技觀、生態經濟觀、生態消費觀、生態發展觀、生態倫理觀及生態思維觀、生態世界觀、生態價值觀等新觀念的形成和發展。
篇3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是美國著名的生態學理論家，他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和《脆弱的星球》等幾部著作中，通過闡釋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生態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態危機的制度替換之路，在此基礎上建構起自己的生態學理論。福斯特的生態學不僅發展了馬克思的生態思想，而且他對當代生態問題所做的多維度揭示，對于當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一、發展觀與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選擇
福斯特認為，世界需要什么樣的發展條件和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模式?怎樣保持發展與環境的協調一致?不采取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目前的社會形態就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制度，“過去，這種積累一直靠全球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資源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的下水道。”所以，過去500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是不可持續發展的歷史。
福斯特強調，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不會自動解決人類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只有通過采取諸如消滅城鄉之間敵對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實現工農業的有機結合、實現土地營養物質的恢復和改良，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革命性變革等具體措施，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和工業方法合理地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關系，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由此可見，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始終是和他對生態可持續的追求聯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發展觀，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就在于，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樹立正確的發展觀，確立科學的發展模式，制定可行的發展戰略至關重要。
第一，樹立可持續的發展觀。可持續發展是從環境與自然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與模式，它強調的是環境與經濟的協調，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其核心思想就是經濟的健康發展應該建立在生態持續能力、社會公正和人民積極參與自身發展決策的基礎之上。可持續發展戰略向人類提出了一條新的發展原則:經濟的發展既要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資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態環境的自我修復能力，既要給現時的經濟發展提供環境支撐，又要給后續發展留有空間，同時還要不損害后代人的發展條件。這就要協調好社會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關系、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關系、經濟系統與生存系統的關系、人化自然與原生自然的關系。
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考慮，應該著力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是人類重新審視自身發展過程后，按照生態規律把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物質、能量代謝過程有機融合的新的經濟發展形態，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經濟運行模式。首先，循環經濟仿照自然界物質代謝、循環、共生等規律，在經濟發展中也形成類似自然界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間的有機匹配，改變了“資源一產品一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動的傳統經濟運行模式，組織成了一個“資源一產品一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使得整個經濟系統以及生產和消費的過程資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只產生很少的廢棄物，從而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發展與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的矛盾。其次，傳統經濟運行由基礎設施、機器、工廠等加工資本，勞動、智力等人力資本和現金、投資和貨幣等金融資本三大部分構成。循環經濟將資源和生態系統構成的自然作為第四種資本加人經濟運行。這種生態資本內部化改變了傳統經濟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改變了企業節約資源與污染防治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資源節約、生態保護的目的。
第三，對傳統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目前，我國已進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社會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原有的經濟結構已很難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為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國際經濟結構大調整這一潮流，對我國傳統經濟結構實行戰略性大調整，在堅持繼續加強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信息產業)的同時，要著力調整和優化第二產業構成，切實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第二產業比重過高，內部結構不合理、行業間發展不平衡的結構矛盾，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改變以前高投人、低產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狀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
第四，建立科學的GDP核算體系。過去多年我國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長速度，作為衡量發展的最重要指標甚至唯一指標。盡管這些指標不可或缺，但GDP總量或人均GDP并不能準確反映發展的社會成本，不能準確衡量經濟增長的代價和方式，不能準確衡量效益、效率和實際的國民財富，尤其不能對是否實現了社會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準確判斷。不僅如此，它還助長了一些地區和部門為追求過高的GDP增長而破壞環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資源的行為，陷人了“拼資源求發展”、“有增長無發展”、“有發展無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勢在必行。
二、生態價值觀與中國現代價值觀的探尋
福斯特生態價值觀的核心內容在于，他強調，必須認識到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并且努力保護它。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到我們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為我們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以可持續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們與自然的關系的理性規則。”
然而，在福斯特看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會關系卻出現異化，其集中表現在人與自然間的劇烈的不和諧以及當代的生態環境問題。福斯特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造成自然本身異化、自然和社會關系異化的原因可歸結為兩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及產品遠距離貿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本身異化、自然和社會關系異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積極倡導自然的社會化，極力反對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來，目前最應該受到批評的就是所謂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經濟正逐漸將自然界中的每一種東西—水、森林、植物種，甚至大氣本身—變成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的私人商品。這種自然的私有化趨勢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并且激化了對資本主義來說是特有的那種環境問題。”自然的社會化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他認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護之下—一般來說，這種保護是通過決定可持續規則的民主過程進行的—情況就會越好。如果我們把自然交給了資本，那么我們就為在很大程度上忽視可持續性這個集體目標的各種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奪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們把一切都交給私人利益集團，人口中的大多數在反對擁有和控制大量社會資源的強大的少數人意愿的時候，就會喪失保護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們把一些事物置于公眾領域，我們就會把這些事情置于一種可以運用民主原則的政治控制之下。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的社會化代表一種民主的和反資本主義的策略，一種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的策略。
