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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社會管理工作作為社會管理工作的一個組織部分，只有積極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不斷變化的形勢，深入研究應對新情況、新問題的對策和措施，大膽創新管理方式、方法，才能跟上時展的潮流。提升高速公路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工作水平，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加強機制建設，嚴格落實綜合治理工作各項制度
（一）建立健全高速公路道路交通安全社會管理運作機制，明確責任，落實監督、考核，實現文明交通與社會管理共建。
要保持高速公路交通管理與社會管理工作目標的一致性，將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納入社會管理評價指標體系，從行政和法律手段向綜合運用行政、法律、社會、道德、科技等多種手段轉變，通過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引導的作用，營造文明交通氛圍，推進交通環境不斷改善。特別是要明確重點，將行人、非機動車、拖拉機、摩托車、牲畜上高速等違法行為納入當地綜治考評，啟動綜合治理的社會治理防范工程體系，建立社會化管理長效機制。
（二）完善高速公路交通應急管理機制。
健全高速公路管理資源共享機制，完善當地政府主導，地方各級各部門與交警、路政、經營單位聯合指揮的工作模式，完善交通技術監控設施和科技管理手段，保障高速公路安全暢通。規范高速公路交通應急管理，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及時應對高速公路的緊急突發事件。
（三）建立信息共享和聯動工作機制。
整合各部門的管理資源，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聯動工作機制，通過地方黨委、政府與路政部門、高速公路管理部門建立及時高效的溝通聯系，及時將各類違法犯罪信息以及其他路面信息與縣政法委、各職能部門、沿線鄉鎮政府進行溝通，強化對信息數據的分析利用，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整體效能
（四）加強請示報告和宣傳機制建設。
要積極主動地向當地黨委、政府報告高速公路治安工作情況，爭取黨委政府的支持，充分調動各部門、各種社會力量，統籌各種社會資源，推進高速公路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同時，要加強法制宣傳，深入鄉村、工廠、學校等廣泛宣傳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知識，營造強大的輿論聲勢和良好的社會氛圍，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交通安全意識和維護高速公路社會治安的自覺性。
二、加強各項管理，推進綜合治理工作縱深發展
（一）健全會議制度，實現源頭共管。
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繼續推進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建設，進一步鞏固“政府牽頭、部門協作、社會聯動、齊抓共管、綜合治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格局。切實解決影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突出問題。針對交通安全管理出現問題的地區，實行重點整治，增加整治力量。
（二）加強道路交通管理。
組織開展各種活動，加強道路交通安全源頭管理，著力消除安全隱患。積極會同安監、路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部門，深入開展公路危險路段排查治理工作，消除一批公路安全隱患，整治一批秩序混亂路段。
（三）加強服務區管理。
要加強對服務區行業場所和暫住人員的審核和日常治安管理，督促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門建立健全治安和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維護好服務區的社會治安。特別是要與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門和當地派出所在服務區統一設立治安辦公室，設立統一標識的服務區治安崗亭，加強治安管理和便于群眾報警。同時，督促高速公路交通管理部門完善安全設施，加強保安力量，確保服務區的治安穩定。
（四）加強應急管理。
加強與氣象、路政和高速公路經營單位以及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的協調溝通，提高惡劣天氣預警能力，真正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進一步完善道路交通應急管理預案，認真開展應急演練，提高應對惡劣天氣、處置突發事件、救援搶險、排堵保暢的能力。
三、努力化解社會矛盾，鞏固綜合治理工作效果
加強輿論引導工作，不斷推進公共關系建設，著力建立公開、透明的溝通機制和積極、穩妥的矛盾化解機制，努力贏得群眾的理解與支持，與廣大人民群眾構建和諧的關系，鞏固綜合治理工作效果。
（一）加強輿論引導工作。
加強與新聞媒體的協作，完善新聞宣傳報道機制，及時向媒體通報高速公路社會管理工作情況，引導媒體加強對交通管理工作的正面宣傳。同時，要建立網上輿情動態分析制度，加強網上輿情監控和引導，避免失控現象。
（二）進一步推進公共關系建設。
推廣高速公路工作人員公共關系建設的經驗，加強工作人員與群眾的雙向互動聯系、溝通，大力宣傳社會管理工作的先進經驗、工作人員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努力增進群眾對高速公路社會管理工作的了解與理解、關心與支持。為高速公路社會管理部門搭建傾聽民聲、了解民情、回應民意、改進服務、樹立形象的交流平臺。
（三）積極回應群眾期待，努力為群眾排憂解難。
深入推進各種信息公開，及時回應群眾對高速公路社會管理工作的期待和要求，切實整改執法管理服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薄弱環節，不斷提高群眾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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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標準：省直機關公務員（工勤人員）津貼補貼標準詳見附表1：機關后勤服務中心執行專業技術崗位（職務）工資人員的津貼補貼標準詳見附表2。
三、資金來源：提高津貼補貼水平所需資金由省財政預算安排。
四、執行時間：從2012年1月1日起執行。
五、審核發放程序：
（一）各單位按照附表1和附表2中各職級標準填寫附表3和附表4，報單位主管部門審核；
（二）各主管部門將本級和所屬單位填報的附表3和附表4報送省人保廳工資福利處審批后，由單位報送省財政廳對口業務處審核；
（三）省財政廳對口業務處審核后，單位將附表3和附表4送省財政廳國庫支付局，并按規定程序將津貼補貼變動情況錄入工資統發管理系統發放。
六、嚴明紀律：各單位要加強津貼補貼和財政財務管理，嚴格執行各項紀律，一律不準以任何借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在國家統一政策之外自行新設津貼補貼項目，不準自行提高津貼補貼標準，不準在規范津貼補貼之外發放其他津貼補貼、獎金福利。凡違規違紀的，按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七、本通知未盡事宜，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江西省規范省直機關公務員津貼補貼實施方案的通知》（贛府廳發[2007]4號）有關規定執行。
特此通知。
附表：1 江西省省直機關公務員（工勤人員）津貼補貼發放標準表
2 江西省省直機關后勤服務中心執行專業技術崗位（職務）工資人員津貼補貼標準表
3 江西省財政統發單位工作人員工資變化審批表（調整標準）（略）
4 江西省財政統發單位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增、減）審批表（調整標準）（略）
江西省財政廳
篇3
一、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理論簡析
對于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從不同視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論結論與基礎，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作為一種警務工作系統，是整合警務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有效形式，是一種治安性防控體系。此外，還有學者認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一種社會治理體系，是一種高效科學的管理機制。基于此，通過理論總結，不管如何界定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都含有一些必然要素，就是構建相應的治理體系，通過整合社會治理要素，實現社會治安防控目標，其價值與意義就在于保障社會的平穩、安全運轉。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構建過程中，公安機關是主體力量，發揮著支柱性的核心作用，在整合資源，優化管理體系過程中，具有主導性作用，是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核心與關鍵。
