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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漢文化伯息傳遞與英漢語言差異
為了提高英漢翻譯水平，有必要開展英漢兩種語言的對比研究。這種研究的作用，從微觀上來說，有利于在進行雙語轉換時，判斷哪些是對應信息和非對應信息，并選擇適當的轉換模式;從宏觀上說.可以樹立這樣一種觀念，即英漢語言之間的相同是相對的，而相異則是絕對的，以免造成翻譯中文化信息傳遞的誤差。
漢語和英語屬于兩個不同的語系.漢語屬于漢藏語系，英語屬于印歐語系。可以想象，英語和漢語的區別是非常大的。不了解兩種語言的特點和區別，準確的翻譯則無從談起，自然也就無法進行英漢文化信息傳遞。下面就從英漢兩種語言在詞匯和語法兩個方面的特點和區別來說說英漢翻譯要注意哪些方面。
在詞匯方面，英漢翻譯要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一)在一種語言里的有些詞在另一種語言里并沒有對應詞。如:漢語中的“餃子”、“功夫”、“氣功”、“三伏”等，在英語中就沒有這些概念;而英語中的‘`coffee" ，"radar"，"bingo”等，以前在中國也沒有這些對應的詞匯。怎樣在翻譯中處理這些詞呢?我們可以采取音譯和意譯的辦法。如把漢語中的“餃子”、“功夫”、“氣功”等分別音譯成“jiaozi" } "kungfu" ， "chigong"，把“coffee" ，"radar”音譯成漢語“咖啡”、“雷達”;而漢語中的“三伏”則可意譯為“the hottest days in summer"，英語中的"bingo”可意譯為漢語“一種類似玩彩票的游戲’，。
(二)在兩種語言里，某些詞語表面L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實指的是另一回事。如英語中rest room休息室，busboy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漢語中“農民”尹farmer ，“愛人”并lover等。在翻譯中，我們不能隨意“對號人座”，而要根據其詞匯的實際意思進行翻譯。如:英語中的rest mom指的是大建筑中的一間房子，里面設有廁所，洗漱設備等，我們可根據語言環境翻譯成“廁所”或“洗浴間”等;busboy在英語中指是餐館中收拾碗蝶、擦桌子的雜工，我們可根據語言環境翻譯成“店小二”、“餐館服務員”等;漢語中的“農民”最好譯成“peas-ant"，因為英語中的‘`farmer”指的是“農場主”，與漢語中的“農民”大有區別;漢語中的“愛人”最好譯成“wife”或"husband"，因為“lover”在英語中是“情人”的意思，與漢語中“愛人”的意思大相徑庭。
在語法方面.英漢翻譯中要注意兩種語言在語法上有以下不同:
(一)漢語里很少用被動語態，而英語則常用被動語態。如漢語中的“家庭作業已經完成”，翻譯成英語則是"The homework has been finished".而不能譯成:"Thehomework has finished
(二)漢語中常省略句子中的動詞，而英語中動詞則一般不省略(口語除外)，如漢語中的“這公園很漂亮”沒有謂語動詞，翻譯成英語則是:"The park is very beau-tiful" ，謂語動詞“is”一般不能省略。
(三)漢語中只有時間狀語的區別，沒有謂語動詞時態的變化，而英語中時間狀語不同，句中謂語動詞時態也必定不同。如漢語中的“學生昨天植樹”和“學生明天植樹”，雖然時間狀語“昨天”和“明天”不同，但謂語都是“植樹”。但翻譯成英語謂語就不同了，“學生昨天植樹”譯成“The students planted trees yesterday."，“學生明天植樹，，則譯為“The students will plant trees tomorrow."，謂語分別是“planted”和“will plant" 。
(四)漢語的句式結構是“疊加式”，句子結構像“糖葫蘆串”，一個單詞一個單詞或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地疊加。而英語的句式結構是“樹權式”，主、謂、賓和主句是主干，定、狀、補和分句等是樹權，并有一定的順序。如漢語中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兩個單句，翻譯成英語則譯為“Even the dog swaggers when its master win fa-vor" ，“一人得道”變成了從句，而“雞犬升天”則是主句。
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還有其它很多方面的區別，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們在進行英漢翻譯時，要符合兩種語言的不同特點，英譯漢則要把英語譯成地道的漢語，而不是“英式漢語”;漢譯英則要把漢語譯成地道的英語，而不是“中式英語”(Chingliah) 。
二、英漢文化信息傳遞與英漢文化差異
英語和漢語是兩種不同文化的語言。語言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不同語言的差異實際上來源于其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差異，因而加深對英漢文化差異的了解，是在英漢翻譯中準確地傳遞文化信息的關鍵。英漢兩種文化的差異是多方面的，包括語言交際、生活方式、衣著打扮、舉止行為、飲食習慣等。但在英漢翻譯中，主要涉及的是英漢語言交際上的差異，因此本篇只圍繞英漢語言交際方面進行探討。英漢文化差異在語言交際中的表現主要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日常談話中的文化差異
英漢日常談話的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打招呼、告別、稱呼、祝賀和贊揚等方面。如果你是一名口譯者，就要特別注意這些差異。例如，在打招呼方面，中國人都喜歡用“你吃了嗎?”和“你到哪兒去?”這類的問句。如果把這兩句說成“Have you eaten yet?”和“Whereare you going?”，很容易引起以英語為本族語的人的誤解。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問句，而且是詢問他們隱私的問句，這樣會使他們感到不愉快，而且即使回答的話，也會與中國人所期待的大相徑庭。也許回答是"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關你的事!)，那就會使談話雙方都處于尷尬的境地。所以，如果你了解這點文化差異的話，你最好按英語文化打招呼的習慣說成"Hello”或“Glad to see you!”就行了。再如在稱呼方面，英語國家的人一般都直呼其名，再客氣一點也除非在名字或姓名前加上Mr或Mis、等，如Mr Smith ， Misssmith等。但中國人都喜歡在姓名或姓前加上職務、輩份等以示尊敬，如“黃局長”、“林老師”、“李大伯”等。我們翻譯的時候，就要注意這方面的差異，把“黃局長”、“林老師”、“李大伯”通通按英語習慣翻譯成‘`Mr/MissHuang" ， "Mr/Miss lin" ， "Mr 1i"。再如:中國人和說英語國家的人在對祝賀和贊揚方面的反應也大不相同，前者則一般用“哪里哪里!”、“過獎了!”之類的話表示受之有愧，而后者一般用“Thank you”之類表示感謝的話表示接受贊揚、祝賀。我們在翻譯的時候，這類句子不能直譯，而應根據雙方的文化習慣稍加調整。
(二)成語、諺語和格言方面的差異
成語、諺語和格言的英漢互譯一直是英漢翻譯中的一個難點.難的原因在于它們非常集中地體現了英漢文化差異。在英語和漢語中，完全對應的成語、諺語和格言是很少的，絕大部分不同。因而我們在翻譯這類內容時，不能直譯，我們可以把這些句子翻譯成與對方語言相似意思的成語、諺語和格言。如英語中的”Live and learn"要譯成”活到老學到老”，而不是直譯成”生活和學”。但如果找不到對方語言中對應的成語、諺語和格言時，我們最好先按原文的語言風格直譯，然后再加畫龍點睛的解釋語，如把漢語中的”掛羊頭，賣狗肉”譯成”Hang upa sheep’s head and sell dog’s meat-try to palm off sthinferior to what it purports to be"，前部分直譯保持了原文風格，后部分解釋語用了地道的英語說法，效果就很好了。
(三)比喻和聯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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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歷史文化差異
歷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歷史發展進程和社會遺產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發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所積淀形成的歷史文化也不相同。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交際時，會經常遇到由于歷史文化差異而出現的交際、理解難題。
例如，“東施效顰”這一漢語成語典故，對中國人來說，不難理解其文化內涵，但對于不甚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西方人來說，若僅僅理解為“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就沒有準確、形象地表達和再現原典故的含義。東施是誰？西施又是誰？就沒有交待清楚。為了讓西方讀者能了解這一成語的內涵，比較合適的做法是采用加注的方法: Tung Shih imitates His Shih (His Shih was a famous beauty, Tung shih was an ugly who tried to imitate her way)。這樣，就會使讀者一目了然。
對于有些歷史人物和歷史典故，可采用類比的理解方法。據說，有一次陪外國客人觀看戲劇“梁山伯與祝英臺”，翻譯作了很多說明也沒能讓外國客人弄懂故事內容。此時，提示翻譯說，梁山伯與祝英臺就是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通過這一類比，外國客人馬上明白了劇情的主題思想。
中國歷史燦爛悠久，華夏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與此相聯系，中國的歷史成語典故俯拾即是，意蘊濃厚，如：臥薪嘗膽、負荊請罪、亡羊補牢、塞翁失馬、濫竽充數、朝秦暮楚、毛遂自薦、班門弄斧、名落孫山、三顧茅廬以及“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蜀中無大將，寥化作先鋒”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等等，每一個歷史典故和成語都包含有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都是一個生動的歷史故事。因此在交際、理解時，應在弄懂典故含意的基礎上，注重文化之間的差異，采取恰當的交流、表達方法。
中國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圣經》中僅收入辭典的典故就有700條，莎士比亞作品的典故更是熠熠生輝，有些莎士比亞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就成了典故。
2地域文化差異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處地域、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現在不同民族對同一種現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達。在中國，自古以來便有“南面為主，北面為朝”，南為尊北為卑的傳統，人們經常說“從南到北，南來北往”，“南”的方位在說法上常常置前。而英語文化卻恰恰相反，英美人從英語地域文化上來理解漢語中的“從南到北”，自然是“from north tosouth”，“北屋”為“a room with southern exposure”。諸如“西北”、“西南”、“東北”、“東南”之類的方位詞語，英語方位在說法上也和漢語文化相反，分別為“northwest ”，“southwest”，“northeast”，“southest”。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東風”象征“春天”、“溫暖”，它吹綠了中華大地，使萬物復蘇，故有“東風報春”之說，所以中國人偏愛東風。而英國的“東風”(east wind)則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國人討厭“東風”。不過英國人喜歡“西風”，它給英倫三島送去春天，故有“西風報春”之說。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就曾寫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在詩的最后，詩人名傳千古的佳句表達了他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和堅定信念:Oh，the west 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風，假如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遠嗎？)理解此詩時應對這一地域文化差異作一注釋，否則會給缺乏英國地域文化知識的一些漢語讀者造成困惑或誤解。
