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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鎮產業支撐不足恩施州作為傳統農業地區,經濟發展基礎薄弱,尤其是有利于增加財稅收入和擴大城鎮就業的二、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導致城鎮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不強,新型城鎮化發展后勁不足。2012年,恩施州三次產業構成為25.9∶34.1∶40,二三產業的比重為74.1,低于全省86.9%的12.8個百分點,低于全國15.8個百分點。
二、如何加快生態城鎮化的發展
(一)做好規劃文章,引領城鎮建設一是統籌城鄉空間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龍頭引領和基礎性作用,做好省、州、縣市、鄉鎮各類規劃的銜接,加大與農村產業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環境保護規劃等專項規劃的有效對接。編制實施《恩施州域城鎮體系規劃》,加快相關專項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的編制和修訂進度。城市、縣城和中心鎮實現專項規劃和控制性詳細規劃全覆蓋,逐步形成總規、控規、專項規劃和修規為一體的城鄉規劃體系。二是健全規劃管理體制機制。建立州、縣市、鄉鎮三級城鄉規劃建設管理機構。推動實施各層次規劃委員會為主體的規劃決策系統,形成政府組織、專家領銜、部門合作、公眾參與、科學決策、依法辦事的規劃編制和項目審批工作體系,推行決策與執行相對分離的執法管理體制。三是彰顯民族特色。充分利用山區的地形地貌特征,使城鎮建設與自然環境協調統一,圍繞民族特色,突出民族建筑風格,彰顯民族文化內涵,切實做到傳統與現代風貌的協調統一。四是加大對違反規劃行為的查處力度,切實維護規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二)做好資金文章,完善投資機制一是進一步完善各級財政對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投入增長機制,逐年增加對住房、基礎設施建設和各種社會保障的投入。二是充分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土地交易等政策,獲取土地級差收益,從土地資源的升值、房地產資源的增值中聚集資金。三是推動市場化運作,通過出讓公共設施經營權、無形資產商品化、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與商業開發相結合、吸納民間資本建設基礎設施等形式籌措城鎮建設資金。四是積極整合使用國家、省、市投入的專項資金,把涉農資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環境保護資金集中使用,解決重點難點問題。五是加強金融扶持力度,運用金融手段籌集城鎮建設資金。
(三)做好政策文章,加快生態城鎮化進程一是利用自治州的特殊優勢,出臺推進城鎮化建設的政策性文件,探索創新戶籍、土地、就業創業、住房保障、失地農民保障等政策,讓農民進得來、留得住。二是出臺政策支持縣市整合項目資金,捆綁住建、農業、交通等項目資金用于城鎮及中心村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出臺優惠政策,對城鎮建設中涉及州、縣范圍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實行減免,支持城鎮開發建設。鼓勵鄉鎮采取招商引資、BT投資等方式,將城市房地產開商、農產品加工企業等引入鄉鎮。四是制定城鎮化發展評估考核辦法,將城鎮的經濟、資源、人文、環境等指標納入各級黨委、政府和黨政領導的考核內容,共同推動城鎮化建設各項工作的有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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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確理解和認識城鎮化的基本內涵
全面實現小康,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首要的是重新認識和審視我們的工作思路、目標定位和工作方法,并由此產生與時俱進的革命性轉變,把推進城鎮化發展上升為理性認識進而轉化為社會共識,在指導思想上,實現由農業型發展向城鎮型發展的嬗變;工作實踐上,從抓種促收的瑣事中擺脫出來,把轉移農業人口和擴大農產品消費需求上升為工作大局。唯有觀念真正脫胎換骨了,我們才能在城鎮規劃、城鎮建設、城鎮經營、城鎮管理等方面有所作為,在城鎮化進程中有所貢獻。
2、建立推進城鎮化的機制框架
要從整體機制上考慮推進城鎮化的措施,方可有望形成導向、提高效率。一要有足夠的輿論,像和尚念經一樣把它時時念著,念出各級覺悟、群眾熱情和社會共識。二要有組織領導機構和工作人員,抓工作先抓領導,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三要有考核辦法和指標,對下級考核,對本級部門考核,通過考核提高這項工作的比重和分量,使其在各項工作當中有所突顯。四要政策引導和經濟杠桿,切實產生推動力量。
3、合理規劃城鎮發展體系
規劃縣域城鎮體系發展布局,理清縣域內城鎮體系結構、關系、規模、定位、產業支持、發展策略,等等。
(1)空間適度距離。
農村集市極大多數傳統上輻射半徑是10-15華里,即成年人1小時步行路程。現在發達地區提出打造一小時經濟圈,是指用高速公路來擴充1小時輻射半徑,也是一小時概念。可見一小時經濟圈對城鎮化有重要意義。參照這個邏輯,可以在現有交通條件和地理格局下,有依據地運作形成縣城(縣級市)為中心——次中心或重點鎮為骨干——建制鎮為網底的城鎮體系。
(2)充分考慮發展水平和建設基礎,限制城鎮數量增長,在現有城鎮的基礎上,建立發展梯次發展格局。
城鎮發展已跨越數量增長期,現在的工作重點是形成合理發展結構和加快發展速度,而不是發展城鎮的個數。
(3)尊重歷史傳統和群眾習俗,因勢利導。
尊重群眾習俗,利用交通基礎條件和交通設施改善,加以引導,有利于拓寬、優化、加強小城鎮輻射功能;同時,有效促進小城鎮發展。反之,如果以行政區劃、改變小城鎮布局等人為干預,則有可能為其所傷,于事不僅無補,反而有損。
4、緊抓四個重要環節
(1)科學編制并嚴格實行規劃。
首先要強調高起點,高標準。在規劃問題上不能搞短期行為,降格以求。其次,要統籌兼顧。不僅要考慮水、電、路的走向,還要考慮娛樂休閑的場所;不僅要滿足人們生活的舒適,還要滿足人們就業的便利,等等。再次,要突出特色。要充分利用好當地的自然景觀、人文勝跡、風俗民情以及建筑風格。刻意在環境、風格上高人一籌。而且規劃一經制定,要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公之于眾,發動群眾監督執行。
(2)切實引進經營觀念和方法,拓寬城鎮建設籌資渠道。
因城鎮化發展時日無多,一方面要還基礎設施不足和不配套的舊帳,一方面又要求發展甚至求大發展,資金壓力非常之大,財政資金根本就是杯水車薪。矛盾突出不言而喻。解資金這個結,出路在于經營城鎮。要用市場的眼光來認識和審視城鎮建設,變“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為“有多少事籌多少錢”,走出一條城鎮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路子。一是做活土地置換文章。二是引進民資、外資參與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按照“誰投資、誰建設、誰經營、誰受益”的原則,把公用設施推向市場。三是政策優惠,以更優良的環境、更優質的服務,更優厚的回報吸引外商參與城鎮建設。
(3)暢通集聚城鎮人口渠道,加快農民市民化步伐。
一個地區城鎮化的基本內容就是向城鎮轉移農業人口,能否聚集人口關乎城鎮發展成敗。引人進城,要清除農民進城障礙。一是政策引導。徹底鏟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門坎,并且在就業、上學甚至低保等方面一視同仁。二是就業拉動。利用城鎮的區位優勢,辦工業園,既把外企引入,也可把地方分散的小作坊集中起來揚優成勢。三是資源吸引。相對集中教育衛生文化資源,完善供水供電交通設施,優化美化城鎮環境,借以增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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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堅持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可以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投資、出口、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當前,外部市場需求不暢,投資受到多方因素制約和影響,唯有拉動內需是最具潛力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方式。堅持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通過統籌謀劃、高標準規劃,可以使更多的資金,用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城鄉環境上,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以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進一步拉動各類投資向農村聚焦,扭轉過去那種投資過于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項目,有利于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堅持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可以進一步釋放農村的生產力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由于受傳統作業模式和習慣的影響,農村活力不足、作業方式粗放、穩糧增產的壓力比較大。堅持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按照城鄉一體的思路,統籌城鄉產業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就業服務和社會管理等,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以產業為基礎,以產業推進城鎮化,可以使廣大農村的生產力得到進一步釋放,使農村的經濟模式更加多元,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使農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可供選擇,也進一步擴大了農民增收的渠道,有利于促進城鄉的可持續發展。
二、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特點與存在的主要問題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充分說明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歷史的趨勢。我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個世界的發展歷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明顯提高,城鎮化也開始破題起步,在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城鎮化發展步伐更快,積累了豐富的城鎮化發展經驗。但整體而言,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人口多、農村基礎薄弱,吃飯問題與城鎮化之間存在諸多矛盾和問題。
