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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3）01005801
1農村土地扭轉問題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初，在中央推行改革開放和農村土地政策的指導下，湖北也推行農村土地，分田到戶，責任到人，此舉大大提高了湖北農民的積極性，產量也大福提升，農民的溫飽問題得到了初步的解決。90年代末，出于家庭的壓力，在湖北農村出現部分農民南下務工現象，并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進入新世紀，湖北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特別是近些年來，農村大量勞動力轉移為我國南方城市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此時農村出現了部分土地無人經營，同時，大量青壯年老力出外務工，農田主要是老年人口在管理，產量和效率較低。湖北農村發展還是較為緩慢，農村的勞動力轉移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在這過程中出現了較多的問題，都有待解決；農村土地扭轉也成為解決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
2湖北農村土地扭轉問題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原因分析
實現農村土地扭轉是由生產力狀況決定的。當前，湖北農業生產條件低下。一是自然災害頻繁，尤其是旱澇災害，給農業生產的穩定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靠天吃飯”的定式依然沒有改變。二是環境壓力加大。一方面，湖北部分地區為擴大耕地面積，不惜違背自然規律毀林開荒，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地質災害較重，如滑坡、泥石流等。另一方面，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城鎮建設、公路建設、鐵路建設、房屋建設、開發區建設、工業園區建設、退耕還林等，不斷擠占耕地，嚴重束縛了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三是耕作水平較低，人工勞作程度較大，機械化程度很低，部分高山地區依然是刀耕火種，廣種薄收。四是基礎設施較差。現有的農業基礎設施，尤其是水利設施破壞嚴重，大部分老化失修，配套不全，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不強，農業生產條件得不到有效優化。新的世紀，生產社會化，生產機械化已成為時代的主流。湖北作為全國重要的農工業基地，實現農業現代化，推動機械化生產的前提在于實現農村土地的集約化規模化生產。因此加快土地扭轉，是必由之路。
實現農村土地扭轉是農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是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城市發展和工業化必經之路。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科技興農發展戰略，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在推動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產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科研體制和服務體系不健全，科研與生產脫節，技術推廣體制運作效率低，致使科研成果轉化率、適用技術普及率不高，一些尖端的農業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農業機械與農戶無緣，湖北西部邊遠山區仍處在原始的、簡陋的傳統耕作狀態。土地的扭轉一方面可以實現農村土地規模化生產的要求，按照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使用機械化工具，提高勞動的生產效率，體現規模價值，也有利于現代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快農業專業化生產的進程，推進農業生產服務化的生產，推動勞動力就業和社會發展。
湖北農業勞動力轉移具有歷史的依據。中國古代盛世，社會安平，經濟發展，人口也隨之增長和膨脹，人均所占的土地面積也會減少，人地矛盾不斷加劇。面對這個問題，一般會有兩種解決的方法，一是開墾土地，盡量的擴大范圍，但這又不是長久之計，當沒土地可以開采或不適合開采的時候，便會產生一系列的生態和環境問題，不利于長遠的發展；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流入城市，最終成為城市居民，但這其中就會出現很多的城市化問題，例如失業，盜竊等等導致社會不安定。以英國為例，17世紀中葉，進行工業革命，隨著工業的發展和海外貿易的進步，在農村出現了“羊吃人”的現象，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也加劇了城市化的速度，推動著英國社會不斷的發展。因此，考察各國的歷史可以發現，勞動力的轉移可以視為社會進步的表現，也必將推動發展。
湖北勞動力轉移問題具有現實的依據。一方面，我國農村人口基數龐大，每年新增勞動力數百萬，勞動力過剩，對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形成擠壓之勢，導致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下降，不利于農民增收。另一方面，近幾年不少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不愿耕種田土，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尋找新的增收途徑。但給農業發展帶來了一個現實問題，即農村勞動力的嚴重匱乏，導致農村耕地大量拋荒，無人耕種。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現代化農業的發展矛盾的統一與對立的整體，二者不可分割，又相互影響。
湖北農村土地扭轉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農村社會進步和發展重要源泉，同時也是最主要的制約因素之所在。農村土地扭轉問題一則使原有的小農生產不再滿足要求，機械化和現代化工具的生產和使用也會使部分勞動力失業，二者同時作用會導致部分農民失業；二則農村土地扭轉又會推動專業化生產，農業服務組織的興起也會增加就業，更利于社會的長治久安。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反過來又會有利于推動農業專業化生產的進行，加快土地扭轉的速度。二者相互作用，具有較大的提高。
3解決湖北農村土地扭轉問題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對策
加快推進農村土地扭轉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實施農業產業化，是促進糧食與多種經營、農業與企業、城鎮與農村有機結合的有效途徑，是湖北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實現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必由之路。農村土地扭轉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實現農村農業發展的永恒主題，是農業生產效益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實現形式。
（1）加快推進湖北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扭轉問題的解決。
做到落實國家頒布的有關土地經營權轉移的相關政策，積極爭取國家產業的扶持，結合地方特色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落實。同時，在具體的實踐之中去踐行，做到加大補助的力度，更新觀念，用現代工業理念謀劃農業結構調整。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逐步建立產供銷、種養加、貿工農一體化的經營格局，發展各具特色的產業實體。推動湖北農村增收，一是根據市場需求，突出本地資源優勢建基地，合理布局，連片開發，相對集中，形成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的區域格局。二是培植大戶。大戶就是致富帶頭人。通過大戶帶動，以點帶面，推動發展，走一戶帶一方、一村帶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三是圍繞基地發展中介服務組織，配套服務設施，為基地提供有效服務，提高基地經濟效益。
（2）有序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
第一，培植大戶，推動專業化生產服務。大戶就是致富帶頭人。通過大戶帶動，以點帶面，推動發展，走一戶帶一方、一村帶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同時，通過專業化的生產和服務，能夠增加農村的勞動利用效率，增加農村就業，實現湖北農民增收的目標。
第二，發揮湖北優勢，扶持壯大湖北特色龍頭企業，增強輻射帶動能力。龍頭企業是農業產業化經營實體的核心，能夠帶動千家萬戶進行產業化經營。一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加快產權制度改革，轉換內部機制，創新管理辦法，放手發展民營經濟，著力培育一批規模大、水平高、實力強的龍頭企業。二要制定扶持龍頭企業的政策，幫助企業發展壯大。三要走外向型發展之路，通過招商引資建成合資企業。四要加強標準化體系建設，提高產品質量。五要加快科技創新力度，提高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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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農民收入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收入增長加快但總量依舊較低
由于改革開放的力度不夠.江西省經濟和周邊省份相比,發展相對滯后。農民收入也明顯偏低。雖然近幾年.江西加大了招商引資的力度，不斷發展工業經濟,以帶動農業經濟的發展，且國家出臺了不少惠農政策,江西農民收入增長加快，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農民收入總量依舊較低。具體數據參見表1：
由上表數據可以看出。江西省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2004年到2007年年均增長13.22％，增長幅度分別為12.28％、10.57％和16.91％，可以看到最近幾年由于農業政策的轉變,農民人均收入增長不斷加快。但是總量依舊較低，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依次落后16.41、40.38、118.12、149.62、126.04、127.51、95.66(元)。與周邊發達地區，如浙江、廣東、福建相比，則差距更大。2007年差距分別為420.45、1579.34、1422.38(元)。差距較大。
(二)收入結構中外出打工收入比例增長明顯
江西省是中部地區重要的勞動力輸出基地,農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壯勞動力在外打工,2000年江西農.民人均外出務工收入74447元,到2007年達到1660.98元,7年增加了916.51元,增幅明顯快于其他純收入的增幅。外出務工成為江西農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具體數據見表2：
由上表數據可以看出.最近幾年江西農民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大幅度增長。2000-2004年農民工資性收入年均增長率為11.28％.2004年工資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江西省實行免征農業稅的惠農政策。大量的農民工返鄉務農。
