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古代文學研究綜述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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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分為十講，第一講是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概述，要言不煩地闡明方法論的概念，介紹方法論課程的功能、作用及特點。第二講介紹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與意義，編者在綜述前人之說的基礎上，將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分為四種類型：為興趣、為致用、為求真、為自我完善。第三講主要談讀書的方法，讀書人人都會，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讀書方法并不是每個人都掌握的，本講編者總結出針對古代文學學科的讀書方法，不僅具有極強地可操作性，而且層次分明，邏輯性強。首先，應該閱讀有關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與目錄學相關知識的書籍，培養閱讀古代文學作品和相關文獻的能力，此乃治學之基礎。其次，精讀本學科內的基本經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不讀原典則研究無從談起。再次，要閱讀經、史、子及一些宗教學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學研究是與鄰近學科緊密聯系、互為佐證的，如果對這些領域不了解的話，欲透徹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學，近乎癡人說夢。凡可稱一代宗師的學術大家，都是各領域打通，以一種貫穿俯視的眼光治學的，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無不如此。最后，還要閱讀古代文學領域的經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現狀、學習前輩的研究方法。編者在此處還不厭其煩地列出數十位學術大家的姓名，讀者讀書時按圖索驥去查找相關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學者大有指點迷津之功。第四講、第五講互為對應，分別介紹中學思潮和西學思潮與古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尤其可稱贊的是第四講中學思潮與學科研究，此講以時間為序，分別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五部分來論述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注重歷時性的梳理，極具系統性與邏輯性，此講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國學術小史。而在歷時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時性的概括，比如在講到佛學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的時候，分別介紹了佛教對古代詩歌、詞、小說、戲曲、散文等十個方面的影響，這種分類，切實合理，易于讀者掌握。第六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第七講介紹文獻學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第一節列舉文獻書目，尤以資料翔實宏贍見長，二、三節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獻學方法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第八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九、十兩講探討學術倫理及學術論文寫作。該書以問題立論，不尚空談，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將宏觀的考論與微觀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學通史那樣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創新的原則下追求實質性問題的解決。
綜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導論》一書，有幾個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此書力避空談，注重實際可操作性，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使學術研究有法可循。編者在第八講分九節列舉了九種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每種方法之下還有更細致的方法劃分，又有具體學術案例的實證，使讀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講到使用批判法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編者列舉了兩組非常規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礪鋒先生與周裕鍇先生關于“奪胎換骨”說的爭論，其二是莫礪鋒先生與李定廣先生關于《唐詩三百首》中有無宋詩的爭論，這兩組文章確實是針鋒相對，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讀來令人大有酣暢淋漓之感，確實值得讀者仔細揣摩駁論文章的寫法。
第二，這本書引述資料宏贍，多貼近當下學術前沿，無枯燥說教之感，編者亦在書中獨抒機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講中述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時，提到班固《團扇賦》的斷句問題，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團扇賦》今存殘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原來系于賦尾。但編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根據《藝文類聚》所錄班固《竹扇賦》詩判斷《竹扇賦》并不是七言詩。雖有學者也意識到這一點，將《竹扇賦》重新斷句，但其斷句仍有不通之處，編者在此顯示了良好的學術眼光與修養，并沒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斷句的結果，而是細心分析，查閱諸多典籍，將《竹扇賦》重新校點，給出了自己的見解。此書還提到了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爭論的《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書中詳細列舉了各方觀點，使初學者得以迅速了解這場學術論爭的來龍去脈，編者只陳述客觀事實，并沒有摻入個人看法而遽下定論，其審慎態度可見一斑。
第三，此書普適性強。雖然現在學界也有一些討論詞學或詩學研究方法的書，但其囿于一種體裁或一個時段，指導意義不是很大，而此書作為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普遍適于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習者使用。另一方面，此書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學這個傳統學科引進一些西方理論及現代研究方法，給人很大啟迪。比如，在講到研究方法時，既列舉了傳統的歸納法、比較法，又列舉了較新穎的統計法和GPS與時空定位法，反映了編者與時俱進的眼光。
但此書也有白璧微瑕之處。首先，綜覽全書之后感覺無論是論述還是例證，其探討的問題與資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漢、魏晉、元明論述相對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書第一百四十頁在提到著名唐詩啟蒙讀物《唐詩三百首》時，將其作者寫作“橫塘退士”，筆者查閱了好幾個版本的《唐詩三百首》，包括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處版本，“橫”都作“蘅”，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字臨西，無錫人。清乾隆十六年進士，著有《蘅塘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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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詩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人的詩歌在唐五代和兩宋時期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2009）、趙艷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論文對白居易的宋代接受進行了論述。陳文忠《〈長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陳友康《〈長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論文則對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此外，白愛平《姚賈接受史》（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對賈島、姚合并稱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張朝麗《論宋末元初文人對李賀詩歌的接受》（2004）、陳友冰《李賀詩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論文對李賀詩歌接受進行了探討；李春桃的博士論文《〈二十四詩品〉接受史》（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接受進行了論述。五代時期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以《花間集》為典型。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花間集》的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范松義《宋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10）、范松義、劉揚忠《明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04）等論文也對《花間集》接受進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宋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變”的立論點，從文體正變、詞史流變、詞風消長、時運盛衰、才性各異等各個方面，對蘇詞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仲冬梅《蘇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對蘇詞接受情況也進行探討。陳福升《柳永、周邦彥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詞在歷代的接受情況。程繼紅《辛棄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辛詞的接受情況，上編從南宋慶元以前到當代各大學通行的詞選本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18種選本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以總結歸納歷代辛詞接受與消費的規律；下編通過自南宋至近代王國維的評論，探討批評史中的辛詞接受情況。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版）則對清代辛棄疾詞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宋元時期辛棄疾詞接受進行了探討。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清代前中期的黃庭堅接受情況進行較為詳細地的研究。金元時期的文學接受個案研究以元好問和《西廂記》接受研究為代表。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把元好問詩歌接受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形成時期（金元）、曲折發展時期（明代）、時期（清代）。全書主要是梳理各個時期詩評家對元好問詩歌的闡釋、詩人創作受到元好問詩歌影響的情況，并輔以選本、集本的效果和傳播研究。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從刊刻、選本與曲譜收錄、演唱、本文批評、題評考訂、改續之作、文學影響等各方面探討了《西廂記》在明清時期的接受情況。
