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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要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自立于世，具有獨立的現代學科價值，除了確定自身的研究對象、表明自身的學科特性外，還需要闡明該學科與其他相鄰學科之間的區別與聯系，證明自己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關于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有一種根本性的關聯，一種政治哲學要對所重視的政治價值給予證明，就需要給這種政治價值提供某種道德基礎，訴求更深刻的道德根據。也有學者指出，許多政治哲學家都將政治哲學視為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或特定的類型，在奠定其理論基礎時，經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援引道德哲學作為自身的基礎或最終根據，似乎道德哲學為政治哲學設定了背景和邊界。實際上，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區分貫穿于從理論基礎到實踐領域的所有層面：在理論基礎方面，可以表明和論證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正義觀念和規范能夠自主地成立，而不必依賴道德觀念和規范；在實踐層面，正義能力并不依賴于道德能力，正義規范憑借普遍性、強制性、確定性、公平性、內在一致性等特征確立了自己的地盤和領域，而不必與道德規范的地盤和領域相混淆。關于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關系。有的學者指出，政治哲學和政治學都以政治事物為研究對象，二者的區分是以事實與價值、實然與應然的分野為基礎的，是在所謂政治學科學化的過程中完成的。因此，在現代學科區分的意義上，政治學定位于認知性問題的研究，是關于經驗事實的因果聯系的知識體系，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政治哲學則定位于規范性問題的研究，著重研究“應該是什么”的問題，主要提供價值知識，需要為社會政治生活建立規范和評價標準，具有價值引導和社會批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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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權利概念是理解美德政治學歷史演進的一個重要因素。該著研究表明，權利是在近代政治結構中楔入的一個非常關鍵的結構性要素。正是由于近代以來權利概念的確立，一方面使之成為基準性的政治美德的綱維，同時也將對在政治中執著要求人們具備高階美德的狂熱起到一種緩沖作用。針對西方一部分思想家或者認為權利是一種不適當的抽象，是一種虛構（如A?麥金太爾等），或者認為保障權利會損害寶貴的美德（如M?桑德爾等），該著充分論證了權利的存在及其道德基礎，從而從學理上成功反駁了那些否定權利的觀念，同時也反對從義務推出權利，而主張權利對義務有著優先性。權利與美德是可以協調的，當代的基準政治美德應該是以尊重權利為前提的。
第三，辯證地探討了國家在鼓勵和促進美德方面的作用及其限度。美德政治學認為政治學中應該包含美德理論，主張國家應該提倡和促進美德的培養。在當代政治領域中，我們應該如何鼓勵和促進美德，其限度在哪里？作者通過對古典政治學的美德觀念、美德的結構以及權利與政治美德的關系等方面進行探析，對美德政治學的現實功能進行了創新性的理論建構。作者J為政治美德可分為基準的政治美德和高階的政治美德兩種。當代的基準政治美德應該是以尊重權利為前提的。國家應該鼓勵和促進人們獲得這種基于權利的基準政治美德，并且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并進行結構性的引導。國家不能直接地從事人們的高階美德的培養工作，但應該為人們發展各種高階美德如熱心公益、服務大眾、追求真理的熱忱、對美的觀照等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制度環境和文化養料，來促進人們的美德培養。
第四，最后一章重點研究了正義觀與當代美德政治學。理論思維的本質就是哲學思維，這一思維的基本原則就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該著所展示的美德政治的歷史演進理論邏輯也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相一致，是基于權利概念的出現。重視培養基于權利的政治美德，以促進人們某種程度的自我實現和全面發展作為政治目的，以促進人們的品質完善作為重要的理論任務和善政目標。政治價值立場，把能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及其程度作為衡量一種社會制度的道德價值的尺度，從而揭示了“真正人的道德”的具體特征。該著認為只有以正義觀為指導，既能非常明確地指出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義觀的形式性特點，又能對社群主義忽視啟蒙運動的積極成果提出中肯批評。把自我實現作為好生活觀念的內容，把歷史性地獲得促進人們的自我實現的社會條件作為正義原則，才使正義與好生活觀念產生了實質性的關聯。
二、視角獨特，方法嚴密，特色鮮明
一是視角獨特，研究深入。美德政治學是美德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交叉學科，政治與道德確實屬于不同的領域，有著相異的行動邏輯。美德與政治何以能夠相容？作者認為，政治必須秉承某種道德精神，只有出自一定的政治美德的政治行為才能創造公共利益，才能作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公共決策。作者通過考察權利和美德的本質和內在結構，認為權利并不從根本上敵視美德，二者是相容的。在此基礎上，揭示了在政治哲學特別正義理論的發展史上，經歷了一個從政治的道德目的到政治的道德基礎的轉型過程。這些觀點無疑是新穎的、深刻的，為人們正確理解美德和政治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觀察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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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問題
在平時的教學中，當我們幾個政治教師談到學生在政治學科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時，幾乎所有的政治教師都會提到這么幾個問題：“他們做題時，甚至連題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們的答案，不知道他們在講什么？”“他們寫了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詞”“他們了解材料要表達的涵義，但卻不能找到合適的詞句將之表達出來！”……盡管每個具體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幾乎所有的答案最終都會歸于一個問題即——學生的政治學術語言的規范化表達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于大多數政治教師來說，他們自己在如何使用學術語言這點上也是完全不自覺的。他們很少去分析自己在傳達特殊含義和達到預期反應與回答時運用的技能，也很少會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達語氣和立場時選擇了什么樣的語言。對于很多政治老師來講，老師只是關心學生懂了沒有，忽略了對政治學術語言的掌握。只有當語言被懷疑是學生所存在的問題的內在原因時，它才成為討論的主體。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學科的性質和中學教學的現實條件影響。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邏輯性又具有語言要求的課，它要求學生在政治課學習中，具有全面的素質。對政治課來說，要培養學生思維的邏輯性，就必須注意對學術語言能力的培養。學生的學術語言表達水平越高，其思維的邏輯性就越強。因此，平時要求學生注意語言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語言表達要清楚、流利、嚴謹，政治術語要準確、規范。而政治學科理論性強，使很多學生望文生疑，難理解，失信心，也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政治術語。另外，政治課還是一門時事性非常強的課，提供的資料大多是當前發生的重大經濟現象和社會生活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對當前的重大時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運用其中的學術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由于中學教學實際條件的限制，除了少量有點過時的報紙外，學生再無其它更好的途徑去了解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很難準確理解和掌握其中的政治術語。
第二，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或先入為主的其他學科語言有很大的區別。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的話，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如，哲學中與經濟學中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哲學與物理學的“質量”、“運動”，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發展”、“聯系”，哲學與邏輯學的“矛盾”等。
這些不同語域中的學術語言，很容易混淆，學生容易處理不當，使概念產生歧義，以至學生在實際答題中隱患無窮。
第三，部分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來說，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關心的是學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
三、解決方案
林德福爾斯曾說過，“在如何觀察和看待我們所教的孩子這一點上，存在著不同的做法。……但在語言領域，孩子們卻是超級健康的有機體，如果我們給他們提供良好的環境，他們會不斷地茁壯成長。我們不應試圖消除孩子們的語言“問題”，而應努力培養他們持續而突出的語言發展能力”。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蘇霍姆林斯基在他的《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一書中曾經說過：“語言是率領人們沖鋒陷陣的統帥，是撥動人們心靈琴弦的樂師……語言是爭取人們靈魂的戰士，一切都取決于你這個教師的語言怎樣，有的話語象患呆小病的人那樣瘦弱難看，有的話語象枯草的影響一樣沒有力量和感情，有的話語則象永恒的星辰那樣光輝燦爛，永不熄滅，為人類指引著道路”⑵。政治教師在政治術語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課理論性強，也比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學用語，學生往往很難理解，由此失去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
第二，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濃厚的興趣是一種巨大的動力，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驅使學生去積極思考、觀察和研究。學生興趣的提高，就能導致其積極參與到教學中去，學術語言表達能力就不斷得到鍛煉、完善。從實際情況看，學生對政治課感興趣與否，將直接影響著思維的積極性。課本上一些理論性的文字材料學生本身看了就不感興趣。如果教學總是一味的灌輸，只會使學生感到厭煩，喪失對思想政治課學習的興趣，也就更加不愿意參與到問題的討論中去。那么，自己在回答問題上，組織學術語言的能力也就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只有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生才能積極主動的在課堂上大膽地與教師、同學進行有建設性的交流與探討，使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讓學生多讀多講多議多辯，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
第三，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偉大的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曾說過：“生活即教育”。政治課新教材時代感強，貼近生活，比如廣告語言、宣傳語言、新聞語言等，蘊含著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或不少語言本身就是政治術語。它們既形象直觀，也利于學生掌握。.
