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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對貨幣供應量的看法。近年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一度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增加。在經濟總量達五六十萬億元的情況下，貨幣供應量早已超百萬億元，貨幣供應總量幾近經濟總量的一倍，于是人們驚呼：貨幣供應量太多了，銀行流動性過剩，錢多了不值錢了。從絕對數量看貨幣供應量的多少，似帶有較濃的感彩，應找一個科學的參照物。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判斷貨幣供應量的多少，一般用物價和利率這兩個指標較為合理。但這兩個指標也使人們感到茫然，那么我們接下來再看這兩個方面。
第三是對物價的看法。在宏觀經濟中考察物價，一般用消費物價指數（CPI）的變化來度量。2016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處于國際上典型的低通脹狀態。世界上許多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將通脹的控制目標一般定在消費物價上漲2%以內。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對物價的感受要比統計數據所反映的強烈。教育、醫療、娛樂、蔬菜和食品價格以及房價不同程度的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們對物價基本穩定的感受。實際上，近年來的物價有漲有跌，跌得較多的是家用電器、計算機、通信、汽車、電視機等。統計的物價水平和感受的物價水平兩者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反映了消費結構變化對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這種消費結構的變化目前還處于量變的階段，一旦深化為質變，則應通過改變核算制度予以準確反映。因此，對物價的判斷，統計的沒錯，人們感受的也沒錯，問題的關鍵是目前還未到從量變到質變進而影響宏觀政策決策的階段。
第四是對利率的看法。利率是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價格型工具，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取得決定性進展，利率的市場彈性正在逐步擴大。現存的主要問題是，官方利率與市場利率出現方向性的背離，利率對資金供求關系的反映出現不同的信號，這增加了對形勢和政策的把控難度。2016年中央銀行確定的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2%，貸款利率低于5%，扣除物價因素影響后的實際利率，存款利率為負數，貸款利率約在2%左右，已屬典型的低利率。但與此同時，具有市場利率屬性的民間借貸利率，一般在三分以上，常見的在四五分，有的甚至更高，趨勢還在繼續上揚，已屬典型的高利貸。官方利率反映貨幣供應量寬松，資金充裕；而市場利率反映貨幣供應量偏緊，資金短缺。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融市場上的這種強烈反差呢？是貨幣需求問題，還是貨幣供應問題，亦或是貨幣的傳導機制問題，人們在茫然的同時，紛紛指向資金脫實向虛。
五是對資金脫實向虛的看法。所謂資金脫實向虛，一般是指在貨幣寬松，銀行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銀行有錢也不貸給實體經濟企業，而將這些富裕的資金投向同業往來或融資票據，通過同業之間融資產品的利差或費差來獲取豐厚利潤。在實體經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的大環境下，人們將這種金融同業之間的大量資金運用，斥之為資金脫離實體經濟，在金融這個虛擬經濟圈中自我循環周轉。更有人將這種金融同業之間的大量資金運用，斥之為資金脫實向虛的“空轉”！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這個理念在中國這樣一個需要實業立國的大國環境下，在任何時候政治上都是正確的。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是否意味著應把所有的資金均投向實體經濟企業才對呢？也不盡然。因為在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是相伴而生的。針對實體經濟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貨幣的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針對現代虛擬經濟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貨幣的儲藏手段；而且，在貨幣的價值尺度這個功能上，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在市場定價上具有相互比對驗證的機理。因此，對虛擬經濟也應有一個科學的認識。前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若與經濟增長和物價對比，2016年廣義貨幣（M2）增長超過11%，顯得偏多。但考慮虛擬經濟吸納的具有財富儲藏功能的以各種金融投資形式存在的大量貨幣，以及物價水平的低位穩定，應該說當前的貨幣供應量是基本適度的。虛擬經濟在本質上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
以上從短期經濟運行角度，考察了人們頗有爭議的五個問題。認識這些問題，有些具有穩定的核算基礎，相對來講容易辨清；有些核算基礎欠缺，增加了認識的難度。有些經濟現象似乎符合經濟學原理，容易形成共識；有些經濟現象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用經濟學原理很難解釋，容易形成分歧。
若我把眼光放得更宏觀和更長遠一些，則對問題的認識有可能更深入。從中長期經濟發展看，經濟增長的動力，根據一些經典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來自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這個結論正適應中國現階段的經濟運行。不論我們感知與否，也不論我們承認與否，中國經濟現正處于深度的結構調整之中。
首先，人們的消費結構正在進行深度調整。隨著改革開放和信息技術的進步，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習慣和消費行為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眾化和多元化并存，一些新興的消費方式，既帶來了經濟的活力，也帶來了經濟核算和經濟管理的難度。這導致一些經濟活動很難用傳統的經濟學原理來解釋，經濟理論的創新趕不上經濟實踐的創新，增加了人們認識問題的難度。
其次，就業結構在持續發生重大改變。我國的就業統計目前只包括城鎮正式在編職工，對于農民、進城的農民工和大量的非編制職工，目前就業統計核算并未覆蓋。過去是靠單位安排工作，現在是找工作，除公職有編制約束外，大量的自由擇業和自謀職業者，已成為主要的勞動生力軍。而且，除了法律禁用童工外，除了公職單位有到齡退休的約束外，大量非公職單位，自愿就業、自愿退休或退休返聘已成常態。這種就業結構的變化，既對消費有影響，也對產業發展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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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系統是一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 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演變的過程,是一個連續的“發展”和連續的克服“不可持續”問題相結合的過程,要尋找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變階段劃分的理論依據,就不得不對“發展”階段劃分的理論依據作一簡要分析。發展階段劃分理論依據是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關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劃分理論。經濟學從生產力的角度, 以社會生產的不同技術形式為依據,將社會發展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時代,加上后來的信息時代,實際上把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劃分為五個時代。西方經濟學家從發展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角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進行了側重于生產力標準方面的劃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斯托從發展經濟學角度來劃分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他吸收了各學派的理論與方法,從生產力發展史的角度把人類社會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和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20世紀80 年代后西方經濟學家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從信息經濟學或知識經濟的角度,依據經濟的目標及制約因素的不同來劃分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把人類社會劃分為農業經濟社會、工業經濟社會和知識經濟(或信息經濟)社會三個階段,以后又增加了后農業經濟和后工業經濟兩個轉變時期。我國學者根據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理論,按生產力水平劃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為五個階段:農業經濟社會階段、向工業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工業經濟社會階段、向知識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知識經濟社會階段。
二、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階段劃分理論構想
《中國可持續發展林業戰略研究總論》依據歷次國際林業大會主題,將世界林業發展進程分為五個階段:森林原始利用階段、木材過度利用階段、森林資源恢復發展階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階段和可持續林業發展階段。《中國現代林業》對世界林業發展依據森林資源的消長狀況,結合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森林經營方式,森林利用情況等六方面,將世界林業發展階段分為:森林原始利用、森林工業利用和現代林業3 個階段。根據社會歷史階段、人類需求、森林經營利用等方面,把中國林業劃分為4個發展階段,即狩獵林業、農耕林業、工業化林業、走向可持續林業。將現代林業建設劃分為過渡階段和提高階段兩個發展階段。如果把林業發展的5 個階段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5 個階段作對應比較,森林原始利用階段較好的相對應農業經濟社會前期階段,木材過度利用階段較好的對應于農業經濟社會中后期階段和向工業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森林恢復發展階段較好的對應于工業經濟社會階段,森林多功能利用階段則較好的對應于向知識經濟過渡的起飛階段,可持續林業發展階段相對應于知識經濟社會階段。對應劃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為發展過程是漸變的,不同階段的邊界是模糊的,里面會有交叉和重疊,但大致是吻合的。這樣把林業發展的階段與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相對應起來,階段的劃分有了理論依據。縱觀林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文獻資料, 對可持續發展指標的綜合評價研究一般是按照綜合評價的指標值,給可持續發展劃分等級,對林業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階段劃分研究極少。不管林業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系統特點如何,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階段劃分上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借鑒我國著名學者馬傳棟對煤炭、農林及上海市區域可持續發展階段的研究,把林業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過渡劃分為四個階段:不可持續發展階段、可持續發展過渡階段、初步可持續發展階段、較高可持續發展階段。這一劃分與我國林業將可持續發展一般分為極不可持續發展、不可持續發展、弱可持續發展、中可持續發展和強可持續發展5 類狀態基本是一致的。可持續發展是一種理想境界和狀態, 是一種發展的動態過程,它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向前發展,只能逐步地接近它,而不能完全達到它,因此4 個階段的劃分更具合理性。
三、發展中國有林場或國鄉(群)聯營林場遇到的問題
1.國有林場及森林苗圃或國有墾殖場改制后,用于置換職工身份而歸個人經營的山林,其林地所有權仍歸國有不變,林地的使用權和林木的所有權按合同約定處理。但屬國鄉(群)聯營的山場不得用于置換職工身份。
