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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影視的崛起，使當今時代，稱為一個“讀圖時代”，也就是現在以影像和各種視像作為現代文化的主要傳播方式。現如今，人們更愿意去接受那些簡單愉快的方式。為了滿足觀眾審美感受和審美需求，網絡小說逐漸轉向影視改編，小說已經成為電視劇改編的主要來源。
1.符號轉換
從網絡小說到影視劇之間有很大的差異性。由于媒介的不同，構成了不同的符號系統。網絡文學是通過語言文字來進行傳播，而影視劇是通過圖像、聲音的鏡頭語言來進行傳播。在數字媒體時代，語言文學受到數字技術的影響，文學被解構重建。
由于文字符號是抽象的，其形象是通過人物的想象和聯想創作的。對于小說到影視的改編要概括，分析其語言，通過文字的描述加以想象創作表現成視覺符號展現在人們眼前。但是這種語言轉化成視覺語言一目了然的，可以直接解釋所表達的意義卻限定了觀眾的想象空間。
2.敘事轉換
小說常用的敘事手段是敘述、描寫、抒情和議論，電視劇最常用的敘事手法是蒙太奇。影視劇更能表現情節與戲劇化的沖突，更加有敘述故事、表達情緒和傳遞美感，影視劇的情節的都是用鏡頭的蒙太奇來敘述一個故事，通過視聽的方式來表現情節，與小說不同。小說更加注重表達意念和闡釋思想，但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更加直觀的表現成圖像。
在敘事時空上的差異，影視劇主要以空間的邏輯關系為紐帶。例如，觀眾在觀看影片的時候可以通過空間場景的變化使觀眾意識到時間的流逝，然而在小說中對時間的表達是通過一些表面前后時間變化的詞語，例如，“時光流逝”，“一轉眼”等等這樣表達時間的詞語。所以小說語言轉化成視覺語言，影視的敘事時空的手法不應該在一個畫面本身展現，因為一個畫面使觀眾無法感知時間的流逝，難以區分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狀態。
三、網絡文學到影視劇改編存在的問題
1.網絡文學到影視劇改編的影響
從《步步驚心》到《甄嬛傳》到《羋月傳》，再到后來的各種網劇，不斷的引發了收視熱潮。隨著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中國網絡文學影視劇的改編成電視劇逐漸趨于成熟。
由于喜愛閱讀網絡文學的群體年齡主要集中在18歲到44歲之間，也是電影、電視劇的主要觀眾。所以對于網絡小說搬上熒幕，早已經閱讀過原著的人群更加期待影視劇的改編，人們的期待感提高了收視率。所以趕著這股風潮，越來越多的網絡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
2.網絡文學創作道路狹窄化
由于網絡文學題材新穎，所以在將文字語言轉化為視覺語言是困難的。一些熱門網絡小說被改編成為影視劇，眾多明星陣容會令等待多年的讀者、影迷期待。技術方面的特效制作也不另觀眾滿意，沒有達到觀眾的預期效果。
由于網絡小說在創作時就重視字數篇幅，在環境描寫、心理描寫、氛圍烘托等過多的描述。然而在劇本中最重要的應該是人物的動作和臺詞，所以講文字轉換成為視覺語言要改編的非常細致，令那些閱讀過原著的觀眾群體難以產生共鳴，制約了網絡文字審美的發展。
四、網絡文字到影視劇改編的研究意義
1.數字媒介的快速發展與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
數字技術出現和發展，各種圖像、影響和視像已經成為了時代文化的主要承載方式，文化形態發生了明顯轉向，視覺性也成為文化的主導因素。90年代，計算機和互聯網在逐漸走進中國網民的生活，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使其快速成長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又一種重要的傳播方式。
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讀者心中都會有一個想象，創造出文字中各種故事的畫面。網絡小說改編成影視劇，滿足了觀眾感官上的期待，影視劇可以將文字語言轉化成視覺語言，將讀者心中的想象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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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文學審美價值的快樂性取向
在哲學美學中，有人將審美快樂與美的本質相提并論，認為美只不過是這種快樂的客觀化[3]。在今天這個網絡時代，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創作的機會和欣賞的機會，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它是一個不會因為種族，地域經濟實力，軍事力量，文化修養等的不同而產生任何特權和偏見的自由世界。人們能真正擁有創作的自由和與人分享的樂趣。我們知道，審美的樂趣，并不僅僅來自視覺和聽覺等感官的感受，而且還要從這種感受一直貫穿到心理結構的各個不同層次。諸如情感、想象、理解等。這種貫通性，會使人的整個意識活躍起來，多種因素發生自由的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既輕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樂體驗。網絡文學就是這么一種愉悅的體驗。網絡文學無論是創作者，還是作品與人共同享受者，都是“非功利性”的，是“自由”的。因為，自由是產生快樂的基礎，欲望和意志在心靈上得到了擺脫。人們在網絡文學的創作和享受中，享受的是自由的世界，沒有物欲和意志的限制，有一種心理的平衡與滿足。并且，這種快樂是自己內心的一種心理創作欲望和欣賞欲望的刺激而喚起的，在自由的網絡空間或抒發和渲泄自己的情感，利用想象理解的心理行為閱讀作品，從而產生愉快。互聯網最大特點是給人們提供了極大的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正因為如此，網絡文學的誘惑正是基個這種自由帶給人們的種種享受而產生快樂。網絡文學與傳統紙質文學相比，它沒有投稿、審稿、退稿這一繁雜而挫人銳氣的失敗感。它對熱愛文學繆斯的人來說，網絡文學的自由創作是一種快樂，對于那些追求快節奏，多元化的受眾來說自由的選擇，以及與情感與理智的交流，同樣在生活與藝術之間尋找到了一種可貴的平衡。況且受眾與之間的自由交往，以及無功利性，更易讓人對網絡文學產生一種審美愉悅。2007年12月1日，由中國作家協會、中國國際經濟科技法律人才學會等聯合主辦的首屆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研討峰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與會者一致認為，網絡文學具有“表達的高度自由”，強烈的“個性化”和非功利性；有自由、寬容、真實、平等原則；有寬闊無比的向別人學習，自我挑戰的空間；有無拘無束充分表達的民利[4]。這是對網絡文學特質的一個基本認定。就是因為網絡文學的自由、非功利性、真實、平等等特質，所以的快樂與受眾容易產生一種情感上快樂共鳴。
三、網絡文學審美價值的大眾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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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意象在數字擬像的影響下，使得很多習慣傳統意象的人，在面對新的仿像，感到不適應，甚至會有焦慮緊張不安的感覺。“縱觀形象的發展史，可以大致分為幾個階段：畫像階段、影像階段、特技影像階段、數字擬像階段。”[1]在消費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思考中，避免不了要思考媒介技術對如今審美的影響，因為不止審美客體，審美主體也在發生巨大變化。數字媒介的世界是一個高度仿真的世界，在其中，不止有現實生活的縮影，更有人類對未來的大膽想象，它將現實與虛幻沒有痕跡的揉合，現代數字媒介技術對傳統審美的影響和沖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形象到擬像的轉變
傳統的審美主要是一種象征性形式上的審美，是對載體和衍伸意義的主觀形成。現今的審美活動是一種具有劇烈沖突形式的審美，當客觀形式與主觀形成有劇烈的差別時，就會有不和諧現象的出現。“文化的發展，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有兩個基本的標志值得注意。第一，進一步的分化導致了古典文化的瓦解，進入現代文化的基本動力就是文化更加劇烈和深入地分化……分化是文化現代性的主要特征。第二，在分化的基礎上，文化出現了更加明顯的沖突和矛盾。”[2]
審美活動從最初的形象審美到視像，再到擬像，這一切都是社會進步的結果和勞動技術的進化革新。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有的代表和縮影，原始社會以形象為主，而后來是以視像為主，到今天就是擬像的舞臺。以中國文化為例，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意象為主，國人也以有“意境”為藝術的最高境界。意象具有很大的主觀性，并非客觀存在的物體，它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互相作用之后的產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意象是一種主體的“情”和對象的“景”的交融的產物；另一方面，它又體現出超越純粹物象自身的追求“道”或“氣韻”特征，體現出一種超越具體形似和物質特征的內在精神追求。”[3]現代媒介技術的發展，讓文化從傳統的視像轉換成一種擬像文化，這種擬像把現實遮蔽和隱藏起來，讓現實趨向完美，是失真的。這與傳統文化和審美有著背離，因為傳統的審美活動是依托現實，以現實為基礎和范本，而現代的擬像有虛假和掩蓋動機，這就讓審美活動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了。
（2）真實性的消解
藝術的最高價值在于其真實性和歷史性，當藝術品被機器大量復制時，其真實性也逐漸被消解，那么其具有的歷史特征也會被削弱。藝術逐漸被市場左右，其本身具有的自律性逐漸被弱化，當藝術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不再是純粹的藝術時，那么我們還能將藝術稱之為藝術嗎？如今的藝術家也陷入了一種怪圈，一方面他們唾棄這個社會的以利益為追求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迎合市場的這種需求，從而滿足自己各種欲望需求，當藝術也避免不了媚俗的時候，就是后現代社會藝術的悲劇，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3）審美距離的消失
媒介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和信息傳播的工具，隨著社會演變的步伐，媒介經歷了從簡單到復雜、形式單一到錯綜交叉的變化。從歷時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將媒介的演變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口頭語言階段，紙質文字階段，電子媒介階段。每一個階段，媒介都有其特定的有形或無形的物質代表。
審美距離的消失，其實也可以以理解為審美價值的貶低。以網絡文學的出現為例，對于傳統紙質文學就是一個巨大的沖擊。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網絡為眾多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個可以任意涂鴉和抒寫的平臺。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傳統文學比較嚴謹、系統、有距離感；而網絡文學無論從形式還是本質都作了改變，比較隨意、平民化。審美距離的消失和縮減讓藝術不再是曲高和寡，慢慢變成大眾的集體狂歡。在這種狂歡的氛圍中，沒有身份，沒有地位，沒有權利之別，只要你有意愿，就可以隨時隨地的發表評論，在這個狂歡式的平臺上，人們將審美隨意揮灑，可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審美距離的消失也是審美平民化的表現。傳統媒介環境中，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和制約，普通大眾接受教育的機會很少，因此，傳統的審美活動不包括平民這一審美主體，因為他們知識水平有限，識字不多，文化自然而然便成為精英階級的專利品。電視電影的出現，即便是不識字，也可以通過圖像來看懂影視作品所要傳達的意思；廣播，是以聲音為主要傳播方式的傳播媒介，聽眾更不需要特別的文化水平，只需一雙耳朵，便可以領略其中內涵。審美距離的消失，實現了審美的大眾化，這不是文化退步的表現，而是文化進步和革新的表現，大眾文化堅持的就是平民性，認同平民需要，來獲取其所需要的商業價值。
縱觀人類形象發展的歷程，從結繩記事到象形文字，再到如今的現代文字，諸多形象符號都慢慢的開始與現實脫離。媒介技術的發展和進步，讓擬像成為現實，熒幕上的眾多影視形象與現實脫離，具有一定的虛幻性，這正是媒介技術的力量，讓不同種類和不同性質的事物出現在大眾面前，逐漸形成一種風尚。
注釋
[1]高字民.從影像到擬像——圖像時代視覺審美范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8.
