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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是最近十幾年來的結果，隨著跨國公司的不斷涌現，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方式，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和經濟體加入到全球生產中來，這就使得整個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有了一個較為寬闊的發展基礎，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全球價值鏈的進一步增長。當然，對于價值鏈更為簡單的理解是，由于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在目前來看無法通過一個國家或者經濟體能夠完成，或者說單純依靠一個國家或者經濟體進行完成往往成本過于昂貴，因此，全球價值就產生了。目前來看，全球價值鏈是一個大趨勢，整個發展的過程也是符合當今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同時隨著國際運輸成本和通訊技術成本等不斷的降低，必然會促使跨國公司的大量設立，這將極大的提升整個價值鏈的全球化特征。當然，全球化的價值鏈對于國家貿易來說有其優勢也有其劣勢，對于傳統的貿易統計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也對于傳統思維下的國家貿易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的挑戰。正是由于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來控制國外的企業生產，這將極大的改變原有的貿易生產的方式，因此將會極大的改變傳統國際貿易的統計方式，為了更加有效合理的衡量全球價值鏈下的國際貿易額度，需要摒棄傳統的貿易統計方式，采用更加合理的國際貿易統計方式。這將有利于各國貿易政策的制定，促進各國貿易的健康發展。
二、傳統國際貿易統計的缺陷
傳統的國際貿易衡量的原則是采用屬地歸屬的方式，也就是說按照整個產品和服務的原始產地來衡量貿易的額度，這種方式在全球價值鏈產生之間是具有極大的優勢的，其可以準確的衡量一個地區或者一個經濟體的國際貿易情況。但是，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傳統的貿易衡量方式的弊端也不斷的出現，使得貿易衡量的需求性越來越得不到滿足，對于國際貿易的衡量誤差也越來越大。由于傳統的國際貿易統計方式只是簡單的衡量貿易的出口國和貿易的進口國之間價值的增加情況，而無法衡量這些產品和服務在之后的繼續加工所需要的原料和增加的價值，隨著國際貿易越來越頻繁，使得這種國際貿易的統計方式難以更加準確的衡量整個全球價值鏈下的國家貿易額度。
三、全球價值鏈下的新型國際貿易統計方式
正是由于全球價值鏈的不斷形成，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主張采用新型的國際貿易統計方式，因此，國際貿易委員會也提出了要采用任務型的統計方式，傳統的統計方式已經不能夠很好的適應當今國際貿易的大環境，需要進行必要的貿易統計方式革新。因此，國際貿易委員會采用增加值的貿易統計方式，也就是通過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凈增加來衡量整個貿易過程中的增長問題，這種方式雖然會有重復記錄的問題，但是，就整個計算的過程來說符合當前全球化的特征。這種方式的基本操作公式是采用出口國出口產品的成品價值減去國內生產的成本同時也要減去相應其他國家生產該產品所付出的成本，這種衡量方式和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方式是極為相近的。總之，這種衡量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同一種產值的重復計量多次，同時也能夠有效的區分不同國家和地區產值的實際增加，從而能夠更加真實的反映不同地區和國家經濟的增長。
四、總結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加深，國際貿易的往來也越來越緊密，因此，為了更好的衡量國際貿易額度，需要采用全新的國際貿易衡量方式，這樣才能夠有效的衡量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經濟的增加值，有利于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總之，將有利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篇2
一、國際貿易中供應鏈形成之前的資源配置情況
國際貿易供應鏈形成之前的國際貿易流程以線性為主。其基本的貿易流程是：國際企業買家搞研發設計、采購計劃、發出訂單；國際貿易進口企業或公司接到訂單后，向制造商提供外企買家的貨品規格要求、設計方案等材料，而后制造商又向貨品供應商采購材料和零件。訂單產品制造完成后，進口企業或外貿公司就辦理貨物出口手續聯系國際國內物流企業和單位，向外企買家發貨，外企買家又將貨物發送給其各個分銷商，分銷商又將得到的貨物發送給零售商。
雖然這種國際貿易流程在經濟發展中被廣泛運用過，但是這種供應鏈自身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產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由于國際貿易涉及到的方面比較廣泛，信息傳播和物流的時間顯得非常漫長，從產品設計到采購決議再到生產已經過了幾個月時間。第二，供應環節的成本費用高。貨物要經過很長的運輸路程以及經過多個輾轉和停留地方，這些都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第三，不能及時處理出現的問題。由于是國際貿易，一個小市場出現了問題，很難快速并統一解決，而且因為是國際貿易涉及到的各方只對直接的上下負責，忽視了其它地方出現的問題，時間久了就會影響到企業的品牌誠信、產品質量等方面。第四，國際貿易各方都是單獨面臨市場同行競爭，而忽視了對供應鏈上其它企業的成本和生產效率。國際貿易流程中的資源配置處于分散狀態。企業雖然可以通過規模效益、勞動力成本、技術等方面來降低成本，有利于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并非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資源配置。第五，國際貿易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較弱，彼此之間不能互惠互利，反而出現相互壓榨的情況。
二、關于國際貿易中“供應鏈”的含義
全球貿易供應鏈又叫全球網絡供應鏈。供應鏈的成員遍布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要獲取的生產資料、貨物生產的企業、貨物的流動和銷售、信息的分享和獲取都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貿易供應鏈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一個核心企業。
三、國際貿易供應鏈的資源分配方式
國際貿易供應鏈的核心企業通過投資、控股、簽訂長期互惠合作合同等方式與全球的供應鏈節點企業結成長期的合作伙伴，每個國際貿易企業都要在一個統一的供應鏈管理平臺上進行貿易活動。以統一、標準化的形式將物流、資金以及信息等輸入管理平臺，并且通過數據交換技術來快速滿足市場的需求，統一管理平臺的建立有利于市場的及時補貨和最小限度的生產，節約成本和資源。零售商們通常都是直接通過信息系統來獲取銷售信息并將其輸入企業相關部門進行分析，零售商經過對電子訂貨系統的數據進行分析后再向分銷商發出訂貨單。對于得到銷售數據的設計和研發部門來說，就得把數據進行預測性或實時性的研發和設計，并且將各個計算機上得出的設計系統，通過產品數據管理平臺將它們進行信息整合和分析，上傳到新的設計系統交予核心平臺。這樣制造商和供應商可以從平臺上得到設計和采購訂單，并且準備準備好材料進行產品生產活動。同時分銷商又到平臺上獲取關于新產品的設計信息進而為市場營銷、上架計劃做好充分的準備。而零售商也可以從分銷商那得打產品上架的策劃信息。所以，全球供應鏈管理平臺協調者整個國際貿易的物流、資金、信息等方面的發展和流動。
四、實現國際貿易供應鏈的重大意義
形成國際貿易供應鏈就能夠降低全球經濟發展規模擴大和分工更加明確和細化帶來的成本和信息障礙問題，降低了供貨商和銷售商的生產成本，有效實現消費者和生產者一體化，使得全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降低了經濟發展中的成本費用，實現了全球資源的最優配置。
總之，國際貿易供應鏈的形成，核心企業可以將和國際貿易有關聯企業的資源都集中到一個具體的供應鏈網絡信息平臺上來實現資源和信息共享。網絡為信息傳播帶來更加便捷，貨物儲存、物流以及資金浪費都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而且由于長期的供應鏈和資源共享的合作關系，核心企業統一管理國際貿易中的所有資源，因此，全球的資源都能夠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
參考文獻：
篇3
肺炎疫情沖擊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是國際貿易的萎縮。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數據，2020年前三個季度的世界商品貿易量目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國際服務貿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創，世貿組織估計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間服務貿易量下降了約27％，其中與旅行和運輸相關的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嚴重。經濟全球化也帶來了經濟風險全球化，國際貿易的低迷對于長期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成為對其經濟的致命性打擊，作為經濟全球化組成環節的各國經濟的衰退進而加劇了國際貿易體系的蕭條，這種正反饋機制構成世界經濟形勢的惡性循環，各國對外貿易普遍呈現明顯的收縮態勢。為了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的牽制，更多的國家開始注重產業回流和國內循環，這無疑人為地加劇了疫情期間的逆全球化趨勢。1．1肺炎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體系。國際分工是世界市場形成的基礎，國際合作形成的全球供應鏈是維持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環節，肺炎疫情對于全球產業鏈的沖擊無疑對經濟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首先，在肺炎疫情影響下，各國采取的社交隔離政策，造成勞動力數量大幅減少，生產規模急劇下降，很多企業甚至停工停產，導致產品現象嚴重短缺，沉重打擊了開展國際貿易的基礎。其次，部分國家為防控疫情的境外輸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國家和地區的人員和貨物入境，切斷了國際貿易的運輸環節，給全球供應鏈帶來打擊。再次，肺炎疫情給各國帶來的經濟危機使得各國購買力下降，消費市場萎縮，導致了跨境貿易活動風險提升，全球供應鏈的斷點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有所恢復，全球供應鏈仍面臨著各國復工復產不同步而帶來的挑戰。綜上所述，肺炎疫情導致全球供應鏈的脫節和斷裂，是逆全球化現象凸顯的關鍵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劇產業回流趨勢。各國的產業回流主要體現在制造業回流。制造業水平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制造業可以為各國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制造業產品的供應充足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關鍵。完善和提升本國的制造業體系有助于減少對于其它國家的過度依賴，降低全球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打擊程度，亦有助于應對類似于肺炎疫情這樣的突發性公共危機，提高國家經濟發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經濟全球化表現為各個國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發達國家在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形成了產業空心化現象。