（四）小說接受個案研究
古代小說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來研究小說的專著是劉宏彬《〈紅樓夢〉接受美學論》（1992），但該書更多的是美學意義上的探討。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水滸傳》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把《水滸傳》接受史分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現代和當代幾個時期。郭冰《明清時期“水滸”接受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則對明清時期的“水滸”接受進行了探討，分統治者、文人和民眾三個層面來論述。宋華偉的博士論文《接受視野中的〈聊齋志異〉》（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對《聊齋志異》的接受進行了論述，分古典接受階段、建國前的現代接受、建國初期的接受階段、新時期的接受階段幾個時期，并考察了《聊齋志異》的域外接受情況。
二、古代文學接受研究的反思
無庸置疑，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借鑒外來的接受美學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方面，經過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廣泛地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當中，不僅使外來理論得到了本土化轉換和運用，而且開拓了從讀者接受視角研究文學的新視野，促進了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古代文學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這既充分體現了“經典”的藝術價值、藝術魅力和藝術影響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對于“經典”研究對象選擇的學術銳敏性，有助于幾千年的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價值得到當代重估和轉化，有助于傳統文化在當代復興和繁榮。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是接受理論的進一步轉化和深化問題
接受研究強調從讀者視角來研究文學的傳播問題，而讀者接受往往是與文本傳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何區分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現實難題。如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雖題為接受史，但一些章節內容涉及到傳播的問題，如元好問詩文集編定、刊刻顯然是屬于傳播范疇。而有些問題的討論則很難區分是傳播還是接受。像元好問詩歌的選錄研究，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它是傳播范疇；從詩歌選錄者來看，它又是接受范疇。再如清代元好問詩歌的評點與箋注，從評點與箋注者來看，屬于接受范疇；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又屬于傳播范疇。盡管有些學者已經對文學接受的理論作過一些探討，并且有過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反思，但這些理論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圓滿解決研究中的難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理清接受與傳播、接受與研究的本質區別，這樣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開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決傳播與接受的區分，突出文學接受，還是應該抓住“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因為文學傳播本質上是離不開讀者接受的，沒有讀者接受就沒有文學傳播，在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下，既可以厘清傳播與接受的區分，也可以對傳播材料作接受解讀，從而深入探討文學接受之于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二是接受研究實踐進一步拓展和創新問題
古代文學接受研究以經典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宏觀上的接受研究。其中，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莊子》、《楚辭》、《史記》、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無疑這些個案研究突出了中國文學的經典性，特別是唐詩和宋詞的經典性。但無論是時代的分布上，還是研究對象的數量上，個案研究中經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廣泛性，采集面顯得較為狹窄。因此，突破唐詩宋詞的視閾局限，進一步拓展經典作家作品對象采集是個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綜述所論，其研究也在存較大問題。宏觀研究一方面要從時間視閾出發進行通代或斷代接受梳理，探討中國文學的通代或斷代接受情況；另一方面也要從空間視閾出發進行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情況，探討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或被接受情況。同時，宏觀研究還可從作家群體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學家族接受等方面來創新。宏觀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學與次流文學、主要作家與次要作家之間關系處理，否則宏觀的接受研究就容易變成為個案研究的拼盤，而顯示不出宏觀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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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最大的特點正如書名所說是一個“總”字，作者對前人有關敦煌文學的研究成果盡量廣泛吸收，囊括無遺，并且詳加梳理與評議。別具匠心的是，伏先生對敦煌文學的文體進行了細分，將敦煌文學分為經典文學、唐詩、白話詩、歌辭、俗賦、小說、講經文和變文、婚儀文學展開論述。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原稿還收有《敦煌佛教歌曲綜述》和《敦煌歲時民俗儀式與文學》兩章，礙于篇幅等原因被最終刪去。但仍然由此可見伏先生編寫此書務求完整細致的嚴謹學風。該書一個重要的特色是從大量敦煌文學寫卷的基本情況談起，以寫卷為中心描摹了敦煌文學的實體形態，給讀者以極強的現場感。同時，作者還對敦煌遺書中的文學文獻及其整理研究狀況做了全面的審視，抓住每一個與文學有關的線索從各方面進行審閱性的研究。可以說總論無論是搜集作品范圍之廣還是對具體作品考論之深在目前敦煌文學研究領域都是系統而領先的。
其次通過對敦煌民間文學作品的研究，揭示出歷史記載之外中國文學流傳、發展、演變的途徑，這是傳統的目錄、版本之學中所難以尋蹤的。例如第八章討論敦煌俗賦的文學史意義時，伏先生從歷代文人作品集中翻檢文章（崔S《博徒論》、魯褒《錢神論》、劉謐之《龐郎賦》、元順《蠅賦》等等），聯系敦煌俗賦的研究，將敦煌俗賦從體制上分為故事俗賦、對問體俗賦和歌謠體俗賦，不厭其詳地用作品說話，使得讀者對中國文學史上的這種文體的性質及流變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
特別值得讀者注意的是伏先生本人獨特的研究成果。伏先生通過大量資料充分論證和剖析了俗賦的特點，提出了自己對俗賦在文學史上地位的深刻認識。人們向來認為用近似于白話的通俗語言寫成的賦即為俗賦，但這個概念較為籠統，不能深刻揭示俗賦的內涵。“敦煌的俗賦”一章先對俗賦的文獻載體進行了羅列分析，并對俗賦的概念、特點進行了詳細深入地界定、剖析，認為俗賦是秦漢先民進行娛樂的形式之一。俗賦源于先秦時期的民間講誦伎藝，是流行于秦漢時期朝野上下的一種文藝形式，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以通俗淺顯為其特色，這與其他類型的賦體追求典雅華贍恰成鮮明對照。伏先生對敦煌故事俗賦、對問體俗賦、歌謠體俗賦的考述，不僅對俗賦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對認識敦煌文學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在研究敦煌歌辭時，學術界大都圍繞著敦煌歌辭本身的文字、詞語、意象、用韻和分片進行的，而對于其所存在的具體寫卷的整體普查和探索以及敦煌歌辭的特殊的語言表達習慣不夠重視。而總論則在介紹敦煌歌辭時，結合文獻學、民俗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內容和方法，從敦煌歌辭寫卷情況、敦煌歌辭的用途以及敦煌歌辭用語習慣等方面分別展開了討論。在論述敦煌變文的時候，總論通過先秦兩漢時期的故事圖像和面對圖像的講故事、誦詩賦兩個具體問題的考證，說明類似于變文的看圖講誦早在我國先秦兩漢時期就已存在，從而進一步有力支持了變文起源于本土的觀點。就連學術界廣泛關注反復研究過的敦煌唐詩，總論也能夠別出心裁，從存詩和佚詩兩個方面討論唐詩的價值，然后重點結合傳播學的方法探討了中原文人詩在敦煌的傳播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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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研究西域文化歷史的情況概述