[2]周憲.文化標征與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1.
[3]同上書，110.
參考文獻
[1] 周憲.文化標志與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篇4
文學引領我們的中學生體悟詩意，感受無限，領悟神圣，校園文學記錄下學生的心靈體驗，實現著情感和精神的超越。校園文學在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關注中學校園文學的動態，是把握中學生精神脈搏的有效途徑之一。目前大多數關注中學校園文學的論著都將注意力放在中學校園文學地位和處境日益堪憂、“應試教育”對中學校園文學的束縛等方面，很少關注到我們的中學生內部發生在碎片化閱讀背景下的身心裂變。本文聯系中學校園文學最新最突出的現象，從中學生內部的青春期煩惱入手，探究目前中學校園文學的問題。
1 影響校園文學的幾個突出現實問題
1.1 描寫對象的相對狹窄
“愛情”和“鄉愁”成為中學校園文學泛濫的主題。校園文學集中地表現“愛情”與“鄉愁”，處在青春期的寫作者們婉約、柔美、虔誠地用柔美的詩句、用輕靈的文筆抒發心中的初開情竇，為心中的“白雪公主”和“白馬王子”獻上一束束鐘情的玫瑰；而對“鄉愁”充滿迷茫和傷感的描寫似乎又特別能顯示出他們思想的“深度”。實際上，就人生閱歷而言，我們的中學生要全面把握這樣的主題應該說是有難度的。問題是青春期的沖動鼓動他們作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如果四周彌漫著幾乎一種聲音，那他們只好通過改變呼喊的內容來獲取鶴立雞群的滿足。
在中學校園暢銷的青春作家，從日常瑣事中尋找寄托著隱逸傾向的生活情趣――飲食、起居、花鳥、蟲魚、茶點、童年回憶、故鄉山水，不難發現，中學校園文學在這方面的跟風之作不在少數，描寫對象根本遠在中學生生活的別處，沒有經過苦和痛的熬煎而僅僅依靠想象的力量所進行的描寫，也因加入了文字游戲的成分而暴露出我們的中學生“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心態。
與其臨淵羨魚或痛罵魚不上鉤，不如退而結網。即使這種退而結網的做法是很帶有點無奈甚至不無悲涼的心情的。但對于目前中學校園文學突出的對社會主題的冷淡、疏離，對現實生活的或有意回避，或冷眼旁觀，缺乏應有的關懷這種表現，的確有規避的必要。
1.2 “火星文”的日趨擴張
從百度上搜到的火星文的定義是這樣的：“火星文，可解作火星人的文字。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年輕網民為求方便或彰顯個性，開始大量使用同音字、音近字、特殊符號來表音的文字，由符號、繁體字、日文、n文、冷僻字等非正規化文字符號組合而成。乍看像是亂碼或打錯的字，用法也不同于漢字那么規范。由于這種文字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相比有明顯的不同并且文法也相當奇異，所以亦稱火星文，意指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
火星文的出現和越來越廣的運用范圍（幾年前作為一種游戲用語在泡泡堂流行，接著通過QQ資料及聊天快速散播，成為許多年輕人的共用語言），足以透露出孩子們占領獨立空間的勢頭，大人們越是摸不著頭腦，火星文被運用得越是如火如荼。
有意將日常表達“變形”，“陌生化”，這與中學生青春期標新立異的需求似乎具有某種相似或一致性。這樣的做法也許是他們宣告成人世界的一聲醒鐘，但同樣不可回避地將校園文學推至一個孤僻的角落。
1.3 網絡寫作的虛擬性、娛樂性和隨意性
不得不承認，網絡寫作已成為中學校園文學的一股相當雄厚的實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更把青春期寫作從成人世界中獨立出來：孩子們憑借著大人把握更少的網絡世界歡快地開辟著他們的“陣地”， 在網絡論壇首頁上有這樣的標語：“校園文學是很多前衛文學的起源，校園文學的啟蒙是學生的憤懣、宣泄、激動、興奮和歡樂，校園文學有愛、有恨更有情。”①事實上，我們的中學生酷愛網絡平臺，把它奉為他們獨立的話語場，也是因為網絡虛擬的世界完全有別于有家長有老師的現實空間，沒有“清規戒律”的約束，他們的憤懣、宣泄、激動、興奮和歡樂，他們的愛、恨和他們的情，抒發得可以更徹底。然而娛樂性和隨意性太強的網絡文學這一文學生產方式能生產出多少凸顯深度的思考呢？
2 青春影視對中學生心理及其寫作行為的影響
“從來沒有一種文化現象能如此蠻強有效地統攝過那么多人的心靈。過去再偉大的文化巨子，也未獲得過如此遼闊的講壇” ②。“它對社會的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價值觀念以及各個階層的大眾的心態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③。影視文化憑借其試聽結合的優勢以及傳播的便利而具極強的滲透力，在我們的中學生心里織就了一張無網之網。影視文化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和無所不及的觸角對中學生的心理成長過程產生著魔力般的影響，這一代“屏幕育成的”中學生，他們許多的價值觀念直接來源于影視文化。調查顯示，青春影視甚至成為與中學生交友的必備儲存，許多中學生認為青春影視能幫助他們達到共鳴，朋友間談論影視是主要的話題。“現代社會生活節奏的急劇加速，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的肆擄虐，導致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處于一種壓抑、焦慮和緊張的心理狀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影視文化的娛樂功能很好地充當了他們的心理撫慰劑，平靜并疏導了他們緊張的神經，使得他們從緊張逼仄的精神空間走出來”④因此，尋求青春影視這一價值輸入與當下中學校園文學之間的血肉聯系就很有價值。“影視為心智還未健全、可塑性極強的學生提供了一幅‘現實世界’的圖景和各種‘人生理想的模型’。” ⑤事實上，我們注意到：青春偶像劇所構造的世界并不一定利于我們的中學生形成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影視的商業性致使它常常脫離現實去營造異常富麗的場景、過度煽情的浪漫、或歇斯底里的暴力。青春影視用藝術的審美眼光表現客觀世界，中學生受其影響容易模仿而對世界進行感性的把握。“在生活和藝術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可忽視的中介環節，即社會審美心理。”⑥它是一定階級的人們對客觀存在的各種審美對象在頭腦中的反映，體現了人們的審美意識狀況。它包括人們的審美感受、審美觀念、審美趣味、審美標準等方面。在審美接受活動中，為了使觀眾能夠更好地接受審美客體，一定不能忽視觀眾的社會審美心理。新時期新的影視作品以新的藝術樣式沖擊受眾的審美心理定勢，然而商業題材、反貪題材、公安題材、歷史題材等其他國內電視劇市場的產品因其凝重的主題并不能有效地吸引中學生的眼球。青春偶像劇通常以“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大團圓結局來撫慰觀眾先驚而后喜，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七情具備的心。
中學生對青春偶像劇的癡迷甚至已經達到了無劇不成友的地步，它對校園文學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關注中學生的心理動態從校園文學的創作實績入手，把握校園文學的動態也應考慮中學生的心理因素，心理變化有了，還應該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會有如此巨大的變化？這時候，影視文化特別是深受中學生喜愛的青春偶像劇就不能被忽視。
3 正視中學生青春期煩惱，營造校園文學的純凈天空
中學校園文學需要發展，但如何發展，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強烈呼聲。在通俗文化與消閑文化甚囂塵上的今天我們將憑依著校園這最后的一座堡壘，堅守一方純粹的領地，并把這種堅守視為我們共同的信念與追求。但如何給中學校園文學引入合理的理論助力從而引導其健康發展？這首先依賴于對現實創作的定期總結，羅列現象，深入分析因此顯得十分必要。如果我們的大眾媒體能夠在篩選播放節目時多考慮一些對孩子們的教育責任而不僅僅以商業利潤為中心，那么至少理論上保證了影視文化影響在源頭上的相對純凈。此外，用經典文學和文藝作品占領校園文藝空間，老師要引導學生探索經典作品的魅力，要讓學生正確分辨文藝作品的高下，養成讀經典作品、看經典作品的習慣，激發濃厚的興趣，熏陶高雅的情調，使學生站在精神的較高地帶審視校園文學的不同層次。當然，學校也不能忽略今天具有契合青春特點的文藝作品對他們的現實影響，要在尊重他們的青春期精神需求的前提下做出正確及時的引導，讓他們接受優秀青春文藝作品的良性熏陶，抵制青春影視作品中有可能的負面影響，調動各種有利的文化因素和文藝因素，引領學生在經典文藝和時尚文藝的交互作用下使自己的精神情感得到有效的升華。既然青春期煩惱是無法回避的事實，既然青春偶像劇已經涉入中學生心理的微妙變化并且影響著包括其寫作行為在內的各個方面，蠻強的回避就只能是不智之舉。學校或教師如果一味對“敏感”的青春煩惱或青春影視避而不談，最終也許會不勝決堤“洪水”的猛烈沖擊。教師只有趨利避害地、有選擇有側重地、辯證地去引導學生對青春影視進行合理的分析，運用。只有在諸多青春期煩惱的圍困中尋求平衡點，而這個平衡點，才是中學校園文學的突破點。與此同時，家長的配合十分重要。社、學校、家長的三方關懷共同作用，受益的將不僅僅是寫作行為，還將大大有益于中學生身心的健康成長。
注釋：
①http：，2006.4.20
②余秋雨.銀幕背后的文化靈魂.藝術世界，1989年第3期.
③ 周安華.現代影視批評藝術.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第254頁.
④梅樂平.論當代影視文化影響下的青少年價值觀教育.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1頁.
⑤梅樂平.論當代影視文化影響下的青少年價值觀教育.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1頁.
⑥鐘惦O.電影美學.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第267頁.
參考文獻：
[1] 蔡尚偉.影視傳播與大眾文化[D].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2] 張器友.世紀末中國文學頹廢主義思潮[D].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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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不可控現象的定義及表現
