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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正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注：根據研究者所提出見解的學科側重或學科傾向，大致將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概括為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并不是嚴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進行區分。）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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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1.1.2都市農業發展系統評價模型構建
1.1.3都市農業發展系統協調度評價模型選取為衡量北京都市農業可持續發展系統內部各子系統間發展的協調程度，構建協調度測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協調度評價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彈性模型、離差模型、貼近度模型、灰色關聯模型，離差系數表示變量對其均值的相對離散程度，用系列的標準差與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離差系數基礎上構建的多系統協調度評價模型:
1.2數據獲取
2005年，北京市出臺《關于加快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的指導意見》(京政農發［2005］66)，首次對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作出全面、系統部署．因此本文選取2004—2011年為研究期間，數據來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區域統計年鑒、各區縣統計年鑒、農村年鑒，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分區縣匯總資料中的相關數據．
2結果與分析
根據都市農業發展系統評價模型，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的評價結果見表2．2.1北京都市農業支撐子系統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
2.1.1農業勞動者素質提高是支撐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發展的單位資源人口承載水平和勞動力支撐水平．2004—2011年間，北京都市農業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數由0.0212升至0.1221．如圖1所示，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標中，郊區人口密度多年持續增大，導致人均農業資源的占有量減小，單位農業資源的人口承載量增大，郊區生態環境負荷加重．農業勞動力占郊區總人口比重持續下降是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兼業化的結果，當前這一指標助推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和農業集約化、規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勞動力的科技素質提升是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間，北京市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和萬人科技人員數保持較好的增長勢頭，成為支撐人口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的重要指標．
2.1.2宏觀經濟變化中農村旅游和農業規模化經營成為經濟子系統的薄弱環節經濟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發展的現代化程度和產業結構的先進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農業經濟子系統評價指數總體呈波動上升的變化趨勢，2007—2009年間波動幅度明顯(圖2)．研究期間北京第一產業總產值增長1.8倍，但受當前北京經濟發展趨勢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客觀驅動影響，第一產業年均增長速度低于第二產業近3個百分點，不及第三產業增速的一半，因此農業總產值占GDP比重持續下滑，正向拉動了經濟子系統評價指數．從2004—2011年整個期間看，都市農業經濟子系統評價體系的正向指標基本保持增長趨勢．但2007—2009年間，先是北京奧運會的連帶效應，后有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加之中央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拉動，北京農村旅游收入和農業規模化經營水平出現劇烈波動，成為影響經濟子系統評價指數演化軌跡變動的重要因素．
2.1.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影響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的不穩定因素社會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發展的社會支撐和政策保障的穩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農業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呈小幅波動上升趨勢，增長下行分別出現在2005、2008、2011年，如圖3所示．研究期間，北京都市農業社會子系統評價體系中城鎮化水平、財政支農水平、公路密度、農村固定資產完成額等指標都保持穩步增長，市場需求、資金支持、設施保障等方面對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支撐比較穩定，是拉動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上揚的主要驅動力．受農業投入產出周期長的比較劣勢制約，農業收益對農戶增收的貢獻率越來越低，而非農收益對增收的支撐缺乏穩定性，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系數頻繁波動，導致社會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軌跡偏弱震蕩．
2.1.4先進農業技術普及應用已成為強化資源環境子系統的重要手段資源環境子系統的評價結果體現了都市農業資源環境利用效率和環境友好型發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農業資源環境子系統評價指數由0.0339增長到0.2729，在4個子系統中增幅最大，如圖4所示．作為正向評價指標，郊區人均耕地面積受城市規模擴張擠壓持續縮小，而森林覆蓋率、環境保護投資占GDP比重，以及清潔能源普及率提高，成為驅動子系統評價指數上升的重要因子．負向評價指標中，單位播種面積農藥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減少，此后基本穩定;單位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的年際波動顯著，但呈減少趨勢;節水技術的應用推廣使萬元GDP農業用水量持續減少．3個指標在子系統評價中均發揮了拉升作用．7個評價指標中，農藥施用強度、化肥施用強度、清潔能源普及率、農業用水效率4個指標屬于農業科技應用范疇，在資源環境本底難以重塑的前提下，先進農業技術的普及應用已成為強化資源環境子系統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數變化與空間分異
2.2.1綜合評價指數的變化軌跡集成各支撐子系統的評價結果，計算出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數(圖5)．研究期間綜合指數變化呈穩步上升趨勢，顯現出北京市農業發展在支撐子系統全面強化的背景下取得長足進步．利用年度綜合指數同比計算波動速率顯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農業綜合指數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個年度是平穩上升期．
2.2.2綜合評價指數變化的縣域分異北京主城區8區2縣是市域內農業生產條件較好，以優質、高效、集約、精致為特點的都市農業發展重點地區．2011年農林牧副漁產值占北京市域比重達到96.8%．對比8區2縣農業發展系統綜合評價指數變化發現(圖6)，2004年，綜合評價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興，末3位是順義、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興、順義、通州3區的評價排名躍居前3，末3位集中在東北部山區．因此評價期間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空間分異態勢可以初步總結為平原地帶優于山區地帶、北部山區優于西部山區．
2.3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系統協調度變化和發展模式轉變利用協調度評價模型，衡量北京都市農業支撐子系統的協調程度發現，2004—2011年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子系統評價指數均保持增長趨勢，協調度逐步優化(表3)．但由于4個子系統的評價指數增長軌跡和增速不同，支撐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導子系統已經衍變．如圖7所示，2004—2007年間，經濟子系統是支撐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導子系統，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北京都市農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同時隨著農業勞動者素質提升，人口子系統逐步成為支撐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農、惠農政策和投資力度加大，社會子系統和人口子系統成為重要輔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農業發展體系的最大差異在于資源環境子系統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資源環境子系統是4個支撐子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2008年以后，資源環境子系統的能量加快釋放，支撐強度先后超過人口、社會以及經濟子系統;到2011年，資源環境子系統已成為支撐北京都市農業發展的主導系統．