福斯特強調，在生態問題上必須走出二元對立的思維。在他看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的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人類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實的、不斷變化的物質條件并無裨益。這種觀點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而這種觀念正是造成生態問題的根源。
透過福斯特的生態價值觀，給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最深刻的啟示就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實現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有機結合，必須確立起一種全新的生態價值觀，以此指導我們的生態文明建設。
第一，建立全民生態文明觀。生態價值觀的確立，離不開正確生態文明觀的引領。生態文明觀最核心的觀點，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對立的雙方，而是和諧相處的統一體。為此，應該在全社會倡導生態文明觀，進而使人們達成以下共識:一是，人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類，使人類得以產生和發展。二是，發展使人類變得不斷強大，強大又使人類自我意識膨脹，使自然之子自以為是自然的主人，沒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進而引發生態惡化。三是，人類需要重新審視自己，人類不僅要利用自然、開發自然，更要愛護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慮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其它物種生存、發展的需要，人類和自然要協調發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態文明觀念，不僅科學家要高度重視，而且政治家、企業家及全體公民都要高度重視，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類應當約束自己，擺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關注自然的存在價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時要把自身的活動限制在保證自然界生態系統穩定平衡的限度之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協調發展。
第二，樹立正確的消費觀。人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為了消費。然而資源的有限性與消費需求無限擴大，構成了一對矛盾。因此，在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中，倡導正確的消費觀，以引導人們合理消費，任重道遠。具體來說，可從兩個方面人手。一是倡導適度消費，崇尚節儉生活。適度消費就是對環境友好的合理消費，它要求我們以獲得基本需要的滿足為標準，而不是鼓勵對物質資源的無止境占有。無節制的高消費是一種脫離現實生存環境與合理需求的消費方式，它以享樂、揮霍為特征，使人們對物質與能量的消耗最終增加到自然界無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態，也有損于健康。因此，我們必須在全社會大力倡導適度消費，反對一切揮霍性、奢華性、鋪張性的消費觀念和行為。二是，積極參與“綠色消費”，這應該成為實踐消費道德的一種新境界。在消費過程中，我們應當自覺抵制對生態環境有消極影響的物質產品和消費行為，主動購買對環境友好、對健康無害的綠色產品，用正確的消費導向引導生產經營者向著保護生態環境的方向轉變。
第三，健全生態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態法律制度，不僅是生態文明的標志，而且是生態價值觀確立的剛性制度約束，其作用在于用剛性制度約束人類的生態不文明行為，懲罰破壞生態文明的行為。從我國生態法制建設的現況來看，當務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態產權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態的天然屬性決定了生態資產的公有性，任何個人和企業都無法有效行使生態產權，只有國家政府有權代表社會來行使。但在現實中，國家產權得不到很好地實施和貫徹。在生態產權不清的情況下，生態資源的社會再生產與一般商品的生產過程是割裂的，生態價值沒有通過一般的商品價值的實現而得到足量的實現，結果導致少部分人對生態資源開發的獲益是建立在多數人環境損失的基礎之上的，這種損失就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的破壞。因此，國家對生態資產行使公共管理職能，就必須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態產權界定、配置、流轉、保護的現代產權制度。二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生態價值的實現，僅靠明晰產權、生態定價是不夠的，必須借助一些財政制度的安排，達到功能維護的目的。生態補償制就是實現生態資源生態價值有償制度的財政手段之一，是生態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態資源的過程中，對生態資源所有人或為生態保護付出代價者支付的相應費用。生態補償須遵循“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污染、誰付費”原則，環境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者應承擔環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態環境恢復責任，賠償相關損失，支付占用環境容量的費用;生態保護的受益者有責任向生態保護者支付適當的補償費用。三是嚴格落實環境責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責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對違法超標排污企業的處罰力度，嚴懲環境違法行為。
三、生態倫理觀與中國倫理道德體系的重構
福斯特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在生態問題上還存在不道德行為。任何一種破壞環境并使未來幾代人在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上更為貧困的制度，就是一種高級不道德。“人類不擁有地球，我們只是使用地球。必須為未來幾代人保護好地球，維護它的完整。我認為，這是關系到所有可持續性問題的基本道德原則。”
在福斯特看來，要解決這種在生態問題上的不道德行為，第一，需要進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僅針對個體消費者、政治家以及首席執行官們的不負責任的行動和決定，而且針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高級不道德”的革命。通過這樣一次革命，以取代我們目前對待環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種新的生態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紀資本主義制度興起以來，以“支配自然”為核心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原則，提倡保護環境被看作是對人們自由權利的限制。這種道德價值觀在當代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式的關系模式，并最終一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問題。福斯特強調，通過建立這樣一種新的生態道德，可以引導我們重新學習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終把自然看作是人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現人類和自然的和諧發展。至于這種新的道德是一種什么樣的道德價值觀，在福斯特看來就是“綠色思維”。由此可見，在福斯特看來，社會變革和建立新的生態道德價值觀對于解決環境問題是缺一不可的。當然，在福斯特看來，我們社會中的個人道德并非社會道德的關鍵，關鍵在于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體制。
福斯特的生態倫理觀，給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最現實的借鑒意義就在于，我們要搞好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進行倫理道德體系的重構，重視生態倫理的培育和倡導。要實現這一目標，可抓住以下主要環節。
篇4
