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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于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后，Von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于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并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于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于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后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后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并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于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愿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愿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于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于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后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后，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于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愿意將利潤用于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于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愿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于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并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么更愿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于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后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么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愿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后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于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于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于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并且Hart認為由于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并、股票的發行以及委托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并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后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后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并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并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于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于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后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于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于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報是由于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后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后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并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于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后，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于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并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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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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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篇2
在海外翻譯出版的作品中，莫言是被接受與研究的最廣泛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僅被翻譯成德語、法語及英語，同時，還被翻譯成越南語、日語以及韓語等多種語言，可謂是當前被翻譯出版最多的一位作家。更重要的是，莫言的作品還在不同國家獲得了最高的獎項和榮譽，使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廣為流傳。顯而易見，必須加強對翻譯出版工作的重視。早先，歌德在閱讀中國的文學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學”。由此可見，歌德之所以能夠詳細地了解中國的文學，主要是得力于他的翻譯水平及能力。面對這樣的一個現狀，我們必須進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實，很早之前，也就是中國時期，我國有過兩次將中國文學推向世界的機會，可惜，最終被錯過，卻使得中國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翻譯過來的國外著名作品，照此一來，我國文學所特有的文學價值及重要意義就此被忽略。并且，在當前發展過程中，我國已經有了專業的翻譯出版社，比如，上海的譯文出版社及外國文學翻譯出版社等多個出版社。他們所翻譯的國外作品取得了相當不錯的評價，在業界具有很好的口碑。當然，在此告訴大家在翻譯作品的時候必須堅持“保護該民族的文字和語言本質”，這樣做也是對該國家文化的一種尊重。
三、積極吸取國外作品的精華作為己用
著名哲學家羅素曾經這樣講：相互不同的文明之間的接觸是人們進步的最主要表現。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國著名作家莫言，在他的《紅高粱》作品中，他按照時間順序講述男主人公的戰爭生活，繼而運用倒敘手法描述男主人公與女主人公之間的感情糾葛，表面上看，這并不是完整的敘述方式，屬于集多個敘述方式為一體的敘述手法，把一段簡簡單單的感情描述得撲朔迷離，使其獨有的魅力及吸引力大大地提高。更重要的是，從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爺爺和奶奶”之間的情感故事及當地的生活歷程，利用對其獨具敢愛敢恨氣質的自由個體生命的贊揚，展現出當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及風情。與之不同的是著名作家福克納，他擅長于寫南方區域的一些事情，但是，莫言卻將東北鄉描述成一個包羅萬象的王國。例如，在福克納的作品《喧囂與騷動》中，從一個的孩子的角度出發，去描述這個周密、完整、獨具特性及普通性的國度，將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得更動人。而利用班吉的角度出發看世界和了解周圍所有的一切，即便是感受到了，最終卻什么也說不出來，唯一能感受的只有對人類的悲哀，憐憫之情。在寫作過程中，必須積極吸取國外作品中的精華，為自己所用。同時，還必須對自身進行反思，放眼于世界。基于我國文化和民族的特色進行作品創作，吸取國外作品的精華，逐漸打破我國傳統文化的枷鎖，融入新的一些元素，促使我國立足于世界，向大眾宣傳我國現代文學及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等。