2.國有林場(圃)改制后,將山場劃歸所在地的鄉或村集體經營管理的,其林地所有權歸國有不變,其林地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使用權,按縣人民政府規定的予以規定,或補充完善落實。
3.國有林場聯營山場中有農戶的自留山、責任山,在聯營合同到期之前,應保持穩定,不能單方面終止合同。林改后,如果林場與農戶分成比例中,農戶所得偏低,可以通過協商,適當提高農戶所得分成比例,補簽聯營合同。若林改前是以集體與林場簽訂的合同,參照上述辦法解決。
4.在林業“三定”時和以后的山林權屬爭議調解處理中,對于時期,贈送或劃定給國有林場或社(鄉)辦林場的山場權屬問題,本著尊重歷史和面對現實經營狀況的原則,絕大多數的山林權屬已經得到了明確定權和由縣政府發證。個別遺留的一些權屬有爭議的山場,只要國有林場或鄉辦林場能出示當時雙方簽訂的協議書或贈送書,并經政府機關簽章批準,同時自贈送或劃定以來,一直由國有林場或鄉辦林場經營管理的,其山林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歸國有林場或鄉辦林場所有不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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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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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植根于對結構剛性根源的不同看法：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市場失靈，是由不正確的價格信號所外生決定的，而這些價格信號又被壟斷、或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等因素所扭曲。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法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礎設置的落后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配置并不能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利潤。
同時，舊結構經濟學持有世界兩極化這種相當局限的看法，認為僅有“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這兩類國家之分，因而也就相應地用兩點分布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在內的發展連續頻譜。
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極分化的看法，使得舊結構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而這一點正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
舊結構經濟學家總認為外在的、政治和經濟都占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讓初級大宗商品的價格進入下降的惡性循環，使得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依附于發達國家的受害者；而新結構經濟學卻否定了這種依附理論，認為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世界里，參與世界復雜多樣的分工正是發展中國家克服不利的歷史趨勢的機遇，借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經濟增長，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主要區別，在于對經濟管理中關鍵工具的運用方式不同。
舊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是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核心手段，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嚴格控制的匯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數產業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都是這種系統性干預的組成部分。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視進口替代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順產業階梯而上的自然現象，只要替代的產業符合變化后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新的比較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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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雖然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邏輯性以及具體表現等基本問題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不可否認，“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最重要的經濟學熱點主題之一。越來越多的知名學者參與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討論甚至爭論之中，密集地發表了數量眾多、層次較高的論著。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經濟學界對于當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同時，這些討論已經將“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從現象判斷、經驗分析和戰略推演推進至理論研討層面。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成為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結點。
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就是在經濟學基礎理論中探尋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依據和模型基礎，依托基礎理論的框架和模型將現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時深化人們對于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認識。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討論的問題和思想，已經突破了現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和解釋力，那么就有必要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進行相應的發展和完善，當前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進經濟學相關框架和模型的理論價值。因此，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是研究的必然趨勢，學者們也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們發現，就現有文獻而言，當前學者們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經濟學基礎，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處。如果能夠進行更為深入的探尋，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個更為可觀的理論圖景。通過初步研究，我們發現“中等收入陷阱”還存在一些更具理論深度的經濟學基礎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
二、問題的提出：現有成果評析及“再發現”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識和理論思考
雖然明確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于2007年世界銀行在北京的報告《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觀點卻出現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開始，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1]，可視為當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時任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兩會期間概括了“拉美現象”。他認為“人均GDP達到1 000美元以上，邁上重要歷史臺階，但是要警惕‘拉美現象’”，即“登上這個臺階以后，經濟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社會矛盾突出，甚至加劇兩極分化和社會震蕩”[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銀行所劃定的“中等收入國家”的界定標準②，馬凱的概括已經是與“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較清晰的表述了。當然，據此認為在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經獲得全面系統的研究，甚至認為世界銀行“炒冷飯”也是不恰當的。首先，由于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拉美現象”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國內關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討論，未能挺進至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研究領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視為“參照性案例”和“個案現象”，并未引發學者們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其次，世界銀行將在此之前國際上已經廣泛討論的現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這個新背景就是世界銀行關于東亞經濟發展現狀的基本判斷和預見：2006年，東亞地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一旦越南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實現），那么東亞地區將有超過95%的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東亞地區的未來將主要取決于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和表現”。基于這一背景，如果東亞諸國也在“中等收入階段”陷入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圍而言，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遭遇經濟增長困境的現象就不再是“拉美個案”，而是全球多數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演變為一個需要認真審視的東亞問題，以及需要深入討論的可能具有普遍意義的階段性問題和理論性問題。
另一方面，隨著東亞諸國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全球范圍內的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也將逐步從“低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起步問題，轉變為“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不僅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會引發深入的理論思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和麻煩，不僅僅出現在經濟的低收入階段和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