網絡輿情的不可控現象包含有以下幾種內涵，一是輿情危機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管控永遠落后于傳播；二是輿情的影響（更多是損害作用）具有不可逆轉性，非短期能修復甚至造成永久性傷害；三是對網民和社會公眾的心理調適的過程仍沒完成；四是輿情傳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傳播鏈條難以徹底斬斷，輿情再生的無孔不入，暫時被"降服"的輿情很可能因為某種契機再生或者次生。
輿情不可控現象的表現為：
1.輿情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
網絡輿情的不可控首先表現在新媒體環境下，網絡輿情的蔓延速度之迅雷不及掩耳，因為網絡輿情有時候是毫無征兆的，即便有征兆，但也不能準確預判其發生的具體時機，發散的具體規模和具體危害，因而，政府對于網絡輿情的管控的速度永遠落后于其蔓延的速度。
2.輿情的影響不可逆轉性。
無論從網絡輿情危機的短期還是長期影響來說，輿情的危害都是不可逆轉的，壞事已傳遍千里，相關涉事部門和人員的形象損害已成事實，而進行后續處置，也以難以力挽狂瀾。進行輿情處置的方法無非有刪帖和回應兩種方式，在人盡皆知的情況下刪帖無疑于自扇耳光，留下做賊心虛的鐵證，深化了民眾對相關負面信息的深信不疑。而回應往往只能修復個體形象，并且在民眾對官方信任度較低的情況下，澄清相關事件對形象的挽回效果十分有限。2015年十一黃金周，因為網友在新浪微博爆料其在青島市吃飯時遇到宰客事件：“點菜時就問清楚蝦是不是38元一份，老板說是，結賬時居然告訴我們38元一只”，一只青島普通的基圍蝦開始引爆輿論場，隨著輿情處置的失當更是讓山東省花費巨資打造的“好客山東”的公眾形象遭受重創。
3.心理調適的過程仍沒完成。
現階段，我們對于網絡輿情的管控往往只限于對個體事件的解決，有的只是息事寧人，暫時按壓住了引發輿情危機的主要導火索，有的甚至只是通過時間流逝追求網絡關注度的降低。可以說，個案輿情危機的解決并不等于完成了對輿論的心理調試，輿論印象沒有得到扭轉，甚至可以說，沒一起負面輿情危機的出現，都會讓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不良觀感也更甚。已經老生常談了的郭美美對紅會的長期損害事件，以及三聚氰胺對國產奶粉產業的致命性打擊事件中，之所以一些看起來很個體化的事件，卻能產生如此長期的、致命性的影響，原因就在于其中沒有能實現對網民進行心理調試，他們對于我國公益慈善機構的財務不透明現狀和對食品安全行業的監管漏洞的擔憂沒有得到徹底扭轉。
4.輿情傳播的反管控性。
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網絡輿情的傳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一方面其生發機制決定了管控永遠滯后于傳播，這一特征導致的結果是，有可能在你稍不注意，一個輿情危機已經蔓延擴大到你無法用刪帖等管控手段來遏制其影響。另一方面，相關輿情信息的傳播鏈條難以徹底斬斷，輿情的再生無孔不入。
政府輿情管控方法現狀
我國從中央到省級到各地市縣政府，均建立了完善的輿情監測、處置、應對和理論研究機制，而今如果要說網絡輿情出現了不可控的現象，我們就必須弄清楚我國有關網絡輿情管控的主要方法，弄清各種管控方法的效果和現狀以及面臨的困境和挑戰。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對網絡輿情的管控方法無外乎以下幾種：
1.正面報道塑造形象。
我國對媒體的定位是黨和人民的喉舌，而媒體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也曾提出，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宣傳思想工作必須遵循的重要方針。對媒體的功能定位和中央高層的領導方針決定了其必然以正面宣傳報道為主，而正面的新聞報道內容則主要涉及會議動態、政策部署解讀、城市發展建設、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宣揚等，追求的是水滴石穿的長期思想滲透，旨在營造和諧文明的氛圍，凝聚積極樂觀向上的社會情緒，讓我國民眾對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充滿信心和憧憬。這些正面報道的內容對輿情的管控起到的是基礎性和潛移默化的作用，為打造政府正面形象和公信力起到“打地基”的作用。
2.全方位領域協同灌輸。
我國宣傳思想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媒體正面宣傳之外，在文學和藝術創作等領域，也要為宣傳社會主流的核心主義價值觀服務。具體表現則有多方面，文學領域，對出版圖書進行嚴格編審，對網絡文學也有明確規范和要求，前段時間的清網行動中，新浪讀書等網絡文學平臺就曾因掃黃而暫停讀書頻道運營；在藝術領域，如文藝、廣播、影視制作等，也有嚴格的規范和規定。如同媒體的正面宣傳一樣，全方位領域的協同灌輸的作用也是基礎性和潛移默化的。
3.回應報道扭轉形象。
在網絡輿情危機出現后，對相關不實信息進行回應澄清，對待落實和處置的負面事件通報最新的處置動態，是網絡輿情處置中最重要和最關鍵的環節。在輿情危機中，回應報道往往具有四兩撥千斤和扭轉乾坤的作用。通過相關回應報道，能使在未知天災人禍中的悲痛人心得到安撫，能讓真假難辨的謠言恐慌里人心得到安寧，也讓不法行為得到處置、矛盾問題得到解決，從而實現政府公信力的修復和政府形象的扭轉。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而在群體聚集期間，武漢市~口區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長參與了現場指揮。2015年10月22日，武漢市漢正街約500戶商戶發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整頓黑物流。10月22日傍晚，網民在新浪微博等發帖爆料稱，在群體聚集期間，武漢市~口區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長參與了現場指揮，該局長來時佩戴了金表與金手鏈，一時間網民關注重點向所謂“金表局長”話題發生轉移，關注度甚至占據了事件主流，對有關部門形象損害較大，但23日晚間，媒體從武漢市公安局外宣負責人魯處長證實，所謂勞力士金表為“就1200塊錢，戴了十年以上”，且稱現場處置為公安正常執法，該副局長在執法過程中并無違法違紀行為。此次回應報道，對輿情的糾偏和平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隨后，輿情迅速回落。
4.刪帖管控廓清環境。
在輿情處置中，對負面信息進行刪帖處理是很多各級政府部門的做法，由于負面信息在網絡空間的擴散造成了不良影響， 因而試圖通過刪帖將傳播影響力降低，廓清網絡環境。在這方面，各級政府主要對有關輿情信息進行刪帖處理的主要有三種內容，一是不實信息，主要一般性不良和不實內容、惡性謠言和對有關部門和人員的中傷污蔑等，但往往配合回應澄清等處置；二是涉及有關政府部門和相關黨政領導的負面信息，其主要范圍往往較為有限，局限于地方論壇、貼吧、微博等未經媒體報道的信息；還有一種是對媒體已經報道了的信息進行強力管控手段進行刪除，其中主要與有關部門的封堵思想有關。這方面的事件也很多，可以說，對于很多地方政府來說，刪帖幾乎成了他們處置輿情的重要手段。
5.新媒體矩陣嘗試溝通。
傳統報業在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等新興媒體形式層出不窮的情況下，面臨著巨大的沖擊與挑戰。作為我國黨和政府的宣傳重要平臺和陣地，各級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為了更好地發揮的功能，不得不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完善新媒體發展平臺，堅守原有的視聽平臺和報網平臺的同時，積極打造起一個全方位的新媒體矩陣，包括網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社區和App等移動媒體客戶端等。這在各個省級的報業集團中都有嘗試，央視、人民日報從2013年4月開通微信公眾號以來，僅僅兩年多時間，“央視新聞”、“人民日報”已經成為傳統媒體微信公眾號運營的佼佼者。其他各省級、地市級傳統媒體也紛紛借助微信平臺開通公眾賬號，利用微信多媒體兼容的傳播優勢向受眾提供內容服務。 目前，絕大多數的傳統媒體正在開展或已經完成了數字化改造，成功地將數字化的內容向多渠道、多終端輸出，包括報紙電子版、微博客戶端和戶外LED聯播網等。這些新媒體矩陣起到了較好的傳播效果，更有效地實現了與民間輿論場的溝通與融合。
輿情不可控現象成因
正是由于輿情管控面臨諸多局限和挑戰，因而我們才說網絡輿情是不可控的。而輿情不可控則有諸多原因：
1.技術層面：網絡場景化和傳播鏈條的不可斬斷。
新技術對輿情在傳播和發酵方面的影響不言而喻。一是微信朋友圈效應和場景化參與現象，讓輿情傳播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方面，熱點事件在傳播過程中呈現“朋友圈效應”，它往往具有集散快、影響深廣等特點。其中迅速集散形成的情緒流的力量不可小覷，尤其是當這一股情緒流是負面消極的，對輿情危機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催化和放大作用。如關于姚貝娜之死刷爆朋友圈讓媒體行業形象整體受損。另一方面，娛樂性、場景化體驗類的輿情事件開始涌現。如去年12月初瞬間火爆朋友圈的“主要看氣質”等，這些場景化現象在傳播上具有不可阻斷性。
二是論壇、微博、微信等新舊自媒體平臺的傳播鏈接具有不可斬斷性。對于事件傳播范圍較小的事件，也許可以徹底清除在網絡空間的相關信息，但當事人或者好事者未達到目的，可以源源不斷發帖。而對于事件傳播范圍已經擴大的事件，好事者也可能通過保存內容、截圖等方式實現信息的留存。你可以刪除源頭，但刪除不了網民對這件事的關注和追蹤。甚至有時你可以就事件進行處置和辟謠，但依然不影響原始信息的繼續傳播。
2.心理定勢：網絡的對抗性情緒和標簽化認知。
在對網絡輿情進行處置之時，網絡的對抗性情緒和標簽化認知對政府輿情處置的效果構成巨大挑戰。網絡對抗性情緒，是指網民對政府工作和相關政策政令的，有著一種與政府出發點背道而馳的對抗性的看法。同時，網絡的標簽化認知讓對相關部門和人員有著固化和難以扭轉的印象。這些心理定勢損傷著執政部門和執政者的形象，阻礙政令和執行效率，同時也推動著社會負面情緒的滋長和擠占著事實生存的空間，讓官方的媒體議程設置失效，讓回應難獲信任，讓負面形象難以挽回，甚至通過網民的情緒積攢和不斷挖掘，會次生出許多新的輿情，讓負面輿情罔顧政府的處置和回應，反而愈演愈烈，朝管理部門難以預料的方向發酵擴大。如去年10月20日，發生了內地游客在香港被圍毆致死事件，雖然警方將事件定性為因強制購物糾紛引發圍毆導致的誤殺，但輿論場仍提出了諸多疑點，涉及內地游客香港旅游，網民已經形成了港陸矛盾等心理定勢，讓該事件不斷泛化，逐步將該事件成為港陸矛盾的新的典型案例。
3.媒體環境：話語創新不足，難以打入民心。
網絡輿情危機出現后，媒體是政府與民眾溝通的重要紐帶，它在正面形象的日常維護，和輿情危機力挽狂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雖然作為的各路媒體已經與時俱進，建立起了新媒體的傳播矩陣，但在話語技巧方面始終欠缺，在議程設置層面，也存在話語創新不足，難以打入民心的現象。由于媒體存在假新聞、新聞倫理缺失的個案，因而媒體普遍存在公信力低的情況。這在輿情危機中，會讓網民存在媒體可能存在幫政府說話、遮丑、以偏概全等現象，因而增加對官方的不信任情緒。讓網絡輿情危機增加不可控的因素。