地域文化方面的差異，使得不同民族在對同一事物的認識上存在著差異。有些事物在一種語言文化里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外延，且能引起美好的聯想，而在另一種語言文化里卻平淡無奇，毫無文化意義。這就是文化的個性和差異。比如，在中國傳統文化里，耕牛是勤勞的象征，人們常把那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人比喻為具有老黃牛精神。古往今來我國不少名家皆喜以牛自喻:魯迅先生曾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名句；明代名臣蔣冕年邁衣錦還鄉后，皇上御詩，稱其為“江南――老牛”，蔣冕也作詩謝辭:“老牛用力已多年，勁破皮穿只想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以牛耕為主，耕牛與農民朝夕相處，且勤勞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國人對牛的熱愛和贊譽。與中國不同，英國古代主要靠馬耕，牛則很少干活，因此馬在英美文化中則是勤勞和吃苦耐勞的象征。
3風俗文化差異
風俗文化指的是貫穿于日常社會生活和交際活動中由民族的風俗習慣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稱謂、道謝、恭維、致歉、告別、打電話等方面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規定和習俗。如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時常用的幾句客套話是“你到哪兒？”“你要干什么？”“你吃過飯了嗎？”，這幾句話中國文化里并無多深的含意，只不過是無關緊要的，禮節性的打招呼的一種形式。然而西方人對這幾句卻很敏感和認真，“你去哪兒？”“你要干什么？”在他們看來純屬自己的私事，別人不能隨便打聽，除非是親密的朋友。而“你吃過飯了嗎？”則使他們不知所措，對方會以為你想請他(她)吃飯。像這樣的見面問候，應視具體情況做相應的文化轉換，改為英語慣用語“hello”，“goodmorning!”,“how are you?”等。
各民族的文化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共性的東西，但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個性的東西。
4宗教文化差異
宗教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意識等所形成的文化。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國的三大宗教，這三大宗教在中國民眾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我們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閻王”，有神話中的“龍王”，有“開天辟地”的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爺。而這些概念歐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歐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對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異，在交流、理解時應予注意。例如，英國翻譯家大衛•霍克斯在翻譯《紅樓夢》劉姥姥說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句話時，把它英譯為“Man propses，God disposes”，似乎神形兼備，漢語成語巧對英語諺話。但由于兩者存在著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層的文化差異，譯文就有使劉姥姥由信佛變成了西方基督教徒之嫌了。因為嚴格地說，此例中的“天”與“God”并不完全對應。在此認為用“Heaven”來代替“God”更忠實于原文。
總之，文化差異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而又極其復雜的問題。要在兩種語言之間交流、交際、表達，除了通曉兩國的語言文字外，還必須有深厚的兩種語言文化功底，深刻理解文化之間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不僅做到語言意義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義上的等值，也才能在跨文化交際中做到得心應手、揮灑自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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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指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號化結構。現代意義上的“文化”一詞最早來自于德語kultur。文化在漢語中實際是“人文教化”的簡稱，《辭海》中解釋“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不同的語言觀會導致不同的語言理論，產生不同的語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語言研究目標和結果。潘文國(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及進行表述的方式和過程”，“語言是民族的世界觀”是更為妥當的提法。
文化與語言二者既密切聯系，又互相區別。語言是文化的凝聚體，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語言不是文化之外游離存在的客體，而是文化整體中有其自身結構，而且自成體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動和文化創造都離不開語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積累也都保存在語言的信息系統之中。語言不僅是文化總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總體中最核心的部分(張公瑾，陳建民、譚志明主編，1993：344-346)。語言和文化互相滲透，互為因果，互相制約，互相推動。
二、漢語與漢民族文化
漢語是世界上最豐富、最發達的語言之一。漢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豐富、最燦爛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性，文化形態上的差異，不可避免地會表現在語言大系統的不同層次上。漢民族文化的鮮明特點在漢語言中呈現以下一些表征：
1.漢字
漢字是漢族創造的獨特的產物，可以說其本身就是一種中國文化。漢字平面型的方塊形體能夠比線型的拼音文字存儲更多的信息量；漢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將數十億漢語使用者維系在一個完整的漢文化系統內，使這一文化中的各個民族都能產生強烈的文化認同感：漢字多采用形聲字方式字乳新字，為漢語的發展演變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粱，是漢人觀念中的中心主題。漢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差異。
2.語序
語序是各級語言單位在上一級語言單位內的排列次序。漢語是語義型語言，在語言的組織中，語義的搭配是決定語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張世祿(1939)提出“憑語序而建立范疇，集范疇而構成體系”，把語序在語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極高的地位。中國傳統哲學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注重整體和諧，注重綜合概括，因此其思維模式和言語觀傾向于尋求整體和籠統，具有整體思維的特點。漢民族習慣于概括綜合，往往從整體入手，認識和處理個體間的關系。漢語邏輯關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設后論證，先敘事后表態，由遠及近，由大到小，由強到弱，由一般到具體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國哲學、藝術和語言注重心理時空觀，反映在句法層次上，表現為漢語“流水句”式的時間型構造。這也是漢語語法成為意合語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過意思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將句子合在一起。漢語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組織起來的。在敘述事實過程和動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兩三個、甚至十個八個小句，小旬與小句之間沒有連詞，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達意為主，“辭達而已矣”。這正是漢語口語里流水句出現頻率高的原因，也是漢人獨特的思維方式在漢語語句結構上的反映。漢語的這種特征是和漢族人的整體觀念、直覺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開的。
三、結語
語言與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文化具有明顯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不同語言，文化差異表現在語言系統的不同層面。一種語言是一個民族所觀察到的客觀世界的縮影，民族的傳統文化、思維方式、意識形態、社會生活、風土民情等，都會充分反映在語言上。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研究可以為哲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和民族學等人文學科提供真實可靠的事實依據。同時，漢語言與漢民族文化的研究對拓寬對外漢語教學領域、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應用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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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蘇新春2006文化語言學教程[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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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設置及教材建設方面文化課課時少，設置的內容不夠豐富。以長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為例:漢語語言生的文化知識課每周僅有2學時的中國文化專題講座及20學時的語言文化實踐活動。目前適合文化課教學使用的教材相對缺乏，大部分高校為漢語言本科生開設的文化課采用了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概況》及韓鑒堂編寫的《中國文化》，而來華漢語語言生的文化課卻沒有合適的專門的教材，只有教師自己準備的資料或自編教材。