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集中在“低收入階段”，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資本積累問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會“一帆風順”，這一觀點，并不是經濟學家明確堅持的觀點，但是至少可以視為發展經濟學和經濟階段論學者習慣的“話外音”。在此我們可以簡單試舉兩例。在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中將經濟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民眾的高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雖然羅斯托也認為從“‘起飛’階段到”到“向‘成熟’推進階段”大約需要 60年左右的時間，但是關于“起飛”的比喻還是容易將人們引入“起飛”前艱難積累與“起飛”后騰空躍進的聯想。因此，提到羅斯托的“階段論”，困難集中在“起飛”之前，起飛之后會順利實現增長的觀念，幾乎成為“題中應有之意”。如果這一觀念在羅斯托的表述中尚屬“聯想”范疇，那么，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劉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確：“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去理解一個由原先的儲蓄和投資占不到國民收入4%或5%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經濟的過程。它之所以成為中心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包括用資本的知識和技術）”[3]。劉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讓人們認為，只要解決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問題，或者只要度過了最為艱難的積累階段，有了收入和資本，經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什么大的問題。另一方面，像“貧困的惡性循環”“低收入陷阱”等理論，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討論經濟增長的困難，在解決了低收入階段的生計問題和資本積累問題之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困難則很少被提及。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銀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警示世界多數發展中國家可能在度過“低收入階段”的困難之后，將遇到的新的困難，既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也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實，也已經有學者開始討論進入“高收入階段”之后的歐洲所出現的“高福利病”或“歐洲病”[4]。
將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引入不同收入階段都可能出現的階段性的困難，消除傳統上“有了收入和資本積累就會一帆風順”的習慣認識，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發的理論思考。
（二）階段論和陷阱論：傳統提法，仍需明確方法論源頭和基本模型
雖然部分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對于發展經濟學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并非無源之水，它只是發展經濟學習慣稱謂的自然延續。“中等收入”標識了一個經濟發展階段，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劃分不同的階段，是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傳統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則是發展經濟學描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困境的習慣稱謂。
除了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論，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階段劃分論、李斯特的經濟階段論、錢納里的工業化進程階段論、霍夫曼工業化階段論、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階段論等，都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劃分方法。世界銀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國家”到“高等收入國家”的階段劃分，是這一傳統的延續和規范化。隨著“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開，日本學者大野健一就從產業升級的階段劃分入手，闡述了“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重視國際直接投資（FDI）的作用，以人力資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釋“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五階段”的重新劃分[6]，也被用于闡釋東亞諸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困境也是發展經濟學的習慣做法。例如馬爾薩斯人口模型所強調的經濟增長困境，在發展經濟學中通常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或“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納克斯“貧困的惡性循環”也被稱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爾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區的“一個便士的資本主義”，也將落后的停滯狀態視為一種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Mark·Elvin針對中國經濟史的“李約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說[7]，姚洋通過動態均衡模型證明了中國土地投資回報高于工業回報的“均衡狀態”導致中國錯過了科技革命[8]。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探尋還是卓有成效的。就現階段形成的基本共識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停滯現象，將這種可能的困境描述為“陷阱”也只是發展經濟學的學術習慣使然。發展經濟學的常見的“階段論”和“陷阱論”，可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但是，把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努力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還存在明顯的不足。在理論上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是什么方法論工具和經濟學思想，能夠為“階段劃分”提供一個堅實的方法論源頭？換言之，“階段論”的經濟學基礎又是什么呢？我們所看到的發展經濟學“階段論”，通常是學者依據其關注的經濟問題，從某個視角結合歷史經驗所做的“階段性分割”，將這種劃分與“階段性出現的經濟發展困境”相聯系，明確相應的劃分標準，并將這些劃分標準納入經濟學基礎理論進行解釋，進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這一切都需要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源頭，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同樣需要一個與之匹配的方法論源頭。
第二，既然經濟增長的困難不僅出現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構建一個能夠兼容不同階段的周期性困難的經濟學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礎上討論“中等收入階段”所面臨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僅停在某個收入水平上的“個別分析”，一個既能區別不同收入階段的“階段性特征”，又能將不同階段的“均衡”納入統一分析框架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探尋的最終目標。
（三）比較優勢論：應納入開放條件下的重要理論支撐
通過比較優勢，或“動態比較優勢”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尋“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學基礎的另一個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認為經濟增長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現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國家具有人力資源和技術等比較優勢，能夠保障經濟的高速增長，低收入國家則具有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可以支撐高速的規模擴張，但是中等收入國家的比較優勢則相對不足[9]。在國內，張其仔通過動態比較優勢的“H-K”模型指出了我國“比較優勢斷檔風險”[10]，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撐。蔡昉也認為基于比較優勢和動態比較優勢的研究“暗示了一個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論解釋”[11]。
然而，以“比較優勢缺失”來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在邏輯上一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是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的，其意義在于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如果說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易中的狀態和地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經濟增長，那么，這種“外在于”國家經濟增長“內在規律”的因素，是如何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顯然，從“外在因素”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個有待添補的邏輯環節：為什么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對外開放和比較優勢？對外貿易和國際市場等“外在因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也說明，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經濟學基礎方面，“比較優勢論”只能充當開放條件下的一個必要的理論支撐，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相關模型在開放條件下需要納入和統一到“內在規律”分析框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能獨立充當“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
（四）“再發現”的方向：源頭、模型和開放性
綜上所述，要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進行“再發現”，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個方向。第一，一個能夠解釋經濟發展階段性差別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源頭。第二，一個基于上述方法論源頭能夠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的，同時又能標明階段性差異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論源頭和規范的模型最好能夠就“比較優勢”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機理進行較為清晰的解釋。顯然，這三個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較大的難度，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難以深入下去的癥結所在。
三、方法論源頭：金融外部經濟
比較發展經濟學的經濟發展階段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發現：“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其關鍵在于“結構重要”命題以及產業關聯機制。將“結構約束”和“經濟效率”相統一的金融外部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方法論源頭。
（一）結構重要：從階段論與周期論的比較研究開始
“發展階段”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如果關注點集中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相鄰發展階段之間的過渡等問題，那么，僅僅關注“波動規律”的“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工具，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被抽象掉的“結構性差異”則顯得非常重要。本部分從“階段論”和“周期論”的差別開始進行討論，將闡明由于抽象掉了結構性差異，“經濟周期理論”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長期規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關鍵的內容。過度依賴“經濟周期理論”，忽略結構性問題，可能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上解釋力不足的重要緣由。這為我們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確定一條較為清晰的理論指向。