篇3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后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于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后，Von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于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并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于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于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后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后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并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于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愿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愿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于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于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后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后，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于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愿意將利潤用于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于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愿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于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并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么更愿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于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后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么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愿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后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于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于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于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并且Hart認為由于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并、股票的發行以及委托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并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后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后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并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并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于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于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后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于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于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報是由于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后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后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并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于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后，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于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并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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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篇4
（一）有助于增強學生的音樂藝術修養
近代藝術歌曲是詩歌、文學相結合的藝術產物，其歌詞多以名作詩詞為主，如唐詩、宋詞等，因此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同時，在歌曲的二次創作中，既要從文學內容上進行理解和表達，又融入了西方音樂理論知識和作曲方法，從而營造出極富民族特色，擁有時代藝術特征的歌曲作品。在聲樂教學中，將近代藝術歌曲融入到歌唱中，讓學生能夠從歌曲的音高、節奏、調性、調式等知識上來把握歌曲的曲式結構，同時從歌詞的認知中把握文化的脈絡，從而增強學生的音樂藝術修養。如在歌曲《大江東去》中，從填詞中來理解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從文化、歷史等方面來體味蘇軾被貶黃州后的內心情感，從而借助于“一樽還酹江月”來寄托情思。
（二）有助于增強學生對民族歷史的深厚情感
一首歌曲與其所處的時代具有一致性，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同樣是歷史文化的產物，無論是歌詞創作上，還是題材的選擇上，都融入了近代藝術的歷史烙印。在聲樂教學中，借助于近代藝術歌曲的學習，從思想上來了解作品所記錄的歷史時代，用歌唱來寄托作曲家對社會、對生活的感慨。同時，作曲家所處的歷史背景與其創作風格是相關的，對于特定環境下創作的音樂作品，不僅抒發了財政的情感，更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歌唱要從作品所處的歷史背景中，去領悟歌曲的內涵，并用情感來詮釋歌唱，從而增強愛國情懷。
（三）有助于增強學生的演唱自信，鞏固歌唱力
聲樂教學離不開心理的激勵與成長，學生在歌唱中，不僅要掌握歌唱技巧，還要從自身的心理調適上來增強歌唱能力。一方面要結合相應的曲目來發揮自身的嗓音條件；另一方面要從歌曲的調式及旋律變化中來克服自身的發聲障礙，中國近代藝術歌曲的運用，讓學生能夠從呼吸、發音、共鳴等問題中，既可以糾正咬字、吐字等缺點，又能夠在駕馭藝術歌曲過程中，激發對聲樂的學習熱情，增強歌唱的自信，從而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發聲習慣。
（四）為聲樂教學提供豐富的歌唱教材
聲樂教育家沈湘曾指出：“呼吸是歌唱的基礎，氣息是歌唱的動力”，對于聲樂教學中的氣息控制能力的訓練是歌唱的基礎，中國近代藝術歌曲，從結構和音域上相對短小、適中，在幫助學生訓練氣息時具有較好的平穩性，特別是隨著歌唱者聲音的長短，對節奏、音調等具有較好的把控力。如蕭友梅的《問》，趙元任的《聽雨》等，都是學生進行氣息訓練的有效素材。
篇5
二十一世紀是信息化時代．而語言是信息化社會的重要工具，在圍際交流中．英語已逐漸成為廣泛應削的工作語言。為此．2001年至20o7年間．教育部m臺眾多文件強調了雙語教學的重要性．提m了高等院校廣泛推廣雙語教學的要求。所謂雙語教學，是指以母語和一門外語兩種語言作為教學用語的教學模式。在我國雙語教學的具體定位是漢語和英語。目前，世界上的權威醫學期刊和書籍基本上都以英文m版，而計算機檢索數據庫也以英文形式展現和推廣。運用英語這門丁具可迅速直接地和各國進行醫學信息交流。醫學教學人員外語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我國醫學事業的長足發展。在當今世界，生命科學和醫學飛速發展．知識更新和信息交流頻繁，推進雙語教學改革是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的必然趨向．是培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級醫學人才的重要舉措。醫學生在學習臨床醫學時普遍感到難學、難記，同時雙語教學還對醫學生的英語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我們認真分析了以下的影響醫學雙語教學質量的因素并嘗試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法。