(一)城鎮化發展多是自主城鎮化我國城鄉的區分最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土地性質的不同,城市的土地屬于國有土地,而對于廣大農村地區的村鎮的土地多屬于集體土地,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已經使得許多農村地區特別是一些沿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的許多村鎮,發展成為在居住、生活、生產等方面與城市相似的人口聚集的社區,已經消除了城鄉差距,實現了自主城鎮化,這種現象在南方發達地區非常普遍,在這些地區已經很難區分城市與鄉村。然而這種城鎮化并非以先行將土地征為國有為前提,而是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的城鎮化,這種發展明顯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發性,局限性很大,潛在的問題也很多。
(二)城鎮化發展總體水平較低我國的城鎮化發展起步晚,走的彎路較多,特別是由于我國實行的城鄉二元分治的政策,導致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一直處于較低的層次。建國初期我國城鎮化水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比世界發達國家滯后了近半個世紀。
(三)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早在改革開放早期就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各項事業獲得了快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尤其明顯的是工業得快速發展,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為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四)制約城鎮化的瓶頸問題有待解決城鎮化不是簡單地讓農民上樓,簡單地把農民戶籍變為城鎮戶籍,城鎮化要解決的問題是從根本上改變農民和農村的公共服務,打破城鄉間的固有障礙,真正實現農民的市民化,讓從土地上走出來的農民生存有保障、掙錢有門路、生活有面子,使進城農民能夠與城市市民一樣都能夠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在公共教育、就業服務、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公共文化、基礎設施、住房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化”待遇,逐步消除因農業戶籍與城鎮戶籍不同而存在的公共服務差距。
三、城鄉發展一體化背景下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對策
中央提出的城鄉發展一體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指導思想,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一樣化,城鎮化也不同于城鎮建設,是一種統籌城鄉、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部署。新型城鎮化內涵豐富,既包括城鎮建設,也包含以改善農村民生。城鄉發展一體化背景下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是站在更高層次上的城鎮化,可以使農民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務,實現城市文明、生態文明、鄉村文明相融合的城鎮化,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一)準確把握科學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方向原則城鄉發展一體化背景下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必須找準方向,走對路子,才能不造成歷史的遺憾,留下歷史的包袱。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指出,正確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主要體現在以人為本、優化布局、生態文明、傳承文化等方面四個方面,這就是科學推進新型城鎮化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只有堅持以人為本,順應人民想過好日子、能過好日子的愿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把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主要任務,擴大城鎮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真正使全體人民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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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動觀望與主動逢迎:基于現實的矛盾表征
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各民族之間圍繞社會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主要紐帶,相互往來,各種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漸形成了區域性特征明顯的文化結合體。相對外部而言,這種結構體系較穩定,而其內部的多元因素實際上不斷互動著,但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有序互動。隨著工業化推動下的城鎮化發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斷介入,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將發生變遷,各種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和影響,面對文化生態的種種變遷,作為具有一定結構形式的當地文化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饋,而這種反饋具有主動適應的一面,也有被動不適的一面。從對貴州畢節試驗區的調研情況看,面對城鎮化發展,民族地區往往開始以一種不自覺的被動行為做出“神經性反應”,跟隨城鎮化發展步伐而律動。這是一種有限時空下的調適現象,并未構成一種可能基于自覺行為的結果。畢節七星關區的建設牽涉到諸多城邊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問題,其中以苗族、彝族農村的反應更為明顯一些,不同民族之間對于城鎮化過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應具有一定的類同性,不少受訪對象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動觀望,有的則是主動逢迎,而這種矛盾的歸結點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動,尤其是經濟利益信息對于其思想觀念的影響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慮也無法盡釋。比如祖業的固守觀念、宅居風水的留戀,以及展現在現代城市生活節奏和行為的困惑等。這種不適應的受訪對象中,根據不同年齡層次的差異,展現出來的結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適應度基本遵循“從老到小”的遞增規律,即老人對于變更傳統的行為相對較為保守一些,表現出來的不適應程度深一些,而新時代更為適應這種變遷。工業的發展,城鎮化的推進,各種外部的文化力量就會不斷介入民族地區,對民族地區的影響較大。面對這些不斷進入的因子和作用,當地的文化就會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對之做出反饋。在這個過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狀態也將出現新的現象。一般來說,以經濟力開道的城鎮化往往帶給當地人的是愉悅與困惑同在。一方面他們感受到各種新鮮事物,滿足了審美新奇,感受到現代化帶來的物質滿足,也確實帶來了某種意義上的文明進步,因而愉悅;而另一方面,在現代化因子不斷接觸傳統或民族性或區域性的文化形構時,就會使他們感受到不適,甚至會出現短期困惑:是該拋棄傳統,還是固守傳統?當各種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興起之時,引起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劇烈沖突,使得當地民眾處于一種觀望和迷茫的狀態。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生文化事像,他們所做出的文化反饋行為往往是不自覺的。總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入民族地區的各種外來文化,最初給當地民眾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滿足了其新奇感,帶來暫時性的愉悅和欣喜,而當新鮮熱度消退之后,部分民眾表現出的是一種潛層的矛盾與困惑,有一種傳統割離感。當然,這與各民族的文化傳統是相關的,不同的民族群體反饋出來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樣的。傳統文化生態的變遷給人們帶來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發展進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傳統變更與斷層卻難免出現陣痛。
2.生活秩序的重構:時間性概念下的持守與超越
民族地區的發展,尤其是城鎮化力量的迅速加入,當地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體系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變化,有些變化是各少數民族所喜見的,而有的變化卻給他們帶去暫時的不適甚至是困惑。種種不適與困惑,多為文化上的反應,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各民族如何實現文化適應,值得我們認真關注。面對各種文化現象相互介入,相互影響,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適應的現象都會面臨新的適應的問題。只要外來文化對被介入的文化體系沒有構成解構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間都會出現雙向的適應。文化適應的日常表現往往是一種自在的行為,是一種相互運動最后達成協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關鍵。民族地區的文化形式多樣,適應的內容就會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區內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動體系,盡管經過了歷史的磨合,各多元主體之間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較穩定和諧的結構體,但從社會發展的動態性看,其民族群體關系也就具有了動態性,這種動態性就是一種調適的狀態。在這種內部調適持續的情況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變了原本的狀態,打亂了原有的動態平衡,甚至在外力過大的情況下會導致內部結構暫時的失衡,但原有體系仍在發揮作用,主體性的文化根基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適應、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能力。作為一種自成系統的民族文化,在面對異質文化挑戰、沖擊、剌激,面對已經變化了的文化環境時,會或被動或能動地進行調整和適應,這稱為文化調適。