我們的分析可以從這樣一個“總產出”公式開始：
Y=A·F（L，K），
其中Y表示產出量，A表示技術水平，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數量。
這一公式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所普遍采用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出規模”，被抽象為一個統一的加總的指標“Y”。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討論的“經濟總量”和“經濟規模”的增長和波動，也是這個“總產出”的增長和波動。這種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共識。很明顯，這種處理已經將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歷史現實卻表明，結構比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顯著的，這一差別一直被視為比“人均收入”更為重要的劃分經濟發展階段的“關鍵指標”④。可以說“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抽象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內容之一，也導致經濟學基礎模型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異。
當然，任何一個理論都沒有必要囊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所有特征。“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辯解。但是，當我們關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困難”時，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為解釋對象時，這種“抽象”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同時被“抽象”掉的正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產業之間的結構約束和供求關聯機制。
當學者只關注一個抽象的“總產出規模”時，其假定的不僅僅是“對不同產業的結構比例不再關注”，還包括“生產出的東西都能夠找到相應的交易對象進行交換”。回顧一下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不難發現，“國內生產總值”即“總產出”在市場上可能遭遇的銷售困難，只來自于總支出和總需求方面，只有支出總量和需求總量的不足，才構成這些“總產出規模”在市場上的銷售困難。換言之，“只要貨幣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間的市場交換將不會出問題。因此，以此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必然將經濟周期波動、就業不足、物價波動和經濟政策的關注點集中于“貨幣總量”等指標上。
如果我們將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納入視野，我們將發現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夠在市場上順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對象。這就是產業之間的“供求關聯”。任何一個產業的產品，都需要與其他產業部門相交換。在一定時期內，或者說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各產業之間彼此的“供求關聯”是相對穩定的。因此，某一個產業規模的擴充，必然要求其他產業規模的相應擴充，否則，“單獨擴充”其規模的產業，將由于“交易對象”的不足，而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上游產業生產的原料和中間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銷售價格（購買其產品的部門生產的“交易物”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關鍵困難”表述為：任何產業部門的擴張，都依賴于那些與之相關聯的產業部門的“協同擴張”，否則“單獨的擴張”將受到懲罰。相應地，這一機制也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當與某一產業相關聯的多數部門或者主要部門已經實現了擴張，那么，這一產業的擴張將是“自然的”“順暢的”，甚至是“強制的”。這一原理意味著，從“經濟結構”視角對經濟總量波動、就業量變動和經濟政策等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根本性解釋，這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長期忽略的一個根本性解釋。
其實，在經濟學中，這種“結構因素”和“關聯機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增長問題，在經濟學中被視為“擴大再生產”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不僅僅是總體產出的問題，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和關聯問題，必須被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著名論斷：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于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說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12]
因此“社會總產品”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的C+V+M，而是區別為兩個不同部類的I（C+V+M）和II（C+V+M），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兩個部類之間在結構和比例上都要服從相應的等式要求：簡單再生產條件下I（V+M）=IIC，擴大再生產條件下I（V+V+M/X）=II（C+C）。違反這些比例結構將會形成“價值革命”，導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這種“結構約束”是引發危機、阻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和總需求政策問題，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
總之，抽象掉了各產業之間的結構比例，不僅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忽略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困難”，經濟結構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二）金融外部經濟：結構與效率相統一的方法論源頭
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包含了可以處理結構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大量有價值的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慮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發展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我們還是從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脈絡中明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論源頭。
金融外部經濟就是這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關聯機制的方法論源頭。實際上，金融外部經濟也一直充當著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產業部門之間的交互依賴。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統論述了“技術外部經濟”和“金融外部經濟”概念，并將羅丹的研究視為對金融外部經濟的應用。自此，金融外部經濟成為討論不同產業、不同區域結構性依賴的關鍵方法論基礎。西托夫斯基也被視為金融外部經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實，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經濟概念，是經濟學家維納于1931年提出的。
我們認為，金融外部經濟是操作結構性差異、產業關聯機制的關鍵的方法論源頭。要闡明金融外部經濟的方法論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點，對金融外部經濟進行剖析。
1931年，作為對經濟學界20世紀20年代“成本大爭論”的總結，經濟學家維納在《經濟學》期刊發表了著名論文《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系統闡述了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見成本曲線，同時也在分析中明確提出了“金融外部經濟”（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經濟可以表述為，由于對服務和物質產品整個產業的購買量增長所導致的服務和物質產品價格的下降。產業A的金融外部經濟可能是其他產業B的內部經濟或外部經濟，如果產業A購買了更多的服務或物質產品，它們的價格將下降，因為產業B可以用更低的單位產品生產出這些產品”⑤。這是金融外部經濟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從這個表述中不難看出，金融外部經濟實際上是外部經濟的報酬遞增機制在產業關聯領域的延伸和應用，是報酬遞增機制與關聯機制的結合體。
產業關聯是各產業產出規模之間的交互依賴。而報酬遞增機制則是規模與效率之間的密切關聯，是指生產規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導致這一機制的原因包括：規模擴大為更為專業化的分工提供條件，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產規模提高了對固定資本的利用效率，使單位產品分攤的固定成本減少，等等。所謂金融外部經濟就是指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受到與之存在供求關聯的部門的生產規模的影響。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將“產業關聯機制”所描述的“規模聯系”和“結構依賴”，推進至“效率聯系”和“技術聯動”。在金融外部經濟的視角下，由于各產業規模之間的必然聯系，各產業以規模擴張為基礎的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相互關聯、相輔相成。
這一原理最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楊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經濟的表述更為貼近本文所關注的“結構因素”“產業關聯”“技術進步”等內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廣泛分布于高級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領域，因此本文選擇“金融外部經濟”來指代這一原理。關于這種依賴和關聯機制，克魯格曼將其表述為：“這種循環關系意味著一國可能會經歷自我強化的工業化（或者無法實現工業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
金融外部經濟只是描述了各產業之間相互關聯的“結構依賴”和“效率依賴”。那么，如何將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發展障礙”呢？
實際上，發展經濟學的“平衡增長”理論，例如“大推進”理論、“貧困的惡性循環”等理論，都是從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經濟”的思想，同時也是對“發展障礙”問題的模型化解析。但是，這種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說并不完全符合經濟學模型所要求的嚴謹的學術規范。由赫希曼發起的對“平衡增長”理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這一理論的失敗。其實，赫希曼的“產業關聯”機制、“關聯效用”和“主導產業”等理論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經濟基本思想的另一個表達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卻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夠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觀點。這也是金融外部經濟理論在后來需要被重新發現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經濟
