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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婚外情”
200年年12月29日晚，北京女白領姜巖自殺身亡。之后，其在自殺前兩個月內所寫的博客被披露，爆出丈夫王菲的婚外情。隨后，大旗網等三家網站予以轉載、傳播，王菲的個人信息被披露，并引發網友對其進行“人肉搜索”。王菲控告3家網站侵權。
根據王菲的自認及他與姜巖父母的協議，可證實他與原同事東某曾有“婚外情”行為。
2008年12月18日，王菲未親自到庭，但其“婚外情”行為依然在判決中首先被提出批評。
法院認為因王菲婚外情屬實，且大旗網的相關言論是姜巖家屬的陳述，故不能認定其對王菲構成誹謗。
但法院同時表示，公民的個人感情生活，包括婚外男女關系屬個人隱私范疇。張樂奕和大旗網將此事實在網站上披露，公布了王菲的姓名、工作單位和住址等個人信息，并與其他網站相鏈接，擴大其傳播范圍，引發了眾多網民的批評言論，侵犯了王菲的隱私權。
之后，網民又發動了對王菲的“人肉搜索”，并對王菲進行密集的、長時間的、指名道姓的謾罵，甚至有網民到其住所張貼、刷寫侮辱性標語等極端行為。判決稱，張樂奕和大旗網對王菲的影響已從網絡發展到現實中，干擾其正常生活并明顯降低了他的社會評價，侵犯了王菲的名譽權。
法院指出，在被告網站披露情況前，姜巖的博客已為公眾知曉，張樂奕和大旗網的行為并非擴大影響的唯一因素。法院據此酌定了賠償金額。
同樣作為被告的天涯網，被法院判決未構成侵權。主審法官表示，王菲前，天涯網已將相關文章及回帖刪除，履行了監管職責，故不構成侵權。
張樂奕的人當庭提起上訴。
案件由來
2007年12月29日。姜巖從住所24層高樓跳下身亡。自殺之前，她將博客密碼告知了朋友。
之后，姜巖的姐姐得到了博客密碼，將姜巖關閉了2個月的博客公開。博客中，披露了丈夫王菲的婚外情，并透露了王菲的姓名、工作地址及他與女性東某的合影。
2008年1月，天涯網出現《大家好，我是姜巖的姐姐》一帖，姜巖的朋友張樂奕也注冊“北飛的候鳥”網站，并與姜巖的親屬朋友先后在網站上發表文章，描述評論姜、王的交往和婚姻。大旗網制作了題為《從24樓跳下自殺的MM最后的BLOG日記》的網頁，其中使用了王菲姓名、照片等。隨后，王菲遭到網友人肉搜索，更為詳細的個人信息逐漸被披露。甚至有網友到王菲及其父母住處刷寫“逼死賢妻”、“血債血償”等標語。
面對媒體
宣判后，記者與王菲在電話中進行了簡短的交流。
記者：法院判決兩家網站對你道歉并賠償經濟損失，你對這個結果滿意嗎?
王菲：我很滿意。雖然我沒去法院，但一直在家里看庭審直播，所以第一時間就知道了結果。
記者：這一年來經歷的事，通過判決獲得的賠償和道歉能彌補嗎?
王菲：我并不在乎賠償有多少，只是想通過判決來給自己正名，之后能清清白白地做人。
記者：從2007年12月29日至今，你的生活因此發生了什么樣的改變?
王菲：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的家人也從中受到了極大的傷害，這都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但不管遇到什么困難，我都會選擇堅強面對。
記者：法院認定你存在婚外情的行為，并給予了批評，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王菲：之前的報道都是不了解我的，這件事發生后，我成熟了很多。
記者：多年的夫妻，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后悔嗎?
王菲：…一我不想說這個問題，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幸福。
此后，王菲不再接聽電話，他通過短信告訴記者：“關于我的私事我不想再說什么，這對已經過世的她也不尊重。……真實的情況只有當事人清楚。……我從來也不想與人對簿公堂，不是因為我理虧，是因為我問心無愧，我沒有必要向大眾解釋什么以求得相信與支持。……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爭議
2008年12月18日宣判后，朝陽法院以快遞形式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司法建議。建議工信部采取更加有效、適當的技術手段，加強對網民言論的監管。
建議指出，張樂奕的“北飛的候鳥”2008年1月11日注冊并開始提供互聯網信息服務，但直至2008年4月2日該網站才向有關部門申請備案，2008年4月23日才獲得批準，在長達103天里，該網站脫離了監管部門的監管。張樂奕的行為違反了互聯網備案的相關規定。
法院建議工信部督促下級執法單位查處張樂奕的違法行為，并完善互聯網監管方式，加大監管力度，同時建議工信部加強對網民言論的適時監管，對“人肉搜索”等互聯網新生事物進行適時引導。
在之前的判決中，主審法官在針對天涯網不侵權的判決時表示，網友每天向論壇上傳海量信息，雖然網站對文字設定了監控和審查過濾措施，但中國文字豐富多樣，網絡語言在不斷變化，不雅言辭不可能全被納入監控范圍。網站的技術手段也不可能事前逐一審查網友的所有留言。
此案的審理過程以及司法建議均通過網絡進行了現場直播。“加強對網民言論的適時監管”的司法建議，在網民及部分業內人士中引發了爭議。
互聯網公司員工殷先生贊同此建議，他認為，網絡與現實社會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如果缺乏必要的監管，讓網友隨意發表他人隱私和侮辱言論，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王菲。”
篇2
按照文件要求，市委網信辦對照工作職責，認真排查梳理了我市網絡安全風險點，逐項建立完善工作機制，現匯報如下：
1.網絡安全風險研判工作：制定了《網絡安全事件應急預案》，明確了由于人為原因、軟硬件缺陷或故障、自然災害等對網絡和信息系統或其數據造成危害引發負面影響的事件的分析和處理。
2.網絡安全風險決策評估機制：成立了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對全市網絡安全工作統籌指揮。制定了《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工作規則》，明確網絡安全工作職責和工作制度。
3.網絡安全風險防控協同機制：組建了網絡安全專家小組，努力應對新形勢下網絡安全錯綜復雜的局面，提高網絡安全保障水平。實施網絡安全事件應急處置聯席會制度，對全市網絡安全事件的進行預防和應急處理。
4. 網絡安全風險防控責任機制：下發了《貫徹落實<黨委（黨組）網絡安全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責任分工方案》，明確責任主體和責任分工，提高網絡風險防范防控意識和能力。
篇3
1、網絡倫理對信息與網絡安全的影響
網絡倫理對維護信息網絡安全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作為一種規范,網絡倫理可以引導和制約人們的信息行為;作為一種措施,網絡倫理對維護網絡信息安全的法律措施和技術手段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
(1)網絡倫理可以規范人們的信息行為
網絡倫理在人們的信息行為實施之前,為將要實施的信息行為指明了方向,從而引導信息行為向合法的、道德的方向發展。這種規范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鼓勵合乎道德的信息行為的實施;另一方面限制不道德的信息行為。網絡倫理激勵有利于信息安全的行為,將不利于信息安全的行為控制在實施之前,這對維護信息網絡安全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2)網絡倫理道德可以制約人們的信息行為
網絡倫理作為網絡世界的道德規范,既能夠對人們的信息行為提供判斷的標準,又可以對人們的信息行為加以限制和約束。它對不利于信息網絡安全的行為形成一種外在和內在的壓力,以阻止這種行為的實施,并有可能迫使行為主體放棄或改變這種行為。
(3) 網絡倫理建設有利于加快信息安全立法的進程
網絡倫理可以規范和制約人們的信息行為,但僅僅依靠網絡倫理不能解決信息網絡安全面臨的所有問題,信息網絡安全問題的解決最終離不開法律的支持。通過宣傳和教育,有利于形成一種人人了解信息網絡安全,自覺維護信息網絡安全的良好社會風尚,從而減少信息網絡安全立法的阻力。
(4) 網絡倫理建設有利于發揮信息安全技術的作用
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技術都是維護信息網絡安全的重要手段。在目前法律不健全、倫理道德不成熟、管理不得力的情況下,技術手段更成為維護信息安全的主要手段。但單純的技術手段是脆弱的,因為信息安全的破壞者手中同樣掌握著先進的技術武器。而技術方面的諸多問題是不能通過技術本身來解決的,必須通過技術以外的因素來解決。加強網絡倫理建設,對于更好地發揮信息安全技術的力量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2、構建網絡倫理規范體系的策略和途徑
網絡倫理規范體系的構建將有助于信息網絡社會的健康發展,中國要想在21世紀跟上世界發展潮流,必須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網絡倫理規范體系。隨著網絡社會不斷發展,法制和倫理規范的健全,網絡社會教育的日益合理,中國特色的網絡倫理規范體系就一定能夠建立起來。
(1)構建網絡倫理規范體系的策略
網絡倫理規范體系的建設既需要網絡本身的技術因素的防范,也需要經濟杠桿的調節,還有政策、法律法規等社會因素的引導。構建網絡倫理規范體系應當從網絡倫理環境建設、制度建設、技術完善和網絡道德建設四方面入手。
①網絡倫理環境建設
加強網絡倫理建設,就必須加強與我國信息網絡技術發展和應用相適應的倫理文化環境建設。首先,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計算機網絡倫理委員會,加強對計算機網絡行為的引導與監督。其次,強化輿論監督,加強對社會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和大學生的計算機網絡倫理教育,將網絡倫理教育引進課堂。特別要重視對網絡熱點問題的引導,積極開展輿論監督,弘揚社會正氣,鞭撻不良行為。
②網絡制度建設
網絡行為控制既需要自律,也離不開他律,是自律與他律的統一。約束網絡行為者的行為,規范網絡世界的秩序,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必須依靠各種規章制度,特別是法律法規的外在約束和他律。加快網絡立法步伐,減少網絡世界存在的法律真空,積極使用法律法規來規范人們的網上行為,倡導文明上網,合理使用網絡信息資源,使各種網絡犯罪行為受到應有的懲處,盡可能地抑制網絡行為帶來的消極后果。
③網絡技術的完善
要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網絡倫理規范體系,就要完善和改進當前的網絡技術,研究新的技術手段,積極跟蹤、研究網絡安全防范技術的發展趨勢和最新技術標準,建立多路由的物理承載保護網絡,加快開發防止病毒、黑客攻擊的信息安全技術,進一步加大網絡安全方面的技術研發、網絡升級改造力度,提高安全保障技術應用水平,對那些新技術的網上違法行為提供有效的預防。
(2)構建網絡倫理規范體系的途徑
我國的網絡倫理建設已成為我國道德建設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隨著網絡社會的不斷發展,只有加快網絡法制建設,完善網絡倫理規范,加強網絡社會教育,提高網絡主體的倫理意識,中國特色的網絡倫理體系才能夠建立起來。
①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
篇4
1 當前對醫院的網絡信息管理安全運行產生影響的因素
1.1 硬件設施
1.1.1 服務器
在整個信息系統當中，服務器是核心也是最為關鍵的一個部分。當前醫院信息系統大部分為C/S結構或者B/S結構，服務器中起著數據庫服務器或者WEB服務器的作用。而服務器是否安全穩定，就直接關系到整個醫院信息系統的安全性與穩定性。
1.1.2 網絡布線
要想確保信息系統能夠正常的工作，那么網絡布線也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在實際的工作過程當中，經常會出現工作人員忽視網絡布線應該遵循的專業標準，導致網絡線路混亂、纏繞、斷裂等情況，這樣可能會對傳輸過程中的信號產生干擾，一旦出現斷線無法一下子找到出現問題的線路，嚴重的甚至會導致信號的終端，從而對整個信息系統的正常工作造成極大的影響。
1.1.3 機房
機房必須滿足當前醫院各類信息系統的需求應用，又面向未來快速增長的發展需求， 因此醫院信息機房必須是高質量的、靈話的、開放的。一定要對機房供配電方式、空氣凈化、安全防范措施以及防靜電、防電磁輻射和抗干擾、防水、 防雷、防火、防潮、防鼠諸多方面給予高度重視，這樣才能確保在一個更加安全穩定的環境下進行工作，從而保障整個信息系統的政策運行。
1.2 人為因素
除了硬件設施以外，人為因素也是目前影響醫院網絡信息管理工作安全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在醫院的財務以及與醫療服務相關的科室，一旦出現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影響到信息系統的安全運行，從而對整個醫院的工作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嚴重的甚至會使得整個醫療信息系統崩潰，無論是給醫院還是患者都造成極大的損害，也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而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問題，除了相關工作人員缺乏足夠的安全意識，隨意共享自己的賬號導致信息的泄露、丟失或損壞以外，還可能因為相關工作人員不了解信息系統的操作方法，使得錯誤的操作成為醫院整個網絡信息系統的安全隱患。
2 關于醫院網絡信息管理中的安全運行保障策略
2.1 硬件設施的建設
關于硬件設施的建設，筆者認為，首先，醫院很有必要建立雙機熱備份方案以及異地機房的建設，它們都可以很好的解決數據安全的問題。雙機熱備份需要增加一臺服務器，從而通過計算機的計劃作業進行實時備份和異地備份與恢復，它是通過將備份文件儲存在局域網中的其他計算機的硬盤上，從而確保服務器硬盤壞掉時有一份脫機的備份數據，然后利用其還原功能還原數據。其次，要做的就是服務器的建設。為了更好的確保數據存儲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筆者認為應當要適當增加服務器，為雙機熱備份提供設備，這樣一來，當一臺服務器出現故障的時候，一旦某一臺服務器出了問題就可以自動將業務轉接到另外一臺服務器上，不需要人為操作就可以實現業務對接，從而保障服務器的可持續，確保醫院信息系統的穩定性。再次，一定要整個醫院的計算機系統進行定期的維護，確保每一臺終端計算機都能夠正常的運行，并且注意終端所處的環境，避免出現過潮、過濕、過熱以及灰塵較多的情況，才能確保計算機終端更好的進行工作。除此以外，U盤、移動硬盤等設備由于在多臺計算機終端使用，稍有不注意，很有可能就會帶來網絡病毒的風險。因此，針對這一情況，筆者認為需要對計算機的終端接口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管理，禁止移動存取設備的應用，以及對計算機所使用的防護軟件進行定期的升級，這樣才能讓計算機更好的避免網絡病毒所帶來的安全隱患。最后，醫院需要對計算機網絡系統所涉及到的硬件設備進行統一的監管，對硬件設備進行定期的檢查，這樣才能及時發現問題并盡快解決，確保整個網絡的穩定性。
在醫院信息管理中實行系統物理隔離十分有必要，它是實行完全的物理隔離，通過交換機來設置，上內網的電腦就只能上醫院各信息系統（HIS、LIS、EMR、PACS），上外網的電腦訪問不了內部信息系統，這樣不僅便于管理，還可以避免外部網絡的病毒對醫院內部計算機的破壞。可以有效的加強網絡的信息安全，減少互聯網黑客或是病毒入侵醫院內網，通過內網將U口禁止，設置一定的權限，只供醫院內的軟件使用。