國外學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國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闡明了古代西域各國的人種、東西交通的意義、與漢民族間的關系現狀，以及各國間宗教和美術，整個回鶻時代的文明。羽溪了諦的《西域的佛教》，論及了佛教在中亞及土耳其斯坦傳播和發展的歷史。德國沃爾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貴霜，庫車?吐魯番――中亞中世紀早期藝術導言》（萊比錫，1925年）對西域各國的藝術問題做了概述性論述。針對西域“絲綢之路”進行考證的還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時期內的新疆歷史情況進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亞歐大路交通考》（《地理與歷史》1900年）、一雄的《絲綢之路的歷史》（研文社，東京，1979年）和長澤和俊的《絲綢之路史研究》（圖書刊行會，東京，1979年）等著作，則涉及古西域的歷史和地理交通情況。德國赫爾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漢書》中所記載的西域各國的名稱及其里數的特點。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間進行了四次中亞考察，考察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其《西域游歷》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綠洲》、《從羅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瑪干》，考古范圍包括今和田地區、阿克蘇地區、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魯番地區、哈密地區和河西走廊一帶。在這些地區調查和發掘的重要遺址有阿克鐵熱克、喀達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爾等遺址，米蘭佛寺遺址和吐蕃城堡遺址，樓蘭古城及其附近遺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遺址。全書以考古學為核心，基本上涵蓋了前述諸多學術領域，內容十分豐富，在考古調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影響力。這部著作中提及了發現的佛經殘本，為后人研究西域文學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錄》涉及新疆古代的歷史和文化藝術。此外還有美國著名漢學家、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其中有關于新疆的內容，從生態環境、民族、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歷史演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國內地與邊疆地區各自不同的互動依存關系，討論了中國內陸邊疆歷史的豐富多樣性，展現了新疆地區獨特的歷史價值，指出了中國多民族社會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國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是世界史學界公認的關于歐亞大陸游牧民族三千年歷史的經典史著，對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對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編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險考察大系》共14冊，其中有11冊是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羅布泊探秘》，詳盡地記錄了塔里木地區水文、地質、人口的狀況，以及撲朔迷離的羅布人，神秘莫測的樓蘭古國。瑞典貢納爾?雅林的《重返喀什噶爾》，則以一個東方學家的眼光，通過對喀什噶爾的回憶思考，對喀什噶爾歷史性的變革做了準確、客觀、入木三分的描寫。這些文獻分別從各自的著眼點對西域的地理風光、民族文化和歷史發展進行了考察和介紹。20世紀初，在新疆庫車的克孜爾千佛洞，德國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勒柯克（A.von Le Coq）發現大批寫在棕櫚葉上的梵文佛教寫經。隨后，德國著名的梵文學家呂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對這批寫經進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戲劇殘本》。
據筆者收集的不完全資料，國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內容較為豐富，范圍較廣，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國外的研究多在史學考古的層面上，重在民族、歷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對西域文學的研究和考察還比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險的專著里有所涉及，關于西域文學的有影響力的研究專著還未見到，對新疆各民族歷史和文化價值及其旅游資源的挖掘也較欠缺，能夠從西域文學層面上關注文學與經濟、與旅游的關系，目前還沒有見到。
二、國內研究西域文學的情況述評
國內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學作品，是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和班固的《漢書?西域傳》，漢代以公主身份嫁烏孫昆莫（王）的劉細君的《烏孫公主歌》（又作《悲愁詩》）描寫了西域的居室與飲食，可算是西域漢文詩歌最早的杰作。漢代至魏晉時期，有傳播佛教的僧人，經過西域留下一些釋教的詩文，如西漢高僧安世高等。東晉時期康國高僧康僧淵，寫下了描寫胡人容貌的詩歌《答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戲》。唐代，詩人的浪漫主義氣質和建功立業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了許多文人先后進入西域，其中有駱賓王，因為西域的經歷而寫《從軍行》，岑參的邊塞詩最豐碩，《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和《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描繪了西域奇麗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別》、《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首秋輪臺》、《玉門關蓋將軍歌》等，則描寫了邊塞的奇俗異景，別有一番景象。高適《燕歌行》，描寫沙漠的荒涼環境，雄厚豪健、悲壯渾樸、豪邁動人。王之渙的《涼州詞》，王維的《出塞作》、《隴西行》、《從軍行》、《涼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學史上著名的邊塞詩派，他們的詩作傳頌千古，其詩句中的西域，西域廣袤奇異的自然景觀和神秘多樣的文化習俗，令人稱奇。至北宋時期，維吾爾族偉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寫出了長達85章共計13290行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是當時用回鶻文寫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學作品。1072至1074年維吾爾學者馬合木德?喀什噶里編寫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釋突厥語詞的大型著作《突厥語辭典》，內容極其廣泛、明確，收錄了大量的獵歌、戰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陰山》，描寫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馬祖常，其詩文中也有對西域的描寫，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數民族詩人貫云石、薩都剌等，其作品極富西域民族與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學者津津樂道、高度評價，還有西域散曲家馬昂夫，其作品頗為人稱贊。這些詩人及其作品堪稱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并且在以漢族作家為主導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極高聲譽。
到了清代，因為旅游、流放、戍邊等各種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詩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題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長流水》等，贊美了新疆的奇異風光；林則徐的《回疆竹枝詞》二十四首，則涉及了新疆的景觀、宗教習俗等；紀曉嵐貶官新疆期間也有《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關于新疆風土習俗的詩歌，反映了新疆的各個方面；游歷新疆二萬里的蕭雄長期接觸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風土人情，寫下了《西疆雜述詩》，其中有許多關于新疆地理風俗人事的詩歌，如《歌舞》、《喪葬》等；的左宗棠不僅在絲綢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邊的愛國詩《燕臺雜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鑾宣，流放新疆時寫有《浮云》等百余首有關新疆風土人情的詩歌，王豈孫的《西陬牧唱詞》六十首，對蒙古族、維吾爾族的民俗描寫非常精彩。這一時期還有許多描寫新疆各地風景民情和戍邊生活的西域詩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羅列。在現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錄有關西域新疆的文學作品，如旅游作品選方面，張《中國旅游文選》中的《穆天子見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風土雜憶》等，均用文學的筆法再現了西域的風土文化。
二十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對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學創作的研究，我國史學泰斗陳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從文學、儒學、佛老、美術、禮俗等各個方面考察了元代進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漸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況，其卷四文學篇專門講到了西域之中國詩人、文家、曲家等，對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創作做了分析。在多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中，都論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學作品，西域文學研究的專著也陸續出現。新時期以來，馬大正等《西域考察與研究》，余太山主編的《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西域通史》將西域歷史的大致輪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論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萬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話》，在研究考察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時發現，作為中西交流的陸路唯一通道，絲綢之路所處的西域，必然成為東西方關注和研究的焦點，西域在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當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與西域有關的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們的事跡作為創作素材延續千年，對歷代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在很多方面，也給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現代的國內學者研究西域文學的專著和論文則更為紛繁。范友悅的《論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特點》，對西域文學的特點做了總結，對政治諷喻性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的價值和意義非常重視。郎櫻的《福樂智慧與東西方文化》、段寶林編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話評論集》、李國香的《維吾爾文學史》等，主要表現在對西域的維吾爾族文學研究非常具體深入。黎薔的《西域文學藝術的戲劇化》，對新疆的文學藝術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論述和分析。研究有關西域邊塞詩人與創作的論文也非常豐富，這些論文和專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學的研究專著，都從不同的層面，分析探討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對西域文學孕育的土壤和生存發展的空間進行了研究。因為篇目實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贅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學的現狀