1影響醫學雙語教學質量的因素
1．1教學對象
實施雙語教學的關鍵因素是學生的承受能力本科學生在校期間必須通過國家英語四級考試，整體英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為開設雙語課奠定了基礎。南于學生英語水平差距很大，不少學生的聽力水平和詞匯量遠遠達不到要求。再加上國內英語教學多年來注重語法學習．故“啞巴英語”的現實狀況沒有明顯改觀。學生的聽說能力不高，增加了雙語授課的難度，妨礙了雙語授課目標的實現。假如教學中英語使用的比例過大，超出學生的承受能力，學生的課堂注重力勢必被分散。語言學習和專業知識學習的雙重負擔將導致不佳的學習效果。因此，選擇合適的教學對象是雙語教學成功實施的關鍵。
1．2教材和教學手段
在雙語教學中，選用合適的教材是推進雙語教學的重要方面。目前。國內沒有統一的醫學雙語教材，多數教師根據自己的喜好選用教材，一些教材可能過于偏重理論、缺乏案例．使學生感覺枯燥乏味，而另一些則可能和探究者的探究方向有關，具有很大的傾向性，不適于教學中使用。雙語課程是在醫學生修完了大學英語基礎階段課程之后開設的，課文有了相當的難度，比較難理解，而多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能簡化課文的難度。
1．3教師
師資新問題是醫學雙語教學的關鍵。好醫生不一定是好教師。一方面，臨床教學醫師同時肩負著醫療和育人的雙重職能。然而當前大多數教學醫師教學意識淡薄，參和教學T作的積極性不高，對臨床教學量的多少及教學效果并不注重。另一方面，英語閱讀水平高不一定能夠進行英語授課，多數授課醫師英語口語水平不高。實施雙語教學，不僅要求教師要有較高的專業水平。還要求教師有較高的英語水平。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總體上醫學教師匱乏，能完全勝任雙語教學的更少。多數教學醫師難以清楚地用英語表達專業內容，或者照本宣科。更難做到用英語和學生交流，因此教學效果較差。
2提高醫學雙語教學質量的辦法
2．1選擇合適的教學對象
選擇英語基礎較好的年級、專業嘗試開展雙語教學，一旦發現新問題，及時改進，探索更有效的雙語教學模式，然后逐步將雙語教學擴展到所有年級和專業，覆蓋全體學生。據調查，哈爾濱醫科大學已經開始在醫學教育中推行雙語教學。該院以英語基礎相對較好的國際護理專業的學生作為目標人群，課堂中英語使用率達到75％左右。調查顯示95％以上的學生對這種英文和中文穿插授課表示滿足。
2．2選擇合適的雙語教材和教學手段
一方面。相比較國內并不成熟的醫學雙語教材，外國原版教材實用性強，教材中配以大量案例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能提高學生分析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也能提高學生的英語整體水平。有必要組織一批資深的醫學雙語教學專家，認真編寫醫學雙語教學系列教材和輔導資料。另一方面，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將授課內容做成Powerpoin的形式或其他多媒體形式。對于專業詞匯和名詞概念，輔以中英文對照注釋，有利于學生對專業知識和英語的學習。
篇6
一、關于中國物流理論研究
在2002年的年會上，我曾提出下一步物流理論研究的十大重點：
（1）物流定義
（2）物流規劃與物流政策
（3）物流成本與物流統計信息體系
（4）傳統企業流程再造和業務轉型
（5）物流市場與需求
（6）供應鏈理論
（7）物流信息化
（8）物流技術、裝備及標準化
（9）物流人才教育和學科建設
（10）國外物流發展趨勢
一年來，研究的情況如何？從今年征集的200多篇論文來看，基本上都在這10個方面。但有新的擴展，如突發事件中的物流研究、關于物流的數學模型與經濟核算方法等。我認為特別取得較大進展的是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物流基礎理論研究
對物流、物流產業、物流企業、企業物流、物流行業的基本概念，包括其內含與外延的研究；對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對供應鏈與物流、電子商務與物流、采購與物流相互關系的研究；物流系統論與物流價值論的研究；物流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的研究；物流與國際貿易的研究；物流與大通關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第二，物流企業與企業物流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最多、最廣，有一些新的突破，比如物流企業與企業物流成本研究，運作模式研究，物流外包研究，物流企業競爭力研究，工貿企業物流流程再造研究，傳統運輸與倉儲企業向第三方物流服務轉型研究，第四方物流研究，物流過程各方利益沖突的產生與解決方案研究等等。
第三，行業物流與區域物流研究
在編輯今年的《中國物流年鑒》時，我感到行業物流與區域物流的內容比較豐滿，說明了各行各業都在關注物流的發展，如汽車物流、家電物流、藥品物流、煙草物流、連鎖物流、食品物流、糧食物流、郵政物流、港口物流、IT物流、服裝物流、航空物流、交通物流以及長三角物流、珠三角物流、環渤海物流、中部物流、西部物流、開發區、保稅區物流等等。交通部為此專門撥款1000萬元。許多部門的研究開始從宏觀層面向中觀與微觀層面展開。
第四，物流市場研究
物流市場如何形成，物流環境包括哪些要素，物流資源如何進入市場達到優化組合與合理配置，不同行業物流市場的供需分析，物流市場主體、客體、載體與中介組織的相互關系以及如何促進物流外包的研究等等。
第五，供應鏈管理研究
供應鏈管理是經濟運行中一個新的模式，今后企業之間的競爭將被供應鏈之間的競爭所代替，供應鏈是什么，供應鏈管理的要素有哪些，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如何進行供應鏈設計，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的關系等等，這方面的研究雖然相對還比較薄弱，但已經起步，并取得可喜進展。
第六，物流信息化與標準化研究
信息化與標準化都是中國物流發展中的瓶頸，是我們的薄弱環節，如何在物流業發展中充分應用各種信息網絡技術，如何使中國物流標準化并與國際接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我認為，中國物流理論研究起步不晚，但存在的問題是研究不深不廣，這幾年物流業快速發展，更顯得理論準備不足，實踐走到了理論的前面，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怎么辦？作為物流理論工作者，應當迎難而上，勇挑重擔，推進物流理論研究，使中國物流業的發展有一個較好的理論指導。這里應該提倡學術評論、批評與爭論，營造一個鼓勵創新的學術氛圍。
下一步物流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什么，我認為是以下十二個方面：
第一，物流基礎理論與方法論研究
第二，物流經濟學及學科建設研究
第三，物流發展的戰略規劃與相關政策的研究
第四，物流企業與企業物流研究
第五，物流信息化研究
第六，物流標準化研究
第七，行業物流與區域物流研究
第八，國際物流研究
第九，采購與供應鏈管理研究
第十，物流市場研究第
十一，物流關鍵技術與裝備研究
第十二，應急物流與軍地合作的戰略研究、
我希望，全國從事物流理論研究的同志們，在物流業發展的實踐中，善于總結，勇于創新，把中國物流理論研究推向一個新水平，走向世界，確立自己的地位。
二、關于推進中國物流業發展的基本思路
如何推進中國物流業的發展，經過這幾年的積極探索。我們認為，主要要抓好以下十個方面：
第一，制定中國物流發展大綱。要不要做這件事本身就有爭論，但我很贊賞日本政府的做法，制定“綜合物流施策大綱”與“新綜合物流施策大綱”是十分必要與正確的，實踐證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國是一個轉型國家，國家有一個物流發展大綱十分重要。這個大綱實際上是一個指導性意見，有目標，有措施，有要求，但完全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規劃。我們已參與了原國家計委組織的中國物流規劃草案的起草。現在國家計委已改成國家發改委，我們強烈呼吁把這一工作繼續下去，爭取以國務院名義中國物流發展大綱。
第二，出臺物流產業政策。原國家經貿委已著手調研物流業發展產業政策，有關部委也在研究行業物流的產業政策，一些省市在制定地區性物流規劃時也出臺了一些產業政策。這些產業政策涉及到市場準入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融資政策、標準化政策、投資政策、外資合作政策等等。但由于全國沒有統一的政策，有些矛盾已十分突出。2003年全國政協專門組織一個小組調研物流問題，由石萬鵬同志牽頭，主要調研兩大問題，一是中國物流業的管理體制，二是中國物流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積極參與了這一工作。但根據歷史的經驗，國家統一出臺一些政策比較難，我們主張先在地方上出臺一些有利于物流業發展的地方性政策，同時在某些領域實現全國性的個別突破。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
第三，推進以信息化、標準化為重點的物流現代化建設。信息網絡化與標準化是現代物流技術發展兩大關鍵，信息網絡技術是現代物流生命線，而物流標準化則是促進整合、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橋梁。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通過每年評選優秀案例來推進物流的信息網絡化。對于物流標準化，已經成立全國物流技術標準委員會與全國物流信息標準委員會，秘書處分別設在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與中國編碼中心。兩個標委會已共同啟動了建立物流標準體系表的課題。我們深信，在全國標準化委員會的領導下，中國物流標準化工作一定能扎扎實實的向前推進，但這要得到有關部門、行業與企業的大力支持。物流的現代化除信息化與標準化以外，還有兩個重點，一個是物流管理的現代化，一是個物流技術裝備的現代化，這兩項也是非常關鍵的，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重視。