如發生在2015年6月9日的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中，澎湃新聞報道稱“留守兒童思雨貧困，生前只吃玉米面”，遭到網民質疑，因為報道細節披露涉事主人公家蓋有小樓、銀行卡里有生活費等，并且當地宣傳部也不認可貧困導致孩子自殺一說，澎湃新聞不得不將新聞“生前窮得只吃玉米面”的標題改成“父親在外打工聯系不上”，而關于電視報道中的遺書，也很快被網民指出并非原件，這些細節都嚴重透支了官方公信力，為輿情增加次生危機。
4.歷史沿革：追求個案解決難以實現心理調適。
由于輿情的倒逼機制的壓力，以及政府部門在輿情管控方面的維穩思維。處在輿情危機當中，如在熱鍋上的螞蟻，力求在短時間內壓住輿情影響。這主要跟輿情問責機制有關，讓相關部門在網絡輿情危機中，追求事件關注度迅速回落，有時謊稱已調查敷衍回應，有時無原則地妥協退讓，而有時則只是置之不理，通過時間流逝淡化關注。從輿情危機管理的角度來說，輿情處置成功與否，應以網民是否重新信任，以及輿論印象是否實現了修復和扭轉作為標準。
否則，長期下來，負面事件的積累只會積攢民眾對政府更多的社會負面情緒，否則類似郭美美對紅會的長期損害事件也將可能還會發生。
解決輿情不可控現象對策
1.觀念：由管控轉向社會心理調試。
由于當前網絡輿情管控手段的局限，網絡輿情不可控的現象客觀存在，并且隨著互聯網和社會的發展，其形成的挑戰將日益突出。因而，我們急需從觀念上實現改變。我們必須意識到，對網絡輿情個案的管控，并不等于完成了對社會心理的調試，并不等于實現了個體形象的修復，更別談負面形象的扭轉。因而，相關政府部門輿情管理人員，應從觀念上對網絡輿情中社會心理調試層面的問題引起關注和重視。
2.研判：大數據和社會調查相結合。
對于網絡輿情危機的管理，要實現由管控向社會心理調試，對于網絡輿情的研判工作就必須要求更高，現階段，相關網絡輿情分析和研究，一般都建立在對網絡上的輿情信息的研判上，并且能真正做到運用大數據進行采集和分析的可謂少之又少，更多是抽樣分析，估摸和預測。而缺乏大數據詳實可信的分析，輿情分析可能存在一定誤差，并且關于社會真實的輿情，涉及也少之又少。這無法對整體的社會心理狀態形成準確的客觀的研判和評估，又如何能準確研判社會心態調試效果呢？
3.引導：追求長遠性和實效性。
此外，在對網絡輿情實體處置方面，我們在評估網絡輿情處置有效度方面，也應逐步試著改變標準。從追求短期效果轉向長期效果，從追求個案的暫時平息，轉向追求事件的根本解決，消除長期的輿情隱患。從信息調控轉向社會心態的調試，從追求傳播層面的回落和負面信息的廓清，轉向追求社會心理的修復和轉變。從聚焦新聞輿論場轉向聚焦社會輿論場，從追求新聞輿論場的理性平和，轉向追求民間和社會輿論場的印象的修復和扭轉效果。
4.模式：由封堵管控轉向良性溝通。
在對網絡輿情處置的手段上，也應從原來的要對網絡輿情進行封堵管控轉變為進行溝通戰略機制的再造。對于社會問題要有全局的把握，列出社會問題清單，合理和適時地通過議程設置推出相對穩定社會公共議題，占據網絡輿情危機爆發的主導權。同時鼓勵網絡實名制表達，并建立有效機制，保護網民話語權，形成官民之間理性和良性和觀點互動。此外，在網絡輿情危機管理層， 應超越單一性的思維，強化對網絡輿情復雜性的認知框架。而要實現良性溝通，則必須重構官方話語體系和溝通體系，必須創新話語表達，方能更加深入民心。
篇6
網絡文化產業；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是解決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目前發展困境的重要途徑和必然選擇。網絡文化產業只有通過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增強其國際競爭力。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是制約我國網絡文化產業大發展、大繁榮的最大障礙之一。當前，我國網絡文化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普遍不高，尤其是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創意和創新性技術。因此，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必須積極推進自主創新，走自主創新的內涵式發展道路。
一、我國網絡文化產業在自主創新方面的現實狀況
（一）什么是網絡文化產業
網絡文化產業的出現是現代信息產業、文化產業以及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網絡文化產業又可被叫做數字內容產業。網絡文化產業的核心是人們的思想文化創造活動；網絡文化產業的載體為計算機、手機以及互聯網絡等科技手段；其目的在于通過互聯網進行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目前，網絡文化產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對網絡文化產業改革與發展明確提出新要求“推進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出版發行、印刷復制、演藝娛樂、數字內容和動漫等重點網絡文化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從廣義的角度看，網絡文化產業主要包含：將信息網絡作為支撐,在內容和形式沙漠化與傳統文化產業都有很大區別的新文化產業和傳統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與網絡化。
（二）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的概況
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涉及的內容較多，既包括將信息網絡作為支撐,在內容和形式沙漠化與傳統文化產業都有很大區別的新文化產業，又包括傳統文化產業的數字化與網絡化而形成的新型產業。但通過對我國網絡文化產業概況的調查發現，網絡社交游戲已在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中占據越來越多的份額，網絡游戲市場已成為大部分網絡文化企業必爭市場，很多文化企業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進軍網絡社交游戲產業。網絡廣告業發展勢頭迅猛，收益較好。一些收費下載的影視作品、書籍作品等的盈利模式呈現出不斷改善和擴大的發展趨勢。搜索引擎市場在我國也已初具規模。總體而言，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的發展實力逐步提高，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從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的結構來看，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主要有網絡游戲，網絡出版、網絡廣告以及網絡引擎等，其中網絡游戲所占的比重最多。調查顯示，2014年我國網絡游戲市場銷售額為1244億元，游戲用戶的數量高達5.2億人；出口的游戲產品中，客戶端類占28.7%，移動類游戲約占42%；我國自主研發的客戶端類游戲在海外的銷售額約為8.62億。由此可見，網絡文化產業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我國經濟的未來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二、我國網絡文化產業自主創新的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自主創新的基礎，網絡文化產業結構單一化現象嚴重，甚至呈現結構性失衡
網絡娛樂是我國網絡文化的核心內容。目前，在我國網絡文化產業中的網絡娛樂文化,網絡游戲中，網絡游戲成為主要的項目,而且發展速度較快；在品牌性網絡文化建設方面,知名的、大的一些網絡企業占絕對壟斷地位，這極大地制約了其他網絡企業的發展，不利于網絡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在網絡文化的區域結構方面，東部沿海等發達地區的網絡文化發展明顯優于西部等地區和一些中小城市，致使網絡文化發展呈現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局面。在產業內部方面，大部分網絡文化企業的盈利模式仍然以傳統的盈利模式為主。例如，在網絡游戲文化發展方面出現針對性的失衡局面，為城市人群、年輕人群等設計的游戲較多，而針對老年人、兒童以及農村人群的游戲較少。由此可見，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呈現出結構性的過剩和不足，即結構單一，發展不平衡。
（二）創意性開發嚴重缺乏
網絡文化產業是信息產業、文化產業等多個產業共同發展相互協作而產生的一種新型的產業形式，以互聯網為載體。網絡文化產業的主要產品為各種形式的網絡文化產品。然而，我國網絡文化呈現出只有總量，沒有質量和創意的狀態。
（三）網絡文化中的民族文化特色有待挖掘
“內容產業”是網絡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呈現的一種必然的特質，這種“內容產業”的特質使得文化產業的發展呈現出原創性的特點。然而，伴隨著網絡科技的不斷進步，我國的網絡用戶的數年逐年遞增、各種中文網站紛紛建立，致使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難題-----網絡信息相對貧乏，網絡文化需求高速增長。具體表現在，在網絡文學方面，缺乏創新、優秀的原創性作品太少，尤其是缺乏運用傳統文化進行重新的意識；在網絡游戲方面，國外輸入我國的游戲作品大多以我國的文化背景為素材而創作，而我國的網絡游戲的發展卻忽視我國傳統文化因素的滲入，一味的追求商業盈利。所有這些都導致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在發展內容發面呈現難以為繼的局面。
（四）創新性網絡文化人才嚴重不足，創新團隊建設滯后
缺乏具有創新精神、創新意識的人才和團隊也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遇到的問題之一。換言之，在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中，創新性人才的培養嚴重不足、大部分的文化產品缺乏創意、復合型人才極為缺乏、文化產業發展的后備力量嚴重不足。因此，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發展的研發團隊建設是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例如，我國網絡社交游戲產業中一些能力較強、素質較高的研發人員大多集中于一些知名度較高的大企業、大公司；而這些大的、知名的公司大多位于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因此，這些高素質的網絡人才也大多集中于這些大的城市，而中西部地區的網絡企業以及一些相對較小的網絡企業則出現人力資本不足的現狀，這極大地制約了這些網絡企業的發展。與此同時，在網絡文化產業發展中也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競爭局面。