3討論
在北京經濟社會加速發展中，農產品需求加速增長，并趨于多樣化，為都市農業發展提供了穩固的市場需求．雖然從生產規模上看，北京農業并不占優，但其現代化程度和產業結構先進性是其他產區難以比擬的，因此，長期以來農業生產經營的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科技化是北京農業的最大優勢．在北京都市農業快速發展中，人口－社會子系統的支撐強化趨于停滯狀態不容忽視．人口子系統的發展停滯主要源于農業勞動力流失，社會子系統的發展停滯主要源于城鄉收入差距，后者是誘發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看，農業勞動力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的減少勢必引發農業勞動力不足和后繼無人，是北京都市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隱患．由于與其他城市產業競爭中農業在土地和資金利用效率上的明顯劣勢，以及北京地區資源環境壓力加大，一味追求生產功能和經濟效益的“工業式”都市農業發展模式遇到瓶頸，2008年前后綜合評價指數的向上鈍化就是較好驗證．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奧運為契機，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資源優勢，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導，產業鏈各環節的資源節約化和環境友好化使北京農業發展重煥生機，發展模式逐步實現了由經濟子系統主導向資源環境－經濟系統“雙翼”驅動轉變．發展模式轉變是北京都市農業綜合競爭力提升的重要表現，順應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形勢，符合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進入21世紀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積和農業用水量減少1/3．隨著未來人口膨脹和產業發展，水土資源短缺和污染加劇的趨勢難以扭轉，都市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將不斷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機械化和化學化，追求高產出和高效率，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現代化不可持續．因此無論是瞄準都市農業自身可持續發展，還是從北京城市發展的長遠大計出發，北京都市農業發展應該在生態文明的視角下，基于農業生態系統自身的特點和規律，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達到循環利用物質、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資源利用率、減少農藥等有毒物質輸入的目的，最終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可持續的“生態型”都市農業體系［23］．
篇3
（一）農產品產量總體增加
2006年，甘肅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561.4億元，占總地區生產總值（2276.7億元）的24.67%，糧食產量808.1萬噸。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要進展，農業基礎地位繼續加強，2006年糧食產量達到808.05萬噸；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達到2134.05元，與2000年相比增幅高達49.3%；同時城鎮化水平達到30%；財政收入增長高于經濟增長。
（二）農產品品種品質結構逐步優化，外向型農業發展加快
“十五”期間，甘肅省引進、示范、推廣新品種新技術4000多項次，示范推廣面積超過133.3多萬HM，良種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建設了一批具有區域特色和競爭優勢的農產品出口基地，累計出品4.4億美元，促進全省農民增加收入35億多元，人均達193.65元。目前，基本形成了以蘋果汁、干酷素、瓜籽、制種、腸衣、番茄醬、雜豆、苦杏仁等特色農產品為主的出品格局，農產品出口98個品種，遠銷74個國家和地區。
（三）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明顯加快
全省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達到2476個,其中產業化龍頭企業達到1319家,增長11.1％，帶動農戶162萬戶；農產品年加工能力達到1047萬噸；積極發展訂單農業，訂單面積達880萬畝，增長3.5%；強化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示范引導，建立示范點41個；制定了合作組織工商登記和財務管理辦法，推進了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規范化建設；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到4233個，帶動農戶121萬戶，分別增長7.8％和24.7％；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快速發展，帶動農村二、三產業實現較快的發展。
二、甘肅農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盡管甘肅農業發展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由于甘肅農業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還較為突出。
（一）農業發展資金短缺，農業投資不足
甘肅省財政收入相對其他省份較少，且農業綜合開發支出相比其他省份更顯不足。2006年甘肅省財政總收入為1，412，152億元，地方財政支出為5，285，946萬元，地方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為188，778萬元，占地方財政支出的3.57%，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財政收入少嚴重制約了財政對農業的持力度，無資金支持農業的發展。
（二）粗放經營，機械化程度低，土地產出率低
甘肅省大部分地區干旱少雨,水資源貧乏,而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10%；許多地方灌溉又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滲漏和流失嚴重,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40%；由于栽培技術不配套,土壤水分的利用率不到70%。
（三）總體資源配置不均衡，利用率不高
首先，水資源總量缺乏是甘肅農村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其次，資源利用低效率現象普遍存在。2003年,全省有農村勞動力資源1050.49萬人,實際利用760.75萬人,占72.4%。甘肅省目前化肥畝施用量已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有效利用率只有3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0個百分點。在種子的使用上,大部分地區超量播種20%左右,造成很大浪費。甘肅省有豐富的農作物秸稈資源,是發展畜牧業的一大優勢,但目前的飼用率不到20%。另外,在農產品的收獲、運輸、儲藏、加工過程中也存在利用不高和嚴重浪費的現象。
三、政策建議
針對目前在甘肅農業整體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情況，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采取措施，積極應對。
（一）加快促進農村金融改革，增加低息農業貸款
高儲蓄率是我國大部分地區所共有的情況，長期以來郵政儲蓄只存不貸，積累了大量的存款，資金的閑置不僅增大了郵政局的機會成本，也忽視了農民對資金的需求。從2007年開始甘肅省郵政局告別了只存不貸的歷史，開始提供小額信貸。為使大量存款能得到有效利用，確實地做到服務農民，郵政局也應為農民提供低息貸款。因此，有必要將農業貸款與一般的商業和工業貸款區分開來。以較低的利率提供農業貸款，并將大量來自農業的存款返回農業才有助于農業的發展。
（二）加大農田水利建設投資，發展節水灌溉
解決甘肅農業發展的難題之一就是解決水的問題，因此發展農業首先要加強農建水利投資。應該積極利用當前所有的便利，加大農田水利建設，將水庫所囤積之水應用到生產實踐當中。“雨水積蓄利用工程”是近兩年甘肅省政府為解決農民飲水問題而開始實施的一項工程，目前已解決了隴中缺水的環縣、會寧、靖遠三縣，33個鄉（鎮）、20.9萬人的飲水困難。同時，引進先進的節水灌溉技術也是甘肅省應對水資源缺乏這一問題的另一重要解決途徑。
（三）結合地域差別，發展特色農業
甘肅省整體農業生產地域差別較大。河西走廊灌溉農業區，是該省的商品糧基地、制種基地和高原夏菜基地；隴中、隴東旱作農業區，是該省乃至全國重要的洋芋、中藥材、小雜糧、羊羔肉及肉牛生產基地；隴南地區是該省重要的特色農業基地；甘南及河西牧區是該省乃至全國重要的牛羊肉生產基地和細毛羊基地。針對以上優勢，政府應該積極扶持，加大資金以及技術投入，引進先進的管理模式，盡快樹立本土特色農業品牌，擴大產品的知名度，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以便提升整個農業的整體競爭力。
篇4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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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正如上面提到的有機農業是“將植物病蟲害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保持農業生態的動態平衡”，這就要求有機農業在現實的操作上更具可操作性，建立一個相對平衡的動態農業生產體系，并通過一定的農事措施來維持該體系。
2.1有機農業的病蟲害防治問題
對于有機農業的生產，農業工作者最擔心的是在生產過程中如果缺少化學藥品對農作物的保護，農業生產是否能夠順利進行。從三個方面分析，即使不施用化學藥品的有機農業生產也是可行的，①在有機農業生產過程中，允許使用植物源殺蟲劑、殺菌劑、趨避劑和增效劑；允許使用礦物源乳劑和植物油乳劑；允許使用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敵動物；允許有限度的使用活體微生物農藥；②當一些病害，特別是土傳病害（比如茄科植物枯萎病）發生時，即使采用化學方法也很難進行有效的防治。此時采用綜合的生態防治方法似乎更有效，比如：輪作、陽光曬土、施用有機菌肥、嫁接苗等措施的單獨使用或者結合使用；③當有機農業生產體系建立后，這個體系自身具有一定的調節功能。該體系能更好的發揮作物自身調節作用，特別是作物與環境的作用，提高作物自身的抗性。