第四，啟動中國物流人才教育工程。2001年，我們提出了啟動中國物流人才教育工程的設想，分三個層次，一是學歷教育，二是繼續教育，三是崗位培訓。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與中國物流學會已開了三屆全國高校物流教學研討會，成立了中國物流學會人才培訓專業委員會。在教育部支持下，已有47所大學開設了物流管理與物流工程專業，多層次、多模式、多目標的物流學歷教育體系已初步形成。在職教育目前雖然比較混亂，但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在勞動部指導下，已制定物流師標準，并已。物流師培訓明年將在全國規范運作。國外的一些物流師證書教育也在引進，作為一種補充。上崗資格培訓目前還未啟動，因為涉及的部門、涉及的崗位太多，需要專門研究。
第五，推動物流企業與企業物流發展，繁榮物流市場。中國物流業的發展需要政府推動，創造一種環境，特別是培育與發展物流市場的環境，使企業真正進入市場，企業在物流市場的運作水平決定一切。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通過評選“中國物流示范工程”與“中國物流實驗基地”來以點帶面，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同時通過物流企業與企業物流的發展來帶動行業物流發展，推動區域物流發展，并與國際物流接軌。
第六，建立中國物流統計信息系統。物流統計是政府宏觀決策的需要，是國內外物流企業市場預測的需要。一些地方已經做了不少積極的探索，上海已建立了統計體系，北京也進行了物流的調查。2002年，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已安排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完成了全國物流信息統計系統研究。我們希望國家統計局把物流統計列入政府統計范圍。同時，我們也在積極探索，在中國建立采購經理指數的可行性，已取得重要進展，另外為了給政府經濟部門、給行業、給企業、給教學科研單位提供權威信息，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每年編輯出版《中國物流年鑒》與《中國物流發展報告》。
第七，抓好物流科技進步。現代物流業既然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現代物流中必然有科技生產力。在科技部支持下，已批準設立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科學技術獎，包括科技進步獎與科學發明獎。國家2020年科技中長期規劃中，已把物流科技單列為服務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已與團中央合作，在光華科技基金會下設立“中國物流發展專項基金”，宗旨就是推進物流科技的發展，希望得到全社會的支持。
第八，大力推進物流理論研究。理論來源于實踐，反過來理論又指導實踐。中國從1978年引進物流概念以來，物流理論研究一直沒有間斷過，但由于客觀環境所限，難以深入，影響也不夠廣泛，在最近幾年，物流理論研究才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與中國物流學會通過每年一次的“中國物流學術年會”，通過“中國物流專家論壇”，通過專題理論研討會，大力推進物流理論研究，在全國物流理論界的努力下，出現了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景象。
第九，注重物流知識普及與輿論導向。要發展物流首先就要讓大家知道什么是物流，懂得什么是物流才能知道怎么去干，怎樣干得好。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與中國物流學會通過編輯出版物流讀物，通過新聞單位加強物流知識普及，并進行正確的輿論導向，僅北京就有40多個新聞媒體參與了這一行列。現代物流業的興起，有新聞出版部門的汗馬功勞。
第十，加強物流界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現代物流業是全世界的產業，是一個整體，是龐大的系統工程。各個國家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都成立了物流行業組織，無論是企業，還是行業組織，還是大學，都需要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與國際物流協會，與國際采購聯盟，與各國的物流與采購組織有著廣泛的聯系，并進行多方面的合作。除此之外，我們還加強了兩岸四地物流界的交流與合作。國內許多機構也在進行這一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績。
三、關于物流專門人才
物流專門人才我認為可以作不同的區分。從學術與理論研究角度，可以有物流學科帶頭人，也可以有物流理論專家；從物流實踐角度，可以有物流企業家，也可以有物流職業經理。總稱物流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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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是一個持續的、難以預計的過程，這就是后金融危機，他給世界經濟造成的破壞甚至大于金融危機發生時期，而商務專業對于外貿行業的依附度很高，受后金融時代的影響也較大，這就導致了商務英語教學必須改革，以適應后金融時代市場的需求，提高學生的就業、創業幾率。因此，后金融危機時代需要對商務英語教學進行科學的、詳細的、切合社會實際的思考，以促進大學培養人才質量的提升。
二、后金融危機對商務英語教學的影響
（一）后金融危機對電子商務學生就業的影響
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緩步增長的階段，甚至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金融危機影響下經濟出現了負增長，全球的貿易格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我國經濟受其影響的程度也更為明顯，出現了生產企業銷售難、外貿行業產銷低迷、學生就業困難等等問題。針對大學生就業方面，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第一，就業崗位少與畢業人數增加的矛盾，雖然國家在不斷的擴大學生的就業面，為其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但相對于畢業生數量的增加，社會就業崗位明顯太少。此外，受后金融危機影響，很多大企業開始裁員、減少招聘，甚至一些大企業都不再向校園進行招聘，這就是學生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第二，各高校不斷擴招、畢業生增多了，但畢業生的質量并未得到有效的提高，特別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社會對于人才的綜合素質不斷的提高，高校很多的畢業生都難以適應當前的局勢，這就造成了部分企業招攬人才難和大學生就業難的“奇怪現象”，一邊是人才的緊缺、一邊卻是大學畢業生的相對過剩。第三，高校培養人才的思想、理念滯后，大多數老師、學生還不能認清后金融危機時代人才培養的緊迫感和社會真實的需求，這就造成了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難，很多改革只停留在形式上，致使高校畢業生成為“低不就，高不能”的“剩才”，這種人才培養現狀很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也是后金融危機時代對高校教育最為顯著的影響結果。
（二）后金融危機對商務英語教學的影響
商務英語所依附的行業是外貿商務，其就業的主要“陣地”是外貿出口類企業，而這一類企業的發展對外有很高的依附性，國際經濟局勢的變化對其有很大影響。例如，生產類企業，其產品的附加值不增加，在價位降低的情況下其盈利就會受到影響，且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不能只依靠產品價位，這就導致了企業的訂單減少，企業的生存面臨巨大的壓力，在此情況下，企業不可能在擴充人力資源，高校學術的就業崗位就在減少。又如，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延續，很多企業經營落魄，甚至倒閉，這就導致了大量的失業人員流入社會，這些員工崗位工作經驗豐富，無疑是畢業生強大的就業競爭對手，學生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由此可見，后金融危機對商務專業學生的就業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商務英語教學應充分的考慮當前后金融危機的特點及其可能演變的趨勢，以提高學校培養人才與社會需求的接軌，提高學生的就業率，為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綜上所述，后金融時代商務英語教學改革勢在必行，要結合當前社會用人實際有規劃、有步驟的進行教學改革。第一，創新商務英語教學思想、理念，這一改變可以重塑廣大師生的教育觀、學習觀，使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更能理性的看清形勢，將長期事業目標和短期實際規劃相結合，給學生營造了一個更為科學、理性的求學環境，也使高校的教學總體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第二，商務英語教學改革中新的教學方式、方法的應用拓展了學生對未來職業崗位的見識，提高了學生的職業素養，使其綜合就業能力得到了提高。例如，實訓教學中，場景設計的一些商務談判中的突發事件、經典案例等，不僅有利于學生練習商務英語所學知識，還有助于提高學生分析事件、處理事件的能力，這對學生職業能力的提高有極大的好處。第三，當前學生的就業形勢嚴峻，商務英語教學改革優化了高校人才培養的模式，使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有更強實力，也使高校培養人才的模式更能符合當前社會需求，提高了高校培養人才的綜合質量。