(三)農民收入滯后于經濟增長且區域差距加大
江西省處于珠三角、長三角經濟腹地，最近幾年總體經濟發展非常快。但在農產品總體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江西農民增收幅度明顯滯后于總體經濟增長。另外，由于江西各地區工業化程度不同和資源稟賦的差異，各地區的農民增收情況也不一樣，區域差距增大,具體數據見表3：
在江西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地區結構中,從總體上看，萍鄉、南昌、新余、景德鎮、鷹潭、上饒等市農民收入較高，宜春、撫州、吉安3地市的農民收入大致保持在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水平，而贛州、九江等地市的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低。
從各地區人均純收入增幅上看.2000年新余農民人均純收入最高，比最低的九江多639.95元：兩者之比為1.34：1。2007年最高的萍鄉比最低的贛州多1782元，兩者之比為1.54：1。相對于2000年差距有所擴大。
二、制約江西省農民增收的因素分析
(一)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
江西省的農業產業結構是典型的“糧豬型”剛性產業結構。在種植業中，糧食種植面積占總種植面積的60％，其產值卻僅占總產值的40％；養殖業中，豬肉產量占總產量的比重達75％,但其產值卻不足總產值的60％。當地農民種植的經濟作物，如紅薯、花生、茶葉等都是自產自銷，不作為商品出售。并且每家每戶養豬都是1―3只，不成規模，其他的家禽――雞、鴨、鵝都是養了自己吃，是典型的小農經濟。按照比較優勢來分析，江西省應該重點發展的農產品是：糧食、蔬菜、水果、茶葉、大豆、花生、花卉、水產品、豬、牛、禽肉等。目前單一的生產結構是農民收入增長受限的主要原因。
(二)農產品附加值低
江西省的農產品加工深度不夠.初級加工產品多，附加值不高。據有關資料顯示：農產品加工發達的地區，糧食加工可增值1―4倍。蔬菜加工可增值2―4倍。同樣的大米。在發達地區可以加工成百上千個品種，而江西省農產品大多是初級加工,二級或多級加工很少。
(三)縣域經濟發展滯后
雖然江西縣域經濟總量不斷擴張,但通過橫向比較。江西縣域經濟實力仍較薄弱。與全國相比.2005年。全國縣域人口平均45.70萬人，GDP平均43.86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平均1.64億元：而同期江西縣域人口平均44.38萬人,與全國平均水平大體相當,縣域GDP平均28.29億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5.57億元,縣域地方財政收入平均1.31億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33億元。江西縣域經濟與發達省市相比.差距更大。2005年。江蘇縣域GDP平均已高達149.2億元，浙江、天津、上海、山東等發達省份縣域平均GDP都在江西的3倍以上：上海縣域地方財政收入平均超過了10億元，江蘇超過了8億元，北京超過了6億元,浙江超過了5億元，而江西只有1.64億元。與中部省份(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和江西)相比,江西各項縣域指標也大都處在落后狀態。2005年。縣域人口平均規模、GDP平均規模、地方財政收入平均規模江西在6省中均名列第5。在第五屆中部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中，河南有40個。湖南有20個,湖北有9個，安徽有10個，山西有12個。江西只有5個。
(四)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滯后
在2004、2005年的兩個“中央一號”文件中,都明確提出了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政策。然而在實踐中，江西省在這方面還處于起步階段,主要還是體現在一般號召上，沒有出臺更有力、更具體的政策,并且也沒有專項資金給予支持。在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過程中,有些地方缺少政府的正確引導和社區有效的組織，個別地方還存在地方政府的過度行政干預、直接插手合作經濟組織內部事務的現象。導致農民合作組織功能扭曲，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產生事與愿違的效果。
(五)農村勞動力轉移不暢
近幾年，江西農村勞動力長期轉移速度明顯放
慢，2001年增速比2000年下降7.8個百分點,2002年又比2001年下降4.1個百分點,2003年再比2002年下降2.9個百分點。勞動力轉移規模不穩定,近年呈逐步減少趨勢。2001年轉移勞動力125.8萬人,比2000年減少18.9％，2002年轉移102.3萬人,又比2001年減少18.7％，2003年為97.6萬人，比2002年減少4.6％，由此可見，江西農村勞動力長期轉移速度放慢，轉移規模不穩定。
從江西農村轉移勞動力所從事的行業看,大部分選擇的是礦產業、制造業、加工業和建筑業，所占比重達70％以上。其次是批發零售和服務業。分別占14.1％和8.4％。農村轉移勞動力大部分文化素質較低，多數都沒有受過專門的技術培訓，這是導致轉移的勞動力從業結構單一、就業層次低的主要原因。
三、促進江西省農民增收的對策建議
(一)調整農業產業結構
要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應注重多元化發展，重點發展畜牧、水產等養殖業，同時積極調整種植業結構，在保證糧食種植面積、努力提高單產和增加總產量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經濟作物以及瓜果、花卉、蔬菜等高效經濟作物,擴大其種植面積并努力提高畝產值和畝效益。另外，應立足于市場需求的變化，淘汰產量低、品質差的老品種。發展適銷對路的高產新品種。在品質結構調整方面,要實施綠色農業路線，發展綠色食品.包括發展無公害糧油和蔬菜、畜牧、水產品及其加工業。大力發展名、特、優產品和精細特色農業產品。政府也有責任打造地方特色，創立品牌，比如江西婺源的茶、界浦的紅橘等，只有建立了品牌才能建立更穩定的銷售渠道，保障農民的收入。同時，要引導農民合理減少農藥的使用，減少農藥殘余，保證農產品的‘品質’。
(二)發展農產品加工業
江西農產品加工企業規模小而不全，數量眾而不優.缺少現代工藝技術和管理體制。為此，現有農產品加工企業必須加快技術改造，采用現代高新技術、先進加工工藝：提高加工轉化能力和產品品質與檔次。鄉鎮企業和農村各類經濟合作組織要立足市場需求，大力發展農產品的加工、儲藏、保鮮、銷售。要依據地區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戰略的產業規劃，對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推進加工企業的優化重組，可以通過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多種途徑實行資產重組和組織改組，以集中優勢人才、先進技術和設備，優化組合成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形成地區支柱產業，鼓勵企業引進現代工藝,進行產品品質升級。為了加強農產品加工轉化能力。還可以鼓勵省內外大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到江西省農產品主產區建立生產基地，實行產銷一體化經營,發展訂單農業。
(三)推進縣域經濟發展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特色就代表優勢，特色就代表生命力。特色就代表潛力，特色就代表競爭力，發展特色經濟是成功之道。要想加快發展縣域經濟，就必須依據地方特點。在全省規劃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地域優勢，培植別的地區無法取代的強勢。大力發展人們稱之為“一縣一業、一鄉一產、一村一品”的產業，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和區域特色。大力培植“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市場亮點。
(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雖然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要遵循“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則，但這并不等于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任其自由發展。政府的支持主要體現在政策支持上，包括提供財政和金融支持，做好各項培訓服務。改善專業合作組織發展的環境，引導其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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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道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現狀
1.1初步形成區域化布局
農業結構調整經歷了種植業內部到種養產業間調整再到農業功能性調整,形成了比較合理的種植布局和種養結構,優勢特色產業區域化格局初步形成,形成了五城、西城、大埝3個666.67 hm2大圩綠色、無公害優質稻米和無公害青蝦養殖基地,西城、淳化茶廠為主的綠色、無公害茶葉生產基地,索墅、雙崗社區為主的奶牛養殖區,青龍、吳墅社區蔬菜生產基地正在規劃實施建設中。
1.2穩步推進生態旅游農業建設
一是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顯著提高。至2006年底,全街道通過認定、認證的綠色食品基地有2個,無公害農產品基地5個,尤其是3 666.67 hm2優質稻米生產,實現了100%的綠色和無公害。二是旅游休閑農業嶄露頭角。旅游農業是以農業景觀、農事活動、農展節慶為載體,展示農業現代化、傳播農耕文化、體驗鄉村風情,集參與性、知識性、趣味性、觀賞性于一體的新型生態產業,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途徑。如在山田蒙古草原風情園,可領略草原風光,盡享特色的蒙族美食風味;凱進、景業、毛虎山莊、青龍村分別被南京市林業局評為生態農莊和生態農業示范村;銀萊的休閑與餐飲、九竹文化園等農業觀賞景點正在建設之中。
1.3扎實推進基地建設
土橋優質稻米生產基地是南京市農林產業基地之一,2005年被列為國家級農業標準化示范區、無公害青蝦養殖基地為省級農業標準化示范區。土橋大米、五城青蝦、城霧和淳茗茶葉都通過了國家、省級綠色、無公害認定、認證,均采用“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化運作模式,基地在推廣應用新技術、新品種上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帶動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展示該街道農業發展水平的窗口。
1.4形成了獨特的品牌優勢
淳化街道在實施“五大農業”的基礎上,形成“六大板塊”產業(優質稻米、特種水產、茶葉、花卉苗木、蔬菜、奶業)。蔬菜生產剛剛起步,花卉苗木栽培面積不斷擴大,“土橋牌”珍珠米和“五城牌”青蝦連續獲得南京市名牌產品,“城霧牌”系列茶葉獲得綠色食品證書,尤其是土橋大米在市場上已有一定知名度,并具有一定品牌優勢,2007年榮獲江蘇省名牌農產品稱號。
2存在的問題
淳化街道的農業有良好的基礎,農村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與先進地區相比,與新形勢發展要求還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不大,綜合實力不強,農民人均收入不高,農業經營主體規模偏小,農業產業化水平較低,農產品加工缺乏,龍頭企業和農業基地、科技園規模不大,科技含量不高,市場競爭力不強;農民增收渠道不多,增收難度較大,村級集體經濟收入不高,且發展很不平衡,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建設剛剛起步,與市場對農產品優質化、多樣化的要求還不相適應,農民增收的持續、穩定、高速增長機制尚未形成等。