20世紀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經濟為基礎的“大推進”理論等“超發展理論”重新被相起關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對“大推進”理論的模型化。克魯格曼將這種模型化的成果稱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較為簡化的數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們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經濟的核心思想，提供一個更為簡潔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彈性供給假定。將我們討論的范圍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門的城鎮工業化部門，除了這些部門之外，還存在一些能夠為這些部門提供彈性要素供給的低效率地區或低效率部門。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經濟”為前提討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只要一國經濟仍存在城鄉差異、區域差異，存在一部分部門為另一部分部門提供具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我們的分析就可以進行。由于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發展中國家往往無法實現完全的市場化，部門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效率差異普遍存在，且整體經濟增長的表現主要依賴于效率較高的工業化部門，所以，這一假定對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研究還是可以接受的。在歐盟，其勞動力、資本流動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國家，這樣的彈性要素供給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產業關聯機制。國民經濟存在眾多部門，一個部門能夠獲得的“回報”取決于這個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交換”。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門產業規模都相應提高后，這個部門所獲得到的回報，即收益才能相應提升。
第三，存在規模報酬遞增機制和離散的技術分布。隨著規模的提高，每一個產業在不同的生產規模上單位要素的產出效率提高，促進企業采用新技術，即更高的生產規模意味著高技術水平的人均產出會提高。但是，技術是離散分布的。同時，更高的技術也意味著單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們可以假設，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會高于技術所取得的產出的增長幅度，即只有在經濟方面“合算的”⑧技術才會被采納。
如圖1所示，生產規模從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別為FA、FB和FC，其中生產規模越大，技術水平越高，例如生產規模的要素使用量達到FB時，可以采用更高的技術，從而QB/FB>QA/FA，同樣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術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價格，單位要素價格計為W，其成本計為C。
由于存在“要素彈性供給假定”，我們可以將分析限定在各產業部門的規模持續擴大的規模擴張式的“經濟增長”背景之下。在這一背景下，依據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似乎經濟增長會“一帆風順”地進行下去：各產業的生產規模越大，單位要素的產出越高，同時產出規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報酬的提高幅度，工業化部門會持續擴張下去，其效率水平會越來越高，人均收入也會越來越高。但是，由于存在“產業關聯機制”，模型的結果將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產業間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關聯機制，一個產業部門在相互關聯的市場交易關系中能夠“換得”的產品，取決于其他產業的生產規模，這些在交易中所換得的產品，就是這個部門的“實際收入”。這個“實際收入”并非取決于這個產業自己的生產規模，而是取決于那些與之交換的各部門的產出規模。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采用“新技術”后“要素成本”的上漲幅度低于生產規模的上漲幅度，但是，如果其他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未出現擴張，那么，產業的“實際收入”將不會增長，因此，擴大生產規模、采用新的生產技術，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產業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到新的水平上，新技術才是合算的。所以，經濟系統并不會自然的持續擴張，絕大多數產業的規模被確定在某一個水平上時，各產業最優選擇的均衡點，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產規模和更高的技術，而是保持在原有技術水平上。
因此，隨著各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由小到大，經濟系統“均衡機制”的結果不是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而是會存在多個離散的均衡點，越大的生產規模，對應著更高的均衡點、更先進的技術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必須所有產業部門的生產規模都相應擴張，才是“合算”的，任何一個產業部門單獨擴張，將會因為“實際收入”增長滯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長而變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產規模才是符合“均衡機制”要求的最優選擇。相對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點”而言，較低水平上的均衡點，就是發展經濟學中所說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相統一的“陷阱論”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時，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布賴恩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上，系統論證了經濟系統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布賴恩的分析也是以“報酬遞增”機制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論和研究思路的差異，布賴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視為“演化經濟學”等理論的代表。在這里，我們可以借用布賴恩的術語，對于經濟系統交易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提出一個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釋。
任何一個均衡點，都可以通過“成本—收益”機制促使經濟系統向均衡點移動。如果A、B、C三點分別代表低、中、高三種收入水平。以B點為例，當經濟系統從低于B點的收入水平接近B點時，各產業之間以QB為基礎的交易關系逐步形成“均衡機制”。這時，各產業所面臨的市場交易規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產業規模的擴大形成“正向激勵”，各產業的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會受到均衡機制的“吸引”進入B點。這種情況下“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現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動，形成良性循環，構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自我強化”機制。但是，一旦經濟系統進入B點，各產業部門以QB為交易量的市場供求關聯最終形成，當經濟系統試圖繼續擴大生產、改進技術、提高收入時，以B點為中心的“均衡機制”同樣會發揮其“吸力”，在某些產業部門擴大生產時，需要面臨其他產業部門較小的生產規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導致收入增長滯后于成本上漲，甚至收入無法增長。產業規模擴張面臨“均衡機制”的“懲罰”。這種情況下，同樣是市場“均衡機制”的動態作用形成的“吸力”，卻表現為經濟系統難以實現“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鎖定效應”。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動態機制可以表述為：經濟系統“規模擴張—技術進步—收入提高”的動態過程，隨著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術水平由低到高，經濟系統將在經過不同的“均衡點”時，交替出現“自我強化”的良性互動和“鎖定效應”的惡性循環。這是對中長期經濟周期，尤其是伴隨著技術進步的經濟周期的另一個“結構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進入均衡狀態的經濟系統所面臨的“鎖定效應”，就是各種“陷阱說”的經濟學基礎。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為階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論支撐
上述分析還未在模型中引入階段性的“結構性差異”。實際上，技術變革本身，就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差異”特征，不同的技術水平，往往對應著生產部門之間不同的分工關系，不同的中間產品鏈條和產業間不同比例結構的差別。
最為典型的“結構性差異”模型莫過于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技術進步被處理為“資本有機構成”即C/V的提高，而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對應著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即第一部類在總產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雖然“產業關聯”可以將這種“結構性差異”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結構差異”的引入本身，也會形成對經濟發展障礙的另一個有力的解釋——由于產業之間從一個均衡點到另一個均衡點，經濟系統需要適應產業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那么，調整的困難還將進一步增加：各產業之間的交換數量需要發生相應的調整，調整的過程中必然需要部分產業承擔收益與成本變動，某些產業可能會因此而受益，另一些產業則會因此而受損。“新結構”的形成，會比原有的結構約束面臨更多的風險和困難。當然，這一要素的引入也說明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具有統一性。
五、對策悖論與開放條件：“比較優勢重要”的模型解釋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經濟系統進入某一個均衡點，固守于“均衡點”就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對策往往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對策悖論”。但是如果將封閉條件下的“均衡狀態”推廣到開放條件下，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均衡機制”所形成的“鎖定效應”將獲得緩解。這也部分地解釋了“比較優勢重要”命題。
（一）“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
“鎖定效應”下的對策悖論就是“市場”與“計劃”之間的悖論，換言之，就是政府干預與否的悖論。按照“大推進”理論的邏輯，各產業在結構約束下的發展，需要產業規模“協同擴張”。然而市場機制則很難實現“有計劃的協同”，完全依托自發的市場均衡機制，其作用將不是“推進”，而是“鎖定”。因此，政府干預下的投資和“推進政策”成為發展經濟學重要的政策主張。然而政府的推進并非是單獨對某一個產業領域的支持，而是對各產業協同擴張的“大推進”，即對整體國民經濟的系統干預。實踐證明，這種干預在推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往往會形成對市場價格機制的破壞。除一系列“尋租”和“腐敗”問題外，更為嚴重的負面因素在于市場機制的運行規則可能因為政府的過度參與而受到損壞，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場機制進行政府干預，利用“稅收杠桿”等手段，通過市場機制施加政府的影響，也許是最佳選擇。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預，又防止市場損害市場活力，其“分寸”是很難把握的。通常，這種“最佳選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狀態”。