2.2有機農業生產成本高問題
對于有機農業的生產，農業工作者擔心的第二個問題是有機農業生產勞動力投入多，生產成本高如何對待？有機農業投入成本的確較高，但往往有機農產品的價格也比普通的農產品貴很多，比如在大型超市中1kg有機大米100元左右并不是稀奇的事（特別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當然現在有機農產品主要還是用于出口）。隨著集約化農場和公司加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的發展，以及在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消費者已經不再單單滿足于吃飽的社會背景下，大量的資金投向農業，特別是有機農業生產中，這也促進了有機農業的發展。較高的有機農產品價格能抵消較高的有機農產品生產投入，并能獲取可觀的經濟效益。此外有機農業生產過程中會大量的使用農業有機廢棄物（秸稈、廄肥、人畜糞便等等），這些都大大減少其對環境的污染和治理這些污染所需的費用。因此，有機農業的生產具有很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其發展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2.3有機農業生產體系的維持與發展問題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當前非化學制品的農藥和肥料生產已相當豐富，基本可以滿足當今有機農業生產的需要。有機農業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相關農事操作措施，能夠有效保證有機農業生產體系的維持與發展。①常用的一些生態防治措施一般包括：輪作，特別是水旱輪作與綠肥輪作；施用生石灰或者硫磺對栽培土壤的pH值進行調節；注意田園衛生的整理；抗病品種的使用以及使用嫁接苗來對土傳病害進行有效的防治；有機堆肥與有機菌肥的施用；天敵的使用；昆蟲性外激素誘捕器、色彩誘器、滅蟲燈、防蟲網等的使用；②有機農業適用的藥劑包括：植物源殺蟲劑，如：除蟲菊素、印楝素、魚藤酮、苦參堿，等等；微生物源殺蟲劑，如：蘇云金桿菌、白僵菌，等等；植物源殺菌劑，如：兒茶素、乙蒜素、等等；微生物源殺菌劑，如：井崗霉于未涂膜組，同時涂膜液中所含的不同體積分數的乙醇對番茄的硬度變化沒有顯著影響。
3多糖類可食性包裝紙的應用
多糖類可食性包裝紙富含大量膳食纖維、維生素和礦物質等，其中膳食纖維在加工生產中含量穩定，加工后的成品營養損失較小。現代生產加工還將豆腐渣、水果渣、酒糟等纖維素含量高的食品加工下角料高壓壓制成型，既節約生產資源、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同時具備一定營養價值。
3.1可食性紙型食品
可食性紙型食品原料取自綠色食物，外觀薄又輕，營養成分配比科學。其中“糯米紙”以番薯、小麥或玉米淀粉等原料打漿成型后制得，在食品外層包裹后有效防止食品碎屑飛揚、黏手或黏嘴等，而且入口即化，增添了不少趣味性。生物膠涂層包裝紙選用特制的淀粉膠及骨膠，配以一定量的添加劑，用于香腸、煙熏肉制品及要求耐一定溫度和水分的食品包裝。另外，以蔬菜、野菜、食用菌、水果等制得包裝紙，可直接包在點心或者飯團外，也可切碎后加入中西餐或湯內食用，部分蔬菜紙還兼有降糖、降血脂作用。
3.2可食性降解抗菌保鮮膜
可食性降解抗菌保鮮膜是在可食性包裝基材的基礎上添加一定濃度的抗菌劑。通過抗菌劑的緩釋作用和光催化作用等達到抗菌、保鮮目的的一種薄膜。作為阻隔層抗菌保鮮膜可有效控制水分遷移、脂肪氧化及營養物質損失，同時保持食品性狀，隔離有害微生物，從而延長貨架期。在可食性降解抗菌保鮮膜中常用抗菌劑主要包括有天然類抗菌劑和無機抗菌劑兩種。天然抗菌劑，如:溶菌酶、精油類（牛至油、大蒜素油等）、多酚類（茶多酚、石榴多酚、香芹酚等）；無機抗菌劑包括有納米氧化鋅、TiO2、AgNO3等。2011年杜會云等報道在大豆分離蛋白中添加殼聚糖、溶菌酶和牛至油制得復合膜，該產品對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釀酒酵母和黑曲霉都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其中，添加牛至油對大腸桿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大于殼聚糖和溶菌酶；殼聚糖對釀酒酵母的抑制作用大于牛至油和溶菌酶。
3.3可直接食用的多功能食品薄膜
多功能可食性膜主要是利用天然高分子膜材料，添加適量成型劑、防腐劑，甚至配加酶制劑等生物活性物，浸涂于大田產品或采摘后食品表面，干燥后形成一層幾乎看不見有阻氧、阻水、防蟲、防腐、抗氧化、抗褐變等不同性質的薄膜，該膜可直接食用。例如，薄皮水果及大葉蔬菜的保鮮膜常常可隨果蔬一起被送入口中；糕點、糖果的內包裝及一些畜產品的內包裝中也以入口即化、美味透明等功能而更為實用。同時制藥領域可降解人造腸衣，如尼龍腸衣、聚氯亞乙烯腸衣等也己經得到廣泛應用。其中目前已通過食品、藥品安全認證的人造腸衣為膠原纖維蛋白腸衣，該產品為膠原纖維蛋白質變性成漿，然后加壓擠壓制成，目前尚不可直接食用，但其為天然植物材料制得，生物可降解性、食用安全性及產品韌性、伸展性等優點，將使其進一步為市場認可。進一步還可根據原料成分及功能，研制具有各種保健功能的果蔬纖維素包裝紙，為肥胖癥者提供減肥紙，為糖尿病人提供無糖果蔬紙，為預防各種文明病提供高膳食纖維紙等。
篇6
1.保證農業生態系統具有較高的生產力
在我國，現階段發展生態農業是實現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因此，我們在開展生態農業工作過程中需要對生態學規律，自然規律保持充分的認識，保證生態農業系統具有較高的生產力，保證作物的產量和品質，促進生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因此，在發展生態農業過程中，我們需要采取一定的原則，因地制宜的開展生態農業的各項工作。對農業生態系統以及機構進行不斷的調整和優化管理，促進資源和能力的合理利用和有效的循環和流動，并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保證農業生產和環境承載能力之間始終處于一個良好的關系之中，以科學的態度和原理組織安排各項農業經濟活動，保證生態農業的發展處于較高的位置之上。
2.大力發展和優化農村地區的環保產業
在農村地區建設和發展環保產業具有很大的優勢。通過發展環保產業，可以有效的帶動農村地區其他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并且在發展環保產業過程中，還能夠與外部的生態系統建立起友好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將資源節約同農村的環境保護優惠政策結合起來，只有得到了政策的支持，才能為生態農業的發展提供政策和經濟方面的支持。
3.完善農業社會服務體系
為了促進生態農業的健康發展，使農業經濟處于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狀態之下，需要我們加強對生態農業相關制度和法規的建設，要盡快出臺與農業投資和貸款相關的優惠政策，保護生態農業市場。鼓勵生態農產品外銷和出口，加快土地的流轉，必要時還可以開展規模化經濟點，擴大集約型農業的范圍，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大力推廣農業生產技術，加快生態農產品的認證和市場的準入制度，建設生態農業的保險機制，對生態農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補助。
篇7
唐山市生態農業的特點是：綜合性、多樣性和高效性。
1.綜合性。
生態系統的綜合性，主要是堅持以農業整體為中心，協調生態、經濟和社會三方效益，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和能源的再生，以達到調節整個農業產業結構的目的。
2.多樣性。
生態農業的核心是科學技術，通過生態模型的技術方式來實現特定經濟作物的增值生產，以生態工程的技術手段來平衡各地區的區域優勢，將技術與社會需要、當地實際協調，形成區域農業多樣性發展。
3.高效性。
生態農業憑借其循環、再生的綜合性，通過對物質的深加工和能量的循環再利用，提高了農民的增值收益，加快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同時改變了局部農業產業結構。
（二）唐山市生態農業的作用
唐山市生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它在實現唐山市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
第一，綜合作用。
唐山市自身耕地面積少但農業資源豐富，生態農業利用其綜合性的特點，根據不同區域的自然條件和地區經濟狀況，因地制宜，開展多種經濟作物交叉經營和交替管理的模式，促進了物質的循環和能量的有效轉換。
第二，多樣性作用。
生態農業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在唐山市不同區域設立不同生態模式和生態工程，按照地區經濟的增長需要，發展多樣性的區域農業經濟。
第三，高效作用。
生態農業繼承發揚了傳統農業精耕細作的優點，摒棄了傳統農業效率低產量少的弊端。同時彌補了現代農業高污染、高投入、低回報的缺陷，將現代農業提升至生產密集化、資源循環化、技術科學化、發展持續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生產經營模式。
二、唐山市生態農業在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問題
唐山市在生態農業的研究、示范和推廣工作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讓人詬病的問題。這些問題阻礙了唐山市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一）理論、技術不足
生態農業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農業學科，它還涉及經濟學、管理學、信息技術學等多門交叉學科。對這樣復雜的農業學科，要從系統綜合角度，分析設計生態農業的結構，科學劃分各種學科的類別體系，將經濟學、生物學、生態學等學科合理交叉，綜合運用。但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對生態農業的理論研究，往往是單學科深研究，或者多學科淺研究，這些片面的研究對于生態農業理論系統的構建和完善，遠遠不夠。理論是技術發展的前提，因此理論體系不夠健全，導致生態農業的技術發展不成熟。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發展生態農業與政府的支持力度分不開。首先，在技術研發上，需要政府聯合各大院校和科研部門聯合研發，這就需要巨額研發經費；其次，在技術推廣上，政府要花巨資和派遣相關技術人員為農民提供優質幼苗、肥料和技術支持；最后，在生態農業長期發展上，政府要建立一套長期有效的金融信息機制，為農民發展生態農業，提供信貸服務支持和信息服務支持。唐山市政府為了滿足生態農業發展的需要，在資源配置、政府財政和人員培訓上，下足了工夫。政府對生態農業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同時因自身財務和人手的不足，支持力度仍舊有限。