3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3.1推進農業產業化建設
一是大力培育壯大龍頭企業。重點發展市場前景好、技術起點高、促進優勢產業發展、對農民增收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政府要從資金、項目、土地等方面給予支持,培育壯大優勢骨干企業,增強其帶動功能[1]。如優質稻米公司、山田和衛崗奶業等龍頭企業,為農民增收起到良好的帶動作用。要支持龍頭企業進行設備改造、技術創新、品牌創建、基地建設,以提高企業競爭力。二是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專業協會、農民經紀人和運銷大戶。培育市場主體,提高其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切實維護農民利益,加強培育農民的科技化、市場化意識,充分發揮各類產銷協會的作用,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緊密型聯合體,實行“公司+基地+農戶”等多種產業經營模式,從而推進產、加、銷一體化的步伐[2]。三是發展訂單生產與超市化銷售。大力發展和規范訂單農業,充分發揮農業部門在訂單生產中的紐帶作用,推進各種有效訂單模式(如農產品訂貨會、展銷會)。積極組織農產品經營單位與農民按平等互利的原則,提高訂單履行率,化解由于農產品價格波動帶來的市場風險,使農民獲得穩定收益[3]。同時,把發展超市農業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突破口,作為提高農產品檔次及綜合效益的主渠道,以促進農業產業鏈的延伸。鼓勵更多農產品進入超市,通過超市銷售來提升農產品品牌形象和綜合效益。四是加快優質農產品品牌建設,提升農產品競爭力。做大做強該街道“土橋牌”珍珠米、“五城牌”青蝦、“城霧派”和“淳茗牌”茶葉、山田及衛崗奶業等,打造省市名牌,進一步開拓市場,擴大規模,提高農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占有率。
3.2加強區域化特色規模基地建設
圍繞產業優勢,進一步優化區域布局,推動優勢農產品向優勢產區集中,形成區域特色,提高規模效益,加強綠色食品和優質無公害農產品基地建設。農產品生產基地是產業化的基礎環節,是龍頭企業發展的依托和條件,按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發揮優勢、相對集中、突出特色、高產高效的原則,把農產品基地建設與主導產業的形成和龍頭企業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重點發展優質油菜、特種水產等特色產業,集中優勢地區,建設規模基地。
重點圍繞產業開發,形成有產業特色的布局。以五城圩、西城圩、大埝圩為主,發展優質粳稻生產;以圩區低洼田和現有水面發展特種水產養殖;以西城、淳化等丘陵地區為主,發展茶葉生產;以索墅、雙崗社區為主,擴大奶牛養殖規模,提高奶量和質量;以青龍、青山、周郎等社區為主,發展西瓜、蔬菜生產和苗木、花卉產業。
加強基地基礎設施建設,使其逐步由分散經營向規模經營、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實現產與銷的相促并進,從而營造成重點行業形成優勢、重點產業形成規模、重點區域形成特色、重點產品創出品牌的基地建設格局。
3.3 推進農業科技進步,提高科技應用水平
深入實施品種、技術、知識3項更新工程,依靠科技進步提升產業化經營檔次。以科技創新為手段,加快高新技術在農業生產上的應用。一是加大名、特、優、新品種的示范推廣力度。重點推廣達國標3級以上的優質稻米品種和高產高效抗性強的雙低油菜品種以及優質蔬菜、優質畜禽、特種水產等優良品種(種苗),抓住品種規范優質化、技術應用輕型標準化、投入品應用達標管理3個環節,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改善品質、提高效益。圍繞旅游休閑農業的開發,積極引進示范推廣食用、觀賞兼備的特色種苗、保健產品和觀光產品。二是推廣先進適用技術和高新技術。抓好優質標準化栽培,推廣高效及節本增效技術,提高綜合生產能力。重點推廣良種良法高效栽培技術、輕型栽培技術、病蟲草害綜合防治技術、無公害標準化生產技術、設施栽培技術、生物工程和信息化技術以及畜牧、水產無公害標準化養殖技術等,從品種、技術上全面提高該地產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三是推進農產品質量安全建設。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生產,加強無公害農產品基地建設,全面推進無公害基地和產品認證、認定,重點加強農業投入品的管理和農業生態環境的綜合治理,在農業生產、加工、貯運、銷售全過程中,嚴格按照已制定的各項操作規程和標準化實施,推廣應用安全、高效、經濟的農藥、化肥和可降解農膜,禁用高毒、高殘留農藥和有毒肥料,降低農業投入品對食品安全的威脅和對環境的危害。四是進一步強化農技推廣,充分發揮科技主力軍作用,提高新品種、新技術推廣水平。通過典型示范,從優質無公害農產品基地建設入手,建立農業科技先導性產業,加強農業科技示范園區建設,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加強農資及種子市場的管理,對農作物新品種、新農藥和新肥料,堅持試驗、示范、推廣程序的原則,對未經試驗示范的新品種、新農藥一律不予推廣。加強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充分發揮他們的科技優勢。切實抓好農村基層干部、農技人員和農民的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
3.4開發旅游農業
隨現代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旅游市場消費日趨豐富和多樣化,擁有較好生態環境的農村和特色農業已成為發展旅游業的重要載體,各種生態旅游農業、鄉村旅游將農業和農村融入了現代旅游大潮中,人們渴求返璞歸真、親近泥土、回歸自然。因此,要順應發展變化,盡早做好產業布局和發展方向的調整,大力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促進農業和旅游業的有機結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帶動高效特色農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4]。淳化街道擁有較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地理區位優勢,交通便捷,積極打造農家樂旅游線、點,建設旅游、休閑、觀光于一體的生態農莊。
3.5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目前,農民收入來源呈多元化格局,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條件下,農民要致富,就必須樹立新的農民致富觀,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從農村、土地、農作物本身跳出來,依托城市中的市場、資本、技術等資源,發展高效農業。一方面,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加速農村工業化進程,加快發展農村服務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發展高效畜牧、園藝、水產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農業領域的就業率;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發展農產品加工、儲藏、保鮮、運銷等行業,通過產業分工,增加農民就業崗位。另一方面,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異地轉移,即勞務輸出,增加農民非農收入。幫助和鼓勵農村勞動力自主創業,以創業帶動更多的就業機會。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向城市流動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務市場,大力發展勞動經濟。
3.6落實各項財政政策
繼續落實糧食直補、種禽補貼、征地拆遷等政策,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入,進一步完善土地流轉制度,切實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生產自主權和經營收益權,促進農村經濟協調發展。
4參考文獻
[1] 彭濤.農民增收問題分析及對策建議[j].現代農村科技,2010(8):6-7.
篇4
農業產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要以自然資源優勢為基礎，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農民增收為目標，以科技進步為保證，逐步實施戰略性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要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基礎之上，發展有競爭力或潛在競爭力的農產品。要進一步優化農產品品質結構和品種結構，優化農業生產力布局。種植業重點發展高油大豆、優質粳米、專用玉米和專用小麥，畜牧業重點發展肉牛和奶牛，大力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集中力量在幾種產品上構筑產業優勢。在不斷開拓國內市場的同時與國外市場接軌。要發揮農業的多樣功能，在中心城市周圍和有條件的農村地區，發展觀光農業和旅游農業。一些發達省市的實踐表明，觀光農業經濟效益高、發展潛力巨大。我省城郊型農業旅游資源比較豐富，發展觀光農業和旅游農業具有一定優勢。部分地區觀光和旅游農業已經興起，需要加以科學規劃和引導。在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的同時，還要實現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就目前我省農村經濟結構的現狀而言，第一次產業所占比重較大，第二、三次產業比重較小。要在保證第一產業的健康發展的同時，加快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努力實現農村經濟結構最優化。可以考慮優先發展農村第二產業，通過第一、二產業的協調發展來帶動第三產業。目前，農村第二產業發展的重點是農產品加工業。要充分發揮各地的農業資源優勢，因地制宜扶持農產品加工企業的發展，要逐步擴大經營規模，延長企業鏈條，增加企業的輻射面，發揮企業的帶動作用。農村第三產業發展的重點是各類農業中介組織和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在調查中發現，農民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其二、三產業均發展較快。城市在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利用本地資源優勢，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發展農村中介組織，有效拉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農村經濟水平的提高。
三、建立和完善農村教育體系，全面提高農民素質。