二、社會治安防控w系的定位
在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過程中，如何有效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進行定位，是體系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從理論視角來看，很多理論學者認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是公安警務工作的一種特殊模式。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構建實踐工作中，也是主要依托公務警務力量，當時公安警務包攬體系建設工作的方式并不可取。從目標本質來看，公安警務的主要工作在于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是一個綜合性的工作，由于公安警務工作力量有限，要想通過公安打擊犯罪的方式維護社會治安，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并不十分現實，同時存在很多局限性。基于此，要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作為一個社會性的系統性工程，不斷整合相關資源，提升社會治理的綜合手段，通過社區、團體等多種平臺，不斷優化管理內容和管理體系，實現社會治安綜合水平的有效提升。在黨的十召開后，越來越強調社會綜合治理水平，提升社會治理的現代化與科學化程度，基于此，開展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并不應當局限于公安警務工作當中，而是要構建管理系統，通過扁平化、矩陣式的管理方式，構建綜合管理體系，實現社會資源與力量的有效調動與整合，進一步優化整個工作體系。
三、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構成要素
（一）防控力量
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體系中，防控力量是基礎性要素，是開展體系建設的根本保障。在防控力量組成當中，政府公權力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公安警務、軍隊、國家安全機關及司法機關等，這是開展體系建設的基礎，同時也是社會治安強化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線。通過政府公權力制約的方式，可以有效實現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目標，為該體系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增強社會管理目標與手段的可預期化，提升綜合管理水平。
（二）防控目標
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中，防控目標是重要的要素。從體系建設長遠規劃來看，明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目標，對于優化工作體系，明確工作職責，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明確防控目標，也可以最大程度吸引社會力量，讓多種社會治理力量融入體系當中，實現綜合化、立體式的管理目標，推動社會管理與治安水平的不斷提升。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實踐中，要將社會公眾的利益訴求作為最基本的工作目標，讓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真正服務社會百姓，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安全運行。
四、構建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有效路徑
（一）探索多元體系建設路徑
在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過程中，要實現立體化管理目標，必須整合多種社會力量與資源，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積極性。我國社會復雜，人口眾多，單純通過公安警務開展治安防控工作，一般都體現為事后處理，無法實現預先消除安全隱患。基于此，通過開展社會建設，引入社會治理力量，提升管理的綜合型水平，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實踐中，要推進矩陣式和扁平式管理模式，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治安防控中的作用，實現全社會治理模式。通過社會誠信建設與歷史記錄等模式，提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層級，強化思想理念引導，實現綜合性建設目標。
（二）利用現代社會治安管理手段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開始與現代信息技術網絡深度融合。在構建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過程當中，要充分運用現代化信息手段。從治安管理實踐來看，大數據思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同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大數據處理，可以及時發現并排查治安管理安全隱患。此外，隨著社會監控體系的不斷完善，也提升了治安管理的綜合水平，通過“天眼系統”建設，可以提升違法犯罪被發現并查處的幾率，提升違法犯罪成本，進而實現社會治安保障的目標。
結語：綜上所述，在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是開展社會與經濟活動的基礎和前提，對于保障百姓生命財產安全同樣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上，創新管理理念，提升綜合管理水平，實現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綜合化和立體化管理，進而實現社會治理目標。
參考文獻：
[1]楊俊.社會治安防控體系之基本內涵、運行模式和功能界定[J].學海，2012（3）：13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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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語境下正確認識的新常態的豐富內涵
1、經濟發展中的新常態
和各領域進行對比，我國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各級地方政府對該領域的新常態的界定和解讀較為透徹，我們已經意識到國家已經進入新常態，并提出在新常態背景下引領經濟發展的相關機制。在此背景下，我國的發展速度會放緩，不斷優化發展理念和相關結構，要從現實情況選擇發展驅動力。
2、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態
對社會進行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十上提出，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主要致力于依法治國、深化法治社會建設，不斷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和提升。衡量國內政治新常態的標準有：其一，制度化、規范化使用公共權力，其二，民主性在制度性安排中更加凸顯，其三，實現法制化治理，其四，高效化國家政府公共管理，其五，協調發展國家制度安排和治理體系。
3、社會治理中的新常態
當前該領域的新常態主要表現在法制建設，要求社會實現具有法制化的新常態。所謂的法治社會，就是要求人民懂法、用法、依法，為社會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在全社會范圍內一同致力于法制化建設，推動我國法制化進程。其新常態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依托法制基礎，創建新常態的社會管理制度，用多種方式推動社會轉變，營造和諧的法制環境和基礎；其二，對法治理念和精神進行弘揚，推進法制文化建設，提升全體國民的法制意識；其三，讓全體社會合理形式社會管理職權，并依法監督行使的社會管理權利。
4、環境保護中的新常態
我們要改變以犧牲環境為前提片面提升GDP的做法，這樣的發展模式讓國內環境遭到破壞，污染日趨嚴重，有的區域片面追求GDP，環境負荷超越其承載力，導致居民幸福指數的降低，提升經濟、政治治理成本的提升。同時，進入新世紀后，人們的環保意識在不斷覺醒，社會對環保的呼聲越來越高，這讓環境治理單位和部門承擔更大的責任，如果不能顯著提升環保治理效果，那么居民很難認同這種做法，政府部門的公信力進一步降低。
二、新常態下公共管理面臨的困境
1、和社會現實相比，現代治理水平具有較大的差距
在新常態下，實現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和能力是國內公共管理以及社會治理的總目標。現代化的公共治理需要民主化、科學化的社會治理和管理、當前，國內經濟尺幅發展，從整體上來看，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得到提升。