總之，作為一名高中政治教師，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一定要注意培養學生學術語言的規范表達能力，才能真正實現素質教育的要求和課堂效率的提高。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幫助學生掌握政治學術語言以及學術語言的運用能力，是每一位政治教師應該做到的也能夠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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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數學符號來明確哲學的基本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
1.1對內涵不同而文字表述相似的兩個概念，在教學中可用“≠”符號來強化它們的區別。《生活與哲學》中的“客觀實在≠客觀存在”、“物質和意識的關系≠物質和意識的辯證關系”、“運動≠具體的運動形式” 、規律≠聯系、質變≠發展、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群眾≠勞動群眾”等
1.2對具有共性和個性關系特點的兩個概念，在教學中可用“∈”符號來明確它們的屬種關系。《生活與哲學》中的“王守仁的心外無物觀點∈主觀唯心主義”、 “哲學∈哲學” 、“∈真理” 、規律∈聯系等。
1.3對外延和內涵完全一致的兩個概念，在教學中可用“=”符號來說明它們在使用時的相互替代性。如“存在=物質”、“思維=意識”、“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
1.4在《生活與哲學》的教學中，可以用“=、”等符號來深化對哲學理論關系的認識。在唯物辯證法教學中，講到 “當各部分以合理的結構形成整體時，整體功能就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當部分以欠佳的結構形成整體時，就會損害整體功能的發揮”。 我請同學們試用數學知識來解釋上述內容中的觀點，他們頓時來了興趣，七嘴八舌地討論開來：用“1+1>2” 、 “1+1=2” 、 “1+1
2.用表示集合關系的歐拉圖（韋恩圖）來說明概念之間的屬種關系、交叉關系
政治學科有許多相近的概念，既要從內涵上來理解和區別，又要從外延上來進行比較。由于學生缺乏感性認識，單純講述概念，學生難以理解。如果用集合圖形來輔助講解，則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政治學科中有許多這樣的概念，在教學中通過歐拉圖來表示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使學生一目了然，過目不忘。
3.用數學上的直線圖或曲線圖來反映《生活與哲學》中的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
在《生活與哲學》中有許多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系，用文字和語言來表述它們，不僅抽象難懂，而且學生也難記憶。在教學中如果用線段圖來描述，能使抽象知識、原理具體化、簡單化。
量變與質變的辯證關系
前進性與曲折著性的統一
4、活用“排列組合”
在量變引起質變的形式中，第二種是由于構成事物的成分在結構和排列次序上發生了變化，也能引起質變。在這一教學內容，我讓同學玩了一個數學排列組合游戲，同學們在歡笑聲中體驗到：“摸獎”的快樂，也認識到了因排列順序不同也會引起質變。[2]
5.活用數學集合“交集”概念
矛盾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觀點，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又是教學難點，我在教學活動中嘗試著用數學方法來加以解釋，效果很好。二者關系好似如下關系：
個性：集合A={a，b，c} B={a，b} C={b，c，d}
共性：集合A B C的交集，可另命名為D={b}。
交集D的元素存在于集合A、B、C之中，沒有集合A、B、C也就不存在交集D，同樣集合A、B、C也不能離開交集中的{b}。這只是二者關系的一方面，關系的另一方面同樣也可以用此方法來講授。關于集合，是學生在高一年級就已接觸過的數學知識，用數學的方法來表述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學生理解起來較其他方法更容易。[3]
以上所提到的數學方法，都是教師和學生耳熟能詳的基本知識和方法，教師在課堂內容的講解政治理論時能充分活用，學生在平時的學習中能不斷地思考和運用，政治學科的教學就能顯現出趣味性、生活性和嚴謹性，師生在這樣的教學活動中定能受益匪淺。
總之，數學知識與哲學知識本來關系密切，如果在哲學教學中合理地運用數學知識，一定會改善我們的哲學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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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平時教學中，教師們追求的是如何讓學生理解政治學科的概念，卻忽視了對相關概念原理的積累和運用。對知識的理解是以對知識的記憶為前提，對知識的掌握與運用為目的的。我們抓住了理解這一關鍵詞，卻忽視了對基礎知識的記憶和運用。以為只要理解了政治理論的意思就算是掌握了全部理論知識。這導致的結果是學生明白了政治相關概念的意思，卻失掉了對學科知識的完整表達。
2.學生學習態度不端正，對政治學科語言有陌生感
其一，學習態度不端。有些學生，認為政治學科不像語數外那樣算分數，到考試的時候背背就可以了；有些學生認為教師講的時候都明白了，就無需再努力學習了。在思想認識上沒有重視，這是學生政治學科語言薄弱的原因之一。
其二，生活經驗缺乏，對學科語言存在陌生感。高中學生由于年齡較小，社會閱歷較淺，對于經濟、政治、哲學等相關社會科學術語還顯得比較陌生，還不懂得學科語言與生活語言的區別，這也是他們不會運用學科語言的原因之一。
其三，平時客觀題練習較多，主觀題訓練較少。課堂上對客觀題的訓練，主要是檢測對學科知識的理解，不是運用。即使偶爾有幾個主觀題，也只是隨便做做且缺乏規范的訓練。通過調查發現，學生不懂如何運用學科語言答題的占9o 以上。例如，中學生應如何科學理智地消費？學生所寫的答案使用的是“購買一些價格實惠、質量好、服務好的商品”等一些生活化、經驗化的語言。這與平時缺乏嚴格系統的訓練有關。
3.學科語言與生活語言的混雜使用，難以辨別和區分
有些學科語言與生活語言是同一個詞語表達，但是在不同的場景中所表達的意思已經發生了變化，學生往往容易忽視。比如，“價值”一詞在生活中主要指某物對人的有用性，而在經濟生活中的價值卻是指“蘊含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再如，“支付”一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就是付出的意思。而在經濟生活中，貨幣職能中的“支付手段”卻是指賒銷賒購。這也造成了學生生活語言和學科語言混用的現象。
二、提高學生政治學科語言運用能力的三步曲
1.在平時養成學習習慣中，有意識地讓學生熟悉政治學科語言
其一，課內要求學生讀熟政治教材。政治教材是集諸多專家撰寫而成，其使用的語言大多是學科術語，學生熟讀之后，就會對相關陌生的學科術語漸漸產生熟悉的感覺，然后在學習的時候，每當學到一個新的學科術語，教師再有意地強化學生學會背會。
其二，課外引導學生周末看新聞、讀報紙等。新聞聯播所使用的語言，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所使用的語言等，大多是政治學科語言。它們既形象直觀，也利于學生模仿。讓學生較多接觸和使用政治學科語言，在無意識中加深對政治學科語言的熟悉程度。
其三，加強學生對學科語言的積累和運用。對政治術語比較熟悉還不行，還需要記住，并學會使用其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就需要加強學生對學科語言的積累。沒有相關學科語言（基本概念、原理）的積累，當做試卷的時候，遇到主觀題，即使明白是那個意思，也不會用規范的學科語言表達。例如，學生在答手機價格下降的原因這個最簡單的簡答題時，答案是五花八門。如手機的產量多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貨多不值錢等等。可見，只有理解政治知識理論還不夠，理解只是通往政治學科的一座橋梁，要想掌握政治學科理論，提升政治學科素養，還須掌握和積累一定量的政治學科語言和相關的政治概念原理。
2.在教學中訓練學生用學科語言學習的能力
其一，學科語言運用規范不是對生活語言的拒絕，而是要更好地處理學科語言的規范化與生活語言的通俗化之間的關系，這就需要我們注意區分和總結。學科語言來源于生活語言，有些詞語在生活語言中的意思與在學科語言中的意思有很大區別，而學生卻未必注意去區分和辨別。教師可以采用對比、比較的方法，讓學生自己去感悟、體會、辨別、總結。如“價值”，教師可以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詞進行對比加以區分。再如“支付”一詞，教師可以通過出題目的方式讓學生去感悟和辨別“支付”一詞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與在經濟生活中“支付手段”的意思。這需要教師和學生一起努力，要不斷加以辨別和區分。
其二，從關鍵詞開始擴展，訓練學生用學科語言學習的能力。在找準與關鍵字詞相關的知識點的基礎上，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與這些關鍵字詞相關的內容，加以選擇和補充，訓練發散性思維的能力。如在學習“價格變動的因素”一框內容時，可以以價格為關鍵詞，引出供求、價值等相關的知識點。在學習“多彩的消費”一框內容時，可以以消費為核心關鍵詞，引出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消費結構、消費類型等相關知識點。
其三，通過課堂小結，提高學生運用學科語言的能力。課堂小結是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指導做課堂小結，能提高學生的綜合概括能力。只需正確引導，學生便能正確地概括所學內容。如在對“多變的價格”一框內容進行課堂小結時，可以讓學生在回憶整理之后，上黑板板書。有的學生能夠較好地用學科語言寫出知識要點，這樣有利于樹立較好的榜樣示范作用；有的學生不能規范地寫出要點，教師或者同學可以及時點撥糾正，再讓他重述一遍，久而久之，就能養成運用學科語言規范學習的習慣。這樣既有利于學生掌握本節課的學習重點，加深對知識的理解，也訓練了學生運用學科語言總結概括的能力。