2.2 加強工作人員的培訓工作
要想更好的保障醫院網絡信息管理工作的安全運行，那么就必須要加強相關工作人員關于計算機使用的安全意識以及計算機操作的培訓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醫院的信息系統不會因為工作人員的錯誤操作而遭遇安全隱患。同時，提高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讓他們認識到信息系統對于醫院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與他們自身的關聯性，這樣才能提高工作人員的責任心，讓他們在工作中不斷的規范自身的操作，將人為因素對于信息系統安全的影響降低到最小，從而提高整個網絡信息系統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2.3 完善相關管理機制
對于醫院的網絡信息管理工作來說，一套完善的管理機制是非常重要的。要想減少網絡信息系統的安全隱患，確保整個信息系統的正常運行，就必須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里機制，從而來規范工作人員對于信息系統的操作，同時通過不同技術的引用，也能夠提高信息系統的工作效率。當然，需要注意的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信息的安全管理機制也需要跟隨社會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不斷的進行完善，從而確保醫院的網絡信息管理工作能夠更加安全穩定的進行，為整個信息系統提供一個更好的保護。同時，要讓醫院的每一個員工都了解到，網絡信息的安全管理并不是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部門的責任，而是每一個員工的責任。因此，為了提高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和責任心，筆者認為可以實施相關的獎懲制度，以此來確保管理機制能夠執行到位。
3 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醫院中，網絡信息管理工作的安全運行是十分重要的。為了更好的確保信息系統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筆者認為，必須要重視硬件設施的建設、加強相關工作人員的培訓并且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機制，這樣才能確保網絡信息管理工作更加安全的進行。
參考文獻
[1]劉翌杰.醫院網絡信息管理中的安全運行保障[J].醫藥前沿，2014（30）.
[2]葛德杰.醫院信息網絡系統運行中的安全管理策略研究[J].電腦迷，2016（03）.
[3]胡t.關于醫院計算機網絡安全管理工作的維護策略分析[J].數字技術與應用，2015（05）：196-197.
作者簡介
篇5
SMs Network Security Building Analysis in Level Protection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Xu Aihua,Lv Yun
(Nanji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formation,Nanjing 210018)
Abstract:This article based on "communications network security management approach"i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network security solutions.
Keywords:Level protection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Small network;
Security building
一、工信部關于等級保護分級管理的要求
如何利用等級保護中分級管理制度，確定不同的系統不同的安全策略，消除內部網向公網傳送的信息可能被他人竊聽或篡改等等安全隱患，對中小網絡而言至關重要。為此，自2010年3月1日起，工業和信息化部了《通信網絡安全防護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開始施行。《辦法》要求通信網絡運行單位應按照各通信網絡單元遭到破壞后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將本單位已正式投入運行的通信網絡單元由低到高分別劃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四級、五級。《辦法》要求，通信網絡運行單位應當在通信網絡定級評審通過后三十日內，將通信網絡單元的劃分和定級情況按照有關規定向電信管理機構備案。電信管理機構對通信網絡運行單位開展通信網絡安全防護工作的情況進行檢查。
二、中小型網絡基本情況與應用特點
中小型計算機網絡主要應用于辦公自動化系統、信息查詢系統、郵件服務、財務、人事、計劃系統等實際工作和WWW應用中。根據中小型計算機網絡的應用特點，需要保證網絡中的數據具有可用性、可靠性、保密性、完整性、安全性等。又由于計算機網絡跨越公共網絡及與Internet網互聯，這就給計算機網絡帶來嚴峻的安全問題，如敏感信息的泄露、黑客的侵擾、網絡資源的非法使用以及計算機病毒等。這些安全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那將會給計算機網絡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所謂可用性是指網絡信息可被授權用戶訪問的特性，即網絡信息服務在需要時，能夠保證授權用戶使用。可靠性是指網絡系統硬件和軟件無故障運行的性能，是網絡系統安全最基本的要求；保密性是指網絡信息不被泄露的特性，保密性是保證信息即使泄露，非授權用戶在有限的時間內也不能識別真正的信息內容；完整性即網絡信息在存儲和傳輸過程中不被刪除、修改、偽造、亂序、重放和插入等操作，是指網絡信息未經授權不能進行改變的特性，也稱作不可否認性。從技術角度看，網絡安全的內容大體包括四個方面，即：網絡實體安全、軟件安全網絡數據安全和網絡安全管理。由此可見，計算機網絡安全不僅要保護計算機網絡設備安全，還要保護數據安全。因此實施網絡安全保護方案，目的是以保證算機網絡自身的安全。
三、中小型網絡安全解決方案
隨著網絡威脅越來越普遍、破壞性越來越嚴重，網絡入侵者攻擊來源廣泛，形式多樣。通常采用信息收集、探測分析系統的安全弱點和實施攻擊有步驟地進行入侵。如在目標系統安裝木馬程序用來窺探目標，網絡所熟悉的病毒，如紅色代碼、沖擊波，口令蠕蟲等對網絡造成了巨大損失。本文按照安全風險、需求分析結果、安全目標及安全設計原則，為中小型計算機網絡解決網絡安全問題，力求構建一個適合于中小型計算機網絡的安全體系。
（一）外網安全設計
1.防火墻系統：采用防火墻系統實現對內部網和廣域網進行隔離保護。對內部網絡中服務器子網通過單獨的防火墻設備進行保護。
2.入侵檢測系統：采用入侵檢測設備，作為防火墻的功能互補，提供對監控網段的攻擊的實時報警和積極響應。
3.病毒防護系統：強化病毒防護系統的應用策略和管理策略，增強病毒防護有效性。
4.垃圾郵件過濾系統：過濾郵件，阻止垃圾郵件及病毒郵件的入侵。
（二）內網安全設計
采用訪問控制策略，通過密碼、口令（不定期修改、定期保存密碼與口令）等禁止非授權用戶對服務器的訪問，以及對辦公自動化平臺、的訪問和管理、用戶身份真實性的驗證、內部用戶訪問權限設置、ARP病毒的防御、數據完整、審計記錄、防病毒入侵。對內部采用：網絡管理軟件系統：使網管人員對網絡中的實時數據流量情況能夠清晰了解。掌握整個網絡使用流量的平均標準，定位網絡流量的基線，及時發現網絡是否出現異常流量并控制帶寬。
具體可采用Juniper的整合式安全設備+三層交換機的配置方案。Juniper的整合式安全設備專為互聯網網絡安全而設，將硬件狀態防火墻、虛擬專用網（IP sec VPN）、入侵防護（IPS）和流量管理等多種安全功能集于一體，可以通過內置的Web UI、命令行界面或中央管理方案進行統一管理。
三層交換機具用于日志審計及監控。根據不同用戶安全級別或者根據不同部門的安全訪問需求，網絡利用三層交換機來劃分虛擬子網（VLAN）。因為三層交換機具有路由功能，在沒有配置路由的情況下，不同虛擬子網間是不能夠互相訪問，同時通過在不同VLAN間做限制來實現不同資源的訪問控制。通過虛擬子網的劃分，既方便局域網絡的互聯，又能夠實現訪問控制。
四、結束語
總之，我們必須不斷強化信息安全觀念，加強網絡與信息系統安全保障工作的檢查和監督，充分利用《通信網絡安全防護管理辦法》關于安全等級劃分的要求制定具體的信息安全防護策略，全面落實各項制度、預案，加強技術積累，定期進行網絡漏洞掃描等安全有效措施，切實加強網絡與信息系統安全保障工作，確保中小型網絡信息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
篇6
一、網絡游戲的特征及其發展狀況
網絡暴力游戲具有虛擬性、社區性和互動性的特點，增強了對青少年的吸引力。虛擬性是互聯網世界的最大特點，網絡暴力游戲可以充分發揮人的想象力，極盡夸張，華麗，滿足玩家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實現的想法和愿望。隨著互聯網在我國的飛速發展，網絡游戲也蓬勃發展起來，現在我國網絡游戲的經濟規模已經達到了幾百億元，而且未來發展潛力也是巨大的，對于經濟的帶動也在發揮著自身的作用。
二、網絡游戲對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影響
（一）網絡游戲引起的“滿足沖動型”青少年暴力犯罪
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處于發育成長的特殊階段，他們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同時渴望自我實現，而在現實生活中，自我實現是很難的，青少年自我實現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滿足，只有在虛擬的網絡游戲世界中找到一種自我滿足感。在網絡游戲虛擬的世界里，沒有道德約束，更沒有法律規范，在網絡游戲中"暴力犯罪"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在現實生活中其犯罪的罪惡感也會大大減弱。這不僅極易導致青少年不良思維定式的形成，而且會使他們輕易地從最初的沖動作案發展到習慣性作案，青少年連續實施暴力性犯罪行為也就在所難免。
（二）網絡游戲引起的“侵財型”青少年暴力犯罪
網絡游戲的費用負擔是青少年侵財性暴力犯罪的誘因。青少年玩網絡游戲需要相當的費用負擔，在經濟不允許的情況下直接導致其侵財型暴力犯罪。青少年用于網絡游戲的費用數額較大的且是持續性的開銷，對于沒有太多經濟來源的青少年而言，用以支持自己游戲進程的費用負擔的確是一個問題。網絡游戲的費用承擔和游戲中瘋狂肆意的打怪殺人即可獲得金錢形成鮮明對比，這對于每一位游戲玩家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心理沖擊，這也正是多數青少年實施搶劫、殺人等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對網絡游戲引起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微觀分析
（一）社會控制論的分析
福建省武平縣實驗中學一名17歲的男生鐘平將網絡中的血腥殺戮克隆到現實中，將同班一女生殘忍殺害后分尸。“他在網絡里找到了自我，可能到最后，他已經分不清現實和網絡了”，一名老師說。通過進一步了解鐘平的成長軌跡可知道他犯罪的真正原因，父母長期在外打工，家中僅剩年邁的奶奶照顧他。他學習不好，時常逃課。老師發現后，把他趕出教室，鐘平就去泡網吧。他經常通宵上網，白天上課就在課桌上打瞌睡。“他喜歡（在游戲里）殺人，戰士能量最強、最暴力，很適合他。”他的一個同學覺得這種游戲環境影響了鐘平，“在網絡里，殺人是不用負責任的。”我們從犯罪社會學的社會控制論對此做一些分析。社會控制論是從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來解釋犯罪的一種理論，與傳統的社會學理論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解釋人們為什么違法犯罪，而是解釋大多數社會成員為什么不違法犯罪，該理論認為大多數人為什么沒有犯罪的原因是人們的社會行為要受到許多社會約束：個人的、父母的、同事的以及像學校這樣的一些重要的社會機構的。當這些約束加強時，個人因擔心越軌犯罪行為會危及自己在社會中的相應地位，他就不會冒險去參與越軌犯罪行為。反之，當對個人的社會約束削弱時，他們就會更“自由”地實施犯罪行為。鐘平的暴力犯罪正是由于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缺少了父母的教育，缺少監護人、學校或者社區來糾正其不良行為，最終導致其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二）亞文化群體及差異交往論分析
22歲的易華面對現實的不如意選擇了逃避，躲在網絡虛擬世界里，在“槍林彈雨”中“浴血奮戰”。很快，他找到了一些同道網友在虛擬世界中“打打殺殺，闖蕩社會”，并組建了游戲戰隊，自封為“忠義造反者”。易華向未成年的隊友灌輸“忠義”和“造反”的觀念，要求隊友忠于自己的組織，對隊友講義氣，敢打敢拼。但由于沉迷于網絡游戲，經濟入不敷出，易華感到了現實的無奈，他急需錢，決心在現實中“干一把”，這是網絡游戲亞文化群體的典型。差異交往論正好可以解釋這個案例，這種觀點認為人的犯罪行為是在交往的互動中習得的。犯罪行為的習得主要發生在與犯罪者關系密切的群體中。在這種群體中，群體成員頻繁接觸，其中良好行為和不良行為都會在互動中被學到，這種接觸是不同接觸。在這個案例中易華用網絡游戲對青少年漸漸產生影響，使愛好網絡游戲的青少年逐漸行成一個群體，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即忠于自己的組織，對隊友講義氣，敢打敢拼，在這種亞文化的影響和指導下，他們定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四、結論
網絡游戲并不是引發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網絡游戲只是一個誘發原因。在犯罪社會學方法論的指導下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引起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根本原因還是早期教育的缺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家庭的正確教育。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有很多：社會方面，可供青少年進行良好的課余生活的地方少之又少，因此許多青少年選擇結伙去網吧娛樂。其次，政府對網吧等營業場所監管不力，導致黑網吧叢生，滋生網癮青少年。通過犯罪社會學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引起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只歸于網絡游戲的不良影響，預防青少年暴力犯罪也是一項綜合性系統的工程，需要全社會集思廣益，共同協作來還青少年一片美好的藍天。
【參考文獻】
[1]陳晨.青少年網絡傷害研究報告[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
[2]莫洪憲.中國青少年犯罪問題及對策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3]王廣聰.犯罪學中社會控制理論的回顧與展望[J].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09（6）.