2、社會的進步要求公共管理具有較高的技術手段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內信息化水平不斷提升，現代技術和手段為現代化的管理以及積極有效的治理提供良好的保障。如今，政府部門對公共管理中現代信息技術運用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也在致力于政府門戶網站建設。但是，和人們的期許以及社會發展進程相比，公共部門使用的科技手段比較落后，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矛盾。
3、公共管理組織目標與個體自覺之間存在一定差異
如今，國內在不斷推進黨風廉政建設，一大批違法亂紀的黨政干部受到法律的制裁。作為一個個體，公共管理部門應該在社會“大染缸”中出淤泥而不染。保障組織文化體系的健全和健康，這對公共管理參與者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與之相反，那么會腐蝕一大批管理部門管理人員，他們不顧法律的要求和自身為人民服務的角色定位，做出違法亂紀之行為。
三、新常態下公共管理發展的出路探析
1、保障公共管理組織綜合治理能力不斷獲得提升
在新常態背景下，公共管理部門要主動適應，走出傳統思想的桎梏，對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通過管理知識的學習及職業道德的培訓，不斷完善選拔、激勵領導干部的機制，不斷落實績效考核激勵措施，保障公共部門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技能的提升，提升其服務意識和水平，讓其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鍛煉。
2、不斷創新現代公共管理手段和技術
在經濟新常態下，科學技術發展速度不斷提升，要想和此相適應，就需要在公共管理部門組建優秀的技術團隊，把GIS技術、數字治理技術等高科技在現代治理實踐中加以使用，為公共管理水平和質量的提升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不僅如此，還應該對公共管理參與者開辦相關技術培訓，讓其運用現代化技術的水平不斷提升，保障現代化技術作用的發揮。
3、塑造積極的公共管理核心價值體系
以懲罰公共管理者違法亂紀個體的前提下進一步改善和健全生活保障體系，提升待遇水平，提升社會地位。同時，對其進行更深入的職業道德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訓和教育，讓公共管理者樹立正確、健康的人生觀、價值觀、事業觀等，保障其在法律的支撐下開展工作，讓權力在法律的牢籠中規范化實施，讓公共管理部門和工作人員工作的開展受到法律的約束和監督，有機統一自己價值觀和社會公共價值觀。
四、結束語
最近，“新常態”已經成為社會各階層對我國當前發展新形勢，出現的新變化進行描述的重要性、綜合性詞匯，其內涵已經穿越歷史的局限性，其仍在不斷豐富之中，在各行各業，各個階層中均有所體現。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我國公共管理也面臨深刻改變，出現新的情況，社會也給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新常態背景下，公共管理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怎樣走出當前公共管理面臨的挑戰和所處的困境，是一個綜合性的課題，需要多方人士進行分析和論證，同時，作為管理部門自身應該不斷尋找新的發展方向，不斷走出困境。
作者:侯軍 單位:遷安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篇5
1、深入開展平安創建活動，系列平安創建覆蓋率達100%，深化基層基礎建設，綜治工作各項機制不斷完善，各項措施有效落實，各項指標全面完成。
2、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進一步完善，治安、刑事案件發案率不斷下降；治安重點地區得到有效整治，居民群眾對社會治安滿意率明顯提升，確保群眾安全感92%以上。
三、重點工作
（一）完善社會矛盾預防化解機制，提升維護穩定工作水平。
一是強化矛盾糾紛排查制度。嚴格實行矛盾糾紛排查制度，切實做到在第一時間發現問題、第一時間上報問題、第一時間解決問題。
二是落實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全面實施重大決策、政策、項目和活動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加強穩評工作規范化、專業化、信息化建設，向村（場）、社區延伸，不斷加強評估結果的應用工作，從源頭上預防矛盾發生。
三是完善大調解組織網絡。扎實推進鎮調處中心平臺規范化建設和實體化運行，確保人員、經費、制度、辦公場所和設施落實到位，強化調解員隊伍建設。
四是健全大調解工作機制。進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銜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機制。整合專業調解和社會調解資源，推進多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推動大調解與工會、婦聯、勞動、法律援助、仲裁、民政等社會資源有效對接。
五是著力解決進京非正常上訪。積極參與依法治理進京非正常上訪專項治理，大力推行“陽光”，全面落實工作責任制、積案終結制，及時就地解決問題，依法做好勸返接回工作，依法規范赴省進京非正常上訪行為，堅決壓降進京非正常上訪。
（二）解決影響和諧穩定突出問題，提升社會治理工作水平。
一是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機制。推進流動人口居住區建設，按照“集中住宿、集中服務、集中管理”和社區化管理模式，在工業園區高標準建立新市民服務管理站，落實新市民社會化服務保障工作，加強對出租屋的管理和“群租”現象的專項治理。建立對社區、企業、物業、中介、學校、旅館等全覆蓋的流動人口信息采集體系，切實掌握流動人口落腳點動態。
二是創新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機制。抓好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和社區矯正工作，深化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區創建活動，切實減少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加強和改進吸毒人員社會化管控工作，配好禁毒社工，社區戒毒康復執行率達80%以上，戒毒康復人員安置就業率達70%以上。建立精神病人定期排查機制，實行分級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率達80%以上。
三是構建公共安全監管工作機制。深入實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作，推進以“四個文明交通建設”為抓手的交通安全進社區工作，加強道路交通智能化、社會化、精細化管理。推進消防安全網格化管理，加大火災隱患整治力度。大力開展安全生產事故隱患排查和專項整治行動，今年要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聯席會議的要求，對集鎮交通秩序實行掛牌整治，突出抓好校園周邊地區的整頓，完善安全隱患“群防、群控、群治”社會動員機制。加大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力度，建立健全食品藥品安全事故責任追究制，提高監管水平，杜絕各類重特大安全事故發生。
四是創新鮮明正確輿論導向機制。抓好平安文化宣傳教育活動，與相關部門聯合開展禁毒、反、交通安全、防火防盜等治安防范宣傳教育，利用各種媒體宣傳平安建設成就和治安防范舉措。加強網絡虛擬社會服務管理機制建設，強化基礎信息工作，正確引導輿論導向。深化“兩新”組織服務管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社會治理。
（三）緊緊圍繞提高群眾安全感目標，提升平安建設水平。
一是開展專業化打擊違法犯罪行動。組織開展打黑除惡、治爆緝槍、打擊“兩搶一盜”、打擊電信詐騙等專項整治行動，加大對多發財犯罪和涉眾涉穩型經濟犯罪的打擊力度，始終保持對嚴重刑事犯罪的嚴打高壓態勢，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加強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建設，深入開展反專項工作，大力推進“無地區”創建活動。
二是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快推進“感知安保3.20”和家庭技防建設，60%以上的城市老小區和安置房小區達到城市安防標準，積極推進“平安E家”等安防項目，提高居民戶、商鋪等技防設施覆蓋率。加強專業巡防隊伍常態化巡防，廣泛動員群眾積極參與巡防，大力弘揚見義勇為行為。
三是開展常態化治安重點地區整治。以治安復雜、案件高發的地區和部位為重點，堅持屬地管理、條塊結合原則，發揮綜治部門牽頭作用，組織和動員相關部門密切配合，開展排查整治，健全滾動排查整治、包干問責、巡防管控、聯合整治等長效機制，落實長效管理。
四是深化系列化基層平安創建活動。深入開展平安村（社區）等平安創建活動，深入推進平安企業、平安學校、平安醫院、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工地、平安娛樂場所等系列平安創建活動。
（四）強化綜治基層基礎建設工作，提升服務群眾工作水平。
深化鎮政法綜治工作中心規范化建設，完善統一指揮、集中辦公、整合資源、處理實務的工作機制。加強村（場）、社區綜治辦規范化建設，各村（場）、社區落實1名主管綜治工作的干部，實現綜治辦、治保會、警備室、調委會“運作一體化、運轉實體化、流程規范化”，使之成為化解矛盾、暢通民意、治安服務、重點幫教的基層綜治工作平臺，提升服務水平。
四、工作措施
