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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經濟增長的源泉分析
哈羅德.多馬提出：g=s/v，其中g代表產出增長率，v為資本產出比，因為這里v為常數，所以這里的資本產出比也即增量的資本產出比。這個方程式表示：廠房和設備投資所創造的資本，是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個人與公司的儲蓄，則使投資成為可能，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產業的早期增長理論；后來，新古典經濟學家索洛在哈羅德-多馬的基礎上強調了技術的重要性，認為資本收益存在遞減，技術進步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后來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則提出了技術的內生性。索洛還率先提出一個建立在實際數據基礎上的會計分析框架，企圖解決經濟增長有多大部分可以歸因于資本存量、勞動力的增長以及總體效率的變化，這種做法也即增長的源泉分析，推導后的方程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別為，Y、K、L的增長率，WK， WL用于衡量資本，勞動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這樣可以計算出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率a相對應的值。這個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積累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
如果一國強調增加投入，主要通過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來實現經濟增長，那么這種靠投入驅動的增長類似于一種“粗放型”增長。這種增長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通過外延擴大再生產來實現經濟的增長，片面追求產值和產量，不注意節約資源、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不注意提高資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護環境， 因而也被稱為數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長方式；而可持續的增長方式類似于一種“集約型”的增長，即強調改善投入產出關系，主要通過提高效率和效益來實現經濟增長，它的增長動力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勞動力素質的改善， 通過內涵擴大再生產，提高綜合生產率來實現經濟的增長，被稱為質量型、效益型、內涵型的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與“粗放型”增長方式相比，伴隨著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2要素積累是主要貢獻力量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經濟上的高速增長，其增長率幾乎達10%，遠遠高于美國、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同期的增長水平。而Young 在對我國的官方統計數字做了詳盡的調整和修正后，在測算了我國1978- 1998 年間的經濟增長率和要素生產率后，他的主要結論是：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實物投資的增加、勞動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勞動力的跨部門流動(這主要得益于我國的農村經濟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認為，在1978-1998年間我國GDP增長中，物質資本、勞動力和TFP的貢獻率分別為62%，10%，和28%左右。世界銀行得出的結果也是資本與勞動力的貢獻達到將近2/3。這說明，雖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勞動力從農業向外的轉移都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有所貢獻，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相對增長并不快。從一系列數據的統計中可以看出，要素積累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力量，這種增長方式勢必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①無效的資本積累。我國改革后，雖然在消除先行工業化國家早期增長模式和社會主義傳統工業化道路影響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還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價格嚴重扭曲的情況依然存在，基礎產業供應不足，能源、原材料、運輸服務的供給缺乏市場價格這種篩選機制，有沒有競爭力并不是企業能否取得這些資源與服務的條件，由此形成了基礎條件與運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資過熱，這種粗放型的靠投資驅動的高速增長往往并沒有伴隨著效益的提高，實際上是以對效率的損害為代價的。
②“流汗而非靈感”的增長。我國人口基數大，并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圍內實現技術升級與產品升級，例如，在制造業中盡量向自主研發、品牌營銷等具有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說，許多地方政府看重的還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術產業很難在短期內有回報，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們寧愿依靠投入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生產技術含量不高的產品，以數量擴張取勝，而不愿在人力資本積累和自主技術開發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較大進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業產品附加值和盈利率過低，我國許多出口加工企業只能以量取勝，靠增加出口數量來維持。這種出口戰略導致貿易摩擦、傾銷訴訟的增多，據江蘇省外貿廳統計，單江蘇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貿易摩擦案件就達31起。
3技術進步的作用不容忽視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集約程度還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長的中國，資本積累在GNP的比例減小，勞動力人數也開始減少，而GNP的增長率從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數據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還是存有較快的全要素增長率。實際上，在1973-1994年間，非洲、拉美和中東的平均要素生產率增長全部為負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中國大陸地位明顯。因此，即使全要素生產率不是中國增長的主要推動者，但它確實為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①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提高最顯著的一個部門是農業。國家對農業的投資比例雖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從1978到1984，農業部門年增長率達到7.3%。這一期間地方農產品市場開放，實行自由貿易，以比國家收購價格更高的市場價格直接向消費者出售。同時集體化生產體制解體，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為中心的農業生產體制就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農民從市場得到了生產動機，能自由地采取相應的措施。由集體耕作到的改革，以及一些農產品價格的上調，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釋放了大量生產潛能，導致了農業生產率和產出在數年內的快速上升。②非國有企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生產率的提高。國家通過對微觀經營機制進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機制，為非國有企業，包括城鎮集體經濟、農村鄉鎮企業和城鄉私人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雖然這些企業得不到政府提供的優惠，職工得不到政府發放的各種補貼，必須在市場的競爭中維持生存與發展，然而，也正是因為市場競爭的壓力，使這些企業產生優化資源配置的動力，而職工報酬與他做出的實際貢獻相對應的分配制度，也極大地激勵著每一個勞動者的積極性。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勞動進行分配的激勵機制，使非國有企業迅速地發展起來了。③FDI對技術進步的貢獻。FDI不僅為我國帶來先進技術，更為重要的是還具有技術擴散與外溢效應。由于FDI的進入，導致我國企業采取相應措施，從而以間接的方式獲得技術。技術外溢是通過示范和競爭及人才流動過程實現的。外企會為潛在的供應商提供生產設備，向供應商提供技術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應產品的質量，在質量管理和組織方面給予培訓幫助，在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零部件時給予技術和信息支持等，隨著外企與本地企業建立起越來越多的聯系，技術擴散會越來越普遍。技術轉移、技術外溢和技術擴散促進了我國產業的技術進步。
4怎樣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
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的高速增長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積累，但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漸漸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因此，要實現我國增長方式的轉變，就必須對舊式增長方式中潛在的問題予以改進，同時努力提高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份額，逐漸地使我國走上依靠“靈感”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增長道路。
①確保國民經濟適度穩定的增長。適度增長是可持續的，是動態有效率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指出：建設不能急于求成，對速度要求過高，往往導致經濟不穩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會使得高速增長沒有伴隨著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亂”循環，經濟出現過熱，進而速度與“瓶頸”相互制約。②健全適合新增長模式的制度環境。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技術創新基礎性的條件，要使得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產業都力爭技術進步，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場競爭環境和盈利的激勵，讓每個企業根據價格信號來選取最適當的技術，改革后鄉鎮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正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國有企業因為負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務，改革還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發展要靠制度的改進，此時，政府要靈活地進行調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動學校改革。僅僅增加資金投入是不夠的，目前我國的教育機制存在問題，學生無法好好發揮自己的愛好和特長，“死讀書，讀死書”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對現有教育制度進行改革，為廣大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關心學生的身心健康，使他們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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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與其說類似于東亞金融危機，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回潮，有些國家將從增長的螺旋上甩出來，而少數國家有望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新興經濟體分化正在進行中。
誰是新興經濟體