四、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教學策略探討
（一）認清人才需求市場確立人才培養目標
高校學生就業困難的現狀，看似“人才飽和”，社會工作崗位緊缺，其實不然，只是社崗位對人才的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商貿行業對于人才的要求更高，這一行業、企業緊缺的是高素質、高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針對社會需求，商務英語教學改革中，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才培養目標，培養學生知識的學習、掌握及應用能力，使學生能夠將自身所掌握的知識技能轉化為工作崗位上的技術能力，以人才推動企業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其次，樹立產學結合的教學理念，將商務英語的教學和實際應用結合起來，例如，和外貿企業聯合教學，讓學生在教學參與過程中接觸實際的工作崗位，以此提高自身的職業能力。又如，實施產教結合教學策略，使學生在工作崗位上體會商務英語知識的內涵和應用，可通過實際定崗訓練、軟件模擬訓練等手段，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理解，如商務英語談判中用英語聯系對方企業的相關人員，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在談判過程中很多細節是需要注意的，有可能是影響談判結果的關鍵，在商務英語教授中學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文化差異的特點、對商務談判的影響等，應用模擬實訓軟件使學生對不同的文化產生興趣，從而糾正學生英語商務談判中的“中式思維”模式，培養學生更優秀的職業能力。再次，引導學生認清人才市場需求的現狀，培養學生獨自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其在商務英語教學參與中樹立遠見的職業規劃，避免學生畢業后擇業、就業的盲目性。例如，在教學中以我的職業和未來為主體進行討論、辯論，讓學生用英語闡述自己的觀點、理想等，以此樹立學生對未來職業的正確認識。又如，通過職業情景模擬讓學生進一步了解商務英語應用的實際狀況，以此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深度和應用能力，同時使學生樹立遠見的學習計劃，重視商務英語學習與其他學科的結合，進而增強其職業能力，使其在市場競爭中擁有更強的競爭實力。
（二）以社會需求為本大力培養人才的實踐能力
培養社會需求人才是高校教學的本職工作，后金融危機時代商務英語人才的培養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更顯重要，這就需要商務英語教學更好的調整教學策略。第一，以社會需求為根本進行人才培養，當前社會形勢下，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培養的中低層商務英語應用人才已經不能滿足商務外貿行業對人才的需求，這就需要商務英語教學進一步拓展思路，應用先進的教學手段，培養該行業的高端人才，如上述的產教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校企聯合人才培養模式等，以此提高高校培養人才的質量，以滿足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第二，現代行業崗位上對于知識的應用趨于綜合性，也就是人在崗位上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具有很強的職業專業素養，還要具有很強的合作能力，對于職業崗位的相關技術、技能、知識等有很廣泛的掌握和應用能力，這就要求商務英語教學不能僅僅只停留在專業的層次，要引導學生向相關領域探索、發現，以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和知識綜合應用能力，為社會培養高端的復合型人才。第三，重視學生專業知識及專業知識應用能力的培養，不能讓學生廣泛涉獵而無一精湛，要嚴格要求學生的商務英語專業能力，并在此基礎上涉獵別的領域，將其融合到商務英語的應用實踐中，以此提高學生自身的專業能力，使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具有更強的實力。
（三）注重學生職業能力培養促進學生職業素養的提升
學生職業能力培養的最終目的是適應社會崗位需求，使學生能夠在就業后有個更好的發展，從而實現學生的職業夢想，同時也提高學校的聲譽，使學校在教育領域有更好的發展。在學生職業能力和職業素養提升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結合市場人才需求，從專業、心理、體質等多方面培養學生，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例如，在實訓教學軟件應用中，設置突發事件場景，如接機時對方的電話失去聯系，在此情況下學生該如何應付這樣的突發狀況；又如，在聯系商務業務洽談中，對方通過電話要求企業的相關資料，在這種狀況下那些資料能給、那些資料不能給，等，這些都可通過實訓對學生的認知加以強化，使學生能夠在動態的事件發展過程中恰當的應用知識處理問題、解決問題。同時，又在實訓過程中提高了學生的心理素質，使其在工作中有更加的工作狀態和工作態度。其次，以動態的眼光看待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在改革開放之初，商務英語人才非常緊缺，當時商務英語中低檔次的應用人才的培養就是社會的需求，在培養人才中，以學生對英語知識的應用為主要的培養目標。隨著時代的發展，商務英語中低檔的應用型人才已經飽和，當前社會需求的是高端的商務英語復合型人才，在人才培養中，商務英語教學更要注重人才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提高所培養人才的綜合素質，使其成為該行業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強的知識靈活應用能力和解決問題提能力。因此，就需要和企業、公司聯合教學，使學生在實踐過程中掌握商務英語應用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同時發現自身性格、思維等方面的一些不足，進而在商務英語教學中結合老師的啟發和引導加以完善，以促進學生職業能力的提高，使學生具有更高層次的職業素養。再次，商務英語教學中應用功能多種教學手段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以此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例如，應用小組討論教學法，以此提高學生與他人的合作精神，增強學生的協作能力，使學生的才華得到更好的施展。又如，在實訓教學當中，應用科學、客觀的褒獎教學法，使學生自己探索商務英語實訓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培養學生善于思考、善于自省的習慣，使其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上能夠獨當一面，發揮自身更大的潛力。再如，以商務英語實訓組織、辯論賽組織的形式提高學生對某一項事件的組織、安排能力，使其在協商、溝通、規劃等工作中不斷的提高獨自解決問題的能力，促進學生職業素養的提升。
五、結語
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經濟的發展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在此情況下培養商務英語人才必須從實際出發，從社會需要出發，重視學生商務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培養，同時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和職業素養，使其在眾多的不確定因素中找到發展的機遇，以促進學生的發展，造就學生職業生涯的第一次輝煌的成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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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的方面
從教學目的的角度來看，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目的不僅僅局限于對學生進行知識的教育，而是將教育學生如何做人來作為教學的最終目的。高中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階段，在語文教學中應該借鑒白鹿洞書院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師生關系方面