一是落實責任。強化綜治和平安建設工作的責任意識，嚴格履行綜治和平安建設領導責任制、部門責任制與個人責任制，通過定目標、定任務、定責任等辦法，健全并嚴格落實綜治和平安建設的責任機制，做到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責任有人負，確保年度各項工作目標任務的圓滿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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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院校要提升治理效能，就應對自身進行持續不斷的革新。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動力來源于現代職教體系的構建，適應“中國制造2025”與“互聯網+”是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存在的主旨所在，而《職業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動計劃（2015-2018年）》與《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以下各簡稱為《提升行動計劃》和《發展行動計劃》，并列出現時合稱為《行動計劃》）則是政策落地的具體嘗試。從本質而言，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是高職院校積極回應我國社會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調整，同時也是從價值與合法性角度證明其滿足社會需求的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不斷探索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路徑，并通過30多個政策文件的頒布來進行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價值求證，進而對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做出了有益理論探討。筆者以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為主線，通過對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過程的理論反思，為目前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困局尋求突破口。
一、《行動計劃》對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追求及其困局
治理效能是高職院校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保障，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提升是我國多年來追尋的目標。特別是21世紀初以來，國家相繼出臺的構建現代職教體系系列文件中，也都把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問題放在重要位置進行部署。2015年8月28日，以《提升行動計劃》頒布為新的起點，我國高職院校治理開始步入新征程。當前，我國高職院校治理水平雖有所提高，但與現代職教體系的構建以及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尚存在較大的差距，導致高職院校治理效能與社會需求契合度不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高職院校現代職業學校制度建設缺位，內部管理仍是行政化與人治化大行其道；二是高職院校質量保障體系尚待完善，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有待加強；三是高職院校文化育人的整體功能缺失，校園文化系統設計不足；四是信息技術與高職院校教育教學融合度不夠，不斷完善高職院校信息化管理體制勢在必行；五是高職院校教師崗位適應力有待強化，專業化水平與社會需求匹配度差距較大。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高職院校治理效能不高，并對高職院校治理現代化產生消極影響。
詹姆斯?N?羅西瑙指出，治理是一系列活動領域里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1]。不斷提升治理效能是高職院校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可以說治理效能化是高職院校治理現代化的主要標志。俞可平曾提出：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2]。由此可以看出，追求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最優化是高職院校治理的最終宗旨，教育部在2015年10月19日頒布的《發展行動計劃》則是為了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采取的又一個具體措施。
總理對我國職業院校治理問題非常關注，根據目前所搜集到的相關資料顯示，僅從 2014年到2015年，他就數次對職業院校治理問題做出指示。如2014年在內蒙古考察時指出：要用改革的辦法形成良性機制，鼓勵社會力量更多參與進來，共同辦好職業教育，增加就業，不斷釋放“人才紅利”[3]。在2015年5月10日首屆“職業教育活動周” 全國啟動儀式上，總理批示指出：“職業教育活動周”的設立，目的是要在全社會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形成“崇尚一技之長、不唯學歷憑能力”的良好氛圍[4]。2015年10月，總理在與默克爾共同考察安徽合肥學院時表示：中國正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愿借鑒德國職業教育的先進理念和經驗，讓“崇尚一技之長”的理念成為社會風尚，為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接“中國制造2025”和德國“工業4.0”提供支撐[5]。總理的這些批示就是在當下職業院校治理效能不盡如人意現狀下提出來的。
當下我國職教界正在對《行動計劃》進行理論反思，雖然對高職院校治理的目標有著不同的解讀，可這些觀點大多都把焦點聚焦在治理效能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共識，即治理效能是《行動計劃》的核心部件。此論斷主要基于以下兩點得出，其一是提升治理效能是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高職院校治理同樣如此。高職院校的出現不僅滿足了許多家長與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同時也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大批技術技能人才，并在服務區域經濟中大顯身手。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隨著上個世紀末高職院校在數量上的快速擴張，其內涵建設并沒有達到與時俱進，出現了管理理念陳舊、管理方式單一、培養出來的學生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低下。由此，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成為高職院校治理現代化核心需求，效能導向順理成章成為《行動計劃》的方向。另外，針對目前高職院校治理不盡如人意的現狀，《行動計劃》的關鍵目標是放棄追求規模擴張與層次升級的沖動，轉而加大對高職院校治理的投入，打造一個與社會需求相匹配的高效高職院校。其二是在我國職業教育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應當成為《行動計劃》的優先選項。畢竟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進程中，社會經濟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對高職院校的需求也不盡相同。如在上世紀末期，高職院校的主要職責就是為行業企業培養大批技術技能人才，于是流水線式人才培養模式在高職院校大行其道。21世紀初，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換代加快，原有的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方式已經不能夠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行業企業需要大量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每個學生都應該被培養成擁有其自身發展“個性”的職業人才，這些變化決定了高職院校治理方式也應順應這種發展潮流。從構建現代職教體系而言，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是實現高職院校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首要選項，是實施《行動計劃》的“先行軍”。