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眾多發達國家開始反思本國的產業結構，并提出了一系列復蘇和振興制造業的計劃。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驗證了制造業在緊急突況下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國際貿易嚴重受阻的情況下，本國制造業能夠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質保障，穩定民心，進而能夠決定應急管理措施的落實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圍內又一次興起了制造業回流的熱潮。各國的制造業回流勢必會對全球產業結構帶來新調整。首先，各國均發展本國制造業，會導致制造業產品的國際貿易規模縮小。其次，發達國家作為制造業的產業輸入國，輔之以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優勢，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進一步減少，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維系。最后，國際投資是產業轉移的重要載體，制造業回流會使發達國家對外相對投資減少，對內投資增加，國際投資格局發生變化。這樣就與經濟全球化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現了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源于英國重商主義主張國家干預對外貿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商品和服務免受國外競爭壓力而對進口產品設定高關稅、限定進口配額或其它減少進口額的經濟政策。在肺炎疫情給經濟帶來沉重打擊的情況下，部分國家以維護本國經濟安全為由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單從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數量來看，2020年1－10月全球實施的貿易阻礙措施956起，已經超過了2019年全年的實施數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進口限制措施的貿易額為4409億美元。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擴張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決定的，更準確的說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給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借口”。經濟全球化給各國本土產業帶來的強有力的競爭為各國完善產業結構和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障礙，因此各國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的想法由來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機下，更大規模的貿易保護政策便順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國家所采納。部分國家疫情期間采取的設立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無疑會對世界市場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使國際貿易的區域性特點逐漸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現象的發生。1．4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導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世界貿易組織作為當代最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之一，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維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對向肺炎疫情這樣全球性突發公共危機的挑戰下，WTO被寄予維持國際貿易相對穩定、規范國際貿易行為、解決貿易爭端的希望。盡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維護國際貿易秩序，但是WTO的應有的協調和規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發揮。自從2019年12月開始，WTO上訴機構停擺，導致WTO無法在肺炎疫情期間高效解決國家間貿易糾紛，不能充分發揮其定分止爭的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經濟規則制度的趨同或認同過程，WTO解決爭端能力的削弱，使得進行國際貿易的法律風險提升，減損了國際貿易參與各國的信賴利益，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多邊貿易體制帶來了危機。WTO的權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間遭受了挑戰。部分成員國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護裝備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規定向WTO通報。疫情期間，越來越多的國家設置壁壘，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大量這些貿易、投資限制措施可能會與WTO基本原則和具體規則相違背。
2國際貿易的復蘇
根據世貿組織在2020年12月18日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貿易量與上一季度相比增長了11．6％。世界銀行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預計增長4％。國際貿易的復蘇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內，各國還無法脫離世界市場而獨善其身。疫情期間，國際貿易有助于各國結合本國疫情形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過肺炎帶來的物質資料短缺的難關。由于各國疫情形勢的不同步性，將會出現世界范圍內供需情況的不平衡。復工復產較早的國家生產出較為充足的產品，在保障本國市場的需求情況下，各企業急需通過世界市場獲取利潤來彌補疫情期間的虧損。疫情形勢較為嚴峻、仍未完全復工復產的國家物資儲備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過世界市場采購需要的商品。國際貿易的復蘇允許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內為供需匹配提供了條件，突顯了人類合作共贏的力量，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勢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各國開始有秩序地恢復對外貿易，國際貿易出現明顯好轉，這也是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恢復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現象是短暫的，并未遏制經濟全球化的潛力，也不能掩飾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發展帶來的利益。
3經濟全球化的科學性注定其是世界經濟發展大勢
隨著肺炎疫苗的接種使用，我們可以合理預測疫情將會在不遠的將來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們不應只把視角停留在疫情所帶來的短期逆全球化現象上，而是用更長遠的眼光來判斷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政策。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論的論證支撐和實踐的檢驗證明作為依據。經濟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最好合作途徑，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疫情所帶來的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減速帶，促使世界各國反思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弊，探索更為合理高效的世界經濟合作模式，完善本國經濟體制以更好地適應經濟全球化浪潮，趨利避害，爭取在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前提下尋求本國利益最大化。大衛?李嘉圖認為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使各國在國際貿易中具有的比較優勢，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基石。盡管其比較優勢理論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經過不斷發展，此理論確實為我們論證經濟全球化的優勢提供了依據。資本的空間化原理決定著經濟全球化的必然性。資本具有趨利性，資本的目的就是獲得最大化的利潤，因此資本具有擴張性特征，在世界市場已經形成的條件下，資本會自發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大增殖機會，進而促進了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高效配置。這種擴張性趨勢是由資本的根本目的決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這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長期看來也是不可逆的。短暫的公共危機會使對外投資的風險增大、利潤減少，但是世界長期的較為穩定局面仍然為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為這種流動性的維系提供根本動力。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交通運輸的發達減少了國際貿易的運輸成本，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貿易規則得到更大范圍內的普遍認同，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催生了新的貿易方式和種類。互利共贏觀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國具備參與世界市場交換的強大驅動力。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發展可以與世界市場完全脫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和博弈是各國的理性選擇，在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熟運轉多年，各國已經從世界市場獲得利益和發展契機后，再使各國沿著自給自足、單打獨斗、孤立發展的趨勢運行是不現實的。歷史的步伐永遠是向前邁進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訴我們，短暫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個環節。在理性判斷經濟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廢食絕不是最佳選擇。世界各國在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時，正確的態度是以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堅持合作共贏，趨利避害，不斷提升本國實力，使本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一個更加主動的位置，而非消極對待經濟全球化，過分放大其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企圖通過設置貿易壁壘來發展本國經濟。