二、來華漢語語言生中國文化課教學改革的具體對策
1．要幫助留學生端正文化學習態度，實行分級分層次教學明確文化學習是更高層次的漢語學習，要想學好漢語一定要了解中國的文化、理解中國的文化、走進中國的文化中去。在學生漢語程度低的情況下，依托前蘇聯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學過程最優化”理論，根據學生的實際和個體差異分級分層次教學，制定低、中、高三層次的教學目標以及相應的教學要求和教學內容。初級程度的學生以文化實踐課或者觀看圖片、錄像、電影等多種方式來學習中國文化知識，文化教學要始終結合語言技能的操練和交際能力的培養來進行。中高級程度的學生可以采取CBI理論下的主題模式:可以就每個主題進行討論，對中外文化現象進行比較，培養留學生的文化判斷能力和鑒別能力，促進他們具備國際視野和多元文化意識，幫助他們更得體地運用語言的必備要素，而不僅僅是將中國文化的相關知識傳授給他們。
2．補充師資力量，加強已有漢語教師中國文化知識方面的培訓壯大對外漢語文化課教師隊伍。在教師的選擇上不能只招收中文專業的教師，相關歷史專業、教育專業也可以勝任對外漢語教師的工作。中文專業的教師教授漢語語法上占優勢，而在教授中國文化方面，歷史、教育專業的教師則更勝一籌。當然，既能教授漢語言又能教授文化的雙料教師才是最符合標準的對外漢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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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習慣的不同，使人們對于同一詞匯的使用方法不同。中國是一個崇尚儒家文化的國家，尊老愛幼是一個人的基本品德。在生活中，我們習慣有老奶奶、老爺爺、老太太這樣的稱呼，老字在中國意味著受人尊敬。而在英美國家則不同，在他們的觀點中，“old”意味著他們沒有價值了，沒有生存的意義了。在進行英漢翻譯時，需要對“old”進行合理轉換，翻譯為令以尊敬的即可。另外，在中國的日常交流中，人們經常會提出工作、年齡、收入、婚姻等問題，大家樂于談論這些，來增加彼此之間的熟悉度。而在英美國國家，這些都屬于個人隱私，如果你詢問，就說明你沒有禮貌。這就提醒我們每一位英漢翻譯者，需要認識到英漢語言中所暗藏的思維與風俗問題，尊重不同國家之間的風俗習慣，將翻譯工作做準做精。
三、地域環境差異，造成詞匯的涵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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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方式、傳統文化等差異，不同民族對待同一種動物的感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當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動物名稱來表達相同或相近的含義、寓意時，則表現出了對等性。相反，如果一個民族用一些動物詞匯來表達特定含義，而另一個民族沒有這樣的表達，或者選擇的是不同的動物詞匯，則呈現出非對等性。在表達某一語義時，兩種語言可能會借用同一動物名稱，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動物。因此，我們應該根據實際例子來分析對比。
貓（cat）在英語中常被用來象征尖酸刻薄、愛在背后說別人壞話的女人，還用來喻指潑辣或心地惡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氣壞的老太婆”。而在漢語中，貓卻沒有這樣的含義，它通常給中國人溫順、神秘的感覺。英語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來形容“如坐針氈”、“局促不安”，而漢語中用“狗急跳墻”、“熱鍋上的螞蟻”來表示這種情況。英語文化里中西方國家的人對狐貍（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貍”來形容一個人老謀深算，老奸巨猾，英語中也有“oldfox”來表達相同意思。此外還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詐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頭。英語中的fox還有褒美之意，喻指“開朗活潑的漂亮女人”，這與漢語卻有不同。中國人認為狐貍善于魅人，因此漢語中用“狐媚”喻指“用諂媚、陰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將“以人的女人”稱為“狐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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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產生之前“上古結繩而治”，自然是沒有規范的。后世從圖畫和契刻受到啟示，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約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體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規范。
漢字規范是客觀存在的，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范。舊中國長期以繁體字為正體，那么，以繁體字為代表的正體字也就成了當時的規范字。雖然當時以繁體字作為規范，但是，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手頭字、俗字已經開始流行。這便是對漢字的豐富和發展。
兩表的調整表明我國語言文字規范的一個立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準化是一個不斷進行不斷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沒有終止的時候，需要從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和我國的國情出發，因勢利導，循序漸進，使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使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的過程成為積極引導規范而又不斷豐富發展的過程”。
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研究了目前作為字形規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認為此表還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現在把我們的意見提出來。
1.1筆形的變化規律不夠統一
①末筆是橫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橫變成提，“車”和“牛”作左偏旁時改變筆順把橫變成了提，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革”字作左偏旁時也應改變筆順把橫變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時末筆不是橫，四點上面部件的橫不應該就提。
②末筆是豎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時，豎變成撇，如:翔、邦、等，按照這種變化規律，韓、鄲、韌等字也可以變，特別是“”變“艷”字，左邊部件與“邦”相同，理應變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時撇變成豎，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卻沒變。
④“木”字做底時，如果上部是撇捺對稱且覆蓋“木”字的部件，要把捺變成點，如:條、茶等。如果上部不與撇捺對稱的部件為鄰，則不必改變捺的筆形，如:桌、梁、棠等。可是“雜、親、殺”三個字本屬后種情況，卻按前者的規律把捺變成了點。考查這三個字的來歷，原來它們在繁體字時代只是該字的左邊部件，簡化時把右邊簡掉，卻沒有把作為整字時“木”字該有的捺恢復過來。與此相反本應根據避重捺的原則把其中的“米”字的捺變成點，然而《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卻設計為兩個捺。
1.2筆順的規則也不夠統一
漢字的筆順基本上是按人體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點和視覺審美要求約定俗成的，這叫作自然筆順;規范筆順是在自然筆順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制訂出來的。規范的筆順主要有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先橫后豎、先撇后捺、從外到內和先外后內再封口等幾條，除此之處，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但一般都應該符合人的臂、腕、指的運動生理特性。
漢字的歷史太久遠，形成的因素太復雜，要想通過幾條規律把它們統一起來，簡直是辦不到的。不過，作為漢字的規范標準，是文字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有規律、越容易掌握，推廣起來就越有效率。我們應該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總原則出發，盡可能地使漢字難認、難寫、難記的現狀得到改善，使漢字構形及組合時的變化規律趨于統一，為語文教學、社會應用和對外漢語教學開創新局面。
2文字規范發展的方向和措施
漢字喜逢盛世，必須抓住機遇，盡快適應世界漢語熱的需要、中國加人WTO后因交際的需要、科技發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發展速度。
2.1調動國家與民間兩個個積極性，加大漢字研究的力度
國家“支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民間的積極性調動得不夠充分。漢字產生于勞動人民的勞動生活，又服務于社會生活，如果只有國家主管部門的研究而沒有民間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不能只盯著民間用字出現混亂現象的消極因素，而忽視人民群眾使用和創造文字的積極因素。語言文字的政策應該適當放寬，鼓勵民間建立語言文字研究機構，并積極征求漢字使用者特別是語文教師的意見，吸收民間漢字研究的成果，使語言文字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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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所有開化的民族都有他們自創的文字,或參照其他民族文字創造的文字,有文字的書寫,只是他們的書寫都未能成為藝術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現今的漢語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創造的,以拉丁文書寫方式拼寫,人們也不能以書法的素養書寫它以取得類似漢字書法的審美效果。這表明:只有漢字才是書法藝術形象創造的基礎,書法藝術是漢語言文化的應有之義。
(一)書法的定義,就是特指漢字的書寫。
中國書法,博大精深。關于書法的定義(內涵),至今有多種提法,尚未定論,但每種提法卻與漢語言文化息息相關。在此,略舉幾例加以說明:
其一,書法,顧名思義,就是書寫漢字的方法。
其二,書法,是關于漢字書寫研究的一門學問。
其三,書法,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以“文房四寶”為工具,通過書寫漢字來抒情達意的一門藝術。它主要包括筆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內容。
上述三種提法均表明:書法是以漢字為基礎,用毛筆書寫的,具有漢語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號藝術,漢字是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
(二)書法是漢字的藝術表現。
漢字能成為藝術,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漢字有一個為別的文字不具有的特點。漢字既不是模擬自然的圖畫,也不是任何人隨心所欲的抽象符號,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會意諸法創作的造型,是根據漢語的單音單詞構成一個個具有獨立完整意義的形體。