對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學資源最為關注，投入最大熱情、進行執著研究的當屬新疆的學術研究機構，以及身處新疆或者曾長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傾力出版了歷代西域文學家作品研究叢書，包含詩抄、選注、評傳、游記類十本書，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鐘興麒、王有德選注的《歷代西域散文選注》，旨在介紹自漢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風土人情和開發建置的優秀散文，幫助人們認識了解西域的過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編的《福樂智慧研究譯文選》和《福樂智慧研究論文選》、阿不都克里木?熱合曼主編的《維吾爾文學史》、王堡與雷茂奎主編的《新疆民族民間文學研究》、郝延霖主編的《西域文學論集》、新疆民間文藝家協會編的《瑪納斯研究》等，一系列書籍相繼出版，推動了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成果日趨深入和全面。周珊與朱玉麒主編的《西域文學與文化論叢》，第1輯收錄近30篇關于西域文學的論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學具體的作家、詩人、作品和文學藝術的樣式，尤其對生活在西域的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的文學進行了研究和闡述。張玉聲的《試談西域文學特點》和《談西域文學的兩翼》兩篇論文，對西域文學的發展特征及分類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團結建設和保衛邊疆的贊歌――漫論西域詩的愛國主義》和《古代西域文學論綱》，認為“西域文學由三部分構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語創作的作品，或者他們到中原以后用漢語創作的作品，以及內地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到西域后創作的描繪邊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風貌的作品”。新疆龜茲研究所副研究員彭杰的《中的龜茲史跡》分析了西域詩歌對龜茲的描述。陳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論稿》，詳細闡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巖畫、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態――薩滿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藝術形態――古代文學及西域民族人生歷程的宗教化――人生禮儀等。沈子華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對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論述。薛天緯、朱玉麒主編的《中國文學與地域風情：文學遺產西部論壇論文選萃》，收錄了近30篇學術論文，圍繞著地域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展開了集中討論，研究者們不僅把地域理解為文學創作、作家活動的客觀背景，而且看做滲入文學內質中的能動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學中的神話傳說、詩歌的發展及西域文人和藝術等內容。近年來，疆內的一些高校還出現了專門的研究機構，2006年新疆師范大學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創辦學術論集《西域文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輯，是新疆本土與世界學術潮流相呼應的集刊，顯示了新疆師范大學西域研究學科已經躋身于該領域世界學術之林，并且獲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評》，對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關徐松的生平、學術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綜述與評價，《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認為吐魯番文書從外形到內在的“雙重碎片”模式，以其豐富性、多樣性，構建了中古時期吐魯番漢文文學傳播與接受的過程與現場。這些成果令人振奮，也鼓舞更多的學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學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館吳藹宸先生選輯的《歷代西域詩鈔》，共搜集了漢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內地部分詩人文士吟述我國西部邊疆地區人情風物的詩歌一千余首，材料頗為豐富。當代學者星漢所著《清代西域詩研究》，對西域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細致和深入，該書對西域歷史、民族、文學文化的傳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謂豐富，從中可見古代西域詩的大體面貌。還有胥惠民教授選編的《現代西域詩抄》，將西域文學作品的研究延續到了現代。2000年孫鋼主編的《當代西域詩詞選》（庚辰版），2012年鄧世光主編的《當代西域詩詞選》（戊子版）等，則集中收錄了當代文人描寫、謳歌西域人文、景觀、民俗、風情的詩詞。
2012年8月31日，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新疆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唐代西域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來自內地各省市自治區、臺灣地區、香港，以及韓國、新加坡、日本、美國的140余位唐代文學研究專家及學者出席了此次學術會議。與會者就唐代西域與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行了交流，并實地考察了吐魯番、吉木薩爾、庫車等地的唐代文明遺存。這些活動表明西域文學研究成為世界范圍內史學界和文學界共同關注的對象，西域學（或曰絲綢之路學）已經成為國際“顯學”，“西域熱”高漲。
西域文學的研究成果是豐碩和頗有建樹的，但是我們看到，新疆針對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的研究和開發還是比較薄弱的，與內地的此類研究相比是滯后的。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西域文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系受到重視。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發展路徑選擇》和《論新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模式》兩篇論文中，以新特的地緣、人文優勢為基礎，研究了當前新疆文化旅游發展的狀況、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認為新疆文化旅游產業應將新疆豐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觀中，構建新有的人文景觀，充分挖掘新疆旅游產業中的現代文化內涵。還有一些關于西域文學與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學術論文，如闞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遺址旅游資源及開發思路》，提出了對新疆文化遺址旅游資源開發很有價值的建議。鄭亮、王開元的《唐、清邊塞詩對西域旅游文化貢獻之比較》，認為唐代文人“開創了游邊旅塞的航道”，他們的“邊塞山水詩奠定了中華民族對西域旅游的審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對歷史、地理、風俗、人情、風土的詳細記錄，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歷史的民俗的文化內涵”。他們的詩歌“為今日的旅游風俗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魏凱旋的《新疆旅游景觀藝術中的形象仿生設計》，從藝術的角度出發，運用建筑學和仿生學的知識，對新疆旅游景觀的設計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對拓寬我們的研究視野有啟發意義。道爾基、李煜輝的《漢唐絲綢之路文化內涵與新疆現代旅游業發展對策》，分析了新疆旅游業對“絲綢之路”的利用現狀，指出旅游產品的開發對西域的“文化及歷史內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漢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則梳理了歷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對新疆地域、文化、風情的描述。盛春壽的《北庭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遺址與中國唐代邊塞詩人及作品的密切關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梳理文獻時，我們注意到，國內一些學者專家重視文學與旅游的關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學資源在旅游景觀中的價值，尤其內地這方面的論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張維亞的《文學旅游地的遺產保護與開發》，丁晨的《論文學的旅游價值與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徐秀敏的《淺論旅游文學在發展旅游事業中的價值》，喻學才的《論文學名著型模擬景觀的開發》，楊秀玲、王軍華的《試論我國文學藝術旅游資源的開發》，張暢的《論文學旅游資源的價值與開發策略》，余靖華、李江風、劉蕊的《文學旅游開發驅動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孫杰的《論文學與旅游的勃興互動》，陶少華的《體驗經濟視角下的文學旅游發展策略――以文學作品的旅游開發為例》，等等。這些論文都從文學與社會經濟關系的角度出發研究文學與旅游經濟的關系，都意識到文學對旅游的影響作用，都在努力探討開發文學旅游資源的途徑和策略。因此讓國內外旅游者看到內地的許多風景名勝點，在當地學者的關注下，努力挖掘文學對旅游的促進作用，在許多景區都能夠感受到文學與旅游的緊密聯系。內地做得有聲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區，致力于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開發的研究成果，目前還是極為少見的。內地的經驗和成功之處對我們的研究應該是極具啟發的。
四、研究西域文學資源對新疆旅游經濟影響的意義