一是繼續鞏固和擴大九年義務教育的成果，努力避免農村少年兒童的輟學現象。二是積極推進高等教育通向農村，發展農村繼續教育。整合各類教育資源，提高教育資源利用率，努力探索高等教育通向農村的途徑和方式，使農民在不離鄉、不脫產的情況下受到高等教育。三是根據現實需要和農村未來發展的需求，發展多層次和多種類型的專業技術教育，提高農民的各項專業技能。中、小學教育、繼續教育及專業技術教育，形成一個多層次的農村教育體系，通過教育全面提高農業勞動者甚至全體農民的素質，為農村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四、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一是積極向國家呼吁，請求對欠發達且為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的省區，給予減免的稅收優惠。二是減輕農村集體債務負擔。對于村級債務有關部門要認真進行普查，按照形成的原因進行分類，區別加以對待，對由于政府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村級債務，財政應給予補助。對我省貧困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村級債務，可考慮停息掛帳。三是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攤派。四是加大機構改革的力度，精簡鄉鎮機構、壓縮財政供養人員和村干部，降低管理費用。五是盡快實現費改稅，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規范農民負擔，提高農民負擔的透明度。
五、加大投入力度，進一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一是要加大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小流域治理，農業環境保護的投入，改善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二是加快鄉村公路網絡建設，重點建設和改造村級公路，改善農村的交通條件，徹底改變交通對村級經濟發展的制約。三是要加強對農業科研、農業技術推廣、新品種選育的財力支持，加快提高農業的科技進步水平。四是加大對農村公益事業的投入。對農村公益事業投入要有重點，還要有持續性。五是要抓好國家已有的投入資金的落實，特別是“大豆振興計劃”、“奶業振興計劃”和農業開發資金，一定要落實到具體的項目上，要堅決杜絕挪用，對于出現的挪用問題，要嚴肅查處。建議省里要加大這方面的監控力度。
六、積極推進農業科技進步，不斷提高科技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程度
一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要以省內實力較強的農業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為核心，以優勢學科和重點學科為基礎，組建農業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圍繞農業科技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重點問題，抓好具有國內先進水平，并面向國際標準的儲備性項目研究。二是不斷完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要繼續穩定農業科技推廣隊伍，完善縣、鄉、村三級農業推廣體系，實施農業科技成果推廣獎勵措施，加快新品種、新技術的培育、示范、推廣，促進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三是建立和完善農業科技園區及農業科技示范基地。要按照高科技、高設施、高標準、高效率的要求，精心組織，切實抓好農業科技園區和示范基地的建設。四是建議省里應制定鼓勵支持科研人員從事一線農業技術推廣的政策，在職稱評定、物質獎勵、人才流動和社會榮譽等方面出臺切實可行的可操作的措施，以推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農業生產力的進度，大幅度提高我省農業的科技含量。
七、大力提高城鎮化水平，促進農村人口流動。
要加大工作力度，進一步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切實消除不利于小城鎮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小城鎮發展要以解決“三農”問題為重點，與生產力布局相結合，統籌規劃，合理布局。要加快縣城和中心城鎮建設，擴大縣城和中心城鎮的規模、強化城市功能，發展一批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小城鎮，形成與大中城市協調配套的小城鎮群體。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加快推進農村工業化。縣域經濟是城鄉經濟的結合部，當前發展縣域經濟對緩解農民就業壓力，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發展縣域經濟，推進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重點是要規劃好一批重點小城鎮，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增收拓展空間。按照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促進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實現要素市場自由流動。要改變傳統觀念，把農民利益放在與城市居民的同等地位加以保護，切實保障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消除城鄉間的障礙，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方針，提高農民的就業機會，以產業化為依托，按照市場化的要求，加快城市化的發展。
八、提供準確的信息導向，幫助農民與市場對接。
篇5
近年來，中央、省、市農村工作會議精神都緊緊圍繞發展現代農業這一主題，如何采取措施增加農民收入成為縣級政府部門的首要工作。
1 2016年梨樹縣農民收入現狀
2016年梨樹縣農民人均收入實現13702元，同比增加2187.8元，增幅為19%。其中經營性收入全年實現9537.23元，同比增加1136.79元，增幅為13.53%；工資性收入實現1725.36元，同比增加179.9元，增幅為11.64%；轉移性收入實現2403.2元，同比增加835.15元，增幅為53.26%。
2梨樹縣農民收入現狀分析
從上述數據看該縣在促進農民增收方面雖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還存在一定問題。
2.1收入雖呈增長態勢，但農民收入水平整體不高
從農民人均收入構成看其中經營性收入所占比例最大，但增幅不大，主要原因是玉米價格大幅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收入。
2.2在人均收入中轉移性收入比例比較大，存在結構不合理問題
上述轉移性收入占人均收入的17.5%，并且2016年增幅高達53.26% ，比例較大，增幅又快，導致收入結構不合理。
3農民增收問題的對策研究
3.1加大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力度，調整種植比例，促進農民增收
全縣2016年玉米播種面積359萬畝，比上年減少20萬畝；大豆播種面積比上年增加了1.8萬畝；花生播種面積比上年增加了4.7萬畝；瓜菜播種面積比上年增加了6.4萬畝；新增播種馬鈴薯面積4萬畝；新增雜糧面積0.3萬畝；新增黑豆播種面積2.8萬畝。
要引導種植業向青貯玉米、飼草料、雜糧雜豆方向轉移，可以推進 “米麥間作”、“糧豆輪作”等措施，鼓勵實施“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等做法。
3.2積極引導鼓勵適度規模經營
發展新型經營主體和種糧大戶，促進土地流轉，讓農民既獲得土地流轉收入，又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外出務工，促進勞動力轉移，增加收入。
3.3發展棚膜經濟促增收
強力推進梨樹縣精品棚膜蔬菜產業園區建設項目，加大投資和扶持力度，繼續新建和續建標準化節能日光溫室小區、提升改造日光大棚標準化小區、提升標準化日光溫室、日光大棚等項目，并配套改造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棚膜蔬菜的經濟效益。
3.4在品牌產品上做文章，大力發揮品牌效應
以“九月青”豆角為龍頭，在此基礎上，繼續鞏固和l展蔬菜品牌，提升品牌價值，增加經濟效益。
3.5全力抓好畜牧業生產
目前全縣畜牧小區總數達到530個，生豬飼養量達到250.8萬頭，全縣畜牧業生產農民人均增收為3609元，同比增加1195元，較大程度彌補了糧食種植業負增長的問題。
要抓住市場機遇，積極鼓勵引導養殖戶擴大養殖規模，以紅嘴種豬繁育有限公司為依托，在劉家館子鎮葦田村建設存欄原種豬場；以吉秀滿園食品有限公司為依托，開展“東北”、“松遼黑豬”養殖，建立養殖基地，通過生豬養殖，增加農民收入。
3.6發展鄉村旅游促增收
將生態鄉村建設、新農村建設、休閑農業和旅游開發結合起來，集中投入開發生態休閑旅游項目，推動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發展。重點以“霍家店北方巴厘島”、“東北民主聯軍指揮部”和蔡家村“美麗鄉村”為重點，建設現代農業、綠色產業、生態和文化旅游精品環線，加快發展農家樂等餐飲服務業，點線相連、整體開發，使其成為促進農民增收新的增長點。
3.7加快發展園藝特色產業
根據第一季度糧食價格下降的實際情況，我縣應及時把園藝特產業作為農民經營性增收的重要產業，進一步擴大園藝特產業發展規模，擴大園藝特產播種面積。隨著園藝特產業的效益不斷顯現，棚膜蔬菜、瓜果、食用菌等春茬作物陸續上市，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3.8積極推進勞務輸出
始終把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作為農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認真落實政策，不斷擴大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范圍，全面提高農民素質和就業能力，鼓勵農民就地、就近向農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就業，同時加強與經濟發達地區緊缺用工領域的對接，建立有效的勞務供求機制，使農村勞動力科學、有序、高效輸出。
3.9 盤活農民家中閑置的資產，積極培育農民收入新的增長點
篇6
(1)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 王東榮
特稿
(4)強化組織化經營 社會化服務 加快上海都市現代農業發展 殷歐
現代農業
(7)強化八項工作措施促進蔬菜穩定供應 陳德明 葉建平 翟欣
(11)在創新轉型中實現糧食生產基本現代化——外岡鎮促進農業轉型發展的情況調查 桑靜山
轉型發展
(15)光明食品集團努力構建集約化、國際化企業集團 朱平
(18)奉賢區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實踐與思考 無
農民增收
(22)以促進農民長效增收為主線 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劉媛 袁偉峰 劉明
(25)建立農民多種收入渠道 確保收入倍增目標實現 顧紹耕
(28)實現種糧大戶降本增收的對策研究——來自浦東新區的調研報告 無
村級經濟
(30)棋桿村發展生態經濟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無
(32)做強主導產業 促進農民增收——平棋葡萄專業合作社見聞 無
探索研究
(34)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思考 丁振闊 顧芳睿
(37)明晰農村土地產權的當務之急 張曉山
長三角地區
(41)蘇州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湖橋樣本 無
人物春秋
(46)中國預警機之父——金山籍科學家王小謨 無
世間萬象
(48)“雨生百谷”說谷雨 張海法
無
篇7
Grey 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Sourc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 in Tianjin