篇7
網絡媒體由于缺乏把關人，其公信力顯然不能和傳統媒體相提并論。作為黨和人民喉舌的傳統媒體如果在事件發生之后能迅速地利用自身的優勢，調查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并及時準確地對該事件進行相關的追蹤報道，就能確保網絡媒體信息來源的可靠性，也能利用自己的公信力正確地引導輿論向有利于事情解決、有利于社會發展穩定的方向發展。
篇8
篇9
一、青少年沉迷于網絡游戲的原因
（一）網絡游戲的特征與青少年的性格特征相契合。網絡游戲具有新奇性、互動性、娛樂性、開放性，網絡游戲的這些特征符合青少年好奇、獵奇、玩性的特征和需求。網絡為人們的溝通與交流提供了載體，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方便，如網上購物、學習、交流等等。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網絡游戲得到了快速發展并且成為許多人消遣娛樂的主要途徑，青少年善于接受新生事物，也積極地參與進來，很快成為網絡游戲的主力軍。網絡游戲中，有許多體現性格特征的角色，比如在魔獸世界中有多個游戲角色，每個角色都有鮮明的個性特征：智慧的、溫順的、愚鈍的、暴力的，這些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與當代青少年性格特征相一致。所以，他們玩游戲的時候，能把自己定格為某一個角色，在游戲中和對手進行挑戰，通過在游戲中的勝利而獲得滿足。這樣，為了不斷滿足自己的成就感，他們會不斷地在游戲中升級，對游戲越來越愛不釋手，繼而就會沉迷于游戲而不能自拔。
（二）青少年心理具有不成熟性、叛逆性。青少年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獨立意識，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渴望友誼和交流。這些特點使他們產生了多方面的需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因為各種條件和各種因素的制約，他們的各種需求就難以在現實中完全得到滿足。這種需求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極易使青少年的心境處于壓抑狀態。在現實處境與構想之間出現偏差的時候，他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去尋求別的補償途徑，而網絡以它獨特的方式和豐富的內容，展示出了一種全新的虛擬社會環境，這無疑為青少年提供了發泄和實現自身需求的平臺。網絡游戲中，他們利用選定的角色取勝的方法找到自我、實現自我，網上聊天也使他們有了傾訴的空間和對象。但是青少年自制力相對較弱，在這個神奇的虛擬世界里當他們第一次獲得快樂與滿足時，便會希望重復獲得。當這種重復行為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以至于失控時，他們就會最終沉迷于網絡。
（三）家庭教育的缺失，學校管理的不到位。現在，許多家庭是獨生子女，很多父母親對孩子非常寵愛而事事順著他們，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會千方百計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甚至是無理要求，這就造成了父母對孩子的過分溺愛。為了讓孩子緊跟時展的要求，條件較好的家庭大都主動給孩子配備了電腦，以滿足其需要。有的孩子生活零用錢比較多，就經常去網吧上網，由于家長對網絡知識的缺乏，或者無暇顧及等原因，往往忽視了孩子的這種行為。這樣，久而久之，孩子便迷失于網絡當中了。另一方面，在學校學生繁重的學習任務給他們造成了心理壓力，他們容易滋生厭學情緒；教師則由于過分注重學生的學習成績，對學生的心理變化沒有給予足夠關注，學生在學校找不到緩解壓力的地方，就會把目光轉移到網絡游戲上。而青少年的識別能力和意志力相對較差，一旦上網接觸到不良的內容，很容易被腐蝕并且沉迷網絡游戲。
二、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的危害
（一）網絡游戲成癮對青少年身體造成極大的危害。2008年出臺的《網絡成癮診斷標準》公布，每天上網時間超過6小時即為網絡游戲成癮。長時間的網絡游戲可引起視力下降；在肢體方面，簡單重復的按鍵，手指和手腕極易受傷。據了解，有些學生喜歡游戲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為了玩游戲而逃學，白天在網吧打游戲，晚上夜不歸宿，夜以繼日地玩游戲。這樣不僅影響了學習，而且嚴重地影響了身心健康。曾經有報道稱，一位少年因玩游戲入迷，從高橋上跳下去，在游戲當中，他可以飛檐走壁而不受傷，而當時他還以為自己在游戲中，無所不能。因為上網時間過長而猝死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二）網絡游戲成癮會造成青少年的人格畸形。現在的網絡游戲大都以暴力為主，很多青少年為了尋求在生活中無法得到的刺激及優越感迷戀上了網絡游戲，長期迷戀網絡游戲導致他們性格的畸形。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體驗到類似網絡暴力的情感和環境時，往往容易喪失理智，會毫不猶豫地把游戲中的行為運用于現實的人際沖突，從而導致一些悲劇的發生。案例一，青少年胡某在網吧里玩一種用刀捅人的暴力游戲時，由于游戲技術欠佳，胡某每次都被別人“捅”倒。坐在鄰座的一名少年也在玩同一種游戲，他忍不住對胡某冷嘲熱諷。在網絡上“殺”紅了眼的胡某當即火冒三丈，抽出大半尺長的防身刀具，捅向鄰座少年的胸口，導致其當場死亡，而胡某繼續玩游戲，依舊沉浸在暴力游戲中。直到警方趕到現場，胡某才驚醒：“我是不是殺死了人，會不會坐牢？”案例二，由于網游成癮需要錢上網，一個12歲的青少年搶劫正撫養自己的姑姑一家，搶走了2000元錢和手機，殺死了自己的姑姑和表弟表妹。當被警方帶走時，這位少年面無悔意，還固執的認為自己沒有過錯。這樣的例子不止一個。
（三）網絡游戲成癮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隨著網絡游戲的繁榮和產業化發展，它的一些負面影響也日益凸現，因為目前在市場上銷售的網絡游戲是以刺激、暴力和打斗為主要內容的，而且越“刺激”的游戲上網參與的青少年人數就越多。很多玩家尤其是青少年沉迷于網絡游戲無法自拔，更有甚者，有一些青少年因為網絡游戲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案例：鄭州某高校一名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由于孤獨開始到網吧上網，玩游戲達到了癡迷的程度，并在網吧里結識了一些所謂的“朋友”。最終，該學生由于缺錢上網玩游戲而走上了搶劫的道路，斷送了自己的前程。這樣的實例也屢見不鮮。
三、青少年沉迷網絡游戲的防治措施
篇10
當下中國，洋溢著勃勃生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道德滑坡和價值淪喪現象。快速發展的網絡，在未來的道德建設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作為公共道德范疇的網絡道德
“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這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推動學雷鋒活動、學習宣傳道德模范常態化”……黨的十報告中關于道德建設的重要論述，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之所以十報告如此強調道德建設，這與我國的現階段發展現狀是分不開的。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讓我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GDP突飛猛進，然而，經濟學研究顯示：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后，一般國家都會經歷“拐點時期”，此時的轉型，最大的挑戰常常來源于“精神內核”的裂變。
談網絡道德，必須明確網絡道德是屬于公共道德范疇的。首先很有必要在“何謂公共道德？”這一問題認識的基礎之上，對公共道德的內涵進行深入探討。當前學者們對“公共道德”的概念把握之上，還沒有形成比較深入和統一的“共識”。高湘澤教授的觀點認為：“如果把事關私人事務（private affairs）和私人生活（private life）領域的道德稱作‘私人道德’（privatemorality），那么，與之相對的公共道德（public morality）便應當可以被理解為事關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領域的道德。”顯然，公共道德最突出的特點是公共性，只有包含在公共生活領域當中的那些具有普遍含義的道德觀念，特別是關涉社會基本結構、社會生活及公共事務的道德觀念，才能成為公共道德[1]。
根據2013年1月15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第3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2]，面對互聯網如此迅猛的發展勢頭，網絡道德在公共道德中已經成為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網絡參與不僅包括普通民眾，還包括企業和政府，在這樣一個現實世界數字化的環境里，網絡行為的私人性和影響的社會性，更要求我們關注網絡發展過程中的網絡道德問題。
二、網絡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道德困境
網絡在方便人民生活、提高企業效率、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網絡的負能量卻也充斥其中，從以下幾個案例，我們分析網絡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道德困境。
案例一：“人肉搜索”是通過網絡維護正義還是多數人的暴力？
2007年12月，一位名為姜巖的31歲的女白領跳樓自殺身亡，她在博客中披露自殺原因在于其丈夫王菲在外發生不正常男女關系。網上立即發動了一場關于王菲的“人肉搜索”運動，將王菲和他的家人關于姓名、照片、住址以及身份證信息和工作單位等個人隱私信息全部披露。此后，追殺、圍攻、謾罵、威脅、恐嚇郵件、網上被通緝、被原單位辭退等等一直縈繞王菲生活之中。最終王菲毅然決定將大旗網等數家網絡經營者訴諸法院以要求損害賠償。由網絡事件而上升到司法程序的女白領“死亡博客”案，亦稱“人肉搜索第一案”，2008年12月18日在北京市朝陽法院宣判，最終，兩家網站被判侵權，王菲獲賠精神撫慰金8000元。而法院則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司法建議，建議該部對“人肉搜索”等新生網絡事物進行引導。
從“人肉搜索第一案”，到之后的“銅須門”，以及“韓白之爭”、“死亡博客”等等，“人肉搜索”無時無刻不在互聯網上演。在人肉搜索之下，互聯網不僅是虛擬的，甚至可能是毫無隱私可言的。所以，網絡在促進民主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同時，催生了大量網絡暴力。所謂法不責眾，個人融入群體，在心理上會產生一種安全感，這也使得參與人肉搜索的民眾敢于施行網絡暴力而不用擔心承擔相應責任。網上的民眾最終被定性為侵犯隱私的風險由于網絡生活的匿名制而大幅降低。一直以來傳統看法都是，互聯網絡應該作為一個最自由開放的場所而體現其存在價值，然而從連續發生的網絡暴力來看，所謂網絡自由空間卻一再發生多數民眾意見壓迫甚至無視少數民眾合理意見的情況，甚至發生人身攻擊。英國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密爾也強調：“假定全體人類統一執有一種意見，而僅僅一人執有相反的意見，這時，人類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類沉默較為正當。”[3]網絡暴力以道德鳥瞰的方式來裁奪他人表達權利，這無疑是一種“道德霸權”。
案例二：電商大戰，是讓利消費者還是欺詐？