我們看到，西域文學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學界已經取得矚目成就，區內外學者從文學價值、文人創作緣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學的成果非常豐富，從民族、區域層面研究“西域文學”的價值和影響的也比較充分，從文學遺產的實用性層面――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的角度關注“西域”的較少。到目前為止，把西域文學與新疆旅游發展聯系起來，探討西域文學對新疆旅游的影響及其資源在新疆旅游經濟中的開發與利用，這方面的成果還是很不夠的。筆者認為，西域文學資源對新疆旅游經濟影響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西域文學作品對新疆的旅游業具有廣告和宣傳的作用。眾多來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邊塞詩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領，是被《西游記》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學的影響不容忽視，因此，對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進行研究，是西域文學研究領域和范圍的延伸和擴展。
2.西域文學能夠向旅游者傳導新特的民族文化內涵及價值，滿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這塊寶地，歷史悠久、民族眾多，積淀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瑰寶是神奇瑰麗的，也是豐富多彩的。這種文化內涵和價值，是需要西域文學作品向旅游者進行傳遞和解讀的。西域文學資源能夠成為許多旅游地的點睛之筆，重視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學資源的旅游價值，是在開發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寶庫。
3.西域文學提高了那些來新疆旅游的游客的興趣。西域文學知識能夠使游覽者在面對新疆的蒼茫遼闊、神奇雄偉的自然景觀時，因為名篇佳句的引導和感召，心生豪邁、情緒高漲，為文動情、為景動容。可見西域文學對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讓旅行充滿詩情畫意，給游客增添無窮樂趣。
研究西域文學對當代新疆旅游經濟的影響，借助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實現推進新疆民族文化發展的大目標，我們可以做的工作還有很多。“西域”研究還可以從文學與旅游價值的可利用、可開發、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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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學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劉明今的《劉辰翁父子與宋元之際江西文壇》、《吳澄與宋元之際江西地區文學批評的風尚》[18]兩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劉辰翁和吳澄，分析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江西文人群體及其文學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學特質有異于其他地區。饒龍隼《南唐故家與西昌文學》《接引地方文學的生機活力———西昌雅正文學的生長歷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將該地獨有的文化氣質與南唐時期舊家古族遷居于此聯系起來，并發掘其深刻的文學意蘊，認為其雅正和平的文風與明初臺閣體的出現息息相關。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20](P141-145)與饒文的結論頗為相似，該文認為江西文人群以其獨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吳中、越中文人而成為文壇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樸的詩風文風與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趨向一致，從而成為文壇的主導風格，并深刻影響了臺閣體。劉建立《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以劉壎、李存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的交叉為切入點，以劉壎和李存為重點研究對象，在介紹元代社會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壇風氣基礎上，分析了劉壎與李存的陸學思想，以及在陸學思想影響下的文學理論與詩文創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匯聚之地。辛夢霞《元大都文壇前期詩文活動考論》[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開科舉的一百年間，以燕京及大都為中心的文學圈內，文人群體的詩文活動。該文以準備、開端、融合、前奏為次序描述大都文壇的歷史發展，全景勾勒出文學的盛景。楊鐮《元代文學的終結：最后的大都文壇》[23](P96-103)例舉大量文人事跡，回顧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幾年間大都文壇最后的繁榮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壇在溝通南北文人聯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無可挽回地曲終人散的結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學史》[24]分上下二編，上編為北京元代文學的基本內容，包括對社會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對北京元代文學狀況的簡要勾勒，上編的主要篇幅則是以作家介紹為主的大都雜劇、大都散曲、大都詩文三部分。下編為北京元代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雜論之作。
篇6
中國自進入文明社會具備國家雛形以來，君主制便應運而生。隨著社會形態的進化，君王的權力不斷擴大，并演變成集眾權力于一身的專制者。國家的興廢禍福往往操縱于一人之手，這必然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和危險性，縱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難免出現施政錯誤，使國家陷人禍難，更不要說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國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統的諫諍制度，用以監察君王的施政，盡量避免因施政不當而引來災禍。
一、諫的界定
為了監督和約束君王權力的泛化，古代中國很早就誕生了一套監督、約束體系——監察制度，即所謂的言官制度，主體是諫。關于言官制度當中的諫凈，很多研究者都做過非常充分的論述，以下羅列幾條，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國監察史》（第一卷）解釋道：“諫指直言規勸．以進忠言，匡正君王過失，是下對上的行為”；歐陽鑫、楊鴻年所著的《中國政制史》中言“所謂諫諍就是臣子對君主的過失進諫以圖糾正其錯誤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損失”①。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從字源上來說，諫的意思為進言規勸、告誡，以言語匡正別人。《廣韻》：“諫，直言以悟人也。”從內容上來說，諫涉及君臣上下關系，主體是臣，方向從下到上。從形式上來說，諫分言諫、書諫兩種形式，跟后世出現的奏議分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諫指的是以面諫的方式進言諫諍，似于口奏，而書諫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進言諫諍，類于書奏。從歷時來看，早期諫言以言諫為主，戰國后期才逐漸轉向書諫。早期諫言大多出口陳言，不留篇目，明代學者們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諫說之辭，見于尚書、春秋內外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
二、論題的提出
諫諍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堯舜時代，據《呂氏春秋·白知》篇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漢代高誘注日：“欲諫者擊其鼓也。書其過失以表木也”④，擊鼓進諫，表木寫過，用以批評監督君王之過失。不過“中國祖先雖早知諫的重要而躬行實踐，但它的理論則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時期，國家正式設立諫官制度，“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周禮·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諫諍制度逐漸成形，秦王朝時期設立諫議大夫，開啟了中國兩干多年皇權社會的諫諍監察體制。而對于先秦之諫諍，由于尚處于中國諫諍制度之萌芽期，諫諍的群體更廣，諫諍環境更寬松，使得先秦時期的進諫風氣甚為濃厚，據筆者統計，《左傳》有完整諫例六十六則、《國語》有五十四則、《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則，《戰國策》中也有很多。
對于中國文化中獨特且重要的諫諍而言，言諫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勸諫，書諫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書勸諫。兩種形式的勸諫方式在歷史的緯度中，此消彼長，先秦時期以言諫為主流，秦以后書諫逐漸上升為主流。由于口頭資料保存困難的緣故，早期的言諫基本保存在史傳散文當中，上文所統計的眾多諫例基本都屬于言諫例。筆者在研究先秦史傳敘事時，發現先秦史傳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諫例具有敘事意義，這些言諫實例基本有一個敘述模式：諫因一諫者言諫一諫辭一被諫者的反應（或態度）一諫果（納諫與否的結果）。這種模式的敘述一方面能夠單獨進行一個故事的敘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個歷史事件的敘事當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敘事效果，因此整個諫例敘事都值得探討。
三、研究綜述
根據筆者搜集到的資料，歷來論及諫諍者眾矣，從敘事角度研究早期史傳文者也不可勝數，然而從敘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諫者寡矣，對早期言諫、書諫演進關注者也較少，不過眾多前輩先賢的研究還是間接為本論題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諫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諫的功用和諫法的梳理上。《尚書》中就有“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圣”之說，提出諫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戰國時期荀子首先指出諫主要針對國君，當國君之言行危害國家之際，身為人臣與宗族長輩有義務進行勸諫。國君如果不采納，臣下可以以死強諫⑧，說明諫為人臣之本分。相對于以死強諫的諍，《禮記·曲禮》又提出另外一種勸諫藝術，“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諫之法的總結，漢代何休、劉向、班固都有所論及。由于提倡臣子對君王的正諫作用，古人很早就進行了諫例故事的歸納，自《荀子》開始，《呂氏春秋》《說苑》《白虎通義》等典籍專門列篇進行歸納。類書興起以后，以諫為詞條的分類更加多元豐富化，唐代《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宋代《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清代《佩文韻府》《御定淵鑒類函》等書都對諫有詳細的類分、溯源，其中諫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雖然只集中于對諫的功用的探討上，沒有涉及早期史傳中言諫的敘事問題，但系統的諫例梳理和對諫的認識，為本論題的寫作提供了基礎。