文化的適應是在整合過程中實現的,在這過程中,對于異文化既有吸納,又有抗拒,對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廢棄或發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每個民族和某一區域對于異文化的態度,多少都會有保持各自文化邊界的心理,表現為民族認同與區域認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們之間在作用與反饋過程中,先是無序的反饋,再到有序的適應過程,只是時間性元素的多寡影響不一。具體講,在文化的互動中,作用與反饋總表現為無序與有序的糾纏狀態,不斷地將無序的作用與反饋導入到有序的系統中來。通常,某一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簡單地做出線性反應,而是透過文化自身的調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續和發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種文化,其內部結構都是有序的,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發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饋卻不一定是有序的,因為其中既有個人隨機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適應初期無序的作用與反饋,以及由此還可能形成新的作用。盡管連續呈現無序狀態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適應最終總要達成。文化適應并不是說彼此之間再無界限,而是多種力量關系作用下達成的相對平衡狀態。如林耀華先生在《金翼》[3]中表達的生活的常態:徘徊在平衡與非平衡之間。在林老看來,變化不一定導致框架坍塌和社會無序,平衡是生活中的變態,而不斷地尋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態。所以,文化適應是相對的,是一種動態平衡。但從總體上看,這種文化適應是必然的,文化不適應的現象只是一個暫時表現。從現實過程表現看,文化調適主要圍繞生產方式以及審美變遷這兩條線索展開,其結果是對發展著的現狀的適應。文化的適應總是在文化互動中得到結果。經過互動,相互進行接觸、碰撞和磨合,達成一種有序的適應狀態。當然,在這種互動適應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新的文化現象,或者促成原有體系的變遷。這種變遷的過程,其實質也是適應的過程。文化互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無時不在,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狀態,是不同文化符號相互吸收相互借鑒的過程,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張力博弈的過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適應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構為依托的。在文化重構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幾種文化互動作用之后,會出現一個“次生文化”的問題,即面對文化的變遷,文化互動的雙方會以一個“第三者”的形式來協調互動不適的問題。文化適應的過程,盡管存在作用力懸殊,但其過程是雙向的。在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改變傳統社區格局的同時,民族地區元素也在對這種新興的城鎮產生影響,并在某種范圍內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對這種具有政府力量主導的城鎮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過程多半處于被適應的地位,只是這種被動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堅守。所以,這是一種時間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與超越。事實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現實生活之中,面對變遷,其適應與否的話題皆與其生活秩序息息相關。工業化、城鎮化必然打亂民族社區原有生活的格局與常態,不適的反應必然出現,但只要時間性概念的介入,并進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構起來,那么基于新的場域性構建,一種適應的邏輯和必須性就無可避免地形成并發揮作用。所以,“工業強省”背景下的城鎮化發展,如果堅持生態主導型發展模式,兼顧文化多樣性生態保護,那么民族文化適應的問題將迎刃而解。
作者:劉勇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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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隨著城鄉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水平亦不斷提高。但是,由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人口戶籍政策導致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離土不離鄉,造成固始縣農村城鎮化進程明顯滯壓于經濟發展水平。
1.1城鎮化水平較低
由于固始縣特殊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區位和觀念等諸多方面的原因,特別是作為一個災害頻繁的貧困縣,造成城鎮化水平低,城鎮發展比較緩慢。城鎮化發展仍處于初級集聚階段。到2000年底,只有8個建制鎮,城鎮化水平為16.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6.4個百分點,非農業人口比重為1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7.4個百分點。
1.2城鎮的量少,人口規模小
全縣33鄉鎮中,僅有8個建制鎮,其中城關鎮、黎集鎮、蔣集鎮、郭陸灘鎮、往流鎮、陳淋子鎮等六個鎮為老城鎮,由于大多數鄉的經濟實力較差,鄉改鎮的步伐較慢。城鎮分密度2.7個/千平方公里,遠低于全省4.1個/千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城鎮不但數量小,而且規模小。縣城作為全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工業和第三產業滯后,尚不能很好地直到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經濟功能薄弱,總體規模偏小,建成區面積只有19.6個/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73人,占全縣總人口11.63%。與160多萬人口大縣地位很不相稱。多數鄉鎮基本以單一的行政中心為主,并有傳統農產品加工的鄉鎮企業和小規模的集市貿易,集聚能力和服務功能薄弱,職能單一,處于低層次發展階段。城鎮規模小影響了城鎮職能作用的發揮,難以承擔帶動全縣發展的重任。
1.3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滯后
一是道路狹窄,建設標準低,交通擁擠;二是自來水普及率低;三是排水設施不完善,下水道普及率低,很多建制鎮未鋪設排水管道,污水排放及處理問題嚴重;四是環衛、通訊、環保設施、廣播、電視、教育、園林綠化設施、消防、防震等綜合防災設施及停車場地等配套設施不完善,難以吸引企業和農民向小城鎮集中。
1.4沿公路布局的不合理性。
許多小城鎮主要是依托過境公路發展后,形成了“要想富,占公路”的觀念,使得許多小城鎮的建設沿路拓展,公路不僅有小城鎮內部道路和過境交通的雙重功能,而且沿路形成商業市場,難以形成小城鎮的完整形態和合理布局。
1.5農村城鎮化的表面性。
一是小城鎮職能仍處于發展的初級水平,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其主要職能仍停留在為周圍農村地區提供商品交換、物資集散、行政及文教服務的初級階段,經濟的主體仍然是農業,小城鎮集聚要求的第二、三產業還處在資要地位。二是土地松散,固始縣小城鎮人均建設用地普遍偏高,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設用的比例較大,“一戶一樓,一家一院”的傳統農村型居住方式仍是目前小城鎮居民普遍采用的居住形式,從而導致土地松散,人口松散。三是規模偏小,集聚功能偏弱。80%的小城鎮人口規模在5000人以下,起點低、規模小,難以形成集聚效應,制約了二、三產業集中區的形成,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小城鎮的就業機會不多。
2固始縣城鎮發展趨勢
2.1固始縣城鎮發展步入快車道,城市建設成為帶動縣域經濟快速發展的支柱產業。黨的十六大確定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為:城鎮人口的比重較大幅度提高。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的趨勢農步扭轉。城鎮化發展速度加快已成必然趨勢,是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城市化已提升到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
當前縣域經呈出一主兩副四重點的城鎮體系分布格局,即形成以縣城為中心,段集、三河尖為二翼,以黎集、蔣集、胡族、往流為支撐,以一般鄉鎮為節點的職能結構完善,組合有序,功能互補,層次分明的城鎮體系網絡,縣域經濟的發展正處于起飛階段,城鎮的發展處于極化過程,縣域內各種經濟資源要素都在向縣城集聚,城市處于快速膨脹過程。
2.2城鎮建設投資呈現多元化
建設小城鎮的關鍵是解決好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問題,但基礎設施的投資較大,資金從何處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固始縣已走出一條成功道路:即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實施經營城市戰略來推動小城鎮發展,走以地建城、以城養城的市場化路子。對經營性土地一律實行公開拍賣制度,幾年來通過拍賣土地,積累資金上億元,有力的支撐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通過盤活存量資產,運用市場機制最大限度地發揮建設設施的使用效益,以存量資產吸引增量資金,大膽引進外資。通過有償轉讓道路、公廁等城市公共設施經營權,對城市道路、路燈的廣告進行招標,出讓公益設施冠名權,獲得城市維護資金。縣城建設已形成企業,民間投資,政府等多元投資機制。
2.3城鎮規劃成為指導城鄉建設良性發展的有力支撐
規劃是城鎮建設的龍頭,全縣33個鄉鎮都已委托具有規劃資質的單位完成新一輪的整體規劃(2000—2020年),城鎮規劃編制的完成,避免了小城鎮低水平重復建設,明確了小城鎮的功能定位,突出了自然及人文特色,充分發揮各地的種種優勢,為小城鎮健康有序發展指明了方向。
3用地需求預測
2000年底固始縣城鎮化率只有16.8%,城鎮人口25.62萬人,按照規劃到2020年如果城鎮化水平達到45%,全縣人口180萬人,城鎮人口70萬人,那么全縣將有55萬人由農村遷居城鎮,按照人均占地100平方米算,還要新建、擴建城鎮建設用地55KM2,其中縣城人口由17.7萬人增加到35萬人,建設用地將增加到24KM2;鄉鎮鎮區居住人口將由8萬人增加到38萬人,建設用地將增加到69KM2。擴建城鎮建設用地55KM2盯當于又要占用土地8.25萬畝土地,這的確是個很龐大的數字。城鎮化、工業化需要占用地,一方面靠城市內部挖掘與改造老城區,提高建筑高度,充分利用“三維”空間。另一方面要通過科學規劃,盡量利用山坡地、填谷造地來解決重大工業項目、基礎設施、占用耕地問題,特別是盤活農村老宅基地。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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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發展動力來看:由依靠工業化核心主導向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撐轉變。