3.在練習中培養學生運用學科語言規范答題的能力
其一，在課堂練習中，讓學生用學科語言去黑板板書自己的答案。如果完全合乎規范，可以給全班同學做出好的榜樣示范，如果寫的有問題，不合規范，可以暴露出學生在答題時的錯誤，容易讓全班學生認識到問題出在哪里，及時補救。這樣的方式有利于大規模規范學生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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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構建政治學科的基礎，是正確理解、運用政治學科知識的前提，準確闡釋概念是高中思想政治課學習的首要環節。從當前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現狀來看，概念教學陷入了一些誤區。
一、高中政治概念教學的誤區
（一）弱化概念教學
當下的高中政治課堂中，概念教學正面臨著越來越弱化的趨勢。尤其新課改推行后，許多教師認為高中思想政治課對概念教學沒有提出明確的要求，而且全國各地新高考中]有名詞解釋這類型的題目，所以在實際教學中，他們對很多概念一帶而過，甚至不講。還有部分教師在政治教學中能夠創設各類問題情境，并且充分利用探究、體驗、合作學習等方式讓學生對概念的相關現象進行描述，從而解決相關問題，但是對政治學科概念本身的內涵和外延探討不夠。
（二）無視學生已有的生活概念
政治學科概念，是對現實生活中經濟、政治、文化等現象本質特征的抽象概括，這注定了其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也意味著在學習政治學科概念之前，學生或多或少已有了一定的生活體驗，對認知對象有了一定的感知。然而，不少教師在進行概念教學時仍然把學生看成零基礎，進行重復講解，結果要么讓學生對政治概念學習失去興趣，要么讓學生搞不清楚重點，不能正確理解概念的本質特征，對概念產生曲解或誤解。
（三）忽視相關基礎概念的運用
知識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學習是一個漸進過程，因此，教師在講授某一概念時，必須借助于已有的概念和知識，給學生搭好支架。高中政治教學中，不少教師還不能充分認識到這一做法的必要性，還是一味地強行對學生進行灌輸。比如在進行經濟生活“貨幣的本質”教學時，必須先讓學生了解一般等價物的含義和貨幣的產生過程，在此基礎上理解貨幣的本質就水到渠成了，但有的教師就是不能做到這一點。
（四）片面強調概念的機械記憶
學習概念需要理解到位，但是不少政治教師在教學中，還是片面強調概念的機械記憶，疏于引導學生對概念的理解，把高中政治課堂變成了讀書、背誦和默寫課。有的教師只滿足于讓學生簡單復述概念的大意，不注意政治學科概念表述的規范性和科學性。還有的教師不重視概念的運用，不指導學生在具體問題情境中利用概念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比如在經濟生活試卷中，經常有這樣的題目：商場里一臺電視機標價2000元，在這里貨幣執行了什么職能？對這一問題經過反復訓練后，學生應該很容易寫出答案。教師在講解時，需引導學生從價值尺度和價格兩個概念入手來思考，但不少教師想不到這一點。
二、高中政治概念教學的反思
（一）概念教學出現誤區的原因
1.對概念教學的意義不了解。概念是高中政治學習的起點，是進行邏輯推理、判斷的依據，也是形成政治學科思想、方法的出發點。只有形成正確的概念，才能全面理解政治學科的體系和結構，才能熟練掌握和運用政治學科知識，從而形成學科素養和能力，體現政治學科價值。
2.曲解新課改理念。新課程改革要求改變過去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適當淡化知識講授，不少教師就把適當淡化等同于弱化，認為政治學科要弱化概念教學，弱化基礎理論學習。新課程改革要求以學生生活邏輯為基礎，學科知識為支撐，不少教師就認為高中政治教學不需要構建學科知識體系。新課程改革強調學習方式多樣化，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等學習方式，不少教師就認為高中政治教學要少講甚至不講基本概念和知識。
3.教學功利主義的影響。教學功利主義直接表現為強烈的應試導向。應試導向下，考綱不涉及的概念和知識堅決不講。應試導向下，學科知識體系被碎裂為一個個考點，教學日常設計不再遵循知識的內在邏輯和學生的認知規律，課堂教學直奔考試這一主題，教學中應試訓練成為常態，解題套路強化成為重點。
4.缺少基本的教學素養。教學是一門藝術，它需要教師有一定的教學基本理論和教學經驗的積累。如果教師缺乏對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的了解，其就不能理解學生是建構知識的主體，而教師在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過程中要擔任幫助者和促進者的角色，在進行具體知識講授時，教師要從學生的經驗出發，聯系生活實際，引導學生的主動建構。如果高中政治教師缺乏對認知同化理論的了解，其就不能理解在概念教學時應該與相關知識有機聯系，將零散的感性認識系統化、理性化，從而形成良好的認知結構。
（二）概念教學的有效策略
經濟、政治、文化概念是高中政治學科知識的細胞，學生需要弄清楚每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理解概念的實質。為此，高中政治教師一定要避免概念教學中的誤區，重視概念教學，尋找概念教學的有效策略。
1. 重視概念教學的主次性。政治學科中有許多概念，它們在教材和學科體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所以在課堂教學中，對于各個概念的講解要有所區別。教師要從高中生的認識和發展規律出發，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區別對待各種概念。有些核心概念必須要講清講透；有些一般概念應該以學生自學為主，教師點到為止；有些概念雖然出現在教材的輔助文中，但教師還是需要進行專門說明。比如經濟生活中“價值”這一概念，新教材為了降低學生學習難度，把它放在輔助文中，但這一概念是經濟生活中的基本、核心概念，教師還是要給學生闡釋到位，否則經濟生活的很多知識學生很難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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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5194(2007)02-0073-05
一､人格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用“人格”這個詞來衡量和評價某個人｡如,某些人身上散發著高尚的人格魅力,令人肅然起敬;某些人的所作所為喪失了人格尊嚴,令人不齒｡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的“人格”一詞,大多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人的人格與其品質､品格和道德水平的含義相同｡人格成為評價一個人好壞忠奸的標尺｡其實,人格問題,用最簡單的話來講,就是如何做人｡
那么從學理的角度,人們對“人格”一詞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人格”一詞,來自拉丁文的persona｡它的原意是面具或臉譜,代表著戲中角色的特定身份｡
中國古代漢語中并沒有人格這個詞,只有“人品”､“品格”等,中文人格這個詞是近代從日本文中引入的｡
在理論界,人格這個概念被許多學科采用,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差異,不同學科給人格一詞賦予的含義各不相同｡
在哲學上,人的本質､人的存在和人格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哲學家們把人格的概念與人的本質､自我等問題聯系起來｡
有些則明確地把人格等同于“自我性”｡近代哲學家們對人､人格的探索和研究,產生出各種不同的人格主義哲學流派｡20世紀以來,人格主義哲學在法國和美國比較流行｡法國人格主義哲學的代表I?莫里埃給人格下定義說:“人格是一種作為穩定和獨立的存在的精神實質｡”
人格與心理學的關系密切,現在人格心理學已經成為心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心理學家們一般認為,人格是個體心理的獨特構成,是一種個體心理的內在組織｡盡管人格心理學界對人格的界定也有很多不同看法,但大家都側重于探討人格的組織結構､層次､個體人格之間的差異以及環境､遺傳對個體人格的生成與發展的影響等｡
社會學對人格的研究,不僅注意研究社會中個別的人,而且關注一般的社會中的人｡社會學家側重于從社會互動出發,認為人格是在人與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互動中形成的｡他們把個人的社會生活背景､個體的社會化過程與人格聯系起來｡
文化人類學和文化學家認為,人格與人類的文化傳統有密切的聯系,人格是個體化的文化｡從這個角度講,一個人的人格就是文化人格｡“人格是文化的主觀方面”｡文化人類學家還從文化的變遷角度探討人格的文化共同性和差異性等問題｡
政治學也在很早就關注人､人格問題的研究｡亞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古羅馬學者西塞羅(公元前106-前43年)曾把人格定義作為政治術語吸收到古羅馬的社會制度中加以應用｡人格一詞被用來表示“自由的公民(區別于奴隸)”,表示公民具有獨立的､不可侵犯的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奴隸則不享有人格､任何權利和獨立意志｡現代政治學家達爾指出,“無論一個人是否喜歡,實際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種政治體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個國家､市鎮､學校､教會､商行､工會､俱樂部､政黨､公民社團以及許多其他組織的治理部門中,處處都會碰到政治｡”可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秩序中的,人格問題是政治學所不可忽視的一個研究領域｡
從以上不同學科對人格問題的研究來看,顯然,尋求唯一正確的人格理論是不可能的｡但不同學科對人格問題采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助于人們對人格問題產生更加深邃透徹的理解｡
二､政治人格的概念