2、漢字的形體構成充分體現了人們感悟自然萬物形體構成之理。人們在自然千姿百態痕跡的啟發下,創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礎,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參照,因此,以會意、形聲等造出的字就隨語言的實際發展起來。這樣,據單音語言創造的具有形體整體性的文字,為以書法創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準備了很好的基礎。
3、能使漢字成為藝術的關鍵是書寫。隨著實際需要的發展,書寫工具的改進,書寫技術方法的總結,漢字發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隸、章今草乃至楷書、行書體。體勢變了,筆畫變了,寫法變了,但充分運用書段,借漢字的基本結構,創造出具有生動的抽象形式,具備力的運動節律,具有生命機體意味的筆畫,營構有生命的形象,這些始終保持著,而且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強烈。
二、從書法結構因素看,書法是漢字藝術特質的表現
漢字書寫之所以能夠成為藝術,除了書寫者自身藝術創造力之外,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漢字先天便具有藝術的特質。書法是漢字藝術特質的表現。
(一)書法的藝術語言是漢字的筆畫線條。
書法的藝術語言是漢字的筆畫線條,是有著一定的限制和高質量要求的線條,即是書家用手直接寫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線條。因為漢字的筆畫本身具有藝術素質,有著豐富的表現力,不僅是書法者必須依循的,而且是書法者樂于借助的。
1、漢字筆畫具有豐富性。豐富的筆畫才能構成豐富的形體,蘊涵豐富的內容。漢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隸、楷、行、草等諸多字體,其筆畫也由簡到繁,不斷豐富。如以法度最為完備的楷書為例,其基本筆畫就有點、橫、豎、撇、捺、挑、鉤、折。而且,每種筆畫又有多種形態。
2、漢字筆畫具有意象性。漢字筆畫線條,是人們在長期社會實踐中對客觀事物外形的一種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時又是人的創造,帶有某種意象性。歷代每一書法的筆畫中都熔鑄有書家的意象。
3、漢字筆畫具有表情性。漢字豐富多樣的筆畫,與生俱來便帶有豐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筆畫的線條,給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來說,橫線使人感到廣闊、寧靜;豎線使人感到上騰、挺拔;斜線使人感到危急、驚險;曲線使人感到流動、變化、柔和、輕巧、優美等。
(二)書法的藝術形體結構是通過漢字線條塑造出來的。
書法是造型藝術。藝術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藝術形象的形式去顯示真實。書法藝術的形象是通過漢字線條塑造出一個個奇妙的結構形體。
1、漢字形體的象形性影響和促進了書法的形象塑造。中國漢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礎,就有藝術性。漢字始終沿著表意走,符號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圍也更廣了,稱之為“象物、象事、象意、象聲”。這“四象”屬于象形精神,是漢字藝術性的集中體現。
2、漢字形體的多樣性影響和促進了書法的形象塑造。漢字豐富的筆畫和復雜的結構形體,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點。書家個人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審美追求去創造書法的藝術形象,但無論如何,漢字形體的固有特點是不能忽視的。
三、從發展書法藝術看,必須堅持書寫漢字的傳統
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創新是繼承的目的。歷代書法的創變規律,都源于特定歷史時期對藝術審美的與時俱進,也由于漢字的象形結構淵源,使其中藝術創作有了極大的可塑性和創造性。
(一)書寫漢字是書法自身的規定性。
書法漢字包括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一是書寫性,即書法是書寫出來的,不是畫出來的,也不是制作出來的,其創作過程是書寫的過程。二是書寫的對象是漢字而不是其他東西。兩個方面是連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體。
(二)書法藝術是最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藝術。
篇9
Keywords:Chinesepoetry;translation;imageactualization
漢語詩詞作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支奇葩，越來越受到其他民族的喜愛，甚至對西方詩壇都產生了一定影響。美國詩人雷克思羅斯就曾認為，“繼波德萊爾之后，對西方詩歌影響最大的可能來自外面，來自中國與日本詩歌的譯文。”［1］或出于傳播文化的需要，或出于個人志趣的原因，相當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諸多譯者不辭艱辛，進行了漢詩英譯的多番嘗試。不少譯作被評論家們稱之為形神兼備、既“信”且“雅”的再創作典范。但即便是名家的成功譯作也無法完全擺脫原語文化和語言存在與表達方式的影響，造成原作里意象與意境在譯語作品中的剝蝕與褪色。
一、不同語言詞義內涵的差異和詞語存在的不同形式造成拙化現象
1.詞義內涵的差異造成的拙化現象
“中文詩大半‘句’成一單位，句末一字在音義兩方面都有停頓的必要，……所以它是全詩音節最著重的地方”。［2］由于它是某一句段的終結標志，往往承載著一行詩特別著意的任務。“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Difficultitwasforustomeet,anddifficulttopart/Nowtheeastwindhasfailed,andalltheflowerswither.）,［3］這兩個詩句表達了李商隱對所愛之人憂思難忘的痛苦心情。“相見時難別亦難”，體現出對戀人的綿綿柔情。句末的“難”字，表明今后曠日持久、別后相思的苦痛及復雜的心態；“殘”與“難”押韻，寫出眼前景物黯然失色：東風無力，百花凋落，形成一幅愛情帶走了春天的傷心圖景。譯文雖也表達了兩句詩的基本意思，但還是留下遺憾：原文中一字千鈞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分別被“part”與“wither”磨蝕掉了——“part”一詞按簡明牛津辭典的解釋，其含義僅僅是“人們彼此間分離”；而漢語的“別”字，除表示“分離”外，又依據人們所處的各種不同情境具有多種意義，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惜別”，“痛別”，“拜別”，等等，古漢語中就有“別易會難”這樣的成語，可見“別”的經歷和體驗自古便帶給人們不盡的傷感與惆悵，于是以“別”為題的許多詩詞歌賦傳唱千古而不衰。在例詩中，詩人起筆便入主題，“別”字為詩眼，直擊人心，“part”一詞難有這種效果。“anddifficulttopart”更遠遠比不上“別亦難”的凝重傷感之情，也無法深切表現出“殘”的凄涼蘊意。該詩的后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Springsilkwormtillitsheathspinssilkfromlove-sickheart/Acandlebutwhenburnedouthasnotearstoshed）,［4］作者以到死絲方盡的春蠶與成灰淚始干的蠟炬，象征至死不渝的愛情和明知無望、仍愿擔荷終生痛苦作執著追求的殉情精神，絲“與”思“諧音，為語義雙關字。雖然英語中也有一些雙關詞，但能與漢語諧音雙關詞在語義上對應者，微乎其微，因而在翻譯中或求“神似”以忠實于原文，或重“形似”以達至辭美的效果。上譯便是忠實原文的一例。而另一譯文為了追求“形、神”兼備的“化境”，著實下了一定功夫：Silkworm’sthreads,likemen’slongingthought,endonlywhendeathcomes/Candlesshedtearslikementilltheyburntotheirbottoms。［5］這一譯文打破原文束縛，明確譯出了雙關的兩重含義，但又似過于直白，與原詩含蓄的風格不符，讓讀者失去了想像的空間和回味的余地，也令原作濃郁的悲劇色彩有所銷蝕。另一首具有挑戰性的詩作是劉禹錫的《竹枝詞》：“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僅舉后兩句的兩種譯文：1.Intheeastthesunisrising/Inthewestrainisfalling/Canyouseeifit’sfairorfoul?［6］2.Thewestisweiledinrain,theeastenjoyssunshine/Mygallantisasdeepinloveasthedayisfine。［7］譯詩1中，“陰晴”的含義是明白的，因為譯者此處巧用foul和fair兩個雙關詞，表達了“陰晴”和“善惡”之義，但讀者無法從中領悟出原詩的言外之意；譯詩2中，“情”和“晴”字都譯出了，抑揚格六音步加上韻式aabb，基本傳達了原文的形美和音美，但在意的傳達方面仍有一定距離。詩中的“我”，通過天氣的陰晴不定，表露自己在聽情郎歌唱時的心情，一會兒歡喜、一會兒憂愁。她主要是以問的形式揣測對方心思。上述兩譯，可以說各有千秋，皆為上乘之作，但又都留有缺憾。于是有人建議加上注釋：“晴”〔qing〕hereisapun.Ontheonehanditmeans“fairnessoftheweather”,andontheotherhanditimplies“情”〔qing〕,ahomophone,whichmeans“love”。［8］該建議的目的是為彌補譯詩里的缺憾，但這種中英文混雜的腳注對不通中文的英美讀者設置了一道新的理解上的障礙。
2.漢語疊音詞造成的拙化現象
漢語詩詞中疊音詞在傳情達意和構成審美意境方面具有獨特的表現力，在對這種詞的翻譯過程里，譯語的“復現”能力同樣顯得十分有限，也對詩詞所蘊含的美感產生拙化作用。唐朝詩人崔顥在《黃鶴樓》中寫道：“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Acrossthesunlitriver,clearlyseenareHanyang’strees/AndParrotIsland’steeming,fragrantgrasses.）。［9］上句中疊音詞“歷歷”，描述漢陽樹木清晰展現眼前的情景，下句中用“萋萋”呼應，通過形容芳草茂盛來展現思鄉戀故的情懷。由于兩個疊音詞韻母相同，且相互照應，因而顯得甚為和諧自然，對情景交融、詩畫統一的意象創造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此處如果不用“萋萋”這樣的疊音詞，任你再怎么絞盡腦汁選擇詞語恐怕也難以達到同樣的藝術效果。盡管英文“Now”一詞暗示了兩句間的緊密對應關系，但卻無法在讀者的心靈圖景上重構原語的意境。
此外，從“預期”理論的角度上看，后出現的疊音詞照應前面的疊音詞，也是漢語詩詞所擁有的、極具獨特而玄妙的藝術魅力的節奏形式，“有規律的節奏都必須能在生理、心理中印為模型，都必能產生預期”。［10］正是這種預期的實現，使得節奏帶給我們愉悅的。而看譯文，我們只能在理解意義的層面去把握詩的語言，這令我們的審美視角受到很大局限，無法像感受原語意境那般獲得審美。如李群玉的《黃陵廟》中兩句詩：“野廟向江星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Inthespringstillness,therustictemplefacestheriver/Teeminggrassesgrowamongtheancienttablets,theirinscriptionslongeffaced.）。［11］譯文對原語詩意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造性重構，但同時帶來的拙化現象也令人惋惜。公正地說，這并非譯者功力不及，實乃不同語言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達方式使然。史奈德寒山詩第八首中“奚長石磊磊，澗闊草蒙蒙”（Thevalleysarelongandstrewnwithstones/Thestreambroadandbankedwiththickgrass.），［12］譯文里“strewn”一詞意象為“散布”，常用于比較輕的東西，如落花、碎石等，用在此處沒能表現出原文“磊磊”即“多石貌”之意。美國漢詩翻譯家韋理給出另一譯文：Thevalleysolongandthegroundsostony/Thestreamsobroadandthebrushsotangledandthick.［13］譯文一連選用了四個“so”，旨在突出“多”與“盛”，但給讀者的感覺卻是冗繁且牽強，脫離了原作兩個詩句各語言要素之間的對應關系，削弱了意象的感染力。