生態文學中的倫理道德思想是文學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飛躍。從原始社會到生態文學產生以前，人和自然的關系一直是對立的、異己的，其文化觀是人文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的文化觀。人類的文明發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壞和逐漸退隱為代價的。原始社會的文學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為理想的，這一點在原始神話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封建社會的文學是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自然仍然是人類征服戰勝的對象。中世紀的宗教神學的自然觀否定了人的主體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獨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利。新文藝復興時期，人凌駕于自然萬物之上，人自居為天地的精華，萬物的靈長，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對象。尤其是到了工業社會，天地萬物都成為工業技術加工的原料和資源。長期以來，人類歷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爭的歷史。人們一直忽略了人與自然的同質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關系。直到生態文學的出現，從觀念上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把倫理關系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中，這是以往歷史上沒有的倫理思想，因此，生態文學中的生態倫理思想是文學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倫理
生態倫理學認為人類應該確定新的倫理道德尺度，人類應該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僅包括有意識的生命，還包括無意識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態倫理學拓寬了道德研究范圍，把傳統倫理學只研究人與人的關系拓寬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倫理學認為自然物同樣具有道德地位，倫理尊嚴。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寫道:“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的純潔和恩惠，他們永遠提供這么多的健康，這么多的快樂!對我們人類這樣地同情，如果有人為了正當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會受到感動，太陽黯淡了，像人一樣悲嘆，云端里落下淚雨，樹木到仲夏脫下葉子，披上喪服。難道我們不該與土地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梭羅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充滿道德情懷的自然界。在遼寧生態文學中，道德倫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對自然物具有了人文關懷。鮑爾吉·原野在《人看動物》中主張人文主義的關懷應該加人自然和動物的內容。他在《風吹哪頁讀哪頁》重申人的愛應該擴大到環境、植物、動物:“一個人把愛兼及他人與環境，包括植物、動物。佛法稱此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貧兒老婦，心里生出一點點同情心，則是另一種大善。這種情懷，即所謂‘悲’。慈悲二字，聽起來有些蒼老。有人甚至會覺得它陳腐，實際它穿越時代，是凝注蒼生的大境界。”在《蟲鳥侶》中，當“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蟲時:“心說，毛蟲你快爬吧，這么顯眼。那人近了，我趕緊找草棍把它挑到樹叢里……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輩子若你為人我為蟲，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來想，啥呀，就這么一挑，沒準閃斷人家腰呢，真是。”作者關愛毛毛蟲，自覺地擔當了毛毛蟲的保護神。
在遼寧的生態文學中，動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倫理。在王秀杰的筆下，松鶴、蘆葦也有道德倫理，人文關懷。在《盤錦松鶴，我對你說》中，松鶴是有道德倫理的靈物。松鶴愛盤錦這片蘆蕩，眷戀盤錦，松鶴充滿了愛心，從不計較人類對它的冒犯，松鶴每年都要結伴飛回日夜思念的故鄉—盤錦。在《野鶴歸來》中，松鶴媽媽教小鶴唱歌跳舞，松鶴爸爸教小鶴起飛降落，小鶴還穿著小鴨子一樣的黃褐色花衣裳，這分明是充滿倫理關懷的三口之家。在《<松鶴圖>遐思》中，王秀杰認為蘆葦充滿了悲情，是蘆葦隱蔽保護了、滋養哺育了丹頂鶴。作者為蘆葦打抱不平，哀嘆蘆葦命運之不幸，作者熾熱地熱愛蘆葦。在《蘆葦》詩情中，蘆葦蕩是鶴的家園，蘆葦是鶴的衛護者。在《鶴鄉秋蘆花秋》中，蘆葦充滿了對鹽堿貧痔的土地不嫌不棄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蘆花秋韻》中，“蘆花叢是鳥兒們最好的庇護地。當鳥兒們南飛后，蘆花把孤獨留給了自己。那時，蘆花像一只只舉起的手，搖擺著、搖擺著，像是在歡送，又像是在企盼。蘆花是在陸地上最艱苦條件下綻放的花。沼澤濕地，鹽堿海灘，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葉、開花。無論腳下的土地怎樣的貧痔，也無論生存的條件如何惡劣，蘆花都挺直了腰桿，昂著頭去接受”。可見蘆花具有它自己獨特的處事方式，而且它的處事方式已經蘊含了人的道德倫理。鮑爾吉·原野筆下的草和人相處的原則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綠綢子衣裳，不穿就不許出門，然后，謙卑地伸出雙臂，像獻哈達一樣，表達對太陽和人群的敬意……草沒有存款，它們原本想買一些貴重的禮物送給太陽、春天和土地上的人們’’。在李松濤的《貧血敗血并發癥》中，水養育天地萬物，是“多義之物”。在李松濤《凋零的蔥籠》中，樹是仁者的化身，樹奮力掩護人類的后代，保護生命的種子，對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權利
生態倫理學認為自然物有自己的權利，自然物不是專門為人類而生存。當人類被生態危機逼到了生存的險境的時候，人類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審視大自然。羅爾斯頓認為:“舊倫理學僅強調一個物種即人的福利;新倫理學必須關注構成地球進化著的生命的幾百萬物種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價值主體，自然物都有自己的價值和權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殺仙鶴的野蠻行徑。在鮑爾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樣子》中，眾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權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別人的大衣”，人類的蛋白質資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溫馴、哀傷、悲戚。羊為自己生的權利祈求過掙扎過:“我見過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館前。幾只羊被人從卡車上卸下來，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壯的廚工面前，前腿一彎跪了下來。羊給人下跪，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一幕。另兩只羊也隨之跪下。廚工飛腳踢在羊肋上，罵了一句。羊哀哀叫喚，聲音拖得很長，極其凄槍。”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剝奪羊的生的權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為泉水會捧著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護羊的生命，給羊以溫情。在鮑爾吉·原野散文看來，眾生是平等的，眾生不僅指鳥獸魚蟲與人類，也指草木稼蔬，還包括無法用肉眼看見的小生靈。“墻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綠，青蛙鼓腹而鳴，小膩蟲背剪淡綠的雙翅，滿心歡喜地向樹枝高處攀登，這是因為‘眾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種共生的權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與眾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為遼寧生態文學的重要創作思想。人有責任和義務去保護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僅僅保護人類自身。生態倫理學認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價值和尊嚴，人類應敬畏自然，關愛生命，讓人類的良知覺醒。生態文學的倫理觀對自然物的敬畏和關愛，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種血緣感，.作家對待自然物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保持和諧的生態環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愛護自然物。鮑爾吉·原野在《門大爺》中寫道:“我景仰昆蟲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儀蝗螂王者的氣度，希望它率天下眾蟲演藝。"鮑爾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認為:“事實上，每一種宗教包括民間禁忌產生的原始動因，都包括了這樣的考慮:人的生存與使其生存的環境之間的共生關系。如果一個人不敬畏糧食，那么天地間還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東西嗎?如果一個人不愛護環境，那么他到底要愛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體現了一種新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種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倫理關系。從傳統的倫理學來看，本來自然和人是沒有倫理關系的，但在她的筆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種倫理關系，她把對人的關懷擴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親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棄了人類的中心主義，對所有的生命形式進行了一種倫理關懷。她曾經明確地告訴別人仙鶴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寫的那樣:“對野鳥們的那份情感，則已經溶進了我的血液中。”鮑爾吉·原野寫到:“我走近時，蝴蝶把雙翼小心合攏，仿佛是為了讓我捉。我把手縮回，更不好意思把它們用大頭針釘到墻上，盡管它是一條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鮑爾吉·原野的散文筆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靈性和生命:樹枝下懸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開探照燈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氈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個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媽媽，草芽是草媽媽的孩子圍著母親探頭探腦。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靈性的生命，是不可能這樣寫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個平等的大家庭，中國自古就有萬物平等的生態倫理思想。從道家的法天貴真，道法自然，萬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莊子的“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愛物，到佛家的眾生平等，都有著生態倫理學的觀點。