人格與政治人格二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首先,人格與政治人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以上對人格這一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格是一個很古老的概念,而且各個學科都對人格有不同程度的研究｡相對而言,政治人格概念則出現得比較晚,而且狹窄了許多｡其次,人格與政治人格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廣義上講,對政治人格的研究包括在人格研究的范圍中,政治人格研究是人格研究的一個特殊角度｡
政治人格是現代政治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在政治學領域,人們對政治人格也有不同看法,大致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觀點認為,政治人格就是政治與人格的簡單相加,是人格的政治化｡
有學者認為,“政治人格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它通過影響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從而對政治行為的指向――社會存在,發揮能動作用｡”顯然,這種觀點是在運用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原理來理解政治人格｡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在這個意義上用“政治人格”一詞｡
第二種觀點認為,政治人格的實質是個體人的一系列心理特征的總和｡
這種觀點把政治人格歸于政治心理的研究范疇｡在這種觀點下,學者們各自的觀點又各有側重｡有的學者認為,“政治人格,是指在遺傳和環境的雙重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系列心理構成,是這些心理構成所體現的外在的政治行為的內在的動力系統｡”
還有學者認為,“政治個性是指政治人通過社會活動表現出來的穩定的､獨特的政治心理特征”,明確地把政治人格作為政治心理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兩種界定都強調“心理構成”,所不同的是后者把政治人格的本質定義為“人際關系和心理的總和”｡
第三種觀點,從政治文化學的角度來定義政治人格｡
有學者認為,“政治人格是指通過政治社會化而內化入社會個體人格系統中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的政治理想､政治道德和政治準則等諸要素的復合體,這一復合體中諸要素的關系狀態直接決定該個體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風貌｡”這種界定從政治文化學的角度強調了政治人格的形成過程,并分析了政治人格的內在組成部分｡
筆者認為,政治人格(political personality)也是從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講的,一般指行為主體的政治性格特征的總和及其慣常行為模式｡這里講的政治人格不同于政治性格｡現代心理學一般認為,性格指人的個性心理特征,是個人通過其慣常的行為方式和相對穩定的態度表現出來的｡性格是人的個性差異的明顯表征,展現著人的個性｡一個人的政治人格通過其政治性格展現出來｡政治人格內含著相應的政治道德特質及其價值構成,形成了模式化的人格表征｡也可以說,政治價值觀念是個體政治人格的支柱和靈魂｡在認識上,人格觀念是認識主體對于模式化的人格類型的理解和把握,表現為某種文化現象,并帶有明顯的群體或集團的共性特征｡
篇8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八條所說的全部社會生活是人與人之間的感往，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抽象的社會生活。假如作為國家的公民參加政治活動，投票選舉或者被選舉，這也屬于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但馬克思認為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種感性的交往，而是一種抽象的共同體生活，不論在政治活動中反對一種觀點還是接受一種主張，這充分體現出一種共同體的存在者，在一個共同體中生活，這個所謂共同體即政治共同體是抽象的，即它沒有感性的真實性。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活的含義不包括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哲學生活等等，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活是具有感性的真實性的社會生活，以及人與人的感往。感性的真實性的社會生活與抽象的共同體生活有著本質的區別，抽象的共同體生活無法和感性的詞匯相聯系，例如開心、愉悅、苦悶、厭惡，因為這些觀念的關系沒有感性的真實性，只有在人與人的感性的關系或交往中，才能與感性的詞匯相聯系，或用感性的詞匯來形容。即使是理智的愉悅也是在感性的基礎上產生，這就是感性真實性的社會生活與抽象的共同體生活的差別。
三、社會生活的自我批判性
篇9
一、《大學生與政治》
從《大學生與政治》開始，哈貝馬斯逐步完善了一種將哲學與政治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學說。這篇著作立足于1957年對法蘭克福的一個被作為樣板的學生的經驗性調查研究。哈貝馬斯編寫了其中本文由收集整理關于政治參與概念的理論介紹和關于學生的“政治習慣”及“對社會的想象”的部分。
序言中，哈貝馬斯對展現在他眼前的當代資產階級法治國家的形象做了描述，并著重強調，他的考察遵循的是“批判理論的規范”，特別表現在他對資產階級先發過間的看法上。本應表達民眾意見的議會，越來越喪失了自身功能，與民眾的意志愈來愈隔絕，僅僅成了各黨派代表聚會的場所，他們接受各個利益集團的指令，對早已作出的決策討價還價。哈貝馬斯指出，現代福利國家模糊了立法與執法之間的界限，即使是司法也不擁有獨立的權力。它已經被黨派的法官人事政策所嚴重侵蝕，在民主憲法國家中，通過黨派、集團和行政機構的統治，權力分散的憲法思想被遺忘。哈貝馬斯的理論旨在建立一種具有規范性指向的社會科學，為了實現這一理想或者接近它，僅對它作為傳教士的道德說教是毫無意義的，而應通過對現狀的分析發現該理想實現的可能性和現實條件。
二、《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
哈貝馬斯與1962年發表了《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通過這本著作，它不但找到了批判現代社會的一個突破點，而且找到了合理話語和理性具體的體現在歷史文化中的承載著：公眾輿論。他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試圖通過批判公眾輿論來解釋憲法國家所呈現出的矛盾現象。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于私人領域的利益沖突無法以私人方式得到解決，而只能訴諸國家的干預。公眾輿論成為利益競爭的一個重要場所，彼此沖突的私人團體不得不在其中達成妥協。公眾發表批評意見的職能被集團和黨派所代替。在政治上，重大的權力行使和權力操作過程直接在私人管理機構、集團、黨派和行政體制之間進行，公眾在這種權力循環中變得無關緊要，僅僅為了宣傳目的而被利用。今天公眾輿論仍然應當做一個社會和政治權力行使的合理化形式得到實現，而這種權力行使又必須被置于相互競爭的、在其內部結構、與國家的交往和彼此交往中，建筑在公眾輿論基礎之上的組織的相互監督下。
由此可以看出，哈貝馬斯所說的公眾輿論是一種自由自主的政治討論空間，其中人們通過各種民主的論壇討論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社會政策、交流思想和觀念。公眾輿論的目的是通過公共討論，一方面對政治權利加以監督，另一方面加強政治權利的合法性。通過寫作《公眾輿論的結構變化》，他找到了建立他的關于現代性的理論的方法，與此相適應，他試驗了他的批判理論哲學的概念以及他的新的民主理論。
三、《理論與實踐》
1963年，哈貝馬斯的第一本論文集《理論與實踐》出版。哈貝馬斯把這些研究稱為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對理論與實踐關系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歷史性概括。在此書中，哈貝馬斯試驗著他的非純粹的“實踐—政治哲學”的概念，他試圖分析和回答，哲學怎樣才能成為政治上可實踐的，而且探討了哲學、政治、理論、實踐的辯證關系。可以說，深藏于科學的象牙塔內的哲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在此已經轉化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
哈貝馬斯指出，科學務實自身得以成立的條件，以客觀主義態度對待其對象領域，與此相反，哲學始終牢記自己產生的背景，并以本體論態度，將其看做自己理論的前提。批判理論明白它的有效性要求只有在成功的啟蒙過程中，即在相關對象的實踐話語中才能實現。批判理論摒棄了獨白式建構起來的理論的玄學性質，而且看到，迄今為止的哲學已經背離了自己的宗旨，變成了一種純思辨的玄學。哈貝馬斯則認為，政治和道德的分離當然只是一種幻想，因為任何一種理論，即使是客觀主義的的理論，也植根于某種社會關聯之中。
篇10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義的觀念出現在國家之前，但作為一種理論，嚴格來說，關于正義的原初理論應產生于哲學大大發展的時期。在古希臘時期，正義理論最初是作為哲學概念出現的，是一種以調整自然力對宇宙組成部分的平衡與協調的先驗的面貌出現的。正義不管是作為對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的評價還是對人的社會活動的約束，其影響更多地是體現在公共道德的層面，起到調整、協調、規范社會公平的作用。在整個西方思想的歷史進程中，古希臘神話時代朦朧的正義觀，經歷了與哲學的理性主義融匯之后，逐漸演變成一種系統的政治哲學學說。《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對正義說的解釋是這樣的：正義學說是西方政治學說體系之中對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和人的各種行為進行評判的道德理論體系，正義范疇涉及個人與他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關系，關注一個國家對其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進行均衡協調的方式方法和原則問題。可見，正義體現了文明的程度，社會的公平正義可以看作是文明社會的一大標識。