漢語詩詞中這種疊音詞使用手法，也深深打動甚至影響到了一些英語國家譯著者，使其在自己的譯作中不時創制出模仿或套用中文詩詞的行文方式。如戴維·拉鐵摩爾所譯的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的兩句：“人生代代無窮己，江月年年望相似”（Lifeofmanageonageunexhausted/rivermoonyearbyyearlookingateachother.）。［14］譯者的意圖值得稱道：從形式到內容，似乎把原語與譯語的轉換完成得天衣無縫。然而從譯入語讀者的角度審視這樣的貼近，不客氣地講，此種中國式英語的機械模仿，嚴重地瓦解了原詩的意境。因而，與其如此生搬硬套，不如以平實樸素的手法進行翻譯：Manygenerationshavecomeandpassedaway/Fromyeartoyearthemoonslookalike,oldandnew.［15］只是這種力求達意的譯句，仍然未能將詩人靜靜的心靈與眼前天地進行的神秘而又親切的、悠然心會的唔談加以充分構圖與賦形，進而帶給讀者無限遐想與情趣。杜甫《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Fletcher譯為：ThroughendlessSpacewithrustlingsound/Thefallingleavesarewhirled-around/Beyondmykenayeastysea/TheYangtze’swavesarerollingfree;Bynner則譯為：Leavesaredroppingdownlikethesprayofawaterfall/WhileIwatchthelongriveralwaysrollingon.［16］顯然，無論是哪一種譯詩，都因使用了連詞而未能把原詩里“陰陽對稱型視象”——將兩種相斥相異或相關的事物加以對稱地建構而產生的視象——表現出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原文的對稱美。
3.漢語詩詞表達方式造成的拙化現象
不僅在疊音詞上，就是漢語詩詞中頂真續麻式的表達方式，也有譯作者企圖在形與神上與原語達成契合，如李白詩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這首詩就像許多其它漢語詩詞一樣，雖然表面上是用最簡單的語言寫成，卻是利用了古典漢語那種簡潔和含混結合的敏銳性，暗示表面之下潛藏的哲理。龐德將這兩句詩譯成：Drawingsword,cuti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Raisec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17］這已不像英語了，這簡直就是把中國字分別轉換成英語單詞羅列在一起。這種天真的大膽的創意嚴重地揮發掉了原詩中的意蘊和哲理。
譯文在尋找與原語文本對應的語言形式上受到限制，同樣造成漢語詩詞蘊意的減損。如杜甫絕句：“兩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Twooriolesamidgreenwillows/Arechirping/Arowofegretshighupthebluesky/Isflying/Westernridgescrownedwithlong-accumulatedsnow/Areframedinmywindow/AboatcomingfromeastJiangsuProvincefaraway/Ismooredoutsidemydoor.）。［18］“黃鸝”與“白鷺”，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帶顏色的動物名詞，相互呼應，珠聯璧合。譯文根本無法體現出這種色彩鮮明的動感圖景；以“江蘇省”取代詩作中的“東吳”，這關照到了詩意的“信”——兩個專有名詞指同一個地方，卻因未能現出“東吳”隱含的朝代更迭的滄桑歷史背景而失掉了原詩里意境的“美”。誠如辜正坤指出：一切詩歌的特定妙蒂總根于特定的語言形式。漢語詩詞之所以絕妙無倫，一個關鍵的因素即在于漢語本身無可替代的視角、音象、義象、事象、味象等存在方式。［19］將漢語詩譯成英語詩，不僅要把語言譯過來，“而且還要把詩意譯過來，而詩意又是那么微妙的東西，在從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傾注的時候，詩意會全部揮發。”［20］二、譯語再造的意象偏離原文造成拙化現象
意象在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地位，有人比擬為語義學中句子的詞，是語言的基本單位。中國古典詩詞是由意象和意象組合結構而成。作者把心中的意念，寄托于具象與非具象的藝術形象之中，表達出人生的感受，使意念成象，并以這個藝術形象去感動讀者，喚起讀者的想象與聯想。這種意象具有廣泛性和模糊性的因子，所以人們能體會到某一意象的內涵，卻不能加以精確的量化或數字化，甚至難以用語言完整清晰地令意象畢肖無余。如賈島詩《訪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UnderthepinetreeIaskedthelad/Wherehismasterhadgone./“Topickmedicinalherbs/Hesaidhehadgone./”“He’ssimplyinthisverymountainout/Inthedepthsofclouds/Hiswhereaboutsarenotknown.”）。［21］此詩寓問于答，短短四句，三番問答，體現出訪者對隱者之高潔十分景仰，情真意切。后兩句詩的景觀給人以朦朧美感，但“師”在何處，為訪“師”、尋“師”不遇后情緒如何，這一切都“隱”而不露，其中的含蓄美皆由讀者去吟味。上例譯文，雖說將原詩意境大致表達出來，但由于英語表達形式的束縛，出現了四次“他”，使原詩的凝煉與朦朧之美以及“隱”的質感——“師”只出現一次，卻句句都有“師”的影子——未能以朦朧的言語形式傳達出來。
漢詩中幾個意象的組合，并非只是意蘊的關系，更重要的是內在因果的邏輯關系，而與之相對應的譯語文體卻暴露出乏力和欠缺，使原語意象的美感打了折扣。如杜牧《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遠上”與“白云”相聯，“石徑”與“人家”有關，深秋里的楓林，在經過秋風秋雨秋霜的磨礪后，變成火紅，勝過二月里綻放的鮮花。其譯文為：“Therockypathslopedfarupthechillymountains/Therestoodsomecottages/wherewhitecloudshadrisen./Istoppedmycart,sittingthereintoenjoy/Lookingatthelovelymapletreesatdusk/Therealcolourofthemapleleaveswithfrostwasdeeperthan/ThatofSecondMoonflowers”。［22］以“mapleleaveswithfrost”來對應“霜花”，即帶霜的樹葉，不免給人以寒冷的感覺，難以帶給讀者冷艷卻彌堅的美感。譯詩還消損了原詩里隱含的“秋風秋雨磨礪楓葉”的意義，意象之間的內在關系有所消弱。
時空跳躍式的意象組合，構成漢語詩詞的另一美感特征。詩歌不是歷史年表，更非日記，不能按時間順序和地點順序，細細記錄。詩歌的跳躍性在于詞語與詞語之間，詩句與詩句之間，意象與意象之間，是跳躍性的，甚至是突變性的。目的是使幾個畫面在相互銜接之中，組合出一種印象，去感動讀者。這種組合正好利用了人類視覺的延續性，以及感情變化的時間性，使一些看似無關卻有內在聯系的畫面和意象，共同組成一種思想、感情、欲望和追求。李華的《春行即興》：“宜陽城下草萋萋，澗水東流復向西。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AtthefootofthecitywallsofYiyang/Grassesarelushandgreen/Gulleywaterisflowingeast/Andturnswestthen./Fragrantblossomsoftreesare/Ofthemselvesfading/Throughoutthehillyjourney/Springbirdsarevainlycrowing）。［23］原詩四句，每句是一幅畫面，一個意象。表面上看，草生城下，澗水復流，芳樹花落，春山鳥啼，這四種意象并無必然的聯系，但把這四種意象歸結于安史之亂后，昔日繁華城市夷為荒涼寂寞之地的主題之下，便組成了令人無限悵惘的自然景象。譯語表面上看以“at”引出地點，用“And”,“then”等詞語表明彼此之間的關聯，各意象似乎相合緊密,但實際上由于是一幅平鋪直敘式的意象群畫面，蕭條與冷落之意未能充分展現出來，原詩的味道便淡了許多。
漢民族的綜合性思維，使得詩詞構思方式和語言組織方式方面體現出悟性和意合的特征，而英語的構思方式和語言組織方式則更為突出理性和形合。漢語的意合無須借助詞匯語法的銜接手段，僅靠詞語和句子內含意義的邏輯聯系（或靠各種語境和語用因素），便能構成完整的語篇和意象；英語則往往不能缺少詞匯語法的顯性銜接，即從語言形式上把詞語句子結合成語篇和意象。這種差異導致在漢語詩詞、甚至在曲與賦等形式的文學作品的英譯過程中，原作妙境意蘊也產生流失現象。如馬致遠的名篇《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曲用三句十八字九個名詞所指的物象構成了一幅秋天傍晚蕭瑟蒼涼的圖畫，表現出詩人漂泊羈旅途中彷徨愁苦的心境。九個名詞無一虛詞，九種物象極其和諧地組織在秋天夕陽之下。此境中之象，深沉高遠，格調清逸。該作譯文：Witheredvineshangingonoldbranches/Returningcrowcroakingatdusk/Afewhouseshiddenpastanarrowbridge/Andbelowthebridgeaquietcreekrunning/Downawornpath,inthewestwind/Aleanhorsecomesplodding/thesundipsdowninthewest/Andthelovesicktravelerisstillattheendoftheworld。［24］為了充分表達原作中組合意象的關聯性，譯文使用了相當數量的有連接作用的詞。尤其在空間層次、動靜層次和音效層次方面，如“hangingon”,“returning”,“hiddenpast”,“in”,“still”,“and”等。細細品味一下，缺少關聯詞的原作所呈現的意象是靠意合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展示了漢語語言凝煉、自然、朦朧、深遠的美感，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述的，“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而譯文要體現原詩意象的內在邏輯關系，只能借助于添加的一些詞語或詞語形式，不過這樣一來，通過形合構成的意象在“復現”的過程里，不可避免地磨蝕掉了原曲的獨有藝術魅力。
中國詩詞中有些詩句無主語，增加了移情和現實情境的效果。中國詩歌傳統是詩以言志，要求詩人以自我為出發點，但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分明，因而構成了詩詞創作中“不隔”（王國維）的趨勢，出現了“無我”之境或“忘我”之境。而西方詩歌則以“我”中心，詩句里主體與客體之間關系分明且同時顯現。華茲華斯說“Iwanderedlonelyasacloud”（我曾經像一片云朵般孤獨地漫游），中國詩人則更傾向于說“行云流水”。
漢語語素的單音節性和組合的靈活性天然適合于“對偶”，中國人思維的虛實辯證又為偶意的形成提供了心理上的需要，因而虛實統一的對偶成了中國人特別喜好的藝術樣式。中國詩詞的意義排偶、聲音對仗、句法結構交相印證便構成其異于西文詩歌的獨特的創作與表達方式，所含蘊的音、意、形對稱美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達到一種“和”的豐厚和均衡，使世人品味到漢語詩詞“句句相銜”、“字字相儷”、“宛轉相承”、“剛柔判象”的藝術魅力。相比之下，西文文法嚴密，不如中文字句構造可自由伸縮顛倒，因而難以象漢語詩那樣將上下兩句對得工整。
三、結語