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否認肺炎疫情減緩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速度，助長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們應當從長遠的眼光認識到經濟全球化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中國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我們充分發掘國內市場的潛力，減少全球性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保障我國經濟穩妥有序發展；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經濟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有利因素，提升發展水平和發展效率，順應發展趨勢，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兩個循環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助力我國在新的經濟全球化語境下的發展，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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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總體來看，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對外貿易增長有所放慢。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幅度連續6年都超過了兩成，但200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增長幅度卻只有17.8%，其中，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的增長幅度分別為17.2%和18.5%，增長速度比前幾年明顯放慢。
現階段進出口貿易的增長速度雖然放慢，但2008年的全年統計只不過是由“顯著”增長變為“溫和”增長。可是，如果像證券分析師那樣也做一張《分時走勢圖》，則不難看出，2008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增長基本上可以用“高開低走”這個股評術語加以概括。2008年10月以前，進出口貿易增長或快或慢，但基本上能夠保持增長勢頭。據海關統計，2008年前10個月，出口和進口分別累計增長21.9%和27.6%。可在10月之后，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形勢卻可以用“晚節不保”來形容。據統計，2008年11月全國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2.2%和17.9%，特別是出口貿易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了月度負增長。更有甚者，進出口貿易的月度負增長并非“間歇”性，而是漸成趨勢。2008年12月，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又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2.8%和21.3%。
貿易順差的“貧困化”擴張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越來越大。即使對外貿易規模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有所萎縮，貿易順差擴大的勢頭也依然得以持續。由于進口貿易的下降幅度要超過出口貿易的下降幅度，2008年11月貿易順差達到400.9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最大的一個月，而12月貿易順差也達到了389.8億美元的歷史次高點。再看一看整個2008年，全年貿易順差達到2954.6億美元。
一般來講，許多人都會認為出口越多，經濟增長受到對外貿易的拉動也就越大；而進口越多，經濟增長受到對外貿易的拖累也就越大。近期，由于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進一步強化。
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盡管貿易順差還在擴大，開展進出口業務的難度卻在加大，許多企業苦不堪言。當下，眼看著一些出口企業停工甚至關閉，眼看著出口企業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白領們丟掉飯碗，又有何理由為貿易順差的增加而自我欣慰？僅從量的角度看，順差加大應當會對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然而，若從質的角度來看，凈出口規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由此，筆者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命題:小貿易的大順差不足為喜，其對經濟增長產生的積極影響不一定比得上大貿易下的小順差，甚至有可能還不如大貿易下出現的適度逆差。2008年11月貿易順差創新高就能印證這一命題。否則，中央也就沒有必要在當前形勢下特別強調要靠“擴內需”來保增長了。
就對外貿易而言，凈出口因素固然可以對經濟增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凈出口因素絕非影響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事實上，對外貿易也會出現貧困化增長的情況，而這種情況本身就是對上述凈出口因素起“推動作用”的唯一性提出挑戰。按發展經濟學的概念，貧困化增長是指貿易條件嚴重惡化導致社會福利下降程度大于社會福利改善程度，最終會出現越增長越貧窮。在貧困化增長的條件下，出口越多，外貿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越弱。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現階段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出現萎縮，貧困化增長的先決條件不復存在。在進出口貿易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隨著貿易順差的增加，對外貿易或許不會出現傳統意義上的貧困化增長，但“貧困化”的特征卻依然存在，索性將這種情況稱之為貿易順差的“貧困化擴張”，又何妨？
的確，從宏觀角度來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就應當體現在凈出口方面。可是，如果將微觀層面也納入觀察視野，僅從凈出口角度來看待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未免有些狹隘。單獨來看，無論是出口貿易還是進口貿易，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拉動作用，只不過這種拉動作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宏觀層面，而是通過微觀層面間接作用于宏觀層面。
雖然具有某種程度的重商主義色彩，但對不同國家來說，通過追求對外貿易的順差來推動經濟增長或許具有可行性，動機也無可厚非。可是，就整個世界貿易體系而言，各國對貿易順差的追求恰似一場“零合游戲”：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順差必然要以另外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為前提。不難看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貿易之所以能夠取得長足發展，關鍵在于對外貿易能夠產生福利的“正合效應”，而非“零合效應”或者“負合游戲”。否則，比較利益學說、要素稟賦論、規模經濟理論等國際貿易理論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保增長”絕非單靠貿易順差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隨著資源的全球配置力度不斷強化，過分追求貿易順差不僅無助于整個世界貿易的發展，而且也未必就對各國的經濟增長有利。事實上，在當今世界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的富國并不少見，而存在巨額貿易順差的窮國也屢見不鮮。
不難看出，對外貿易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不能僅僅靠貿易順差的大小來加以簡單評價。現實狀況表明，近期的貿易順差加大頗具“貧困化”特征。
首先，在當前進出口貿易規模均出現萎縮的狀況下，月度和年度貿易順差卻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說明這一順差本身就存在質量上的隱患。在出口保持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貢獻度的情況下，隨著出口貿易出現萎縮、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壓制，不僅會導致出口企業的生存空間收窄，開工率下降，贏利減少，也會對就業和稅收等方面造成壓力。與此同時，隨著進口貿易規模出現大面積萎縮，各種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機會也相應減少，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有效借助“外力”，很難更多利用各種外部資源來彌補內在資源的“瓶頸”約束。
其次，在當今國際市場上，競爭與合作都要立足于一個為相關各國所接受的共同平臺。一般來說，在這個平臺之上，一個國家的順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對經濟產生的拉動作用強一些；而順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對經濟產生的牽制作用強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這個平臺已經不再穩固，凈出口規模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如何的確很難說。將進出口貿易結合起來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在2008年11月出現雙向萎縮，對中國經濟而言尤為不同尋常。在當代國際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國處在國際產業鏈條的中間位置。因此，長期以來，加工貿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現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機，國際產業鏈條上自然也會出現相當多的斷裂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加工貿易受到的損害最大。由于加工貿易具有大進大出的特征，加工貿易的下滑還有可能會導致進出口貿易規模出現雙向萎縮。
再次，近期貿易順差的迭創新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價格變化因素。面對著全球金融危機，國際市場上的反應并非完全都具有對稱性。總體來看，初級產品價格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應最為立竿見影。相反，工業制成品價格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應是逐步顯現的，需要一個過程。現階段，初級產品在中國進口貿易中所占比例相對要高一些，而工業制成品在中國出口貿易中所占比例卻相當大。因此，目前中國進口萎縮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縮速度，貿易順差規模也就越來越大。現階段中國對外貿易的巨大順差規模很難保得住，甚至有可能轉為逆差。即使貿易順差能夠進一步擴張，也很難擺脫“貧困化擴張”之嫌。
總之，無論是出口規模下降，還是進口規模下降，對經濟增長來說不一定都是利好因素，而進出口貿易規模的整體萎縮對經濟增長來說則進一步構成了利空因素。因此,我們應該對當前對外貿易順差創歷史最高紀錄時刻保持警惕。
表面上看，貿易順差的擴大與否關乎“保增長”的大局，而具體的進出口業務只不過關系到相關企業的“小算盤”。然而，事實并非完全如此。對出口企業來說，只要做好每一筆進出口業務，都有利于“保增長”。
篇5