古希臘的正義論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理想國》中規劃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國家適中，公民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即按照勞動分工來善任自己的工作，不得擅職。柏拉圖認為，國家起源于勞動分工，因此他把理想中的國家按照統治者、武士、勞動者三個等級來進行劃分。在他的學說中，治國者最好由哲學家（即哲學王）來擔任，因為只有哲學家才有足夠的理性和智慧來認識真理，從而為國家指明一條康莊大道。處在第二個等級的是武士，他們代表著勇敢，是國家安全的主要保護者。第三個等級則是勞動者，其主要任務是為國家提供各種生活必需品。在這三種人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能擁有過多的物品，因為奢侈會腐化人的心靈，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這就是柏拉圖的國家正義理論。
繼柏拉圖之后，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也提出了關于正義理論的理解。亞里士多德極為推崇政治學，把政治學當作是“一切學術中的學術”，因此，他基本都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來闡述正義的問題。他認為，正義就是政治學上的善，主要研究社會的公共德性，而倫理學研究的則是個體德性。當然，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是在理性的、智慧的沉思之下所體現出來的。因為沉思，“比以往我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持續、更快樂、更自我滿足、或者更不依賴任何其他人，更徹底或不以任何超過它的其它善為目的，因此，這是我們最完善、最充分的幸福” 。有理性的、秩序的、道德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幸福，亞里士多德和蘇格拉底一樣，認為在理智的帶領下，“一個人最大的善就是每天討論美德”，“如果人以理智為主宰，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因此，他認為正義存在于某種既定的平等的秩序的關系之中。那么，什么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既定平等關系呢？亞里士多德把平等分為兩類：一類是“數量相等”，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應獲得的物質的數目或容量也是平等的；第二類是“比值平等”，即認為人不是天生相等的，而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價值的、功能的抑或其他方面的，這樣，在分配時只能按照差異的原則進行分配，即所得與所在位置相適應的原則。因此，亞里士多德主張，個人政治權利的分配應考慮到門第聲望、自由身份、財富功德等多方面的因素。這樣，社會真正合理的正義應該是在某種情況下實行“數量相等”的正義原則，在某種情況下實行“比值相等”的正義原則。因此，分配公正就成為了城邦穩定和諧、幸福的政治基礎。
文藝復興時期的正義論
文藝復興給西方世界帶來了科學與藝術的雙重革命。在這一時期，人們對正義的理解更多地加入了自然法和自然權力的因素，天賦人權的觀念也開始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人之自由平等的自然權力逐漸形成一種意識形態根植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對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國家（城邦）是實施正義的基礎，沒有國家和國家所制定的法律，就沒有正義可言。但在啟蒙主義者盧梭（1712-1778年）心目中，國家的出現卻成為社會不平等的基礎。盧梭認為，在國家建立之前的自然狀態下，人們是過著自由的、平等的生活的，是私有制財產的分配與剝削者的出現才使得這種自由的、平等的生活被淹沒了。因此，盧梭認為，應該重新制定社會契約，建立新的合理的國家以達到社會的正義與平等，在新的國家之下，人人生而平等，窮人和富人在權利和義務方面沒有任何區別。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盧梭就明確提出了這種思想。
在他的“社會契約”里，公民社會對其成員來說是唯一的、同時存在的，也就是說，唯一性和同在性是公民社會對其成員的規定。既不是公民締造了社會，也不存在公民針對社會的權利。公民社會是“聯合體”，而不是“聚集體”，它不是個人道德人格和集體人格的隨意拼湊，而是二者的高度統一。盧梭指出，社會秩序乃是為其它一切權利提供基礎的神圣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公民一起將自身的活動置于社會秩序之下，作為國家整個集體的一部分。
盧梭之后，諸多思想家都對正義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康德（1724-1804年）與邊沁（1748-1832年）。前者是德國當時最有威望的哲學家，后者是英國著名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相對而言，這兩個人對正義的理解更為接近儒家對正義的看法。康德把正義分為道德正義與政治正義，而他傾向的正義行為所遵循的原則就應該是道德倫理原則。邊沁作為功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自然把功利作為正義的基礎，但這種基礎無疑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因此他認為，只要符合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就是正義的。
二十世紀羅爾斯的正義論
到了20世紀，對正義的論述最為充分、最值得提及的是美國政治哲學家J?B?羅爾斯（1921-2002年）。羅爾斯接受并修正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正義論和盧梭、康德等人的自然法學說、契約論學說，從公平正義入手，系統而全面地對自由與公平、個人與國家、機會與結果等廣泛的社會問題進行梳理，并做出深刻的詮釋，力圖構建現代西方社會新的“公平正義”的道德基礎。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開宗明義，提出自己要建構一種集以往正義理論學說提議的正義理論體系，將正義理論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與境界。羅爾斯從整個社會視角來詮釋正義的價值與功能，認為正義的價值對于社會制度來說是一種基本性原則與價值訴求，應該成為整個社會基本的結構要求，社會公正是正義的首要原則，同時社會的公正體現了正義作為社會的核心價值獲得普遍認可。羅爾斯從人都處在“無知的面紗”中的“原初狀態”（類似“自然狀態”）出發，推論出了正義的兩個基本原則：每個人應該擁有盡可能的自由，都是屬于社會這個自由體系的一部分；每一個人與其他人具有的經濟等方面的不平等，應該置于一種不損害他人利益與期望的狀態，這就是今天我們孜孜以求的自由與差別性原則。在這兩個原則中，社會的公平正義按照“第一個原則”（即自由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即差別原則）的選擇進行。國家賦予并保護個人公平平等的權利，不分等級階層，人人享有這樣的權利。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
篇11
人們已經從事了幾千年的政治哲學研究，但什么是政治哲學這個質詢卻似乎是一個新的問題，并且迄今依然是懸而未決的。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論斷卻關涉現代學科劃分的深層理論和困難。這個質詢所要求的答案是關于一門學科的界定的，這是一個現代的問題。上面說政治哲學已經為人們研究了幾千年，這是就其內容而論的，亦即今天歸在政治哲學名下的那些議題和內容在幾千年前就為古人所關注和探索。不過，人們并不以政治哲學這個名稱來指稱那些研究，他們或者以其他的名稱來稱呼它們，或者根本沒有這樣的意識。這不僅因為學科體系乃是現代知識體系化和學術制度化的結果，而且也是由于政治哲學的內容和對象向來就與相關的政治、道德、經濟和法律等問題盤根錯節地結合在一起，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的、道德的或綜合的研究，而沒有為之劃出一個單獨的領域。即便到了20世紀下半葉，在英美，政治哲學的學術活動在多數人看來也是屬于道德哲學或其一個部分，而在德國，政治哲學更是一個新的名稱，依照德國的學術傳統，相關的研究是歸于“法和國家哲學”或“法和國家的哲學倫理學”這樣一類名稱之下的；在那里，政治哲學這一名稱只是代表了英美學術活動的影響，盡管它呈現出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趨勢。在英語學術界，政治哲學不僅被歸于道德哲學之下，而且也通常與法律哲學、社會哲學甚至一般社會理論雜糅在一起。
這些現象一方面表明，政治哲學在學科分類上的確是一個新的科目，因為迄今為止將政治哲學從道德哲學分離出來，以及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依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作；誠然，這種區分并不能夠在政治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劃出一條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它卻要奠定自己的基礎，澄清和界定自己的核心內容與研究對象等。另一方面，它也為把握政治哲學的內容和對象提供了指針。諸如法和權利①、國家、社會以及組成社會的個人，都是政治哲學的關切所在而構成政治哲學的對象范圍。不過，政治哲學并不只是一般地研究這些問題，而是研究作為它們根據的觀念，或者說價值；就此而論，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有著某種共同的基礎。