（三）推廣普及難度大
造成生態農業推廣普及難度大的原因有很多。一是農村人口科技素質低，需要大量科研人員下鄉進行現場培訓，而政府機構內的科研人員卻嚴重匱乏。二是生態農業配套的農業技術設備不足，或者部分設備價格昂貴，農民負擔不起。三是生態農業產業化發展不均，有的地方經濟作物發展好，農民收益高，另外一些部分，因為地域、氣候的限制，經濟作物發展困難，造成整體產業化結構發展不均衡。四是市場結構不完善，土地市場、技術市場、批發市場、區域經濟市場等各部分市場都只處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還遠遠不夠完善。五是信息傳遞不通暢。唐山市農村信息化建設起步晚，各項信息設施不完善，導致農民無法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接收生態農業的第一手信息。
三、唐山市生態農業在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存在問題的解決方案
雖然生態農業有很多問題，但唐山市政府經過多年的經驗摸索和實踐總結，制定了一套生態農業問題解決方案。
（一）理論講合作，技術求創新
生態農業的發展是以強大的科學技術為動力的，科學技術的基礎是理論研究，理論基礎的厚度決定了生態農業的高度。因此，必須把理論研究放在發展生態農業工作的首位。生態農業在理論研究上要以合作為原則，以實際需要為出發點，以農、教、科為標準，以產、學、研為動力，以少投資、高收益為指標。在理論研究層次上，政府要加大對科研部門的資金投入和政策獎勵，鼓勵部門間通力合作，攻克難關。在技術層面上，要繼承傳統農業的技術優點，同時結合現代農業技術、生物技術、生態技術，形成最優化的農業技術配套體系。技術的推廣與創新，一定要以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導向，通過技術將農業的生態發展與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連接在一起。唐山市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生態農業技術研究，大致有以下六個方向：（1）節肥式高產農業技術；（2）節水高能式農業技術；（3）無藥低耗式農業技術；（4）中低產良田改良式農業技術；（5）資源循環利用式農業技術；（6）生物生態式農業技術。
（二）建立健全生態農業政策體系
生態農業的發展與政府政策的支持息息相關，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態農業政策體系，可以使生態農業最快速度走上正規化、可持續化的發展道路。從農業的角度來看，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建立健全生態農業政策體系：一是農業環境、資源保護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環境、資源網絡監測系統，進行定位監測，對監測到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的行為，將以法律和經濟的手段進行雙重制裁。二是農業科技方面。科技研發經費上，政府設立生態農業發展基金和專項籌款小組，保證研發上的經費支持；技術推廣上，設立技術推廣基金，幫助農民解決技術方面的資金難題，同時提高下鄉技術人員薪資待遇，用高薪的方式鼓勵他們深入農村，發展農村。三是農業市場方面。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農業市場體制，規范市場價格。同時,設立市場危機保障體系，保證農民在減產時，收益損失降至最低。此外，政府要為農民提供良好的信貸服務體制和信息服務支持，最大限度的解決農民的資金難題和農村信息不對稱、不及時的弊端。
篇8
因為現階段我國的水資源十分匱乏，因此農業節水有其必要性，在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引導下，農業節水更顯重要。其重要舉措如下：首先，提高人們農業節水的意識，農業節水效果與農戶的節水意識息息相關，如果農戶沒有這種意識，農業節水效果很難顯現，甚至無法繼續進行下去，為此，提高農戶的節水意識是關鍵。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大眾媒體進行傳播，在傳播期間，應該站在農民自身的角度去考慮宣傳，讓農戶感受到，農業節水對自身有著極大的益處，這樣農業用戶就會潛意識里接受，從而將其付諸實踐。另外，農業技術工作人員，可以定期與農戶進行交流，指導其學習，利用先進的節水技術等。其次，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來發展農業，有些地區水資源并不豐富，卻種植的是水田，而有些地區水資源相對豐富，種植的卻是旱田，針對此種情況，當地農業部門應該要求農業按照實際情況來種植農作物，并且合理的調整灌溉方式等。有些地區比較適合種植樹木等，當地政府可以鼓勵農戶種植果樹，并且宣傳種植方法以及灌溉方法等。有些地區，水資源十分匱乏，當地政府可以向農戶推廣抗旱作物，同時引進抗旱栽培技術等，同時這些地區，一定要注重降水的利用程度，幫助農戶建立蓄水庫等。再次，大力推廣使用旱作農業，我國目前已經研發和引進了很多旱作農業技術，但是其真正的利用程度卻不高，有些技術因為宣傳力度不足，人們對此知之甚少，而在農業節水的號召下，大力推廣使用旱作農業技術已成為必然。比如推廣使用補水技術或者是微節水工程，通過先進技術的應用，使得天然降水分配更加合理，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能夠進行優化配置，另外，如果是梯田，可以將雨水都聚集在梯田坡面的下面，之后進行農田灌溉；有關部門還需要大力推廣使用耐旱性比較強的農作物品種，同時使用高校的栽培技術，按照農作物自身對水的不同需求來選擇適應的種植結構，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農作物品種，同時還需要新品種的使用。第四，增強生物育種技術的應用不同種類、品種的農作物的抗旱性能具有非常大的差異。我國目前現有的常規育種技術已經不能滿足發展節水農業的需求，因此對農作物種類、品種的改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培育出具有多抗基因的農作物，使得農作物能夠抗旱、抗病蟲害、高產等。第五，建立節水農業技術體系建立節水農業技術體系，要依據當地的農業發展現狀和農業技術的基礎，將水利和農藝、工程管理、現代灌溉方式等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這樣能夠改善農田的灌溉方式，提高對水資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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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發達國家采用現代科技手段，農業生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嚴重問題。主要表現為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趨于枯竭;生態環境質量惡化;為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人們進行了很多探索，其中以生產有機農產品、減緩常規農業方式給資源和環境造成的嚴重壓力為主要目標的替代農業是其中較為有效的方式之一。特別是進人8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思想得到世界各國響應，有機農產品的生產和發展在全球已成為可持續農業生產的重要途徑之一、
從發展的規模和數量上看，國民環保意識較強的北歐、日本、美國等有機食品生產和需求發展較快。1997年美國、德國、日本和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有機農產品的銷售總額在100億美元以上。1999年，美國有機農產品銷售額為60億美元，從1980年到現在年增長速度為20寫。在發達國家銷售的有機農產品中，大部分依賴進口，德國、荷蘭、英國進口占消費總量的6000，60%和70 0 o}`}。日益高漲的有機農產品貿易和消費需求得益于人類對生態環境和自身健康的關注。有機農產品的消費逐漸成為一種時尚。
2我國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的興起與發展
80年代末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化肥使用量最大的國家，90年代以來我國農藥的使用量已高達100萬t/a，而吸附在植物體上能被利用的最多僅為3000，進人環境中的化學農藥高達7000，甚至80 0 o ^-90寫。據統計90年代因環境污染給我國國民經濟帶來的損失在1 000億元以上。這只是農業和人體健康的損失，還不包括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失。估計2000年將達到3 000多億元的損失[z7。
受國際上發展有機食品潮流的影響和啟發，我國根據國內具體情況，在1990年首次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綠色食品”概念。
綠色食品涵蓋了有機食品和可持續農業產品的內容。綠色食品分為A級和AA級二個等級，AA級綠色食品吸收了傳統農藝技術和現代生物技術，對應的是有機食品;A級標準對應的是限制使用農藥、化肥等化學合成物的可持續農業產品。
綠色食品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結合世界先進農業發展潮流而形成的富有中國特色的可持續農業產品，經過十余年發展，我國的綠色食品產業已初具規模。據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統計，到2002年6月底，全國共有1 402家企業開發了2 791個綠色食品產品，其中A級綠色食品2 729個，AA級綠色食品62個。
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不使用化學合成的肥料、農藥、生長調節劑、畜禽飼料添加劑等物質，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產物的生產體系，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復農業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和良性循環，以維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有機農業生產體系的建立需要有一個3年的有機轉換過程。有機食品與綠色食品、無公害食品最主要的差別是，前者在其生產和加工過程中絕對禁止使用農藥、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質，后者則允許有限制地使用這些物質。因此，有機食品的生產要比其他食品難得多，需要建立全新的生產體系，采用相應的替代技術。
我國從1989年就開始了有機食品的開發工作。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有機食品發展中心(簡稱OFDC)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它是中國唯一國家級有機認證機構。OFDC委托各省市環保局開展有機食品的環境監測工作，由于行業限制，加之要求嚴格，我國有機食品產業發展較緩慢。截止到2000年底，獲得認證的有機生產基地和有機轉換基地面積分別為4 000 hmz和4 467 hmz(不含水面和野生)，獲得認證的產品品種超過100種，其中大部分出口到歐洲、美國和日本市場。1999年我國有機食品出口額約為1 500萬美元。最近幾年的年出白增長率均在30%以上[}4}