（五）核心技術缺乏，創新盈利模式受到瓶頸制約
我國目前的互聯網發展與國外的互聯網的發展之間存在的差距較大，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的核心技術方面，常常依靠引進，因此經常受制于他們。調查發現，我國目前的網絡游戲產業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民族原創性網絡游戲產品尚未占據網絡文化產業的主導地位。很多傳統媒體即使建設了網站，但僅僅是平面媒體的翻版，尋求不到合適精準的盈利途徑。
（六）在經營管理方面缺乏規范性
網絡文化產業在經營管理方面暴露出的問題日益明顯。首先，侵犯版權問題嚴重。大量的侵犯版權問題的出現嚴重地損害了網絡文化消費品原創者的切身利益,使他們的付出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嚴重地挫傷了網絡文化消費品原創者進行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其次，對于網絡文化的具體內容監管不到位。當前，我國網絡文化環境中存在的消極內容很多,甚至還有一些非法的內容,這些問題的出現主要原因就在于對網絡文化內容監督管理的不到位。再則，網絡文化產業的經營活動中存在很多的違規行為，這些違規行為的出現，容易導致各網絡文化企業之間的不良競爭，也會對整個網絡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三、我國網絡文化產業自主創新的路徑
（一）加強對網絡文化產業的宏觀調控，通過調控優勢推進結構優化
政府部門要做好對網絡文化產業的宏觀規劃，做到合理、科學規劃，加快推進網絡文化產業的區域融合。
1.通過東部沿海的一些發達城市群的發達的文化產業帶動中西部地區的文化產業的發展。
2.通過重大項目帶動中西部地區網絡文化產業的發展。精選一些重大的項目給與重點支持，加快建設一批能夠起重大示范作用和帶動作用的網絡文化產業項目。
3.通過國家與地方共建的方式，促進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大力推進網絡期刊、網絡圖書等傳統的網絡業態文化的快速發展。
4.實施網絡文化產業資本多元化發展戰略，鼓勵各級各類社會資本進軍網絡文化產業投資建設，同時，還可以通過一些與網絡文化相關的重大或者重點課題或項目，廣泛吸引各方資本投入進來，從而促進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
（二）加強傳統文化的滲透，通過發展特色文化占領消費市場
一個國家的網絡文化要取得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突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彰顯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這也是一個國家網絡文化發展的不竭動力。
1.通過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勵網絡文化企業研發既能反映時代特點，又能展現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文化產品。
2.在開發網絡文化新內容反面，既要重視創新性，還要重視彰顯民族特色。大力推進中文信息數據庫的建設，通過網絡文化的傳播途徑，傳播民族文化的精髓。
3.堅持多元化的發展模式，在發揚民族文化的同時，還要積極吸取國外文化發展的優秀成果和精髓。
（三）推進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大力推進網絡文化的市場需求向綜合效益的快速轉變
1.掌握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夯實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發展的技術基礎。
2.創新網絡文化產業現有的盈利模式，通過網絡廣告、網絡電影、網絡游戲、搜索引擎、網絡電視等打造新的網絡文化產業盈利模式，提升網絡文化產業的整體收益。
3.打造多元化的網絡文化產業鏈條。通過采用多種信息工具在內容傳播方面的優勢和互補性，構建多元化的文化產業鏈，不斷擴大網絡文化傳播的途徑以及范圍等。
（四）改革并創新我國網絡文化人才的培養模式
1.改善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的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全力打造一支既掌握先進的信息技術，又具有優秀文化素養的優秀的復合型專業人才團隊。與此同時，通過與各類職業類院校之間建立訂單式的人才培養模式，精心培養有利于我國網絡文化產業發展的創新型人才。
2.加強國內優秀網絡文化公司、企業同國際上具有較高聲譽的、實力較強的網絡文化產業集團或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可通過選派優秀畢業生到這些文化產業進行實習、見習的方式，吸收這些企業的長處和優勢。
3.通過優惠政策吸引一些具有創新精神和意思的研發人員、管理人員積極投身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
四、結語
網絡文化產業作為我國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振興民族文化產業起著重要作用。我國的網絡文化產業要改變目前的現狀、走出目前的困境、實現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不斷提高自身的創新水平。
作者：毛牧然 劉星冉 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東北大學學院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2YJA720018；陳昌曙技術哲學發展基金資助科研項目（2014年）；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編號：L14BZX0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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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狹義層面的“去語文化”，是從語文學科的功能來講的。
語文學科承載的育人功能包括三個主要方面：借助文本的解讀掌握語文基礎知識；訓練語文基本能力；領悟文本中的人文精神內涵，陶冶情操，對學生進行情感和人格的教育。前兩者注重知識的掌握和技能的培養，突出的是語文學科工具性的屬性；后者注重對人的熏陶與教化，突出的是語文學科人文性的特點。“去語文化”是出現在語文教學中的兩種偏向：一種是在語文教學中強調基礎知識傳授和語文技能訓練，把富含人文精神的文本分割成支離破碎的字、詞、句、段、文體、寫作技法和藝術特色，學生在語文學習中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語文課堂沒有了文化味。一種是致力于挖掘文本的人文精神內涵，對文本做大量的引申和發揮，將教學內容切換成社會現象和生活現象，語文課上成了思修課、哲學課，結果是使語文教學離開了言語實踐，失去了工具性的基本屬性。“去語文化”實質是語文的“工具性”屬性與“人文性”特性的剝離。
2.廣義層面的“去語文化”已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近年中國社會出現的傳統文化地位日益下降、母語教學被冷淡的現象，特別是語文課程在高職培養體系中被邊緣化的現狀。語文本來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學科，肩負啟迪智慧、傳承文化的重任，但是目前在各職業院校普遍都處于“邊緣化”狀態。有的甚至連“邊緣”也挨不上，某些職業院校已經取消或根本就不開設語文類課程。在我院高職人才培養方案課程體系的公共基礎課中，思政類課程量最大，其次是英語和計算機應用，語文類課程已難覓蹤跡。與其他兄弟院校交流，情況大抵相似。替代語文類課程的一般是應用文寫作，課時極少，且再無其他訓練語文技能和提高人文素養的必修或選修課程。
在高職學生看來，語文在中小學就學過，認為語文實用性不強，高職教育階段對語文能力也缺少硬性要求，學生自然把大量精力用于專業課學習。對于人文類課程的學習，學生態度上應付了事，語文教學猶如戴著鐐銬在小圈子里跳舞，僵化刻板，缺乏活力，成為名副其實的“雞肋”。
二、高職教育中“去語文化現象”產生的原因
1.廣闊的社會背景因素。
市場經濟環境下，教育產業化、商業化。“功利性實用教育”成為教育的顯著特征。中國的高等職業教育是服務于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產物。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國現有勞動者素質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競爭力提高的瓶頸。市場需要大量高技能的應用型人才。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高等職業教育應時而生，且不可避免地帶上“功利性實用教育”的光環。職業教育培養的產品――學生，也打上了功利性實用的烙印。語文學習作為一門基礎課，耗時長，外延廣，收益卻并不明顯，更突出不了學了即可操作的技術性特征，更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在追求效率和實用的現代社會，必然被學生和學校所忽視。整個社會表現出的文化浮躁，加劇了語文教育的邊緣化。
2.高職院校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割裂，導致高職教育中人文教育嚴重缺失。