一方面,以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特征的新型工業化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業將迅速發展,2013年,全市服務業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發、信息軟件、商務服務等新興服務業增長11.8%,分別高出GDP增速、服務業增加值增速和工業增速2.2、2.4和0.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優化升級,資金和技術對人工的擠出效應更加明顯,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作用進一步凸顯,成為推動城鎮化向縱深躍進的后續動力。
3.從發展布局來看:嘉興已由依靠單個城市平面擴張轉向市域城市群式發展。
嘉興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臺第一個覆蓋全市域的城市總體規劃,在此基礎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體系。經過多年推進,嘉興城鎮空間格局體系不斷優化,城鎮化區域協調程度較好。2013年,嘉興市區城鎮化率67.7%,居縣(市)首位,所轄的5個縣市城鎮化率均達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鎮化率為55.3%,最低桐鄉市城鎮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從發展質量來看:嘉興城鎮化發展綜合水平在全國和全省處于中上位置。從全國比較來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中國城鎮化質量綜合評價報告》,基于2010年的統計數據,從城鎮自身發展質量、城鎮化推進效率和城鄉協調發展程度3個維度共34個評價指標,對全國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城鎮化質量進行了評價。根據該報告,嘉興城鎮化質量指數位列第31位,處于中上水平。在112個20萬-5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興城鎮化質量指數位居第5位,優勢比較明顯。從省內比較來看,根據省統計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進程綜合評價分析》,2010-2012年,嘉興新型城市化綜合評價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趨勢。
二、面臨四大制約
1.省級開發區(園區)產業規模檔次偏弱,制約新型城鎮化對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總體看,嘉興省級以上開發區(園區)的畝均投入產出率不高、經濟總量偏小、主導產業不強、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級以上開發區(園區)畝均工業產值199.2萬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萬元,與杭州畝均工業產值446.3萬元相比更是相差甚遠;經濟密度(工業主營業務收入/投產工業用地面積)為248.8萬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萬元;主要產業集中度為48.4%,一般集中度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術企業數占園區內工業企業總數的比重僅為1.6%,研發人員數占園區內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僅為3.2%。
2.城鎮發展能級和規模效應偏弱,制約新型城鎮化整體發展水平的提升。
城鎮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就嘉興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帶動整個區域發展、提升城鎮化整體水平上應起的核心主導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區常住城鎮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區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計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規模以上高新技術總產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數縣市。地方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等主要指標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鎮在帶動腹地區域發展、推進農村就地城鎮化上應起的關鍵節點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個新市鎮中,常住人口達到10萬人以上的只有5個鎮,人數最多的許村也僅12萬人。平均每個鎮常住人口數5.7萬人、建成區面積6.1平方公里。城鎮規模偏小,功能偏弱,產業支撐乏力,對周圍農村地區難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資源環境承載的實有人口數量已近極限,制約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核心作用的發揮。
根據浙江大學米紅教授的研究,嘉興人口總量在422萬左右較為適宜,如犧牲部分滿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萬人。2013年,嘉興實有人口549.6萬人,常住人口455.8萬人,資源環境承載的實有人口數量已近極限。按照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嘉興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34.9%,遠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個百分點的增速計算,到2015年,全市城鎮人口約270萬人左右,2020年城鎮人口約325萬人左右。目前嘉興城鎮人口數約260萬人,即未來還有60多萬人將集聚到城鎮。據測算,一個農民進入嘉興這樣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約10萬元/人,如將所有外來人口全部轉化為市民,配套資金超過600億元,成本巨大。
4.資源環境基礎薄弱,制約新型城鎮化內涵集約式發展。
新型城鎮化是綠色、生態、集約、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在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影響下,嘉興資源貧乏與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居高不下與生態環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鎮建成區面積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擴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長6%,是同期城鎮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鎮發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長與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適應。城市環境污染嚴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監測斷面,五類和劣五類水質河流斷面占比為76.1%,全市在役9個飲用水水源地水質全部不達標。市區環境空氣優良天數比例只有58.9%,空氣質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業能耗995.1萬噸標煤,增長3.6%,占全部規上工業能源消費的比重達78.5%。
三、重點處理好“三對關系”
1.結合實際,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把握“三個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鎮化發展城鎮化。要更多地從產業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態的角度和服務的角度來關注以及評價城鎮化發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發展城鎮化。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更多地從本地現實出發。就嘉興來看,需考慮人口空間分布相對分散的現實,在推進農村人口轉移集聚的過程中,要加強就地城鎮化的探索和嘗試;考慮傳統產業比重長期偏高的現實,重點圍繞產業特定價值鏈環節的技術改造和市場拓展這兩頭,加強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興發展城鎮化。要把推進新型城鎮化放到以滬杭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發展的大背景中去籌劃,避免被滬杭蘇甬大城市邊緣化、郊區化。
2.注重質量,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處理好“三對關系”。
一是處理好城與產的關系,推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堅持以先進制造業為主導,加強產業選擇的戰略設計,打造“2+1”的產業體系。整合提升產業轉型升級載體,省級以上開發區要憑借資源和政策優勢走品牌式發展道路;市鎮工業園區要探索打破鎮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鄰、產業相近、功能相同的園區,逐步形成“一區一業、一園一品”的特色產業園區。二是處理好城與鎮的關系,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強化中心城市規模和功能的雙重支撐,規模上要穩健拉開發展框架,功能上要重點強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兩大功能,確立其在區域產業鏈中的高端地位。推進縣域經濟向一體化“都市區”經濟轉變,統籌全市規劃體系,實行雙重管理、以市為主的規劃管理體制。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加強市、縣(市)總體規劃的融合銜接。建立公共服務并軌銜接的體制機制和跨行政區域的資源要素交易平臺。建立以小城市為戰略節點的四級城鎮體系。三是處理好城與鄉的關系,促進城鎮和三農建設協調推進。堅持確保糧食安全和發展現代農業相結合,落實穩糧增產各項措施,加快農業和農民的現代化。探索建立以職業、居住地劃分的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探索農村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集體資產股份制的體制機制,改革完善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實行土地指標按產業項目競爭擇優配置機制和差別化地價政策。推動“畝產稅收”政策在服務業等其他行業的全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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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轉型升級金融服務需求旺盛