WANG Xiao-rong， JIA Bao-hong， XIN Li-yuan，WANG Li-juan， MA Xiang-you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of farmers income and rur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the paper established the dynamic system， including 11 indicators of the sourc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 in Tianjin， and analyzed it with grey rel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concluded that wages income and net income from household operations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were the major factors， net income from household operations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and the primary industry we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nd the advices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tructure of farmers income；grey relation analysis； Tianjin
改革開放以來，促進農民增收一直是我國各級政府十分重視的熱點問題，也是“三農問題”中亟待解決的重點與難點。農民收入來源結構是農民經濟活動過程的結果與表現，也是農民收入增長的實現途徑，是伴隨農民的經營變化、職業分化及其“主業”優勢或職業優勢而形成的 [1-4]。因此，分析農民收入來源結構，有助于把握區域農民經濟活動的規律，對進一步探尋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以天津市為例，從農民收入來源結構入手，解析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趨勢，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找出各種農民收入來源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并據此提出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建議，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1 天津市農民收入結構現狀
天津市農民收入結構主要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和轉移性、財產性純收入組成[5]。近年來，天津市農民增收工作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農民人均純收入一直呈快速增長態勢，特別是2009年突破了萬元，走在了全國前列。由圖1所示，2000—2011年期間，工資性收入一直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其次是家庭經營純收入，而轉移性、財產性純收入所占比重一直較小，未超過10%。同時，農民收入結構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變化：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基本介于53.00%～58.00%，雖存在小幅波動，但整體呈小幅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54.30%增至2011年的57.43%；家庭經營純收入變動幅度較大，雖存在一段時間的反彈，但總體呈下降趨勢，由2000年的41.26%降至2011年的32.87%，降幅達8.39%；轉移性、財產性純收入基本呈穩步小幅上升的趨勢，由2000年的4.44%增至2011年的9.70%，增幅較大，為5.27%。
但是與北京市、上海市相比，天津市農民收入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6]，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所以，通過找出影響農民收入的關鍵因素作為制定農民增收政策的突破口，是非常必要的。
2 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的灰色關聯度分析
2.1 分析方法
灰色關聯分析主要用于一般抽象系統（如社會系統、經濟系統、農業系統等）中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決定其發展態勢的研究，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對無論樣本量的多少或樣本有無規律，它都同樣適用，且計算量小，便于操作，也不會出現定量化結果和定性分析結果不符的情況[7-9]。因此，在統計數據十分有限、數據灰度較大且沒有典型的分布規律的情況下，灰色關聯分析仍適用于判斷眾多因素對動態系統發展的影響程度。
2.2 分析過程與結果
目前，我國學者已經對影響天津市農民收入的因素開展過定性或定量的研究，但尚未從農民收入來源結構角度進行分析[10-14]。為了更系統、深入地分析農民收入結構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程度，建立了包含11個農民收入來源結構指標的動態系統，研究在非企業組織中勞動得到、在本地企業中勞動得到、農業、畜牧業、采礦業和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退休金或養老金、土地征用補償等農民收入來源因素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
2.2.1 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的選擇 選定天津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參考序列X0（t），選定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密切相關的11個農民收入來源分項為比較序列，分別設定為：在非企業組織中勞動得到X1（t）、在本地企業中勞動得到X2（t）、農業X3（t）、畜牧業X4（t）、采礦業和制造業X5（t）、建筑業X6（t）、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X7（t）、批發和零售業X8（t）、住宿和餐飲業X9（t）、退休金或養老金X10（t）、土地征用補償X11（t）。其中，t為年限，t=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各個指標的原始數據如表1所示。
2.2.2 差序列與兩極差的計算 首先通過公式：Xi（t）’ = Xi（t） / Xi（2007），（i=0，1，2……11， t=2007，2008，
2009，2010），對原始數據進行初值化處理。再通過求差序列公式：0i（t）= X0（t）’- Xi（t）’，（i=0，1，2……11， t=2007，2008，2009，2010），可得：
01=（0，0.065 2，0.110 3，0.150 0），
02=（0，0.001 2，0.001 4 ，0.005 7），
03=（0，0.100 4，0.173 0，0.185 0），
04=（0，0.214 9，0.110 2 ，0.043 8），
05=（0，0.071 6，0.177 3，0.107 5），
06=（0，0.067 7，0.122 0 ，0.334 4），
07=（0，0.032 1，0.009 8，0.021 0），
08=（0，0.071 4，0.150 8 ，0.115 7），
09=（0，0.007 7，0.016 4，0.348 4），
010=（0，0.295 1，0.705 3 ，1.285 0），
011=（0，0.221 8，0.552 6，0.899 1）
接著，從以上差序列中找出最小值和最大值，然后從不同比較列最小值和最大值中再分別取出最小值和最大值，得到兩極差，即：M=maxmax0i（t）=1.285 0，m=minmin0i（t）=0。
2.2.3 灰色關聯系數與灰色關聯度的計算 灰色關聯系數的計算公式為：
γ（X0（t），Xi（t））=■（i=1，2，3……11，為分辨系數，一般取=0.5[15-17]）
灰色關聯度的計算公式為：
γ（X0，Xi）=■■γ（X0（t），Xi（t））
通過以上兩個公式計算得到的最終結果如表2所示。
2.3 結果分析
一般情況下，0＜γ≤0.35時為弱關聯，0.35＜γ≤0.65時為中度關聯，0.65＜γ≤1.00時為強關聯[18-19]。如表2所示，整體來看，工資性收入和第三產業家庭經營純收入與農民收入的相關度最強，是影響農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第一二產業家庭經營純收入與農民收入的相關度較強，是影響農民收入的重要因素；而轉移性、財產性純收入的相關性較弱。分項指標來看，關聯度大于0.90的收入來源有在本地企業中勞動得到、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表明隨著城鄉統籌發展的不斷推進，都市型農民收入結構已初現端倪，不但農民職業化程度不斷提升，而且農民經營領域不斷拓寬，大量剩余勞動力已涌向了新興產業。關聯度0.8～0.9的收入來源有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和制造業、畜牧業、農業、建筑業，表明從事第一產業和傳統二三產業獲得的收入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土地征用補償和退休金或養老金與農民收入的關聯度均小于0.7，影響程度最弱。
3 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在天津市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農民就業和在新興產業中創業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同時經營傳統產業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促進農民增收需努力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大力提升農民從業素質，實現農民充分就業和引導農民積極創業。
3.1 提升農民從業素質，做實農民增收
增加農民教育與培訓的投入，設立農民教育與培訓專項資金，充分考慮經濟發展水平、郊區產業結構、農民素質層次等多方因素，結合多種信息化手段，創新靈活的教育培訓模式，重點開展專業職業技能、經營管理、現代農業技術等實用技能培訓，因地制宜地建立現代農民教育培訓長效機制，增強農民的就業競爭力，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的難題[20]。
3.2 實現農民充分就業，做強農民增收
一方面大力發展郊區經濟，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三區”統籌聯動發展，鼓勵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增設農村公益崗位，通過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更大的空間。另一方面制定農村信息體系建設與信息服務發展規劃，建立健全農民就業綜合信息體系；建立完善的就業獎勵機制，鼓勵本地企業接納當地農民就業；逐步建立城鄉一體化公益性崗位工資和社會保險制度，從創新體制機制方面為農民就業保駕護航[21]。
3.3 引導農民積極創業，做活農民增收
通過實施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農民積極創業，特別是激發農民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等產業的創業熱情。利用電視、廣播、網絡、書刊等多媒體，大力開展農民創業的宣傳活動，拓寬農民的創業思路，并建立健全農民創業綜合咨詢服務體系，為農民創業掃清障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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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如韓長賦(1999)、陳錫文(2002)、林毅夫(2002)、危朝安(2006)等人均把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核心歸結為農民增收的問題,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也涌現出大量關于農民增收問題的研究文獻。