在自然這個大家庭中，人類毀滅了自然，也就等于毀滅了人類自己。按照的觀點，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類在毀滅自然物的同時，就是在毀滅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與自然休戚與共。“自然異化即自然被壓迫后生出一種反對人類，同時也反對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態危機不僅是自然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問題，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機的集中表現。”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關系。自然不是可供人們選擇的對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鮑爾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嚴厲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動物變成了自己的盤中餐。“我覺得沒有比這個更惡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豬，全體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沒什么不能吃的東西了。”他勇敢地宣稱: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視為處于一種和動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認識到，傷害了動物，就等于傷害了人類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類在肆意地破壞大自然的同時，就是在毀滅人類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揚棄異化，與自然和諧相處，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態倫理思想打破了人文與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觀。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共生共榮性，不可分離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萬物應該和諧地相處。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隸，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關系。生態倫理思想建立了人文與自然的一元文化觀。李松濤在《sos—緊急呼救》中明確指出:“耍慣了派頭的人類，/不知明目張膽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葦海日出》中指出:“蘆蕩日出竟是這樣美妙而短暫。但這一瞬間卻啟示我們要尊重自然界，無論是靜止的植物，還是可移動的動物，都是生命力的顯示，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自然連接。在每時每刻，自然物們都有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親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筆下，大自然是一個和諧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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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是由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創立了生態學這個學科。生態學是研究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包括植物生態學、動物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進化生態學、地理生態學、生理生態學、應用生態學。生態學不僅是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學科之一,而且與農、林、牧、副、漁、醫都有密切關系的應用基礎學科之一。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科學的總稱。包括理論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態經濟學是從生態學系統來看待社會經濟問題,研究生態變化的經濟因素。包括部門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學、專業生態經濟學、地域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發展規律及其應用的經濟學分支。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別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在中國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間,生態經濟學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旨在整合生態與經濟系統,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及時投入這一嶄新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內容。在推動建立全民生態意識和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學系統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在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價值流循環與轉換。生態經濟系統劃分范圍可大可小,從層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層的生物圈和經濟界復合而成的生態經濟系統、國民經濟總體生態經濟系統、部門生態經濟系統、行業生態經濟系統。按地域大小分:有國土生態經濟系統、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庭院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組成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四大要素。
“現代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態經濟統體,因而現代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融合而成的生態經濟有機整體。按照這個理論,中國現代經濟不是個封閉系統,而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這個開放系統就是生態經濟的有機整體”。生態經濟學包括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生態經濟有機整體理論、生態經濟全面要求理論、生態經濟生產理論、生態經濟價值理論、生態經濟循環理論。生態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為基礎,運用現代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從結構、功能、平衡、效益、調控高度揭示生態經濟系統這一客觀實體的運動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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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是多爾最為看重的教學元素，多爾認為在教育過程中知識的學習只是學生的受教育過程，而課堂的動態生成則是學生個性化發展的重要一步。不僅是多爾這么認為，我國的大多數教育學家都持相同的觀點，并且保持比較高的境界。持有這種思想的學者認為，學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他們富有想象、感情豐富，并且極具個性，看待他們的眼光是要有生命的高度，對于他們的課堂應該是具備動態生成的。所以說課堂教學不再是教師在進行教學之前事先準備好教學方案，在教學的時候機械、反復、枯燥地進行教學方案中的內容教學，而是需要根據實際的教學情況不斷改進教學方案，在教學中觀察學生在學習中的小細節，利用動態生成教學模式給予學生想要的知識。
二、高校思政課的現狀是對動態生成課堂的呼喚