新型城鎮化離不開現代產業的支撐。隨著天津農村城鎮化建設進程的加快,三次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已降到1%左右,二、三產業迅速發展,中小微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大量涌現,產業升級發展的金融服務需求非常旺盛。以示范工業園區為例,31個園區累計簽約項目2046個,入駐企業達到6500多家,總投資6050億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709億元,后期仍需投入資金超過4300億元。未來幾年,各工業園區將引進更多企業,擬吸納一百多萬人就業、實現銷售收入1萬億元以上,金融服務需求更大。而且,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將成為天津的重點產業,商業、物流、餐飲、旅游、文化等產業的快速發展也蘊含巨大商機。此外,天津市現代農業發展迅速,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40家)、農民合作社(4000多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壯大,90%以上的農戶已進入農業產業化體系,亟需銀行業提供高質量的配套金融服務。現代產業轉型、升級和發展產生的金融需求,將為銀行業機構拓展信貸、債券發行、財政資金托管、小微企業服務等業務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農民市民化蘊藏豐富的金融資源
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民市民化。天津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非常注重保護農民利益和解決民生問題,從而帶動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顯著提升。以華明鎮為例,農民原有宅基地和房屋估價為5萬元左右,通過宅基地換房,三口之家可在示范小城鎮置換90平方米左右、價值50萬元以上的商品房,家庭財產收入大幅增加;同時,被安置的農民還享有集體企業股金、商鋪租金、養老金和薪金等“四金”保障,收入水平遠遠超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3。2011年以來,天津開展了兩批“三改一化”試點工作(涉及141個村、40余萬農民),即村改居、農改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股份制企業和農民市民化,著力強化農民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引導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真正實現醫療、養老、貧困救助等社會保障的城鄉一體化。隨著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轉型農民、新市民不僅在社會保障、投資理財、自主創業等方面需求眾多,而且在購置生產和生活用品、旅游、教育等方面的消費性支出將大幅提高,將為銀行業機構開展社保資金托管、養老金、企業年金、創業貸款、消費金融等業務提供良好機遇。
二、天津農村城鎮化貸款投放滿意度分析:基于AHP方法
根據天津城鎮化建設特點、農村產業發展情況和數據可得性實際,本文將農村城鎮化貸款滿意度分析的對象確定為兩大典型類別4:(1)示范小城鎮居住社區、示范工業園區、現代農業產業園區等“三區”基建項目;(2)園區中小企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設施農業項目等城鎮化配套產業經濟主體。
(一)農村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貸款
“三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是天津銀行業貸款投放的重點領域。其中,示范小城鎮和工業園區貸款增長迅猛。2012年末,銀行業機構向示范小城鎮建設項目投放的貸款余額為485億元,同比增長48%,比2007年末增長31倍,支持小城鎮項目29個;示范工業園區貸款余額為113億元,同比增長36%,比2010年增長94%,支持項目28個(見圖2)。兩類貸款快速增長,主要原因在于示范小城鎮、示范工業園區均由政府融資平臺運作,過去幾年房地產市場火爆,宅基地換房后節省的土地(多處于近郊區縣)出讓收益較高,能實現項目資金預算平衡,信用風險相對較低。但是,現代農業產業園區很難獲得銀行貸款,主要依靠園區經營主體(多數為民營企業)內源融資。2012年末,銀行業機構向此類項目投放的貸款余額為27億元,同比增長10%,遠低于示范小城鎮和工業園區貸款增速。主要原因在于農業園區所占土地多數屬于農村集體土地,辦理抵押融資仍存在介入障礙和政策風險,例如大部分農村集體土地仍未完成確權,而我國《擔保法》明確規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
(二)農村城鎮化配套產業經濟主體貸款
近年來,各銀行業機構大力支持示范工業園區內企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設施農業項目等小城鎮配套產業經濟主體,天津城鎮化發展產業支撐能力顯著增強。2012年,銀行業機構向上述三類主體投放的貸款余額為253億元,同比增長68%。其中,工業園區企業和農業龍頭企業貸款增長很快,增速分別為79%和37%,但設施農業受制于農村土地抵押難等因素,融資滿足率很低,貸款增速較慢。
(三)基于層次分析法(AHP)的城鎮化貸款滿意度分析
層次分析法是將多個因素作為一個系統,進而將其分解為若干層次,通過定性指標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層次單排序(權數)和總排序,進行多因素綜合評價的系統方法。本文根據各銀行城鎮化貸款的投放情況,加上相關主體對貸款投放數量和質量的滿意程度的評分來設計評價體系。通過構建貸款滿意度因素判斷矩陣,分析當前銀行業貸款投放與城鎮化融資需求之間存在的差距。相關經濟主體對貸款滿意度的評價體系包括四個指標:(1)對貸款質量的滿意指數;(2)對貸款數量的滿意指數;(3)對貸款品種的滿意指數;(4)對銀行貸款創新能力的滿意指數。據此構建貸款滿意度因素判斷矩陣,計算權重后對所有值進行歸一化處理。模型中A/B分值越高,說明經濟主體對該項貸款情況的滿意度越高,反之則滿意度越低;計算出的權重值為歸一化后滿意度評分值,分數越高,說明經濟主體整體滿意度也越高。為了使分析更加直觀,設定標準分數T的滿分為10分:貸款質量滿意度得分為T*10=2.886;貸款數量滿意度得分為T*10=4.356;貸款品種滿意度得分為T*10=1.61;貸款創新能力滿意度得分為T*10=1.148。根據以上數據可以直觀地看出,經濟主體對貸款數量的滿意度最高,說明當前銀行業對天津農村城鎮化建設的支持力度較大。但是,各銀行還需要在貸款產品、貸款服務方面加強創新,尤其要增加更適合農業園區、設施農業等薄弱環節的貸款品種,提高對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和配套園區、企業的貸款質量。
三、天津農村城鎮化基建項目風險分析:基于信貸決策模型
天津農村城鎮化在給銀行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和外部政策環境也給銀行業帶來諸多困難和問題。特別是作為天津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主要項目——示范小城鎮、示范工業園區的基建項目融資需求巨大,投資周期較長,盈利能力較弱,現金流入“前低后高”,而且主要由區縣政府融資平臺承擔,還款來源主要是財政撥款和未來土地出讓收益,客觀上使銀行業在服務農村城鎮化的過程中面臨一系列風險。
(一)天津農村城鎮化主要基建項目的運作模式
天津示范小城鎮和示范工業園區均有各區縣政府組建投融資建設公司統籌運作,具體職能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對建設項目實行統一管理,負責項目規劃區內土地整理,包括辦理前期手續、工程招標;二是負責項目投融資,以建設項目土地出讓金政府收益及其他資產收益作為貸款償還來源;三是負責依法將土地出讓金政府收益用于平衡項目建設資金。
(二)城鎮化基建項目貸款決策模型的構建
本文擬構建一個銀行支持農村城鎮化基建項目的貸款決策模型,具體分析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和成本。假設1:不考慮所得稅、減值損失、提前贖回等因素,貸款分期付息,到期還本;假設2:銀行投放貸款可獲得的預期收入為E,貸款本金為B,合同利率為i,還款期數為n,投資總期數N,實際利率為R。假設3:區縣政府融資平臺是天津農村城鎮化項目的運作實體,但對借入的資金沒有處置權,貸款資金的使用和償還均由政府統籌安排,貸款能否如期歸還主要取決于地方財政實力和未來土地出讓收入的高低。在項目法人實際缺位、地方債務逐步壓縮、融資平臺監管政策收緊、未來土地出讓收益可能走低等情況下,潛藏著較大的信用風險。因此,假設貸款違約概率為P,貸款違約損失率為L;假設4:某個城鎮化建設項目可能存在多個投融資主體(實際也存在),銀行需要承擔協調不同經濟主體的組織成本C1;假設5:城鎮化建設項目由政府主導,銀行可能承受各類附加的行政干預和市場阻力,產生一定的阻滯成本C2;假設6:城鎮化項目投融資主體是追求利潤的,需要一定的排他收益來保障穩定的預期收益,銀行需要承擔一定的排他成本C3。
(三)城鎮化基建項目貸款決策模型簡析
從以上公式可見,銀行支持農村城鎮化建設項目面臨各類風險和成本,只有保證E>O,銀行才有貸款投放動力。因此,如何有效分攤和緩釋城鎮化基建項目的融資風險和各類成本,明晰地方政府、借款人與用款人之間的“借、用、還”和“權、責、利”關系,有效規避地方政府和投融資平臺的信用風險,減少項目運作的協調成本和阻滯成本,保證資金的優化分配和高效使用,形成資金的良性循環和回流機制,是解決農村城鎮化基建項目融資困境的關鍵。
四、支持天津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對策與建議
農村城鎮化是一項系統工程,融資需求巨大,服務需求多樣,涉及業務眾多,需要政府部門、銀行業機構、金融監管部門等共同努力,在嚴守風險底線的基礎上,綜合發揮各類金融業態的力量,積極穩妥地推進。
(一)拓寬融資渠道,充分發揮民間資本的作用
建議政府部門利用財稅政策和財政資金杠桿,以部分機動財力做引導,面向社會募集組建“城鎮化建設基金”、“農業產業化發展基金”等,撬動民間社會資本支持城鎮化建設。綜合運用銀行貸款、理財、信托計劃、融資租賃、中期票據、私募債券、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方式,拓寬城鎮化建設融資渠道。積極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城鎮化建設和市政設施管理營運,緩解政府負債壓力大、融資平臺受限多和資金運用效率低等問題。
(二)規范項目運作,嚴密防范城鎮化貸款的信用風險
地方政府應在地方債務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合理規劃和運作城鎮化建設項目。要根據區域國家政策和城鎮化發展需要,明確產權獨立的城鎮化項目建設和承貸主體,合理界定政府與項目建設和承貸主體的風險分配、責任歸屬和共同目標。應特別重視加強對項目建設和承貸主體的運營授權管理,明確資金使用和監控責任,發揮資金的最大效益,確保項目規范、高效運作。銀行業機構應加強客戶和項目準入管理,所支持的城鎮化建設項目必須符合土地規劃、環評要求、土地平衡和資金平衡測算條件,嚴格落實項目資本金、擔保增信和資金監管等條件。在項目執行過程中,銀行業機構要與地方政府、項目單位加強溝通聯系,及時掌握項目建設進度和投資情況,防止項目超預算,確保項目工程順利推進;嚴格按照項目施工進度劃撥資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確保專款專用;督促地方政府與項目單位處理好與相關利益主體(如周邊農戶)的關系,降低協調和阻滯成本。
(三)加強金融創新,提高城鎮化配套金融服務能力