（二）對外開放克服“對策悖論”
對外開放是克服上述“鎖定效應”，更具可操作性的對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對于“獨自擴張”部門進行懲罰的，正是封閉的經濟系統中產業之間的關聯機制。實際上，要克服這種“鎖定效應”，除了要求各產業部門在生產規模上實施“協同擴張”的“平衡增長”外，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暫時地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約束。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就是突破這種“關聯機制”的有效選擇。
在開放條件下，具有出口潛力的部門的“獨自擴張”將不再受到“關聯機制”的約束和“鎖定效應”的限制。生產規模擴大后，可以將更多的產品銷往國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國內市場各部門所提供的“交易規模”的限制。同時，“出口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還會通過“關聯機制”的作用，帶動其他相關部門的擴張，從而拉動經濟系統逐步脫離“均衡點”。當然，這種“開放政策”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一國需要具備能夠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而且這種比較優勢，需要在一國在脫離“均衡點”之前持續存在，或者不同“比較優勢”之間的銜接不會出現“斷檔”。否則，如果“比較優勢”在經濟系統進入到下一階段的“自我強化”之前就被耗盡，或者其力度嚴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國經濟在脫離“均衡點”的過程中，面臨重新回歸“均衡點”的“鎖定效應”，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出現“倒退”。另外，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分工也要受到國際市場風險的影響。全球范圍內的系統性風險將導致一國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的根本規律依然根植于一國經濟自身的條件，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所提供的僅是部分產業部門生產規模的“調整”，使國民經濟的“結構約束”出現一定范圍的“伸縮性”。但是最終的經濟發展動力必須源于國民經濟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市場活力。因此，過渡依賴國際市場，放棄合理的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建”和“回歸”，無異于放棄了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最終會因“比較優勢”的耗盡或國際市場的動蕩而遭遇打擊。
六、結論與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論價值和未來圖景
綜上所述，我們可這樣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學基礎：將經濟發展劃分為不同階段，將某一階段上的經濟發展困境描述為“陷阱”是經濟發展理論的習慣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發展經濟學各類“陷阱論”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標識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結構性差異”并兼容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陷阱”因素的統一的經濟學模型。將理論源頭回溯到各類“陷阱論”的方法論基礎，即“金融外部經濟”，同時將重振金融外部經濟的高級發展經濟學“多重均衡”模型應用于解釋經濟系統周期性出現的“自我強化”和“鎖定效應”，將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較為規范的基礎模型。在這方面，經濟學所表現出的潛力和方法論優勢也值得關注。另外，這種分析也揭示了另一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圖景：以政治經濟學再生產圖式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結構論”，是解釋經濟增長、就業和相關經濟政策等宏觀經濟學經濟周期和經濟波動現象的理論基礎[16]。構建以“結構論”為基礎的動態的經濟周期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可以將長期分離的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等理論實現有效的綜合，對于各類經濟發展問題提供堅實的基礎理論模型，是一個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釋：
①也有觀點認為《東亞經濟半年報2006》已經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見明確的原文獻支撐。2006年11月份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報告》中的確涉及了東亞的“中等收入”問題，但是報告也指出，其觀點引自吉爾和卡拉斯的《東亞的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報告。
②人均收入與人均GDP之間還存在較小幅度的差異，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轉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2期。
④受購買力平價等因素的影響，“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結構”等相對性指標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種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釋議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與貨幣有關的，引涉貨幣的。從維納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斷，金融外部經濟所討論的實際上是涉及到貨幣對商品和勞務購買的，產業間的供求關聯。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在有些場合也被譯為“貨幣外部經濟”，筆者認為也可譯為“供求外部經濟”或“購銷外部經濟”。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這里使用“金融外部經濟”而不是“楊格定理”，概括這一原理，主要考慮到“金融外部經濟”與主流經濟學的關聯更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結構”和“產業關聯”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經濟”為主題的模型化努力相對較多。
⑦赫希曼認為，羅森斯坦和納克斯的關鍵思想是“平均的增長”，赫希曼通過“關聯機制”論證了“非平均增長”，其實羅森斯坦和納克斯以及其先驅楊格的論述中，關聯機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長”的關鍵因素。
⑧至少在“生產效果”上是合算的，當然，更多的產品能否獲得與之相匹配的回報，還要看市場交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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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發展的基本問題統計作為國民經濟計劃的檢查與制定工作之一，在企業，乃至國家所有部門中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統計分析成為了總結與分析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國目前形勢而言，統計學數據等有關內容并沒有獲得較為深刻的利用，統計學的重要性經常被忽視。因此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要明確統計學在整個宏觀經濟統計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識體系中的關鍵所在等，并不斷發展此趨勢，利用措施彌補數據的不足和數據質量問題，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采取現代統計學分析法，實現統計學的獨立發展，以此發展宏觀經濟統計分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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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財務戰略是企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終極目標是為確保企業戰略的實現提供均衡而有效的資金流動，即通過確保資金流動環節的風險規避來推動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長期以來，企業戰略目標是在全局性和長期性視野中實現價值增值及盈利提升，需要面對和克服的是激烈的市場競爭，在優勝劣汰的邏輯中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代價是其他同行或競爭對手的式微或破產。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財務戰略的直接目標就是確保自身資金流動情況要優于其他同行或競爭對手，其價值判斷的導向一直以來都是競爭機制。
不過，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發展及低碳理論的普及，生態學領域的共生理論跨入經濟學領域。經濟學領域的共生理論主要有兩大內涵，從宏觀學理上說，企業間及企業與利益相關方的競爭博弈和合作是不可分割的幾個方面，或者說彼此之間在特定共生圈內都是共生關系。就具體方面而言，各種企業個體乃至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之間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是相通的，在向低碳化轉型確保彼此之間的可持續發展方面來說是一致的。
在共生理論境遇下，企業財務戰略在繼續強化對抗確保自身資金流動情況于其他同行或競爭對手的同時，還要注意合作，既注意與競爭伙伴之間的合作，還要注意與投資者等利益相關方的合作，要將合作能力提升到企業核心競爭力層面，力求將雙贏乃至多贏的結果長期延續下去。當然，最終要的是實現競爭機制境遇下向共生理論境遇下的轉型。
二、競爭機制境遇下的籌資戰略分析
在企業財務戰略的各環節和階段中，籌資管理是起點和基礎，也是實現競爭機制境遇下向共生理論境遇下轉型的首要環節。
在企業創始初期，一般面臨著三種因素導致的奇特狀況——投入多、產出小、對出品質量的要求高，這種狀況決定了初創階段的企業只能盡力充分發揮原始資本的應用力度，以有限的原始資本及創始階段的團隊盡力提升出品質量、開拓市場、贏得認可度及基礎信譽；在缺乏過往業績記錄及基礎信譽的情況下，他們缺乏能力也沒有動力通過負債進行融資，所以一般只能選擇負債的資本結構。
在企業發展階段，如上三種要素的情況發生了變化，盡管基于技術研發、員工素質提升、業務橫向開拓等方面事務的需求，投入方面未必減少，但產出方面比創始階段高了，對出品質量的要求因為上一個階段的積淀及基礎信譽的協助也沒那么急迫了。另外，能走進發展階段的企業在初始階段均有良好的業績數據，都培育了一定的市場認可度，并積累了初步的融資經驗。所以，這個階段的企業在依靠原始資本及發展利潤之余，逐漸開始主動選擇通過負債進行融資，以便為企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可用資本。不過，這個階段的企業在籌資管理方面的經驗尚不充分，面臨著較大的籌資風險。
在企業成熟階段，企業核心競爭力已經形成，一般都具備了一定的品牌效應，籌資渠道也呈現多元化的格局，企業產出或者說現金流入增大。這個階段籌資管理有兩個關鍵事務，一是由企業發展速度制約的籌資需求決定了籌資管理的終極限度，二是要強化分配環節的配合確保籌資管理的可持續發展。另外，為了防止財務戰略風險，相當一部分企業在這個階段還保留有一定額度的資金留存。
三、基于共生理論的籌資戰略關鍵點分析
在共生理論境遇下，籌資戰略領域內的共生主體是企業和資本所有者，二者相互依存的關系決定了企業不斷發展階段籌資戰略的重心所在。
在企業創始初期，重點強化提升與天使投資人的合作關系。如上部分所言，創始階段的企業最關鍵的是最大化的發揮原始資本的效益和功用，對此一個關鍵前提條件就是確保原始資本的穩健，這要求處理好與天使投資人的合作關系，提升二者合作的融洽度。具體說來，一要能有效爭取天使投資人展現天使的姿態，能打造企業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二要盡力確保天使投資人所投入資本的價值增值，能確保天使投資人的投資信心和韌性。總之，與天使投資人之間的合作能力是企業創始階段的關鍵核心能力之一。