3我省綠色食品發展歷史及現狀
我省現有林地面積1 467萬hmz，森林覆蓋率達4200;草原面積435萬hmz，是全國少數擁有大草原的省份之一;水域面積233萬hmz，居全國第四位，且黑龍江、烏蘇里江等江河基本未受到污染;全省半數以上地域仍然處于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中，1 18。萬hmz耕地中大多數為黑土，是世界上僅有的三大黑土帶之一，土壤有機質含量高達3.8000
另一方面，由于地廣人稀，人均耕地多，農民習慣于粗放經營，化肥、農藥用量很少，甚至不用，畝均化肥用量不足全國的1/30
我省是國內較早開發綠色食品的省份之一。自1997年起，省政府將綠色食品開發納人工作日程，1999年，省政府制定了《黑龍江省2000 ^- 201。年綠色食品發展規劃》，2000年初又制定了《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實施方案》，并加大了對綠色食品加工龍頭企業和基地的投人，調動了農民和企業開發生產綠色食品的積極性。截止2002年6月底，我省通過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認證的綠色食品已達到47。個，占全國總數的16. 800，居全國各省之首。綠色食品種植面積96. 8萬hmz，綠色食品總產量508萬t，產值121億元，成為名副其實的綠色食品大省。2001年按照綠色食品標準種植面積69萬hmz，經國家認證面積20萬hmz。預計到2010年，我省綠色食品手.，植面積將達到133萬hmz }5} a
2001年6月，我省人大通過了《黑龍江省綠色食品管理條例》并于7月1日起實施，這是全國首部有關綠色食品的地方性法規。這部條例多處規定了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給予綠色食品產業一定的寬松政策。
4我省發展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的制約因素
由于有機食品在我國發展較晚，加之要求非常嚴格，我省經認證的有機食品數量遠遠低于綠色食品數量。
目前綠色食品在國內得到普遍認同，具有很大的市場潛力。但不可能在短期內將我省的大部分農產品發展成綠色食品，因為全面發展綠色食品會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約:①產品生產成本大幅升高;②降低農作物產量，影響糧食安全;③生產關鍵技術難以保障。
最主要的是目前生產關鍵技術尚未完全解決，導致綠色食品產量低，成本高，為保證我國糧食安全并考慮到廣大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在最近一段時期內，綠色食品將以高檔產品的形象出現，不會全面普及。注意到發展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受到的種種限制，為在全社會范圍內杜絕濫施化肥、農藥的現象，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改善生態環境，促進我國農業健隸可持續發展，最近，農業部又推出了基礎性的“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旨在全面控制農藥化肥的使用量和使用范圍，以保障食品安全。從長期來看，象目前這樣綠色食品價格遠遠高于普通食品，甚至高出2^-3倍的情況不會長久存在，人們難以長期承受高價的綠色農產品，尤其是主要糧食作物品種和人們日常生活必需的蔬菜。相反，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食品安全性、食品品質及營養方面要求的不斷提高，普通農產品的質量將會達到無公害食品標準并逐漸接近綠色食品，綠色食品價格將有逐漸降低的趨勢。只有全面推廣無公害食品生產標準，才能切實提高食品安全性，為進一步發展綠色食品、有機食品提供最基本的生態環境條件保障。
5我省發展綠色食品的策略
多年來我國為解決糧食短缺，片面追求農作物高產，忽視了產品質量和食用安全性，大量過量使用化肥、長效劇毒農藥，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危害人民身體健康，阻礙了農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如果有關部門能夠加強管理，限制直至禁止生產長效、劇毒農藥;農民減少化肥用量，多施用有機肥;我們的農產品質量將可以大大提高，達到無公害食品標準，并逐步向綠色食品標準靠攏。
由此看來，綠色食品應該是一種標準，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應該大面積推廣無公害食品的生產技術標準，在保障農產品安全性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質量，使普通農產品質量上檔次，而不是全力發展綠色食品，申請大量的綠色食品證書。
我們應該把綠色食品做成黑龍江省的品牌、黑龍江省的形象，但不要把綠色食品做成黑龍江省的主導農產品。黑龍江省的主導農產品應該是質優價廉、安全營養、品質接近綠色食品標準的無公害優質農產品。考慮到生產技術水平和省內實際情況，我省應在三至五年內使無公害農產品生產面積達到全省農業總面積的80%以上，綠色食品生產面積達到8寫左右，有機食品生產面積達到1%左右。我們要在各個農作物品種上開發幾個綠色食品品牌，打出知名度，作為龍江產品的領軍龍頭，以全面帶動同類優質農產品的銷售。
6有力的技術支撐是我省發展綠色食品不可或缺的保障
由于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構建的三個組織管理系統在各省基本為省綠辦、省環保局委托的食品質量監測機構在全國只有12個，多為農業部在各地的食品質檢中心，每年采取抽檢的方式對綠色食品基地生產的產品進行檢驗。由于食品質量監測機構較少，難以對綠色食品生產的全過程進行質量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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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的特點是對人畜安全，無污染，不形成抗性。
1.1 蟲治蟲
以蟲治蟲利用天敵昆蟲防治害蟲稱為以蟲治蟲，其中包括益螨的利用。利用天敵昆蟲是生物防治應用最廣、最多的方法。按天敵昆蟲取食的方式可以分為兩大類：
⑴ 捕食性天敵：捕食性天敵種類很多，其中效果較好。常利用的有瓢蟲、草蛉、食蚜蠅、食蟲虻、以及捕食螨類等，這類天敵一般食蟲量大，在其生長發育過程中，必須吃掉幾個、幾十個甚至幾百個蟲體才能完成發育。因此，在自然界控制害蟲的猖獗作用十分明顯。
⑵ 寄生性天敵：這類天敵寄生于害蟲體內，以其體液和內部器官為食，使害蟲死亡，主要包括寄生蜂和寄生蠅。
1.2 生物農藥防治
生物農藥是指利用生物活體或其代謝產物，以及通過仿生合成具有特異作用的農藥制劑，是今后農藥產業中的朝陽產業。生物農藥包括：微生物農藥、農用抗生素、植物源農藥、動物源農藥和新型生物農藥等幾大類。
⑴ 物農藥：指利用具有繁殖能力的活體微生物或活體微生物的代謝產物制成的真菌制劑、細菌制劑、病毒制劑、昆蟲病原線蟲、昆蟲病原立克次體等。
⑵ 抗生素：如春雷霉素、農抗120、中生菌素、瀏陽霉素、鏈霉素等，已經廣泛應用的產品有防治水稻紋枯病的井岡霉素，高效、廣譜的殺蟲、殺螨劑阿維菌素等。
⑶ 物源農藥：植物性藥物源有魚藤、煙草、除蟲菊、雞血藤、雷公藤、苦樹皮、黃杜鵑、百部、艾、穰、蒜、蔥、韮、、牡菊、蒼耳、芫花、巴豆、苦參、附子、茶葉等。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重視，植物源農藥的開發也成了時尚，是綠色生物農藥的首選。
⑷ 物源農藥：指動物體的代謝物或其體內所含有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質，主要包括動物毒素如蜘蛛毒素、黃蜂毒素、沙蠶毒素等，以及調節昆蟲的各種生理過程的昆蟲激素、昆蟲信息素如棉鈴蟲性誘劑、甘蔗條螟性誘劑及天敵動物農藥等。
⑸ 新型生物農藥--轉基因農藥：指利用轉基因技術培育的抗病、蟲、草轉基因作物。
2. 生態控制
病害蟲的生態控制，是指通過栽培、管理措施，創造有利于農作物生長發育，而不利于病害蟲繁殖、蔓延的環境條件，從而達到避免或控制病蟲害的目的。
⑴ 適時播種：病蟲害的發生與危害都有一定的最適時期和環境條件，在不影響作物生長發育的前提下，適當改變播種期，可避開病蟲害侵染和為害的最適時期，從而減輕病蟲危害。
⑵ 合理布局及輪作：合理品種布局可以限制病蟲害的蔓延與擴散、推遲或減輕病蟲危害。輪作不僅有利于作物的生長，而且可以減少土壤里的病源積累和單食寡食性害蟲食源，特別是水旱輪作效果顯著。
⑶ 抑病士利用：對許多病害的研究表明，抑菌土在自然界普遍存在，開發利用抑菌土是病害。
⑷ 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栽培品種的多樣化，能發揮天然防護壁壘的重大作用，不僅節省了土地，而且也牡絕了害蟲與傳染病的大規模侵襲，使農作物免遭滅頂之災。
⑸ 稻鴨共育（共作）技術：稻鴨共育是利用鴨在稻田中不斷覓食活動，起到捕蟲、吃(踩)草、耕耘且刺激水稻健壯生育等多功能效果。
3. 物理機械防治
⑴ 物理機械：常用的是人工用簡單機械如竹竿、掃把、網兜等，利用害蟲的假死性、群集性等習性來消滅害蟲。
⑵ 套袋栽培：套袋蔬菜無病蟲為害、無農藥污染，品種優良，產量高，效益好，如果品、黃瓜套袋，可直接阻隔病蟲為害，有利于維生素C的形成，保鮮期長，耐儲藏，且增產10％以上。
⑶ 誘殺技術：主要利用害蟲的趨性將害蟲誘到一處，集中殺滅。
⑷ 覆蓋防蟲網、薄膜等直接阻止害蟲為害：覆蓋塑料薄膜、遮陽網、防蟲網，進行避雨、遮蔭、防蟲隔離栽培，減輕病蟲害的發生。蔬菜覆蓋防蟲網后，基本上能免除菜青蟲、小菜蛾、甘藍夜蛾、甜菜夜蛾、斜紋夜蛾、棉鈴蟲、豆野螟、瓜絹螟、黃曲條跳甲、猿葉蟲、二十八星瓢蟲、蚜蟲、美洲斑潛蠅等多種害蟲的為害，控制由于害蟲的傳播而導致的病毒病的發生，還可保護天敵。
⑸ 人工防治：人工防治是最古老、沿續至今仍在采用的有效病蟲害防治辦法，是一種省工、省錢、無污染、切實可行的途徑，包括人工捕捉、摘除病蟲枝及清掃田園枯枝爛葉等項措施，以壓低病蟲害發生基數。
4. 結束語
發展綠色農業可以保障農業生產能力、保障食物安全、緩解生態惡化、緩解就業壓力、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提高農民收入，是當前形勢下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可行之策。隨著人們對化學農藥弊端和發展可持續農業重要性的進一步認識，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環境質量，促進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使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均有符合人們要求的標準，推廣和加強有害生物無污染治蟲技術勢在必行。"綠色農業"，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擴展，科學技術的發展，將賦予新的更加豐富的內涵！
參考文獻
[1] 王愛軍， 袁叢英. 綠色生物農藥研究現狀及發展，河北化工，2006.