銀行業機構應優先支持天津環城四區經濟條件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綜合收益較好、潛在風險較低的城鎮化建設項目。重點發展財政金融、金融IC卡、養老金、電子銀行等無風險業務,滿足城鎮化帶來的財稅資金服務、社會保障服務、電子支付結算等金融需求。積極發展投資銀行、住房金融、消費金融等風險較低業務,為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轉型農民和新市民投資理財、買房置業、日常消費等提供便捷的服務。擇優支持相關產業融資業務,例如運作相對規范、發展前景較好的中小微企業,等等。
(四)加強政策支持,推動農村經濟快速發展
農村經濟健康發展是農村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基礎保障和長期產業支撐,也是推進農村城鎮化發展的薄弱環節。推動“三農”發展,要以提升農村經濟組織的自身實力為根本,充分發揮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帶動作用,形成金融、產業、財稅、投資等優惠政策合力支持的良好局面。完善政策性的涉農貸款融資擔保體系,鼓勵銀擔深化合作,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健全涉農貸款風險分散和補償機制,引導更多金融資源向“三農”傾斜。打通制約農村資產抵押融資的“確權頒證、價值評估、抵押登記和流轉處置”等四大瓶頸,推動農村資產資本化。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優化信用環境,推動金融機構與“三農”經濟共生共榮發展。
篇8
1.3格蘭杰因果檢驗在進行EG協整檢驗的基礎上,分別對湖北省城鎮化率與服務業產值比重、湖北城鎮化率與服務業就業比重的動態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由表4數據可知,湖北省服務業產值和就業比重是湖北省城鎮化率的格蘭杰原因,而湖北省城鎮化率則不是前者的格蘭杰原因,亦即湖北省服務業發展推動了城鎮化進程,但湖北省城鎮化發展對服務業發展促進作用相對較弱,因而沒能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
2發展湖北省服務業,促進湖北省城鎮化發展
2.1服務業與一、二產業協調發展,促進湖北省城鎮化發展2012年,湖北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38572元人民幣,城鎮人口與農業人口之比為53.5%:46.50%,居全國第12位。2013年湖北省人口城鎮化率提升到54.51%,高于全國0.78個百分點,進入到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湖北城鎮化水平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意味著每年有60萬農村人口要進入城市,吸納就業能力較強的服務業成為該群體的主要就業選擇;同時,隨著他們潛在需求的釋放,對服務業需求也會有所增加。2012年,湖北省三產業的GDP貢獻率為5.1%:59.1%:35.8%,整個產業仍以第二產業為支柱,服務業在整個產業中的貢獻率緩慢上升。只有湖北省服務業與第一、第二產業協調發展,提升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才能有效地促進湖北城鎮化發展。
篇9
2、城鎮化發展能增加農村剩余人口的生產資料占有量。
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只有農民從土地上脫離出去,才能增加農村的人均占有耕地水平,增加農民收入。如果人均占有水平達到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農業的現代要素才有可能進入。因此,城鎮化促進了農業規模化和現代經營條件的形成。一方面,隨著工業發展、科技進步、農業投入增加,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領域容納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在下降,產生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城鎮化大發展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3、可為增加農民創業提供更多的空間與資源。
首先城鎮化為進城的農民工從事加工制造、建筑、服務等行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不僅增加的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財富資產,而且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知識技能,成為今后創業的資本。其次大量的人口向城鎮聚集,也為服務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未來河南城鎮化發展對農民增收的挑戰及不利影響
城鎮化的發展必將打破農村現有的生產模式和經濟模式,舊的模式被打破,新的模式尚未完全建立并成熟,這種過渡階段由于制度等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可能會對農民增收帶來不利的影響。
1、可能導致耕地減少。
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增加,城市數量的增加、規模的擴大,這個過程中必然需要占有農村的土地,可能導致耕地減少,產生失地農民。失地農民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他們為工業化,為社會進步做出了犧牲,失去了農村傳統的土地保障功能,由于自身素質、體制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農民失地又失業,成為新的困難群體,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推進城鎮化不必然導致耕地的減少,如果我們能合理規劃,綜合整治,把節約集約出來的土地復墾還田并開發新的耕地,就有可能實現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與保護耕地同時并行。例如:中國最近幾年的統計耕地面積為:2007年1.093億公頃,2008年1.086億公頃,2009年1.100億公頃。歷史峰值為1992年的1.244億公頃,與之相比近年來減少了約12.1%。1990年開始耕地面積的增速放緩,2000-2007年后由于生態退耕、城市加速發展和房地產開發等原因導致耕地數量迅速減少。2007年后生態退耕速度放緩和土地整理復墾開發,耕地數量減少的幅度逐漸下降甚至轉升。河南省正處于城鎮化發展中期,城鎮化發展速度加快,必須同時合理規劃、嚴格控制,保護耕地。
2、可能導致農村較高素質勞動力的外流。
城鎮化加速人口向城鎮的聚集,由于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城市潛在的個人發展機會和良好的公共設施和環境,吸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從農村流出去的勞動力必定是那些有相對較強競爭力、受過一定教育并掌握相應技能的青壯年,即具有較高素質的農業勞動力,而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只是老、少、婦女、多病者,由此導致了農村"人才流失"。例如:從新增的轉移人數來看,河南省轉移的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大幅度增加,從2004年的近83%增加到2007年的89%,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增加更為迅速,尤其是2007年,這一人數為5,461,121人,較之2006年增加1,191,388人,增加幅度為27.9%;同期,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數有縮減的趨勢,從2004年的17%下降為2007年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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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創新投入與新型城鎮化發展的灰色關聯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關聯模型是灰色系統理論的重要內容,它采用“灰色關聯度”來分析相關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和相異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據時間序列的幾何關系或曲線的相似程度,來判斷相關因素的關聯程度,如果曲線越接近,則相應序列之間的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則越小。在進行灰色關聯度分析時,必須先確定能夠反映每個因素變化的指標序列,然后確定一個參考序列,最后計算其他序列與參考序列的關聯程度。上式中,γi為母序列X0(t)與子序列Xi(t)的關聯度。對γi進行按從小到大順序進行排序,可得到影響因子對結果因子的影響順序。關聯度越大,則說明該比較序列反映的因素對研究對象的影響越大,二者的關聯程度越
2.2數據的來源與處理衡量城鎮化水平(URB)比較通用的指標是以人口的城鎮化指標來衡量,即非農業人口數量/總人口數量,它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人口在城鄉空間的分布情況,本文亦采用這種方法來衡量城鎮化水平的高低。數據來源于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科技創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經費投入和科技人員投入,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了江蘇省2001~2012年的數據樣本,以R&D經費支出表示江蘇省科技經費投入的強度,以從事科研活動的人數表示科技人員投入的情況。另外,江蘇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支持和鼓勵科技創新,因而我們選擇了政府的科技撥款這一指標來描述江蘇省政府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在實際情況中,由于科技經費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撥款的經濟產出有一個滯后效應,當年的科技投入對城鎮化的作用往往會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對于科技經費投入與政府科技撥款的數據選擇滯后1年的時間序列,即選取2000-2011年的樣本。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用GDP平減指數對科技經費投入與各級政府的撥款進行平減,折實為2000年=1的不變價數值。數據來源于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2.3實證分析首先,設江蘇省城鎮化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母序列X0(t),科技經費投入、科技人員數、政府的科技撥款分別為子序列X1(t)、X2(t)、X3(t)根據前面的步驟,要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接下來計算差序列,并將差序列結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蘇城鎮化與科技創新投入的灰色關聯系數及最終關聯度,具體結果見表1。根據表1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到江蘇城鎮化與科技創新投入的灰色關聯度δ0i(t)的數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對其按照從大到小順序排列。參考其他學者研究成果,關聯度越接近于1,關聯程度越大。當時0≤δ0i≤0.4,一般認為關聯程度低;當0.4≤δ0i≤0.6時,關聯程度中等;當0.6≤δ0i≤0.8時,關聯程度較強;當0.8≤δ0i≤1時,關聯程度極強。因而,從關聯度的計算結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蘇省的科技投入3個指標與江蘇城鎮化的關聯程度都大于0.6,說明江蘇省科技創新投入與新型城鎮化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程度,其中,科技經費投入對城鎮化影響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員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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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層面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要求,巫溪縣內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以保持并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縣內產業不發達,現狀工業園創辦于2007年,建成規模僅1km2。受地域及交通條件制約,企業生產運營成本高,不少實力強的意向企業不愿來園投資,截止2012年僅有二十多家中小企業入駐園區。入駐企業生產項目以資源密集性產業為主導,如煤礦開采、石材加工、木材加工等。企業對本地就業吸納能力太弱,不能向二、三產業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更難以對農民增收起到支撐作用。在此發展條件下,每年逾10×104人以上的青壯年外出務工,但居住半年以上的暫住人口僅1×104人左右,人口呈外流趨勢。