從我國各個高校近幾年來思政課教學質量的調查報告來看，其中存在著不少問題。主要的表現就是大部分學生對思政課都提不起興趣，甚至還會出現厭煩的情緒。作者從本市幾所高校的思政課教學報告獲悉，喜愛學習思政課中知識的學生只有1%，感興趣的有7%，感覺一般的占61%，不感興趣的占22%，特別反感的占9%。從思政課實際教學情況來看，課堂上很多學生都在干與思政課不相關的事，如睡覺、玩手機、看其他書籍、交頭接耳等，有一些學生甚至是不帶任何思政課書籍就進入教室進行學習。學生學習思政知識的目的也不明確，作者詢問了很多高校學生，有75%的學生認為學習思政知識只是為了考試不掛科，只有25%的學生學習思政知識是為了提升自身的道德思想水平。從上述的問題來看，造成問題的原因不可能只有一個，就課堂教學方面而言，教學方式單一，師生之間缺乏教學互動，導致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興趣不高漲，從而讓教師的課堂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多年來高校的思政課都是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再加上歷史原因和教師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教師在進行教學的時候通常都是在強調教師中心化和學術權威化，在給學生傳授思政知識的時候通常采用“灌輸”的方式，教學互動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教師通常都習慣于大面積、大容量的說教式教育，對于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教師很少會去調動。可能這種“灌輸”式的教學模式在我國的某個時期是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但是對于如今的高校學子，這種教學方式顯得非常突兀。當代的高校學子喜歡在學習中探究未知的事物，思想開發、思維靈活是當代高校學子的思維表現，但是由于傳統教學模式的存在，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撞擊，不僅晃動了教師手中的教學權威，也傷害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隨著我國教學改革春風的到來，生成式教學作為一種新型教學方式出現在教師的視野中，這種教學模式強調的是教學過程中各要素之間的平等交流，爭取教學知識的互動，其生成教學的核心理念就是師生之間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課堂生成教學就是在教學活動中全方位挖掘學生自身豐富的生活經歷和學生對于個性化的理解，通過多方面的實際互動，對于教學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和突發事件要積極面對，爭取將這些負面要素轉化為教師的教學資源。大部分學生進入課堂接受教育的時候都不是空著腦袋的，在以往的學習和生活經歷中，這些學生通常都會積累一些學術知識或者生活經驗，當學生進行知識學習的時候會根據自己以往的學習經驗創建屬于自己的知識系統。拋棄了傳統的教學理念，讓學生不再是被動學習的人，而是主動獲取知識的學習者。教師同樣也不再是課堂的主宰者，而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合作者和促進者。在當前的教育環境下，構建動態生成課堂是教師的主要任務，在生成教學的過程當中關注課堂上的每一個小細節，及時地收集和記錄，并且把這些小細節合理地生成教學資源，從而達到幫助學生學習的目的。
三、思政課生成動態課堂需要注意的地方
1.預設要精細
課前預設與動態生成兩者之間是存在矛盾的。我國的傳統思想是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提前預設，如果不預設那么這件事就做不好。教師在進行教學之前，要提前對所授知識進行預設，從而達到完美的教學目的，讓課堂中不確定的因素沿著課堂周圍運行。以上所述的教學預設不是單向的、死板的、嚴密的、獨斷的行為教學設計，而是多元的、敏捷的、動態的、科學的教學設計。教師應該在教學知識重點的時候，考慮到突然會出現的事件和相對應的教學策略，在教學預設的時候盡可能多準備幾個不同的教學板塊，根據實際教學需要應機改變教學策略。此外，在教學中還應該考慮教學的彈性，觀察“粗”與“細”的搭配比例。課堂生成中的空間大小是需要教師控制的，如果答案單一，就是空間生成太小造成的，反之空間生成過大，答案就會漫無邊際，所以該段落中所說的預設并不是指傳統的預設。
2.重在寬容
教師如果在課堂上采用獨斷的方式進行管理，是不能使用動態生成教學的，只有民主自由的課堂環境才可以使用動態生成教學模式。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永遠處于強勢的一方，而學生在知識方面則處于弱勢的一方，因此，教師在教學的時候應該給予學生足夠的寬容。教師應該用內心的熱情去包容并且接受學生個性的、無知的、參差的情感和思想，然后把自身的這種熱情源源不斷地灌輸到學生的心中，讓學生在接受教學的時候感到安全和理解，從而讓學生內心世界的大門向教師展開，向教師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只有動態生成教學才可以形成這種想象不到的教學情境。
3.有效對話
使用對話協作代替知識灌輸。教師單向的灌輸式教學是教師霸權的體現。對于未知的知識不管是學生還是教師，都應該采取一樣的心理去面對，采用對話協作的教學過程，讓學生可以感覺到自己才是課堂的主體，全面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有效的過程中不僅讓知識得到了傳輸，還有效拉近了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距離，讓彼此不再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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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師思想觀念的轉變至關重要，作為語文教師，應該率先樹立自己的生態意識。教師自身對生態文明、生態文化、尤其是生態文學要有足夠的認識和了解，這樣才能把研究上升到理論的層面，而不是只有感性的認識。因此教師必須多讀書，廣泛涉獵國內外生態文學范疇的著作及最新研究性成果，大量閱讀相關的文學作品，用一種全新的生態意識去觀照中學語文教材，然后在教學中通過多種途徑和方法去貫徹這種生態意識。
二、以教學活動為契機引導學生主動樹立生態意識
1.開展以環保為題材的寫作訓練
在中學語文教學中，環保題材的作文及其他語言表達訓練非常多，如“我與自然”、“保護我們的家園”、“生命之水”“拯救地球”等等，教師可以以此為契機，抓住一些典型的習題進行有效的引導，從中不僅可以品味到文字之美，而且使學生對于環保問題在思考中形成獨立的思想意識。
如學生寫作的節約用水公益廣告：
水是生命之源，請大家節約用水。--------王瑜
主啊，讓龍王感冒吧，打幾下噴嚏吧。----劉詩豪
又如學寫中央一臺的廣告語“我喜歡小草笑、我喜歡松鼠笑、我喜歡爺爺笑。”積極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還有為保護環境寫警示語，如，“我怕疼”、“我們是朋友”等保護草坪的警示語。“共建美好家園”、“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綠色生態”等警示語。
我縣地處貓兒山生態景區。貓兒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是動植物的王國和物種基因庫，是漓江、資江、潯江的發源地，連接著長江、珠江兩大水系，素有“漓江的心臟，桂林山水的命根子”之稱。我充分利用本地豐富的生態資源，在學生中進行生態道德教育。指導學生圍繞“保護貓兒山，呵護漓江源”這一主題進行了系列寫作，參加 “保護生態環境，共建生態文明”“貓兒山GEF杯”中小學生作文大賽，學生均獲得了獎項。其中，唐凌云的《絕唱》獲特等獎，李星星的《天問》獲一等獎。
2.開展以環保為話題的演講、辯論活動
我校每年都舉行紀念“五四”運動演講活動。今年的主題為：“愛家鄉，爭做文明小衛士”。通過演講學生進一步受到教育，增強了熱愛家鄉的情感，也堅決表示愛護環境從自我做起，從小事做起，環保意識深入人心，演講活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班曾舉行過以“環保”為主題的辯論賽，
辯題一：西部開發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哪個更重要？
辯題二：三峽工程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學生通過收集資料，在辯論中既指出三峽工程利國利民的優勢，又看到了大壩造成的破壞也是相當嚴重的：100多萬人大遷移，肥沃的河岸土地被淹沒；珍稀瀕危物種可能面臨滅絕的威脅。在辯論中，學生充分認識到了環境與人類生存發展的密切聯系，在不知不覺中確立了生態意識。
3.舉行生態文學類讀書及摘抄交流匯報會
語文教學離不開閱讀教學，除了閱讀課以外，我們鼓勵學生課余廣泛閱讀。為了使閱讀更有針對性，我們特意給學生規定了閱讀幾大類別，如經典閱讀、時尚閱讀、雜志閱讀、報刊閱讀，就內容分文學類、史學類、藝術類、美學類等，開設了幾大專題：親情、環保、哲理等。其中在有關環保的文學類經典閱讀中，我向學生推薦了一些經典的權威著作，讓他們摘抄自己喜歡的句子，交流內容與感受。如“當人類自野蠻踏過了文明的門檻時，他從一個混沌的自然世界，邁入了一個他自己創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與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漸漸地變得與他相疏遠、相隔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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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獨立學院學生實踐能力較為突出。獨立學院與母體高校共享教育教學資源，加上其靈活的辦學機制，可以說獨立學院是母體高校優勢教育教學資源的最佳組合。此外，獨立學院可以根據市場需要調整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這為獨立學院人才培養質量提供了保障。相對于二本學生，獨立學院更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培養，其實踐環節和實踐教學時間也多于二本學生。現代企業更青睞于動手能力強的學生，獨立學院學生在初次就業中更容易勝出。
2新常態下影響獨立學院學生就業形勢的消極因素
（1）從宏觀經濟大環境來看，經濟增幅下降，減少就業機會，工作崗位的減少，加劇了人才市場競爭，降低了大學生初次獲得工作的機會。根據“供給自身產生需求”的理論，供給下滑，就無法給予需求提供動力，也就無法再增加新的崗位。我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是經過長期積淀形成的，其培養周期和模式具有一定的培養層次和結構，大學生在大學所受的教育也是沿著這些固定的模式進行。因此，學校和學生即便了解當前社會和行業的需求變化，也不能做出有效調整。比如：2014年所謂的“十大”難就業專業，其早在2010年就設定計劃和規模，無法短時間內做出調整。
（2）新常態下獨立學院所處社會環境更加堪憂。首先，獨立學院核心競爭力就是招特色師資，建特色學科，育特色人才。如今在高層人才競爭空前激烈的背景下，使得很多本是高一層級的人才到中游尋找機會，獨立學院的學生面對這些人才自然是競爭力不足，這使得獨立學院學生的競爭空間被大量擠占，競爭加劇。再次，獨立學院辦學時間短，就業指導機構不健全，就業指導隊伍跟不上，就業市場不寬廣，就業工作滿足不了學生需求。因而也就降低了學生的就業競爭力，減少了他們獲得就業崗位的機會。
（3）獨立學院學生對新常態準備不足。獨立學院學生選擇工作帶有明顯的功利性。獨立學院的學生及其家長付出高昂學習費用，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將來能很好的就業。這就使許多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僅將大學教育當成個人的跳板和個人的智力投資，學習帶有濃重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就業的過程中，更加看重自身利益的實現，而較少顧及社會利益。“寧要城市一張床，不要農村一套房”，“孔雀東南飛”的就業現象依然存在，多數學生一心只想留在大城市且愿望強烈，謀求高職高薪，依舊是獨立學院學生的首選。