新興經濟體一開始被稱作新興市場國家，是一個投資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資公司將具有投資前景的國家列為新興市場國家，這并不是一個經濟增長或者發展的概念，而是關乎投資與收益的概念，很多國家剛剛進入全球市場，資產升值的空間要遠遠大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冷戰結束之后，有30多億人加入了市場經濟體系之中，進而帶來新一波經濟增長的浪潮，新興市場國家也就從投資概念變成經濟增長的概念。
進入21世紀，新興經濟體集體發力，除了中國、印度等大的發展中國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區也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年增長率超過5%的國家將近100個，遠遠超過成熟的歐美經濟體的增速。這一輪增長并沒有因為華爾街金融風暴而中斷，相反，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發達經濟體，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說法也就變得流行起來。甚至很多人樂觀地估計，新興經濟體正在與發達經濟體“脫鉤”，所謂的脫鉤就是新興經濟體有了獨立自主增長的能力與空間，這也是對二戰結束以來發展中國家長期的依附性增長的修正。經濟快速增長期間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實際的樂觀情緒，而這些樂觀情緒讓人們忽視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風險，一旦風向大轉，增長勢頭逆轉，由樂觀驟然進入悲觀，企業或者政府會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釋放信號要改變美聯儲第三輪量化寬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羅斯等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一改升值勢頭，調頭貶值。為了維持本幣幣值，新興經濟體一方面不愿調高基準利率，另一方面賣出美元資產，買入本幣資產。
美聯儲主席的一句話改變了全球的資金流向，新興經濟體在2013年6月集體面臨“錢荒”的危機，之前人們津津樂道的“脫鉤論”顯得過于樂觀和沒有根據。美國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樞紐，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危機中的快速增長有賴于廉價美元的供給，寬松的信貸環境讓企業和政府大量舉債，因此，新興經濟體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債務基礎之上的。當信貸環境和利率水平發生變化，債務經濟就會難以為繼，尤其是以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代表的國際“基準利率”不斷上升之后，全球會自動出現避險情緒，經濟增長基礎不牢固的國家將面臨資本外逃的挑戰。
美聯儲從2014年開始減少購債規模，新任美聯儲主席耶倫蕭規曹隨，堅持縮減購債的政策不變，她并不認為新興經濟體的波動會影響美國經濟復蘇。可以預見，2014年新興經濟體將過緊緊巴巴的日子，經濟增速下滑也是難免的，新興經濟體集體飄紅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當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會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興經濟體也會出現結構性的分化，外匯儲備不足、舉債過多、經濟結構單一的國家將面臨著危機的壓力，從貨幣貶值延伸到貿易，直至實體經濟領域，最終可能會引起社會與政治的動蕩。
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高歌猛進的標簽已經慢慢褪色了，金磚四國的發明者吉姆?奧尼爾又提出一個新的概念“薄荷四國”（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亞和土耳其。從“金磚四國”到“薄荷四國”，經濟增長的引領者只是少數國家，涵括幾十個國家的新興經濟體本身就沒有同質性，除了經濟增速較快之外，共同點太少。這與發達經濟體有很大不同，發達經濟體的數量比較少，經濟增長水平都比較高，在社會發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報告認為，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將回歸常態。何謂常態？就是經濟增長由美國、歐洲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牽引，全球化的動力從新興經濟體轉向發達經濟體。2013年美國、日本、英國的對外出口都有較大幅度增加，發達經濟體將再次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牽引動力。從另一方面說，常態意味著危機時代的終結，新興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將在危機的考驗下出現結構性分化，也許未來幾年人們會逐漸淡忘新興經濟體這個概念，或者會賦予它新的含義。
經濟增長波浪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其歸咎于美聯儲的政策調整，不如說是世界經濟增長潮起潮落的自然反應。世界經濟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幾十個國家集體崛起的現象，更引人關注的是很多國家經過一段時間經濟增長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濟增長的奇跡并不可能偏離經濟規律的軌道，反倒是很多奇跡都會遭遇泡沫破滅的窘境。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高歌猛進，其實是21世以來新一輪經濟增長波浪的延伸，在這一輪增長中，大宗商品出口國獲得較長時間的增長，弱勢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直接拉動原料生產國的經濟增長。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國。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開啟了長達十年的高速增長，同時中國也經歷了一場工業化的，中國對煤炭、石油、鐵礦石的需求拉動拉美、非洲、澳大利亞等原材料生產國家和地區的增長，從而形成世界經濟中的“中國周期”。中國經濟從兩位數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這對于原材料出口國的增長來說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聯儲改變持續數年的貨幣扭曲政策，拉動新興經濟體增長的外部動力正在減弱，甚至逆轉。
2013年下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疲弱態勢也代表著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正處于下行狀態，經濟減速甚至經濟衰退的危機正在叩響新興經濟體的大門。經濟增長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經濟低落期間正是改革與轉型的良機，縱觀世界的改革史，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壓力倒逼。而經濟周期的形成與產業變革息息相關，抓住世界產業變革契機的國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頭之上，成為新的引領者。
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既有賴于外部動力的牽引，也有內部工業化的驅動，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沒有越過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潛力巨大。但新興經濟體同樣也面臨著后發劣勢，處于趕超狀態意味著無法獲得技術領先優勢，而任何產業在初創階段都會存在巨大的壟斷租金，等到技術大規模擴散之后，利潤水平自然會下降。形象地說，創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創意與技術，而當這種技術被大規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利潤被攤薄，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市場網絡中處于下游狀態。而隨著生產的分解與服務業的轉型，無論國家還是公司都需要在價值網絡中尋求最佳的位置，維持創新的能力，顯然，新興經濟體在這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劣勢。
正因為新興經濟體無力定義和規范未來產業發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幾十億人加入全球市場網絡之中，供需失衡的結構性矛盾嚴重，產能過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舊厚重的產業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額利潤的產業集中于發達經濟體，比如蘋果手機，在最開始幾年獲得了巨額利潤，隨著三星以及中國手機廠商的跟進，蘋果的超額利潤被擠壓，但后來者也只是依靠低價戰略贏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經打破了政治與經濟的界限、國內與國際的區隔，國家的競爭最終要分解為企業之間的競爭，具有創新產業集群的國家自然就成為創新型國家。而如何打造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需要政府與企業不斷對話，識別出新的具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一個親市場的政府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卻不擁有這樣的政府，一旦經濟增長下滑，失業率增加，社會震蕩，進而引發政局不穩定，政府的產業政策無法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毋寧說，政府被利益集團或者大眾綁架，一些無效的補貼不僅犧牲了本國的財政資源，還制造了通貨膨脹，犧牲了市場效率。
經濟增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處于高速增長的社會或者國家往往會習以為常，形成較高的增長預期，恰恰是在過于樂觀之中喪失了創新的機會，當一個新時代來臨之后，增長周期遽然終結。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終結，與其追憶過去的美好時代，不如盡快融入到一個創新時代。
中國例外？
當人們論述新興經濟體的危機的時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語“除中國之外”。在24個主要國家貨幣中，除了人民幣之外，其余兌美元都處于貶值之中，有些國家還出現暴跌的狀態。人民幣已經逼近破6的關口，預計2014年破6將是大概率的事件。從貨幣來說，人民幣確實例外了，這是否說明中國經濟可以繼續一枝獨秀呢？
篇3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常快，少則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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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在經濟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成為世界各國追求的目標。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如勞動力、生產資料、社會結構、自然資源以及技術進步。眾所周知，資源作為經濟增長中的投入要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Ayres和Kneese（1996）指出，應該關注經濟增長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資源限制因素。由于資源的限制，經濟增長速度比沒有資源限制情況下的增長速度降低的程度，可以定義為經濟增長的阻力（growth drag）。雖然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出現了由于資源豐富反而導致經濟增長落后的現象，國內外學者稱其為“資源詛咒”，有關此方面文獻很多（趙奉軍，2006；程志強，2008），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源短缺日漸凸顯，已經表現出對經濟增長的嚴重束縛作用；并且在同一時期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資源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阻力也不盡相同。因而非常有必要研究在資源約束下經濟增長問題即資源增長阻力。本文擬從資源“增長阻力”的研究對象、研究模型、研究假設、研究方法等方面對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和系統總結，有利于進一步厘清研究思路和方向。
二、增長阻力概念
資源是指經濟活動中土地、能源和礦產等可開采的自然資源以及特定地區的包含特定環境容量或管制標準的可用要素。對于資源約束導致的增長阻力，國外學者作了較多的研究。Dasgupta Heal（1974）指出，考慮到不可再生資源的“增長尾效”，穩態的經濟增長路徑僅存在于不可再生資源在生產中不重要的情況。Nordhaus在1992年首次提出了“growth drag”的概念，他認為“growth drag”是指有資源限制下的經濟增長與無資源限制下的經濟增長之間的差異。Noel（1995）分析了能源不足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影響。Romer在1996年再次提及“growth drag”概念。Bruvoll在1999年提出了“environmental drag”的概念。關于“growth drag”的中文翻譯，國內學者的譯法不盡相同。現將國內外學者對“growth drag”概念內涵的對比情況列示在表1中。