IPAD便是復雜實物貿易的典型例子。IPAD名義上在中國生產，但中國勞動成本只占最終售價的1.6%，最終售價三分之一的零部件在中國之外生產，這些零部件在中國進口并組裝，再出口到消費目的地。每購買一臺IPAD，全球GDP會增長一臺IPAD，而全球貿易卻最少增加大約1.33臺IPAD。這一現象是由重復計算導致的。具體來看，在中國臺灣生產的芯片出口到中國內地會計入全球貿易，從中國出口到歐洲的成品IPAD也會被計入全球貿易，而IPAD的最終價值也包括芯片的價值。
考慮到貿易的這種復雜性，GDP的貿易份額只有在受到特定沖擊時才會下降，比如貿易的復雜度降低、消費從可貿易品轉向不可貿易品，等等。
降低貿易復雜性，重新回到帝國貿易模式，似乎不是一個特別可信的威脅。即使是頁巖氣的出現，也不會減弱貿易的復雜度。頁巖氣本身對全球貿易量的影響是中性的，它會改變美國的貿易平衡，卻不會減少全球石油貿易。其實，自然資源的新發現，只會改變它的全球貿易地理格局，不會對貿易總量有負面影響。
因為能源價格的下降，生產回歸美國國內存在潛在可能，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已經出現。從歷史的角度看，美國在享受發達世界最低能源價格的同時，能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仍保持最高水位，出口則保持最低水位。從這個過程的另一面看，危機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確有削弱，但不能說明貿易復雜度出現逆轉。一者它的影響比金融市場流動小得多，二者可能是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在既定沉沒成本與時間維度下反應較慢。
貿易面臨的最后一個挑戰是消費模式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貿易密集型產品的消費減少。一方面，政府消費在GDP中的份額可能上升，而政府的進口傾向低于私人部門；另一方面，私人部門也有可能自發降低邊際進口傾向。
但技術的發展會拓寬可貿易的商品和服務。越來越多的服務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交易，而這些交易在十年前尚不可行。甚至像3D打印技術，也有潛力增加貿易，不僅作為知識產權可以直接貿易，也可以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
此外，關稅的增加、貿易融資的下降、規則障礙也會對貿易形成沖擊。不過，世貿組織的存在以及對關稅損害的普遍理解都大大減少了關稅沖擊的可能；2008/2009年對全球貿易帶來負面影響的貿易融資崩潰正在恢復；對全球貿易帶來持續損害的貿易規則已經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視，并在貿易談判中更多關注監管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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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日期：2017年3月30日
對外貿易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能夠不斷優化我國的開放性經濟結構。為了提高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獲取能力，我國需要不僅加強國際資源的整合能力，而且需要加強自主創新環節，從而不斷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一、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放緩的特征
在2012年中，全球貿易增長率僅為3%，隨后的一年內，該數值依舊下降，在全球貿易增長減弱的背景下，我國貿易在增長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響。金融危機過后的三年里，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下降趨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品值上漲。首先，經濟增長逐漸放緩，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速度僅為兩位數，并且速率不斷下降；相比同一時期的進出口增長速度，我國出口增長速度遠高于進口增長速度，出口增長速度較為緩慢，使進口貿易受到很多損失，在2015年中，我國進口貿易下降率達到15%。當前，很多國家都存在貿易增長趨勢放緩的問題。由于貿易與經濟具有密切聯系，在2008年之前，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是當前的幾倍，但是當前的貿易增長速度遠遠低于產出速度。根據相關數據調查顯示，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優勢不斷減少。其中，貿易超調在產品中的特征為：聯合國部門根據貿易產品的特性進行了分類，在按照不同類型的產品分析中，能夠獲取產品的進出口參數，在此基礎上能夠得出產品結構與我國貿易之間的聯系。
（二）產業鏈更加完善。從我國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中可以分析出，我國屬于全球較為重要的貿易國，隨著本國企業與外貿企業的聯合發展，在中國生產的產品數值呈現上漲趨勢，因此我國能夠將這些供應鏈進行優化配置，從而獲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國產業鏈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能夠使產業集群更加具有科學性。在當前社會中，我國有很多制造業產業集群，如家用電器產業、電子產業等，并且不斷朝全球供應鏈進行擴張。在近些年的發展過程中，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國很多企業的生產能力取得了較大進步，使我國的工業產業鏈更加具有系統性。很多生產商的零件能在附近區域實現完整配套，并且對國外材料的進口訂單量不斷下降。
二、我國對外貿易增長放緩中存在的問題
（一）初級產品貿易額降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調整恢復階段，國際市場需求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由于國際較多產品價格降低，不同于制成品，初級產品貿易額具有明顯的降低趨勢，使我國出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因素為：制成品。但是，由于我國進口產品中，初級產品占有很大比重，這也是我國進口增長放緩速度大于出口的原因。相比于外需市場，我國內需市場在快速發展中，能夠使消費品的單獨銷售總額不斷上漲。在內需市場比例不斷加大的過程中，消費品貿易出現逆勢上漲的趨勢，同時消費品的增長指數越來越穩定，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的貿易增長。然而，近些年來，我國中間產品在出口、進口方面出現減弱情況，并且占據主導地位的產品屬于中間產品，一旦其進口下降，將會造成我國進口貿易受到影響。對外貿易增長放緩不僅有負面影響，也有積極影響。從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空前發展，2013年在世界貿易國家中占據一席之地，有效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在當前環境中，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存在劣勢，主要是由于產品的附加值不高，并且該條件長期低于數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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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比較成本已經不能再成為決定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這是因為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假設前提，即要素在國家間的不可流動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動性才造成了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而且其帶來的某一方面的比較優勢是一國所獨有的，其他國家無法加以利用，國家之間的分工和貿易就成為平衡這種差異的唯一途徑。在經濟全球化、要素特別是資本要素的流動性日益增強的情況下，比較成本優勢已不再為一國所獨享，如某一國家勞動力比較豐富和便宜，外國企業可以借助資本流動到該國投資設廠加以利用、獲取利潤并匯回母國。在此情況下，某一國的比較優勢實際上成為本國及外國都可以利用的區位優勢。一個國家資本實力雄厚或者技術、管理上有競爭優勢的企業越多，其利用國外比較優勢獲利的能力就越強。因此，所謂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實質是跨國企業依靠競爭優勢，借助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對資源的整合。競爭優勢成為國際貿易分工的主要基礎。其主要表現在企業的市場力量方面，規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競爭優勢的唯一決定因素。
二、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貿易利益的衡量標準發生變化，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將取代靜態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的傳統自由貿易理論運用靜態分析方法，闡述了每個國家只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就會帶來整個世界產量的增加、消費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節約。如通過出口，一國的出口商可以獲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國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匯收入。他們強調的主要是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但國際貿易還有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更為重要的動態利益。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加快技術進步，促進資金積累，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等。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上升，它應成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這是因為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經濟全球化下就國際經濟活動的直接利益而言，國際投資的收益將逐步超過貿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進，總體上國際投資促進國際貿易的規模擴大，因為對投資國而言，雖然對外投資替代了原先的對外出口，但也因此帶動了相關設備、關鍵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對受資國而言可彌補資本的短缺，使潛在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增強生產和出口能力。這種分析方法顯然是傳統的比較成本的分析方法。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雖然不排除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但另一方面，對資本輸出國而言國際投資的收益不能夠再通過國際貿易的利益加以體現。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投資活動是跨國公司借助資本這一紐帶所進行的全球范圍的資源整合，為了利用某一東道國的要素優勢（比如廉價的勞動力），它可能到該國投資設廠，但中間零部件、機器設備則可能來自他國而非母國，生產的產品可以就地銷售，或向其他國家出口，出口收益則記在東道國的貿易收支上，跨國公司得到的是投資的收益――利潤。如果跨國公司將利潤匯回母國，則資本輸出國得到了投資收益。相反，如果母國所得稅率相對國外較高，跨國公司從自身總體利益出發有可能將利潤留在國外，母國將一無所獲。因此，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的利益與母國的利益并不總是一致的，只有投資收益才能準確反映資本輸出國所獲得的直接利益。