每逢節日，電商之間的價格廝殺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但2012年6月18日京東商城的店慶卻牽一發而動全身，國內知名電子商務平臺紛紛加入戰局。在本次戰局中，京東商城、蘇寧易購、天貓、國美庫巴網、當當網、卓越亞馬遜、一號店等一干電商巨頭參與其中。為了吸引消費者眼球，各家電商都放出巨資讓利促銷，正值店慶的京東商城更是號稱讓利10億元。然而令人唏噓不已的結果是，京東商城、蘇寧易購和國美電器攪動的“電商促銷大戰”原來是鬧劇一場。針對“8?15”電商價格大戰，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調查發現，上述參與價格戰的三家廠商主要在三方面涉嫌價格欺詐：促銷價高于原價、未完全履行價格承諾、用獨家銷售的產品進行比價等。而一淘網也存在部分數據失實的問題。相關部門抽查京東的15種產品顯示，這些產品的毛利率最低達4%，最高達22.43%，即使促銷后最高的毛利率也達到10%。此外還存在的虛假現象是，有的電商承諾低價出售商品，但在網店上卻標明無貨，而調查結果顯示商家倉庫實際有存貨。另一個涉嫌虛假促銷的表現是，有的電商促銷的產品是獨家經營，其他商家根本沒有，因此也無從比較其此前承諾價格究竟是否為最低價。
“8?15”電商大戰是一場電商的全民鬧劇，京東、蘇寧、國美、一淘吸引了眼球，但卻犧牲了電商公司的創始人信譽，微博營銷的過熱是否會導致整個行業的信譽坍塌？過度的宣傳是否會造成用戶的透支消費？企業為了贏利用盡了心思，挖空了頭腦，卻傷害了全國網購的消費者心，誠信的缺失，何嘗不是整個民族道德缺失的痛。
案例三：政府網站PS照片，是往臉上貼金還是自打耳光？
《人民日報》曾報道：目前100%的國務院組成部門和省級政府、95%以上的地市級地方政府、85%以上的區縣級地方政府建成了政府網站，然而，不少地方政府網站雖高調上線卻最終淪為擺設，內容更新緩慢，甚至整體處于休眠狀態。就在這樣近乎休眠的狀態下，一些官方的新聞照片中，PS技術似乎總是扮演了一個并不光彩的角色。此前，就有一些政府網站新聞圖片里出現過領導“到處亂飛”的照片，杭州某區政府網站、四川某縣政府網站的新聞中都出現過領導的懸浮照。政府網站本是對外展示政府形象的窗口，倘若淪為自欺欺人的擺設，勢必會給公眾造成一種負面影響，不僅破壞了“新聞的生命在于真實”這一根本原則，更是破壞了政府的公信力。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則被人民看成一句句空洞洞的口號。為了面子工程，抑或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任務，政府部門如此做事，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道德的缺失呢？
三、加強網絡道德建設，建設文化強國
文化大國并不能稱之為文化強國，力爭成為一個文化強國，就必須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準，而面對網絡如此迅速的發展，在社會生活中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網絡上道德問題的出現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如何加強網絡道德建設，關乎能否穩步實現建設文化強國的目標。以上三個案例分別從人民群眾、企業、政府三個主體分析網絡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道德問題，應該從更深層次挖掘產生的根源，從而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1.所有社會問題歸根結底都是人的問題，所以加強網絡道德建設，首先要從人的教育開始，加強個體道德修養提高自律意識。如果不能通過教育提高全民的道德水準，即便是有再嚴密的法律，也會有人刻意或者無意中去破壞。現階段，年齡在10―29歲的網民占網民總人數50%以上，青少年是上網的最大群體，是上網的主力軍。青少年的認知與道德成長基本上還處于模仿和模擬的層次。所以說在日常生活之中，成年人，尤其是父母的行為對孩子的公共道德修養和成熟會產生直接和深遠的影響。到了互聯網時代，網上眾多民眾的不受傳統道德約束的行為，更容易給青少年造成許多非常惡劣的影響。因此，家庭、學校、社會都應當擔負起積極的教育作用，使新生代的網民從一開始就建立良好的道德自律。
2.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網絡里的行為規則。正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網絡不是虛無縹緲的世界，是各個主體參與的現實世界數字化，不僅每個個體要自覺增強自身修養，同時也要從總體上規范網絡行為。旨在規范網絡行為的法律法規不僅要規范普通民眾的網絡行為，還要能夠有效地管理企業的網絡商業行為，有效地監督政府的網絡行政行為。
3.加強網絡道德規范宣傳和監控機制。根據《當代公民的網絡道德問題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網民中，僅有5.2%的受訪者了解“文明上網自律公約”，可見加強網絡道德規范的宣傳是十分必要的。我們還應該積極借鑒發達國家和組織，如美國計算機組織協會、加拿大的信息處理協會等制定的信息倫理準則，他們的網絡道德堅實的研究成果和先進經驗，對現階段我國加強網絡行為的道德約束將發揮正面影響。
綜上，信息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我們帶來諸多益處的同時，也帶來了較多的不符合倫理道德，甚至走向犯罪的諸多不利因素[4]。不管是普通網民，還是企業或是政府，在進行網絡活動時都應當遵從最基本的網絡行為規范。公民應該積極發揮網絡給自身帶來的積極影響，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利用廣博的網絡資源開闊視野，豐富知識；企業在利用網絡實現效益的同時應誠實守信，建立良好的社會責任感；政府部門在實現網絡辦公的過程中，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了解民情，傾聽民意，恪守道德底線。
參考文獻：
[1]黃永錄，李文中.淺述公民的公共道德責任意識[J].文教資料，2011（2）.
篇11
美化暴力,贊美對抗,把侵犯者打扮成某種受害者和反抗者,無原則地為暴力行為尋找正當性,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維。這種思維隱含的民粹暴力,正是孕育許多社會暴力和加劇許多社會沖突的源頭。
不妨換個場景,如果是一個文化娛樂明星,在簽名售書時因為觀點不同打了哪個名不見經傳的老人,輿論如何反應？無疑立刻會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輿論聲討,立刻會被憤怒的公眾解讀為一場“無良明星仗勢欺人”、“有錢人仗著幾個臭錢欺負窮人”、“強者欺壓弱者”的階級斗爭劇,打人者立即會被輿論群情激憤、苦大仇深的唾沫星子淹死。人肉搜索、網絡追殺、網絡通緝之類的網絡武器肯定會迅速派上用場，打人者的祖宗八代、家庭住址、銀行存款之類的個人信息會被迅速翻出來示眾，并可能由網絡暴力轉化為聲討打人者的現實暴力。現實中有太多這樣的案例了,從李亞鵬的打人,到馮小剛的打人,再到大郅的打人,輿論氣勢洶洶地批判明星的素質,甚至發展成為一場針對某個強勢群體的道德聲討。
可因為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打了一個大紅大紫的文化明星的耳光,雖然這個明星也是一個老人―― 但因為兩者身份的不同,許多評論者的評價標準立即發生了變化,小人物的打人行為立即獲得了某種道義合法性,打人便帶有了“挑戰權威”、“反抗霸權”、“無奈表達”的道德色彩,人們會本能地站到小人物一方為其辯護,盡可能地去同情和美化打人者的暴力行為,盡可能地為其暴力尋找種種合理性和正當性,以把打人者裝扮成某個制度性的受害者或某種壓力的反抗者,來弱化其暴力行為的非正義性。
這是一種極端病態的思維,是滋長許多暴力的思想源頭。我想重復那段經典名言:反抗不等于正確,苦難不等于正義,弱者不等于道德優勢,受害不等于無錯―― 何況這起事件中所謂的“弱者”、“受害”、“反抗”,純粹是某些評論家臆想出來的。論證暴力正當性的人,這樣的暴力也許有一天會落到你自己的身上。
篇12
一、媒介暴力
格伯納將暴力定義為“有意傷害或殺害的公然武力表現”。在該定義中，暴力的發生是以雙方肢體接觸為前提，由此將暴力的定義局限在行為上。隨著人際交往的日益密切，暴力的表述方式變得多樣化，包括了財產暴力、家庭暴力、校園暴力、媒介暴力等。
大眾傳播中的媒介暴力，可從兩方面進行解釋：一方面，媒介暴力是指媒介內容暴力。指在電視、廣播、電影、報刊等大眾媒介內容傳播過程中暗含暴力情節，并對受眾的現實交往產生影響的一種現象；另一方面，媒介暴力指媒介本身，這種暴力體現在大眾媒介利用其特有的話語權對涉及相關媒介事件的雙方當事人實施的一種“暴力”行為。
二、校園暴力
校園暴力的概念，理論界目前并沒給出明確定義，可以查證的相關文獻中，大致可從“校園”和“師生”兩個主體進行解釋。因此，“校園暴力宜界定為發生在中小學幼兒園及其合理輻射地域，學生、教師或校外侵入人員故意侵害師生人身以及學校和師生財產，破壞學校教學管理秩序的行為”[1]。
上述概念主要從暴力行為發生的結果的角度來理解。一方面，被害人或施暴者既包括老師也包括學生，暴力行為的區域擴大到了學校周邊區域；另一方面，校園暴力也包括施暴者或受害人對學校的管理秩序和制度的暴力行為。由于筆者在本文中所要分析的校園暴力事件是以學生或學生勾結校外人員組成的群體為主體對在校學生所實施的暴力行為。因此，筆者將媒介暴力定義為：在校園內或周邊輻射地域，所發生的行為人個人或勾結社會人員主觀故意，客觀上造成他人心理或生理傷害或受到威脅的行為。
三、校園暴力事件特征分類及原因分析
根據樂思網絡輿情檢測中心對2015年上半年媒體曝光的校園事件數量進行檢測，僅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曝光就有42起。筆者從階段分類、男女生參與比例和施暴者人數三方面，對42起事件進行分類匯總，對媒介暴力事件特征進行梳理并得出如下結論。
1.校園暴力低齡化
微博視頻的曝光以及各類媒體的報道中，施暴一方為初中生的占所有事件的69%，目前的校園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中小學校園內或周邊地區，主體多為中小學生。
這一時期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社會閱歷淺、學習能力強，對社會有著強烈的好奇并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響。伯格納的涵化理論認為，接觸電視較多者比接觸較少者更容易認同電視所描繪的世界。媒介產品中暗含的暴力內容對青少年有誘導和培養的作用，甚至影響他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和對待社會的方式。
2.校園暴力女性化
社會對女性的角色定位是溫婉、知性、善良等，在日常認知中也常被當做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但是近年來，女性成為施暴者的案例數量卻在上升，根據數據顯示，女性暴力逐漸成為目前校園暴力的主要形式。
女性校園暴力相比于男性，形式更加多樣化。女性自身生理上處于弱勢，因此與男性單一化暴力解決方式不同，女性暴力一般會從心理和生理兩方面結合進行。生理方面多與性相關聯：拍、被扒光衣服毆打……上傳受害人視頻或照片，給其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則是與心理方面有關。
青少年在生理與心理上逐漸成熟，進入叛逆期的他們開始追求標新立異，樹立自己的榜樣，力求使自己與理想的榜樣相結合。大量反映女性英雄主義或女性暴力題材的影視作品進入他們的視野，很多女性便受其影響，將自己代入到影視作品角色中。在這一類影視作品中，施暴者的角色充滿著正義色彩，暴力行為的產生只為正義之事，因此，這類影片忽略了對施暴者行為懲罰以及受害中在暴力事件中疼痛感的描述，再這樣的氣氛渲染之下，青少年女性群體更容易將自己的暴力行為與電影中的女性英雄主義相結合，從而產生暴力行為。