從表1中可以看出，王根蓓（2001）、王學淵（2008）、霍艷麗等（2010）、劉耀彬等（2010）、李文杰等（2010）、譚鑫等（2011）的“增長阻力”概念內涵，薛俊波（2004）、龐麗（2006）、崔云（2007）、雷鳴（2007）、葛揚等（2010）、王家庭（2010）等、沈坤榮等（2010）“增長尾效”的概念內涵，余江（2006）的“增長阻礙”的概念內涵，楊楊（2008）的“增長阻尼”的概念內涵其實與Romer（2001）的“growth drag”保持了一致，均是指無資源限制情形中的經濟增長與資源限制情形中的經濟增長之間的差額。謝書玲等（2005）、劉耀彬等（2007）與Romer（2001）的原始定義有一定差異。他們認為“growth drag”是指由于資源的有限性，上一階段對資源的消耗必然引起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要素持續投入，這個現象叫“增長尾效”。
對于“growth drag”如何翻譯更為貼切呢？筆者認為阻力是指拖累、絆腳石、摩擦力的意思，較符合原義。而“尾效”一般是指一種滯后的效果或在當前沒有發揮完的作用，其在后面的階段還會繼續產生效果，“尾效”一詞不適合用來描述經濟發展中資源和土地制約；而“阻礙”有人為的障礙的含義在里面，用來指資源約束經濟增長不甚恰當；“阻尼”一詞過于深奧，較難理解。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將“growth drag”譯為“增長阻力”較符合中國理念。
三、增長阻力測度研究
1、測度模型
在研究模型的構建方面，基本的生產函數是Romer在2001年構建的一個包括自然資源和土地的C-D生產函數模型，具體形式為：
Y（t）= K（t）？琢R（t）βT（t）γ[A（t）L（t）]（1-α-β-γ） ？琢>0，？茁>0，？酌>0，？琢+？茁+？酌
式（1）中：t為時間；Y（t）為產出；K（t）為資本投入；R（t）為自然資源投入；T（t）為土地投入；L（t）為勞動投入；A（t）為知識或者勞動的有效性；？琢為資本的產出彈性；？茁為資源的產出彈性；？酌為土地的產出彈性。
隨后絕大部分學者在索洛的增長模型以及Romer的C-D生產函數的基礎上進行改進或簡化，如薛俊波等（2004）、謝書玲等（2005）、龐麗（2006）、楊楊等（2007）、劉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鳴等（2007）、王學淵（2008）、霍凌漢等（2009）、劉耀彬等（2010）、霍艷麗等（2010）、李文杰等（2010）、葛揚等（2010）、王家庭（2010）、譚鑫等（2011a，2011b）。也有部分學者采用CGE函數模型，如Bruvoll和Glomsroda等（1999）。最近有一批學者開始采用二級三要素CES生產函數模型，如楊楊（2008）認為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C-D生產函數的模型框架，為了克服C-D生產函數替代彈性為1、忽略技術進步以及規模報酬不變的缺陷，他們選擇改進的二級三要素CES生產函數模型作為基礎模型度量土地資源約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他們構建的CES模型為：
Y=A[？茁（Ak-？籽1+（1-？琢）T-？籽1）？籽/？籽1+
（1-？茁）L-ρ]-m/ρ （2）
各位學者構建的增長阻力模型匯總在表2中。
2、測度假設
各位學者的研究假設及相應的表達式列示在表3中。
（1）土地資源。Nordhans（1992）、Romer（2001）、薛俊波等（2004）、謝書玲等（2005）、龐麗（2006）、劉耀彬等（2007）、崔云（2007）、雷鳴等（2007）、李文杰等（2010）、王家庭（2010）、劉耀彬等（2010）、葛揚等（2010）、萬永坤等（2012）對土地資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土地資源數量固定”，在土地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人均土地面積保持不變”。霍艷麗等（2010）對土地資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土地資源數量固定”，在土地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土地以一定速度增長”。楊楊等（2007，2008）、霍凌漢等（2009）對土地資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土地資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長”，在土地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人均土地面積保持不變”。萬永坤等（2012）假定特定地區土地總面積保持不變，但區內未利用土地會隨著技術的進步而發生變化，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
（2）水資源。謝書玲（2005）、龐麗（2006）、雷鳴等（2007）、劉耀彬等（2007，2010）對水資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水資源總量固定不變”，在水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人均水資源量保持不變”。楊楊等（2007）、霍凌漢等（2009）對水資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水資源以一定的增長率增加”，在水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人均水資源保持不變”。王學淵（2008）認為水資源受到約束時的假設是“水資源以一定的增長速度上升”，在水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農業用水隨著農作物播種面積變化而同比例變化”。霍艷麗等（2010）對水資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水資源數量固定”，在水資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水資源以一定速度增長”。萬永坤等（2012）認為水資源作為一種資源稟賦，主要依靠自然循環，在考慮全球氣候變化的條件下，特定地區的水資源數量會出現變化，即長期內總的水資源數量會改變，從而制約著經濟增長。
（3）能源。龐麗（2006）、劉耀彬等（2007）對能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能源保持固定”，在能源不受約束情形時的假設是“人均能源保持不變”。雷鳴等（2007）、霍凌漢等（2009）、沈榮坤等（2010）、譚鑫等（2011a，2011b）對能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能源以不變的速率在下降”。在能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人均能源保持不變”。霍艷麗等（2010）對能源存在約束時的假設是“能源以不變的速率下降”，在能源不受約束時的假設是“能源以一定速度增長”。
（4）其他。Nordhans（1992）、Romer（2001）、余江（2006）對“自然資源存在約束”做出了“自然資源均勻下降”的假設，在自然資源不受到約束下做出了“人均資源保持不變”的假設。
3、測度公式
在增長阻力計算上，盡管大多數學者基于索洛增長模型基礎來考察資源約束對經濟增長的限制程度，但是他們推導出的資源“增長阻力”測度卻并不相同，如：謝書玲（2005）的Drag=？茁n/（1-？琢）；薛俊波（2004）的Drag=γn/（1-？琢）；余江（2006）的Drag=？茁b/（1-α）；龐麗（2006）的Drag=（？茁+γ+？茲）/（1-？琢）；崔云（2007）的Drag=？茁n/（1-？琢）；楊楊（2008）的Drag=？茁m（1-a）（n-d）/（1-？琢？茁m）；霍艷麗（2010）的Drag=[？茁（n-a）+？酌（n-b）+？茲（n-c）]/（1-？琢）。這不僅僅是因為各經濟模型中的要素有所區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們的前提假設存在很大差異。各位學者的測度公式列示在表3中。
4、測度方法
在數據處理方法上，幾乎所有學者都是采用時間序列回歸方法來求增長阻力，在回歸時絕大部分學者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如薛俊波等（2004）、謝書玲等（2005）、龐麗（2006）、雷鳴（2007）；少部分學者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如王學淵（2008）；還有少部分學者采用嶺回歸方法如楊楊（2008），詳見表4。在回歸分析時，可能存在數據非平穩性以及自相關問題，因此在回歸分析前，應做數據平穩性和協整檢驗，以及消除自相關。在目前的文獻中，只有一部分學者闡述了這一數據處理過程，如薛俊波等（2004）、謝書玲等（2005）、崔云（2007）、楊楊（2008）、沈榮坤等（2010）、霍凌漢（2009）、霍艷麗等（2010）、萬永坤等（2012）。
5、測度結果
每個研究學者通過采用測度模型，在做出相應的假設基礎上，得出增長阻力公式，然后通過計量分析，得出增長阻力系數結果。計算出來的增長阻力效應結果不盡相同，有些還差別較大，這其中固然有因地區和時間差異造成的，但更有因采用的生產函數和假設的不同造成的。各位學者測度結果見表4。
四、文獻評述與研究展望
從增長阻力概念、測度模型、測度假設、測度公式、數據處理方法及測度結果的對比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點。
1、在研究對象方面
在研究對象方面，有的學者僅考慮了單個自然資源對經濟的增長阻力，也有學者將多種自然資源要素納入考慮。從理論上來說，同時考慮幾種主要資源約束對經濟增長的阻力效應的準確性可能要高些。那么什么時候應該只考慮單一資源，什么時候應將多種自然資源要素全部納入考慮？這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
2、在基礎模型構建方面
在基礎模型構建方面，絕大部分學者是基于C-D生產函數，也有部分學者采用CGE函數模型，最近還有學者采用的是二級三要素CES生產函數模型。C-D函數比較容易計算，但該函數考慮的因素與實際經濟增長不盡相符，而且C-D函數的缺陷是替代彈性不可變，這也與實際不符。而增長阻力測算結果的大小卻取決于生產函數模型的選擇，生產函數有很多，如線性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CES生產函數、VES生產函數、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等，需要針對不同情況選擇恰當的生產函數模型來科學地度量增長阻力。
3、在研究假設方面
在研究假設上也不盡相同，有些學者對資源存在約束時做出“資源數量固定”的假設，有些學者做出“資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長”的假設。在資源不存在約束時，有些學者做出“資源按照一定比例增長”的假設，有些做出“人均資源保持不變”的假設。這些假設在不同情況下可能不盡合理，應考慮資源的特點，尤其是其發展狀況，對過去的模型前提假設進行必要的修正。
4、在數據收集整理方面
在數據收集整理方面，一是要收集盡可能長的時間序列，這樣計算出來的結果誤差相對來說要小些。另外在計算資源總量時，應選擇恰當。如薛俊波（2004）、謝書玲（2005）在分析資源限制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時，使用耕地、林業用地和可利用的草地面積三者之和來代表土地資源總量。但是考慮到土地資源不應該僅包括第一產業用地，對經濟總量有巨大貢獻的二、三產業用地也應該考慮進來，即應該將建設用地納入模型中進行計算。這也是薛俊波（2004）、謝書玲（2005）計算出來的土地資源增長阻力遠高于楊楊（2007），劉耀彬、陳斐（2007）計算出來的增長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由于劉耀彬、陳斐（2007）在計算中考慮能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故他們計算出來的土地資源的增長阻力最小。對于水資源，謝書玲（2005）、楊楊（2007）采用的數據均是水資源總量，筆者認為這有失妥當，因為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應該是水資源利用量，就像計算土地資源投入并未包括未利用土地一樣，因此在計算水資源投入時也不應該將未利用水資源量計算在內。
5、在數據處理分析方面
在數據處理分析方面，應考慮恰當的數據處理方法。目前各個學者的數據處理方法不盡相同，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是采用時間序列回歸方法，絕大部分學者采用的都是最小二乘法（OLS），少部分學者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還有少部分學者采用嶺回歸方法。OLS雖然簡單，但效果不一定好。在回歸分析時，可能存在數據非平穩性以及數據自相關問題，在回歸分析前，應做數據平穩性和協整檢驗，以及消除自相關。目前，很多學者在論文寫作中并未體現這點。今后在參數估計過程中還需要進一步借鑒更前沿的計量經濟研究方法，以便科學地度量資源約束對經濟的增長阻力。