[2] 剛毅. 生物農藥研究進展，邵陽學院學報(自然科學)，20O3.
[3] 世平， 產祝龍. 誘導抗性在果蔬采后病害防治中的研究與應用，植物病理學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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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的特點是對人畜安全，無污染，不形成抗性。
1.1蟲治蟲
以蟲治蟲利用天敵昆蟲防治害蟲稱為以蟲治蟲，其中包括益螨的利用。利用天敵昆蟲是生物防治應用最廣、最多的方法。按天敵昆蟲取食的方式可以分為兩大類：
⑴捕食性天敵：捕食性天敵種類很多，其中效果較好。常利用的有瓢蟲、草蛉、食蚜蠅、食蟲虻、以及捕食螨類等，這類天敵一般食蟲量大，在其生長發育過程中，必須吃掉幾個、幾十個甚至幾百個蟲體才能完成發育。因此，在自然界控制害蟲的猖獗作用十分明顯。
⑵寄生性天敵：這類天敵寄生于害蟲體內，以其體液和內部器官為食，使害蟲死亡，主要包括寄生蜂和寄生蠅。
1.2生物農藥防治
生物農藥是指利用生物活體或其代謝產物，以及通過仿生合成具有特異作用的農藥制劑，是今后農藥產業中的朝陽產業。生物農藥包括：微生物農藥、農用抗生素、植物源農藥、動物源農藥和新型生物農藥等幾大類。
⑴物農藥：指利用具有繁殖能力的活體微生物或活體微生物的代謝產物制成的真菌制劑、細菌制劑、病毒制劑、昆蟲病原線蟲、昆蟲病原立克次體等。
⑵抗生素：如春雷霉素、農抗120、中生菌素、瀏陽霉素、鏈霉素等，已經廣泛應用的產品有防治水稻紋枯病的井岡霉素，高效、廣譜的殺蟲、殺螨劑阿維菌素等。
⑶物源農藥：植物性藥物源有魚藤、煙草、除蟲菊、雞血藤、雷公藤、苦樹皮、黃杜鵑、百部、艾、穰、蒜、蔥、韮、、牡菊、蒼耳、芫花、巴豆、苦參、附子、茶葉等。隨著人們對生態環境的重視，植物源農藥的開發也成了時尚，是綠色生物農藥的首選。
⑷物源農藥：指動物體的代謝物或其體內所含有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質，主要包括動物毒素如蜘蛛毒素、黃蜂毒素、沙蠶毒素等，以及調節昆蟲的各種生理過程的昆蟲激素、昆蟲信息素如棉鈴蟲性誘劑、甘蔗條螟性誘劑及天敵動物農藥等。
⑸新型生物農藥--轉基因農藥：指利用轉基因技術培育的抗病、蟲、草轉基因作物。
2.生態控制
病害蟲的生態控制，是指通過栽培、管理措施，創造有利于農作物生長發育，而不利于病害蟲繁殖、蔓延的環境條件，從而達到避免或控制病蟲害的目的。
⑴適時播種：病蟲害的發生與危害都有一定的最適時期和環境條件，在不影響作物生長發育的前提下，適當改變播種期，可避開病蟲害侵染和為害的最適時期，從而減輕病蟲危害。
⑵合理布局及輪作：合理品種布局可以限制病蟲害的蔓延與擴散、推遲或減輕病蟲危害。輪作不僅有利于作物的生長，而且可以減少土壤里的病源積累和單食寡食性害蟲食源，特別是水旱輪作效果顯著。
⑶抑病士利用：對許多病害的研究表明，抑菌土在自然界普遍存在，開發利用抑菌土是病害。
⑷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栽培品種的多樣化，能發揮天然防護壁壘的重大作用，不僅節省了土地，而且也牡絕了害蟲與傳染病的大規模侵襲，使農作物免遭滅頂之災。
⑸稻鴨共育（共作）技術：稻鴨共育是利用鴨在稻田中不斷覓食活動，起到捕蟲、吃(踩)草、耕耘且刺激水稻健壯生育等多功能效果。3.物理機械防治
⑴物理機械：常用的是人工用簡單機械如竹竿、掃把、網兜等，利用害蟲的假死性、群集性等習性來消滅害蟲。
⑵套袋栽培：套袋蔬菜無病蟲為害、無農藥污染，品種優良，產量高，效益好，如果品、黃瓜套袋，可直接阻隔病蟲為害，有利于維生素C的形成，保鮮期長，耐儲藏，且增產10％以上。
⑶誘殺技術：主要利用害蟲的趨性將害蟲誘到一處，集中殺滅。
⑷覆蓋防蟲網、薄膜等直接阻止害蟲為害：覆蓋塑料薄膜、遮陽網、防蟲網，進行避雨、遮蔭、防蟲隔離栽培，減輕病蟲害的發生。蔬菜覆蓋防蟲網后，基本上能免除菜青蟲、小菜蛾、甘藍夜蛾、甜菜夜蛾、斜紋夜蛾、棉鈴蟲、豆野螟、瓜絹螟、黃曲條跳甲、猿葉蟲、二十八星瓢蟲、蚜蟲、美洲斑潛蠅等多種害蟲的為害，控制由于害蟲的傳播而導致的病毒病的發生，還可保護天敵。
⑸人工防治：人工防治是最古老、沿續至今仍在采用的有效病蟲害防治辦法，是一種省工、省錢、無污染、切實可行的途徑，包括人工捕捉、摘除病蟲枝及清掃田園枯枝爛葉等項措施，以壓低病蟲害發生基數。
4.結束語
發展綠色農業可以保障農業生產能力、保障食物安全、緩解生態惡化、緩解就業壓力、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提高農民收入，是當前形勢下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可行之策。隨著人們對化學農藥弊端和發展可持續農業重要性的進一步認識，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環境質量，促進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使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均有符合人們要求的標準，推廣和加強有害生物無污染治蟲技術勢在必行。"綠色農業"，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擴展，科學技術的發展，將賦予新的更加豐富的內涵！
參考文獻
[1]王愛軍,袁叢英.綠色生物農藥研究現狀及發展，河北化工，2006.
[2]剛毅.生物農藥研究進展，邵陽學院學報(自然科學)，20O3.