漢語詩詞翻譯過程中原語作品美感的拙化現象是否能夠避免，譯界比較認同的“補償原則”可否消除這種因拙化產生的原作意象和意境的磨蝕？筆者以為，再高明的譯者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拙化現象，想要原汁原味地在譯語中再現原作的美感，恐怕最終不過是一種心向往之的理想而已，空留下一番望“漢”興嘆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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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英百科全書》統計，在世界各國的正式出版物中，關于“文化”一詞的定義目前大約有160多種。我國出版的《辭海》對文化的解釋：“從廣義來說，指人類在社會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文化是體現出一個社會或一個社會群體特點的那些精神的、物質的、理智的和感情特征的完整復合體”。總之，文化世界是人類創造的由不同特質負載的有意義的世界。
不同民族在其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環境、生活習慣、信仰、人生觀、價值觀、思維方式、道德、風俗習慣等方面因素的影響，逐漸形成各自所特有的文化，也就產生了文化差異。語言反映文化，承載文化，又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交流工具。源語與譯入語文化的差異，使人們對相同的事物或行為，會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就會賦予它們不同的意義，這就使得以傳達原文意義為本旨的翻譯遇到了文化差異的障礙（蔡平.2008.10），因此翻譯從一開始就擔負著文化交流和信息溝通的重擔，翻譯在傳播異域文化的同時，也在改造和構筑本民族的文化。
總之，語言是翻譯的操作對象，翻譯處理的是語言所體現的文化，要傳達的是原文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2.語言文化內涵特征對翻譯的影響
2.1語言文化內涵漸變性
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文化的發展，社會的統一和分化以及民族間的接觸和融合，語言及其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一直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在各國語言里都有一些古字詞已消亡，如：“官人”“老爺”等反映封建官僚階級特權思想文化內涵的詞語，已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而消失。還有許多字詞現代通行的釋義與它們最初的語x大相徑庭。例如：“精神”，在古漢語中的是單字成意，“精”泛指構成人體和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神”是人的意識、知覺、運動等一切生命活動的集中表現和主宰者，如“精神內守”（來自《黃帝內經?素問》）指的是“精”與“神”都要內守，不要外漏，而在現代漢語中是一個單一概念，與 “物質”相對應。
翻譯是理解和表達的轉換過程，理解是表達的前提，沒有透徹的理解就沒有準確的表達，而語言文化內涵的漸變性特征給今人理解、翻譯、傳播古典優秀文化帶來源語解讀上的極大障礙。要把“精神內守”翻譯成英語，必須要立足客觀實際，從對歷史的考察中去分析和理解其具體文化內涵，還要與英語中“精神”的文化內涵進行比較，然后考慮采取何種翻譯策略可實現等效翻譯。“精神”的文化內涵具有獨特的民族性，因為西方文化中的“精神（spirit）”概念，具有“靈魂”、“心智”、“意識”、“普遍理性”、 “先天邏輯”、“宗教”等多重含義，其所蘊涵的“普遍理性”、 “先天邏輯”、“宗教”等意義是中國“精神”概念所沒有的。李照國對此句的翻譯是Jingshen （Essence-Spirit）will remain inside.他采取音譯加注的翻譯策略，既體現了“精神”文化內涵的民族性特征，又保留了“精”譯成“Essence”，“神”譯成“Spirit” 不能達到等效傳遞文化信息的效果的現行譯法。這種術語音譯的異化翻譯策略可以使得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概念統一規范，便于回譯，有利于文化交流。加注的目的是便于讀者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也體現了古典傳統優秀文化的傳播和翻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艱難的循序漸進的過程。
2.2語言文化內涵豐富性
隨著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進步，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人們對世界萬物的進一步認識是以已知事物詞匯的本義為基礎，通過比較、推理、聯想等思維方式認知、描述新事物。從語言符號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符號是能指與所指結合的整體。“符號的任意性原則是符號能指與所指不對稱性發展的根本原因。在能指不變，符號的所指對象發生了擴展，除了原來的所指內容外又出現了新的內涵意義，可以指稱新的對象。”這就產生了一詞多義。羅蘭?巴爾特也認為，“能指符號指向的是與能指符號相關聯的事物指向的文字符號所匯集的海洋，而不僅僅是能指符號所指向的事物本身” 。一詞多義在語言符號系統中大量存在，這是語言符號文化內涵豐富的體現，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例如：1.漢語中的“青”，①綠色，如“青椒”；②藍色，如“青天”；③可黑色，如“青布”。2.英語中的“glasses”，①玻璃杯，②眼鏡，因此He is looking for his glasses.單句在理解上就會引起歧義。
語言文化內涵的豐富性特征對翻譯過程中源語詞語文化內涵的準確理解，及目的語詞語文化內涵的對應選擇都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因此，語言文化內涵的豐富性特征決定了翻譯不是簡單地兩種語言切換，而是為實現跨語言及文化雙重交際任務的闡釋方式，也是對源語文化內涵準確解碼與目標語文化正確編碼的復雜工程。
2.3語言文化內涵隱匿性
2.3.1語境
語言是人們的交際工具，人們的語言交際活動總是在一定的交際環境中進行，語言學界稱這種語言交際環境為語境。語境既包括語言因素，如書面語言的上下文、口語中的前言后語等，也包括非語言因素，如交際的時間、地點、場合、時代、交際對象以及社會、文化背景、自然環境等等。
要正確理解一個句子的全部內涵，單單了解句子內部各詞組合的表層意義是不夠的，想要理解句子的真實涵義還必須分析理解句子的語境，由于一切語言運用都離不開語境，語境與語言的關系如同土壤與植物的關系一般，語境中蘊含著語言的潛在語義。例如：①《阿Q正傳》中阿Q大喊“天門兩塊！”，單看此句不知所云，如果結合前后情節就會明白此句涵義――阿Q在天門的牌位上押了兩塊錢。②“paint the lily”字面意思是給百合上色，而在基督教文化中用百合花代表純真，象征完美無缺，所以用給百合上色表達對某事物作不恰當或過分的修飾之意。 因此譯成漢語時要考慮中英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譯出此短語的內涵意義，可意譯成“畫蛇添足”，或釋義為“費力不討好”等。
2.3.2 隱喻修辭
隱喻由本體和喻體組成，其兩項的關系是一前一后，一彰一隱，即，人們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發現了兩事物之間的相似性，于是把已知的概念映射到未知的概念上，用原來已經存在的詞語表達新領域的新事物或新觀念，從而生成新意義，這里的延伸義是原義的擴展和張揚，使同一個詞的蘊含內容變得更加豐厚，而不是用一種延伸用法掩蓋了原義。例如：“heart”本義是“心臟”，心臟是人體非常重要的器官，人們便把心臟對人體的重要性這一概念的認知投射到對事情重要性的認知上，因此派生出“關鍵、核心”等意思，如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supply and demand。人們利用舊有的詞義通過延伸與擴展派生新義，詞匯的這種重復使用使人利用有限的詞匯來表達無限的思想，這是語言的創造性使用，語言的創造力不只是詞匯的不斷增長，更在于詞匯之間聯系方式的創新。從認知心理學來說，隱喻性語言的使用符合人腦記憶的精煉原則。
“詞語的隱喻意義最能體現文化語義詞語的時代性和隱含性特征”，破解詞語的隱含意義是譯者準確解讀源語及實現等效翻譯的前提。人們生活在同一物質世界里，自然生活條件的相似性給人們提供了共同的生活經歷和感受。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中華民族與其它民族的生活及思想觀念有很多相似之處，語言學家及社會學家研究表明隱喻是各民族共同的認知思維方式，因此英漢兩種語言中有些隱喻在結構形式、喻體的選擇及由此產生的形象、喻義等方面是相同的。如：A man of good character will not fish in troubled water. 中的“fish in troubled water”與“渾水摸魚”等等，對這種喻體及喻義相同的隱喻性語言，可以采用直譯的翻譯策略來實現語際間和文化間的有效交流。由于中西國家地理位置及v史文化的差異，中英兩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及語言表達方式也有不同，中英兩個民族對同一個喻體也會產生不同的聯想，如：中國人看到“海燕”會想起高爾基的散文《海燕》，在漢語中海燕象征著不畏風暴凌空搏擊的勇敢者，但英美人總把petrel（海燕）和暴風雨聯系在一起，用來比喻引起動蕩和騷亂的人，“海燕”與“petrel”隱喻意義不同，漢英互譯時用直譯手段會引起讀者的誤解，因此可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傳遞文化，如：Sinclair Lewis was stormy petrel in his life as in his books. 可譯成：“辛克萊?劉易斯在他的生活中也像他的書中一樣是個制造麻煩的人”。英漢語言中有些隱喻選擇不同的喻體表達相同或相近的語義。如：表示新事物的大量涌現，英語用“蘑菇的生長”做喻體，如：New houses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而漢語用“雨后春筍”。對于英漢語言中異喻體同語義的隱喻，有時也可采用異化加注的策略，這樣可以把源語國家的獨特文化引介給目標語讀者，從而豐富譯入語國家的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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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出現經歷了從單音節向雙音節及多音節發展的過程,這與漢語詞匯化、雙音化有關系。起初的結構方式復雜多樣并無固定的詞匯結構模式,后來發展到成熟階段出現了“專名+通名”的結構形式,它能夠較大限度地發揮地名的指位和指類功能,即專名指“位”指示某地的自然地理特征或者人文地理特征,通名指“類”指示某地的地理性質、地理類型,專名通名便于區別和識別不同位置、不同性質的地理事物。通名如“街、道、巷、村、路”等,專名如“天門墩”、“桂子山”、“街道口”等。
現代武漢的地名也是在“專名+通名”這種基本格式的基礎上衍生發展而來的。現代武漢地名從這一角度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專名+通名”型、“專名”型、“附加”型、多層結構型。
1.“專名+通名”型
1.1.專名為簡單的結構類型
這種類型中的專名由單純詞、合成詞或者詞組構成。
(1)單純詞作專名:該類型多為雙音節地名,專名由單純詞構成,多保留古代漢語單音詞特點,在語法功用上相當于一個詞。如花山、雙墩、猴山、漢江等。
(2)合成詞作專名:其中發現名詞作專名數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動詞次之,形容詞的數量最少。
a.名詞:金雞山、竹葉山、龍燈堤、白沙洲
b.動詞:建設路、復興村、團結村、解放橋
c.形容詞:快活嶺、崇仁路、匯通路、幸福村
(3)詞組作專名:
a.偏正結構:十里鋪村、白沙洲大橋、升官渡小區
b.述賓結構:循禮門、歸元寺、打網臺、興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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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的現實意義
1.倫理本身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道德既指出什么是惡的、不應該的,又指出什么是善的、應該的。道德規范出于人們社會生活的日積月累、約定俗成,不必通過企業的行政命令或制度規范來制訂或修改,道德制裁也不需要外在的批準。倫理道德為員工確立了行為邊界,在共同的“應當如何”的價值信念基礎上,使得企業與員工之間的行為期望有了合理的預期,減少了利益上的沖突和摩擦,也有力地遏制了一些違規違法、“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減少了企業管理制度的運行成本,提高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管理效率。此外,倫理化的管理氛圍更能夠激起員工的干勁。管理者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大多數人在充滿信任、責任和抱負的環境中能夠取得最出色、最富創造性的成果,而這種環境只有在誠實、信賴、公平和尊重等價值觀念的基礎上才能建成。