2、經濟全球化下，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應成為開展國際貿易的主要目標，對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各國都被強行納入國際分工體系，各國市場都成為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在一國市場上從事生產和出口的企業不僅有“純粹”本國的企業，還有外國的企業、合資企業，出口收入因此并不為出口國所獨享，外國企業可以將出口利潤匯出國外。特別是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化經營時，它們還不可避免的會使用轉移價格的手段轉移利潤，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直接貿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況下，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應成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吸引外國投資的主要目標。一國是否從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中獲益，主要看它對本國就業、稅收、產業結構升級、國民收入、社會的現代化等方面的貢獻。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際貿易政策中的“雙邊、諸邊、多邊”成份增加，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自主性減少，保護貿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對外貿易政策是一國政府制定的與對外貿易有關的經濟貿易政策，它是一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其制定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戰略、產業競爭力、對外政治經濟關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很顯然，在這種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一國政府的自主性比較強，外貿政策往往會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于國際分工網絡的形成、各國國內市場的國際化，一國保護貿易政策實施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單純考慮本國利益的自主貿易保護政策難有生存的余地。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不僅要考慮貿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點也不能一味地側重于保護本國產業，要適應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勵競爭的貿易政策，在國內市場上為國內外廠商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本國廠商在國際競爭中成長，并借助諸邊、多邊力量在國際生產上為本國廠商爭取有利的國際競爭環境，而且基于各國利益的相互交叉，還應該強調貿易政策的國際協調，以便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提供一個穩定、有序的環境，這些都是經濟全球化下貿易政策制定所面臨的新課題。
四、經濟全球化使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模式不斷突破傳統的限制，對外歧視性、對抗性降低，開放性、包容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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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2日，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11年全球風險報告》明確警示到，全球經濟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靈是未來至少十年內的兩大核心風險。為保證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各國對于全球治理的呼聲越來越強，應盡快建立起跨越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治理平臺。
一、全球經濟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經濟失衡歷史回顧。全球失衡遠非一個經濟新現象，有許多可供追溯的歷史數據加以佐證。
大量的經濟學文獻向我們提供了全球經濟失衡的演變歷史。文章借鑒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說法，將現代全球失衡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國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果。同時后科技時代又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并為美國吸引了大量的股權和直接投資流入。第二階段，從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滅時期持續到2005年。盡管全球又損失了0.40世界總產量，但并沒有造成美國經常賬戶的嚴重失衡，相反，外國政府資本取代了私人凈資本流入，對于美國資產的需求增多。第三階段，從2005—2008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總產量從0.29%上漲至0.67%。與此同時還有石油生產國的巨額盈余。在美國國內，這一時期對應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階段。
當前新一輪全球失衡適于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2010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穩定在417億美元，約合世界GDP的-0.75%（見下頁表1）。
2.全球治理發展動向。相較于全球經濟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發展緩慢。迄今為止能夠被世界廣泛承認的全球治理中心機構只有二十國集團，即便如此，該集團峰會的成效尚未通過實踐經驗的證實。
二十國集團峰會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華爾街金融危機最終引發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經濟危機，客觀上促使了二十國集團迅速上位。世界各國紛紛出臺救市措施及經濟刺激方案，不僅維護了本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帶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貿易保護主義理論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如今對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有機可乘，這也是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game theory）由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經濟博弈論是指將博弈論用于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通過構建相應數學模型來闡述經濟參與主體的策略選擇，達到謀求問題最優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進過程中，一些調整代價較大的逆差國國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對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試圖反作用或架空國際性協調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1.博弈模型假設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體包括受世界各國委托實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簡稱者）和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簡稱逐利者）。一般情況下，參與主體皆為理性經濟人，符合“經濟人假設”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決策選擇時不單考慮自身行為后果，同時兼顧對方對其行為可能做出的各種反應，最終做出使其自身目標最優的決策。
（1）對于者，有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兩種策略選擇，假定者認真治理，逐利者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這取決于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者進行治理的概率為p，治理的有效概率為r；（2）若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者治理不力未發現其貿易保護行為時被委托人（世界各國）查出，則者將會受到一定的懲罰；（3）對于逐利者，有不實行貿易保護（即配合進行經濟調整）和實行貿易保護兩種策略選擇。逐利者進行貿易保護，其行為不一定會被發現，若貿易保護實行成功未被發現，獲得超額收益，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4）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并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 、m-y ；（5）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認真治理但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s、m ；（6）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者不進行治理而未發現貿易保護行為，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認真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w-f、0；（8）如果逐利者不實行貿易保護而是配合治理進行正常調整，者不進行治理，則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別為：v、0 。
其中：f：者認真治理的勞動成本；w：者認真治理時獲得的報酬；y：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發現后受到的懲罰；v：者治理不力時獲得的收益；m：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而獲得的超額收益；s：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被委托人先發現而給者造成的損失。
以上參數設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設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與收益兩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當給定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為q時，者認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與其收益分別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當者進行治理和不進行治理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最優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不進行干預治理而由國家自主進行經濟調整；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優選擇是進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隨機地選擇進行治理或不進行干預治理。