那么，像法和權利、國家、個人和社會這樣一些不同的實體和領域是如何與政治哲學相關的?或者準確地說，它們的哪些內容或層面對于政治哲學來說，乃是具有某種或某些共同性的東西?倘若說對觀念、原則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學的本務，那么這些共同的東西在政治哲學的名下就是政治的東西，也就是說，無論法、權利、國家還是個人與社會都有某種在政治與政治哲學視野之下共同的東西。于是，就如法哲學乃是關于法和權利的哲學研究，國家哲學乃是關于國家的哲學研究一樣，政治哲學就是關于政治的研究。就是關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質的東西的研究。那么政治在這里意謂什么?從歧見叢生的無數觀點中，我先選擇兩個典型的觀點來進行分析，這不僅可以使人看到關于政治理解之間的巨大差異和尖銳對立。而且也可以讓人看到政治哲學在確定自己的研究內容和對象上的巨大張力。
一種是現代的古典觀點，它是由施特勞斯表述出來的。這樣一種特別的情況對我這里的闡述具有一種特殊的幫助，它讓人同時了解古希臘人關于政治的觀點及其現代的奮庸者的思想。
施特勞斯是著力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學這個問題的先行者。他這樣來規定政治哲學：“于是，政治哲學就將是以關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識取代關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見的努力。政治事物按其本性要經受贊成與反對、選擇與拒絕、頌揚與譴責。出于政治事物的本質，政治哲學不是中立的，而是對人的服從、忠誠、決定或判斷提出要求。倘若一個人不是嚴肅地對待它們的明白的或含蓄的要求并據好與壞，正義與不義來予以判定，換言之。倘若一個人不是以某種好或正義的標準來衡量它們，他就不能理解政治事物之為政治事物的如其所是。要做出堅實的判斷就必須了解真正的標準。如果政治哲學希望正確地處理它的主題，它就必須爭取獲得有關這些標準的真正知識。政治哲學就是要真正地既認識政治事務的本性又認識正當，或善，政治秩序的努力。”
施特勞斯的觀點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政治哲學就是一種知識，而不是一種意見，知識或認識與意見的區別，當從柏拉圖的區分上來理解。其高下之別自然就不言而喻，前者是持久的、永恒的、真理性的東西，在后者是暫時的、晦暗的、不真實的東西。第二，這種知識不是中立的，而是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或者說善惡標準作出判斷的，并因而要求人遵從等等：換言之，沒有這種價值判斷與以之為基礎的要求與主張，就無所謂政治事物，自然也就無所謂政治哲學。第三，政治哲學的基本任務于是就有兩項，其一是認識政治事物的本性，即它要對人提出一定的要求，包括道德的要求與意志的要求；其二就是獲得關于正當、正義或善的知識。這就是古典政治哲學的現代表達，或者說，對古希臘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學思想的現代概括與重述。
柏拉圖的知識論是其理念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就意謂存在著一種確定不變的知識的對象，后者不僅是精神性的，而且也獨立于這個現實的世界而存在，但卻是這個世界的樣板。這一觀點在現代很難為人所接受，并且與現代政治哲學以及政治學、法學和經濟學的基礎相沖突。由此，施特勞斯所謂的政治事物的本性和正當、正義或善的知識從其本義上來說就是某種外在于現實世界而卻要為這個世界立則的價值或觀念；而人們必須按照它們來對這個世界作出判斷和決定。不過，施特勞斯并沒有直接申明我上面所提示的那些古典觀點的深層意義。但這樣也就會造成根據闕如的漏洞。這些觀點所表明和提示的是那種古典政治哲學或者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與現代政治哲學在基本哲學立場上面的區別，而正是這些根本性的差別使得善惡、正義與不義這些概念具有大相徑庭的意義。
那么，政治在施特勞斯那里究竟意謂什么呢?施特勞斯的觀點依然是古典的：“政體(regime)意謂那樣一種整體：我們今天習慣于主要地以一種碎片化的形式來觀看它：政體同時意謂一個社會的生活形式，它的生活的樣式，它的道德的品味，社會的形式，國家的形式，政府的形式，法律的精神。我們要試著把簡單的思想與復雜的思想聯結起來，它以政治(politeia)這個術語將自己表述如下：生活是指向某個目標的行動：社會生活是指向只能由社會來追求的這樣一個目標的行動：但是為了追求一個特定
的目標――它也是社會的全面的目標，社會必須以符合那個目標的方式組織起來而被賦予秩序，構成起來而被賦予法律；然而，這就意謂，在這個權威之下的人們必須調整而去適合那個目標。”
施特勞斯的政治概念因此有兩個要點。第一，政治就是政治共同體生活的全部，從道德到政治，包羅無遺；第二，整個社會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政治就是一種追求這個目標的行動：整個社會就是為了這個目標并且根據這個目標而組織起來的，一切秩序和法則也是依此而建立起來的。上述觀點既關涉哲學的立場，亦關涉方法的問題。所謂哲學立場就是指共同體的目標，這種古典的政治觀在古代是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具有現實的意義，這不在這里的題目的范圍之內，但它在現代社會中是否還具有意義卻是大有疑問的，因為它與社會的多樣性和觀念的多元性是正相抵觸的。從方法上看，此種做法，即要求包羅無遺地控制一個社會，或者退一步說，將一個社會完全地安排或組織在依照一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秩序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不可能的，并無成功的事例。在古希臘，一些城邦之所以能夠接近這個目標，乃是它原本就將人類的大部分貶為非人，然而盡管如此，它們也無法達到這樣的目標。在今天，由于政治一社會共同體的規模巨大，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或大體同等的資籍，從而人的多樣性與社會的多元性更其復雜，要在施特勞斯所謂自由的狀態下確立某個共同的目標(而在古希臘所謂城邦的共同體目標就是道德目標)，是完全不可能的。
出于這樣一種復古的理想，施特勞斯認為政治哲學應當與政治科學就是同一個東西。政治既然就是那種包羅萬象的社會的行動，那么政治事務也就等于人類的全部事務或整體事務。而政治科學也自然而然地包括對人類全部事務的研究。政治哲學也就是這樣一個囊括一切的學術活動。因此，他不僅不承認哲學、人文學科與其他經驗學科之間的區別，也抗議包括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相對于政治哲學的獨立和彼此之間的分立。據此他斷定，政治哲學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施特勞斯在現代追問政治哲學的真諦，結果卻是古希臘政治學的重述，而后者至少有兩個要點在今天是無法獲得確證，也無法為人所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社會共同目標的觀點。現代社會雖然必須遵守一些使自己能夠構造起來的基本觀念與原則，但并不接受某個特定的道德目的為社會的唯一或最終目的。社會共同目的說雖然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但即便在那個時代它也不具有普遍性。其次，政治只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層面，盡管是至關重要的層面，但決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雖然施特勞斯將政治作了最為廣泛的理解，事實上，今天人們所理解的那種政治在古代社會所起的作用遠沒有道德所起的作用大，并且也沒有像在今天社會生活中那樣普遍化。
另一個關于政治的經典定義是完全現代的觀點，這是由韋伯提出來的。韋伯完全從經驗科學的立場來分析什么是政治這個問題――這是與施特勞斯針鋒相對的立場。韋伯的界定直接從國家來著手，“我們打算只從一個政治團體――也就是今天的國家――的領導權、或該領導權的影響力這個角度，來理解政治。”在韋伯看來，國家的特點在于它所擁有的特殊的手段，這就是使用暴力。“國家是這樣一種人類團體，它在一定疆域之內(成功地)宣布了對正當使用暴力的壟斷權。請注意，‘疆域’也是國家的特征之一。現在的特點是，其他機構或個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權利，只限于國家允許的范圍之內。國家被認為是暴力使用‘權’的唯一來源。因此，對我們來說，‘政治’就是指爭取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的分配的努力，這或是發生在國家之間，或是發生在一國之內的團體之間。”可以看到，韋伯這個定義具有某種的色彩，因為后者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此種鎮壓既包括政治統治，亦包括經濟壓迫。不過，韋伯的定義比的定義更具一般性，并不僅僅將權力局限于鎮壓和壓迫的功用。不過，暴力壟斷雖然是國家的典型標志，但卻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體現為權力分配，而權力卻是有其指向的。在這里。倘若人們考察以權力為中心的政治行動，那么他們就會發現政治的范圍原本要比國家的界限寬廣得多：換言之，政治不僅先于國家，而且其行動也比作為政權機構的國家的活動要廣泛和深入得多。
因此，在現代社會科學的領域里，政治的界定對人們來說也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一致的。達爾在分析現代政治時指出，“亞里士多德和韋伯稱之為政治的每項事物，拉斯韋爾也稱之為政治，但拉斯韋爾認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韋伯和亞里士多德看來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韋爾就認為一個商行或一個工會，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讓我們大膽地把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達爾這里所說的控制、影響力和權威的人類關系都可以歸在一般的權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們可以說，政治就是人類群體之中的權力運作。就此而論，達爾的觀點并未脫出韋伯定義的窠臼，只不過后者的定義更為狹窄和確定，政治僅僅與國家權力的運作有關，而不包括那些無關乎國家形式的權力運作。對政治作盡可能廣泛的理解，比較符合學術興趣的一般要求，或者滿足學術徹底性的要求，而對這里的主題來說，韋伯這樣有其限定范圍因而具有典型性的定義卻更切合政治哲學之政治的特點。