通過梳理,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視角:制度障礙(包括農業賦稅、農民就業歧視、定價歧視、戶籍制度等);產業差別(農業產值的加數效應和工業產值的乘數效應);人力資本差別(農民的文化素質、遷徙能力、健康程度等)。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邵宗明等(2000)利用全國農戶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城市化進程對農民收人的影響非常大;并指出,積極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國家統計局);周其仁(2002)則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得出影響產權界定明晰的一系列制度因素越來越阻礙農民增收;林毅夫(2002)認為,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陳錫文(2002)認為,驅除制度障礙是解決農民就業的關鍵戰略,是農民增收的保障;危朝安(2006)從完善農村建設,加快農業投資調整,提高農民積極性,切實推進農民增收機制等方面提高農民收入。
雖然許多學者已經做了很多研究,但從人力資本方面去研究農民收入還顯得不夠,本文對此進行研究。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去揭示農民增收才最具解釋力,人力資本差別是造成安徽省農民收入難以提升的關鍵因素,是安徽省農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差距越來越大的根源,所以本文從人力資本的視角來寫安徽省農民增收的對策,本文將就此加以論述。
二、安徽省農民收入的現狀
據統計,2008年安徽省農民全年純收入達4202.5元,其中,工資性收入1737.8元,占41.4%;家庭經營純收入2114.2元,第一產業純收入1748.6元,占82.7%;第二產業純收入115元,占5.44%;第三產業純收入250.6元,占11.9%,第一產業――農業收入仍是農民收入的主體,而需要投入人力資本的第二、三產業占收入的比例很低。
從安徽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近年來安徽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不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并且低于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見表1)。
通過比較很容易看出,安徽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更進一步拉大,并和全國農村居民純收入又一次拉大。我們應當察覺到農村潛在的危機,此種趨勢若是擴大下去,低收人群體的承受能力可能達到極限,一旦爆發,勢必影響社會穩定。“牽牛要牽牛鼻子”,我們一定要找到農民增收難的內因――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不足。而教育、培訓、遷移,健康的投資都與農民增收成正相關關系,當這些資本存量不足時,將擱淺農業發展,農民增收。
三、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的現狀及其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人力資本的形成主要通過教育培訓、遷移和健康保健三種途徑,人力資本差異也是通過農民的文化素質、遷徙能力、健康程度突顯出來。以下就這此來分別討論當前安徽省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一)農村教育、培訓投資
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指標。從安徽省農村地區來看,有兩方面不足:一是基礎教育發展滯后,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二是技術教育發展緩慢,職業技能培訓缺乏。據2008年安徽統計局相關調查:安徽省轉移勞動力文化程度總體變化不大,文化程度依然不高,仍以初中文化為主,占整個轉移勞動力的71.2%,文盲、半文盲占1.2%,小學文化程度占18.7%,初中文化程度占70%,高中文化程度占5.8%,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數達到28萬人,占2.5%,絕大分勞動力沒有受過專業技術培訓(數據來源:安徽省統計局網站)。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差,直接影響農民理解、學習、采用和掌握新技術的能力、進行結構調整的能力、家庭經營的能力和外出打工的能力,而這些都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
(二)遷移投資
遷移投資是實現農村勞動力有效轉移的途徑之一。但由于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不快,安徽省農業人口的比例幾乎沒變。2008年安徽省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達到1125萬人,占整個鄉村勞動力的27.4%,安徽省勞動力轉移速度低于中部平均水平33.7%(數據來源:安徽省統計局網站)。要在2020年達到農民人均收入10000元的小康水平,不跳出農業,提高外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實在是難上加難。
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伴隨經濟發展的持續過程,通過兩種在時空上并存的形式最終實現:一種形式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另一種是地域轉移,即向城市轉移。要順利實現產業轉移,產業資本應與人力資本相匹配。即隨著產業資本技術含量的增加,從業人員的人力資本技術水平也應相應提高。據皖統計信息網2008年調查報告:安徽省轉移勞動力文化水平較低,就業選擇范圍狹小。從調查看,農村轉移勞動力文化水平較低,限制了轉移就業的空間,行業選擇范圍狹小。農民自身文化水平阻滯了他們進入技術含量高,知識水平要求高,收益高的行業。因此,對遷移的投資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提高其從事非農業的機會,從而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
(三)健康投資
健康資本特指的是人的體能、精力、健康狀況與壽命長短,它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效率與收益率,然而這一點卻常常被人們所忽略;健康存量指的是人口的身體狀況或身體素質。健康存量的增加,意味著“生病時間”的減少和“健康時間”的增加,使得勞動人口參加勞動的時間增加,從而有利于產出的增加,個人收入也隨之增加。健康存量的增加既能賦予勞動者脫離貧困所需要的資產,又能賦予他們免受身體之苦的直接福利收益,它是提高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基礎。目前安徽省農村醫療保健條件和設施都還相當落后,對農村公共衛生投入也嚴重不足,影響了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質量。在衛生方面,安徽農村居民每萬人擁有的病床數僅為城市的30%,縣、鄉醫院、衛生院不僅病床、輻射面小、且醫療設施設備遠落后于城市,醫生的平均職稱也低于城市;農村部分地區健康知識的宣傳力度不夠,農民健康意識淡薄,約90%的農民治病前先考慮費用,而且對一些疾病的認識模糊。
四、基于人力資本視角的農民增收對策
通過上述分析,既然在生產過程中人力資本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而目前安徽省的各地區差距中,農村地區之間、農戶之間和農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提高最快,毫無疑問,導致這種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資本的差距。因此我們要從教育投資、職工培訓、保健投資和醫療衛生等方面著手,來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資,實現農民增收。
(一)從源頭抓起,務實農村基礎教育
從源頭抓起,從小學教育抓起,因為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其發展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勞動力知識存量的多少、國民整體素質的高低,以及人力資本的形成和利用狀況。目前,安徽省60%左右的人口在農村,但只有10%的學校在農村,農村學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僅有8.07年,可見,基礎教育是安徽省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股內在動力。
作為政府,國家和各級政府必須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支出,改善農村教育設施,提高教師待遇,同時在政策上要調動社會各方面投資辦學的積極性,扭轉農村教育經費短缺的局面,因為教育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性投資;作為家長、教師,時刻關注學生的動態,要敢于投資,善于投資,即使較高的機會成本、沉沒成本,也值得為后代負責一次。這需要建立長效的激勵機制,積極鼓勵農村勞動力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入。
(二)大力發展農村成人教育與職業技術教育,向農村注入人力資本
相對于基礎教育而言,成人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是培養農村實用型人才更為重要的途徑。中國農村的職業教育薄弱。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農業就業人口當中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相當低,差距很大。據資料表明,調查前一年內參加培訓的比例,芬蘭為46%(1990),美國為38%(1991),瑞士為38%(1993),挪威為37%(1991),瑞典為36%(1993),加拿大為30%(1991),法國為27%(1992),德國為27%(1991)(何振國,2005)。
舒爾茨認為,農民的文化水平與勞動生產率密切相關。受過教育的農民更有可能采用新技術,其產出和收入要比沒受過教育的農民高很多。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接受過培訓的家庭與未接受培訓的家庭相比,人均收入相差331.90元,勞動力平均收入相差812.72元。未接受培訓的農民因缺乏技術的引導和支撐,經營意識比較陳舊、落后,在開展家庭多種經營和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受到了較大限制;未受過培訓的家庭的收入來源明顯偏重于種植業和務工,兩項占其家庭總收入的66%;而受過培訓的家庭種植業和務工的收入所占比重則下降為57.71%(劉玉來,2003)。這說明受過培訓的家庭文化素質較高,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更高,更具有就業開拓能力,注重在服務業、家庭企業等領域創收,這對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從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成功轉移,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農村人力資本存量低的現狀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制約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