（注：基金項目：浙江省社科規劃項目《水資源對浙江經濟發展的阻力效應研究》（13XKGJ015YB）；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水資源脆弱性評價技術及耦合機制研究》（13YJA7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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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引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早是由總書記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提出的,但研究者們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的研究是在十七大報告之后才正式開始。因此,專門研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果還很少見。如:曾培炎在《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文中系統全面地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論述,并特別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途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實現 “三個轉變”[1]。周叔蓮在《深刻領會和把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文中對什么是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給出了定義及其理解。這些研究成果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意義、定義以及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系作了闡述,但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以及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關范疇的辯證關系未作具體論述[2]。本文擬從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統計學、國民經濟核算學的角度對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方式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內涵進行論述,并與增長、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對應范疇進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發展的內涵及其與增長關系的辨析
發展本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落后到先進)。包含了豐富的內涵,有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社會的發展、人的發展等,最終體現在人的發展。但對發展內涵的表述并不統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Todaro,M.P)認為,“發展既是一種物質現實,又是一種精神狀態:通過社會的、經濟的和制度過程的某些綜合,社會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提交社會發展世界高峰會議的文件中則指出:“發展是一個綜合過程,目前這已被國際社會承認。經濟增長是一種動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經濟增長之外,發展首先是社會性的。發展還與和平、人權、民主管理、環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們生活方式有著密切聯系。”[3]可見,發展比增長的內涵更為廣泛和豐富。因此,要正確認識發展的內涵,必須正確區分“發展”與“增長”的關系。
從統計學角度觀察的“發展”與“增長”,即僅僅從二者的數量計算關系上來測定“發展”與“增長”。有以絕對量表示的“發展水平”與“增長量”,“發展水平”是計算“增長量”基礎性指標;還有以相對量表示的“發展速度”與“增長速度”。
從經濟學角度觀察的“發展”與“增長”,不是簡單的觀察二者的數量關系,即不是把“發展”與“增長”簡單地用數量計算關系來表達。即“增長”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產出量的增加作為衡量尺度的;“發展”則不僅包括物質財富的增加,還包括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勞動就業充分、社會保障完善、衛生發達、教育普及、科技發展、文化繁榮、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見,增長強調的是物質生產方面的問題,而發展則從更大的視野更大的范圍研究人類經濟、社會、環境的變遷和進化。因此,增長不是發展的全部內涵,增長只是發展的一個必要前提,增長只需回答“漲多少”,而發展既要回答“漲多少”,還要回答“漲得有多好”,這正是我們十七大指出的“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的具體體現。
從發展經濟學角度觀察的“發展”與“增長”則認為,“發展”與“增長”是兩個緊密相連的概念,在有的場合還可以互相替換,但它們的含義又是有區別的。并認為發展是以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轉換和全面進步,包括投入結構、產出結構、產業比重、分配狀況、消費模式、社會福利、文教衛生、群眾參與以至文化結構的變化[3] 。
我們從現代意義上出發,結合十七大報告精神,將發展的內涵表述為:是改變傳統的發展觀(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長論英雄),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持續、穩定、健康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種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發展,其發展目標應由單一目標轉化為多層次發展目標,增長只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結構目標、資源環境發展目標、社會生活目標等;發展政策調整為重視速度、規模、數量轉變為強調效益、結構、質量;發展模式需培育新經濟發展模式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三、經濟發展的內涵及其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辨析
對經濟發展的內涵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觀察,即從經濟運行過程來看,經濟發展是經濟運行四個環節(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有效健康運轉,只強調某一個環節的發展都會是跛腳的發展、不協調的發展。過去我們一味地強調生產的發展,過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長。從經濟、社會與環境的關系來看,經濟發展應該是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社會和諧、環境友好的社會安定局面。從科學發展觀來看,經濟發展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中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續增加過程[4]。早期發展經濟學是把經濟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的,后來,發展經濟學接受了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內容是結構轉變、工業化和城市化。因此,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經濟增長主要反映經濟活動的數量關系的變化,是一個偏重數量的概念,對增長的速度與數量有明確的要求。而經濟發展主要反映經濟活動質量關系的變化,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對增長的速度與數量仍有明確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長的質量與效益。故我們認為,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而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并反過來促進經濟增長。這兩者之間一般來說不應當相互矛盾。但在現實中也還存在著另一種情況:一個社會可以有經濟增長,但卻不一定有發展或者發展起來十分緩慢。俄羅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沒有正確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四、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及其與經濟增長方式關系的辨析
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的一個大系統的共同協調發展,也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環境“五位一體”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按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發展的程度不同,將經濟發展方式分為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發展,是跛腳的發展狀態)和現代經濟發展方式(以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發展,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是在傳統發展觀(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長論英雄)的指導下,只注重生產環節創造的物質成果,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發展,是跛腳的發展狀態。其主要特征有:發展的觀念陳舊;發展目標單一;發展模式陳舊――農業經濟發展、二元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不平衡(結構、區域、城鄉);發展的不協調(經濟與社會、經濟與環境);發展質量不高等。現代經濟發展方式是在科學發展觀(持續、穩定、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指導下,既注重生產環節創造的物質成果,又考慮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共同協調發展創造的各類成果,主要以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其主要特征有:發展的觀念更新;發展目標多層次(經濟增長只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結構目標、資源環境發展目標、社會生活目標等);發展模式創新――新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平衡、協調高質量的發展等。可見,經濟增長方式只是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經濟發展方式大系統中的一個主要分支。
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及其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系的辨析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指通過轉變傳統發展觀為科學發展觀,改變過去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的跛腳的發展(即 “經濟發展一條腿長,社會發展另一條腿短”)――不全面、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發展為集約型增長方式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除了包括十七大報告指出的實現“三個轉變”外(即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還應包括五大轉變:發展觀念的轉變――傳統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目標的轉變――單一目標向多目標轉變;發展環境的轉變――資源耗費、環境污染向資源節約型、社會和諧、環境友好型社會轉變;發展政策的轉變――從重視速度、規模、數量轉變為強調效益、結構、質量;發展模式的轉變――農業經濟發展、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向新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發展模式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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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包容性增長的內涵探析
包容性增長是在總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增長理念，雖受到普遍關注、認可甚至接受，但至目前為止并無一個統一和公認的概念，即人們對包容性增長內涵的認識和定位存在顯著不同，這是因為研究者思考問題的維度、觀察現實的角度不同所致。但仔細推敲后不難知，學者們的研究角度和關注對象、內容雖各有側重，但一般皆認為包容性增長是參與經濟增長過程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及其從事這兩者活動所應需的“機會平等”的一種探索，故“參與”、“分享”及“機會平等”是包容性增長的要義。
作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新概念，包容性增長一詞譯自英語復合詞“Inclusive Growth”，以“增長（Growth）”作為核心詞，常與“經濟的（Economic）”搭配使用。包容性增長中作為定語的“包容（Inclusive）”有“兼容并包”或“兼容并蓄”之意：一種主動、積極的意愿，體現出以我為主的包容，既能容許對立面的存在，又以積極、開放的心態交流、學習，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地豐富、充實發展完善自己，進而增強其生命力。當然，包容一詞亦可引申為“容忍”、“融合”、“容納”或“寬容”。包容性增長與“社會”一詞搭配就成為社會學的一個常用定義，被表達為“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而亞行所指的“Inclusive Growth”中的“Inclusive”亦指“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之意。包容性增長的研究是基于治理貧困的角度出發，強調機會平等，公平獲得和參與增長的機會，合理共享增長成果，拒斥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包容性增長一般涵蓋以下幾種要素：讓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化成果；讓弱勢群體獲得保護；加強中小企業與個人能力建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維持平衡；強調投資與貿易自由化，反對投資與貿易保護主義；重視社會穩定等。在政策層面，包容性增長主要是通過高速、有效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來爭取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和發展機會，確保民眾有基本福利保障和機會平等、公平參與（陳柳欽，2011）。