1.2人口梯度轉移,縣城首位度高
為減少人類活動對生態敏感區的環境破壞,改善人居質量,巫溪縣近年來實施了“扶貧移民、高山移民、生態移民”等一系列移民搬遷工程的實施,縣域人口的遷變呈高山區人口向集鎮轉移,集鎮人口向縣城轉移的梯度發展態勢。縣域北部高山區內的小城鎮在逐漸地萎縮甚至凋零。縣城人口增長速度遠大于其他各鄉鎮的人口增長速度,首位度遠高于其他中心鎮。
1.3城鎮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明顯
2012年,巫溪縣城鎮化率為28.65%,根據諾瑟姆曲線,巫溪尚處于城鎮化初期階段,城鎮化水平和質量均不高。縣城城鎮化率為69.64%,中心鎮與一般鎮城鎮化率僅10%~30%,特別在設施建設方面,教育、醫療、交通等基礎設施均集中在縣城,城鎮建設嚴重滯后,呈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征。主要原因是北部高山地區生存條件較差,場鎮規模小,導致人口和生產要素的集聚程度低,對周邊農村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較弱,難以發揮帶動農村地區工業化、城鎮化的有效作用。
2巫溪人口與城鎮化發展的策略
基于以上人口與城鎮化特征分析,現提出幾點發展策略。
2.1極核發展
縣城是巫溪縣的經濟主要載體及重心,對城市經濟競爭力具有決定性作用。在人口總量少、經濟總量低的巫溪縣,很難形成比較完整的“金字塔”形的城鎮體系結構的情況下,縣城的發展則顯得至關重要。巫溪今后城鎮化道路應選擇以極化縣城為主要方向,積極鼓勵縣域腹地人口向縣城聚集,以增強縣城的綜合承載能力,發揮核心帶動作用。同時應積極培育重點城鎮,調整、合并弱小集鎮,充分發揮資源集約效應,大力提高小城鎮建設水平。并根據重點城鎮的經濟發展水平、資源條件,與中心城市形成鏈式聯結,形成二次輻射,由點及線、由線及面整體帶動縣域城鎮化發展。
2.2城鄉統籌
城鄉統籌是城鎮化發展的必然選擇。城鄉統籌背景下的城鎮化道路是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以產業結構轉型為路徑,以城帶鄉、共同繁榮的可持續的城鎮化發展之路。城鎮化的發展應強調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以產業結構的轉型為路徑,以城鄉一體化為最終目標。
2.3產業支撐
產業發展是城鎮化的核心,城鎮化發展需要強大的產業做支撐,從而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實現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產業發展有利于拓展就業空間,促進農業人口轉移,有助于提高城鎮綜合競爭力。作為生態敏感區,巫溪的產業發展的重點應是旅游業及生態工業的發展。
2.4精明增長
精明增長是指在城鎮化進程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控制城市無限擴張、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和提高生活質量的發展模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轉變人口轉移及產業發展過程中粗放型的土地資源利用方式,要集約利用土地,保護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道路;二是城鎮建設中應以“基礎設施先行”為指導目標,區域統籌考慮,避免資金投入的浪費。
2.5制度創新
多種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是推動城鎮化進程的主要調控手段。首先,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與勞動就業制度,與戶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加快住房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教育體制的改革;其次,深化農地流轉制度改革;再次,建立城鄉建設投資多元化機制,采取多種模式,吸引民間投資進入城鄉公共產品生產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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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新”體現在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片面地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張和空間擴張,而新型城鎮化突出的是城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新型城鎮化的標志是要在本質上實現農民身份轉變過程中伴隨的文明化和現代化,而不是蓋了多少住宅樓、有多少農業戶口轉變成了城市居民戶口。否者,即使在城里打工一輩子,也達不到“人的城鎮化”的要求。按照國內外關于城鎮化的科學理念,城鎮化是以產業聚集帶動人口聚集的城鎮化,而不是以房地產拉動城鎮化。如果本末倒置,先造城后填人,這樣的城鎮化是一條歧路。傳統的城鎮化,是從“城里人”的角度看城鎮化,其基本路徑就是開發區、房地產,忽略“鄉下人”,忽略了土地要素、提高效率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如果新型城鎮化像過去一樣演變成房地產化,不僅不能驅動城鎮經濟增長,還會產生巨量的房地產泡沫,出現所謂的“鬼城”。因此,深入推進統籌城鎮綜合配套改革,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合理引導人口向城鎮聚集,才是廣大農民想要的新型城鎮化。
(二)新型城鎮化是中國農業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帶動的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的驅動力量主要來源于農業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以及現代服務業所涉及的各類主體。過去一提到城鎮化,有一種觀點是把城鎮化與城市化聯系在一起,認為城鎮化就是城市化的一種延續。這種觀點認為,城鎮化的驅動力量是工業企業及房地產企業,要靠工業產業升級及房地產業的發展來拉動城鎮化,這是一種將城鎮化與城市化同質化的錯誤觀點。從我國國情和已有國內外城鎮化經驗看來,我國新型城鎮化的定位應該是我國農業經濟轉型、產業全面升級和現代服務業所帶動的城鎮化。城鎮化要遵循城鎮化的科學發展思路,不能忽略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主體的農業人口,離開了農業人口的城鎮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因此,新型城鎮化一定是圍繞農業經濟產業升級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驅動力量是農業經濟產業升級所涉及的各類主體,包括地方政府、現代農業企業及上下游產業企業、服務業企業等。
(三)新型城鎮化是現代農業振興帶動農業人口市民化的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是以為進城的農業人口為主體的新型城鎮居民的全面發展提供保障和基礎的城鎮化。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就業,就業就需要產業的支持。沒有產業支撐的新型城鎮缺失活力和競爭力,不可能長期發展。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在未來20年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要完成提高農民的素質和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的歷史任務,必須要發展新型城鎮化,其實現途徑就是要以現代農業振興帶動農業人口市民化,推進教育公平化、均衡化發展的新型城鎮化。以現代農業振興帶動農業人口市民化的新型城鎮化是一種以政府為主導的城鎮化推進方式。即首先由國家在頂層設計、政策規定、發展方向等方面做出統一部署,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政策、法律方面的支撐;然后由地方政府在產業規劃、城鎮建設規劃、招商引資、配套服務業等方面做出統一安排;第三是由農業及相關行業和企業在項目規劃、資本運作、項目執行等方面付諸實施;最后是農民以土地、宅基地入股相關企業,并參與企業的生產運作。
(四)新型城鎮化是實現“五化”的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對于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較長時期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以及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其定位必須建立在有利于改善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基礎上,這是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袁常青,2013)。新型城鎮化的終極目標是農村土地集約化,農業生產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以及農民生活市民化。而原有城鎮化是定位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小城鎮建設,其目標是力爭做到“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過去30多年的歷史經驗表明,原有城鎮化的定位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城鎮化的發展。因此,推進新型城鎮化,需要重新定位。新型城鎮化定位應是在政府戰略發展規劃框架下,使城市順應市場力量,更自然、更有效地成長。在目前我國經濟增幅放緩的大背景下,新型城鎮化已經被賦予了“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的重要歷史使命,其目標注定將與過去不同。因此,新型城鎮化應該通過提供公共服務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減少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預市場配置人口、土地和資本,以“五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終極目標,改善城市的連接性、方便人們生活和工作、提升城市運行效率,促進形成新的城鎮化格局。