根據安徽省的實際情況,采用相應的措施。與高等院校鑒定人才培養合約,個人與集體共同出資,學校負責培養,學成后回鄉建設家園;繼續鼓勵實施大學生下鄉的政策,把大學生的知識和本土村官的經驗結合,實屬完美組合;繼續拓展研究生聯合培養基地,不同專業的研究生去縣域服務不同的部門。
(三)加大健康投資,進一步改善農村的醫療公共衛生服務體系
首先,政府要增加對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的投入,切實解決政府預算支出在城鄉之間分配不合理的問題;其次,政府要加強對農村藥品和醫療機構的監管;再次,鼓勵醫師護士下鄉服務;最后,增加對農村防疫防病、健康教育的投資及衛生知識的普及,倡導良好的衛生習慣,提高農民的健康水平,減小農民的醫療支出。總之,加大健康投資,提高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效率與收益率。
總之,人力資本是保證我省農民增收、優化農民意識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提升人力資本的外部環境,那么,剩下的事情,放手讓農民自己去做。政府如果沒有更好的辦法,那就不如放手,相信他們可以發展得更好,相信中國農民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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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由于類平均法比較適中,既不太濃縮也不太擴張,被公認為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方法,所以本文選用類平均法,聚類距離選用歐氏距離,考慮到變量的測量值差距較大,本文在聚類前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三)聚類結果
本文運用SPSS18.0軟件進行聚類分析。聚類樹狀圖的結果是,全國31個省市最宜分成類,即:第一類是北京;第二類是天津和江蘇;第三類包含河南、湖北、江西、新疆、廣西、云南、河北、湖南、山西、安徽、四川、寧夏、重慶等13個省市;第四類有遼寧、福建、山東、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海南等7個省份;第五、六、七類各含1個省份,分別是上海、浙江、廣東;第八類是貴州、甘肅、陜西、青海、等5個省份。
(四)討論
一是聚類結果與詳細數據是吻合的,這可從各類別所含指標數據的中位數中反映出來。首先,北京與上海確實有著很大差異:上海2008年人均純收入11440.26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分別為8108.32、711.26、849.83、1770.85元;而北京2008年人均純收入10661.93元,其構成相應為6389.31、2058.57、1142.80、1071.25元,各收入來源要均勻的多。其次,第二類各指標的絕對數中位數(下同)分別為7633.63、3980.23、2954.57、358.43、340.40元)均明顯高于第三類(4206.41、1713.55、2190.62、66.55、235.69元);再次,第三類與第四類之間,工資性收入第三類(1713.55元)明顯高于第四類(916.76元),但其他三個收入來源指標第四類(分別為3163.70、179.03、449.49元)均明顯高于第三類(分別為2190.62、66.55、235.69元)。再次,第二類與第四類之間,家庭經營純收入基本相當,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第二類(分別為3980.23、1142.80元)均遠遠高于第四類(分別為916.76、179.03元),不過轉移性收入第四類(449.49元)明顯高于第二類(340.40元)。再次,第八類地區是明顯的低收入地區,除轉移性收入外,各收入來源指標(分別為983.16、1543.24、86.01元)均遠遠低于其他地區。最后,關于第二類、第六類和第七類之間,各類間的差異也是明顯的:第六類具有明顯優勢,各指標(分別為4587.44、3762.93、437.52、470.04元)均要高于另兩類;同時第二類的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也均高于第七類(分別為3684.47、2001.50元)。
二是從地帶上來看,第一、二、五、六、七類均屬于東部地區,但屬于東部地區的遼寧、福建、山東卻聚入了第四類,河北聚入了第三類;中部地區省市均聚入了第三類;東北地區的省份均聚入了第四類;第八類全是西部地區省份,但西部地區的多數省份卻聚入了第三類。
綜上所述,我國各經濟地帶內部出現了分化,尤其是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內部的分化已特別嚴重,這對以經濟地帶分類開展諸如我國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研究、對策研究必然不利。
二、基于聚類結果與城鎮化進度的區域重新劃分
從現有文獻看,很多研究結論都表明城市化與鄉鎮經濟能帶來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我國農民收入的類型宜分為五大類。上海和北京由于其很高的城鎮人口比重,城市特征明顯,且其強大的城市拉動作用是其他省市無法比擬的,故列為第一類,特征為城市型;天津、浙江、江蘇、廣東四省市具有較高的城鎮人口比重和村鎮企業就業人口比重,鄉鎮經濟其他地區幾乎無法超越,列為第二類,特征具有明顯的城鎮型;遼寧、福建、山東、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海南等七省因其資源優勢,其家庭經營純收入水平具有明顯優勢,故可列為第三類資源型;河南、湖北、江西、新疆、廣西、云南、河北、湖南、山西、安徽、四川、寧夏、重慶等13省市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增長空間有限,而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明顯提升,故可作為第四類,特征為勞務型;至于貴州、甘肅、陜西、青海、等5省,其農民收入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可列為第五類貧困型。
顯然,這種分類很有意義,既可為我國開展農民收入適度區域差異研究,以提出適合我國區域農民收入差異是否適度的因素與原則,從而使政策研究結論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提供基礎,又可為分析農民收入影響因素提供基礎。
三、不同區域促農增收的針對性對策淺探
第一,對于城市型區域,因其一方面瀕臨大都市,另一方面水資源、土地資源比較稀缺,可考慮發展都市型現代農業,大力發展優良種業、鮮活產品配送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觀光業、生態經濟產業、農業信息產業和農業科技服務業,既可實現農民的增收,又能滿足都市人的需求。
第二,對于城鎮型區域,當前面臨著“農村能夠輸出的勞動力絕大多數已經實現了就業,未就業的勞動力主要是新成長勞動力和年齡大、技能低、有殘疾的勞動力”、“現有勞動力工資水平難以大幅度上漲”、“農民難以直接參與現代農業”等問題。其增收對策可考慮培育農業主導產業,引導農民多主體參與、多元化投入、多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
第三,在資源型區域,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于農業,惠農政策、農產品價格上漲、勞務經濟是農民增收的主要拉動力。但基于政策和價格的收入其基礎并不牢固,同時該區域還面臨著勞動力轉移就業層次低,隱性失業農民多等情況。促進農民增收可考慮加快城市化進程,推進農村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提高非農產業收入水平,同時提高農產品商品率和外貿依存度,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充分發揮資源的比較優勢。
第四,勞務型區域的特征是城市化水平低,鄉鎮經濟不發達,資源條件差,導致收入水平低并越來越依賴于不高的工資性收入。促進農民增收應從改革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改造傳統農業、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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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農產品安全事故頻繁發生，引起人們對這一民生問題的極大關注。從市場與供應鏈角度來看，市民承擔高菜價，為安全擔憂，但同時也存在農民賣菜難、效益沒保障等問題。農產品流通不暢已成為當前阻礙農業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影響農民增收乃至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1]。生鮮農產品易變質、難貯存，新鮮是生鮮農產品的生命和價值[2]。由于生鮮農產品易腐爛、難貯存、不易長時間運輸，生產者所面對的市場風險很大，很多生鮮農產品無法實現“貨暢其流”和“物盡其值”。農產品電子商務代表著全球農產品貿易的大趨勢，將對傳統的農副產品生產流通過程產生深刻的影響[3]。上海市地產生鮮農產品品質優良、一致性高，主要供應到上海市，探索適宜的生鮮農產品營銷模式尤為重要。
1 傳統農產品流通體系存在的問題
傳統農產品流通一般包括生產、供應、銷售等多個環節，存在供求信息不對稱、供應鏈復雜、營銷成本高等問題。在生產環節，農民很難獲取市場信息，農業生產周期長、受到氣候影響大，導致生產決策盲目性大。在供應環節，農產品供應鏈復雜，引起生產大起大落，導致農產品結構性過剩，以致于無法真正體現農產品價值，即“增產不增收”。在銷售環節，存在很多中間交易，價格逐級攀升，遇到供大于求時極易引起爛市現象，即“漲價不漲利”。上述問題一直困擾著農產品生產、消費和市場經營管理，已成為民生焦點。
“增產不增收，漲價不漲利”原因復雜，但是關鍵原因還是在于農業本身。農民之所以賣菜困難，主要是因為我國實行，以農戶為單位的小規模生產與大市場、大流通不相適應[4]。農業之所以屬于弱勢產業，主要是因為農業從事初級生產，農產品價值低，還要承擔種植和市場風險。農產品流通環節多，市民從最后環節購買蔬菜就注定著市民買菜要承擔高昂的價格。農產品供應鏈復雜，農民一家一戶很難直接融入大市場[5]，這注定農民收益只占據了極小比例。因此，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進行產銷對接，能夠增加農民收入，減少市民開支，有利于穩定農產品供應。
2 電子商務與農產品流通互補性分析
農產品及其貿易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與電子商務之間不僅具有適用性，還具有極強的互補性[6]。國內外研究表明，傳統農產品流通信息不對稱、市場風險大，而農產品電子商務可以促進產銷信息暢通、擴大貿易機會，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傳統產品流通環節多，價格節節高升，而電子商務將買賣雙方直接銜接起來，可以降低價格，從而能夠減少市民的開支。同時網上交互式的交易方式，能夠農產品信息“零時滯”[7]，農產品采收后可以當天送到，等客戶穩定后可以以銷定產，從而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將對農民、市民、農業都產生積極影響，是對傳統農產品貿易的有益補充（表1）。
3 幾種農產品電子商務模式分析
電子商務雖然發展迅速，但是過程中遇到諸多問題，許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運用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價值鏈理論（Value Chain）和供應鏈理論（Supply Chain）對其進行解釋和分析[8]。以下研究生鮮農產品交易成本構成和降低成本途徑，尋找生鮮農產品增值方法及便捷高效供應途徑，探索適合上海市地產農產品流通的電子商務模式（表2）。
3.1 農產品電子商務企業網站模式
B-B模式主要指合作社與超市、食堂等大客戶進行網上交易。該模式下買賣雙方相對固定，沒有充分發揮電子商務優勢，不能明顯減少人工、物流等成本，不能增加交易機會，賣方也很難提供豐富的產品。