在企業發展階段，盡力優化與共生面之間的對接面。在由企業和資本所有者或投資者所組成的共生圈中，以資本市場形態呈現出來的共生面是制約二者共生度的關鍵因素。在企業發展階段，企業籌資需求越來越大，籌資途徑日趨多元化，籌資實踐有待豐富。在這個階段，企業能否成功實現從主要依靠天使投資人到籌資多元化的轉型，關鍵要看企業與共生面之間的對接面情況，這個問題往往取決于企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基礎信譽。即企業聲譽。對此，有兩個制約因素，一是企業實力，二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因為國有股的股東是以國家為代表的廣大民眾，作為資本實際所有者的廣大民眾同時又是社區人員，相對于私人個人控股者而言更注意企業履行環境責任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國有控股企業在履責方面擔子和責任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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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篇9
一、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述評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19世紀中葉的德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分裂、市場分割、經濟遠遠落后于英、法的封建郡主制農業國。當時,德國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進口的則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國內部對實行什么樣的國際貿易政策意見分歧很大。一方面,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盛行整個歐洲,大多數人都受到了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世界主義學說”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國工商業協會為核心,主張實行貿易保護關稅政策。在此時代背景下,作為德國工商業協會顧問和保護貿易學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了以保護關稅制度為核心,為經濟較落后國家服務的“國民經濟學”或“民族經濟學”的國際貿易學說體系。
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分為國內自由貿易和國際自由貿易,國內自由貿易是有益的,應在國內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建立國內統一市場,取消國內關稅,這與國民個人自由不相抵觸,但國際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保護政策與個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李斯特反對斯密等人的“世界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整體利益并非個人利益的簡單總和,“國家同個人一樣,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掛在心頭”,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其成長為一個工業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條件,即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國家主義經濟學”。
一國開展對外貿易要著眼于提高國家生產力,而不僅僅是國家財富單方面的增加。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國應實行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從經濟方面,國家都必須經過以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
而當時的德國經濟正處于農工業時期,要過渡到農工商業時期,就必須有國家實施強制性的貿易保護政策,來扶持本國工業的發展。
李斯特提出的貿易保護政策具體包括:⑴對古典自由貿易理論提出批評,他指出“比較成本說”不利于德國生產力的發展,并指責古典學派的自由貿易學說忽視了各國歷史和經濟上的特點;⑵在國家發展階段理論上,李斯特主張根據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⑶主張國家干預的對外貿易政府對國民經濟活動進行部分限制,保證國家經濟利益,從而保證個人持久利益(舉例風力與人力對森林成長過程中的作用);⑷提出了國家保護的對象應該為幼稚工業,保護手段為采取禁止輸入工業品與征收高額關稅的辦法。
李斯特保護貿易學說在德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促進了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利于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勢力的斗爭。李斯特的整個理論是積極的,他對于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應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的觀點是科學的,他關于從保護貿易為過渡和僅以幼稚工業為保護對象的主張說明他承認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的利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保護貿易政策的得失,揭示了建立本國高度發達的工業是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關鍵。
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的進步意義:(1)強調國家利益對貿易政策選擇的重要性。李斯特的貿易學說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他從德國當時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關稅保護理論,以維護德國在同英法等國的貿易中的國家利益。當今經濟全球化代表一種新型的國際經濟、政治關系,其秩序基本上由發達國家主導建立,主要體現著發達國家的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過程時就必須考慮如何借“國家之手”保障本國經濟和經濟安全。貿易自由化的內在動力來自于貿易給各國帶來的經濟利益。(2)強調工業對國家進步的重要性。工業是國家生產力之本,是一國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國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這一發展民族主導產業的思想在當今世界仍具有深遠意義。因此,工業化成為了當今發展中國家鍥而不舍的目標。(3)強調國家適度干預經濟的重要性。李斯特從強調落后國家的特殊國情、落后國家所處的較低的發展階段以及落后國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提出必須對私人經濟實行干預的主張。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壓力和挑戰,在轉變政府經濟職能的同時,更應注意強化政府調節經濟的作用,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國際協調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
李斯特的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李斯特認為農業不必以關稅來保護,這明顯是不合目前現實的。李斯特當時堅持這一看法,是因為英國的“谷物法”使農產品過剩的德國無法找到銷售市場。農業是各國目前保護的重點對象,關稅、許可證配額、進口專營等對農產品的貿易壁壘高筑,歐盟等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嚴重影響著發展中國家農業的貿易競爭力。
總之,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仍然具有很強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為當今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貿易政策提供了借鑒和啟發。
二、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對中國外貿政策制定的啟示
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已有發展所積累的經驗教訓和對發展戰略更高程度的認識允許我們借助李斯特貿易保護學說這一視角,重新審視當今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
1.國家利益的至高無上性
這是我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的首要前提。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貿易理論混同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無視國家機器的存在與國家利益的差別。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中就提出國家干預在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在現實中,國家作為國際貿易活動的控制者,既可以利用政治、外交手段架起國際貿易的橋梁,也可以出于政治目標、外交目標制定自己的貿易政策。一國對不同的國家實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正是因為不同的國家對其有不同的國家利益。在經濟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利益仍高于一切,任何一國的國際貿易政策都是以本國利益為基點的。因此,貿易政策是國家利益的產物,政府可以通過貿易政策實現其國家利益和目標。
2.通過適當的貿易保護政策,發展獨立創新型的民族工業
國際貿易競爭是各國生產力競爭的主要表現。如果想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我們要提高國內的生產力水平。根據李斯特對生產階段的劃分和貿易保護理論,我國應根據自己所處的階段和實際情況采取相應的對外貿易政策。WTO所奉行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自由貿易理論只有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適應。我國的經濟發展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科技產品和知識產權上同發達國家還有相當差距,所以中國不能盲目接受WTO的條款,而應實行適度的貿易保護政策。僅是單純的引進和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只能在短期內引進能夠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但卻是不利國家的長久發展,甚至造成惡劣的結果。中國目前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差。在結合市場機制的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要積極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對一些重點產業提供必要的創新支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知識產權發展體系,鼓勵國內自主創新項目的發展。
3.既應調整對外保護又應強化內部競爭。
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大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實施自我保護將一直是必需的,而且我們應利用國內市場龐大的優勢盡量以雙邊一對一談判的方式來加強自我保護。由于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目前保護的重點應由已相當成熟的制造業轉向尚十分幼稚的服務業。當然,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保護將須采取關稅之外的許多軟性形式,如應采用更積極的產業支持政策。不過,中國的問題一向是保護狀態下即缺乏充分的內部競爭,故而,在對局部產業有效保護的同時如何保證足夠的內部競爭及技術進步等實為必須解決的一大課題。如果二者必須擇一,長遠看恐怕是完全開放于中國更有益處,但以我們的智慧和能力,終究不必走到非此即彼的地步。
當前,我國的發展無疑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借助李斯特的學說來重新審視我國國際貿易政策的選擇。因為,這是一個最早具備了發展中國家視角的發展理論,是一個建立在扎實的歷史研究基礎上的理論,而且是一個有過成功實踐的理論。
注釋:
①費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陳萬熙譯.商務印書館,1961.
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參考文獻
[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1981.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40.
[3]朱紹文.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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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等.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1997(2).