3.校園暴力群體化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為主體的校園暴力事件中，施暴方在人數上都存在絕對的優勢，而受害方通常勢單力薄。對2015年上半年所曝光的校園暴力事件分析發現：施暴者一般會采用輪流暴力攻擊受害者或者一人主導的暴力方式，其余人員全程拍攝其暴力行為并于網絡，成為暴力旁觀者。
“許多時候，一群人最終考慮和做的事情是群體的成員在單獨的情況下絕不會考慮和做的，當人們身處由持相同觀點的人組成的群體當中的時候，信息的交流佐證并加強了彼此的觀點，他們因而更有可能走極端”[2]。在校園暴力中，施暴方的群體化使個人的理性思考被淹沒，加之青少年在網絡中與游戲伙伴協同作戰進行暴力攻擊，使得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暴力行為表現得更加殘忍和難以理解。
4.校園暴力網絡化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底，網民中初中學歷占比為36.5%，高中/中專/技校學歷占比為30.5%，網民繼續向低學歷人群擴散，網民數量也在逐年增加，使得校園暴力網絡化成為可能[3]。校園暴力網絡化指的是，施暴者本人或群體其他成員將含有施暴內容的視頻上傳于網絡，給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的行為。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指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覺和感官的擴展或延伸，”因此，對于施暴者來說，拍攝視頻上傳到網絡是對他們暴力行為的延續，依靠人們的獵奇心理對受害者產生二次傷害。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游戲成為青少年娛樂消遣的新方式。網絡暴力游戲場景設計逼真，代入感極強，青少年在虛擬世界的破壞與虐殺中體驗，使真實社會和網絡游戲中的社會混淆，在現實社會中表現的更為暴躁，稍有不順心，就會選擇暴力的方式來解決，
此外，大眾媒介的議程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集中報道優勢。媒體對各地的校園暴力事件進行披露，微博中的知名大V和反校園暴力的一些自發性組織在自己的微博對暴力視頻進行數次轉載，校園暴力話題一時間成為媒體頭條。作為傳播者，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呼吁相關部門嚴懲施暴者，但卻使得青少年群體認為校園暴力具有普遍性，并對類似事件的發生產生麻木感。另外，對于事件的細節性披露也會造成其他青少年的模仿，從而產生新的校園暴力事件。
四、從校園暴力中看媒介暴力現象的啟示
1.媒介對策
（1）媒介從業人員恪守“把關人”職責。新媒體時代中，受者與傳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打破傳統意義上傳播者的限制。新媒體以較強的時效性，吸引了大批受眾，很多傳統媒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網絡信息加以簡單修改便形成自己的新聞報道。但網絡信息門檻較低，加之匿名性的特征，使大量的虛假信息在網絡中泛濫。這時，就需要信息的加工者以自己的專業素養作為基礎來對信息的真偽進行辨認，恪守“把關人”的職責，防止虛假信息的產生造成受眾的恐慌和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在影視作品制作方面，媒介相關人員應加強對影視作品劇本的篩選，在以受眾是青少年為主的作品中，應在文本內容上加強對青少年正確價值觀的引導，使其對社會有更客觀的認識。
（2）傳統媒介與新興媒介的合作發展。在新聞報道方面，傳統媒體更注重新聞的真實性，報道題材以深度報道為主；新興媒介更注重新聞的時效性，多以短消息為主。在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必須在競爭中合作，才能形成互利共贏的格局，才能更全面的對新聞事件進行報道，防止因信息的不全面導致更嚴重的人肉搜索行為給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2.政府對策
除了媒體行業自律之外，政府方面更應該完善現有的媒介管理制度，來對大眾媒介中的媒介暴力現象進行預防。
首先，政府部門應該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來對大眾媒介所傳播的內容進行審查，將一些暴力內容細節嚴重披露的報道以及暴力情節嚴重的影視作品排除在大眾傳播的范圍之外。其次，對暴力畫面過于血腥的網絡游戲加強管理，甚至限制其在市場的準入。最后，政府應完善與互聯網相關的法律法規，形成行業規范，限制不良媒體在互聯網中進行信息的；建立后臺審核機制，對在互聯網中要的信息做好媒介的把關作用，防止不良視頻在互聯網中的擴散。
3.受眾對策
由于本文中所探討的媒介暴力現象是從媒介暴力角度出發的，因此在受眾對策中，僅以青少年受眾作為受眾主體給出建議。一方面，青少年應合理使用大眾媒介，防止媒介依存現象的產生，在日常生活中多與父母、老師和同學進行交流，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提高對現實社會的認知能力；學會利用媒介促進自身的發展和進步，運用媒介的優勢完善自己已有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青少年應加強媒介素養。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加強對媒介的認識，對新聞內容的制作有初步的了解；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媒介所營造的擬態環境中提高自己的辨別能力，多方位多渠道地接觸媒介信息，做到不以偏概全。
參考文獻：
[1] 姚建龍.校園暴力：一個概念的界定[D].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4）.
[2] 凱斯?R?桑斯坦.極端的人群-群體行為的心理學[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
[3] 前瞻數據-中國宏觀_行業產銷_行業經濟_全球宏觀數據庫 - 前瞻網[EB/OL].http：///.
[4] 王玲寧.社會學視野下的媒介暴力效果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
[5] 范紅霞.基于性別視角的媒介暴力研究[M].浙江：浙江大學，2013.
篇13
信息
信任
違規傾向
一、問題的提出
原子化個人、追求自我利益和理性計算是古典經濟學對經濟活動的基本假設（Smith，1979）。而波蘭尼（Polyani，1944）認為，經濟活動嵌入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其行為、方式和結果均受制于特定的社會關系。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1984）在太平洋島嶼上的考察則展示了當地經濟活動是怎樣基于庫拉圈開展的。不過，波蘭尼認為，隨著現代化的到來，經濟會脫嵌于社會，開始獨立運作。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否定了所謂純粹自由市場的存在。他指出，因為關系網絡既是經濟活動開展必不可缺的要素，又能產生相應的規制力量，即便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因為信息不足、信任缺失和潛在違規的問題，經濟活動依然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許多實證研究也依此探討關系網絡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例如，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73，1974）和邊燕杰（Bian，1997）探討了關系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雖然他們基于美中不同案例得出了“弱關系”假設和“強關系”假設看似相反的結論，但本質上都證明了關系網絡的重要作用。伍茲（Uzzi，1999）通過對芝加哥地區銀行業的研究，探討了嵌入型和疏離型關系網絡對中小企業與銀行借貸關系的影響。英格拉姆和羅伯茨（Ingram and Roberts，2000）通過對悉尼酒店經理之間朋友關系網絡的研究指出，私人關系也有利于增加經濟績效。李樹和（Li，2003）提出一個經濟交易中關系治理的理論模型，指出關系治理中交易雙方靠互相信任、聲譽和對未來交易的期待防止違規行為的發生，保證交易的完成。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市場就是一張關系巨網，將所有經濟行為籠罩其中（Su and Littlefield，2001）。但關系網絡未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反而是促進中國經濟前進的重要動力（Chan，2000；Keister，2001）。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則主要有兩個領域，一是用關系網絡（家族網絡和與政府、國企官員的私人關系）解釋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起、發展和局限；二是關注關系網絡對勞動力市場的作用（參見：桂勇等，2002；陳立旭，2007；李孔岳，2007；陸益龍，2011）。
在嵌入理論中，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強調變動中的社會關系（ongoing systems of social relations），指出關系網絡不能被固化成某一個背景要素。關系網絡與經濟活動不斷互動，行為受關系網絡的制約，關系網絡又被具體行為影響，雙方緊密相關，互相形塑，不斷變化。依據嵌入理論，漢密爾頓（Hamilton，2006）指出，中國商業實踐的主體就是構建不斷變化的關系網絡。符平（2011）在對惠鎮石灰市場的研究中分析了私人關系網絡如何促成當地的石灰市場形成穩定交易和市場秩序，曾國權（2011）則對關系動態過程的研究框架進行了系統的論述。
由此可知，在研究中不能僅將關系網絡視作前提，而是要從嵌入的視角去考察經濟活動與關系網絡的動態過程。但因為方法的限制，定量研究和宏觀論述不但很難描述出微觀的動態過程，而且可能會踏入另一個誤區，即將關系網絡視為先天存在的。事實上，關系網絡往往產生于具體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沒有經濟活動，很多關系網絡就不會存在，兩者互為因果。定量分析或宏觀論述在結果上可以回答關系網絡是否影響了經濟績效，卻無法解釋關系網絡從何而來，如何演化，如何改變了具體的經濟行為，以及變動中的關系網絡怎樣與變動中的經濟活動互相塑造。通過對微觀案例的深入分析或許能回答這些問題。
現有研究大多探討的是關系網絡在合法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在合法的經濟活動中，除了關系網絡之外，還有一整套正式制度規范其活動。但地下經濟恰是以非正式制度為前提，關系網絡的作用就會更加凸顯。因此，研究地下經濟或許能更清晰探查到關系網絡的產生、嵌入、作用和變化。本文的研究對象上海市火車站自行車黑市（簡稱“火車站黑市”，下同）活動即屬于地下經濟的一種。
地下經濟涵蓋了三種類型的經濟活動：未統計的有益經濟，借合法經營形式謀取非法收入的經濟活動及無視和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非法經營和黑市交易活動（萬安培，1994：14），火車站黑市顯然屬于第三種。問題是，在非正式制度條件下，火車站黑市的交易活動如何開展，交易活動所需要的信息和信任如何獲得，黑市內部是否會有能約束行為人的潛在違規？