（2）當給定者治理的概率為p時，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分別為：
U3=p[r（m-y）+（1-r）m]+（1-p）m
U4=0
當逐利者實行貿易保護和不實行貿易保護的預期收益無差別時，就得到者進行治理的最優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結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時，逐利者的最優選擇是不實行貿易保護；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時，逐利者隨機地選擇實行貿易保護或不實行貿易保護。
由此，我們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為：
q=（v-w+f）/rs；p=m/ry
這個結論與治理技術和治理成本的假設有關，如果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將投入更多資源以尋求更好的逃避治理辦法，從而使貿易保護行為更難以被發現，該結論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實行貿易保護所獲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勵去賄賂治理機構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結論也難以成立。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極差博弈模型只考慮了部分經濟因素，其他如實行貿易保護中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內，因為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這是為簡化模型的代價所致，也是該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規范化、合理化
上文對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論分析證明了全球治理進程推進緩慢與治理措施在一些國家遭遇到貿易保護主義有著深刻聯系。因此理應考慮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適度轉舵，以便強化未來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國的實施力度。
1.充分發揮G20協調全球治理的積極面。G20必須盡量發揮其全球治理協調的積極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當發現通過面對面直接對話的方式實則復雜化了解決手段時，可以考慮減少軟性約定以硬性規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復權衡協調石油輸出國大量順差問題、德國在歐元區內的外部貿易失衡等等。因為各國就全球治理問題分歧較多，能夠實際達成的政策共識相當有限，在相互妥協仍舊未果的情況下政策協調基本成零狀態。
2.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幾乎都偏向于結構層面與長期層面，但世界各國更加傾向于國內目標，國際整體性目標往往順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現有措施很難滿足這些成員國的國別差異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項政策措施時，應當以國際長期目標優先，適當輔以各國國內目標，恰如其分地照顧到成員國希望在中短期內解決本國經濟危機的迫切心態，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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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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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半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年度報告中預測，2012年世界貨物貿易增長率將下降至3.7%，低于2011年5.0%，也低于過去20年5.5%的全球貿易增速平均值。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口分別增長2.0%和5.6%，進口分別增長1.9%和6.2%。
世界貿易走勢的低迷與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休戚相關。2012年7月，IMF預測全球經濟增長為3.5%，低于2011年的3.9%。由于世界經濟增速的低迷，一定會收緊全球的進口需求，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以及歐元區經濟進一步衰退等風險因素，都會影響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期水平。通過主要經濟體商品貿易的當月同比數值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5月，各國貿易增速較2011年都沒有出現顯著的回升，更未現超越2011年的勢頭。可以判斷，如果2012年下半年主要經濟體對外貿易增長前景還不明朗，那么2012年全球貿易將會持續相對較低的增速。
一、基于國際貿易先行指標走勢的判斷
第一，國際航運指標的變化顯示國際貿易增速回落。這主要通過國際航運市場情況加以判斷，國際航運市場情況可以通過波羅的海干散貨綜合運價指數（BDI）和集裝箱運輸市場的國際集裝箱指數（HRCI）進行分析。從BDI指數可以看出（如圖2），自2011年底該指數就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12年年初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出現顯著的回升。BDI先行指數的變化能提前反映國際貿易走勢的變化，而目前該指數的發展趨勢也難以判斷出2012年下半年國際貿易能有明顯的提高。
國際集裝箱指數從2011年7月的近792點，滑落到2011年12月的近499點，再震蕩到2012年6月的502點。可以判斷，國際運輸市場的集裝箱運價指數走勢也難以支持國際貿易出現強勁增長。
第二，初級產品價格還處于相對高位。自金融危機后，全球初級產品價格指數基本上恢復到一個較高價位，尤其是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維持在高位。近幾個月來，盡管價格指數出現了回落，但還處于相對的高位（參見圖3）。較高的初級產品價格也會提高出口價格指數，進而會降低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對全球貿易的提升不利。如果這個價格水平沒有太大的改觀，那么2012年下半年，其對全球貿易的擴張不會起到積極作用。偏高的價格指數推高了生產成本，和體現生產擴張情況的采購經理指數（PMI）數月以來不斷低迷相輔相成，從2012年3月PMI指數開始回落至54.4%，隨后的4月至6月分別是52.3%、52.1%和50.3%。上述情況說明全球生產情況不容樂觀，外部需求嚴重疲軟，這也能折射出全球貿易走勢的黯淡前景。
二、主要經濟體的形勢分析
國際貿易形勢與宏觀經濟運行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對全球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包括美、日經濟，歐元區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
（一）美、日經濟呈現溫和增長
美聯儲2012年6月預測，2012年美國經濟增速為1.9%～2.4%，通貨膨脹率為1.2%～1.7%，均低于2012年4月的預測。2012年第4季度的失業率預計為8.0%～8.2%，高于4月的預測值。美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表明，2012年美國經濟只能呈現溫和增長，這也就意味著對刺激貿易增長的作用有限。美國2012年單月的進出口增長均保持個位數增長，前5個月，出口同比增長在4%～8%左右，而進口同比增長在3%～8%左右，遠低于2011年兩位數的增速。大選之年，美國經濟的尷尬境遇，也難以讓總統候選人拿經濟說事，但愿下半年能出現經濟反彈，為他們的競選增加一些自信。
日本央行2012年7月預測，本財政年度的經濟增速為2.2%，低于4月預測的2.3%。2011年，日本發生地震和海嘯等自然災害后，經濟恢復和重建的規模并未顯現出預期水平，因此也就沒有產生龐大的外部需求。2011年下半年，日本的月度進口增長維持在9%～19%左右，而2012年上半年的月度進口增長則只徘徊在8%～10%之間；月度出口增速從2012年2月結束負增長后，逐步恢復到2012年5月9.96%的增長態勢。這也說明，日本經濟也是保持低速增長。
（二）歐元區經濟仍陷債務泥潭
歐債問題尚難煙消云散，歐元區經濟處于衰退邊緣。
盡管第1季度歐元區內生產總值實現了0.3%的增長，但是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歐盟委員會2012年春季預測，2012年歐元區GDP增速為-0.3%，其中重債國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別為-4.7%、-3.3%、-1.8%、-1.4%，這顯示債務危機會拖累歐元區的經濟發酵。2012年6月，歐元區的Markit綜合PMI指數為46.4%，該指數在過去10個月中有9個月低于50%，而制造業PMI指數則更低。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歐元區17國2012年5月的失業率已達11.10%，債務危機嚴重的國家更是情況堪憂。
歐洲經濟的衰退影響著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無法為整個沉悶的外貿市場帶來絲毫希望。歐洲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但是目前卻給這些國家的出口以沉重打擊。比如，中國出口歐盟的月度累計同比自2012年1月均是負值，分別為-3.20%、-1.10%、-1.80%、-2.00%、-0.80%和-0.80%，雖然對歐盟單月出口在回升，但較2011年還是在下降。印度對歐盟的出口當月同比，2012年1月是-20.15%，2月份是-26.75%，也有很大的下滑。
（三）新興經濟體出口增長放緩
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市場疲弱的背景下，其出口績效均不令人滿意，即使2012年下半年有一個反彈，也難以平復上半年的下滑。以中國、印度、南非為例（參見圖4），三個國家2012年前5個月的出口同比增長遠低于2011年同期水平，均處于3年來的低位，尤其是印度還出現了幾個月的負增長。因此，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表現十分重要，誰能成為世界貿易增長的新引擎，尚有待觀察。
三、2012年全球貿易的走勢預測與建議
對于WTO做出的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預測，本文給出了基本分析，對比2012年上半年的形勢，2012年下半年應該會稍微樂觀一些。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國會為增加庫存而擴大生產，另一方面各國主要節假日多集中在下半年，這將推動全球貿易的增長。
荷蘭經濟政策研究局（CPB）提供了全球的實際貿易量，根據2012年前5個月的全球貿易數據，可以對2012年下半年的走勢做出一定估計，判斷出全球貿易走勢。由于2011年貿易增速較低（5.0%），2012年全球貿易增長將在4.5%上下浮動。