縱觀高職院校治理發展歷程，從改革開放前的“政校合一”式治理發展到改革開放至今的“府管校辦”式治理，再到今后“有限主導-合作共治”式治理，其基本路徑是逐步歸還高職院校辦學自，即通過激發高職院校辦學活力來提升其治理效能，其著眼點均應通過革新高職院校治理方式進行“無縫對接”。可目前的現實是國家出臺的政策“熱”，可是高職院校卻反映“冷”，這種“冷熱不均”現象究其實質就是高職院校治理對接的缺位。表現在治理理念上，舊有的治理理念根深蒂固，學校治理往往是新瓶裝舊酒，缺乏必要的風險治理意識，在辦學定位、專業建設、校企合作、服務能力等方面存在潛在辦學風險；表現在高職院校治理機制上，當下高職院校大多仍采用科層制管理，可當高職院校面臨著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二級學院的管理分權以及學術權重不斷增強等現狀時，高職院校科層制治理就難免遭遇困局；表現在高職院校治理結構上，高職院校辦學自尚待完全落實導致高職院校治理自治空間受到擠壓，高職院校學術權力對行政權力的依附導致高職院校治理行政化色彩濃厚，高職院校黨政關系不和諧導致高職院校治理“政出多門”，高職院校民主參與監督缺失導致高職院校利益相關方權益受到侵蝕，社會參與機制缺失導致高職院校治理主體的缺位。這些問題的存在是《行動計劃》必須面對的困局。
二、著眼于外部治理是《行動計劃》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重大突破
針對我國高職院校治理困境，特別是治理效能問題，其解決路徑只能是革新，而《行動計劃》的頒布則是吹響了行動的號角。通過理論與實踐的探索，我國高職院校治理革新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爬滾打后尋找到了突破口，契機就是從過去只專注于高職院校內部治理革新轉而成為高職院校治理革新的內外兼收。
根據治理功能的分類，高職院校治理不僅應涵蓋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同時還應該涵蓋外部治理。高職院校治理是高職院校治理組織存在的必備條件，缺少了高職院校內部治理，高職院校治理組織存在的合法性必然會受到質疑。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高職院校外部治理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是外部事務治理的基點，可以說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成效事關高職院校整體治理效能的發揮，并對高職院校外部治理起到非常顯性的作用，這也可以從兩個《行動計劃》中得到證實。
對比《提升行動計劃》與《發展行動計劃》，可以發現，前者大多著眼于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其重點任務是突出問題專項治理行動、管理制度標準建設行動、管理隊伍能力建設行動、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升行動以及學校文化育人創新行動[6]等。針對該行動計劃的作用，其指導思想中明確指出：“為基本實現職業院校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后者大多關注政府與社會在高職院校治理中的作用，如在主要任務與舉措中擴大優質教育資源部分推出了引進境外優質資源、完善高等職業教育結構、推動職業教育集團化發展以及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在增強院校辦學活力部分提出了推進分類考試招生、建立學分積累與轉換制度、探索混合所有制辦學、鼓勵行業參與職業教育、發揮企業辦學主體作用以及服務社區教育和終身學習等，在完善質量保障機制部分中提出提高經費保障水平、完善院校治理結構[7]等。針對此行動計劃的作用，其指導思想中明確指出：“推動高等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同步發展”。
治理與效能應該是對孿生姊妹，正如高職院校治理可以劃分為內部治理與外部治理一樣，高職院校治理效能同樣可以劃分為內部治理效能與外部治理效能，而常被提及的高職院校治理效能則往往是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的代名詞，即這種界定只關注了高職院校的內部治理，對高職院校外部治理采取可有可無的態度，這種理念也與系統論相悖。根據系統論，高職院校治理組織應由內部治理組織與外部治理組織組成，它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有機整體。對此，如何充分發揮高職院校治理組織中要素的作用，并達到1+1>2的效果，成為目前高職教育界關注的焦點。
過去高職教育界對治理效能的關注點都集中在高職院校內部治理上，并把高職院校治理等同于高職院校內部治理，進而把高職院校內部諸要素所發揮的相互功用當作是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獲取。而高職院校外部治理效能是從高職院校、政府以及社會三者間關系著手，其聚焦的是高職院校治理活動對上述三者的效能問題。高職院校外部治理效能的取得是基于以下條件的獲取，即從高職院校、社會以及政府間各自優勢來看，僅僅單靠高職院校進行治理，其效能并非總是高效，這可以從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質量中得到明證。在高職院校治理利益相關方中，社會、政府參與高職院校治理的功效是眾所周知的。因此，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須在高職院校、社會以及政府間進行綜合衡量，從而尋找到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最佳途徑。而明確高職院校治理外部效能，核心是要對高職院校、社會以及政府的“勢力范圍”進行準確界定，既要充分發揮高職院校、社會以及政府的各自效能，同時又要避免三者間的相互越位，只有如此，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提升才能夠得到保障。
《行動計劃》的突破點就在于此，即從過去的只關注高職院校內部治理轉而將內外部治理同等對待，并從理論探討上升到實踐探索階段。出現這種改變的背景就是當下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效能不佳，須通過引入社會與政府資源來達到高職院校外部治理的突破，并在我國社會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加快的氛圍中得以實現。如在《發展行動計劃》中指導思想部分明確提出“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人才保障”。在主要目標部分明確提出“服務中國制造2025的能力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顯著提升”。從高職院校治理革新路線圖來看，21世紀以來我國高職院校治理革新就是通過引入社會與政府，實現從高職院校內部治理向高職院校治理轉變。此變化要求根據高職院校、社會與政府各自的優勢，合理理清高職院校、社會與政府的職責范圍，并逐漸建立高職院校現代化治理體制，使高職院校、社會、政府三者間相互關系形成良性互動。
三、外部治理與內部治理的關聯是《行動計劃》提升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保障
對于高職院校外部治理效能和內部治理效能關聯性的解讀，則應從理論視角著手。高職院校治理效能的提升取決于高職院校治理權力分配能否在功能與結構上實現優化。高職院校治理權力功能的優化是指將社會與政府引入到高職院校治理之中，其關注點是高職院校外部治理效能；高職院校治理權力結構的優化則是指高職院校內部進行合理的機構設置、人員的定編定崗、職能劃分等權力分配行為，這與各高職院校當下所進行的績效改革有異曲同工之妙，其關注點是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效能。鑒于當前高職院校治理體制還留有計劃經濟與人治化的痕跡，因此它的結構、功能與運行關系都難免被打上上述烙印。如果高職院校治理革新仍局限在以前的固定思維中，固守已有的高職院校對社會、政府的功能范圍，其結果必然會是“雨過地皮濕”，最后還是以“濤聲依舊”落幕。另外根據結構與功能兩者間的關系，前者表現后者，后者決定前者。因此，功能的有效發揮取決于相應的結構作為強有力的支撐，如果保持功能原狀，只是對結構進行某種程度的改變，其結果只會是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鑒于此，高職院校在執行教育部2015年頒布的兩個行動計劃時，不能夠采取區別對待，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如果有些高職院校仍然采取過去的在高職院校內部進行“小打小鬧”來應付差事，這種新瓶裝舊酒的方法最終結局是會使這些高職院校治理效能持續低效，并在我國現代職教體系構建進程中被歷史拋棄。
縱觀高職院校治理革新歷程，當高職院校治理致力于內部治理之時，即高職院校在忙于完善內部管理制度、組織研制管理指導手冊、細化院校長和其他管理人員能力要求、制訂和完善數字校園建設規劃、組織開展學校核心文化、優秀學生社團等遴選展示活動、質量年度報告[8]等內部治理來尋求從根本上降低高職院校內部組織的內耗，從而實現提升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效能的宗旨。另外不要忘記高職院校外部治理效能的提升，將兩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從高職院校治理革新的成效來看，高職院校治理權力結構與功能合理化都有不同程度的推進，并以此為基礎，我國高職院校內部治理效能與外部治理效能得到較大程度提升。因此，通過對高職院校治理革新的解讀，高職院校在執行《行動計劃》時應遵循一個基本準則，即高職院校治理革新在不斷完善多元主體治理機制的同時，須持續進行高職院校內部治理的革新。
參 考 文 獻
[1]詹姆斯?N?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4.
[2]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2.
[3]重職業教育 破解中國就業難題[EB/OL].[2015-05-20].http：///gn/2014/05-24/6208159.shtml.