今人對早期言諫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國古代諫官制度層面，如探求言諫制度的形成、發展和轉化回，探求言諫文化與言諫制度的關系，認為自下而上的諫諍制度為古代專制王朝帶來了一絲民主，論述者大都為政法專業或歷史專業出身。其次從文學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諫，大都側重于論說諫諍形象、諫說藝術，取例大多來自于《左傳》《國語》《晏子春秋》。少數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傳文中載有大量諫言，如寧登國的《論（國語）（左傳）的諫體文學特征》一文，通過對諫言的統計認識到“這些諫言大多獨立成章，情辭激切，理據充分，邏輯性強，字里行間充溢著強烈深切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分明映現了一個以‘道’自任、以社會良知自負的浩然諍臣形象，呈現出獨特而鮮明的諫體文學特征”。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韓維志從文學角度關注上古文學中的諫例，應該說取得了不錯的成就，其專著《上古文學中君臣事象的研究》專列一章談論文學中的諫諍藝術和諫臣形象，而其與李華雍女士合寫的單篇論文《比較分析關聯細節與自由細節在先秦諫諍文學結構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諫諍文學對史傳敘事文學的情節展開和結構設定都有重大作用。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諫的文學特性，也揭示了早期敘事文中言諫對情節展開、結構設定的功用，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點。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臺灣學者的早期言諫文學研究更富啟發性。首先是陳志宏先生，其博士論文《（左傳）之敘事與歷史解釋》直接從敘事與歷史解釋角度解析《左傳》，認為《左傳》用勸諫模式來表現因果結構。單篇論文《（左傳）敘諫析論》直接由敘事角度與言語交際角度討論《左傳》之諫，歸納出了《左傳》有“將——諫”“諫——弗聽（從）”及“將許——諫——從之”三種敘諫模式，并分析了敘諫成敗。其次是紀漢民的碩士論文《諫法研究——以（左傳）（史記）為范疇》，以《左傳》《史記》中諫例材料為依準，對兩書中的諫法進行了研究。這兩人之研究都為本論題提供了方法論依據，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鑒。
四、論題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從諫諍人手，探求早期諫諍文學的敘事性，進行言諫結構模式分析，可以說是一個新的思路。長久以來，人們對諫諍作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對諫諍與文學的關系，近年來雖有涉及，但論述不充分，而從敘事角度觀照先秦言諫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論題選題具有新穎性。
篇7
“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僅僅是兩種形態，實在無所謂先進與落后，無所謂深刻與淺薄。”[2](P.587)任何一種文學形態，只要它可以承載特有的符合時代和人類共同心靈的內容，就可以繼續存在并且不斷繁衍，形式結構的創新只是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可能而已。這個道理正如我們今天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即使再如何花樣百出也無法否認莎士比亞的偉大一樣，文學的最終評判標準在于它是否啟發或回應了人類的情感與思索。雖然由于本身語言形式的問題，戲曲劇本不大可能被學術界劃入“當代文學”這個充分強調反叛傳統主題的文學研究范疇，但作為“當代”這個時間概念中的文學樣式，戲曲劇本理應保有在“當代”的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史對于當前戲曲劇本的莫肯一顧，更多的只是由于戲曲劇本自身的原因——當前戲曲劇本缺乏足以受到當代文學界關注的創作。
創作群體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當前戲曲劇本創作存在的一個問題。謝柏梁先生的《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是國內唯一一部以“文學”命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的專著，這也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創作作出統計和評價的專著之一[3]。與其他文學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羅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部文學史里，只列出了郭啟宏、魏明倫、鄭懷興、陳亞先、王仁杰、周長賦、羅懷臻、陳西汀、顧錫東、馬少波、李學忠等十數位比較知名的劇作家，而且往往某個劇作家只有一至兩部作品可堪一觀。與全國劇種總數超過250個、演出團體超過1500個、全年演出超過25萬場的演出規模[4]相比，戲曲的劇本創作滯后狀況令人擔憂。創作人群狹隘，創作成果自然相應地稀少，許多劇團幾十年如一日地重復舊有劇本，將那為數有限、質量也有限的幾個劇本翻來覆去地搬演，作品嚴重脫離當前的現實，與現代觀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尚奇的審美需求越來越遠。戲曲在許多年輕人觀念中的陳舊形象，創作人群的狹窄與新作的稀疏要負一定的責任。
情節的不夠嚴謹不夠精彩還比較容易彌補，相比從前的劇作，當代許多新編的戲曲劇作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不乏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劇《曹操與楊修》、黃梅戲《徽州女人》、蒲仙戲《秋風辭》等。其實對于當代戲曲劇本的創作而言，情節的缺陷只是小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于思想性的缺失。當前大量作品的創作思想基本停留在傳統文學時代，主題上多是宣揚精忠報國、善惡報應，內容上無非貧女含冤、公子落難、忠臣蒙屈，這些作品中，人物經常嚴重背離現實可能，情節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與當代許多電影或電視劇情節上的環環相扣、懸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實可親相比，大量戲曲編劇的粗陋更是表露無疑，這是許多年輕人不愿意走進劇場、甚至羞于走進劇場的原因之一。
曹文軒先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幾處精彩論說，我以為談到了當前大部分中國戲曲的病根:
(中國戲曲)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質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對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風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學那樣將崇高感作為悲劇的效果，而是將憐憫感作為悲劇的效果。[5](P.64)
……西方悲劇最終產生的是震撼靈魂的力量，而中國悲劇僅僅流于悲苦感情的傾訴，最終缺乏崇高之美感。[6](P.304-305)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戲曲被請出了當代的文學殿堂，也丟失了對新一代知識青年群體的吸引力，只是越來越淪為老年人——特別是知識底層老年人——的“過時”消遣。
戲曲劇本的當代文學身份缺席，是對戲曲當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場上，與流行文化相比，戲曲顯得過于邊緣化、過于雅致;文化上，與當代文學相比，戲曲又顯得過于粗陋、過于俗白——這種兩難的中間者困境卻絕不是像金庸武俠小說或者好萊塢電影那樣能夠雅俗共賞的瀟灑悠游。這樣的兩難困境造成了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城市中上知識階層很少參與戲曲消費，寧愿將文化消費托付于電視或者明星演唱會。戲曲演出雖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層百姓特別是老年觀眾群的追捧，但演出票價低廉，市場潛力有限，欣賞群體知識素養的低下也不利于戲曲本身藝術性的提高。由于這種不景氣，大城市的劇團經常要仰仗政府資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類劇團則舉步維艱、瀕臨破產解散的境地;農村的民間劇團固然演出頻繁，但水平低下，欣賞群體也只限于中老年觀眾，同時受到日漸普及的電視網絡的沖擊，日漸萎縮。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中國藝術研究院劉文峰研究員的《戲曲的生存現狀和應對措施——<全國劇種劇團現狀調查>綜述》[7]文中已經作了相當詳細的敘述，此處不再多言。
戲曲如果想要求取復興之途，必須先提高自身的創作水準，在劇本上首先重回當代文學殿堂。而戲曲劇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學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須立足中國文化思想傳統，充分參考世界思想進程，由政治學、道德學的附庸轉向人類普遍命運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時空的永恒魅力;情節上，必須改變原有的物質關注套路(僅僅關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質層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復國、孝女含冤等)，將眼光放及人類面臨困境時候的一切搏擊;語言上，則必須處理好文言唱詞與白話的關系，處理好雅詞俗句的比例等問題。我們看到，當前一部分劇作家正在做著各種各樣的探索努力。魏明倫的《潘金蓮《》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劇，陳亞先的《曹操與楊修》等新編京劇，王仁杰的《楓林晚》《、董生與李氏》等經典梨園戲，郭啟宏的《南唐遺事》、《司馬相如》等創作昆曲……這些劇作家有意識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復雜生活的沖突，對戲曲的淺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矯正，雖然也尚存在著各種不足之處，如過于偏離文化傳統、情節過于荒誕，將人的欲望放縱視為人性的自然解縛加以頌揚，將真實無條件地等同于藝術的美……但是畢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戲曲劇本的文學素養。
困境是客觀存在的，但我認為，中國的戲曲遠沒有達到凄凄惶惶走上絕路的地步。
篇8
當下的戲曲劇本，優秀者寥寥無幾，許多戲曲劇本要稱之為文學作品甚至都頗可躊躇。各種文學選本基本不選當代戲曲劇本，各類文學史基本不提及當代戲曲劇本――從這個標準上來說，當前的戲曲劇本已經基本被剔除出當代的文學范疇。戲曲劇本的沒落伴隨著戲曲行業的整體衰弱，讓許多學者慨嘆戲曲在一個不再屬于自己的時代里已經死亡，“戲曲屬于古典藝術范疇，這不僅因為它的蘊育、形成、興盛的時間屬于古典時期。而且還因為它所體現的思想內容、文化精神。美學價值等都屬于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基本體系，這是戲曲所應屬的歷史坐標”。
當前文化界對戲曲的態度總體上“遺產保護”多于“文化研究”，這樣的態度對戲曲的存在與發展無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種藝術形式被判定為“遺產”，本身就是對這種藝術現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遺產”這個詞總是使我們更容易注意它的歷史價值而非其本身的藝術魅力。是否戲曲和戲曲劇本真的走到了它的盡頭了呢?是否戲曲的存在只具有歷史文化學的意義，只是因為“在這樣一個科學理性時代，人們對一件無價文化藝術品的珍視和崇敬”呢?