3新常態下促進獨立學院大學生就業的幾點思考
（1）做大學科，做強專業，努力提高辦學水平。打鐵還需自身硬。獨立學院應充分利用母體高校的資源優勢，主動融入母體高校的學科群，把專業做強。教育質量是高等學校的生命線，獨立學院培養的畢業生要想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就必須提高辦學水平。具體表現在：充分依托母體高校的優質資源，按照“寬口徑、重能力、強素質”的人才培養模式，注重職業素質教育，培養適應本區域、本行業經濟發展的應用型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與市場和需求接軌，設置專業，強調社會對專業的急需性和應用性。以問題為導向，以能力訓練為重點設計教學計劃和開設課程，不能簡單地移植母體高校的教學計劃，盡可能做到“缺什么補什么”，重視科學、人文素質課程的開設，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業能力。采取課堂教學、名家講座、社會實踐等多種形式教學，增加實踐課程和課時，實現教學形式和考試形式多樣化。鼓勵學生多“考證”，如教師資格證、計算機等級證、英語等級證、律師證、注冊會計師證、汽車駕駛證以及新職業從業資格證書等，促使學生由純粹的知識學習型轉向能力應用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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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態學轉向和倫理學轉向是當前的文學跨學科研究領域出現了兩大轉向，這兩大轉向相互影響，互為對話。生態學與倫理學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轉向令人吃驚，表面上看似毫無關聯的生態學和倫理學具共同點和共同發展趨勢。生態學和倫理學以上的共同點和發展趨勢為二者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融合打下了基礎，同時也促進了二者在文學研究中對話。
一、生態學、文化生態學、文學生態學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生態學和倫理學領域都出現了巨大轉折――兩者都向著非還原論的、跨學科的方向發展。一方面，生態學從一門純生物科學發展為一門涉及多個領域的學科，派生出了人類生態學、心理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同時，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過去有關“文化―自然”關系的各種假說逐漸被一種相互依存又有所差異的新的觀點所取代，這種觀點融合了文化和自然兩方面的各種學科，即文化生態學。文化生態學認為人類文明并不排除在生態環境以及自然能量循環之外獨立存在，恰恰相反，這三者間互相依賴且后兩者是人類文化的靈感之源。同時，文化生態學還注意到文化作用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以及自我指認的發展態勢，雖然其他各個學科也越來越關注人類文化對自然的依賴性以及自然在文化中留下的不可磨滅的烙印，但是只有文化生態學對文化演進與自然進化之間的不同之處進行了辨析，遺傳規律決定著自然進化；而信息與交流則是人類文明的演進的主要動力。
很多的學者致力于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葛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精神生態》（Ecology of Mind）中首次對生態與文化進行了類比。彼得芬克（Peter Finke）認為貝特森的觀點融合了部分系統理論的概念。這對文化生態系統中的文學分支也同樣適用。文學都擁有自己的能量，都在遵循自己內部的力量進行著自我更新，這種不斷的調整自我的能力讓其在整個文化系統中又占據很重要的地位。葛諾特（Gernot）和哈特穆特布約默（Harmut Bohme）等哲學家所提出的生理文化生態學對貝特森的精神文化生態學的觀點作了補充。
因此，以語言和交流為目的的文學本身即是“文化生態主義”中的典型形式。文學以各種全新的方式探索著文化系統、人類和非人類的之間的關系，并不斷的在探索中獲得了自身創新和更新的強大力量[1]（P49-60）。可以說，文學在語言和更廣意義上的文化理論中發揮了生態式的作用――將原本的理性中心結構轉變為一個充滿活力和極富變化的形式；原本的“邏輯空間”具有線性的、概念化的思維方式，而文學將其轉變為非線性、復雜的反饋關系的“生態空間”。由于該觀點認為，精神和生理，理論與生活，人類社會和非人自然間的相互聯系組成了人類所負責任的必要背景，因此文學的這一作用同時也明確包括了生態倫理學。從本質上來說，文化生態學是“對話多向式”的而非“單項式”的，因而它與其他文化以及科學都是緊密相連的。正因如此，生態學，尤其是文化生態學，在最近幾十年中，逐漸演變成了跨學科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前沿陣地。
二、倫理學、生態學、文學生態倫理學
與此同時，倫理學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強調豐富性、多樣性以及交流性。倫理學領域也逐漸的向生態學和文學逐漸靠近。可以說，文學、生態學和倫理學三門學科似乎同時發生了相呼應的轉變：生態學開始關注文化，而倫理學則開始強調生態和文學，文學則向二者轉向。
在倫理學的文學轉向中，理論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2]，保羅利科（Paul Ricoeur）[3]從不同的角度所指出倫理問題的研究離不開文學的敘述性模式。它需要以故事的形式進行敘述，從過去的經歷中尋找堅實的例子。文學可以以充滿想象的方式超越自我的桎梏，實現倫理學的價值。一方面，倫理區別于道德，當倫理學為人的思想和行為設定了一整套固定的、傳統的且客觀的規則體系的同時，它對道德體系亦做出了十分準確明了的界定。另一方面，文學作品中所體現的倫理觀念要求樹立“全新的倫理直感”[4]。艾迪加普拉滕（Edgar Platen）和馬蒂阿斯梅爾（Mathias Mayer）致力于將這種帶有敘述性、虛構性和比喻性的文學研究中的文字的力量與其中所蘊含的倫理觀念結合起來。梅爾摒棄了傳統的道德說教。對“文學倫理學”進行了著重闡釋，展示了大量當下的文學倫理學理論[5]（P5-20）。
在倫理學的生態轉向中，艾曼紐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的觀點也許是近來最具影響力的學說，他認為只有當人實現對其他事物或者人的義務才有可能實現最高的價值。這是倫理學首次涉及生態問題，而這是前所未有的。后現代主義的主要哲學家讓?佛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認為生態學是一門“屬于隱士的學科”[6]（135-13），且這門學科與語言、文本及文學一樣具有反推論或超越推論的力量。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嘗試超越了人類社會，擴展到了動物世界中去。其1999年的作品中表述：“我存在因為我是動物”[7]（372）。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從束縛人類的“人類世界”，向“人和動物間的過渡地帶’進行探尋”。在德里達看來，這是一種跳出了人類中心論的眼光來思考和敘述的思維方法，比在哲學模式，它更容易在文學模式中得以實現。因為后者可以使我們以“動物”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同時又清醒地意識到它所具有的不可比擬的特性。
倫理學、生態學及文學組成了人文學科的跨學科框架，這一框架日益成為當代論戰的焦點。斯瑞內拉?艾文諾（Serenella Iovino）從生態學的角度反思了哲學倫理學，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艾文諾把這一全新的倫理學角度稱為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主義。托馬斯克萊文思（Thomas Clavies）進一步發展了列維納斯的理論，對由生態學所激發的倫理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正是由于以上理論的誕生，才使得當今的倫理學與生態學的共同之處變得尤為明顯。也正是因為上述理論，文本范式和文學范式逐漸演變為上述學科間交流對話的重要平臺和連接手段。目前，國外的文學批評中的生態倫理學研究可謂如火如荼。
結束語
20世紀以來，由于認知論的偏差和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空前加大了對地球資源的掠奪，人類這種肆無忌憚地破壞地球生態資源，歸根到底是一種扭曲的生態倫理觀在起作用，這已經引起全球知識界的憂慮，包括文學研究領域。文學是記錄人類生活、精神的重要手段，文學史是與地球的發展史同步的。文學必須要反映人類發展的真實、原生狀態，這樣的文學才有存在的實際意義。文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將文學的力量有效的應用到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中來。因此文學生態倫理學研究賦予了文學作品更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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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M].trans.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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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這一理論意向經后儒的不斷發明推廣而成為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又是緊密相連的。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
篇11
葉芝的創作總是給人一種明顯的地域感。在斯來溝、都柏林、倫敦等地理空間中,葉芝主要以愛爾蘭西部特別是斯來溝作為自己心靈的故鄉。愛爾蘭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尚未受到現代文明的侵蝕,美麗的大自然幽居其間有著獨特的魅力。葉芝童年時代徜徉于斯來溝的山梁水泊間,迷人的風光讓其流連忘返,多年之后魂牽夢繞的也是這里美麗的田園景色。
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培養了葉芝對自然世界和荒野的熱愛,他的創作中設置了很多自然意象。在《因尼斯弗里弗島》、《烏辛的漫游》、《被拐走的孩子》、《夢想仙境的人》、《快樂的鄉鎮》、《心愿之鄉》、《庫勒的野天鵝》、《在那七片樹林里》、《庫勒莊園,1929》、《漫游的安格斯之歌》等作品中,他寫到了本布爾本山、斯利什森林、羅西斯角、吉爾湖、克瑙克納瑞、庫勒莊園、壯姆克利夫等斯來溝附近熟悉的風景名勝,涉及到大海、沙灘、森林、草地、山脊、幽谷、小溪、瀑布、湖泊、沼澤等荒野和自然景色,大量使用玫瑰、蘆葦、榛樹、槲寄生、天鵝、獵鷹、鮭魚、雄鹿等動植物的自然意象,體現了愛爾蘭人與自然和諧無間的相處方式。