在甄綜各種觀點和考慮的基礎上。我認為，在政治哲學的視野之下，政治可以規定如下：政治是人類在一定共同體內為分配社會善品而發生的行動。這里所謂的共同體一般具有一個壟斷這種分配權力的最高機構、一定的制度、一定的領土。政治的范圍無論是就人類社會一歷史的時間維度來考慮，還是就其空間維度來考慮，都要大于國家的界限。然而，無論如何，國家是人類政治行動最為集中、典型的場所。
因為，政治哲學所關涉的政治原則不僅具有普遍的性質，而且也具有強制的性質，而一種原則的普遍運用和強制實施在現代社會只有在一個像國家這樣的共同體之內，才是可能的，才有其現實性。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國家這樣的政治共同體形式才需要普遍的原則來構建其主體結構。從作為一門學科的一般意義著眼，現代政治哲學所要研究的那些政治價值觀念，正是為具有這種性質的原則提供根據和理由的，這樣的界定就切合了政治哲學的歷史的分析與批判的工作，而就政治哲學的營造的性質來說，它為甄選基礎政治觀念及原則提供了范圍與性質的指導。
毫無疑問，我上述的定義和韋伯的定義依然是實證的，而非哲學的。這里可以來看一個有關國家的但卻屬于哲學的規定。“政治哲學的基礎問題，即一個在若干有關國家應如何組織的問題之前的問題，是任何國家究竟是否應當存在。為什么不要無政府呢?由于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倘若站得住腳的話，切掉了政治哲學整個主題的支撐。所以從考察其主要的替代物來開始政治哲學是適當的。那些認為無政府主義并非一種沒有吸引力的理論的人們，會認為
有可能政治哲學就在此終結了事。”很顯然，政治是什么以及國家是什么，這些均屬于實證科學的問題，而國家是否應當存在這樣的問題，才具有哲學的性質。諾齊克這個問題其實也并非純粹哲學的，它包含了實證的科學可以處理的內容，人們能夠從經驗的層面來提出某種回答。政治哲學的純粹關切當就實存的國家提出國家應當如何的問題。
無論韋伯的定義還是達爾的界定都沒有關涉政治權力應當如何的問題，而這對政治哲學來說乃是根本性的。在諾齊克問題的基礎上，人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么要有這種性質而不是另一種性質、這種類型而不是另一種類型的政治權力；或者更為直接地要求，政治權力應當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政治權力雖然抽象地說可以出于任何可能的理由并用于任何可能的目的，但是它的正當性始終是受到人們追問的，是要經受人類理智的質疑并在其中獲得詮證的。在韋伯定義以及達爾詮釋的基礎上，我可以補充說，政治權力的一般而根本的目的和指向乃是社會善品的分配。而所謂社會善品就是指從權利、財富、地位一直到環境、教育等等社會之中為每一個人所必需、所追求和所尊崇的東西。
現在，我可以進一步來規定政治哲學之政治。所謂政治就是指在一個共同體內強制而普遍地分配社會善品的行動。換言之，以分配社會善品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終是在一定的共同體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則通過一定的制度而普遍地實現的。這樣一來。考察的視角就發生了轉變：我不再從現存的政治權力及其機構出發來考察它們的行動，以及追問它們的根據，而是從公認的社會善品人手來探討和研究如何分配它們的原則，以及其觀念的根據。這樣一來，政治哲學之政治在理論上就從現存的政治現象之中抽象了出來，它不再是對那個現象的描述與概括，不是政治哲學研究的理論前提，反而成為政治哲學這種思想活動的結果，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是由政治哲學構造出來的。這樣構成出來的政治對于政治哲學的學術活動以及其他學術活動就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為考察、分析和批判歷史上既有的政治提供范式，另一方面為理想的政治共同體制定藍圖。
在這樣理解下的政治哲學就是一種構成的理論活動或者說營造的哲學思維，而后者的產物就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活動，在羅爾斯所謂原初狀態的無知之幕后面的那些代表的活動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理想的政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規范進行的政治，并且在政治哲學中，這樣的規范是先于政治行為的，而不論在實際的社會一歷史中，規范事實上來源于人們對現實的政治行為的反思與評價。政治哲學并不描述實際的政治現象，也不對之進行實證的分析，因此它之構造理想的政治行為或活動重在其模式，而后者的觀念形式就是規范或原則。在此文中。理想的政治行為也就是社會善品的分派活動。因此。現代政治哲學的中心關切也可以說就是社會善品分派的規范和原則的構成與確證。
所以，現代政治哲學的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它并不具體地去設計、制定和安排實際的政治制度與機構，也就是說，并不處理由人類最為基本的政治行為模式所衍生的其他更為具體的也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式。因此，它只是構造社會善品分配的一般原則，為這些原則提供觀念的根據，從而證明這些原則的正當性，亦即為這些原則提供確證。這些構造與確證就要直接關涉個人、社會及其各種形式的團體，并表明對它們的基本態度。不過，在實際的理論進程中，這些關系并非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或多向的。這里我可以總結說，政治哲學的中心關切與任務就是為社會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則，作為原則根據的觀念，以及對上述兩項的確證，即正當性證明。在今天，政治哲學如果不以此為中心關切，就會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就是以這些觀念性的東西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關注，尤其是得到人們的重新詮釋、確證和營造為契機的。羅爾斯認為，政治哲學就是為一套適當的制度尋求一個共同的基礎以保衛民主的自由權和平等，而這樣一種基礎首先是觀念性的東西。
當然，根據各種政治哲學的實際學術形態，我這里也可以對它作出如下的中庸的規定：政治哲學研究上述政治行動所遵循的原則，這些原則所從出的價值觀念，這些觀念的基礎；研究根據這些原則構成的社會基本制度和結構；研究不同的政治哲學學派就此提出的各種判斷和觀點：政治哲學同時還研究有關上述問題的方法論。
至此為止，我對什么是政治哲學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初步的回答。不過，即便就此而言，這里還有三點需要作進一步的闡發，即1)正義，2)作為人的行為的政治活動，以及3)社會目標。
第一點關涉對正義的理解。抽象來說，正義是對政治行為或活動的一種積極的評價，或者用形而上學式的術語來說，是指政治行為或活動的某種性質。正義判斷總是以某種相應的觀念、規范或原則為標準和前提的。于是，從哲學上來說，政治哲學的主題就是正義。因為政治哲學并非提供任何一種政治行為規范，而是要構造和確證某種正當的或對的政治行為及其規范。政治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也就可以稱為正義哲學。
第二點關涉對作為人的行為的政治活動的理解。前文已經提到，政治哲學研究人的政治行為及其規范，其旨在營造理想的基本政治行為模式及其規范。它并不以人的政治行為的實證分析與考察為中心關切，也不從經驗上研究上述基本政治行為與所有其他行為之間的關系。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人的基本政治行為在理論上以及在實踐上直接關涉人的其他基本行為模式，比如經濟的或法律的行為方式，并且政治哲學所構造和確證的基本規范同樣也是適用于人的其他行為的基本原則。
所謂的人的基本行為的說法蘊涵了作為整體的人的社會行為，而后者就是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區分的根據并不在于人的行為的區分，而在于不同的視角、著重點和方式。這就是說，不是因為人的行為原本就分別由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行為組成的，而是因為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等等視角從人的整體行為之中抽象出不同的層面。人的任何一個特定的行為都是整體的，都可以從上述不同的視角來考察，也就是說，都具有經濟的、政治的等等意義。這樣，人們就可以明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學、與經濟學等等的區別，并不在于對象的差異，而在于視角的不同。現代學科之間關聯以及挪移的可能性就在人的社會行為原本就是整體的和重合的。
不過，這里有一個關鍵之點需要注意：一旦說到人的基本行為，這就意謂某種哲學的反思與構造的性質。政治學是對人的行為從權力關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實證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學探討人的社會行為的基本規范，并且旨在營造和確證某種被認為是正當的規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為是如何的，當然也會關涉人的政治行為的規范是如何的問題，而后者重在關切人的政治行為的規范應當是如何的。兩者的區分就關涉事實與價值兩分這個經典問題。政治哲學作為一門旨在營造和確證正義規范的學科，它面臨特殊的理論的和實踐的
困難：它構造和提出一套正義規范或原則，但后者又必須得到社會成員或現實的人的實際接受才能夠成為現實有效的東西。現代政治哲學一方面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其所營造的規范的應當的性質，另一方面又要著力建立這些規范或原則與實證現象之間的復雜卻又必不可少的關聯，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營造起來的規范總是被期望落實為現實的行為。