一般而言，包容性增長是經濟增長過程和經濟增長成果只有被人們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和“共享”時，方具有真正價值：增長強調的是效率和效益，其是包容性增長的關鍵和內在前提。包容性增長之所以區別于以往的經濟增長，關鍵在于其集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對環境友善的增長、對窮人友善的增長、充分就業的增長以及公平、均衡、廣泛的增長于一體；包容不僅是包容性增長的本質特征，也是包容性增長理念的核心，其強調的是公平、平等、合理、和諧。包容性增長的“包容性”有最廣泛的容納和吸收之意，即在考慮過去經濟增長所排斥、忽略因素的基礎上，最大范圍、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照顧各方面的發展愿望、滿足社會各階層的增長利益訴求、保護社會公眾的福利不被侵犯，其不僅表達了一種對公民權利、社會排斥問題的重視，即認為貧困群體不應因其個人背景、地位、收入的差異而被歧視和排除在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之外，而且意味著在通過幫助提升最廣大人民參與能力的基礎上消除其參與經濟發展及分享其成果方面的羈絆，公平合理地分享增長成果，促進人口、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機會平等則強調受貧個體或群體應享有與他人一致的社會、政治、文化權利，在參與經濟增長過程和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方面不受能力缺失、體制障礙及社會歧視的阻礙。從此意義上講，包容性增長亦是強調實現公平、正義的增長、機會平等的增長、實現全體人民利益的增長、解決好民生的增長。
篇7
經濟增長表現為在不斷增長的人口環境下，為人們不斷提供人均商品和勞務能力的不斷提高，投資的定義指的是物質的資本的基本投資，包括人力和資本的雙重投資。由于投資對于社會的整體社會投資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國家的投資行為與國家的經濟增長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本文在研究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戰略研究的基礎上，旨在分析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經濟增長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釋，最后對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戰略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
1. 投資與經濟增長概念的界定
1.1投資
資本指的是物質資本，投資的定義指的是物質的資本的基本投資，包括人力和資本的雙重投資。由于投資對于社會的整體社會投資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只有正確理解了投資的涵義與投資結構，才能實現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從而對于投資對經濟增長做出的相關貢獻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聯系。
1.2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涵義是國家的經濟能力給居民提供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上升的因素，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建立在以先進技術為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所相應調整的相關基礎之上。經濟增長表現為在不斷增長的人口環境下，為人們不斷提供人均商品和勞務能力的不斷提高。國家的經濟增長表現在社會的經濟活動成功的增長與國民產出的相關提高，可以用GDP、GNP等總量指標及相應的人均量指標（如發展速度、增長速度等）來予以衡量，國家的投資行為與國家的經濟增長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投資與經濟增長在時間上有著顯著的區別，投資對于經濟的供給有著需求效應，而投資的供給效應屬于長期分析，主要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進行，目的是分析積累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因此，在國家的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對于投資的效應需要有著中短期的分析，對于在宏觀經濟在經濟的調節過程中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投資狀況不僅要尋求經濟波動的研究尋求投資調節經濟的發展。
2. 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在中國投資與經濟的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投資對經濟的影響有著良好的推動或者促進的作用，固定資產的投資具有雙重性質，能夠對生產形成需求，促進生產的需要，又能提高生產能力，這樣一來，投資效果對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投資對經濟的增長也具備需求效應和供求效應。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投資的增長與需求量是投資過程中產生并互相影響，投資的供給效應是在形成固定資產交付使用或投入生產并與流動資金相結合之后才能顯現。
2.1投資的需求效應
投資的需求效應指的是在生產過程中對于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投資需求，由于消費需求對于一定時期內的投資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能夠影響投資的穩定性，因此，消費需求和出口構成的社會上有了總體上的需求。出口需求有著不確定因素，只有在社會需求量不足的時候，經濟增長較為緩慢，通過提升投資需求來擴大總需求才能實現刺激經濟增長。
2.2投資的供給效應
眾所周知，投資的供給效應指的是投資在社會上的新要素，從而形成新的資本，來滿足社會上的生產資料的供給。為了保持社會資本存量不變，需要有相應的投資形成的資本加以彌補，投資對于社會的整體社會投資率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國家的投資行為與國家的經濟增長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本文在研究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戰略研究的基礎上投資是實現社會資本增量的重要途徑。自然條件的好壞、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經營組織方法的改進、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國家政局的穩定、政策的正確、國際環境的制約等能夠對于經濟投資的供給效應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 中國的投資結構與經濟增長
投資結構是宏觀投資經濟問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為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在安排投資總量時，必須首先確定投資的使用方向、投資資金的流向和分布比例關系，從而形成了投資的結構。研究和優化投資結構，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3.1投資產業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投資的產業結構是國民經濟中產業結構的先導，在產業結構的形成及調整中起著主導乃至決定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基礎瓶頸的影響，國民經濟就出現一次周期波動而使經濟增速回落。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礎部門與加工工業間的失衡狀況是明顯的，產業結構造成了長期以來經濟增長的低效。因此，就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內，加快基礎部門投資的發展，促進基礎結構協調是投資結構優化的標準之一。
3.2政府地位的變化及對投資結構變化的影響
在傳統計劃體制下，投資決策權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只有計劃建議和執行權，而從財政體制上看總體上也以統收統支為基本特征。因此傳統體制下的地方政府并不具有獨立利益主體和投資主體的地位。同時地方政府不僅是投資主體同時還是本地區投資管理者，能通過立項審批、影響銀行貸款和企業籌資等渠道對企業投資方向選擇產生影響，由此對產業投資中基礎結構變化和失衡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4. 對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戰略采取的對策
中國投資與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需要投資的帶動才有得到有效的實現。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各級政府和企業總是習慣于把啟動經濟的希望寄托于一輪又一輪的投資上，這種低效率的投資正是導致經濟劇烈波動的直接原因。因此，在保持合理的投資規模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提高投資效率，調整投資結構，使經濟增長在投資的帶動下保持快速、穩定、持續的發展。確保適度的投資規模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在國家的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對于投資的效應需要有著中短期的分析，對于在宏觀經濟在經濟的調節過程中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投資狀況不僅要尋求經濟波動的研究尋求投資調節經濟的發展。
3.1調整投資結構
投資結構在現實生活中科院分為增量投資和存量投資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指的是新增國民收入中使用在生產建設的相關投資情況，第二種情況是對原有資產的相關有效的投資。增長投資結構的相關調整主要表吸納在新增投資基礎上，這樣一來，也能夠有效改變結構中的相關有效調整，生產能力只有在達到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的要求下，也顯得較為合理。中國現有企業的存量投資處于短缺和過剩并存的狀態，即明顯的表現為結構不合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緩慢，中低技術產業則畸形擴張，經濟效益很不理想。因此，投資與經濟增長在時間上有著顯著的區別，投資對于經濟的供給有著需求效應，而投資的供給效應屬于長期分析，主要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進行，目的是分析積累或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國內投資規模在得到有效的擴大的時候，注重資產的投資存量和投資效率。發揮規模效益，調整存量投資結構。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強化中央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依靠增量投資影響不同產業的投資比重，并在此基礎上使產業結構逐步趨于合理，更好的促進經濟的發展。