“技能型人才”的提出是高職教育對以學科或以知識為本位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反思與突破。但把職業技能訓練代替“人的會面發展”、“把有限的價值當做人生的終極價值”，是高職人才培養中重技能輕素質的一個普遍誤區。不可否認，面對現代經濟生活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高職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但“職業能力”絕不是某種職業技能或就業能力的拓展與架構。它至少包括：一是完成職業任務所必需的基礎知識體系，二是基本崗位標準要求的技能或實踐動手能力，三是完成職業任務應具備的基本職業素質，即常說的職業核心競爭力，如合作能力、應變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情緒調控能力、創新開拓的能力，等等。雖然強調的是“實踐動手能力”，實質卻是知識、技能和態度三位一體的素質結構。這體現在人才培養規格上，即是基于人的全面持續發展的素質體系。促使“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是教育的最高目標，也應是高職教育的終極目標，但縱觀現在的高職院校，已蛻化為制造職業工具的培訓機構，將培養高尚人格情操、促進身心協調發展、充滿理性思維而富有人文關懷的人文課程邊緣化，淡化素質教育，是對學生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忽略，是重實用輕素質的教育短視，是對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的功利性割裂。
3.高職語文教學本身存在的問題。
（1）高職語文課程定位混亂。高職語文教學有側重文化素質培養的，有側重讀寫說能力培養的，有側重鑒賞能力養成的，很難做到“工具性”與“人文性”的平衡。筆者認為，高職語文與高中語文相比，掙脫了“應試”的限制，應更注重學生的語文學習興趣培養，開闊學生的知識視野，使高職學生在掌握語言文字運用的同時，側重人文教育與審美情趣的培養。與大學語文相比，降低知識的系統性，弱化理性思辨，突出其讀、寫、說的實用價值，增加實踐性材料，強化能力的訓練與情趣的培養。因此，高職語文定位有明顯的特殊性。
（2）教材不夠專，針對性不強。首先，適合高職專科的語文教材開發較少，一類是由本科教材改編而來或由高中教材加以填充，在文本選擇上重復篇目多，或難度過大。一類是綜合型，或多或少地選取文學名篇、添加應用文寫作、演講與口才、書法、文學理論、文化常識等內容板塊，全而不專。其次，教材文本與專業的結合不強，通常是一本教材適用于各個專業，無法實現語文教學與專業的結合、滲透。再次，職業教育特色體現不夠，缺乏職業性和時代性。職業教育是順時而生的，在語文文本選擇中，經典文本要具有時代性主題，要關注當今大眾文化語境，如通俗歌曲、影視傳媒、廣告文化、網絡文學與文化、企業名人傳記等，教師必須對諸如此類的社會問題和文化現象作出文化闡釋，培養學生理性看待各種社會現象的能力。
（3）教法上重灌輸少啟發，缺少對學生情感態度的激發與引導；重知識少能力開發，學生難以學以致用，無法實現“知行合一”。
（4）評價機制不合理：學業評價以筆試為主，重語文知識考查，輕能力測評，更無法考查學生在語文學習中獲得的素養。
三、語文教育的前瞻
1.端正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導向，認識高職語文教育在人才培養中的意義。
“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是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素質發展和技能提高兩個內涵應是相互支撐、相互融合的，在和諧共振的過程中，把“人的全面持續發展”這一主題推向極致。
語文教學絕非簡單地聽說讀寫，而是通過課堂和文本有機滲透相關的人文信息，融豐富的人文內涵于聽、說、讀、寫等言語交際訓練之中，讓學生深思明辨，提高對自然、社會、人生的認識，樹立正確的文化觀，自覺關注和吸收人類優秀文化。它包括培養語言表達能力、錘煉邏輯思維、塑造文學審美和情趣、豐富人格情操等或立竿見影、或潛移默化的綜合素養的養成。對于豐富學生精神生活和提高素質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重要基礎課程。
語文是傳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工具。“語文學習”是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活。語文課程的開設與學習將影響我國文化的傳承。試想，自己的文化都沒有了，何談民族復興？何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2.語文教學向“知行合一”轉變。
在語文教學中，教給學生的“知”要緊貼實際需要，學生能用得上，“知”不與“行”錯位；教給學生的“知“要具有可操作性，能付諸實踐。從高職學生的實際出發，需要改進教學中“知”的內容，按照學生的“行”選擇教材和組織教學。
3.建設具有高職特色的語文課程。
（1）教材校本化。結合學情、校情、區域特點，從現有的教材出發，從學生現有的語文基礎出發，根據教學大綱要求對教材進行“修訂”，有針對性地增加一些適用于職業院校學生和本校現狀的內容，編寫校本教材。探索建設與專業適應的應用性語文課程，實現基礎課向專業課的滲透與傾斜。從各系特點出發，結合專業，將語文課程細化，比如設置與各系專業關涉的實用文體寫作、文秘寫作、自然科技文獻選讀、地方文化概述、普通話教學、口才訓練等基礎課程，多開設選修課程，以供學生遴選。
（2）構建適應學生就業需要的語文能力體系。構建以培養口頭表達能力、書寫能力、文字處理能力、信息處理能力、分析判斷能力等為核心的語文能力體系。從可“行”的角度吸引學生，達到求“知”的效果。提出“多證培養的”目標，要求學生考取相應的技能等級證書，如普通話等級證、秘書資格證、漢語言運用等級水平證，成為求職的硬件。
（3）改變傳統的考核評價體系，建立多方位開放式評價體系。削弱單純的語基知識考試分值比例，增加文學修養和整體語文能力的考核，如指定書目的閱讀情況及效果。形式上采用筆試+口試、終結性考試+平時大量的作文練習、閱讀筆記。強調學在平時、考在平時，把過程與結果放在同等地位，將考試變成考評，并將考證納入課程評價。
（4）建設隱性課程。從校園文化的營造入手營造語文學習氛圍。即生活語文化，如開展讀書會交流或講座，成立文學社、廣播室、話劇社；舉辦原創作品比賽、演講比賽，開展語文社會實踐活動。
篇8
一、學科建設研究
關注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建設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們的重要學術關際，這方面的研究積累為婦女／社會性別學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體現了婦女／社會性別學為推進聯合國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所進行的扎實工作。
因為要融入主流，學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婦女／社會性別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設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學與研究的開展與發展，章立明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涉及到三個重要論證：第一，婦女，社會性別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中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國婦女學能否對全球婦女學建設作出重要甚至是獨特的貢獻?第三，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婦女學?她認為學科建設要以解構與建構并重為原則，20多年來通過海外留學與培訓，中國婦女學已經擁有了一大批通曉與熟悉西方婦女學的師資隊伍與研究人員，使中國婦女學建設進程得以縮短與促進，但單向度建設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婦女學的建設目標，使之成為西方女權主義的附庸，陷入被動建設的境地。蔡慧玲也認為女性學雖然經過了三次發展浪潮，但發展至今仍在學科地位、發展動力和學科價值等方面存在某些問題，而女性學要發展必須處理好理論借鑒與本土創新的關系、理論研究與社會實踐的關系、研究熱情與學術規范的關系、女性學研究與男性研究的關系。劉文菊在評述祝平燕、周天樞和宋巖編寫的《女性學導論》時特別提出，要把女性問題置于性別關系的結構和社會制度中進行分析，并且在運用社會性別理論時要堅持性別分析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防止出現性別研究與其他研究的人為隔離或者簡單化的“性別萬能趨勢”。
課程建設及教學法研究也是學科建設的重要議題，而且在更多公共課中引人性別視角與專業課程中引入社會性別研究成果同樣被關注。本次會議方剛、王宇等人帶來了他們在這個方面的探索經驗。方剛不僅將所在學校的“女性心理學”改造為“性與性別心理學”，在“民俗與人類學概論”課程中加入了性別教學，還以女性主義教學理念為原則，設計了獨特的社會性別參與式教學：讓學生走進與社會性別有關的特定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激發學生對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趣，幫助學生通過自我感知與覺悟來完成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成長；教師則通過具體教學詮釋和踐行了女性主義教學的原則：反對權威，強調平等，強調學生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論》是在高等醫藥院校開設的一門女性主義與健康問題相結合的通識課程，嘗試在高等醫藥教育領域引入社會性別視角，體現了教學實踐的創新性和多樣性。盡管將社會性別概念引入高校課堂，有利于青年學生提高社會性別覺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性別學課程不是列入學校教學計劃的主流課程；教師對課程內容把握不夠；教學過程的方式方法單一；學生的參與程度不高。所以還要努力從各方面提高社會性別課程的教育教學質量。而劉文菊針對傳統大學語文教育的性別盲視，引入社會性別視角，為大學語文課程開啟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學理解的新視野。
此外，陳亞亞還以女權在線網站為例，討論了國內網絡女權主義組織發展現狀、組織特征、發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礙等。她認為，以傳播文化理念為宗旨的網絡女權主義組織在國內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對國內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從理論轉化為實踐、提升大眾的女權意識具有特別且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人文學科分支研究