白鹿洞書院中教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和諧的關系，學生在選擇教師時通常都是仰慕而來，并且教師和學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這種和諧的師生關系是值得當今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的，語文教師應該給予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并且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豁達的胸襟來感染學生，促進師生之間的和諧，進而促使教學效果的提升。
三、教學方法方面
在教學方法方面，白鹿洞書院主要是注重培養學生精研、體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體察正是對高中生語文能力的重點要求。因此，高中語文教學應該對白鹿洞書院中的教學方法加以借鑒，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讀、鉆研、實踐等方面的語文學習能力。
四、課堂氛圍方面
白鹿洞書院的課堂氛圍是相當自由寬松的，學生能夠自由地發表見解，與教師進行交流，擴大思維的開放性。而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進學生開放性思維的形成。借鑒白鹿洞書院中的課堂氛圍特點，使高中語文課堂變得更加寬松和活躍，能夠有效提高語文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開放性思維。
白鹿洞書院獨特的教育特點對于當今社會的高中語文教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高中語文教師應該對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進行深入分析和總結，提煉出優秀的教學方法和理念，促進高中語文教學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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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大學教授日本文學史，一直以來運用的也是單純講授的教學模式，學生很少參與其中。筆者把自己準備的講義教案和平時積累的知識拷貝進學生的腦海里，學生只顧做筆記，沒有人提出異議。然而，期末考試的結果并不理想，面對需要自由發揮的小論文題型，學生不知從何處下筆，很多人僅能列舉文學事件，個別學生能夠圍繞題目展開論述評價，但基本上都是在默寫課堂筆記，缺乏獨特的見解，更不用說創新思維了。這種教學模式不可能培養出創新型人才，特別是通過給1990年后出生的學生上課，筆者深感必須要改革傳統教學模式，而且時間非常緊迫。
90后大學生，喜歡以自我為中心、沉迷電腦網絡，關心新事物，熱衷于挑戰新領域，有常人看來另類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走尋常路，并且極力表現自己的個性。因此他們在學術領域的創新是極有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作為任課教師就應該盡快幫助學生啟動創新思維，為他們搭建一個展示自我的平臺，使他們成為課堂教學的核心。
此外，未來在日企工作決定了學生要具備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現階段以及未來日語專業的畢業生在日企長期從事專職翻譯的越來越少，多數人被要求兼做行政、企劃、人事、總務等工作。這就要求畢業生成為一名既懂外語又具備創新思維且能單獨負責一方面工作的復合型、實用型人才。根據畢業生的反饋信息，能夠獨立策劃，關鍵時刻還能充當翻譯的職員會獲得更多的晉升機會，企業的領導層會及時放權，給職員施展才能的空間。課堂教學可以借鑒企業管理的經驗，不能束縛學生的創新思維。日本文學史正是這樣一門可以自由發揮的課程，學生可以充分展示想象力，在文學的海洋中暢游。
日本大學的國語系同樣開設日本文學史課程，其教學模式值得我們借鑒：由導師帶領研究生按照研討會的方式授課，或將講義內容分為若干章節，由學生講解評述，導師補充點評。這就需要學生課前做好準備工作，如查找資料，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寫提綱等。導師的職責是推薦參考文獻，主持研討會，對學生發表的內容進行指導和評價。這樣做可以讓學生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探索，由課堂教學的“配角”變身為“主角”，能夠很好地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創新、分析能力以及口才。
筆者所在的廊坊師范學院日語系是一支重視教學并且能兼顧科研的優秀青年團隊，包括筆者在內，專門研究日本文學的教師有兩名，其他教師對日本文學也很精通。所以由筆者擔任項目負責人，同幾位同事組成課題組來進行日本文學史課程的教改。首先課題組重新修訂教學大綱，然后對教科書的內容進行專題分類，接下來分配各自的工作：項目負責人承擔每一章概況部分的講授任務，并負責課堂錄像，主持研討會和總結評價，課題組成員每人負責指導幾名學生，糾正他們的發音，指導他們查閱資料，組織小規模的發表討論練習，讓學生找感覺，盡快適應新的教學模式。
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學以小說創作為核心，出現了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享譽世界的文學家，所以小說部分的專題講解是日本近代文學史課程的主要任務。把講臺交給學生是本次教改的關鍵，按學生學號順序分配工作，每位學生負責一兩位作家的講解。這種做法可以避免發生誤會，有的教師總是給成績好的學生更多機會，而成績差的學生常被邊緣化，時間久了他們會自暴自棄，對該課程和任課教師產生排斥心理。筆者只是建議學生要擅于運用自己的強項，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對講解方式不做要求和限制。筆者對日本近代文學的概況進行了講解和論述后，正式開始以學生為主講人的專題課程，并為他們錄像（錄像既為了保存教改資料，同時也是為了讓學生通過看回放來糾正自己的儀態和發音）。第一位學生的表現就超出了筆者預想：她負責講解兩位寫實主義文學的先驅——坪內逍遙和二葉亭四迷，幻燈片制作的非常精致，還從網上找到了作家的照片（插入圖片可以拉近與聽眾的距離），內容很豐富且有條理，主次分明，將重點放在了對二葉亭四迷的介紹上（二葉亭四迷的《浮云》被譽為日本近代文學的出發點），分為簡介、生活經歷、作品介紹等幾部分來講解，然后著重介紹了《浮云》。講解結束后其他學生報以熱烈的掌聲，一些學生還指出了主講人的優點和缺點。接下來筆者提出一個問題：“浮云”的象征意義是什么？她回答說，女主人公阿勢思想左右搖擺，就像游弋在其他人物之間的一朵浮云。這是她通過精讀作品得出的結論。筆者提示說，如果再仔細閱讀，就會發現在明治初期的社會背景下小說中的四個主要人物都像是浮云，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異。隨后筆者從《浮云》中選出一些精彩的篇章段落給學生朗讀，讓學生在聽故事的過程中品味日本文學的特色，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同時也是有意嘗試將日本文學史課和日本文學選讀課結合起來，使學生的研究不脫離作品，有助于將來畢業論文的撰寫。幾位學生還談了對《浮云》的看法，有的人欣賞二葉亭四迷的創作風格，覺得寫實性強，但也有人表示作品讀起來很壓抑，不如中國小說看起來爽快。學生們討論得很熱烈，可見大家課前都做了準備，最后筆者對整堂課進行了總結。之后的幾位學生發言各具特色，而且在筆者的引導下，他們越來越重視對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其中一個學生在講解尾崎紅葉的《金色夜叉》時，播放了一段視頻：一個美少女伴隨著動聽的音樂講述小說的精彩片段。由此可見90后學生對新媒體的熱衷，這種創新式的做法值得發揚和推廣。學生在論述作家作品時，能夠不循規蹈矩，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有些想法與傳統認識大相徑庭。雖然一些觀點缺乏足夠的依據，但是這種創新思維應該受到鼓勵。該學期的日本文學史課程進行得非常成功，學生普遍認可這種教學模式，評教成績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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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現代文學；比較；分析；思考
1、引言
中日現代文學之間一直有著特殊密切的關系，二者互相推進、互相影響，因此，無論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來說，還是對于日本文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中日現代文學都是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產物，二者均經過了社會的變革、時代的進步，在本國文學的基礎上，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文化并加以創新，而正是在新舊文學的傳承過程中，中日現代文學進行了交融和碰撞。
2、現代文學的本質
現代文學主要是指在國家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的某些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對現代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新的文學體裁，創造新的文學內容，從而與世界文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文學主要以對社會的反映為基礎體現出一定的精神世界，而隨著目前社會的發展，其內容和形式等也在發生著改變，以中日現代文學為例，其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文學體系。