3.2轉變投資方式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競爭力也日趨激烈，這樣一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方式的轉變對于投資方式的轉變來說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與作用，由于在中國，我國的經濟增長的方式屬于粗放型經濟增長，這種經濟方式屬于高投入、低產出、低效益的特征。經濟社會與投資轉變的方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投資技術含量，這樣一來，中國在投資上應該增加企業的技術上有所改變，也可以增加高新技術的投資比例，爭取以較少的投資增量帶動更多存量資本的改制和重組；只有這樣，我國能夠有效控制國家規模大、周期長和見效慢的項目，以求進一步提高和固定國家的資產的交付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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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什么是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最初是在經濟學領域中使用，19世紀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龐巴維克和馬克思經濟學創始人馬克思都曾提出過"社會資本"但他們所使用的社會資本或社會總資本是與"私人資本"、"個別資本"相對應的，不是我們現在把握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資本。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最早是由海尼凡提出，但這些均未引起學術界的較大注意。直到法國學者皮埃爾?布爾迪厄用英文發表"社會資本隨筆"的論文正式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后，此概念才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接著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于198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題為《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創作中的作用》這篇經典論文，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科學各領域中漸成研究的焦點和熱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概念更為流行，引來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不同領域學者的研究。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經濟學家開始致力于將社會資本量化進入經濟增長模型，來說明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世界銀行出版的《社會資本》一書中指出："社會資本包括隱性知識、網絡的集合、聲譽的累積以及組織資本，在組織理論的語境下，它可以被看做是處理道德陷阱和動機問題的方法"。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更關注的是企業的市場價值。因此在解釋有著廣泛內涵的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時，他考慮的對象主要是企業，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組織理論、社會資本與市場制度的關系。
社會資本是指人們在一個組織中為了共同的目標而進行合作的能力， 是一系列社會品德的統稱， 如誠實、守信、對他人的責任感、善于合作等等。它本質上是社會性的， 而非個人美德。信任、組織、規范、信息是它的主要構成因素。
二社會資本對經濟的作用
社會資本在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一種不能忽視的因素，但社會資本如何影響經濟增長一直是經濟學家想要探尋的話題。本文通過從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個方面來探討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積極作用
（1）社會資本通過影響信任和社會規范，進而影響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關系能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 有助于物質資本的積累和集中， 形成規模經濟， 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高信任度的社會容易聚集大量的中小資本， 形成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大型企業組織， 從而提高生產率， 降低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 取得規模經濟。而且在一個高社會資本的社會中，監督的難度較低，對違反制度的行為實施制裁的投入較少，從而大大節約了正式制度的實施成本
（2）根據盧卡斯模型的假設， 人力資本對產出有重要影響， 而人力資本增長率取決于人均資本的平均水平。對教育事業的共同努力， 會極大提高全社會人力資本平均水平，培育出高素質水平的人才，優秀的人才往往會在社會網絡中獲得更多的信任，獲取"公共資源"的支持，并通過各種社會網絡建立口碑，樹立起一種無聲的威望，從而產生一種精神激勵，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凝聚成一種強大的力量，從而表現出對人力資本的凝聚、導向、約束和激勵作用，以促進經濟快速增長。
（3）社會資本的溢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技術的創新。人們的很多知識和技能是通過與別人的交往和交流獲得的，從而能夠帶來收益。高社會資本的社會中，普遍的互惠規范和密集而良好的人際網絡有利于個體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的傳播，從而有助于創新以及知識的共享、發展與擴散。因此，企業可以通過與外部知識源和信息源（如大學和科研機構等）建立各種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來提高技術創新的能力。社會資本使不同企業之間的網絡更方便，技術創新更容易實現，從而引致經濟增長。例如，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技術創新及其商業化， 技術創新的基礎來自于人們之間通過互相交流而產生的思想碰撞。
（4）社會資本與正式制度的關系應該是一種相輔相成，而不應該將它們放在對立的層面。社會資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善政府的行政效率。成員彼此關愛的社群更愿意參與投票，社會資本的普遍信任、社會網絡及公民參與可有效促進政府效率，減少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同時社會資本有利于"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減少機會主義行為，高一致性的集體行動可有效遏制制度供給過程中的"搭便車"行為。
2消極方面
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社會資本可以增強組織團體之間的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又會產生負面效應增加不必要的社會成本，例如尋租等行為。如果一個人或者組織利用他人對其的信任來謀取私利最終卻損害了更集體的利益，而且一些利益集團彼此互相勾結，為了孤立狹隘的目的而不是生存性的服務，如卡特爾，這些組織的存在嚴重損害了經濟秩序，阻礙了經濟增長，造成了資源的浪費。這時候就需要國家正式制度的存在，發揮政府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本需要正式的國家制度來維持和促進其繁榮，而且國家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有效了經濟運行環境，維護了經濟發展的秩序，保證經濟資源合理利用，從而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
三結束語
現代社會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極力尋找通過增加社會資本來促進經濟增加的方法。文中所提到的社會資本在通過影響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和正式制度方面來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顯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社會資本促進經濟增長這一點我們無可厚非，但是社會資本如果運用不當勢必會帶來許多負面效益，如人際關系和政治權利結合可能會滋生腐敗現象，常常會因為個人利益而損害更大團體的利益等等，這些因素均可能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導致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極為不穩定。因此，我們要應在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的正面效應時警惕并避免社會資本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大的發揮社會資源帶給我們的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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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經濟增長不等同于經濟發展
一般而言，沒有增長就沒有發展。最初人們把經濟增長簡單地當做發展，認為只要經濟增長了，人們的物質財富和福利就會增加，社會就會富裕起來，認為這就是發展。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備受睹目，甚至聯合國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只要向發展中國家注入資金，就能使這些國家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并有效地提高社會福利。經濟學家赫里克和金德爾伯格認為，在經濟學理論中，增長與發展有時做同義詞使用，在某些場合這種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當這兩個詞在一起使用時，應該區分它們的詞義。經濟增長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則既包括更多的產出，同時也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安排上的變革。經濟增長包括了由于擴大投資而獲得的增產，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產效率，即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的增加。而經濟發展的含義則不止這些，它還意味著產出結構的改變，以及各部門之間投入分布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如同人的成長一樣，增長著眼于身高、體重，發展則注重于機能和素質的協調和改變，如學習能力等[1]。
總之，經濟發展應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社會和政治體制變革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它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經濟增長即產出的增加；二是結構改善，包括人口結構的城市化、產業結構協調與優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實現充分就業、社會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環境的優化和美化、居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是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如果只有產出的增加而無其他的改變那只能是有增長而無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必然同步
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社會的穩定。相反經濟增長如果不伴隨著相應的政治體制、社會領域的變革，還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其實關于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早已不是一個新的命題。在19世紀、20世紀，把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作為衡量國家進步的唯一標志的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主流。這種理論認為，經濟的不發達是政治動亂的根源，只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就能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社會的持續進步，各種社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社會也就會保持穩定。但社會發展的現實卻證明其武斷性和不合理性。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正是由于人們過于關注GDP的增長而忽視了對于生態的保護、忽視了人文關懷，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率，導致了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和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
因此，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是具有雙面效應的，即同時存在對社會穩定正向的促進效應和反向的破壞效應，而最終結果則取決于兩類效應的角力。由于這兩類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為控制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關注經濟增長對人類發展、人民福利的作用[2]。因此，要使經濟增長在社會穩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之間求得一個相對的和諧與平衡，也就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三、經濟穩定應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之上的穩定
經濟穩定的內涵包括：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微觀經濟活動充滿生機活力；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和宏觀調控的有效性[2]。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保持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