作為主流學者對性別研究的回應，歐陽康在所作的“社會性別的實質及其意義”的演講中提出了“社會性別的基礎是什么，人的自然性問題何以轉化為或演化為社會性問題，社會性別問題的研究者為何多為女性，社會性別問題在東西方的差異尤其是當代差異以及當前中國社會性別問題的時代特點如何”的哲學追問，他認為從讓所有的人都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上看，社會性別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問題，它不僅有很多實踐問題需要探討，更有很多深層的理論問題需要探討。王宏維提出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當代國外和女權主義立場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它顯示了邊緣群體對知識生產平等權的正當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方面，并試圖在既有框架里對歷史唯物論進行補充和修改。對女權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討，并不能以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它所引發的是對在當代何以發展的深層思考。戴雪紅關注女性主義及后殖民話語對主體和主體性的建構問題，她認為研究女性主體性需要注意的兩個問題：一是女性在歷史變遷中的雙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動者；二是必須充分認識到女性之間的差異，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結女性群體也容易看不見甚至掩蓋了這些女性的主體性，必須跳脫同質化群體的概念來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處境中的異質性。倪志娟通過女性主義“知識考古”進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單一男性話語是如何建構兩性對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疇體系，在二元思維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經驗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維構筑關于世界的抽象理想。這種追求一方面給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動力，對現實世界起到了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卻又造成了心與物的分離，帶來人性的分裂。這是人性的特點還是男權文化傳統褒揚精神世界、貶抑物質世界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惡果?如果精神理想與現實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該從哪里開始?而這正是女性主義知識建構的根本任務。方亞中則對呂西?依利加雷的性差異倫理學做了譯介工作。性差異倫理學強調兩個性別之間的差異性和非等級制，要求承認不同的利害關系，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認識視角。依利加雷性差異倫理學非“一”的意象具有豐富的內涵，體現了解構和建構的相結合，一方面試圖沖破“一”的束縛，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時通過三組合解構二元對立；另一方面積極建構女性主體性，發展女性自己的空間，努力實現男女共存的局面，創造兩個主體的文化。
歷史學科的性別問題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史料的梳理、分析與解讀，來闡發研究者對歷史文本中的婦女地位和女性道德、價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趨近史實方面，張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儉學生作為為女性解放而搖旗吶喊的女性先賢們最后成為有高度覺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過程；李洪河通過研究建國初期因實施新婚姻法這一變革舉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婦女死亡問題，說明僅靠大的社會運動不可能迅速改變舊有的傳統習俗，因為新近出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罕見地使漢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條文得以重現。夏增民由此從法律角度判別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圖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頗；付翠蓮則從古希臘史詩及希臘哲學著作中尋得古希臘人婦女觀的倒金字塔式的嬗變軌跡。他們的探究所呈現的傳統史學與婦女史的對話與合作，突顯了社會性別視角對歷史中的女性及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
作為文學學科分支的性別研究，主要關注點仍在性別寫作與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吳迪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體作了考察，提出作為一種女性實踐，同人女通過創作和欣賞耽美作品，表達了自身對純愛、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達了自主訴求的同時，卻顯現了男權主導下的女性自卑心態；耽美中“攻方”“受方”關系是女性構建的理想情感關系，也反映了她們無法擺脫渴望得到保護的依賴心理；耽美現象是性別不平等的男權社會的產物，訴求表達本身背負了男權文化的深深烙印，從中可見女性的無奈和掙扎。王浩認為網絡文學中表現出的性別傾向十分明顯，男性作者的創作似乎顯得很“傳統”，一方面一定將男性塑造成強者，同時又窮困潦倒，似乎顯示出網絡讀者特別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書寫則透露出一種對于父系文化的強烈反駁與顛覆，一些書寫常帶著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態，也有回腸蕩氣的俠女豪情；還有通過對丑女的刻畫，來表達對男性審美觀念的顛覆和對傳統美學定勢對“身體”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個體性別主體意識空前高漲，這似乎也表明網絡的開放環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陳力認為東北民間二人轉中男弱女強的文化設置和傳統文化規定的“男主女從”的兩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為女性提供了一種精神釋放，創造了一種不同于傳統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種文化現象、社會觀念、文化追求，它說明在民間有著與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別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與來自西方的性別觀念不謀而合。除此之外，馬藜、胡雪、魯紅霞等都對文學文本加以分析，從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圖景和可悲可嘆又可憐的悲劇命運，胡雪對張愛玲小說冷靜地審視女性本體，肯定女性的本質及其價值給予了肯定，認為張愛玲為女性意識的開掘開辟了一條道路，為后來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現女性意識作出了貢獻。樊歡歡通過對《發現母親》的批判，表達了對塑造雙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認為“母親神話”及其對女性利益的隱形侵害在于，打著維護孩子利益的旗號，單方面規制女，抹殺女性的個體價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責女性，將“母親”和“家庭教育”劃等號，加重了女性的負擔和責任。其實這種性別氣質的刻板期待也是對男性的傷害。
三、現實問題研究
本次會議研討議題最為集中的即是對現實的性別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剖析，反映了與會者對女性主義的政治訴求與價值關懷的認同以及對性別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的思索。內容主要分為4個方面。
1 婚姻家庭問題
王金玲通過家庭權力的分析力圖證明，家庭權力是一種立體網狀分布，且至少存在著婚姻、代際、個人這三個維度：由于在權力空間中的集聚點不同，占據的權力領地不同，家庭成員擁有的權力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權力性別分布的變化與整個社會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隨，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種機制運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權的擴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純粹的婦女的勝利。她認為，今天中國家庭權力的性別格局就總體而言仍呈男強女弱的不平等態勢，在不同維度和權力空間存在著較大的性別差異。賀艷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家庭倫理劇對“夫婦之倫”的建構而言，一方面在倫理表達上，自由倫理被吸納入傳統的責任倫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別建構上，通過對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繹，家庭倫理劇這一當代中國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文本正傳播著男女兩性的性別“神話”，而這正是女性主義學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關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對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會調查，讓人看到在潮汕地區根深蒂固的男權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雖較以往有所提高，相對男性卻依然極其低下，而最讓人心憂的是大多數女性默認自己的客體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為根本手段，使女性實現經濟和人格的獨立，成為家庭社會真正的主體。隋悅、李興艷等對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權益給予了關注。