3、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及其發展
我國的現代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五四”與文學革命，當時中國正在遭受著帝國主義的入侵，民族危機日益加重，先進的知識分子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啟發，開始對我國的文學進行革新以達到喚醒中華民族的覺醒。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和人民群眾的結合比以往更深，是以現實主義革命為主體，同時包含有多種創作方法與文學流派的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文學大家魯迅的很多作品為我國現代文學開辟了廣泛的道路，隨后冰心、郁達夫、郭沫若、朱自清以及葉圣陶等眾多文學大家更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現代文學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是我國文藝運動實踐與文學思想的深度融合，民族特色鮮明、藝術個性明顯，再加上以魯迅為代表的文學大家做出的突出貢獻，更是奠定了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基礎。
4、日本現代文學的特征及其發展
日本的文學深受其地理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影響而具有獨特的特點，在近代之前，其主要以短小、結構單純的短歌為主，而之后向著連歌發展。纖細和含蓄是該時期日本文學的突出特點，同時其文藝觀也是以真、艷、寂、哀為主，直到后來的大變革時期，日本向中國大陸全面開放。在漢字，漢語乃至漢詩，漢文，遠洋一至日本，便形成日本文學的重要分支———韓文學，繼而創造了獨具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繼而出現了江湖元祿和奈良平安文學，同時日本的發展為日本資產階級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
5、中日現代文學的比較分析
5.1中日文學的差異中日文學由于處于不同的社會和時代環境下，表現出一系列明顯的差異性，首先，中國的文學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日本文學主要是有情的文學，屬于超現實主義的范疇。其次，中國的現代文學更加注重風骨，對言志比較看重，主旨比較鮮明，而反觀日本文學，更加崇尚言情，輕快優雅，比較喜歡朦朧微妙；第三，我國現代文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日本的現代文學則受佛道遁世思想的影響。最后，我國的很多文學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很多都是俯瞰社會，關注蕓蕓眾生，很少表露自己。相比之下，日本的現代文學卻是和政治的關聯性并不強，其關注的大多數角度都是宮廷婦女與隱逸者，余情與暗示經常在作品中展現。
5.2中日文學比較的意義雖然中日文學分屬于兩個獨立的體系，雙方的差異性比較明顯，但是仍然可以找尋到一些共通之處，究其原因，和雙方的發展背景相似有著直接的關系，兩國都是以接受歐洲近代文學為契機而建立的日中兩國近代文學，只是從明治時期開始逐漸拉大了距離。而隨著近現代文學差異大于類同，中國與日本現代文學也出現過趨同的傾向現象，對其兩國的文學比較也具有一定的意義，能夠為我國的文學積聚一定的文化底蘊，有著積極的歷史作用。不過，總體來說，中日兩國的現代文學雖是差異性明顯但是又各具特色，能夠互相融合，互相進步。
6、結束語
當前，中日現代文學也開始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如何才能有效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性和共通性，對其背后的文化本質進行了解，體會先賢們的歷史，這樣才能在未來創造出新時期的文學新紀元，其同時也是本文所要表達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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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學批評具有獨立性。批評是一種建構，一種再創造。任何一位文學批評家都不否認他對創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所說：“所能給予一位大批評家的最高榮譽是使批評在他手中真正成為一種創造。”批評家依據一定的批評觀念、方法，首先對批評的對象進行選擇，然后著力于發掘、揭示所批評作品的內在價值，這是一個建立在對作家與作品充分理解基礎上的重新建構、新的綜合過程，即對作品從“理解”進入“發現”，發現作家未意識到的作品的價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潛在意義，并以獨特的審美理想進行再創造，這時，批評家在批評中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審美理想、審美觀念，使自己的批評也成為一種凝聚著審美個性的“創作”。有了這種創造意識，批評家就不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與作家并列于文學王國中的另一種意義的作家。另外，文學批評必須在聯系于哲學、政治、道德、歷史、文化等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擺脫成為它們附庸的重負；必須在聯系于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的同時也改變成為它們附庸的地位，而應該使批評回到批評自身的本置中來，使批評真正成為批評．，成為“文學”的批評。
其次，文學批評具有科學性。文學批評不是對主體情感體驗的簡單記錄，而是一種轉換，“批評其實是從感覺的范圍轉到思想的范圍。”體驗的心理學含義是“從內部”加以知覺，使主體的藝術知覺變為對現實生活的情感認識。而批評則是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看待對象，在內部體驗與外部觀照和思考的結合中對對象作出綜合判斷。判斷意味著文學批評應在對文學作品及現象的感受中探尋和揭示這些現象內所蘊涵的普遍規律和真理。在發掘和研究文學現象與規律之關系的工作中，僅憑批評者個人的喜好與情感偏向還遠遠不夠，理性化的思維方式是必要的。與此相關，在表達方式上，文學批評應盡可能明確、坦率，這樣才能符合批評家理性思維的軌跡，完成批評所應擔負的態度鮮明地表述觀點、評判作品的任務。這一點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評應當是盡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語但書，細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諸如此類只能妨礙問題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說法。”
另外，文學批評注重對方法診的探索。進入20世紀以來，批評對方法論的探索熱情與何比重明顯增加，批評家自覺的批評意識與某種或數種科亨法或學術思潮相結合，產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批評、現象學批評、讀者反應批評等多種形態和流派。這種狀況顯示了文學批評尋求秩序和建立系統的一種愿望，以使批評變得更加科學化。加拿大文論家諾思洛普·弗萊說過這樣一段話：“不論涉及哪一領域，科學的引入都會使秩序代替混亂，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觀的地方建立起系統來，同時它還保護了這一領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對20世紀文學批評科學化走向的一個說明。建立在新的哲學觀念以及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乃至自然科學理論基礎上的新的批評方法的引入，為拓展批評家的思維領域，豐富和完善批評手段，從而推動整個文學批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批評方法的確立和批評模式的建構完成，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強。