現在系統回答這一問題的常見思路是將地下經濟與有組織地犯罪聯系起來（彭崢嶸，2002）。大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研究，同時也探討其在地下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唐曉容，2003；徐興俊、陳慶彬，2006；陳柏峰，2008）。研究認為，黑社會化對地下經濟活動有三個好處：第一，建立秩序。經濟活動需要秩序，而地下經濟存在的前提是無視國家法律，因此必須通過其他途徑建立新的秩序。黑社會性質組織依靠暴力強制，可以帶來秩序，減少違規。第二，降低風險。黑社會性質組織有更多的經濟和其他資源，可以更好地傳遞信息，尋求庇護，應對國家的威脅，拓展生存空間。第三，提高收益。組織化可以讓地下經濟規模經營和分工合作，提高利潤水平。
貝克爾（Becket，1968）開創的犯罪經濟學將犯罪視為一種經濟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目的，其行為選擇取決于犯罪者（或潛在犯罪者）與國家和社會之間就收益、成本和懲罰等進行的長期博弈。而黑社會化意味著地下經濟的行為人可以通過構建組織，保證信息的流通和信任的建立，降低外在國家治理的風險和內部的潛在違規風險，這也符合新制度經濟學的假設。
但就本研究的案例而言，黑社會化卻未必是可行的研究路徑。首先，黑社會化的前提是暴力壟斷，但地下經濟未必一定能產生暴力壟斷，特別是那些本身就不太涉及暴力的地下經濟活動。第二，國家威脅是地下經濟必須應對的難題，但問題是黑社會化未必能降低來自國家的威脅。事實上，黑社會化很多時候不但不能降低，反而更可能使自己成為政府的靶子。蒂利（Tilly，1975）指出，黑社會只可能長期存在于國家權力虛弱的地區，在國家權力強大的地區，黑社會性質組織定將遭到嚴厲打擊。而在中國，特別是本案例所在的上海，足夠強大的國家權力是不能容忍黑社會性質組織長期存在的。
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條件，又是什么機制在促進火車站黑市的運作，提供必需的信息和信任，并約束行為人的潛在違規可能？關系網絡是可能的答案。在既沒有國家的正式制度，也沒有黑社會化組織的火車站黑市，經濟活動得以開展是基于關系網絡提供的信息和信任，并約束了行為人的潛在違規傾向。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指出，即使僅有關系網絡而沒有組織，也能確保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諾斯也不得不承認，“在大多數經濟史中的交換形式，都具有人格化交易的特征……并且交易費用很低”（North，1990：46）。國內的一些實證研究也探討了在沒有正式組織和制度的情況下，地下經濟活動在關系網絡作用下的運轉情況。項飚（2000）對“浙江村”十余年發展歷程的研究指出，非法的地下經濟之所以能以“非現代”的手段在現代經濟秩序中存活并有活力，是因為它扎根于一定的關系網絡中。他用“關系叢”描述這種網絡，指出“關系叢”不僅能產生信任，促進經濟活動展開，同時也能形成足夠的規制力量，防止違規行為發生。“浙江村”經濟運作的前提就是“關系叢”的不斷再生產。唐麗（2003）則研究了一個地方性假煙市場是如何基于親戚和朋友間的關系網絡產生并運作的，探討了關系網絡的產生和變化，并分析了它規范參與者行為的作用。
總的來看，對關系網絡在地下經濟運作的個案研究還不多，許多有意義和具有獨特性的機制還沒有被揭示出來。例如，在以上研究中，老鄉朋友的關系網絡在地下經濟活動發生前就早已存在，在地下經濟活動發生后嵌入其中。而在火車站黑市的地下經濟活動發生前，黑車販子間并沒有存在相應的關系網絡，那么這里的關系網絡又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黑車販子們是如何去構建他們的關系網絡，而在關系網絡產生后，它又如何嵌入火車站黑市的交易活動？在交易活動不斷發生的情況下，關系網絡的形態又發生哪些新的變化并進一步塑造火車站黑市合適的交易活動？這些都是本文討論的問題。
二、研究對象與調查概述
本文是基于2004—2008年對上海火車站自行車黑市1的田野調查，筆者以買家身份進行觀察和訪談。由于黑車交易中接洽、看貨和交易在空問上的不同位置（見圖1）以及一些調查策略的運用，筆者有大量時間對黑車販子的活動進行觀察和訪談。在初期調查并沒有明確的框架，主要是圍繞怎樣賣車、車為何越賣越貴以及現場發生的一些事情進行訪問。訪談記錄將火車站黑市編碼為H，不同受訪者按數字1、2、3、4編號。
（一）位置及環境
火車站黑市位于上海火車站上海站北廣場附近，黑車販子的主要活動范圍是北廣場東北角，即交通路從地鐵上海站站出口處至大統路隧道一帶；黑車多存放在太陽山路、交通路與大統路、長興路交叉的舊弄堂中（見圖1）。這個地方是老上海所謂的“下只角”，屬于舊城改造的重點區域，人口密度大，流動人口多，社會秩序較亂，違法活動多發。在整個火車站周邊乃至更遠一點的恒豐北路等地，很多人從事倒賣車票、賣假發票、和盜竊等違法犯罪活動，盜賣自行車只是其中之一。
警察到這一區域巡邏時，黑車販子就會離開，并至少在半個小時內不再出來。不過巡邏次數不多，這是因為閘北區車站派出所警力不足，轄區內違法活動多發，盜賣黑車與其他活動相比屬于對社會秩序影響較小的，在警方的容忍范圍內。重要的節假日或“嚴打”期間，警方會加強巡邏，這時黑車販子就會全天暫停活動，偶爾晚上才會出來。另外，上海警方在2001年和2007年分別組織過兩次大規模打擊自行車盜賣活動的行動，在那期間，黑車市場的活動低潮了數月之久。
（二）行業狀況
火車站黑市有淡旺季之分，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是淡季，因為“警察、買家都在上班”，周末則是旺季；每年的9—10月是旺季，因為“學生開學”，1—2月是淡季，因為“天冷和過年”。旺季時，黑車販子大多會整天在黑市中尋覓買家，淡季時，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的時間在活動。黑市的大部分黑車是從偷車賊手中收購的，也有一部分是黑車販子自己偷的。這里銷售的黑車大多是知名品牌，雜牌少，舊車少。
“我只賣捷安特，來買的也是沖著我們這好車多來的。那些破牌子，質量太差，你騎你知道，兩天就到處響，我從來不收。”（H3訪談記錄，2005.10.7.）。
這里最常見的品牌是捷安特，美利達（Merida）次之，差一點的品牌也有，但至少也是國內知名品牌，例如喜得盛、鳳凰、永久等，更差的品牌很少有。主要售賣的車型有捷安特公路系列的Speeder-x、Speeder。lx、Speeder一1，山地系列的ATX660、ATX670、ATX680、Pop、Hawk、Spider等，城市休閑系列的Master.1、Master-2、Hunter-1、Hunter-2、Khan等。
只賣好車與黑市定位有關，火車站黑市在上海市自行車黑車流轉中只是一個小部分，不同品牌、不同新舊程度的黑車有不同的流向。圖2是根據調查資料繪制的上海市自行車盜竊、中轉和銷贓的流程圖，能較清晰地表明其中關系。
（三）黑車販子構成
經常出沒的黑車販子大約有六七十人，主要包括三類人：第一類是年齡較大的本地人，一般四五十歲，大多是下崗職工；第二類也是本地人，大約二三十歲，大多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混”，有一些有過服刑或勞教的經歷，因而很難正規就業，所以就來賣黑車了；第三類人是外地來滬人員，這類人年齡跨度較大。黑車販子或者家在火車站附近或者租住在此處，他們的住房及附近的弄堂也是他們用來窩贓和銷贓的主要場所。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男性，也有極少數女性和丈夫一起販賣黑車。少數人在販賣黑車前就是同鄉或朋友關系，多數人在進入黑市前不認識。
三、關系網絡：隱藏在“義氣”之下的利益
賣黑車是火車站黑市的核心活動。本部分要討論的是，在關系網絡作用下，賣黑車的活動呈現出什么特征，為什么關系網絡會嵌入黑市的交易活動，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又是如何隨著黑市的成長而形成和演化？
（一）黑車交易的流程
火車站黑市并不是一個整體的黑車售賣組織，黑車販子之間互不統屬，大多是由親朋或夫妻關系形成的兩三人小團體進行收車、倉儲和賣車的活動，但也有人是單干。整個市場上，這樣的小團體或個人大概有二三十個，從這點看，火車站黑市類似于完全競爭市場。
表面上看，黑車交易的步驟和普通的商品交易沒有區別，都包括三個步驟：接洽一看貨一交易。不同的是接洽、看貨和交易在空間上處于不同的區域。如圖1所示，交通路從地鐵出口到大統路隧道過街天橋間的狹長地帶為接洽區，看貨區域包括大統路隧道北側、以東的棚戶區和隧道南端出口。看貨的同時，如果買家對自行車滿意，則會談價錢，有時會在原地談，談好后，買家付完錢就可以現場交貨；也有可能先由其他黑車販子把車帶走，黑車販子帶買家去另一處談價錢，談妥后再將車取出完成交易。
（二）中介與黑車交易
實際上，黑車交易在接洽和看貨之間還存在一個中介環節，在這個環節之后，買家才會被負責接洽的黑車販子轉給另一個黑車販子。中介并不是專職的，每一個黑車販子都有可能承擔中介職能，但中介會參與到多數黑車交易中，并決定哪個黑車販子去賣車。外號“小胖子，，的黑車販子H2就是火車站黑市中主要的中介之一。
H2臉上總是帶著笑，看上去比較和善，不像有的黑車販子一臉兇相。他普通話較好，說話語速較快，聲音大，干脆利落。H2一般都待在交通路位于大統路隧道過街天橋西側5米左右的地方，這是從接洽區到看貨區的必經之路（見圖1）。當負責接洽的黑車販子帶著買家走來時，H2會迎上去，與接洽人和買家交談幾句，目的是弄清買家想買什么車。如果接洽的黑車販子手上剛好有買家想要的貨，H2就不再說什么，任由買家和接洽人去看貨。但如果接洽人并沒有買家想要的車，接洽人一般就會離開，將買家交給H2，H2會帶著買家去找某個有貨的黑車販子，找到后，他就會回到之前的地方。有時候他也會帶買家去看自己的貨。
令人困惑的是，兩個黑車販子往往不是一伙的，也就是說買家買走的自行車和接洽的黑車販子并無關系，他自己的貨物并沒有賣出去。H2也一樣，他的中介行為絕大多數都與自己賣車無關。
我們不是一起的，都是自己賣自己的車，錢放自己口袋里。帶你來的那小子（接洽人）也有車要賣，小胖子也是靠賣車賺錢。
（H4訪談記錄，2005.11.5.）
接洽人和中介也不能從賣出車的黑車販子手中獲得任何傭金收入。不用給錢，給錢他也不好意思收。拉客的（接洽人）也不用給。要是這么一筆筆給的話，我自己就白干了，一個車才賺幾個錢？
（H4訪談記錄，2005.11.5.）
接洽人和中介人為什么會有這種看起來完全不利己的行為，受訪者大多用“朋友關系”或“義氣”來解釋。
不要總是錢錢錢的，大家都是朋友，都在一個地方討生活，做事要顧著朋友，你把客人介紹給朋友，你怎么能覺得吃虧了呢？你們這些大學生，這年頭都被學校那一套給教壞了，什么都是錢錢錢。我跟你講，以后到社會上，靠的是朋友，講的是義氣。
（H4訪談記錄，2005.11.5.）
在這里，“朋友”和“義氣”已經初步顯現了自行車黑市交易活動中存在的關系網絡以及它對經濟行為的影響。但“義氣”還只是關系網絡的表象，并不能真正解釋黑車販子的行為。黑車販子實際上并沒有為“義氣”付出利益，因為接洽人雖然在某時失去了買家，但在另一時間，他又會從其他黑車販子那里得到買家。而對中介來說，中介的優勢能讓他們優先給自己安排買家。
你說的也對，不講錢也不行。他做這些自己好處不少的，這小子（筆者注：指H2）精著呢，經常把人領去買自己的車，他賣掉的比我們要多。當然了，他多拿點也是應該的，這個也算是他的工錢，親兄弟明算賬。至于拉人的嘛，今天你把買主介紹給別人，明天別人碰見了合適的買主也會介紹給你，誰都虧不了。
（H4訪談記錄，2005.11.5.）
（三）關系網絡的作用
包括中介環節的黑車交易流程表明，黑車販子中間存在一種互質的關系網絡。在其作用下，黑車市場的交易活動從個人各自接洽和各自銷售，變成輪換出去尋找買家（一定時段內只有兩三個人），找到潛在買家后，中介人再根據買家的需求介紹給不同的黑車販子。
在這個過程中，互助是基本原則，一個黑車販子既會給別的黑車販子介紹買家，也會獲得去接洽的黑車販子帶來的買家。但這種互惠關系并不是對等的，付出方一般不能從得到方獲得相等的回報。但只要交易事件足夠多，付出和獲得一般會基本均衡。也就是說，通過關系網絡，每個人都向群體提供資源，群體對獲得的資源進行整理，再提供給每個人。
但按照一般市場理論，存在多個參與者的自行車黑市應該被視作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原子化個人、追求自我利益和理性計算是其根本前提，競爭應是基本規則。他們應該展開廣泛的競爭，為搶買家不遺余力，而不應該互助。在互助過程中，因為中間環節的增加，黑車販子明顯付出了更多的時間成本，而直接與自己找到的買家交易，成本更低也更簡單快捷。那么，他們為什么舍近求遠，選擇表面上看上去費時費力的交易方式？