2.倫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人們內心的道德需求。傳統的“經濟人”假設下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越來越不適應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實際。以知識和技能為核心的人力資本是企業在知識經濟時代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競爭環境,不斷獲得可持續發展優勢的關鍵性資源,是構筑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石。如何促進人力資本的價值實現,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倫理化的管理方式契合了人們內心的道德需求,滿足了人們對精神食糧的渴求。
3.倫理化的管理促進企業人力資本的充分發揮。企業是人的事業,人是企業的靈魂。企業的創始人與后繼者對企業自身的存在價值、企業自身與員工之間關系的不斷反思與拷問,使得管理方式的源頭上存在著道德化管理的需求。企業作為社會中的生產服務組織,既是一個贏利組織,也是企業成員共同發展的載體。工作不僅是員工生存的手段,也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受人尊重、被公平對待、富有人情味的管理模式,是大多數員工內心的真摯渴望,也是促進企業人力資本充分發揮的必要前提。
4.倫理化管理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個性化戰略。隨著人才資源競爭的日趨激烈,企業之間吸引人才的方式差異越來越小,如高工資和良好的福利待遇,比較高的權力與地位,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倫理化,創造了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使得企業能夠吸引優秀的人才加盟。在影響雇主—雇員關系的因素中,工作環境在吸引、保留員工和提高員工敬業度三方面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應將人力資源管理作為創建工作環境的首要推動力。因而企業的倫理化管理也成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一個源泉。總之,管理和倫理相結合是現代管理發展的總趨勢。倫理是反映和調節人們之間利益關系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是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統一,它與管理緊密聯系,相互滲透;而人力資源作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決定著企業的興衰成敗,其管理對象的特殊性使得人力資源管理本身的倫理審視既必要又可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管理既要符合倫理的要求,又要發揮倫理的管理作用,使對員工的管理達到科學性與合理性的統一。
二、我國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中的困境
倫理化管理是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潮流和趨勢,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倫理化水平仍然處在低迷狀態,存在較嚴重的倫理缺失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認識誤區
1.員工仍然被作為達到企業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力資源管理的目的被定義為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實現組織的目標,因而現有的各種人力資源管理基本上停留于人是一種“資源”,以及企業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人力資源的層面上,這種倫理觀念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問題,它不過是把關心和滿足員工的期望和利益作為提高效率、獲取利潤的手段。
2.對人性的認識缺乏倫理視角。現有的人力資源的管理主要是從經濟學和管理學視角認識人性的,而從倫理學視角看,道德需要是人的本質需要。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提出,考察人的生活狀況也就是要看一看生活在一定條件下的人在道德、體格和智力等方面的面貌是怎樣的。可見,知識和能力決定著員工能夠為組織做什么,而道德品質則影響著員工知識和能力的發揮程度,在人力資源各因素中具有核心作用。
3.互惠倫理觀念指向的單向度。企業倡導互惠互利,追求企業與員工的利益共享,但在本質上卻是一種利己主義,至多是開明的利己主義。因為,互惠倫理思考問題的核心是圍繞著企業利益展開的,而不是著眼于員工的發展,其結果是:有關倫理問題的思考實際上是圍繞著員工如何對企業講道德,如何培養員工對企業的忠誠,而對于企業應該如何以更道德的方式對待員工方面的關注相對欠缺,由此導致了一些企業處于道德缺失狀態,某些企業甚至出現了嚴重的道德失范行為。
(二)價值觀與目標沖突企業價值觀通過與員工價值觀的契合,對員工基本價值觀產生影響,并引導他
們的動機、態度和行為。人的自主性和人的參與性正是倫理視角中最高貴的價值。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在最優價值觀下,企業價值觀與員工目標一致,企業重視人的價值,則員工就會同樣回報企業;在最差價值觀下(即企業價值觀與員工目標沖突,等同于無倫理氛圍的價值觀),員工會盡可能少地為企業出力。在無限次博弈之后,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博弈達到子博弈納什均衡,即員工會采取與特定價值觀相對應的倫理行為進行工作。這種倫理困境主要表現在:重利輕義,重制度輕人性,員工個人的能力與品質的差異被格式化,個人的發展被忽視,個人的目標也成了犧牲品。
(三)能力瓶頸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素質將直接影響公司倫理規范和準則的執行力度。一個缺乏相關知識和運用技巧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不能制定出符合人性的倫理的政策目標,也不能對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活動做出正確的評估。如:當企業經歷了裁員、精簡機構后,人力資源管理者需要做那些幸存下來的員工的思想工作,但此時他們可能并沒有接受過處理復雜心理問題方面的專門教育和培訓,這不利于客觀、準確地對員工培訓結果進行考核;而沒有績效考核的相關理論,就不能對員工績效做出正確的評價,從而違反公正、客觀的倫理原則,造成倫理困境的產生
三、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模式的構建
倫理化管理是企業彌補人力資源不足的有效途徑。現代企業應把增強倫理意識和提高倫理敏感度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任務。人力資源管理職業人員必須以合理的倫理原則為基礎,通過相關的倫理框架模型來確定其履行職責所應采用的途徑和方法。通過上述對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困境的分析,我們提出當代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模式的構建。
(一)明確認識: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要想建立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模式,企業必須先轉變思想,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康德早就指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理性人應該永遠把人看作目的,而永遠不要把人只看作實現目的的手段。這就要求企業不能把員工當成賺錢的工具,而應該把員工當成企業的主人,關心員工、尊重員工、發展員工;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的生產環境,保證員工的人身安全,了解員工的生活狀況,及時幫助員工排憂解難;在人格和權利上尊重員工,站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和員工交流,注意聽取員工的建議,充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幫助員工實現自我的價值。在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引入倫理視角,就是要突破以往人力資源管理的局限,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目的,使一切為了人、人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觀成為人力資源管理最基本的價值導向。
(二)遵循原則:堅持互惠互利、誠實、公平公正等倫理原則
1.互惠互利原則。互惠互利原則是企業應樹立的一種重要的倫理原則,企業與員工是一種契約關系,雙方是互利的共同體。不僅員工需要對企業講道德,建立員工對企業的忠誠,為實現企業的目標而努力;企業也需要以道德的方式對待員工,為員工創造施展才能的舞臺,使員工在實現企業目標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價值,得到應有的報酬。只有互惠互利,二者之間的合作關系才能持續下去;只有二者目標一致,才能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
2.誠信原則。誠信是立人之本,也是一個企業的發展之道。從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角度看,誠信是員工之間進行協作的基礎,是一種普遍的行為規范。作為一個管理者,誠信是獲得威望的基礎,只有努力兌現自己的諾言,才能得到員工的信任和尊重。同時對員工也要進行誠信教育,這樣可以形成一種相互信任、相互依賴的人際關系。人人講誠信會使誠信變成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種企業文化可以創造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加強企業的凝聚力和競爭力。
3.公平公正原則。對個體來講,公平涉及每個人短期和長期的物質精神利益,涉及人的尊嚴、地位以及相互關系;對整個企業來講,公平涉及上下級關系、群體氛圍、團隊凝聚力以及組織績效、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提高組織公平感可以提高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降低離職率、缺勤率等,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實現組織的目標。因此,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各項活動中應該堅持公平公正的原則。人力資源管理中公平公正倫理原則的貫徹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實現。根據瑟保特和沃爾克的研究,不管最終的分配結果是否公平,只要員工實際參與,公平感就會顯著地提高。因此,在企業內部,應該以關心、理解、信任員工為取向,力求讓員工成為企業決策的核心,成為知情者和參與者。另一方面,企業還要公正地對待員工,在員工的職位升遷、薪酬升降、接受培訓等方面給予員工均等的機會,不搞任何形式的種族、性別和工種歧視。
(三)制度保障:將倫理因素納入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流程