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從文學批評來看，當其擺脫傳統的理論附庸地位，通過具體文本分析而在文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大顯身手時，本身已經擔當起新的理論先鋒角色。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莫瑞·克里格說：“作為一種知識形態，而不是僅僅作為我們與文學的情感遭遇的詳細描述，文學批評必須理論化。”正是這種理論化的批評使得“理論的作用業已深化和廣泛”。當今的文學批評與傳統的文學批評已有了很大的區別，它們所關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體的文本，而是文學批評本身的性質、目的、對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即使面對具體的批評對象，批評家們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審美為基礎，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論框架的規約下，運用一套理論范疇對文學作品加以剖析。20世紀文學批評十分注重理論建構，它們大多是通過某種理論預設，在演繹的框架中推導而成。在對已存批評的反思中，批評家也總是從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同時試圖在理論上有所開拓，有所建樹。而在理論建構中，20世紀的文學批評又表現出一種泛學科的趨勢，即通過與其他學科的聯姻，在借鑒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特有的理論框架。在20世紀，幾乎沒有一種文學批評不與其他學科發生關系。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正是從現代語言學中獲取了靈感，精神分析批評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的產物，而文化學批評則借鑒了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這些人文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堅實的學科背景，成為各種文學批評流派的理論前提。當今的各種文學批評正是通過對這些學科研究成果的引進、消化和吸收，在交叉、邊緣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套獨具特色的理論主張和觀念方法，使文學批評呈現出濃郁的學術氛圍。這種聯姻不僅加強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學的本質，同時也擴大了文學批評的關注范圍，將文學批評研究的問題擴展到與文學相關的文化和知識的前沿。
篇13
從地域來看，多數省份和直轄市有自己的文學史，目前仍然沒有完整文學史的省份和直轄市主要是江蘇、安徽、廣西、陜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2011年6月18日，江蘇省地域文化研究會在南京師范大學正式成立，這也意味著《江蘇文學史》的編撰將提上議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陜西省出版總社聯合陜西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頂級力量啟動“陜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陜西文學史”選題，這不但會為宣揚陜西文化作出貢獻，而且將滿足陜西省內高等教育改革與公共選修課教學的需求，成為特色鮮明、目標明確的地方文化通識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安徽省地域文學研究雖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顯然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邊，《安徽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需要加快步伐。
另外，各省內的地市轄區乃至縣級文學史的編撰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陽文學史》（香港：天馬出版社，1993年），李近義編著《澤州戲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編《臨川文學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藝術研究所編《太原戲劇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學智主編《插圖本蘇州文學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劉同般著《商丘文學通史》（中原農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勝著《河洛古代文學概覽》（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聶大受等著《隴右文學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張靜文著《幽燕文學藝術嬗變緯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編《常熟文學史》（廣陵書社，2010年）則被稱為全國第一部縣級市文學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學史的研究方面還存在很大的開拓空間，如繼《蘇州文學史》之后，《長安文學史》、《洛陽文學史》、《開封文學史》、《揚州文學史》、《杭州文學史》、《徽州文學史》等，這些都可以作為研究課題。
從地域文學史的編撰現狀來看，最為細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體文學史和山東分體文學史，而江蘇、安徽、廣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學史仍然沒有編撰完成，還有一些文化傳統濃厚的城市文學史也有待人們開掘。在地域文學史的編撰體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異，有些以作家作品為線索，有些以文體為綱領，可以說各有所長。在了解了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基礎上，我們就來探討它與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教學的關系。
地域文學史的編撰完成對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學教學具有積極影響。地域文學史的編纂不但可以彰顯我國各地文化傳統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體現各地文學風格的特色和差異，對大文學史很難兼顧的課題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這種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煉可以為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服務，也是我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對我國大文學史研究形成補充。陳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充實地域文學內容，不僅可以開闊學生視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學內容，有助于完善課程教學目標，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鄉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鄉土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1］從教學的層面來看，一部完備客觀的地域文學史可以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課程的特色化教學提供指導大綱，為學生的課程學習和研究調查實踐提供線索和對象；可以有效彌補各地高校在綜合文獻資源和數據庫資源方面的不足，為地方高校漢語言專業的特色教學創造條件。在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教學中補充地域文學和地域文獻內容可以讓整個課程更加微觀而細致，同時也有助于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使學生對于地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務社會扎根基層和地方的自覺性，進而為地方文化建設和研究培養一批后備人才。在實踐教學上，地域文學史所涉及的內容均是地域文學研究中比較突出的課題，這些課題可以成為實踐教學的內容，可以組織學生以地域文學課題為對象開展實踐訓練，比如開展提高查閱文獻能力、文獻閱讀能力、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社會調查能力等方面的訓練，加強對學生科研課題的選題和研究能力的培養等。總之，利用地域文學史所提供的線索，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任課老師可以組織學生開展以地域文學文獻和地域文化遺存為依托的實踐訓練，從而有效提高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條件開展學習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的教學特色。
通過以上對我國地域文學史編寫現狀的概括，以及其與地方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關系的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地域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對于地方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和研究都是一個機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資源，各地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專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走出一條特色化教學和發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