如何尋找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引擎，關鍵還依賴于全球經濟的長期復蘇，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以往新興經濟體注重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目前，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外部需求不斷擴大，這是促進貿易增長的新引擎之一。新興經濟體之間多是在制造業或者能源領域存在較大的外部需求，應該保證此方面的增長源。另外，一些免受債務危機之苦的發達經濟體應該將出口市場瞄準新興經濟體，因為短期內歐元區重債國難以恢復元氣，對外部需求也難有佳績。比如，英國對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出口就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12年5月的3個月里，其對中國出口卻同比增長26%。英國對非歐盟國家的出口最近首次超過對歐盟國家的出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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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機中經濟全球化可能會經歷一些局部調整和挫折，但長期來看難以發生根本逆轉。
危機后經濟全球化的若干長期趨勢
在世界經濟調整期，金融全球化進程可能會受到重大影響，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改革得到推動，特別是全球經濟治理問題會受到各方面重視。經濟全球化在一些方面會出現調整、重組趨勢，這種變化并不是完全無規律可循的，戰后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基本趨勢不會改變： 一是生產全球化將會進一步發展。在生產全球化帶動下，戰后出現了四次重大國際產業轉移，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以IT業為主導的國際生產要素重組與產業轉移，極大地擴充了全球工業生產網絡。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在各國生產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發達國家制造業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超過一半以上。戰后幾次大的國際產業轉移，使制造業水平分工和部門內貿易鏈條從美歐向日本、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中國、中東歐國家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新興市場延伸，形成了各國制造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為拉動世界制成品貿易的主要動力。危機中和危機后一段時間內，全球制造業分工鏈條會出現局部調整；但從長期看，由于成本和競爭壓力，生產全球化還會進一步向前推進，并帶動產業水平分工和部門內、產品內貿易的新發展。
二是貿易全球化趨勢不會改變。戰后世界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續上升，反映了各國經濟外向度和全球經濟融合度大幅提升的長期趨勢。特別是跨國公司間貿易的發展代表了貿易全球化的新趨勢。據聯合國跨國公司數據，2007年全球跨國公司總數達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機構近80萬家，在全球貿易、投資、研發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超過70％。
由于這次百年一遇的危機，形形的保護主義不斷冒出，局部貿易戰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從目前情況看，還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掀起全面的貿易戰，世界多邊貿易體系陷入崩潰的可能性極小。同樣，危機過去之后，貿易全球化航船也將重新啟程。 三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可能掀起新。區域一體化是與經濟全球化并行的兩大趨勢，并與經濟全球化有著一定的良性互動關系。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同樣也會對區域經濟貿易合作帶來負面影響，但同時區域一體化也面臨新機遇：由于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遇到種種阻礙和壓力，各國推動區域經濟貿易合作的動機反而會趨于加強，以達到規避外部危機沖擊、維護經濟、金融安全的目的；危機時期穩定和恢復經濟成為共同的任務，區域內成員之間加強合作的矛盾和分歧會減少；危機后為了尋求經濟持續繁榮的動力、防范外部沖擊，區域經濟合作會率先蓬勃發展。因此，此輪危機發生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沒有停止，而且還呈現出許多新動向，東亞金融貨幣領域合作和拉美區域合作等都出現新的亮點。
四是服務全球化將再現蓬勃發展勢頭。金融危機短期內對服務業跨國投資和貿易也帶來一定影響，但基本情況明顯好于制造業。特別是由于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劇，成本壓力顯著上升，其服務外包的意愿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更進一步強化，服務外包業務仍保持發展勢頭，尤其是對中國市場的興趣進一步增加。
五是科技全球化趨勢不會改變。
六是從制造業到服務業整體產業鏈的全球化難以動搖。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聚集優勢生產要素，搭建了覆蓋全過程的產業鏈，特別是牢牢占據研發設計、市場營銷等高端環節，在國際分工中占據高端位置，占領了微笑曲線的制高點。跨國公司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調整與優化重組在危機中不可避免，但整體生產服務網絡和供應鏈體系不會崩潰；更重要的是，各國都成為這種全球化鏈條的參與者，不同程度獲得了“全球化紅利”，誰都不愿意徹底放棄。因此，危機后全球整體產業鏈的分工、合作與貿易體系在優化重組之后必將迎來新的發展期。
經濟全球化重新啟動將推動新一輪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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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 發展 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碩士 論文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 金融 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 歷史 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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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盡管美、歐實體經濟也有頗多波折，歐元區經濟甚至繼2009年后再次以0.6%的水平收縮，但經濟情況畢竟較2008年和2009年有較大改善，美國經濟仍然在繼續復蘇。在此環境下中國對外貿易增長的步伐仍慢于國內生產總值，就顯得較為特別，情況如果持續，就預示中國對外貿易可能遇到瓶頸。
此外，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匯改以后的升值情況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計算也有不小影響。眾所周知，2005年匯改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長年居于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的水平，但匯改至今，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了約三成。根據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兌美元每月平均匯率換算成的每年平均匯率，2012年中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2萬億美元，其增幅自2005年匯改之后更為顯著地加快。在此計算方式之下，中國2001年的外貿依存度為38%，至2006年時升至67%，其后拾級而下，至2012年時降至47%，僅次于2009年因外貿大幅萎縮而導致的44%的外貿依存度。
解讀
2012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先跌后回升，全年升幅僅1%，是匯改以來升幅最小的一年，匯率因素可以說似有若無。在此情況下，同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增幅偏低而且低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原因之一固然是歐、美經濟不景氣拖累中國商品貿易的表現，原因之二就可能是從2005年匯改以后人民幣兌美元已達三成左右的累積升幅對中國進出口貿易開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假設2005年匯改并沒有發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2006年至2012年一直維持在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的水平，那么中國外貿依存度的數字將是62%，而非2012年的47%。
盡管近年來以人民幣作貿易結算的比重增加，但中國的國際貿易還是以美元為主要結算單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并不改變已經以美元計價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規模，但它會改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人民幣換算成美元以后的總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越大，以美元為計量單位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值就越大，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就越低。據此，對中國外貿依存度下降的解讀宜十分審慎，當中固然有中國外貿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差收窄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的因素，這就是說外貿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依然高企，并沒有外貿依存度所顯示的遞減幅度那么大。不計及匯率因素，則中國進出口貿易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就高逾六成，高于投資及消費；計及匯率因素，47%的比率也與目前投資與消費的占比十分相近，其重要性顯然不能低估。
中國由于是世界工廠，加工貿易占比仍高，其外貿有大進大出的特點，就推高了外貿依存度。但就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來看，除了看對外貿易整體表現以外，還要看出口減去進口以后凈出口的表現。在這一方面，外貿對拉動中國經濟的作用的確在降低。2005年匯改之年，中國經濟增長了11.3%，其中貿易及服務凈出口就貢獻了2.6個百分點或22.8%的增長動力。其后有關的貢獻率逐年下降，在2011年及2012年中國經濟9.7%和7.8%的實際增長率當中，凈出口分別拖累了國內生產總值0.4和0.2個百分點，貢獻率為-4.3%和-2.2%，這顯示中國的對外經濟環節整體在走向平衡方面取得了進展。2012年中國貿易盈余仍有2049億美元，但相對于中國51.9萬億元人民幣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說不過兩個百分點多一點，故中國調整經濟增長模式從外貿方面可以繼續改善的空間已經變小，更主要的要從投資與消費領域來進行，因為其總量均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五成，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近年來也達到五成左右。
啟示