過去那種以增長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是一種單純追求增長的片面發展戰略。這種戰略的缺陷在于其僅僅關注發展的手段，卻忽視了發展的目的，無視普通民眾的需要；把環境當做可無限獲取的資源，而沒有意識到自然環境是人類得以延續下去所必須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以及其作為生產資源的有限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們認識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把當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續發展，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和諧有機地統一起來，這樣的發展才能保證經濟增長的持續、穩定和協調。離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離開協調有序性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衰退乃至危機。為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合理調節社會分配關系，消除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3]。
綜上所述，維護社會穩定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決定的。只有極大地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繁榮，才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保持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穩定。經濟穩定是建立在經濟可持續發展基礎上的穩定，其內涵應包括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
參考文獻：
篇10
自羅默（1986）的著作以來，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步入了它的第二次繁榮階段。現在增長理論的研究仍然十分活躍，不斷取得突破，已成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之一。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相互結合。理論研究的突破，為實證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分析框架，而實證研究在技術方法上的不斷發展和改進，為發現新的增長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這兩者相互結合的結果是：一方面促使增長理論研究不斷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在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下，利用更新的實證技術方法建立了能更好地解釋現實的實證模型，直接指導人們的經濟實踐，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根據一定的理論分析，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應該做出適合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選擇，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二、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發展
自從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76)開始，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就一直受到關注，而拉姆齊（1928）的經典論文則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在此基礎上，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在1956年索洛―斯旺模型的提出之后，經歷了它的第一次繁榮，人們把這一時期的增長理論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不僅對經濟增長給出了一定的解釋，更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點。但是，至20世紀70年代早期，由于缺乏經驗聯系的緣故，經濟增長這一研究領域已變得死氣沉沉了。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1986）和盧卡斯（1988）的著作為開端，有關經濟增長的研究又經歷了第二次繁榮，使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革命性的發展，相關成果被稱為新經濟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注重研究經濟增長的內生性，特別是在對技術進步和擴散等進一步分析的基礎上，完善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解釋，為人們認識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觀念。
1.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特別是索洛―斯旺模型為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點，其后的研究包括現在非常活躍的新增長理論，都以它作為分析問題的起點。該理論提出的收斂性的概念，也一直是新增長理論的研究重點之一。所以，要說明增長理論的新發展，必須先對索洛―斯旺模型有一個了解。
索洛―斯旺模型的關鍵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產函數。它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各種投入報酬遞減，以及投入之間存在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彈性。該模型的突出貢獻，一是提出了經濟穩態這一關鍵概念，指出儲蓄率對經濟的穩態增長率沒有影響，各種經濟體的平衡增長路徑是平行的；二是以穩態增長的概念為基礎，預測了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在新古典的生產函數的假設下，索洛―斯旺模型首先預測了絕對收斂性，即相對于富裕經濟，貧窮經濟傾向于有更高的增長速度。在其隨后的發展中，該模型又給出了所謂條件收斂的預測，即各經濟體真實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對于各自的長期或穩態水平越低，增長率越快。收斂之所以是有條件的，是因為在索洛―斯旺模型中，人均資本和人均產出的穩態水平依賴于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以及生產函數的位置，而經濟將收斂于各自不同的穩態。在近些年來的實證分析中，經濟的條件收斂性已被越來越多的用作一個經驗假說。實證分析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所指出的資本積累率（包括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和條件收斂機制，對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確實有著相當大的解釋能力。可以說，索洛―斯旺模型為人們洞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分析工具。但是，該模型的一個明顯的缺陷是，長期人均增長率完全被模型外的因素――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所決定。
2.新增長理論。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之后，如何將長期人均增長率內生化便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下一個課題。羅默（1986）和盧卡斯（1988）在這方面首先取得了突破。他們在阿羅（1962）、謝辛斯基（1967）和宇澤（1965）的基礎上，進一步描述了干中學的模型。在干中學模型中，觀念是生產或投資的副產品，使得投資的邊際報酬不一定遞減，從而經濟可能長期增長。將長期經濟增長真正內生化的是技術變遷模型。在這類模型中，技術進步是有目的的R&D活動的結果，而且這種活動以獲得某種事后壟斷力量為激勵。這樣，如果經濟中不存在新觀念、新發明耗竭的趨勢，增長率在長期中就可得以保持。由于R&D活動的一些外部性、知識技術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何促進R&D活動，促進技術進步，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便依賴于政府的行動，如稅收、法律的維護和基礎設施的提供等。這使得經濟增長理論與發展經濟理論融合在一起，這種融合正是經濟增長理論發展的一個趨勢。
與新古典增長理論分析相一致，實證分析也告訴人們條件收斂是一個事實，于是新增長理論又提出了預測條件收斂的技術擴散模型。該模型的主要思想是，因為對發明的模仿和使用比創新來的便宜，相比經濟發達的領先國，經濟落后的跟隨國會具有更快的技術進步率。也就是說，技術擴散模型將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條件收斂的經驗含義進行了引申，在此基礎上預測了條件收斂。技術擴散模型還指出跟隨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將促進技術擴散速度，從而加快經濟的收斂速度。這為發展中國家增加人力資本投入，加快經濟增長提供了理論分析。
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另一個關鍵外生變量是人口增長率。更高的人口增長率降低了每個工人的資本和產出的穩態水平，因而趨于減少對于某給定的人均產出的初始水平而言的人均增長率。所以通過人口增長率內生化，也可以實現長期增長率的內生化。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和遷移模型解決了這個問題。
總之，在解釋了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的決定后，新增長理論或內生增長理論，使我們能夠對經濟增長給出更加合理的解釋，特別是解釋了長期的經濟增長的決定。
3.新古典增長理論。與新增長理論的關系內生增長模型解釋了長期增長的決定因素――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率，但不應將它看作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替代物，而應視其為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補充。內生增長模型明確了索洛模型中的技術進步的可能原因，但是并未說明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重要因素。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古典增長模型的任務。技術進步和人口增長對于長期經濟增長是關鍵的索洛模型，則指出投資、人力資本積累、儲蓄等對于生活水平也具有重要影響。只有結合這兩個理論，人們才能對經濟增長的兩個中心問題:生活水平隨時間的增長和世界各地生活水平的差異有一個較全面的解釋。
三、我國經濟增長的發展選擇探討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結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做出以下發展選擇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
1.堅持改革。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一個國家經濟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經濟制度落后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等，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經濟制度。
2.適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首先，應該調整農業與工業結構，我國目前農業從業人數與總從業人數的比重要比美國高出18倍，這對經濟增長很不利；其次，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東部個別發達地區比西部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出6倍以上，調整地區間的產業結構勢在必行；最后，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還應該以資金、技術密集型替代勞動密集型產業。
3.積極擴大對外貿易。對外貿易是發展中國家完成向發達國家過渡的必經之路。目前我國人均進出口總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異，存在巨大發展空間，我們應該利用這一發展空間來加速我國的經濟發展。
4.增加R&D的投入。美國R&D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比我國高出3.7倍。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水平的提高與R&D的支出密切相關,如果我們不增加R&D的投入，我國要在未來成為世界經濟領先的國家是不可能的。
5.提高職業教育水平。美國的大學生人數占25和25歲以上人口數的比重要比我國高出17倍，這說明我國人力資本資源是比較匱乏的，我國的職業教育水平急需提高。