[4]：加快發展現代職教 培養高素質勞動大軍[EB/OL].[2015-05-10].http：//.cn/c/2015-05-10/1730318148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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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還發現，受訪者對職能部門工作人員“行政能力”的滿意度分值僅為62.3分，在所列選項中倒數第四。其中，有三分之一強（35.0%）的受訪者對西安市干部行政能力表示“很滿意”（7.2%）或“比較滿意”（27.8%）；表示“不太滿意”（14.5%）或“不滿意”（8.3%）的占22.8%；另有高達42.3%的人持“一般”模糊態度。見圖13。
對創新執政水平的期待：治理能力是催化劑，制度建設是穩定劑、為民親民是黏合劑
調查結果顯示，“治理能力”（49.3%）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其次為“制度建設”（33.2%）、“職業道德”（32.1%）和“為民親民”（31.6%），提及率均在三成以上。此外，受訪者對“清正廉潔”和“管理理念”的關注度也在兩成以上。以上結果表明，在市民看來提升治理能力和改變工作作風是加快推進“大西安”建設、實現跨越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成功保障。見圖14。
對發展領域的關注與期待：社會保障是基石、道路交通是依托、教育醫療是關鍵、經濟發展是杠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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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思路
堅持創新發展，增強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全面推進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加快調整教育結構，加快創新體制機制，推動科教融合、產教融合，激發學校服務經濟社會和創新驅動發展的巨大活力，為廣東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強大動力與支撐。
堅持協調發展，提高教育質量。統籌推進珠三角地區與粵東西北地區教育發展，推動珠三角地區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支持粵東西北地區加快提升教育現代化水平。注重教育內涵發展，把提高教育質量作為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任務。以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把結構優化作為提高質量的主攻方向，提升教育結構的適應性、開放性、靈活性。促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相互滲透，推進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共同發展，推進各級各類教育協調發展，構建相互開放、銜接融通的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
堅持綠色發展，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立足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入研究和遵循適應時展的教育規律、人才成長規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扎實推進素質教育，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改善育人生態，建設綠色校園，建立完善人才綠色評價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和水平，促進每個學生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堅持依法治教，提升教育治理現代化水平。強化生態文明教育，廣泛深入開展可持續發展教育。
堅持開放發展，提升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面向世界，服務“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做好教育對外開放工作，拓展教育資源，培育形成教育發展新的比較優勢，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區域輻射力。加強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深化粵港澳臺教育合作交流，加快培養國際化人才。加快推進區域協同聯動發展，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豐富教育開放內涵。
堅持共享發展，促進教育公平。不斷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加快推進義務教育城鄉一體化發展，進一步縮小城鄉、區域、校際間教育發展差距。切實改善異地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留守兒童、殘障兒童、學習困難學生受教育狀況，全面推進教育精準扶貧，維護和保障不同人群公平受教育的權利。
第二節 發展目標
一、總體目標
到2018年，教育結構更加優化，教育服務體系更加健全，教育公平保障、教育發展質量、教育貢獻程度、教育治理水平位居全國前列，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基本建成教育強省和人力資源強省。到2020年，實現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和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教育現代化發展水平高，基本形成在國內有廣泛認同度、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南方教育高地。
二、具體目標
――實現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完善幼兒保教體系，學前教育毛入園率96%以上。堅持九年義務教育，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高水平高質量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穩定在95%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0%，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以上，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以上，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20%以上。
――教育供給更加優質多元。優質教育資源總量不斷擴大，教育結構和資源配置更加優化，建成覆蓋城鄉、開放便捷，滿足多層次、多樣化學習需求的終身學習公共服務體系。素質教育導向的教育教學體系、人才培養模式和制度環境逐步完善，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就業創業能力進一步增強。
――教育創新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明顯增強。系統設計高等教育分類發展體系，大力推進高水平大學建設，加強理工科大學和理工類學科建設，推進省市共建普通本科高校，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加快建設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F代職業教育體系。全省高校的整體發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顯著增強，成為引領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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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升級立體化信息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堅持高起點謀劃推進，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納入黨委政府的民生工程、實事工程，逐級認真研究制定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方案和年度實施計劃，特別是高標準研究制定技防城建設、技防小區建設、重點部位視頻監控系統建設等專項建設規劃。推動科技應用創新，以技防城建設為抓手，加快提檔升級步伐，著力推動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工作，大力推進大數據指揮服務中心建設，完善“視頻+N”實戰應用機制。強化網絡社會服務管理，強化網上網下一體化防管措施，完善依法處理、輿論引導、社會面管控“三同步”機制。深化重點地區和突出治安問題整治，堅持層層掛牌督辦制度，堅決扭轉少數地區治安混亂現象，努力提高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
創新發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按照“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進一步健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綜治協調、有關部門負責、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的工作格局。促進多元化解方式健康發展，進一步加強和規范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工作，拓展司法調解范圍，促進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探索協商、中立評估、第三方調處等矛盾化解方式的運用，確保各類矛盾糾紛有適合的途徑得到及時有效預防和化解。搭建多元化解方式對接平臺，進一步推進縣鄉兩級調處中心規范化建設，加強訴調、檢調、公調、訪調對接以及專業性矛盾糾紛化解平臺建設，不斷增強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整體合力。完善多元化解工作制度，健全社會矛盾糾紛分析研判機制，提升利用信息化手段開展分析研判的水平，真正做到對社會矛盾糾紛的及時發現、有效處置。
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措施。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居住證管理辦法，健全流動人口信息社會化采集機制，全面落實“以房管人”“以業管人”等措施。創新特殊人群服務管理，認真抓好近年來中央和我省出臺的特殊人群服務管理政策措施的落實，切實發揮政策的引導效應；完善特殊人群分類服務管理措施，以分級分類管控為基礎，區分不同類別、根據各自特點，分類施策、分級管控，促進特殊人群服務管理工作更加精細化、科學化；加強特殊人群服務管理隊伍建設，以專業化服務、社會化幫扶為支撐，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途徑，培育、引導社會組織為特殊人群提供針對性、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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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社會治理要為了群眾。社會治理的任務落到實處，就是要維護群眾利益，與一切為了群眾的價值追求契合。為群眾服務，就是要處處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在創新社會治理中，要始終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落腳點，要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抓起，社會治理的各項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