“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僅僅是兩種形態，實在無所謂先進與落后，無所謂深刻與淺薄。”任何一種文學形態，只要它可以承載特有的符合時代和人類共同心靈的內容，就可以繼續存在并且不斷繁衍，形式結構的創新只是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可能而已。這個道理正如我們今天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即使再如何花樣百出也無法否認莎士比亞的偉大一樣，文學的最終評判標準在于它是否啟發或回應了人類的情感與思索。雖然由于本身語言形式的問題。戲曲劇本不大可能被學術界劃入“當代文學”這個充分強調反叛傳統主題的文學研究范疇。但作為“當代”這個時間概念中的文學樣式，戲曲劇本理應保有在“當代”的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史對于當前戲曲劇本的莫肯一顧，更多的只是由于戲曲劇本自身的原因――當前戲曲劇本缺乏足以受到當代文學界關注的創作。
創作群體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當前戲曲劇本創作存在的一個問題。謝柏梁先生的《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是國內唯一一部以“文學”命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的專著，這也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創作作出統計和評價的專著之一。與其他文學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羅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部文學史里，只列出了郭啟宏、魏明倫、鄭懷興、陳亞先、王仁杰、周長賦、羅懷臻、陳西汀、顧錫東、馬少波、李學忠等十數位比較知名的劇作家，而且往往某個劇作家只有一至兩部作品可堪一觀。與全國劇種總數超過250個、演出團體超過1500個、全年演出超過25萬場的演出規模相比，戲曲的劇本創作滯后狀況令人擔憂。創作人群狹隘，創作成果自然相應地稀少，許多劇團幾十年如一日地重復舊有劇本，將那為數有限、質量也有限的幾個劇本翻來覆去地搬演。作品嚴重脫離當前的現實，與現代觀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尚奇的審美需求越來越遠。戲曲在許多年輕人觀念中的陳舊形象，創作人群的狹窄與新作的稀疏要負一定的責任。
情節的不夠嚴謹不夠精彩還比較容易彌補，相比從前的劇作，當代許多新編的戲曲劇作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不乏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劇《曹操與楊修》、黃梅戲《徽州女人》、蒲仙戲《秋風辭》等。其實對于當代戲曲劇本的創作而言，情節的缺陷只是小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于思想性的缺失。當前大量作品的創作思想基本停留在傳統文學時代。主題上多是宣揚精忠報國、善惡報應，內容上無非貧女含冤、公子落難、忠臣蒙屈，這些作品中，人物經常嚴重背離現實可能，情節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與當代許多電影或電視劇情節上的環環相扣、懸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實可親相比，大量戲曲編劇的粗陋更是表露無疑，這是許多年輕人不愿意走進劇場、甚至羞于走進劇場的原因之一。
曹文軒先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幾處精彩論說。我以為談到了當前大部分中國戲曲的病根：
(中國戲曲)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質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對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風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學那樣將崇高感作為悲劇的效果，而是將憐憫感作為悲劇的效果。
……西方悲劇最終產生的是震撼靈魂的力量，而中國悲劇僅僅流于悲苦感情的傾訴，最終缺乏崇高之美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戲曲被請出了當代的文學殿堂，也丟失了對新一代知識青年群體的吸引力，只是越來越淪為老年人――特別是知識底層老年人――的“過時”消遣。
戲曲劇本的當代文學身份缺席，是對戲曲當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場上，與流行文化相比，戲曲顯得過于邊緣化、過于雅致：文化上，與當代文學相比，戲曲又顯得過于粗陋、過于俗白――這種兩難的中間者困境卻絕不是像金庸武俠小說或者好萊塢電影那樣能夠雅俗共賞的瀟灑悠游。這樣的兩難困境造成了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城市中上知識階層很少參與戲曲消費，寧愿將文化消費托付于電視或者明星演唱會。戲曲演出雖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層百姓特別是老年觀眾群的追捧，但演出票價低廉，市場潛力有限，欣賞群體知識素養的低下也不利于戲曲本身藝術性的提高。由于這種不景氣，大城市的劇團經常要仰仗政府資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類劇團則舉步維艱、瀕臨破產解散的境地；農村的民間劇團固然演出頻繁，但水平低下，欣賞群體也只限于中老年觀眾，同時受到日漸普及的電視網絡的沖擊，日漸萎縮。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中國藝術研究院劉文峰研究員的《戲曲的生存現狀和應對措施――綜述》文中已經作了相當詳 細的敘述，此處不再多言。
戲曲如果想要求取復興之途，必須先提高自身的創作水準，在劇本上首先重回當代文學殿堂。而戲曲劇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學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須立足中國文化思想傳統，充分參考世界思想進程，由政治學、道德學的附庸轉向人類普遍命運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時空的永恒魅力；情節上，必須改變原有的物質關注套路(僅僅關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質層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復國、孝女含冤等)，將眼光放及人類面臨困境時候的一切搏擊：語言上，則必須處理好文言唱詞與白話的關系，處理好雅詞俗句的比例等問題。我們看到，當前一部分劇作家正在做著各種各樣的探索努力。魏明倫的《潘金蓮》《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劇，陳亞先的《曹操與楊修》溥新編京劇，王仁杰的《楓林晚》、《董生與李氏》等經典梨園戲，郭啟宏的《南唐遺事》、《司馬相如》等創作昆曲……這些劇作家有意識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復雜生活的沖突，對戲曲的淺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矯正，雖然也尚存在著各種不足之處，如過于偏離文化傳統、情節過于荒誕，將人的欲望放縱視為人性的自然解縛加以頌揚，將真實無條件地等同于藝術的美……但是畢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戲曲劇本的文學素養。
困境是客觀存在的，但我認為，中國的戲曲遠沒有達到凄凄惶惶走上絕路的地步。
現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讓許多評論家慨嘆“在現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學已注定是一個遲暮老邁的角色，盡管它想方設法保存元氣、黽勉自撐，甚至不惜以體衰之身邁開大步來追趕年輕的已不屬于它的時代，但是這都不可能改變它日薄西山的命運”這樣的評論對于文學的當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審察，但這樣的評論顯然沒有注意到世界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當前“困境”的產生背景。與十九世紀以前曾經高達80％的文盲率相比，現代化所帶來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減少了文盲的比例，這樣的受眾環境應該是越來越適合文學發展的，而絕非導向文學沒落的悲嘆。文學界所慨嘆的文學“邊緣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話語權的失落――在遙遠的文盲眾多的時代，文學素養較高的人群曾經把持著話語權以及對于話語權的敘述權，文學充當了如同柏拉圖理想國中幻想意義上的“哲學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舉。然而事過境遷，文學對話語權和敘述權的掌控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人群分攤了文學的敘述權，而話語權則被國家和媒體所攫取。這種情況下，文學的“邊緣化”身份才被廣為流播。然而，得失之間仔細斟酌，相比于從前依靠話語權掌控而在文盲群體中形成的敬畏感，現代文明時期回歸自我的擁有更為廣泛讀者群體的文學實際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個普通的欣賞者，他對于文學的理解和對于文學發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遠遠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個打了中舉的范進后便感覺“手隱隱疼了起來”的胡屠戶。
篇9
一、中國行業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1.1市場發育的不完善擴大了行業收入差距
我國市場發育不完善，勞動力市場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勞動者不能自由流動，造成了勞動者收入的非市場化，勞動者的工資背離其所做出的勞動貢獻，導致勞動收入的不均衡。而同時資本市場發育也不完善，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十分有限。特別是一些國家壟斷部門限制個人資本的進入，使某些行業的利潤十分高。
1.2壟斷性行業收入過高
在我國，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電信業、金融業、交通運輸業、郵政業、石油石化行業等壟斷性行業是高收入行業的主體。這些壟斷行業都是通過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力形成的行政性壟斷，具有政企不分的特征。2005―2008年，林業、農業、畜牧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紡織業、漁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等七個行業一直處在平均工資最低的十個行業之中，而證券業、軟件業、計算機服務業、航空運輸業、其他金融活動、煙草制品業、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銀行業等八個行業長期雄居平均工資最高的十個行業之列，這八個行業中除軟件業和計算機服務業外，其他六個行業均為通常所說的“壟斷性行業。
1.2.1 行政性壟斷是壟斷行業高收入產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壟斷以形成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性壟斷主要集中在原來是政府的行業管理部門，后來由于轉型、特別是體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組建的企業。這種從原計劃經濟體制下全面的、唯一的行政性壟斷轉變過來的企業，今天仍然霸占著某種商品或服務的經營活動，限制了競爭或者根本不允許競爭。經營利潤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業內部，不許其他企業分享，這是壟斷性行業高收入產生的根本原因。
1.2.2 不合理定價機制是產生壟斷性行業高收入的直接原因