要解釋這種現象，必須從黑車販子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經營條件人手。首先，黑車交易與自行車專賣不同，后者貨源充足，型號齊全，能滿足買家的購車需求，而前者由于貨源不穩定和安全的雙重原因，單個黑車販子手中只會存幾輛車。這樣一來，就經常遇到無法滿足買家需求的情況，介紹給別人則是一個可取的選擇。
我們最早都是自己去找客人，但一般走過去幾百個人，才會有一個是來買車的。這個人想買的車我剛好有的可能性也就三、四成，而且看了也不一定買。運氣不好的話，一天做不成生意是常事。
（H5訪談記錄，2006.5.20.）
（把買家介紹給別人）大家都該這么做。當然了，買家想買的車，要是你剛好有，那當然賣自己的了。要是人家要的你沒有，那你不介紹給別人？你自己也賺不到鈔票，人家會再去找別人買，還不一樣。那還不如你主動介紹過去，還落個人情。（H18訪談記錄，2006.10.7.）
但是，為什么不采取收傭金介紹生意的方式呢？因為收傭金在操作上很難，也不利于被黑車販子視為“義氣”的關系網絡的維持和再生產。而互助則既能生產“義氣”，還能解決交易費用無法計算的問題。
這個算不清，生意沒做成怎么辦？而且收多少呢？400塊的車收30不多，100塊的車給別人30，還掙錢嗎？錢這玩意算不清，而且算著算著就有矛盾了。所以，要講錢，但不能多講，講多了義氣就沒了。要多講義氣，講義氣好，大家好朋友，互相介紹，誰都虧不了。
（H18訪談記錄，2006.10.7.）
第二，每個黑車販子都需要買家，如果不按現有流程，而是每個人都親自接洽找買家，就會有很多人在一個地方同時接洽買家的情況，這很有可能會引起內部沖突，影響到所有人的利益。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也確實是都在外面找人（買家），但是很不好。一來，大家你搶我搶的，會壞關系。二來，價錢也不好，都想賣出去，就得壓價。而且，一大群人擁上去，想買的人都要被嚇跑了。
（H5訪談記錄，2006.5.20.）
第三，由于社會危害不大、警力有限和法律規定等多種原因，警方對販賣黑車保持一定的容忍，這也是販賣黑車活動能持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販賣黑車也不能觸犯警方的底線，否則必然招來嚴厲的打擊。
干這個是違法的，我們心里都清楚。但火車站這兒，干什么的沒有？說起來，我們還真算是良民了，也就是為了混口飯吃。所以，警察會來查，會趕（我們），但一般也不大會抓，他們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們根本不重要。但你也不能太囂張，要是總是幾十號人堵在哪里，那路才幾米寬，那警察肯定得來呀。像現在這樣，總共就兩三個人在這，看著和別處也沒什么區別，警察就不會來了。
（H2訪談記錄，2006.6.4.）
因此，由于以上需要，關系網絡在火車站黑市產生并嵌入到經濟活動中，達到了建立秩序、降低風險和提高收益的三個目標。
（四）“拉關系”和“講義氣”
關系網絡又是如何產生的。項飚（2000）研究的“浙江村”中絕大多數人都來自溫州永嘉，甚至是同鄉同村；唐麗（2003）研究的關系網絡本就是村落熟人社會的一部分。這些研究都強調了一點，即地下經濟活動中的關系網絡是原有關系的復制和發展。
問題是，如果本來沒有關系，也能發展出關系網絡嗎？在本案例中，某些黑車販子也是親朋關系，但這并不能構建出整個火車站黑市的關系網絡。火車站黑市本身不是熟人社區，全部黑車販子的來源復雜，絕大多數之前并不認識，即使本地人之間，也僅是臉熟。
我不是本地人，搞這個（賣黑車）才在這里借的房子。我們最早（90年代）做的這些人，基本都不認識。他們有幾個本地的以前認識，但也不熟。（H5訪談記錄，2006.5.20.）
我和xx（兩人都是住在附近的本地人）以前也就是見面打個招呼，（以前工作的）廠子不一樣，談不上交情。（H4訪談記錄，2006.6.13）
事實上，大多數黑車販子是在進入黑市活動后才逐漸相互認識，他們的關系網絡是依靠“拉關系”和“講義氣”形成的。之所以要拉關系，是因為關系網絡和經濟活動往往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的，就如漢密爾頓（Hamilton，2006）強調的，構建關系是中國商業實踐的基本特征，沒有關系，很多經濟活動就無法開展。
后來在一起做生意，既然在一起，就總該拉拉關系，互相有個照應。見面打打招呼，你不認識的，多打幾次招呼也會認識，互相幫點小忙就很自然了。混社會一定要多認識人。（H5訪談記錄，2006.5.20.）
“拉關系”包含很多細節，大體可分為三步：一是見面打招呼聊幾句，有時是與生意相關的事，有時是不相關的事，如家庭、孩子和經歷等；二是遇到警察或居委會檢查時互相通風報信；三是進一步互相介紹買家和貨源。第一步是從不認識到認識，認識和不認識的差別巨大，不認識不交流，根本不可能有信息傳遞；第二步和第三步就是黑車販子說的“講義氣”。需注意的是，義氣是“講”出來的，不講就沒有義氣。
你主動介紹過去（買家），（別人介紹買家給你的事）總會輪到你的。在社會上討生活，大家要互相幫忙。你跟我講義氣，我跟你講義氣，大家講義氣，大家好兄弟。（H18訪談記錄，2006.10.7.）
本案例中關系網絡的產生是因為經濟活動的需要，它最初始于“拉關系”，但僅僅靠“拉關系”并不夠，因為在經濟活動中，關系網絡能夠存在的關鍵是有一套利益紐帶機制。如何建立這種機制？在中國，一般認為關系管理的基礎主要是血緣、地緣以及代表其文化表象的儒家文化（項飚，2000；唐麗，2003；曾國權，2011）。關系管理的目的是服務經濟活動，是經濟活動得以開展的必要條件，但兩者在時空上往往是分離的。因而，就必須先有關系，并通過關系讓對方有利益，才能開展經濟活動。這也是親友同鄉關系重要的原因，即它們能提前為經濟活動準備好關系網絡。
但本案例的獨特之處是經濟活動在先，關系網絡在后。不僅經濟活動依賴關系網絡，關系網絡的構建同樣依賴經濟活動。具體而言，“講義氣”具有雙重屬性，對交易信息提供者來說，這是關系管理；對信息接收者來說，這是經濟活動。每一個黑車販子既是信息提供者，也是信息接收者。因而，在“講義氣”過程中，關系管理和經濟活動是統一的。黑車販子并不需要先有親友同鄉的關系網絡，也不需要刻意地去開展關系管理活動。只要存在黑車交易，“講義氣”就會自然而然地展開。
講義氣其實很方便，天天在這里做事，只要人拎得清4，不要拎不清，總會講義氣的。（H18訪談記錄，2006.10.7.）
沒有黑車交易，也就無法“講義氣”，也沒“講義氣”的必要。在本案例中，經濟活動是關系網絡構建的根本條件，其活動的范圍也是關系網絡的外在界限，并與前文所述的黑車交易方式共享同一套機制。
這里的“講義氣”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并不強調某兩個或幾個人之間的“義氣”，而是整個關系網絡的“義氣”。因為黑市交易中起作用的是整個網絡，交易信息可能來自于群體中的任何人，僅僅同一兩個人講義氣并不能獲得足夠的信息。黑市交易的需要促使他們要對整個關系網絡有較均勻的信息貢獻，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避免和特定個人過好。
四、關系網絡的演化：卡特爾協議的誕生
在火車站黑市中，關系網絡與黑市交易活動的演化并不只是共同加強。當兩者的互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關系網絡會使黑市經濟活動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本案例中，這種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有關收購和銷售的卡特爾協議的產生。
充分的信任和信息是卡特爾產生和運轉的基本條件。在火車站黑市中，隨著交易活動的不斷發生，黑車販子之間的信任不斷累積，關系網絡因此也更加緊密，信息傳遞的渠道也更加流暢。黑市活動使關系網絡不斷強化，關系網絡在這一過程中又不斷加強著黑市活動，但當達到某一臨界點時，卡特爾協議就誕生了。這種協議包括收購（以及經營范圍劃分）和銷售兩個部分，它使黑車販子從上到下的經營模式都發生了巨變，造成了火車站黑市從自由市場向壟斷市場的巨大轉變。
（一）劃定經營范圍與收購互助
在火車站黑市中，每一個黑車販子都有固定的經營范圍。一個黑車販子不會既有捷安特的公路車，又有捷安特的山地車；或既有美利達的城市休閑車，又有其他品牌的女式車。
因為黑車販子的數目大于車輛種類，因此同一類型可能有好幾個黑車販子經營，但同一個黑車販子只會經營一類車。
劃定經營范圍的好處在于：第一，可以將每個黑車販子固定在一個有限的經營范圍內，減少競爭；第二，提高黑車販子的專業水平。自行車知識十分繁雜，僅捷安特公司旗下就有上百個自行車型號，而關于剎車、變速、減震的知識則更加復雜，掌握一定的專業知識對于黑車販子賣車、特別是賣出好價錢十分重要。但全面掌握這些知識對文化程度不高的黑車販子來說是很困難的。劃定經營范圍可以使黑車販子需要了解的知識大大減少，只關注自己經營范圍內的車輛類別；第三，有利于中介的工作。如果黑車販子的經營種類總是變化，中介就很難根據其存貨情況做出安排，劃定了經營范圍之后，這就不是問題了。
據受訪者回憶，大約在2002年之前并不存在劃定經營范圍的問題，因為黑車販子的貨源是偷車賊，偷車賊不可能按訂單盜竊，只能是碰到什么車偷什么車，黑車販子也只能是偷車賊偷了什么車就收什么車，所以那時他們收購的車型很多但不固定。
其實我早就知道專收一種車比較好做，但沒辦法，收到什么車又不是你能決定的。（H13訪談記錄，2007.5.14.）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其他因素介入。比如，雖然單個偷車賊的貨源不穩定，但如果將眾多偷車賊的貨源疊加在一起，貨源就相對穩定了，各種車型的數量就變得可控。因此，多個黑車販子可以聯手買下多個偷車賊的全部貨源，再分門別類將貨源分給不同人。
通過關系網絡可以將所有黑車販子的購買力整合在一起，而交易活動不斷增多會促使關系網絡日益緊密，最終形成收購互助模式。具體過程大致如下：偷車賊找到某個黑車販子，如果他帶來的車可能不是這個黑車販子想要的，他就會把偷車賊帶給具備相關經營范圍的人，如果那人不在（這種情況很常見），他就會替其收車。因為大多數偷車賊和黑車販子有著較穩定的合作關系，所以代收車后，可以暫時不付款，由相關黑車販子下一次和偷車賊直接結清。這種模式其實是互惠銷售模式的翻版，不過它產生的要晚一些。因為代收模式、交易一方的不在場以及延遲性，需要更多的信任和信息。同時，本身也偷車的黑車販子，如果偷到的不是他經營范圍內的車，大多數時候，他也會將車轉給相應的黑車販子。
經營范圍的形成沒有什么規律。H4是因為“有段時間老做捷安特山地車的生意，后來自己也就固定了。”（H4訪談記錄，2006.4.2.）。H2之所以賣高檔車，是因為“這小子聰明，好車賺的多”（H11訪談記錄，2006.4.2.）。H20之所以經營其他品牌的車，是因為“好車都讓那幫人弄走了”（H20訪談記錄，2005.10.7.）。
（二）價格同盟
在調查中，一個讓筆者十分困惑的現象是，至少在2005年7月之前，對同一車型，不同黑車販子的報價一般都是有差別的，只要多向幾個黑車販子詢價，再討價還價，就能獲得更低報價，常用的砍價語是“某某才賣多少，你怎么賣這么貴”。而在這之后，黑車的售價逐漸上升（在2005年初，170-180元可以買到一輛幾乎全新的Speed-x，但到2006年初，一輛接近全新的Speed-x至少要價250元），同時講價變得越來越難，黑車販子往往寧可不做生意，也不接受降價，而詢問不同的黑車販子，得到的報價常常是驚人得一致。
這顯然是某種卡特爾的銷售協議。最初同一區域中黑車販子多，買家少，因此買家會詢問不同的黑車販子，充分利用他們的競爭關系獲得降價，黑車販子們的利潤水平因而會降低。但有了卡特爾的銷售同盟后，市場的局面就不是單個買家選擇多個黑車販子，而是多個買家面對一個整體的卡特爾銷售聯盟。黑車販子在交易中的劣勢被扭轉，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優勢，除非買家不在這里買車（但黑車的價格還是相對低廉的），否則必須接受卡特爾的新價格。
2006年，黑車販子們對主流車型的定價（括號內的價格是2005年初的，并且具體成交價格波動幅度大）是：捷安特Speed-x不低于250元（170—220元），捷安特Speed-ix不低于300元（200—250元），捷安特ATX660不低于250元（150—200元），捷安特Master-1不低于200元（150元左右）。這個價格是黑車販子在交易中的底價6，他們不會低于這個價格賣車。當然，在銷售過程中，依然允許殺價，但這已不是競爭造成的真實降價，而應被視作一種常見的迎合買家心理的營銷手段。
圖3顯示了在關系網絡的作用下，火車站黑市經營活動的變化歷程。
（三）消解卡特爾的解體危機