創新社會治理要依靠群眾。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要依靠群眾，要承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要走入群眾、發動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群眾參與是創新社會治理的典型特征，要不斷轉變觀念，從政府主導、包攬一切事務轉變為多方參與，共同治理，更要充分調動群眾參與政務事務的積極性，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肯定人民群眾的創造性，逐步形成現代社會治理中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群眾組織同政府管理互補、互動的良好局面。
創新社會治理要相信群眾。堅持以人為本，認清群眾才是歷史的主人，多向群眾學習、交流。要在工作中依靠群眾，在思想上尊重群眾，創造公眾參與的便利條件，提升群眾組織活力，加強互動，要使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偏差，就需要及時糾正。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應尊重人民群眾的主w地位，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意識。 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機制仍需完善
社會發展至今，我國所取得的各項成就有目共睹，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伴隨發展逐步積累了一些矛盾，這對創新社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
社會結構日趨復雜。群眾主體由單一化朝多元化發展，原來簡單的社會結構變得更為復雜，社會結構不再單一，群體訴求呈現多樣化，過去的傳統社會整合力量變弱，新的社會整合機制不健全，群眾工作對象日趨復雜，對社會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群眾及社會組織參政熱情不高。在創新社會治理過程中，要求社團組織承接部分政府轉移職能，同時，群眾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規范，防止政府與群眾價值產生偏差。我國社會組織參政議政能力較弱，且個別地方政府對社會組織干預過多，使其在組織、功能和活動方式等方面都過分依賴政府。許多公共服務都由政府直接提供，導致效率水平有待提高。
群眾參與機制亟待完善。在實踐過程中，我國已制定了一些群眾參與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但是，總體看來，我國群眾參與的制度還很不完善，政府對提升公民參政意識還不到位，執行還不到位，制度化建設還不成體系，水平不高，群眾參與的形式大于其實質意義，使得公眾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表達，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突出社會公平感
一切依靠群眾是我黨工作的力量源泉，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必須依靠群眾，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實現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突出社會公平感。社會公平并不意味著社會中每個人平均占用社會資源，而是主張通過多種手段來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從而實現社會總福利和人均福利的最大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公平公正感。社會存在矛盾是必然的，但長期存在于群眾中的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則會增強群眾的不公平感。積極妥善地處理好群眾中的矛盾和問題，是增強社會公平感的一條重要途徑。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擴大群眾參與。群眾參與可分制度內參與和制度外參與兩種途徑。制度內參與是指在政府主導下的群眾參與途徑，并且有嚴格的程序和內容限制。制度外參與不存在嚴格的程序和內容限制，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自主性。
第一，群眾參與在創新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首先，可以保證社會治理過程中各項政策、規定的公共利益價值指向。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從事政治活動和從事經濟活動的都是理性自利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在沒有有效監督的情況下，部分政策及規定制定者一有機會便會謀求個人或部分私利，背離公共利益換取個人或部門利益，在壟斷部門表現更為突出。此外，利益集團及個體的尋租活動也可以改變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導向，將社會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變成某些人對行業的控制。群眾參與可以保證公共利益不被異化，可以使公共政策、規定的出臺更為公開化、透明化，公民可以獲得更多的知情權，從而進行有效的監督。其次，可以提高社會治理中政策、規定制定的科學性。科學合理的政策、規定要達到四個方面的要求，一是明確的目標導向，二是可行性強，三是可持續性，四是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群眾參與可以提升社會治理中各項政策規定的認可度和可行性，群眾自身參與和選擇的治理方式很容易得到群眾的廣泛認可和大力支持，使政策在執行中不會受到抵制。
第二，創新社會治理過程中注重對群眾參與的引導與規范。要不斷完善群眾參與的各項制度，嚴格落實群眾參與制度、規范，約束政府工作方式，明確群眾參與的地位和效用；要避免走過場、花架子等華而不實的群眾參與；要切實尊重和落實群眾參政議政的要求，并確保人民群眾能夠在關系切身利益的事務中發揮積極重要的作用，積極引導群眾參與社會治理、通過參政議政，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使其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能落到實處。
第三，健全群眾參與的制度保障。應當承認，雖然我國在推動群眾參與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但由于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不均衡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群眾參與實踐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要做到有效、廣泛、深入的群眾參與，除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的發展，以及民主意識的培養和提高外，還要有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障。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培育和規范群眾組織。“政社分開”是發揮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治功能的前提，要實現社會各類組織的合理分工，讓政府不再大包大攬，厘清界限，按照社會管理的規范，還原群眾組織的應有地位。同時，建立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治的良性互動，政府社會分開，是為了更好的合作，政府可以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把那些政府做不好、管理不好、管不到的事情堅決剝離出去。通過培育發展、購買服務等方式發展社會組織，“政社分開”可以提高效率、節約成本、提升水平，便于政府從紛繁復雜的事務中脫身，更好地致力于政府治理。二者除了相互促進，還可以相互監督，避免政府失靈與社會組織失靈，產生良性互動。
社會組織能夠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職能，對傳統政府管理進行有效的拓展，有利于構筑多中心的社會治理體系，從根本上推動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轉變。政府要認真履行職責，規范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共同管理好社會事務，為群眾自治提供良好的軟環境；社會組織要主動培育參政意識，要明確與政府一道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形成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
實現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要緊緊地把握好社會發展規律，由政府主導，堅持群眾路線，充分發揮群眾及各種社團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不斷循序漸近，產生良性互動，逐步把社會治理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篇11
文章編號：1005-913X（2016）01-0034-02
營商環境是指企業在開設、經營、貿易活動、納稅、關閉及執行合約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規所需的時間和成本等條件。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著力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提升城區國際化水平，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是我國的重大戰略任務。
一、充分認識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重要意義
（一）新常態下推進產業轉型的必然選擇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內外部條件正發生著深刻變化，新常態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根本出路在于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發展更多地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通過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吸引各類高端資源要素集聚和配置，實現從成本優勢向以人才、資本、技術、服務、品牌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轉變，是適應經濟新常態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
（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使治理體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和科學化。其中，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就是要更加明確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權責與邊界，并以規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將其確立下來，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三）提升城區國際化水平的內在要求