[3]世平,產祝龍.誘導抗性在果蔬采后病害防治中的研究與應用，植物病理學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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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前人研究主要以日本國內學者為主，其中，富岡昌雄在明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發展理念、條件及方向的基礎上，提出要想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社會整體經濟就必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是環境保全型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3]。合田素行通過分析日本全國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相關案例，明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課題，提出有必要出臺相關扶持政策以促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健康發展[4]。熊澤喜久雄提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能否成立需要滿足三個條件：（1）在經濟上是可行的；（2）對環境是友好的；（3）社會是可以接受的。明確了環境保全型農業必須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三者的統一[5]。中國國內也有一部分學者關注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例如，吳獻萍、焦必方、喻鋒等人的研究介紹了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概念，揭示了其發展的原因和現狀，分析了相關政策，提出了在借鑒其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推進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2，6-7]。但?θ氈徑嚳攪?動協同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研究還不夠充分。因此，本研究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創新組織機構、依法推行、確立技術及類型、“產、官、學、消”四位一體協同推進的角度，探析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舉措與成功經驗，旨在為中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幫助。
一、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舉措
（一）以組織機構創新推進農業發展新思維落地
日本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農業生產中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雖然增加了糧食產量，但也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阻礙了日本農村環境的改善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日本的學術界率先在20世紀70年代開展了關于實施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大討論。農林水產省也在1992年頒布的《新的食物?農業?農村政策方向》中，首次把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概念界定為“從有利于國土?環境保護的觀點出發，通過合適的農業生產活動來發揮農業所具有的物質循環功能，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減少環境壓力的可持續農業”，并把其作為“整個農業必須追求的目標”，確立了這一模式在農業政策中的地位。這標志著以注重“環境”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發展新思維的形成[8]。同時，農林水產省也于同年把先前設立的“有機農業對策室”改稱為“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對策室”，負責制定包括有機農業在內的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整體發展規劃，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報告，協調全國各地有序地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并在1994年把對策室提升為對策本部，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環境保全型農業。
（二）依法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
日本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發展環境保全型農業離不開法律的支持，表1列舉了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相關的政策與法規的演變情況。
從表1可知，從1992年到2015年，農林水產省以及厚生勞動省先后頒布了7項新法，分別是《環境基本法》《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持續農業法》《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有機農業推進基本法》和《關于促進農業發揮多樣性功能的相關法律》。同時修改了3項法律，分別是《農地法》《農林物資規格化相關法律》（以下簡稱：JAS法）和《農藥取締法》。其中，2003年和2004年兩次修改《農藥取締法》，規定了農藥殘留標準。2002、2006、2009年3次修改JAS法，規范了包括環境保全型農產品在內的農產品認證的表示制度。除頒布新法和修改原有法律之外，農林水產省還制定了“有機農產品特別表示的指導方針”《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實施了有機農產品認證表示制度（有機JAS標志），啟動了“生態農戶”的認證和環境保全型農業直接補貼制度等等。通過一系列法律與法規把“環境保護+農業生產”結合在一起，為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三）確立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技術
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推進改變了以往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的常規生產方式，而且日本在注重土壤改良的同時，更加關注耕作技術（農法）上的變化。如圖1所示，日本在吸取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精華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土壤復壯技術、化肥減量技術和農藥減量技術三大技術體系[6]。
這些生產技術都強調尊重大自然，遵循合理的法則，規范的攝取人類所需，珍視土壤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其發揮更大的功能。因此，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技術特點，一方面是強調與近代科學技術成果相結合，走資源可持續利用之路；另一方面更強調重視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特點，發揮農業自身具有的物質多樣性和循環功能。
（四）明確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類型
確立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技術體系，對于推廣環境保全型農業，提高農戶經營能力以及減輕農業生產對環境所產生的負荷，都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農林水產省依據農業多樣性的特點和各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明確了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三大類型：（1）化肥減量類型；（2）廢棄物再生利用類型；（3）有機農業類型。在農業生產領域主要以第一類和第三類為主。
在第一、三類中根據化肥和農藥投入量的有無以及削減程度，又具體分為（1）無農藥無化肥栽培；（2）無農藥減化肥栽培；（3）減農藥無化肥栽培；（4）減農藥減化肥栽培4種類型。再加上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學肥料和化學合成農藥的有機農業類型，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共有5大生產類型。詳細的分類不僅適應了農戶經營能力的差異性，而且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11]。
根據農林水產省2007年修改的“關于特別栽培農產品表示指導方針”的相關規定，只有農藥和化肥雙方的投入量都低于常規農業50%以上，才可以被認定為環境保全型農產品（被稱作“特別栽培品”）。相反，則屬于常規農產品。無農藥無化肥栽培與有機栽培的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從事有機農業需要3年左右不使用農藥和化肥的轉換期，目的是復原土壤有機質，提高地力；二是有機農產品必須獲得有機認證和標識，方可銷售。
（五）注重“產、官、學、消”四位一體協同推進
在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過程中，日本的農林水產省發揮了重要的引領和指導作用。除此之外，包括日本農業協同組合（以下簡稱日本農協）、國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相關科研機構、農戶、消費者團體在內的社會各階層都積極地參與到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推廣中，發揮了各自的作用，經過長期的相互協作，形成了“產、官、學、消”四位一體的協同運作機制（見圖2）。“協同”一詞最早源自我國的《后漢書?孫程傳》“程為謀首，康國協同”，意為同心協力，互相配合；日本小學館的《日本國語大詞典》對“協同”的解釋為：二人以上的人或者團體為了一件事情而同心協力。可見，中日兩國對“協同”一詞的解釋基本一致，都有同心協力的意思[12]，而日本更是把“協同”的理念和精髓融入到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立了很多有影響力的協同組合或團體。例如，農業協同組合、消費生活協同組合、中小企業協同組合、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等等。因此，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而形成的四位一體協同運作機制可以理解為：農業行政主管部門通過創設機構、頒布政策法規、引領和帶動農業發展新業態的同時，以生產者為中心，一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提高其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事業委托、課題委托、連攜溝通等形式發揮農協、大學及科研機構、消費者團體等參與主體各自的作用，通過協同推進充分發揮協同效應，實現多方共贏的一種運行機制。
1.?r林水產省、農協以及大學等科研機構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合作。日本農協的前身是1900年成立的產業組合，1948年通過改組形成了由農業從業者（農民或農業經營法人）聯合成立的協同合作組織。農協從事的業務種類繁多，主要業務有經濟關聯業務，它們由信用業務、銷售業務、購買業務和保險業務等4種基本業務組成。此外還有務農指導、農業行政管理和文化活動等次要任務[13]。其中，農資銷售是農協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環境保全型農業倡導的減化肥、減農藥的生產方式導致農協的農資銷售額下降，農協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損失。因此，農協最初對于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是有所保留的。不過，隨著消費者環保意識的提高以及對質量安全農產品的追求，加之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的地方農協數量的不斷增加，日本農協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開始意識到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重要性。因此，1992年農協開始接受農林水產省的委托，介紹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先進事例，探討環境保全和經營成立的要素條件，并在1994年召開的農協第20屆全國大會上把“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振興和育成”，作為農協業務開展的重要課題[14]，不斷通過實地調研，報告環境保全型農業在各地的普及和開展情況，為農林水產省把握現狀和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此外，包括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在內的日本眾多科研機構的專家和學者也積極的申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相關研究課題，從農學、經濟學、管理學以及消費者行為學的角度出發，積極地探索環境保全型農業經營成立的條件，科學、嚴謹地分析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不斷地發表相關的研究報告、論文以及著作，為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政策及法律的制定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2.中央農協、地方農協以及農戶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合作。如圖1所示，相比常規農業而言，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技術要求較為復雜，由于化肥與農藥的投入量大幅度減少，農作物的產量勢必會受到影響。多數的實地調查和案例研究已經證明，農戶在從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初期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產量低、成本高、收益不穩定等經營問題[15]，迫切需要農協的支持與幫助。因此，從中央農協到地方農協，一方面通過實地調研了解和分析農戶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面在農資配送、技術指導、市場開發、產品銷售等方面積極地構筑一體化服務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戶的后顧之憂，贏得了農戶的信任，確保了自身的利益。