卡特爾協議能提高黑車販子的群體收益，但對個人而言，違反卡特爾協議卻能帶來更高的收益，因為假定其他成員的價格都不變，一個成員偷偷降低價格將會獲得額外的巨大好處。但如果每個成員都這樣做，市場價格必然下降，卡特爾提價的努力將瓦解。
卡特爾的危機包括兩個困境：一是逐利帶來的欺騙動機，即在理性人假設下，每個成員都會不擇手段地追求最大利益；二是信息不充分的囚徒困境，即每個成員都不知道別的成員是否違規，因此為了保護自身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先違規。具體到本案例，對黑車販子來說，最好的情況是，別人遵守規則，維護價格水平，而自己降價并大量售出自行車。這樣一來，限價的努力必然會失敗，時間長了，信任將蕩然無存，關系網絡本身也會被摧毀。所以，必須要盡可能杜絕違規行為，才能保證關系網絡的存續，也才能保證黑市的正常運轉。那么，面臨潛在的違規風險，關系網絡會制造怎樣的規范和機制去約束違規行為，以避免利益共同體的解體？
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指出，關系網絡可以使信息充分傳遞，通過友誼、威懾、暗示等在網絡中形成“小偷的誠信”（honoramong thieves）。波特茲（Portes，1993：1325）提出“強制信任”（enforceable trust）概念，強調在緊密團結的群體中，人們會把集體的規則置于個人的眼前利益之上；理由有兩點：一是人們相信這會帶來長遠的利益，知道集體制約對個人將帶來好處；二是如果做了集體不允許的事，違規者將被驅逐。
根據上述理論可知，防止違規的基礎包括三部分：信息、信任和懲罰，它們之間是互相關聯的。首先，緊密的關系網絡可以使信息充分傳遞，每個人關于他人行動的信息是充分的，不會因為信息匱乏產生“囚徒困境”。火車站黑市空間狹小，黑車販子之間有緊密的聯系。對某一黑車販子來說，他的貨源大多是別的黑車販子幫忙收購的，他的買家是別人介紹來了，而在交易的過程中，大多數時候都會有別的黑車販子站在旁邊見證他與買家的交易過程7，因此，其他人清楚他的所有交易信息，同樣，他也清楚別人的交易信息。信息的充分傳播使他們很難違規。
其次，信任也在關系網絡中不斷累積，在互惠的交易模式下，每一次成功的交易活動都會為黑車販子們提供更多的相互信任，“義氣”會越“講”越多，人們越來越相信別人不會違規，因而自己為了共同利益也不會違規，卡特爾的秩序會越來越牢固。
最后，關系網絡具有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機制——驅逐出關系網絡，并因此能夠對潛在的違規傾向產生足夠威懾。在合法市場中，即使被逐出了卡特爾，企業依然能自己銷售，企業違規的潛在損失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而在火車站黑市中，卡特爾協議和互助網絡是一體的，脫離互助網絡，黑車販子就很難生存。因為黑車販子的整個交易活動要依靠關系網絡才能開展，脫離了關系網絡的黑車販子將面臨找不到買家的困境。火車站是上海市有名的黑車市場，會有買家專門來買黑車，警方也因為當地環境的原因不會特別嚴厲地打擊售賣黑車的行為。但在其他不具有這種條件的地方，尋找買家的困難和來自警方的威脅都會大大增加。對黑車販子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贏得利潤，而是確保自身安全。因此，逐出關系網絡的懲罰實質上不僅僅包含經濟意義，更關乎生存。
有天我運氣特別好。那天我在外面找客人，連續碰到好幾個剛好都是買賽車的，我就直接領他們去看了，而且都賣掉了。那一段時間，基本都是我在做生意，頇我平常干好幾天的了，別人差不多都沒做成生意。開始我挺開心的，想著今天賺了不少。后來，xx碰見我的時候和我說：“生意不錯啊，挺高興的嘛”，陰陽怪氣的，我一想不對，后來又來了幾個客人，我問都沒問，就直接領給小胖子了，他愛（介紹）給誰給誰。因為我再賣下去，人可能就得罪了。別人會想，我經常把人介紹給你，你小子卻把客人都拉給自己，太不地道了。以后可能就不幫我，要是大家都這么想，我就混不下去了。（H4訪談記錄，2006.10.21.）
不過，黑車販子的違規行為還是存在的。有人告訴過筆者一個買低價車的方法：“如果價壓不下來，和他（黑車販子）熟的話，那就不要買，直接走。走了之后，你不要再從老地方（接洽的地方）過去，直接去住的地方找他，不要讓別人（其他黑車販子）看見，這個時候多說說，他就愿意低價賣給你了。”筆者依此嘗試并成功過。這種違規行為的發生方式證明了關系網絡的作用：第一，不降價是集體行為，是一種卡特爾式的價格同盟，而同時個體的違規行為也存在；第二，由于關系網絡的作用，信息傳遞非常充分，買家第一次來的時候，所有信息都是網絡內共享的，只能等到熟悉的買家偷偷來找他，保證信息不被他人知曉，才能降價；第三，懲罰措施也存在，能發揮作用（雖也有漏洞，但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做到沒有漏洞）。在筆者的實際嘗試中，黑車販子反復確認我去找他沒有被人看見，反復叮囑我不要和別人說。
（四）關系網絡的結構特征
還有一個問題是，卡特爾協議的誕生是否會使關系網絡向組織演化，也即是否在火車站黑市中會產生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從目前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從理論上講，關系網絡與組織最大的區別是，組織的內部結構是集權和等級化的，資源向上聚集，命令向下。而關系網絡中雖然人的作用比較重要，但沒有集權和等級。就本案例而言，火車站黑市并沒有形成集權的等級組織，依然是非集權的網絡結構。
我們可以通過對處于黑車交易網絡的核心位置的中介的實際社會地位的分析找到原因。首先，暴力和經濟資源的壟斷是集權等級組織的基本特征。雖然對“小胖子”H2這樣的中介來說，對經營活動的安排是權力的一種體現，但是獲得權力是因為獲得了他人的認同，而不是因為積累了足夠的暴力和經濟資源。
也沒誰選他（小胖子）出來做這個事（中介），我也不記得是什么時候了。開始是他自己比較積極，主要是他腦子好使，記性好，誰有什么車他基本都知道，也能說，和大家都比較熟，他在那兒，有人領買主來，他就總上去問，問完了會給個建議，說誰誰誰有車。弄的還不錯，都能照顧到，所以大家就比較信他。久而久之，就成現在這樣了。（H11訪談記錄，2006.10.15.）
即使H2能夠安排大量的交易行為，他權力行使的基礎也還是信任，他對經營活動的安排不是決定經營活動，而只是建議和提供信息（誰有車）及行動策略。相關的黑車販子收到他提供的交易信息，如果認可，則可以付諸行動，如果不認可，則可完全置之不理。
我們不是非得聽他的，都聽他的，好處就讓他全占了。這小子精的很，其實他那么積極，說白了還不是為了給自己多弄幾個錢嘛，當然他膽子大，東西（黑車）是比我們多。但要有個度，有一次，他把人（買家）都給自己拉去了，一天自己賣出去好多輛，我們卻沒落到什么。后來幾天，我，還有那xx和XXX，拉到了客人，我們就自己找人賣，理都沒理他。（H8訪談記錄，2006.9.2.）
其次，中介并不固定。雖然H2是火車站黑市主要的中介，但他大多只是周末在，平常并不出現，因為“出去做生意了”（出去偷車了）。在他不在的時候，市場還需要繼續運轉，會自動產生另外的中介。成為中介的門檻非常低，歸結起來就是兩點：“記性好”和“懂平衡，方方面面都能照顧到”。更進一步講，中介的環節不可少，但中介的角色卻并非必不可少，只要中介的功能發揮即可。筆者觀察發現，即使沒有特定的中介，接洽人也可以通過帶著買家多找幾個黑車販子，找到買家需要的車于，只是會多花一些時間而已。
最后，中介并不具有比交易網絡中其他成員更高的聲望。稱謂往往能體現一個人的地位，尊敬的稱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某個人在群體內具有高位。“小胖子”是H2的外號，這個外號雖然描述他的身體再貼切不過，但從其同伴口中說出時顯然不帶有敬意，而更多的是戲謔和詼諧。在訪談中，受訪者經常用“這小子”、“那小子”之類的詞指代“小胖子”。黑車販子對“小胖子”的評價也大多都是“這小子壞的很”、“精的很”之類的話，夠壞和夠精在地下社會中應當算是某種程度的褒義詞，不是畏懼和尊敬。
五、結論
以宏觀論述或定量分析為主的研究難以避免的是會將關系網絡固化為背景條件，不能體現出關系網絡與經濟活動互動的動態過程，這在一定程度違背了格蘭諾維特提出“變動中的社會關系”的研究初衷。因此，研究關系網絡更重要的在于揭示其互動過程的因果機制。
本文試圖通過對關鍵案例的研究解決這一問題，前面揭示了火車站黑市的關系網絡和黑市交易的互動和變遷。此處則嘗試更系統地探討其中的因果機制。本文研究發現，經濟活動在火車站黑市中面臨三個障礙：信息不足、信任缺乏和潛在的違規傾向，這也是自由市場的一般問題，同時它還面臨警方威脅（安全）和交易困難（收購和銷售兩方面）兩個特殊問題。這五個因素是火車站黑市在具體運作中必須解決的，而變動中的關系網絡既是關鍵的變量，也是解決問題的機制。而現有研究大多將其列為自變量甚至是背景，因變量則是地下經濟活動的方式，兩者互為因果。
從邏輯上看，最初的黑市活動并不存在關系網絡，但五個負面因素都存在。為消除負面因素，黑車販子最早開展的是“拉關系”（處于同一地理空間的經濟活動則為“拉關系”提供必要條件），構建起最初的關系網絡。“拉關系”的直接作用是信息和信任，一方面，相互間可以傳遞信息；另一方面，通過認識和傳遞信息的積累，其信任會比不認識時多。當關系網絡產生后，“講義氣”成為關系網絡真正形成的關鍵，具有關系管理和經濟活動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它為黑市活動建立起了互惠的交易模式，另一方面，只要互惠的交易模式不斷運作，“義氣”就會不斷地被再生產，關系網絡也會因此日益緊密，信息傳遞也會更順暢，讓信任繼續累積。當發展到一個臨界點時，關系網絡就會開始進一步的演化，在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產生卡特爾協議。形成卡特爾的前提是有緊密的關系網絡提供的充分信任和信息，從而實現收購互助和價格同盟。而此時，欺騙和違規的潛在威脅也開始凸顯（實際上它貫穿市場始終，但在此時最凸顯）。但這一風險被關系網絡有效降低到可控的范圍，一是因為關系網絡使信息異常充分，并產生了“強制信任”，二是因為關系網絡擁有強力的懲罰措施——違規者逐出，這一措施之所以有效，除了交易困難使黑車販子必須依賴關系網絡外，警方威脅因素也發揮了關鍵作用。經濟利益可以使黑車販子產生違規沖動，但在安全面前，他也必須三思而行。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敘述并不是目的論式的，而僅是對發生事件的抽象表述，黑車販子并不先存在這一套邏輯并依此開展行動，其先后順序也只是大致的，在實際中可能相互交織。
從火車站黑市不會黑社會化的角度探討經濟活動與關系網絡的相互塑造，一個常見的邏輯是，地下經濟活動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溫床。如果不考慮黑社會化的政治意義，而僅從經濟角度看，黑社會化實際是組織化，組織的作用是通過內部科層制結構以降低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Coase，1937；Williamson，1975，1981；Williamson and Quchi，1981）。在火車站黑市，黑社會化意味著科層制取代關系網絡，但它能降低交易費用嗎？答案是否定的，科層制并不適合火車站黑市所面臨的市場環境和交易方式，因而黑市經濟活動的特征和需要會杜絕關系網絡黑社會化的可能。
具體而言，第一，火車站黑市交易活動的關鍵是大量的中介行為。但科層制結構對內部中介活動的定價是非常困難的，但沒有定價就不能進行利益分配（Eccles，1981），而關系網絡可以避免這一問題。
第二，黑車交易需要信息的快速流動，但科層制有可能讓信息傳遞的效率降低（Granovetter，1985）。在本案例中，如果按照科層制的方式，買家信息必須先向上匯報，再由分配者向下分配，信息傳遞將更加耗時，并且會受分配者不在場的制約。而在關系網絡狀況下，不需要特定的路徑和個人，任何兩個或多個黑車販子之間都能及時傳遞信息。
第三，科層制可能使監督更困難，從而降低信任和增加潛在違規（Granovetter，1985）。本文分析認為，由于關系網絡中信息的充分流動，幾乎所有交易信息都是群體共享的，人人都是監督者，因而監督非常容易，違規的難度很大，信任也因此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但如果按照科層制的方式，監督只來自于上級，上級的信息又是不充分的，那么下級的違規行為就會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