2 生育問題
駱桂花在資料梳理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探析了回族計劃生育工作的發展歷程、國家話語與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別觀念、回族生育文化的變遷等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及影響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生育觀在回族民眾的頭腦中豐富而具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人們生活、生產的各個層面都引起了變化，國家政策引導在相關領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傳統回族社會，生育不僅僅只是生育，而是連帶著人生的終極意義，不能純用世俗的成本效益來加以衡量。對農村回族婦女來說，生育的沖動是發自內心的。這種內心的沖動是在幾千年文化習俗的深深影響之下，內化到心靈深處的。她們把生育當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業的最大成功。正是這些觀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會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變得更加遷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國在應對生殖道感染時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在于由于婦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對生殖健康方面知識的欠缺，使女性對生殖道感染的認知較弱；而且社會性別差異也造成了婦女長期以來處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礙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婦女由于經濟、權力等方面的劣勢，沒有自主能力，而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社會規范與傳統觀念深刻地影響著兩性的關系，影響著雙方享有的權力和各種資源，與男性相比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確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對生殖道感染的預防和控制，更需要從醫學、經濟、社會和心理等多方面考慮。馬藜認為當下影視劇中傳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觀給女性施加著壓力，影響著女性的命運，女性在承擔繁衍人類生命的同時，接受傳統生育文化的規范，逐漸地放棄了母親自己的權利和需求。而作為參與社會發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識是爭取權利的基礎，是選擇健康、尋求幸福及和諧發展的條件。因此人們對影視劇所傳播的內容應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齊佳的“尷尬的代母懷孕技術――代母懷孕技術在中國的尷尬處境及其解決途徑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懷孕技術作為現代生殖技術發展的產物在中國兩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它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和市場需求，并且積極服務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臨著來自倫理道德的聲討和法律政策的禁止，從而引發了社會的激烈爭議，而對照國外相關立法經驗，中國代母懷孕技術也應采取有限合法化并嚴格限制的政策，進一步關于規范代母懷孕技術的運用。
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逐年升高的問題，周全德、李懷玉認為，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領域乃至日常生活領域被某些特異的社會因素推向邊緣化的一種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體價值缺失的顯著標志，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的自然結果。從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別比升高與日常生活中性別政治的潛網之功能和作用不無關系，而由這張潛網所促成的家庭性別關系的傾斜及其依附恰是婦女社會邊緣化狀態得以形塑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別比問題，關鍵在于真正將社會性別意識納入政府決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會氛圍和道德規范，以保證實行有利于女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環境及生活條件。
3 農村問題
賦予解除貧困以性別公正、政策公平、賦權婦女的含義是陛別研究與農村研究結合的研究取向之一。與會者不同層面的調查報告反映了農村女性的現實困境。尹旦萍對湖北省Dc鄉新農村建設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價值目標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別定位中復制傳統、性別意識的缺失導致新農村建設在推進城鄉公正的同時忽略了兩性的公正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賦予婦聯監測公共政策的權力，提高女性決策者的數量和影響，對決策者進行社會性別意識的宣傳和教育，并加強對現實社會性別問題的調查研究，以研究促決策。金梅認為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發生的原因主要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社會機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而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對女性自身發展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綜合影響已日趨嚴重。丁玉認為母親作為孩子最親近的人，給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和深遠的，留守兒童在家中的監護人多為爺爺奶奶，這對農村兒童教育的發展將會產生重要影響。孔海娥也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外出打工，年邁的婆婆成為年幼孩子的撫養者，成為孫輩們的“二度母親”，由此而帶來的是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的重大改變。劉丹的調查顯示，農村婦女的從屬地位表現在婚姻賦予的意義相對男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們人生意義的基石，婦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樓，一旦婚姻解體，不管是責任方還是受害方，婦女都將面臨各種來自社會的壓力，而很多時候婦女對自身的無意識壓迫，也加重了她們自身的困境。
4 就業問題
圍繞女性人力資本研究與婦女經濟參與研究，女性就業與女陛職業發展成為研討的熱點問題。方英認為改革開放前國家依靠強大的政治力量和資源支配能力，通過單位制推行一種“男女一個樣”的性別秩序；在市場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會公平向追求經濟效益轉變，隨著單位制的改革以及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市場根據“經濟理性”的原則對女性就業造成擠壓和排斥。這種急劇的轉變使得國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業領域面臨困境，使中國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臨的性別秩序發生了很多獨特的變化，開始面臨就業排斥、職業隔離和女性工資相比男性增長下降等一系列問題。石彤、王獻蜜的研究彌補了社會和學術界關注的大學生就業率和就業質量時所缺少的性別維度，并從就業率、薪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性別隔離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熊倩認為社會分工是現代社會必須的，男女因差異可能從事不同職業，但并不代表可以將女性置于弱勢地位。女性對家庭的貢獻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領域的事情，而應該注重其對整個社會的貢獻。韓梅認為家政服務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事實上質疑了無薪家務勞動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務勞動價值，家政服務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座橋梁。關于女性職業生涯發展受阻問題，通過對玻璃天花板含義及成因的分析，張營認為女性自身、企業及政府等各方面都應正視兩性差異，應給予女性公平的職業發展起點與機會。為了分析知識階層女性職業發展窘境產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學為例，重新審視并理解大學組織文化所蘊涵的性別意識形態，深感大學組織制度表面上的平等與中立背后可能隱藏更性別化的本質。對此，黃約、趙秀娥通過對女性主義的勞動性別分工的解讀來分析在傳統性別結構及性別文化框架下科技價值的異化，或許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四、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