寧靜簡樸的大自然是西部愛爾蘭人和葉芝的精神家園。作為“最后的浪漫主義者”,葉芝的創作體現了他對自然之美的細膩把握,對原始自然的真摯愛戀。葉芝開始創作是以這里的人們作為假想的讀者群。最后選擇安息之地時,他在遺囑性的詩篇《本布爾本山》中這樣說:“寸草不生的本布爾本山下/壯姆克利福的教會墓地里葉芝長眠。”葉芝的創作很少描寫工業化程度較高、商業氣息較濃的都柏林、貝爾法斯特、基爾代爾等愛爾蘭東北部的城市生活,因為他們大多完全英國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嚴重疏離。
在葉芝眼中愛爾蘭的農耕文明是原始、高貴、淳樸和和諧的,它哺育了生活在愛爾蘭的各個階層的人物。但葉芝宣稱:“有三類人創造了所有美好的物事:貴族創造了美好的儀容,因為他們位高,所以居于生活的恐懼之上;村夫創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為他們沒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會患得患失;藝術家創造了所有的美,因為上帝使他們無憂無慮。”[3]
葉芝認為貴族具有良好的血統,純真的禮儀,富有教養、溫文爾雅,代表著文明、謙遜、自制和優雅,“象征著思想的延續、行為的準則和文化的歷史”[4]。只有貴族才能真正欣賞美的事物,創造、贊助和保護藝術品,只有在他們中間才能產生統治者和廉潔的政府。《紀念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位愛爾蘭飛行員預見自己的死》、《綿羊牧人與山羊牧人》、《紀念伊娃?郭爾-布斯和康?馬爾凱維奇》等詩歌中,葉芝對貴族作了熱烈的贊頌。
篇12
2.1生物群落建造工程
生物種群的合理選擇與匹配是建造人工生態系統的前提，生物群落建造工程主要是把種群按一定的時空順序定植在復合生態系統之中。林業生態工程的主要種群可以是喬木，也可以是灌木，甚至是草類。在這方面，農田防護林建設、防沙基干林建設、荒漠植物優化配置、梭梭無灌溉造林、鄉土樹種在城市中的營建技術與模式以及“三位一體”的防護體系等內容可以設置為專題案例，這些案例的講解可以為林業生態工程學的學習奠定基礎，觸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2.2環境改良工程
人工復合生態系統主要在非森林環境中建造，為了保證植物正常生長發育，必須改良當地的立地條件，達到改地適樹的目的。在干旱區一些嚴重退化的困難立地條件下，不采用環境改良或治理工程，就很難建造穩定的人工復合生態系統。這方面的內容可以設置為專題案例的題材較多，例如：保水劑在干旱區造林中的應用、暗管排鹽、荒漠區集水造林、沙地造林采用的人工沙障、固定活化沙丘的草方格等，可以為學生充分認識到干旱區生態環境改良對林業生態工程建設起到的重要作用。
2.3食物鏈工程
食物鏈工程可以有效地利用綠色植物產品或加工剩余物轉化成經濟產品，主要包括生產性食物鏈與“減耗”性食物鏈。在環境惡劣的干旱區受條件限制，食物鏈簡單、產能較低，但是也有一些地域特色的食物鏈工程取得了較好的示范，可以提高生態系統的總體效益，例如：人工釋放赤眼蜂控制楊二尾舟蛾、梭梭接種藥用植物肉蓯蓉、無葉假木賊等荒漠藥用植物種植、經濟型防護林建設和林下養殖等。
3林業生態工程學案例教學模式
3.1選擇合適的林業生態工程教學案例
一個好的林業生態工程案例是開展好案例教學的前提，典型的林業生態工程學案例應具有以下4個特點：（1）針對明確的教學目標和案例設置的作用，案例分析能夠很好地闡明課程教學的原理和理論，有助于對原理和理論的理解；（2）案例內容要能夠反映林業生態工程中比較成熟的技術以及新動向；（3）圍繞林業生態工程案例提出的問題恰當而且有教學意義，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最好是能夠結合教師的課題或實習中涉及到的林業生態工程項目或問題開展案例教學與分析；（4）通過查資料、咨詢、現場觀摩等多種途徑，設置的案例要使學生能夠比較容易獲得案例所涉及的知識內容和體系，例如城市林業建設案例。城市林業建設是城市綠化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林學專業的學生比較熟悉，因此可以針對城市林業建設中的大樹移植、樹種優化配置、園林施工等內容設立專題，既可以突出教學內容，又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
3.2林業生態工程學案例討論設計
林業生態工程學授課老師要在課前設計討論題，先把一些簡單的問題提出來，可以幫助學生初步熟悉案例教學內容，消除緊張情緒，進而切入案例模式，引導學生很快進入案例討論狀態，比如：防護林、農田防護林的概念等。林業生態工程學的老師還應在相關理論講授之前將案例發給學生，督促學生認真閱讀案例內容并進行小組討論，在閱讀理解案例的基礎上查閱相關資料，確定發言的角度和觀點并撰寫案例討論發言提綱。對于一些較抽象、復雜的知識，可以用案例教學中的實物、照片或視頻等方式先解釋現象，然后再通過設計由淺入深、層層遞進地引導，讓學生在直觀、簡單的講解過程中尋找答案，比如：干旱區防護林樹種的優化配置、防護林網的間距的確定、景觀尺度上的防護林體系規劃等問題。在案例討論過程中，還要根據學生了解的情況對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整。
3.3引導學生對問題進行討論
教師要使討論的專題案例成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就要注意引導學生緊扣要討論的專題案例主題內容發展，還要避免將討論變成老師或一個學生的講座或偏離主題，盡量調動主動性、參與性差的學生的積極性，加強與學生的互動，提高課堂氣氛。林業生態工程學是一門偏應用的交叉學科，涉及的相關學科內容較多，要對設置的案例進行廣泛的考慮并認真選取較為恰當的細節，在對案例討論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和問題進行估計和預測的同時，還要請教研組的老師和優秀的學生來參與評論，教師要準備好記錄以備總結和改進。
3.4注重課后總結
課后總結應該包括幾個方面：（1）評價討論課或專題案例進行的情況，評估每一個案例設置是否合適，是否起到了促進教學的目的，是否還要修正或完善；（2）評估學生對案例設置的看法和反應，總結學生視角下有待改進的地方；（3）評價學生在案例教學過程中的互動情況，學生是否積極參與，同時還要肯定和表揚有獨到的見解、辯論精彩的學生，以便激發學生的熱情。專業教師在討論課后，要由淺入深地對本次案例教學內容進行小結，應針對討論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評論，使學生加深對知識難點、重點的理解，達到解決問題和掌握技術的目的。就拿荒漠藥用植物種植這個例子來講，案例結束后的總結可以涉及到防沙治沙、開發荒山荒地、藥用植物產品開發等和學生創業有關的問題，這樣就可以更加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
篇13
生態文學批評是文學研究和現代生態哲學思想的有機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工業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的回應。生態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文化批評思潮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許多學者對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發起人同時也是主要倡導者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認為,所謂生態文學批評就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的批評,這一定義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把生態文學批評界定為研究文學乃至整個文化與自然的關系的批評,揭示了這種批評的主要特征。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文學這種特殊的方式對人類文化進行重新審視,進而通過文化批評來探索人類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模式等方面怎樣影響人對自然的行為,怎樣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人們已經認識到,需要深入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與此相關的人類生存方式。只有這樣,人類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之間的不可分割的關系。人類研究文學除了要研究怎樣運用文學話語表達自然以外,還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考察那些能決定人類對待生態系統態度和行為的所有社會文化因素,并把這種考察研究與文學批評聯系起來。因此,生態文學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1]。
十多年來,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無論在學科化還是在體系化等方面均獲得了迅速的發展。1989年,美國西部文學研究會建議以“生態批評”來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寫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國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緊接著在第二年該研究學會又創刊《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六年后,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吸納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為該組織會員。美國生態批評的發起人之一謝里爾?格洛特費爾蒂認為,生態文學批評在體系構建和批評實踐方面將會按照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用文學再現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階段通過研究重現長期以來被眾多文學工作者忽視的實體自然創作,廣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態傾向的文學作品;第三階段將會致力于研究通過文學語言對人類世界的重新建構,批判西方傳統文化將人類與自然割裂開來并主張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對立思維。不難看出,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堅持人類與自然生態系統和諧統一的基本原則,揭示了人類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思維給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帶來的危機。