二、縣域產業聚集是新型城鎮化的關鍵
沒有產業支撐的新型城鎮化,缺失活力和競爭力。科學合理的城鎮化,產業依托是根基,并且這些產業發展要擁有可持續性。縣域產業集聚的建設,有利于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利于農業土地集約化,有利于發展循環經濟和建設節約型社會。
(一)縣域產業聚集帶動人口聚集
沒有產業支撐的城鎮化,大部分新進城農民則會成為“種田無地、上班無崗”無所事事的閑人。因此,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是留住城鎮新進人口、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核心。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法是加快縣域產城融合步伐,建設選育優質縣域產業聚集園區。縣域產業聚集能夠形成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創造更高的生產率,使生產、流通、消費、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乃至創新一體化。而成熟并且有較強帶動作用的產業落戶到縣域產業聚集區,可以為縣域經濟發展帶來新觀念、人才、資金、技術和市場。工業項目落地縣域產業聚集區,相應會帶來就業崗位增多,城鎮新進入人口的就業機會增多,進城農民和企業各得其所。農民進入城鎮,不僅僅是消費者,更重要的是生產者、創新者。農民接受培訓成為產業工人,參與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僅素質將會提升,收入也穩定,讓農民及其家庭更好地融入城鎮社會,可以在新城鎮中安居樂業。另一方面,在縣域產業聚集園區,企業用地成本低,用工本地化,降低了人力成本,減少了人員的流動性,也提高了員工穩定性。因此,大力發展縣域產聚集可以有效地實現新型城鎮化的人口聚集。
(二)縣域產業聚集為新型城鎮化良性發展帶來資金支持
新型城鎮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需要持續不斷的大量資金投入。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一個持久的過程,需要持續不斷的資金投入,所需資金不可能長期依賴土地出讓金和財政補貼。因此,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通過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完善投資環境,增強民間投資政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建設需要培育城鎮自身的造血功能,解決城鎮化建設和產業發展資金難的問題。縣域產業聚集為城鎮化要素的空間集聚提供了前提保障和基礎條件,能夠促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縣域產業集聚園區通過實體經濟的自身造血功能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推動、支撐和提升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縣域產業集聚區建設集聚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進入產業集聚園區的企業,在其發展成熟后,可以通過稅收使地方財政得到有效的改善,使新型城鎮化建設具備了自我造血功能。有了縣域產業集聚園區產業的反哺,新型城鎮化就會更有活力,更能持續長久。同時,縣級政府有了財力,就可以不斷完善學校、醫院、住宅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為城鎮居民提供均等的醫療、教育、養老、交通等公共服務,不斷地改善民生,新型城鎮化是以產城融合推進縣域產業集聚區建設。
(三)縣域產業聚集為縣域經濟發展帶來資源聚集
產業集聚區是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有效載體,縣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資源的聚集。長久以來,大多數縣域經濟發展緩慢,其主要原因是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總量偏小,資源、資金短缺。因此,借鑒先進地區快速發展縣域經濟的成功經驗,辦好縣域產業聚集園區,是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的最好形式和有效辦法。縣域中小城鎮也可以為縣域經濟的發展集聚資源,為企業發展提供廣闊空間。縣域城鎮各類生產要素和居民生活成本低,只要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和設備,能夠支撐起縣域經濟的發展,實現企業、當地居民、社會的相得益彰。縣域產業集聚區建設是新形勢下破解縣域資源環境困境、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最佳選擇。縣域產業集聚區建設,能夠較好地解決困擾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難題,促進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的增加,能夠激活當地勞動力、土地、礦產、資金等各種資源,充分發揮縣域產業聚集的要素聚集優勢,形成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縣域產業集聚的聚集效應使縣域資源優勢發酵,產業優勢走強,強勢產業得到發展,提升了縣域主導產業的市場競爭力,促進了縣域經濟的科學發展、跨越發展。因此,充分發揮縣域產業聚集的要素聚集優勢,形成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能夠使縣域產業集聚區在實現社會就業、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等方面,都發揮出積極的作用。
(四)縣域產業聚集推動產業向城鎮集聚進而促進城鎮化發展
縣域產業聚集園區的培育、成長和成熟是一個不斷吸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向城鎮集聚的過程。在縣域集聚區開發過程中,必須集中構建縣域產業集聚區的現代服務體系,立足于資源共享、功能互補,實現縣域產業集聚區的功能社會化、服務市場化,高效利用資源。由于產業集聚的專業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以及企業集聚和產業分工的交易費用節約的吸引,當一個企業落戶在縣域產業集群園區后,就會有相關配套企業跟隨進來,形成了一個大企業在中心,配套企業在,最后是服務企業的跟進的一個良性循環。當大量同類或相關聯企業、項目的集中布局、聚集發展,就形成了一個既有產業支撐,又有服務業的相對成熟的新型城鎮,為縣域循環經濟發展、污染集中治理、社會服務共享創造前提條件。縣域產業聚集園區的建設,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縣域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進而能夠推動、促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與過去倡導的城鎮化、建工業園區有本質的區別,今天的新型城鎮化不是簡單地建城鎮、建工業園區,而是走產城融合模式,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模式。縣域產業集聚區不僅限于工業,也可以是農業、現代服務業或一、二、三產業相互鏈接、復合發展的特色產業聚集區(趙華,2010)。縣域產業集聚的建設,有利于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農業土地集約化和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建設節約型社會。以產城融合模式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走適合國情的農村新興工業化道路,以產業集聚帶動人口的聚集,以縣域產業集聚區的服務功能為新型城鎮化的人口集中創造條件、提供基礎支持。當大量同類或相關聯企業、項目的集中布局、聚集發展,就形成了一個既有產業支撐,又有服務業的相對成熟的新型城鎮,為縣域循環經濟發展、污染集中治理、社會服務共享創造前提條件。縣域產業聚集園區的建設,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縣域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進而能夠推動、促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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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理目前主要采用填埋處置法、堆肥法、焚燒法和綜合處理等4種方法。通過與國外生活垃圾處理模式的分析對比,我國現行的生活垃圾處理模式存在如下主要問題。第一,垃圾資源利用化不足。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主要以市、區、街道三級管理體制為主,采取的處理流程普遍是從傾倒、收集到堆放點或填埋場[6]。垃圾的收集、處理方式較為單一,由于長期采用混合收集,導致出現資源大量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主要體現為填埋率居高不下、填埋場選址困難;分選投入無效,過程控制不嚴;資源循環利用不足,影響生態環境。因此,必須對生活垃圾的管理模式進行優化與改善,有效避免與控制始端污染,促進資源的可回收和可循環利用。第二,垃圾分類推行效果不佳。生活垃圾分類收集是國內近年來大力推行的垃圾處理方式,但由于分類收集與分類處理并沒有有效地銜接,導致處理的大部分都是混合原生垃圾。另外,由于飲食及生活習慣不同,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的性質與西方國家有很大區別,主要體現在含水率和有機廢物方面,西方國家垃圾含水率一般為30%~35%,我國一般為55%~65%;西方發達國家生活垃圾中廚余和餐飲等有機廢物比例一般在20%左右,我國卻高達45%~55%。因此,我國的垃圾分類不能照搬國外模式,要結合自身特點建立有效的分類標準和處理措施。第三,垃圾綜合處理率較低。目前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用于填埋、堆肥、焚燒的比例分別是79.2%、18.8%、2%,高效厭氧消化、蚯蚓消化及其他新技術處理的比例更小。另外,在綜合處理時還需解決填埋、焚燒、堆肥等技術本身固有的一些問題,如填埋場內填埋氣體污染大氣且存在安全隱患,資源化利用不充分;垃圾含水量大,焚燒時需要添加其他輔助燃料,致使一次性投資大、運行費用高且產生有害氣體,造成二次環境污染;堆肥法長期使用易造成土壤板結和地下水質變壞。第四,缺乏垃圾處理系統規劃。目前,國內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均以城市為單元各自為政,缺乏系統的一體化規劃,這將導致垃圾處理站點布局不合理,處理方法不協調,垃圾處理站點的作用發揮不足等問題。例如,對于終處理場的選址,考慮環境問題一般選在人口稀少、交通便利的城市邊緣地帶,很少考慮對相鄰城市的影響,一旦相鄰城市間終處理場的選址距離接近,就會出現資源浪費的情況;對于中轉站的選址和形式規模,一般考慮城市規劃與建站成本,很少考慮上下游的約束問題,如果面向填埋則可考慮建設以壓縮為主要功能的中轉處理站,如果面向焚燒或堆肥則應考慮建設帶分揀系統的中轉處理站。
三、城鎮化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模式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