就全球主要經濟體而言，中國47%的外貿依存度依然是屬于較高的，說明外貿對中國經濟的作用難以在短時間內為內需所迅速取代。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2012年全球貿易總額為33.3萬億美元，而根據IMF的統計，同年全球名義本地生產總值為71.3萬億美元，故全球平均的外貿依存度剛好是47%，與中國完全相同。但要知道全球平均的外貿依存度能達到這一水平，來自中國的貢獻最大。首先，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以2萬億美元的金額居全球首位，其7.9%的增幅雖然偏低于中國出口的歷史增幅，但就依然遠勝全球商品出口-0.5%的表現。其次，進口表現也相去不遠，2012年中國商品進口1.8萬億美元的總額居全球次席，僅次于美國的2.3萬億美元，其增幅4.3%也勝于全球進口-0.2%的表現。兩者加總，中國2012年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867萬億美元，與美國的3.882萬億美元基本看齊，成為全球商品貿易的兩大引擎之一，其整體6.2%的增幅高于全球商品貿易-0.2%的表現，因此提高了全球的外貿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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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經濟將經歷重大調整
綜合各方面分析，世界實體經濟將在以下方面出現重大調整：一是美國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的模式會出現局部調整，家庭儲蓄率上升，私人消費會受到一定影響二是美、歐等發達國家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會更加重視實體經濟，在再制造業化方面做出種種努力，世界制造業競爭將更加激烈；三是由于全球產能過剩矛盾突出，去產能化會持續較長時間，一些行業的大洗牌、大重組在所難免；四是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經濟全球化在局部范圍內經歷一些調整；五是受美歐日經濟低迷的影響，盡管世界貿易投資自由落體式墜落接近尾聲，但未來3-5年難以恢復以前的高速增長，將進入一個較低速增長期；六是東亞等出口依存度較高的經濟體在一段時間內將會致力于擴大內需、鼓勵私人消費，將為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創造新的需求空間；七是未來國際競爭將進一步加劇，跨國公司成本壓力進一步加大，為了創造新的利潤空間，生產和服務全球化進程將進一步推進，全球產業鏈的優化重組步伐還會進一步加快；八是綠色經濟正在成為世界經濟新亮點，將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占據更加重要的戰略地位。
（二）世界經濟重大調整沒有改變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的總體趨勢沒有改變。這與以下幾個方面重要原因有關：一是二戰后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為主導，已經形成了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的產業鏈，國際分工日益變成部門內分工、產品內分工，要徹底改變這種分工格局將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價，這是誰也不愿意的，美歐“再制造業化”的努力也同樣改變不了大的格局；二是戰后形成的國際經濟金融體制雖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國際協調上仍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多邊貿易體制總體上維持了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勢，從危機以來的情況看這種勢頭不會發生根本逆轉；三是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及互聯網技術確實已經把當今的世界變成地球村，世界各國無論是在危機前還是危機中，都已經形成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互利共贏關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關者，終結全球化總的看對誰都沒有好處。因此，危機中經濟全球化可能會經歷一些局部調整和挫折，但長期來看難以發生根本逆轉。戰后歷次經濟金融危機的歷史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旦危機過去經濟全球化進程就將重新啟動，世界經濟貿易的一些長期趨勢仍將保持下去。
二、后危機時代世界貿易的八個長期趨勢不會根本改變
具體就危機后世界貿易發展趨勢而言，它總體上是由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規律和大趨勢決定的，危機之后世界貿易向基本面回歸是必然的。綜觀戰后世界貿易的長期趨勢和特點，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世界貿易作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作用不會改變，世界貿易的長期趨勢在以下八個方面不會根本改變：
一是部門內和產品內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主導不會改變。二戰后，伴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部門間的上下游產業垂直分工模式日益被部門內的水平分工所取代，部門內和產品內貿易也隨之成為國際貿易的主導，與此相伴隨的是投資品和中間品貿易比重不斷上升，在亞太地區中間品貿易比重占將近70％。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在各國生產總量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發達國家制造業面向全球市場的生產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超過一半以上。戰后幾次大的國際產業轉移，使制造業水平分工和部門內貿易鏈條從美、歐向日本、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中國、中東歐國家以及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延伸，形成了各國制造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為拉動世界制成品貿易的主要動力。中國的加工貿易就是這種部門內分工的典型例子。
二是跨國投資與貿易融合互動的趨勢不會改變。戰后跨國直接投資從60年代開始迅速起步，到90年代大幅加快，2008年達到18694億美元，成為推動跨國貿易的重要動力。以外資占東道國資本形成總額比重來看，1980年全球平均僅為2.17％，到1990年升至4.2％，2000年最高時曾達22％，2003年降至7.47％，但2006年又升至11.83％。跨國投資帶動的不僅是資金，還伴隨著大規模的技術、知識、人員和管理模式的跨國轉移，形成了跨國投資與貿易的良性互動。
三是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主導地位不會改變。戰后，以跨國公司為主導形成了全球生產網絡，公司內貿易不斷擴展，已經形成了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據聯合國跨國公司數據，200
7年全球跨國公司總數達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機構794894家，在全球貿易、投資、研發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超過70％。據OECD統計，其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額有近1/2由跨國公司內部及其相互間的商品貿易構成；據美國商務部數據，美國母子公司之間的貿易占美進出口總額的近40％。波音飛機在全球100多個國家設有生產外包基地，30％多零部件在國外加工生產；在IT領域，公司內貿易所占比重更為驚人，如戴爾公司計算機90％以上零部件在中國生產，半導體行業80％以上的組裝工作在國外完成；美國轎車25％的部件由其海外子公司供應。
四是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潮流不會根本改變。戰后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歷史一再證明，危機期間各種貿易投資保護主義都會抬頭甚至貿易摩擦空前加劇，經濟全球化遭遇阻力，貿易自由化步伐會暫時停頓甚至局部倒退；但危機一旦過去，經濟全球化進程就會再次啟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也會走上新的里程。1929-1933年的大蕭條和二戰期間貿易保護的巨大代價給了各國以深刻的教訓，讓人們充分認識到貿易保護損人損已，不利于世界經濟的復蘇。這是戰后多邊貿易體系總體上得以生存并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原因。這次百年一遇的危機影響可能將超過戰后歷次危機，形形的保護主義在危機期間會不斷冒出來，局部貿易戰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從目前情況看，還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理性地掀起全面的貿易戰，世界多邊貿易體系陷入崩潰的可能性極小。同樣，危機過去之后，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航船也將重新啟程。
五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區域內貿易發展的趨勢不會改變。區域一體化是與經濟全球化并行的兩大趨勢。目前區域內貿易已接近世界貿易的50％，其中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超過50％。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同樣也會對區域內貿易帶來關聯影響，但同時區域一體化也面臨新機遇：一是危機時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體制往往會遇到種種阻礙和壓力，各國推動區域經濟貿易合作的動機反而會趨于加強，以達到規避外部危機沖擊、維護經濟金融安全的目的；二是危機時期穩定和恢復經濟成為共同的任務，區域內成員之間加強合作的矛盾和分歧會減少，有助于破解困擾區域合作的一些長期障礙；三是危機后為了尋求經濟持續繁榮的動力、防范外部沖擊，區域經濟合作會率先蓬勃發展。因此，此輪危機發生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沒有停止，而且還呈現出許多新動向，東亞金融貨幣領域合作和拉美區域合作等都出現新的亮點。危機之后，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可能迎來新的，帶動區域內雙向貿易和投資的進一步發展。
六是服務全球化推動服務貿易和外包加快發展的趨勢不會改變。近十多年來，在現代化信息化基礎上服務業全球化蓬勃興起，已成為全球化的新興力量，帶動了服務業跨國投資、貿易和離岸外包的迅速發展。目前，服務業跨國投資占全球投資的近2/3，占全球貿易的比重升至20％，服務外包呈爆炸性增長，目前總規模已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離岸外包約占10％。金融危機短期內對服務業跨國投資和貿易也帶來一定影響，但基本情況明顯好于制造業。特別是由于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進一步加劇，成本壓力顯著上升，其服務外包的意愿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更進一步強化，服務外包業務仍保持發展勢頭，尤其是對中國市場的興趣進一步增加。可以預見，危機之后服務全球化肯定將加速發展，服務貿易、服務外包也將掀起新的。
七是科技全球化推動技術貿易和跨國轉移的趨勢不會改變。伴隨著科技革命和整體全球化步伐，技術和技術創新能力大規模地跨國界轉移，科技知識和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技術貿易和跨國合作不斷拓展，科技全球化成為重要新趨勢。在此趨勢下，各國能否通過開放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資源，成為決定該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由于技術創新的周期日益加快、技術系統復雜性日益增加、同行業之間的研發競爭日益激烈，跨國公司不得不跨越國界最大程度上利用全球技術、智力和研發資源，研發國際化水平迅速提升；同時，信息技術不僅使跨國研發活動成為可能，而且大大降低了跨國研發的成本。因此，未來隨著全球技術進步和信息技術的更廣泛應用，科技全球化還將不斷向前推進。金融危機期間，網上交易、電子商務等新興貿易方式不跌反漲也說明了，信息技術未來應用空間仍然巨大，技術貿易和跨國轉移快速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