1.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在制定管理程序的同時,制定體現企業倫理價值觀和員工職業道德要求的制度流程。例如,企業可以建立清晰的倫理制度,明確企業的核心倫理價值體系(提倡什么和反對什么);在員工手冊或職位說明書中,除了明確對員工的專業要求,還要說明對員工的職業道德要求。
2.設立專業機構保障倫理管理。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最直接的方法是設立道德管理部門,以監督人力資源管理的行為模式,使人力資源部真正成為提高企業生產力的顧問中心,促進產業關系與雇員關系的和諧發展。
3.建立人力資源管理保密制度。對于掌握企業商業機密的人力資源管理,亟待建立保密制度。如何預防人力資源管理者的跳槽以及因獵頭公司挖角而造成的一系列連帶雇員流失及企業機密泄露的問題是企業人才管理的難題。建議企業在人員配置中,針對道德附加值較多的高級管理崗位(如采購、銷售、財務、人力資源管理等)建立動態跟蹤考察制度,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增加職責透明度,營造健康的企業保密氛圍。
(四)能力提升:對員工進行倫理化培訓隨著理論和實踐研究的深入,我國對企業倫理也日益重視,但還不能把企業倫理原則、思想很好地滲透到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日常活動中,員工普遍缺乏倫理困境的相關知識及識別和解決能力,所以有必要進行有計劃性和針對性的培訓。這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培訓員工對倫理困境識別的能力;培養人力資源管理者及一般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人力資源管理者以倫理的方式履行管理職能的能力
1.培養員工識別倫理困境的能力。主要是要使員工明確企業的倫理規范,知道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從而使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正確地診斷和認識問題,在決策時充分考慮道德因素而做出更符合倫理需求的行為。超級秘書網
2.培養人力資源管理者及一般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必要豐富人力資源管理者和一般人員的理論基礎,讓管理者運用人力資源倫理管理的相關理論解決已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問題,深層次理解過程背后的理論,正確分析人力資源管理倫理問題的前因變量,預防倫理困境的發生。3.中國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與國際經濟接軌,就要了解國際通用的倫理準則和各國的文化差異,善于發現、貫徹并獎勵那些符合倫理的行為,有針對性和恰當地實施人力資源管理職能。而且在履行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的過程中,還要體現真正的公平、公正,要切實貫徹員工參與決策、評價和反饋的相關政策,鼓勵員工承擔重要的、有一定風險的工作,在實現組織目標的情況下促進員工個人能力的發展。倫理化管理是現代管理的必然趨勢,也是企業獲得競爭力的重要源泉。我國企業人力資源倫理化管理還處于起步和摸索階段,在這不平坦的必經之路上,先行的企業必然要先經歷痛苦,也必然要先享受先行者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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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詞語的語言意義與文化含義的關系
語言是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詞語作為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詞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特定的社會制度、經濟形態、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具有民族性。但由于人類思維和語言具有許多共通性，各民族對于一些事物能產生相同的認知，在詞義上就具有相同性。因此，詞語的這些共有和獨有的特點使得詞語本身客觀反映的語言意義與各自的文化含義之間出現了一些對等或不對應的關系。
這里以英漢關系為例來說明一下語言意義與文化含義之間的關系。人們在研究漢英兩種語言的詞匯時進行了多種分類，本文根據二者的語言意義與文化含義是否對應，先將它們的關系分為一下三種情況：
（一）、語言意義與文化意義都不對應。這類詞語指的是某種事物或現象是某一民族語言所獨有的，它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在其他語言里面找不到等值的詞語，即所說的“國俗詞語”或者“文化詞語”。比如漢語中的“改革開放”、“上山下鄉”、“婆家”、“氣功”“饅頭”等詞匯，表現的是中國獨有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風俗。又如英語中的cowboy、punk、hippie等詞匯在漢語詞匯里面并沒有其等值的形式。
（二）、語言意義不對應，文化意義相同。即兩種語言在表達同一文化意義時使用不同的詞語，表現的語言意義便不同。如漢語中“勇士”表示的是英勇的人，相對應的英語單詞是“lionheart”，獅子是萬獸之王，是最兇猛的，與漢語的“勇士”在文化意義上等值。又如，漢語中“愛屋及烏”表示喜愛一個人就要連他喜歡的事物一起喜歡，這個成語相對應的是“love me，love my dog”，在英語中“狗”不僅是寵物，更是人們喜歡的生活伴侶，因此與“愛屋及烏”有同等的文化含義。
（三）、語言意義對應，文化意義有多種情況。根據文化意義對應的差異又分為以下四種關系：
1.語言意義對應，文化意義也對應。這類詞以描述客觀事物的詞居多，如漢語中的“太陽、數學、電話”與英語中的“sun、math、telephone”。
2.語言意義對應，文化意義部分相同。根據不同語言文化意義相同成分多少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即此小彼大，亦或此大彼小。如漢語中的“姐姐”和“妹妹”在英語中“sister”一詞便可以都指代。
3.語言意義對應，文化意義不同或者相反。如漢語文化中，“龍”這個詞表示的是權利、尊貴的象征，而在英語里面“dragon”雖然語言意義也表示的是“龍”，但所體現的文化意義卻不相同，表示的是邪惡、災難的意思。又如“狗”一詞在漢語中是帶有貶義色彩的，如“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而在西方國家中動物狗是具有正面色彩的，因而“狗”是褒義詞，“old dog”是指年事已高而經驗豐富的人，而非漢語中罵人的意思。
4.語言意義對應，但只有一種語言中有文化含義。如英語中“oyster”不僅表示一種海鮮，還指沉默寡言的人，而相對應的漢語詞語“牡蠣”僅僅表示具有語言意義，沒有其他特殊的文化內涵。
通過上面的分類討論可以看出，不同的語言因為不同的歷史社會原因形成了自己某些獨有的文化內涵，即使語言意義相同，但其文化意義在對應上也可能大相徑庭。
二、二者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重要性
第二語言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生運用目的語進行跨文化交際，不僅能運用目的語聽說讀寫，還要理解目的語的文化，了解其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并能運用它們來學習目的語，培養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意識和能力。由此我們可以意識到在第二語言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明白詞語的語言意義，還要針對學生的國別進行詞語文化意義的具體講解，讓學生真正地了解目的語詞語如何正確運用，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對詞匯文化意義的理解來實現對目的語思維模式的了解，并由此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如果忽視詞語的文化意義，一味的注重詞語的語言意義，極容易造成語用失誤。這個失誤更多的可能是在不適宜的場合或者語境當中運用了不恰當的詞語或者做了不恰當的事情，如在講到漢語中顏色的詞語時，可以介紹一下“紅白喜事”，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禁忌，如果運用不當或者不給予重視，有可能會影響跨文化交際。
三、對外漢語詞匯教學中的文化意義教學方式
上述內容表明了研究詞語的語言意義與文化意義的關系對對外漢語教學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關于對外漢語詞匯教學，先輩們通過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結合總結了許多教學方法，根據前面對語言意義與文化意義關系的討論，可以將詞匯教學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語言意義與文化意義都相對應的詞匯教學，這類詞語以語言意義的對應為主，文化意義幾乎沒有差別，以自然科學或者現象類的詞語居多，因此在教學的時的重點便可以放在語言意義上；二是文化意義有差異的，即上述的部分內容，這類詞語在教學的過程中，除了對語言意義進行釋義以外，對文化意義部分還應該特別教學。下面就文化意義有差異的詞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教學方式進行一些探討。
在對外漢語詞匯教學中，一般是先對詞語進行釋義，這里主要是對語言意義的解釋，然后再講解用法讓學生把握對詞語的理解和運用。針對有文化差異的詞匯，在進行語言意義釋義以后，一般會采用一般采用講述介紹、歸納注釋、示范演練等方式傳遞文化內涵，在具體的教學中，又可以表現為以下一些方式：
（一）是文化對比分析，將詞匯所涉及的留學生的母語文化與漢語文化進行對比分析，尋找出兩者之間的異同，再根據相異之處，讓學生把握其意義與用法。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讓學習者更清楚地理解詞語的深層文化意義，不易造成母語與目的語的重疊與誤區。例如，在區分“貓頭鷹”這個事物時，能對比出，在英語里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征，在兒童讀物和漫畫中，貓頭鷹一般都充當的很嚴肅、聰明、機警的裁判，有成語“as wise as owl”，而在中國文化中，很多人認為貓頭鷹跟迷信有關，怕看到它或者聽得它的叫聲，認為碰到它便會倒霉，與烏鴉在漢語文化中的意義相差不遠。又如，顏色詞匯里，“白色”在西方國家象征純潔，運用于婚禮當中，“黑色”表示凝重、嚴肅，用于葬禮當中，而在中國婚慶里用的是“紅色”，表示喜慶，至于“白色”則是葬禮的顏色，因此有“紅白喜事”之說。
（二）是借助聲像等多媒體教學手段向學生傳遞文化意義。這種方式針對學生理解國俗詞匯，即語言意義文化意義皆不對應的詞語有幫助。例如，通過聽民族樂曲、看影片、看圖片等方式真正了解什么是“黃梅戲”、“支教”“餃子”等；用說傳說、聽音樂、談感想、講故事等形式帶領學生體會如“端午節”“戶籍”等漢語詞匯的文化內涵。
（三）是分角色、情景表演和分話題討論。這主要是針對一些文化意義不對應的一些詞匯教學。留學生在學習目的語文化時，已受母語文化的深刻影響，形成一定的思維模式，因此，在交際的時候，潛意識的是運用的母語模式，這可能會造成一些交際障礙。所以，教師在教授關于諸如“貴姓”、“哪里（表示謙虛客套時）”“隨意”等詞匯時可以設置情境，讓學生參與其中，在雙向互動中感知、理解中國文化，將文化知識吸收轉化為自身認知的一部分，既理解把握了詞匯，又提高了跨文化交際能力。但是這種教學形式要求學習者具備一定的目的語文化知識和表達能力，尤其情境的選擇，必須建立在目的語交際障礙較小、符合當前學習者的知識文化水平的基礎上。
對于詞匯中的文化意義可以根據實際的教學情況有更多的教學形式，其目標都是讓學生不僅能進行語法上的運用，還能理解其深層次的文化內涵，熟練準確地運用于跨文化交際，不陷入自己母語文化的負遷移當中。
結語
不同語言的詞語的語言意義與文化意義的關系是不同民族的個性與共性造成的，語言詞匯的學習與教學不是簡單的翻譯法就能完成的。研究分析詞匯的語言意義與文化意義的關系，具體歸納出系統與層次，有利于教師在第二語言教學中有效地完成教學目標，幫助學生脫離母語思維，培養學生運用目的語進行無障礙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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