B-C模式是指面向規模化種植企業和市民的電子商務網站。該模式實現產銷銜接，可以明顯減少信息和物流成本，擴大交易市場，通過產品更新、新鮮供應、方便訂購等服務增值，但賣方同樣無法提供豐富的產品。
3.2 農產品電子商務公共平臺模式
C-C模式是指農民借助電子商務平臺開設農產品網店。該模式下農民按單采收，并委托第三方配送產品，減少交易風險，保證產品新鮮，還可以增加交易機會，但由于缺乏豐富產品、品牌保證和專業第三方服務，該模式很難做大。
F-B-C模式是指當地龍頭企業建設農產品電子商務平臺，并提供宣傳、包裝、配送、結算等專業化服務。該平臺具有“雙重集散”功能，農民市民都可以參與進來，農民可輕松接到訂單，市民可放心選購產品，專業而密集配送網絡能確保產品生鮮供應。
3.3 上海市農產品電子商務模式選擇
上海市地產生鮮農產品主要來源于專業合作社、種植大戶，大部分供應給上海市當地市民、飯店、食堂。其流通過程包括田頭收購、市場批發、終端零售等環節，存在單一基地品種少、批發零售差價大、市民購買不方便、新鮮難保證等突出問題。理論分析表明，F-B-C模式可以緩解上述問題。該模式下實現了農民與市民 “直接對話”，農民可以即時信息，市民可以方便挑選產品，龍頭企業將發揮帶動作用，提供宣傳、物流、支付等專業化服務。還可以將線上線下緊密結合，在市民集中、交通便利的場所，設置農產品展銷、提貨網點，將新鮮農產品推廣給消費者，將農產品電子商務線上、線下工作緊密結合。F-B-C模式符合上海市地產農產品特點和消費習慣，或許是大都市先行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的有效方式之一。
4 結語
上海市消費集中、物流完善、網絡覆蓋全面，部分市民有網購習慣，喜歡網上購物的方式，開展農產品電子商務具有先天優勢。近年來，上海市相繼建設了幾個農產品電子商務網站，如孫橋電子商城、菜管家、多利農莊等。對農產品電子商務應用做了很多探索，積累了不少經驗，但也面臨一些突出問題。
目前上海市農產品電子商務第三方服務體系尚不完善，還需要政府積極引導下不斷建立和發展，特別是專業化的生鮮物流，將促進農產品電子商務活動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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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南京市溧水區把農民創業作為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帶動農民就業、優化農民收入結構、實現農民收入倍增的重要抓手，通過圍繞地方特色、優勢和傳統產業，加強宣傳培訓，積極營造創業氛圍，提高農民創業意識和創業技能，貫徹落實各項優惠政策等舉措，使全區農民立足實際，發揮各自特長和優勢，在創業致富路上各顯身手。
1 培育農民創業主體措施
1.1 圍繞傳統和特色，在發展制造業中創業
在總結前幾年開展農民創業主體培育工程基礎上，對主導產業、特色產業、農民創業狀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提出了圍繞特色產業建基地、以基地促創業、以創業帶就業、興產業的思路，在理清思路的基礎上，抓住統籌城鄉發展機遇，結合溧水“石湫刀具”、“沙塘庵糧油”等勞務品牌和溧水特色及一些傳統產業，引領農民積極創業。
1.2 圍繞優勢和特色，在發展三產服務業中創業
洪藍鎮圍繞無想山風景區和傅家邊科技園開展的農業旅游積極發展農家樂，現有農家樂逾140家，2012年營業收入達3 000萬元，從業人員逾600人，每戶年均收入逾8萬元；石湫鎮明覺集鎮周邊農民依托豐富的水產資源，興辦了以明覺口味為特色的逾30家水產餐館，吸引了安徽馬鞍山、當涂和南京等地客人前來品嘗，年營業額達1 800萬元，戶均年收入達17萬元；近年來實施農民集中居住區和“三集中”也為農民創業創造了有利條件，各鎮農民集中居住區的門面房，大部分都是由農民承租而興辦的商貿服務業，不但方便了集中居住區農民生產和生活，也為創業農民創造了條件，增加了收入。
1.3 圍繞現代農業，在發展高效設施農業中創業
洪藍鎮傅家邊周邊農民借助傅家邊科技園梅花節、采果節等節日的舉辦，有100多戶農戶發展設施草莓200 hm2，通過讓游客自由采摘等多種銷售方式，2012年銷售額9 000多萬元，戶均收入達7萬元；東屏鎮發揮農民種植花木的傳統，鼓勵農民積極發展苗木，目前全鎮已有5 000多戶農民從事苗木種植和銷售，種植面積達1 333.33 hm2，2012年銷售額達8 000萬元，其中徐溪村家家種植和經營苗木，戶均年收入超過10萬元；和鳳鎮引領原先在滬、蘇、錫等城市郊區種菜農民回鄉創業，開發了萬畝蔬菜產業園，通過組建專業合作社等方式，吸引了近40戶種菜大戶返鄉創業，現已建成大棚蔬菜333.33 hm2、露天蔬菜80.00 hm2，2012年上市蔬菜70多個品種，年產量3.2萬t，銷售額3 200萬元，長年安置600多個大齡勞力就業，不僅返鄉創業農民創業成功，而且還成為農民增收的新門路。
2 存在的問題
溧水區農民創業雖取得了一定成績，在增加農民收入、構建增收長效機制、就地解決剩余勞動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創業致富的理念已成為很多農民的共識，但受到信息、教育程度和自身觀念等因素影響，情況差別較大，在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的地方，很多農民還沒有創業意識或創業意識不強，在一些經濟基礎較好、創業氛圍較厚的行政村，農民大多有創業意識。二是受到經濟條件和環境影響，很多農民擔心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創業中，若創業不成，將極大地影響自己生產和生活，呈現出農民想創業多，真創業少。三是制約因素多，創業規模小。農民在創業過程中，受到土地和用電、用水、融資困難等諸多方面因素限制，特別是在初始創業階段，創業農民很難從金融部門獲得貸款，大都只能民間借貸。
3 對策
3.1 加強培訓，提高農民創業技能
對現有農民培訓機構進行整合，建立農民創業培訓網絡，加強創業培訓，一是要加強農民創業技能培訓，特別是結合傳統和優勢產業加強培訓，提高創業能力[1]。二是要加強對農民創業意識培訓，改變農民一些落后觀點和思想，開闊農民眼界，樹立起農民創業信心。
3.2 加大對農民創業的扶持力度
加大財政對農民創業扶持力度，出臺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明確對農民創業園、農民創業集中區、特色產業鎮、村和創業農民補助條件和標準，在積極扶持農民初始創業的同時，也要加強對已創辦的經營實體、準備擴大生產和經營的創業戶進行必要的扶持，促進農民創業實體的發展，幫其做大做強。在創業農民土地使用、電力和貸款等方面出臺優惠政策，幫助農民解決創業過程中的一些制約因素[2-3]。
3.3 建立農民創業金融扶持機制
建立農民創業金融扶持機制，降低貸款門檻和手續，創新信貸方式，積極探索建立集體用地使用權、農民宅基地、農民住房、養殖設施產權等質（抵）押貸款和信用貸款，對創業農民進行信用等級評估，并根據信用等級發放信用貸款[4]。把現有農民創業小額貸款標準提高到30萬～50萬元，提高貼息補助到80%～100%，確實解決農民創業過程中資金緊
張、融資困難的問題。
3.4 加強宣傳，提高創業意識和創業氛圍
要充分利用報刊、電視、網絡等媒體開展農民創業系列宣傳活動，通過對農民創業典型和相關政策宣傳，積極營造創業氛圍，提高農民創業意識，對農民進行敢創業、創大業進行教育和引導，開闊創業農民眼界，樹立創業信心，堅定創業決心。
4 參考文獻
[1] 楊長海.黑龍江省農民創業培訓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2.
篇13
安徽省太和縣實施農業科技最后一公里對接已經6年，大大推進了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廣度和深度，農業科技提高了農業生產的科技水平以及新型農民的素質，提升了農民使用科技的能力，節約了農業生產成本[1]，促進了糧食增產、農民增收。農業科技對農業支撐貢獻率提高了8～10個百分點。此外，農業科技最后一公里對接逐步帶動農民應用科技的意識與整體水平的提升，為農業科技人員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鍛煉培養了一大批科技人才隊伍[2]。
1 農業科技“最后一公里對接”，迎合農民的需求
通過實施“最后一公里對接”，農民實施了科技人員提供的技術方法，如少用化肥，使用農業機械化技術，降低勞動強度，減少勞動用人，減少不必要的資金投入，最終促進了糧食增產增收，增強了農民用科技進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2012年6月3—28日，太和縣高溫無雨，空氣干燥，天氣炎熱，土壤失墑快，旱情持續發展，據太和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6月25日監測，0～5 cm土壤相對含水量平均為24.3%，無墑情可言，達極干旱狀況，示范戶承包的20 hm2夏甘薯因嚴重缺墑無法栽插，使用噴灌機灑噴，支架噴霧速度慢，浪費水，澆水不集中，效率低，在最適栽插期前，科技指導員研制無雨牌GJZ-4型高效節水栽插供水器后節水高效，甘薯成活率高，秋后測產對比使用無雨牌GJZ-4型高效節水栽插供水器栽插的夏甘薯比雨后栽插夏甘薯增產8 055 kg/hm2。
2012年小麥收獲后，太和縣的旱情持續到6月28日才下了一場小雨，旱情仍未解決，該縣一科技示范戶8.67 hm2的夏玉米仍然未播種，天氣預報預測2012年7月1日以后將有降雨過程，經科技指導員督促，該示范戶及時播種，避免了連陰雨的影響，秋后產量達11 025 kg/hm2，此對照田塊增產1 875 kg/hm2。
太和縣傳統的玉米騰茬、整地時間為10月8日，2012年秋季一科技示范戶經過科技指導員調查研究后建議可以晚收10～15 d，結果晚收的玉米比早收的玉米增產量達1 005 kg/hm2。
2 存在的問題
通過農業科技“最后一公里對接”，使大部分農民提高了對農業科學技術的認識水平，對農業科學技術需求倍增。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2.1 農業科技人員對“最后一公里對接”的職責不明確
農技（農機）推廣工作是公益性的工作，維護服務對象是廣大農民，工作質量的好與差，不僅代表著部門形象，同時更代表黨和國家法規政策的執行與落實程度[3]。
2.2 農業科技人員技術水平較低
要指導農民開展或實施某項技術，自身就必須對技術精通，還要學會掌握實施這項技術以外的相關知識。以使農機農藝相互融合，農民應用才能節省種子、化肥、勞動力，機械化效率提高，才能達到節本增產增效的目的。因此，每個農技推廣人員都要重視科技學習，不斷更新知識，擴大自己的知識面，以適應實際工作的需要。
3 對策
創新農業科技指導員培訓機制，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是提升農技人員業務水平的有效路徑[4]。建立科技指導員機制，關鍵在于創新，建議今后的科技指導員培訓，更加重視貼近現實，貼近某個地區種植、養殖、深加工的特點。講一些實用性的技術方法，在培訓的過程中盡可能地穿插一些現場實地教學，增強科技指導員的實干能力。
做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的宣傳，力爭把法律規定的事，辦好落實好。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農業技術推廣法》，首次把農業技術推廣以法律確定為公益性事業。并依法對健全國家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推廣隊伍建設、機構工作運行機制、服務組織發展、推廣與應用、保障措施，考核考評，分別做了詳細地表述。農業技術推廣部門要做大量的工作，宣傳落實。爭取全社會支持，爭取地方財政、人事勞動編制、公安、稅務等部門的大力支持，落實好《農業技術推廣法》任務艱巨，這就需要農業技術推廣部門的人員不懈地努力工作。要把宣傳落實《農業技術推廣法》與農業技術“最后一公里對接”貫穿始終，實施“最后一公里對接”是《農業技術推廣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科技興農、增糧穩農的重大決策，廣大的農技科技人員是第一線的實施者，充分穩定好，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對這一重大決策的落實，確保到2020年增產千億斤糧食計劃目標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4 參考文獻
[1] 袁志勇.破解農業科技最后一公里的另一種探索[N].科技日報，2012-11-08（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