3.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達成了默契與協作。在傳統的農業生產中，由于生產和消費都是在各自的軌道上獨立運行，因此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但是日本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源于消費者對質量安全農產品的追求。所以，加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與聯系是實現環境保全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于是，日本學者在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了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產消提攜”理論。具體是指生產者按照消費者的意愿生產優質的農產品，同時消費者在相互理解、公平自愿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的購買行為[16]。可以說，產消提攜的溝通模式增強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信，開啟了“私人訂制”高端農產品消費市場的大門，打造了誠信農業發展模式，成為日本成功推進環境保全型農業的重要保障。
日本政府通過上述5項舉措有力地推動了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根據農林水產省最新的統計數據與資料[17-18]，截至2016年，全日本包括有機農戶、生態農戶在內的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生產者數量已達227萬戶，約占日本農戶總量的9%。其中，生態農戶的數量由1999年最初的13戶，增加到2016年的154 669戶，已經成為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雖然，近年來由于農戶高齡化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總面積和生態農戶的數量有所減少，但是，從2011年到2015年，開展化肥和農藥投入量50%以上削減的，有資格獲得政府直接補貼的地域、生產者數量和實施面積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市町村（市縣鄉）數量從773個增加到931個；獲得直接補貼扶持的生產者數量從6 622個增加到15 920個；實施的面積從17 009公頃增加到57 744公頃。不僅培育和造就了相當數量的致力于從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農業經營主體，而且還有效地利用了棄耕地，提高了農業的整體實力。
此外，從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間，全日本單位面積化肥投入量已經從每公頃1155千克下降到91千克，每公頃農藥的使用量已經從91千克下降到56千克。隨著化肥和農藥投入量的減少，稻田和內陸湖泊的水體質量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以滋賀縣為例，自從實施環境保全型農業以來，全縣農藥使用量已經減少了近40%。其中，與常規水稻田相比，開展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水稻田每公頃含氮化合物以及化學合成農藥的排放量，分別下降了102千克和0364千克。曾經作為日本內陸污染嚴重的琵琶湖，來自農業生產的含氮化合物的流入總量已經從2000年的每天2 241千克，減少到2010年的每天1 880千克，表層水體的質量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同時，消費者對環境保全型農業的認知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其中，67%的消費者了解有機農業，而且76%的消費者認為環境保全型農業生產的農產品是安全的，產消提攜理論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各地不斷涌現出以經營有機、健康、優質農產品為主的農業企業、超市、專賣店以及直營店，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場所，進一步拉近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其中，位于石川縣金澤市的某農業企業通過大規模開展有機農業，年銷售額不僅突破了1億3千萬日元（按最新匯率相當于人民幣795萬元），而且其產品還通過了美國和歐盟的有機認證，順利地打入了國際市場。總之，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與互相協作，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并收獲了豐碩的成果，實現了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三者有機的融合。
二、對我國推進環境友好型農業的啟示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經過20多年的大力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與其注重確立思想、依法推進、重視技術、多方協作是分不開的。此外，吸收和借鑒歐美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也是日本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特別是美國的可持續農業[19]和有機農業[20]理念以及歐盟的有機農業認證制度[21]，都對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確立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因此，我國在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環境友好型農業發展道路的同時，應當注重吸收和借鑒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綜合以上分析，日本的環境保全型農業對我國的啟示可以?w納為以下幾點：
（一）充分發揮政府的核心領導作用
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政府強有力的領導，以及出色的統籌協調和整體規劃能力。其成功經驗表明，成立強有力的核心領導機構是確保環境保全型農業順利實施的前提條件。我國農業要想實現從追求產量和依賴資源消耗的粗放經營，到數量、質量、效益三者兼顧的、環境友好的現代化高效農業之路的轉變，同樣離不開政府的核心領導作用。因此，借鑒日本經驗成立核心領導機構，統一規劃、協調和部署，對我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健全法律體系，堅決依法推進
完善和有效的法律體系是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成功的基礎。只有不斷地出新法、改舊法，堅決依法推進，提高違法成本，明確主體責任，方可適應農業發展的新變化，才能為環境保全型農業的發展保駕護航。2015年頒布實施的被稱為我國“史上最嚴厲”的《食品安全法》，無論是對違法主體的行政處罰金額，還是司法處罰期限，與日本相關法律對違反食品安全生產標準行為的處罰相比，其處罰的力度還不大。例如，根據《農林物資規格化相關法律》（JAS法）的具體規定，日本對生產假冒偽劣環保農產品以及篡改原產地標識的食品銷售者的處罰力度相當嚴厲。其中，對于違法的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萬日元（相當于61 192元人民幣）的罰款。對于違法的法人組織（團體）則處以1億日元（相當于612萬元人民幣）的高額罰款[22]。我國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大力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實現新常態下的農業轉型升級，以及確立現代農業發展模式都需要健全和有效的法律法規體系。因此，日本完善立法、依法推進、加大處罰力度的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
（三）提高農戶經營能力，培育現代農業接班人
培育具有高素質的農業經營主體是日本環境保全型農業得以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從常規農戶轉變為生態農戶是從事環境保全型農業的必要條件。與常規農業相比，環境保全型農業的技術體系相對復雜，這就對生態農戶提出了更高的技術要求，同時還必須制定相應的農業經營計劃并最終通過當地政府的認證，方可成為真正的生態農戶。可以說，相比常規農戶，生態農戶的經營能力要求更高。雖然，日本農業勞動力整體高齡化的趨勢難以避免，進而導致最近幾年生態農戶的數量有所減少，但是2016年日本生態農戶的數量仍然占農業經營體數量的12%[23]。我國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同樣需要一支具備高素質的農業經營隊伍，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強農業科技推廣力度、提高農民經營能力、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農戶”對于實現環境友好型農業至關重要。
（四）打造各界參與、多方聯動的協同推進機制
篇13
發展生態農業，有利于解決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問題。
發展生態農業，可以充分利用各種土地資源（如荒山、荒坡、荒地等），大規模植樹種草，增加多年生植被面積，減少裸地面積，有效削減水和風對地表的侵蝕，防止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減輕洪澇和沙塵暴災害。通過人工草地建設和退化草地的圍育與改良，以及舍飼、半舍飼與限制放牧等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草地退化。我國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在植樹造林、控制沙漠化、治理水土流失等方面創造出許多行之有效的模式。如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來控制水土流失的小流域治理模式；利用林糧間作的治堿模式；實行種草植樹、控制放牧強度等來治理土地沙化、荒漠化的模式。
發展生態農業，有利于解決農業污染難題
農業污染，主要是指化肥、農藥以及養殖場排出的糞便所形成的面源污染，農用薄膜對耕地的污染，秸稈廢棄物對水體以及焚燒后對大氣的污染等。
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引導農民將畜禽糞便用于作肥料、培養料、生產沼氣等，大力開展畜禽糞便的綜合利用，不斷提高畜禽糞便的綜合利用率；建立治理污染轉運系統，同時，做好農村的改廁、改廚、改圈以及推廣三格化糞池、凈化沼氣池建設，從多方面入手解決農村的污染問題，促進城鄉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
結合新農村建設，規劃建設生態農業小區，建成大型沼氣工程和污水凈化設施；對畜禽污染的治理，做到排泄物資源化，實現多方面綜合利用。
發展生態農業，易于實現物質循環利用，實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充分利用生態農業資源優勢，利用生態系統內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的規律來設計生產環節，利用生產環節中能量多級利用和物質循環再生的優點來實現價值增值和廢物資源化的目的。它包括種植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類型、養殖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類型、種養結合以及種養加三結合的物質循環利用類型等。如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較為普遍的“桑基魚塘”模式便是此類的典型，它將農、林、牧、漁有機結合起來，互惠互利，構成一種水陸結合，動植物共存的人工復合生態系統，整個系統沒有廢棄物，可有效提高資源轉化效率和系統生產力，實現了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發展生態農業，有利于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換
建設現代農業，是十六大報告關于“三農”問題論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我國農業的主攻目標和發展方向。大力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對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提升農業競爭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傳統農業的結構較單一，生產規模較小，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較落后，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差，基本靠天吃飯；農業生態系統功效低，基本上沒有形成生產地域分，土地利用率較低；其商品率相對較低，農民的收入也不高。而生態農業突破了傳統農業僅僅或主要從事初級農產品原料生產的局限性，實現了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生產，并十分重視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態環境建設，農業的內涵得到了拓寬和延伸，農業的鏈條通過延伸更加完整，農業的領域通過拓寬，使得農工商的結合更加緊密。生態農業還突破了傳統農業封閉低效、自給半自給的局限性，發揮資源優勢和區位優勢，實現了農產品優勢區域布局、農產品貿易國內外流通，有利于資源的開發利用、生態環境的綜合治理、先進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優質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現代管理手段的運用。
總之，生態農業是農業發展的高級階段,是現代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農業現代化水平重
要標志。生態農業是實現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良好模式，是解決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矛盾的有效途徑，對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1］駱世明．中國多樣的生態農業技術體系．自然資源學報，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