6.培育完善的市場體系。無論是從市場的規模，還是從市場的效率來看，我國的各種市場都不完善。要完善市場，首先要完善市場規則；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市場監督機制；第三是提高市場管理人員的管理水平。與此同時，我國現階段急需完善債券和股票市場。
7.治理環境污染。我國在經過前一段時間對環境污染的大力整治之后，目前的環境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須長期進行。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技術、物質資本、人才資本、市場、經濟制度、產業結構等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是整個經濟系統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相互結合，是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而實證研究在技術方法上的不斷發展和改進，為發現新的增長理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根據國情，我國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展選擇是：堅持改革，適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積極擴大對外貿易，增加R&D的投入，提高職業教育水平，培育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治理環境污染等，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關鍵。
參考文獻：
[1]周愛民:高級宏觀經濟學[M].經濟出版社,2001
篇11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經濟飛速發展。為了更好地理解山東經濟發展的各個影響因素，筆者對影響山東經濟增長的各個因素做一淺析，以期更好地運用各個因素來發展山東經濟。
一、經濟增長理論
（一）經濟增長定義。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被規定為產量的增加，這一產量既可以表示為經濟的總產量，也可以表示為人均產量。經濟學家們通常是通過GDP（或GNP）和人均GDP（或人均GNP）來測量經濟增長的。所以，經濟增長在統計上反映為GDP（或GNP）或其人均值的持續上升。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是經濟理論和實踐中頻繁出現的兩個詞語。如果說經濟增長是一個“量”的概念，那么經濟發展就是一個比較復雜的“質”的概念。經濟增長通常意味著某經濟總產出（如GDP）的擴張。而發展的定義，很大程度上是個哲學的問題。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它追求的是通過物質現實和精神狀態的改善，過上美好的生活。增長雖然是發展的手段和核心內容，但不等同于發展。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歷過“無發展的增長”，GDP雖然增長了，但人們的生活質量卻沒有得到改善，分配不均、自然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突出。
（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既有“軟”因素，如區域文化、思想觀念、生活習慣、價值觀、道德觀、創新與守舊意識、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也有“硬”因素，如區位優勢、歷史沉淀、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因此，要完全找出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幾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主要就一些影響經濟增長的可靠量化的因素進行分析，找出這些因素對山東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模型估計
（一）建立模型。我們用索洛經濟增長模型來研究經濟增長，首先必須確定產出和資本、勞動投入指標的選取和測算。只有確定了這些指標和測算方法，才能得出所需的數據資料，然后才能利用模型對現實經濟增長進行分析。
本文以宏觀經濟理論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αLβ為基礎，A表示技術，K表示資本，L表示勞動力，α、β分別為產出的資本彈性和勞動彈性，對上式兩邊取對數，得出索洛經濟增長模型GY=GA+αGK+βGL。此式說明經濟增長率GY取決于資本增長率GK、勞動增長率GL、產出中的資本份額α、產出中的勞動份額β及技術增長率GA。表1是1991～2006年山東GDP、固定資產投資額、就業人員數的歷史數據。（表1）
運用EVIEWS軟件，利用表1的數據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表2）
（二）模型檢驗。該模型為索洛經濟增長模型，符合經濟意義。擬合優度檢驗：由表2中的數據可以看到，修正可決系數為0.991670，故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度很好。F檢驗：由表2可得F=893.8237，由于F=893.8237＞Fα（2，13）=3.81，故回歸方程顯著。T檢驗：由表2中的數據可得GA^、α^、β^對應的t統計量分別為-4.973288、11.38509、6.032217，其絕對值均大于t0.025（13）=2.160，這說明回歸系數不為零。
從得到的經濟增長函數可以看出，產出的資本彈性和產出的勞動彈性都是比較大的。資本彈性α=0.506201，勞動彈性β=2.248511，說明1991～2006年山東GDP的增長主要是靠加大資本的投入和勞動的投入，并且可以看出α+β遠大于1，說明山東經濟增長處于規模收益遞增的階段，因此加大資本和勞動投入，加快了經濟的增長。
三、測算結果
平均發展速度是各個時期環比發展速度的序時平均數，說明社會經濟現象在較長的時期內速度變化的平均程度。平均發展速度與平均增長速度指標的數量關系是：
平均增長速度=平均發展速度-1
本文中平均發展速度是各個時期環比發展速度的平均數，山東產出、資金和勞動力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均按平均法計算，以產出為例，計算公式為：
Y=｛［Yt÷Yo］^（1/t）－1｝×100%
Yt：計算期t年的產出；Yo：基期的產出。
測算1991～2006年山東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資金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和勞動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根據以上公式得：
山東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
=｛（22077.36÷1810.54）^0.0625－1｝×100%=16.9%
山東資金的年平均增長速度
=｛（11136.06÷439.82）^0.0625－1｝×100%=22.38%
山東勞動的年平均增長速度
=｛（5960.0÷4219.3）^0.0625－1｝×100%=2.18%
由表1可計算得到1991～2006年山東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GY=16.9%、資金的年平均增長速度GK=22.38%和勞動投入的年平均增長速度GL=2.18%。由公式GY=GA+αGK+βGL可得，資本對山東GDP增長的貢獻αGK＝11.32%，勞動力投入對山東GDP增長的貢獻βGL＝4.90%，技術進步對山東GDP增長的貢獻GA＝GY－（αGK+βGL）＝0.68%。如果用貢獻率表示，則在山東1991～2006年年平均16.9%的GDP增長率中有66.98%來自資本的投入，29.0%來自勞動的投入，只有4.02%是除資本和勞動以外的綜合要素的貢獻。
四、政策建議
第一，由結果看出，山東勞動力資源豐富是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但素質低下的勞動力造成就業的困難，也制約了經濟的增長。因此，要重視勞動的投入。勞動力的投入不僅僅是勞動者數量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勞動者質量的投入，這就要求重視對勞動者的高等教育，并加強對技術人員的技術培訓，培養高技術人員；另一方面要重視公民的保健及飲食，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這些對提高生產率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篇12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13
經濟發展既包括經濟增長，還包括伴隨經濟增長過程而出現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 它不僅是一種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和擴張， 而且還意味著其質的方面的變化， 即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創新， 社會生活質量和投入產出效益的提高。簡而言之， 經濟發展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 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持續高級化的創新過程或變化過程。
從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基礎和核心，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就不會有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無論從字面含義、還是深層含義都是有聯系的，這點不難理解。只是二者的區別就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了。有人干脆就會混為一團，不加區別。普通人不知二者區別或干脆認為二者可互相代替，無關緊要，可是如果國內經濟主管部門人員、大大小小的企業主也沒有一點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恐怕就使區域經濟甚至國家經濟陷入只追求增長，而沒有了發展。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手段，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不能離開經濟發展這個目的去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那樣會導致經濟發展中的比例失調、經濟大起大落和社會不公及社會劇烈動蕩。使企業陷入蠻干，導致社會發展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甚至會引起社會的倒退，最終我們每一個人都逃脫不了受害者的命運。
掌握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二者的區別，刻不容緩。20世紀50-60年代前，傳統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意味著國家財富和勞務生產增加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60年代后，這種觀點受到了若干國家現實的挑戰，一些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迅速增長，但其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并未得到相應改善，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況仍十分嚴重。20世紀80年代之前，經濟學家把增長與發展分為兩個問題。增長研究發達國家長期中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問題，發展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向發達的問題。80年代以后，經濟學家逐漸從世界角度來研究增長與發展問題，把經濟發展同經濟增長區別開來。經濟發展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不僅涉及物質增長，而且涉及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的演變。既著眼于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還著重于經濟活動效率的改進。同時又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進化過程。
首先，二者是“量變”和“質變”的不同。經濟增長只是社會財富“量”的變化，經濟發展則是“質變”。經濟發展不僅僅包括社會財富在數量上的變化，還包括社會結構的優化，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人民精神生活的豐富，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改善等社會方面的進步。
其次，衡量二者的方式不同。對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度量，通常用經濟增長率來表示。本年度經濟總量（通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的增量與上年所實現的經濟總量的比率，即經濟增長率。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除經濟增長的指標外，還包括社會發展指標，教育發展指標，如公共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如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國民幸福指數、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等；環境指標，如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