篇10
國家安全就字面來講是國家不存在危險和不受威脅之義。本文認為，伴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關于國家安全問題的研究存在發展階段。
1現實主義的傳統安全
國家作為安全主體，所致力維護的是構成國家的四個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權獨立、、國民生命與財產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運轉，維護這四個要素的安全都是國家權力機構的職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安全是政治。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與發展首先是確保國家主權的安全，這也是傳統安全觀的核心所在。在二戰結束以后的很長時期里，占據國際關系理論主流的現實主義理論把國家權力作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研究國家利益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為傳統國家安全觀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根據。
2相互依存理論的經濟安全
篇11
1958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個10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2國外研究現狀
2.1理論貢獻。
（1）區域平衡增長論。
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Leibenstein）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區域不平衡增長論。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Myrdal）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論。
（3）區域階段發展論。
倒U型理論（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型。
（4）鐘型發展理論（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2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
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
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2）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
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
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
60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3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年）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年）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年）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4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譚祟臺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篇12
1958 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 世紀60 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三個10 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2 國外研究現狀。
2. 1 理論貢獻。
（1） 區域平衡增長論。
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 Leibenstein） 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 R. R. Nelson） 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 P. N. Rosenstein－ Rodan） 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 Nurkse） 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 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 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 O. Hirschman） 的依附理論。
（3） 區域階段發展論。
倒U 型理論（Reversed U － Shaped Theory）
1965 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 J. G. Williamson） 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 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 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 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 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 型。
（4） 鐘型發展理論（ Bell Shaped Theory）
1980 年。 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 Alonso） 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 2 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 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
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
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2） 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
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 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
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 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
60 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hi138\Com]
3 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 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 年） 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 年） 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 年） 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4 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 年） 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 hi138/Com]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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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
［5］方創琳主編《區域發展戰略論》，科學出版社。 2002.
篇1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派的主要先驅者,保護貿易的倡導人,其國際貿易理論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
2.1李斯特貿易保護理論提出的歷史背景
19世紀中葉的德國是一個政治上分裂、經濟上落后的農業國。當時,德國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進口的則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國內部對實行什么樣的國際貿易政策意見,分歧很大。一方面。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學說盛行整個歐洲,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主義學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國工商業協會為核心,主張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在此時代背景下,作為德國工商業協會顧問和保護貿易學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產力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以保護關稅制度為核心,為經濟較落后國家服務的國際貿易學說體系。
2.2李斯特的貿易保護理論的觀點
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分為國內自由貿易和國際自由貿易,國內自由貿易是有益的,應在國內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建立國內統一市場,這與國民個人自由不相抵觸。而國際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保護政策與個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不悖。李斯特反對斯密等古典學派的“世界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整體利益并非個人利益的簡單總和。
李斯特認為:“國家同個人一樣,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掛在心頭”。
①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其成長為一個工業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條件,即國家利益基礎上的“國家主義經濟學”。
②一國開展對外貿易要著眼于提高國家生產力,而不僅僅是國家財富單純量的增加。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一國應實行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
③從經濟方面,國家都必須經過以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由未開化轉入畜牧、農業、農工業時期的初期,同先進國家自由貿易大有好處;在一個國家進入農工商業時期,實行自由貿易也是可取的;只有在農工業時期才需要保護。
④在生產力理論和經濟發展階段論的基礎上,李斯特提出了保護幼稚工業論,主張經濟相對落后國家通過國家干預實行保護貿易政策,但并非保護一切產品,糧食和原料等貿易勿需保護,只有與國家工業發展有關的、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工業才需保護。等到這些工業經過一段時間保護成熟后應取消保護。
可見,李斯特關于貿易保護的主張實際上是為了積極主動的對外貿易,一國最終是要實現自由貿易。一國選擇哪一種對外貿易政策,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在國際經濟中所處的地位。
3.關于李斯特國際貿易理論的評述
3.1理論、方法以及觀念和視角上的創新
李斯特的理論使得自由貿易論者接受了臨時保護幼稚工業的觀念,承認貿易保護對于新興國家的重要意義。
①李斯特的方法,具有開拓性的,他首先系統地運用歷史對比方法作為政治經濟學論證的一種手段。這種方法非常重視對歷史事實的分析,據此來考察和檢驗經濟學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論與歷史經驗、演繹與歸納、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學說史的結合。這與“李嘉圖惡習”直接相對,并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先驅。
在個人與社會關系上,李斯特強調了個人與社會的統一,而不是對立,并且在經濟學說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國家制度和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來看待,強調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政治修明、道德品質良好的國家和一個缺少開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國家,其生產力水平有截然不同的區別。這無疑為制度學派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
②正是李斯特闡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著作具有一種永久的理論價值,并且確立了它在經濟學說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他提出了對當時的理論來說完全是新穎的兩個觀念,即與世界主義相對的國家主義觀念,以及與交換價值相對的生產力觀念。
李斯特為了德國新興產業資本的利益而批判斯密,而斯密的經濟學也正是為了維護英國產業資本的利益,兩人的出發點是一樣的。因此,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河內一男說:“李斯特是德國的亞當·斯密” 。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經世濟民”,找出一種適合本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方法是每一個經濟學家的使命。斯密和李斯特無疑是做到了這一點(而不僅僅是創立或完善了一種理論),這也是他們的理論成為經典的一個重要原因。李斯特的國際貿易理論顯然是可以給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后進國家以理論指導。
國家主義觀對我們今天來說不算什么。但是受基督教普世主義價值觀影響,當時的英國的自由貿易論者聲稱,他們的論證具有完全的普遍意義對他們來說,那是適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地域的絕對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絕接受它的人就是一個傻瓜或是一個壞蛋,或者兩者都是。這種把特定國家的經濟理論看成是普適人類一切的觀念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德國是一個善于思辨的民族,易患抽象理論病。很多理論家無視現實,躲在抽象的理論中滿足于思辨的興趣。李斯特能跳出這種抽象的普世主義文化藩籬,用國家主義觀來看問題,就把人們沉溺于抽象的、遠離現實的彼岸般目光,轉向具體的、現實的此岸中來,從而誕生了一種看事物的新方式和新角度。
李斯特立足于本國國情,堅決反對脫離具體現實抽象地和教條地堅持某種理論,這種國家主義所包含的務實精神無論對當時的經濟理論還是對我國當前的理論語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2貿易保護主義的終極目的是自由貿易
李斯特所拒絕的是那些不顧當下現實語境,直接平移和套用國外流行理論的教條主義做法,并不是反對經濟規律本身正如他用促進的秩序批判自然秩序神話并不是反對自然秩序本身,而是更好地利用和駕馭自然秩序一樣,他用國家保護主義批評自由貿易論,并不否認古典學派自由貿易理論的力量,但他認為它可用于未來他的保護主義只是當前落后的德國實現工業化的權宜之計,其目的是為了能最終丟開這根拐杖,實現世界自由貿易。同樣,他的國家干預并不是反市場經濟的,更與極權主義的國家干預沒有任何聯系。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捍衛者,堅信“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進取精神,工業和商業才能生根,才能繁榮滋長”。
3.3對后進國家的實踐意義
工業化是后進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工業化仍然是當今各國鍥而不舍的目標。后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水平與率先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總體上未能縮小,而且呈現貧富差距拉大、貧困化增長的趨勢,工業是國家生產力之本,是一國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國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這一發展民族經濟的思想在當今世界仍具有深遠意義,英國的自由貿易論者聲稱,他們的論證具有完全的普遍意義。
【參考文獻】
[1]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