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與發展，我國的經濟外向度不斷提高。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必須用國際視野和國際理念來引領我國發展，在規則上與國際接軌，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提升城區國際化水平，增強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配置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能力與水平，增創改革發展新優勢。
二、嚴格遵循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基本原則
（一）國際視野、創新管理
堅持國際先進經驗和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主動在國際先進國家中尋找切入點和結合點，主動學習、接軌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引入國際通用的行業規范和管理標準，提升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建立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營商體系。
（二）政府主導、共同締造
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關系，發揮政府在營商環境建設中的主體作用，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增強市場活力，激發社會創造力，形成社會各界共同推動營商環境工作的良好格局。
（三）需求導向、服務企業
堅持以貼近企業實際和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提速增效，降低企業綜合成本，切實提高各類企業主體對我國營商環境的滿意度，構建國際化的企業生態環境。
（四）法治為先、制度保障
堅持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化建設，加快破除營商環境工作體制機制障礙，將經驗做法服務于體系，創新試點轉化為常態，建設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環境。
三、如何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建議
（一）營造寬松平等規范有序的市場環境
1.完善市場準入機制。積極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推動非公有制市場準入機制改革；根據特許經營領域開放步驟引導多種所有制企業逐步進入；引導和鼓勵民間資本和各類產業投資基金投資戰略性新型產業以及醫療、教育等社會事業領域。
2.提升市場服務能力。培育發展行業協會、商會等經濟類社會組織，強化企業服務者定位，維護市場契約實施和行業發展秩序。積極壯大各類專業服務機構，為企業投資經營提供專業服務。建立健全政府采購、定向委托等多元化方式向社會購買服務機制。打造集多種服務功能于一體的中小微企業服務體系，構建區、街聯動的重點企業服務體系和服務機制，及時了解企業訴求，協調解決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的困難和問題。
3.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司法公信四大領域信用體系建設，對接社會信用共享平臺，實行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引導企業主動融入信貸征信體系，降低企業獲得信貸的成本，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方便企業獲得資金。
4.構建市場監管體系。推進市場監管規范化建設，強化對壟斷、不正當競爭等違反市場競爭秩序行業的監管，建立健全“打、控、防、管”的市場綜合監管體系，完善質量監管體系，創新監管方式，規范企業檢查制度。
（二）營造廉潔透明便捷高效的政府環境
1.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政府應以公眾需求為導向，精簡各級行政審批事項，建立行政審批目錄管理制度，對行政審批進行動態評估、管理和調整。
2.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政府要規范行政審批行為、改進審批方式，精簡流程、壓縮時限，切實提高審批效率和服務質量。如：簡化網上納稅申報、繳稅流程，減少企業納稅次數和納稅時間。深入推進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減少申辦手續。
3.加強行政效能監察。健全行政效能監察考核體系，建立問責問效機制，促進行政機關勤政廉政建設。全面落實“馬上就辦、辦就辦好”的要求，解決庸作為、虛作為、慢作為、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同時，強化新聞媒體、社會組織、群眾輿論的監督作用。
4.提高政務透明水平。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力度，創新公開載體和形式，推行社會公示、社會聽證、專家咨詢和新聞等公開形式，增強政府信息公開的針對性、有效性、及時性、準確性和權威性，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樹立廉潔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營造和諧穩定溫馨包容的社會環境
1.打造穩定安全公共環境。要深化平安社區建設，為市場主體提供安全、安定、安心的社會環境。有效降低刑事治安發案率，健全源頭治理機制，完善落實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完善網上網下相結合立體化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加強企業和個人的信息安全保護。
2.建設社會和諧共治機制。學習臺灣先進的社會生活共同體理念，深入開展和諧社區共治工作，建立健全群眾廣泛參與的激勵機制、縱向到底的管理服務機制和橫向到邊的多元共治機制。如把部分行政管理事項的辦理下放到社區，或者探索完善科學高效的城市治理體系，提升對各層次人才的吸引力。
3.完善均衡優質公共服務。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化，促進優質公共資源在地域間的均衡合理分布。加大教育、醫療等公益性資源的投入，提升國際化水平，并努力做到公平普惠。
4.營造創新創業社會氛圍。圍繞建設創新型城區的目標，大力倡導甘為人先、勇于競爭、尊重知識、尊重創新的社會氛圍。打造新興產業特色園區，形成創新創業聚集區，并完善創新創業扶持政策，激發全社會的創新創業活力。
（四）營造自由便利高效安全的開放環境
積極對接一帶一路核心區和自貿區建設，適應經濟全球化，接軌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引入國際通用的行業規范和管理標準，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營商規則。積極引導和鼓勵支持企業參加國際化標準活動，推動企業加快適應全球貿易投資新競爭規則，遵循相關的國際公約和相關協定。
（五）營造公平公正成熟完善的法制環境
1.建立公正文明執法體系。建立以保障良好營商環境為主旨的公正文明執法體系，完善行政執法部門執法程序，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加快推進網上行政執法平臺建設，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度，加強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2.構建公正司法運行體系。加大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建設力度，建立聯合懲戒機制，推動人民調解創新，探索建立人民調解組織。
3.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機制。深化落實國家知識產權建設，著力健全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加強知識產權宣傳與普及教育。
（六）營造集聚充分配置高效的要素環境
1.打造國際人才高地。鼓勵采用市場化運營方式，構建各類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服務保障和創業發展體系，探索廣納賢才、推進創業發展的新途徑和新模式，注重人才的培養、發展與服務保障。
2.打造區域信息網絡。以積極創建國家信息消費，大力開展跨境電商等為契機，加快發展云計算、大數據、北斗衛星、信息安全應用等產業集群，推進信息消費和數字產業園區的建設。
3.鼓勵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加大對企業直接融資以及多層次利用資本市場的引導力度，拓寬融資渠道，打造金融服務中心，構建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切實解決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4.加大產業空間保障支持。按照盤活存量、做好增量的原則，再造一批空間和整合提升若干專業園區，提高產業空間對新興產業的保障效率，形成一批配套齊全、功能完善、產業鏈完整的新興產業發展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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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把2009年定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基礎建設年”。總體思路：突出一個中心，破解三個難題，實現三個突破，努力提升整體工作水平。
突出一個中心：突出穩定低生育水平這個中心任務，著力在夯實基層基礎上下功夫。在宣傳教育上創特色出精品。組織一個由各個階層參與，以宣傳計劃生育先進典型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宣講團”進行巡回宣講，擴大計生宣傳的影響力。在優質服務上抓機遇上水平。進一步加大縣、鄉、村三級服務站室和整體服務體系建設，為深化孕前型管理提供支持。年內確保創建1個國家級優質服務先進單位，2-3個省級優質服務先進單位。在計生惠民上強措施補弱項。進一步提高城鎮企業職工計劃生育獎勵政策落實率。
破解三個難題：破解流動人口管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和“放孕收費”治理三個難題。一是在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上搞創新。積極探索“誰用工誰管理、誰受益誰管理、誰的轄區誰管理”的管理模式，實行動態管理，防止出現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失控。二是在出生人口性別比治理上抓聯合。加強部門協調和聯合執法，集中開展兩次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查處和打擊“兩非”案件。組織召開由周邊市參加的治理出生人口性比跨區域協作聯誼會，形成內控外連的綜合治理網絡。三是在治理“放孕收費”上用實功。推廣普及社會撫養費征管軟件的應用，從源頭上堵塞社會撫養費征管方面的漏洞。加強鄉村計生隊伍教育和管理，提高執法能力和水平，下力量解決專職隊伍的待遇問題。
實現三個突破：在后進鄉村轉化、信息化建設和改革考核辦法上實現突破。在后進鄉村轉化上，下大力開展一次“后進鄉村集中整治”活動。在信息化建設上，實現信息化手段在全員人口管理、社會撫養費征收、季服務、“民心工程”、流動人口管理、藥具管理、計生隊伍管理、考核評估等項工作中的應用與對接，以信息化管理引領全市人口計生工作整體水平的提升，爭取在全省樹起新的亮點。在改革考核辦法上，細化考核內容，量化考核標準，創新考核模式，下決心解決計生考核上的諸多弊端，實現考核方法科學、公開、公正，考核結果真實、準確、可用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