這里稍微提及一下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分以及相應的方法論問題或許是有益的。正如人類認識史和學術史所表明的那樣，在實際的認識過程和學術活動之中，人們自覺地意識到應當如何與事實如何之間的區別，是很晚的事情。這種區分最早是由休謨清楚地表達出來的，隨后的經典模式就是康德予以截然分別的理性兩個領域――盡管康德堅持理性本身是統一的。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的德國新康德主義者曾試圖通過價值、歷史性與經驗或實證性的區別，在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劃出清楚的界線。這樣一種努力即便也依然是有意義的因為以好壞判斷或日價值判斷來代替事實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中的現實危害。在中國，此種情況為害尤甚)，不過，所謂的區分只有在嚴格的限定下才有實際的效果。因為價值的標準與歷史性的標準并不是同一的；歷史性的東西同樣也涉及事實，而價值的東西也涉及一般性。這就是說，當新康德主義者努力詮證某門人文學科。比如歷史學因其處理歷史性的東西因而乃非經驗科學時，他們并不能夠同時說，它就是一門價值性的學科。同樣，當人們說倫理學是一門價值學科時，他們同樣也不能說它就是一門歷史性的學科。后者僅僅處理一次性發生的事件。
當然，不同意價值與事實之間的兩分，作為一種理論態度，比如普特南的觀點，自然也有提醒人們自然語言復雜性的作用。然而，他關于價值與事實之間區分消解的根據，卻也可以用來證明一切事物之間區別的消解，比如事物與觀念之間區別的消解，進而一切學科之間區別的消解。這自然是一種極端而又復古的做法。不過，普特南的論證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倘若對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分沒有清楚的意識和方法論上的自覺，那么逾越價值與事實的界限就是難以避免的，而事實上在現代學術活動中，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這尤其明顯地體現在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的泛濫之中。韋伯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對現代學術造成的危害，從方法論上對經驗的學術研究提出了價值無涉的要求，這個要求至今依然是有效的，盡管現如今一些學者也不能夠準確地理解韋伯的意思。在今天，混淆事實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其危害并不僅僅限于學術領域――人們以價值判斷代替對事實的經驗考察。往往是謀取某種影響與現實利益的有效手段：既避免了艱苦的實證的研究，又可以博取道德的或意識形態的虛榮――而且也同樣影響現實政治。在人類歷史上，總是有人傾向于用其價值判斷或意識形態觀念來矯飾事實，或者直接地將其混充為經驗的實在。
篇12
由此可見，思想政治學科教材分析是教學準備階段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提高教學質量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教師圓滿完成思想政治學科教學任務的重要保證，也是教師自身專業素質發展的需要。
高中政治教材分析方法很多，比如：根據學科特點分析教材，即根據學科研究對象、學科表達術語等進行教材分析；根據教材編寫特點分析教材，即根據教材編寫的指導思想、教材的體系結構、教材敘述方法等進行教材分析；根據教材的符號標志分析教材，即利用標題掌握教材知識體系，利用不同字體理解教材內容的分析方法，等等。本文著重談談教學中普遍使用且行之有效的一種教材分析方法，姑且稱之為教材構成要素分析法。
所謂教材構成要素分析法，就是按教材的構成要素逐一分析研究，弄清各要素的作用、內容及其相互之間的聯系的一種教材分析方法。以下談談具體步驟。
一、了解教材構成要素
教材構成要素分析法，顧名思義，首先是要了解教材由哪些要素構成。高中政治教材的每一模塊均由標題（模塊標題、單元標題、課題、框題、目題）、正文（包括宋體字和穿插在其間引導思維活動的仿宋體字）、輔助文（包括專家點評、名詞點擊、相關鏈接等）、單元綜合探究等要素構成。
二、明確各要素作用
不同教材模塊的要素作用大體相同。例如模塊二《政治生活》各要素作用：（1）單元，以生活主題組織知識內容，每單元都有各自的序言和知識結構圖表，簡要介紹該單元的學習內容和意義。（2）課，是單元的有機組成部分，課題提煉課文的中心，每課的導言起承上啟下的作用，幫助明了本課要講述的主題。（3）框，是課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模塊的框題基本采用復合結構，例如：人民民主：本質是人們當家做主；政治權利與義務：參與政治生活的準則。一方面，非常明確地表明了本框的學習主題，另一方面突出了政治觀點，彰顯了教材倡導的價值導向。（4）目，既是構成課文的基本單位，又是學習過程中應注意的基本內容，也展示課文的基本步驟和環節。《政治生活》每框均由三目組成，目與目之間有嚴密的邏輯關系，第一目是情景導入：提供與課文有密切聯系的案例、問題和資料，激發學生興趣，啟動學生思維活動，引導學生主動探究知識。第二目是情景分析：對課程標準規定的知識進行比較系統的闡述，有些部分在情景回歸中得到進一步完善和補充。第三目是情景回歸：除了進一步闡明課程標準規定的知識內容之外，還具有提高學生素質的功能。而且教材內容的展開都以問題為中心，以問題引入，圍繞問題展開敘述，引導學生探討、思考問題，然后實現問題的解決。（5）正文，是學習的主體內容，文字包括宋體字，也包括穿插在其間引導思維活動的仿宋體字，即虛線框內的內容。這兩部分在呈現方式上有所區別，但在內容上是密切相關、相互呼應、渾然一體的。（6）輔助文，設三個欄目：“專家點評”是對疑難問題的解析或拓展性說明，“名詞點擊”是對相關概念、術語的介紹或解釋；“相關鏈接”是對相關事例、資料、數據的引證和闡述。例如，《政治生活》教材第5頁的相關鏈接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者資料的補充。輔助文的功能是幫助加深對課文內容的理解。（7）單元綜合探究：通過真實的、具有挑戰性的、參與性強的活動，引導學生積極主動地探究知識。這是體驗研究性學習的重要環節，是本單元學習內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具有體現本單元相關知識聯系的功能，也有益于發展學生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只有各要素作用都弄清楚了，教師在分析教材時才能做到思路清晰，邏輯嚴密，觀點明確，有的放矢。
三、分析教材內容
（一）宏觀上分析教材內容，包括模塊內容分析、單元內容分析等。模塊內容分析主要從模塊教材的基本理念、主要特點、設計思路、活動設計（包括課內探究活動設計和單元綜合探究活動設計）進行逐一分析、把握。以模塊二《政治生活》為例。教材的基本理念：（1）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2）以學生發展為本；（3）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思想政治觀點為統領、以政治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塊；（4）轉變學習方式，以學生為主體，強調自主探究、合作探究，注重學習的過程和方法，強調學生的體驗、感悟和內化；⑸突出課程的實踐性和開放性，突出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教材的主要特點：（1）教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思想，集理論學習、社會認識和公民教育于一體，對學生進行基本政治觀點的教育和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引導，培養學生公民思想政治素質。（2）教材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主線，核心概念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3）教材關注學生的政治生活實踐，貼近學生生活組織教材內容，其知識體系為：公民的政治生活政府國家政黨國際社會。知識體系從小到大，從近到遠，從具體到抽象，有利于深化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的改革，更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4）教材語言文字簡明扼要，圖文并茂，教材設計更具開放性和實踐性，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教材設計思路：以學生生活為基礎，以生活邏輯為線索，以思想政治觀點為統領，以政治學科知識為支撐，整合教材內容是編寫《政治生活》的基本思路。教材遵循“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原則，根據我國公民政治生活內容組織教材，提煉具有整合意義的四個生活主題，即公民的政治生活、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當代國際社會，以政治學科知識為背景回答政治生活主題的有關問題，對學生進行政治觀點的教育。宏觀上分析教材內容，目的就是從整體上把握教材內容。
單元（課）內容分析主要從單元設計意圖（目標）、教學內容（知識結構、活動安排）、重難點問題、課時安排等進行逐一分析、解決。例如《經濟生活》第一單元第一課“神奇的貨幣”。本課的設計意圖：⑴能夠認識貨幣的本質，分析貨幣在商品交換中的作用及基本職能；⑵能夠解釋幾種常見的信用工具的用途；⑶理解金錢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意義，樹立正確的金錢觀。本課的邏輯結構：由商品引出貨幣—由貨幣的起源、本質到貨幣的職能—由金屬貨幣到紙幣—由紙幣到信用工具—由中國貨幣到外匯。本課重點：商品、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基本職能、紙幣。本課的難點：信用卡、外匯與匯率。本課課時安排：共安排三課時，第一框兩課時，第二框一課時。由模塊內容到單元內容的分析，可讓教師對教材的認識由遠到近、由大到小、由抽象到具體，層層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