“生態”一詞在美國生態文學批評那里體現了更為鮮明的實踐價值,蘊涵了更為深厚的人文精神。這種努力將會培育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這種生態文化批判思潮將會變成一場將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進而對人類現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運動。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在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性成就的同時,由于片面地把自然當作征服的對象,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全球性的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另一方面對自然資源無節制的開發利用不僅是寅吃卯糧甚至已經到了竭澤而漁的地步。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環境公害事件”層出不窮。西方國家首先步入工業化進程,最早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繁榮,也最早品嘗到工業化帶來的苦果,美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更是首當其沖。這時人們開始對工業與科技革命帶來的生態危機進行反思,已經認識到,如果人類不改變自我中心的立場,繼續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那么在創造了空前的物質繁榮和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埋下了人類自我毀滅的禍種,由生態危機帶來的種種環境問題將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美國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把生態問題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在文學研究中進行生態思考,嘗試一種融合生態視角的文學研究方法,而文學研究領域生態思考的發展結果是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誕生。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產生又有著一定的思想淵源,即當代西方環境倫理思想。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類價值高于自然價值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并倡導人類與自然具有平等價值的非人類中心論思想。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思想,與此同時,它又借鑒了西方現代生態學涉入社會科學的理路,發展為獨樹一幟的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美國生態文學批評認為,自然界中每一個有生命的物體都有其內在價值,應當受到與人類同等的尊重;整個生物圈,包括人類、其他物種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人類不應當把自然環境看成是僅供人類享用的資源,相反,應把它看成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價值中心。因此,人類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從人自身擴展到整個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發展到今天,已經深入到哲學層面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哲學思想。第一,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生態主義的自然觀與只關心人類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恰好相反,這種生態主義的自然觀關心的是整個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整體主義的。同時,它又與專注于環境退化的癥候,如污染、資源耗竭等等的環境保護主義不同,環境保護主義提出只要改善針對環境問題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就能夠解決環境問題,但是生態主義自然觀則認為,這種觀點已經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深層矛盾,必須以徹底轉變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及其人與環境的關系為先決條件,因此在實踐上主張重建人類文明的秩序,使之成為自然整體中的一個有機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綠色政治思想》一書中明確指出,生態主義首先是從根本上懷疑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個高增長、高消費乃至高科技的社會,而是期望一個以更多勞動、更少物品和為人類服務需要的“美好生活”為目標的后現代社會,這一點明顯有別于環境保護主義;其次,生態主義特別強調地球的有限性資源,在這個前提下來追問什么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上,生態主義所關心的是必須把人類活動限制在什么范圍內才不至于干擾乃至威脅自然界的生存和發展,而環境主義關心的只是人類對自然界活動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會威脅到人類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過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進行探討,提出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說這種環境倫理說認為,諸如物種、生態系統等非人類存在物具有和人類一樣的道德地位,因此,人類對它們負有與人同等的責任和義務。一般而言,環境倫理說旨在系統地闡釋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它假設人類對自然界的行為能夠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規范約束著。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著名的環境倫理學家、美國教授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發表了《存在著一種生態倫理嗎?》的學術論文,首次從環境哲學的角度提出了生態倫理和環境倫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環境倫理學》,該書認為,人必須從價值上擺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與大自然之間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倫理情誼關系,人類才會從內心深處尊重和熱愛大自然;也只有在這種尊重和熱愛的基礎上,威脅著人類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失調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倫理觀要求人類與自然建立一種良好的和諧關系,倡導人類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平衡,主張人類要在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而破壞大自然與浪費自然資源,就等于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殺。人類需要秉承一種生態危機意識,才能擔負起保護地球、保衛家園的神圣職責。因此,環境倫理觀將道德關心的對象擴展到整個生命界與自然界,構筑了以“尊重自然”為終極道德意念的倫理學體系。第三,美國生態文學批評也意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生態智慧在美國有越來越多的生態思想和生態文化研究者認識到,發掘和引入古代東方生態智慧,很可能為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找到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思路。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的文化哲學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國哲學異于西方的最顯著的特征。以中國與西方比較,中國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合;而西方哲學之歸趨,人與天分。中國哲學以人生觀察宇宙,使人與天合而為一。西方哲學,則道德哲學(精神哲學)與自然哲學,各有領域,分送發展,源遠而未益分。所以,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來看,天人合一論中所蘊含的人與自然不分彼此、融為一體的和諧共生思想與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對割裂人與自然、文化與自然的二元論的解構,存在內在的契合,富有極大的生態智慧。事實上,生態文學批評的這一發展傾向,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走向世界學術論壇的契機。在生態批評的世界論壇上,許多人正期待著中國學者的參與,期待著來自古代東方生態智慧故鄉的學者為綠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啟示性的精神資源。
總之,通過對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思潮的反思,需要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人與自然都是整個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組成部分。人與自然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諧共處、共同促進的關系。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必須樹立起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觀,從根本上形成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