我國的壟斷企業有的是憑借自然資源的條件形成自然壟斷，有的是憑借提供關系國計民生的極為重要的產品和服務，國家必須實行比較嚴格的市場準入控制制度而形成行政壟斷。我國國有壟斷企業較多考慮自身利益，對壟斷產品和服務盲目提價，將本企業過高的勞務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1.2.3政府職能與管理錯位、越位、缺位是造成壟斷暴利的重要原因
我國的壟斷企業大都是 “政企合一”部門，與政府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政府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文件保護壟斷企業的暴利實現并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在市場存在結構性缺陷的情況下，我國對自然壟斷價格一直實行嚴格的政策管制，壟斷企業只有價格建議權而沒有價格決定權，這就忽略了市場供求關系，使壟斷企業一直處于賣方市場地位。這也是壟斷性行業高利潤、高收入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因素。
1.3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因素
政府在產業發展方面帶有傾斜性的政策以及政府權力的經濟化導致了行政壟斷，使那些受益的壟斷行業享受著國家在投資、信貸、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增加了企業或個人的收入。而一些相關的政府機關憑借其權力也在不斷地強化本部門的經濟利益，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分配不公平。
二、縮小行業收入差距的對策及建議
2.1 完善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培育并健全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要加快培育勞動力市場，發揮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要全面開放壟斷性行業內外部勞動力市場，清除國有壟斷性行業在使用勞動力方面的壁壘，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把扭曲了的勞動力價格機制轉變過來。
要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盡快實現資源配置無行業特權或行業歧視，使各行業在資源配置上具有平等的權利，既不享受特惠，也不遭受歧視。
2.2 引入競爭，打破自然壟斷，實現各行業公平競爭
首先要科學界定自然壟斷產業的邊界。電信、電力、煤氣、自來水等都算自然壟斷行業，但這不等于這些行業的所有業務都具有自然壟斷性質。一方面，對自然壟斷性行業，業務職能由一家或極少數幾家企業經營，以獲得規模經濟，應由政府加強管制；但同時也要最大限度地引入競爭。除國民經濟發展所必需和國家安全所必要的壟斷外，應當盡可能地解除某些不必要的壟斷，從而縮小行業之間的過大的收入差別。
另一方面，對非自然壟斷業務，政府要放松管制，交由市場競爭。政府要盡快清除各種市場準入壁壘，要最大限度地引進競爭機制，改變獨家經營和部門內單一所有制的局面，實行多家企業競爭經營，允許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地進入、退出，以取得競爭活力。
2.3 限制行政壟斷
政府重建規制結構應從本國實際出發，從放松規制入手，松緊結合進行結構重建。政府應努力促成壟斷性城市公共事業價格構成體系的完善，鼓勵社會競爭機制和非對稱規制政策的實施調整，建立獨立、公平、公正的反壟斷法執法機構。
規范政府監管的配套措施，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準確界定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鼓勵企業從自身出發深化企業改革，做好規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做好壟斷性行業的救濟與制裁，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充分培育和發展民間協會中介組織等社會團體組織。
2.4 深化改革，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彌補市場缺陷
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企分離，切斷某些行業、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從體制上徹底消除行政性壟斷的基礎。對壟斷性行業的工資加強管理和控制。全面改革現行工資制度。國家應加大對壟斷性企業工資外收入的管理力度，規范企業支付給職工的福利標準，規范管理賬外收入；加強對壟斷性行業收費的監督檢；制定壟斷性行業的工資指導線。
2.5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對于行業收入較低的從業人員應該加以社會保障。加強對困難企業、困難行業的監控，采取有效措施，切實保障困難企業困難職工的基本生活。幫助困難企業和下崗職工克服生活困難，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的重要環節。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同時，在全國實行最低工資保障線、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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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勝文.典型壟斷行業職工收入狀況分析及對策[J].中州學刊,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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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仁慈、博愛”是基督教世界從《圣經》中引伸出來的基督教人道主義觀念。這里所謂的基督教人道主義對應于世俗的人道主義，即拋開上帝而言的人道主義。然而，西方世俗的人道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基督教人道主義。文藝復興以后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紀時代的上帝。這個時代的人所關注的人道主義是基于上帝的名義而對人類進行關愛的人道主義，即“以上帝的名義關注人、關懷人，以消除人類的苦難，促進道德完善為己任”。這里所講的完善的道德就是基督教教義所倡導的“寬恕”、“仁慈”、“博愛”等人道主義觀念。
宗教與文學雖屬于兩種不同的意識的產物，但從根本上來講，兩者都關注“人的本質、人的處境和人的歸宿問題，都是努力讓人的心靈得到慰藉”。基督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已經超出了狹隘的宗教意義范疇，成為一種對西方世界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產生巨大影響的文化現象，即使是文學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英美文學更是如此。文藝復興幫助人類從中世紀的宗教壓制中蘇醒過來，擺脫了套在人類身上的基督教精神枷鎖。但是擺脫了基督教桎梏的人類很快便感到了一種精神上的空虛。日夜困擾著哈姆雷特的生與死的問題實質上是人文主義的危機，是上帝缺失后的精神危機，是理性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機。從上帝的懷抱中掙脫出來的人類又試圖回到他的懷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自以為已經擺脫了基督教和上帝統治的人們所經歷的狂喜、狂妄、放縱、在滿足人類自身自然需求的同時，其實也是對“寬恕”、“仁慈”、“博愛”的世俗化闡釋。
無獨有偶，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也同樣關注人的自由與平等，批判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基督教思想也被作為封建權威的幫兇受到攻擊。英美感傷文學和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文學乃至后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張對個性的尊重，宣揚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但這其實也是對基督教所宣傳得“寬恕”、“仁慈”、“博愛”的一種世俗化的闡釋。
到了二十世紀的英美，隨著尼采發出的那一聲“上帝死了”的吶喊，尤其是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使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全面崩解。對這個時代的人來講，沒有了善惡之分，沒有上帝與魔鬼之分。沒有上帝，一切都成了虛無，人的自身價值也開始受到了懷疑。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那個空蕩、陰暗、凄涼的世界，那種沒有過去、沒有現在、沒有未來的人生；喬伊斯筆下的那種孱弱無能、平庸俗淺、孤獨、失望、憂郁的生命形式；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令人沮喪的精神荒原都是對“寬恕”、“仁慈”、“博愛”這種傳統的基督教觀念缺失后的現實世界的真實寫照。
因此，人類嘗試著借助文藝復興或思想啟蒙運動打碎精神領域枷鎖的同時，又試圖回到基督教統治一切的時代。莎士比亞呼喚理性的到來；班揚倡導了基督教世界的“天路之旅”；彌爾頓奢望“復得”失去的樂園；艾略特則企圖借助種種神秘的意象重新喚起現代荒原世界對基督教王國的復歸。此時的“基督教從外向內在深化，上帝不再是一種強加，也不具有具象的、實體的意義，而是一種心靈的感應與頓悟，一種內化的、使自我通向彼岸的理”（肖四新 56）。基督教觀念的這種內向轉化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乃至二戰以后的當代英美文學當中。“人認為上帝的，其實就是他自己的精神、靈魂，而人的精神、靈魂、心，其實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開的內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隱秘寶藏的莊嚴揭幕，是人最內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對自己的愛情秘密的公開承認”（費爾巴哈43）。人對自己聲音的關注，對自己內心世界的關注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現當代英美文學中對人物內心活動的關注正是這一變化的深刻體現。喬伊斯、弗吉尼亞•伍爾夫、福克納等人的意識流小說的創作應該算作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和《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都試圖逃脫基督教的束縛，卻又在無意識之中不斷地回到它身邊來。福克納對基督教也沒有太多的信任，他的作品沒有描繪上帝和上帝身邊的眾神，而刻畫了許多像神一樣的實實在在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他無論如何也揮之不去的基督教情結。《在我彌留之際》中的死去的母親就像上帝一樣一直左右著她的家人，就連《喧囂與騷動》的結構模式也效仿《圣經•新約》中福音書的結構模式。這幾個例子最后再一次證明，“即便是與基督教文化針鋒相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不能擺脫其影響和制約，作為一種文化背景現代主義文學始終被籠罩在它的陰影和迷霧中，我們也只有將它還原到這一背景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認識它”（曾艷兵 19）。英美現代主義文學如此，當代文學如此、近代文學如此，古代文學更是如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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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茵英.試論基督教倫理在西方文學中的演變{J].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3期.
作者簡介：郭永衛，（1971-）男，山東萊蕪，教研室主任，高級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