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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Hymer)于1960創立壟斷優勢理論。[1]壟斷優勢理論認為一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是它相對當地企業具有某種優勢并足以抵消額外的成本,而且這種優勢是與該企業所有權相聯系的、不容易喪失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的優勢。金德爾博格(Kindleberger,1969)推進了海默的思想,認為跨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時具有規模優勢、市場優勢、生產要素優勢等。[2]約翰遜(Johnson,1970)從知識資產的占用和使用的角度,阿利伯(Aliber,1970)從貨幣和資本的角度,卡夫斯(Caves,1971)從產品的異質化能力、知識和技術等核心資產的角度,彭羅斯(Penrson,1976)從規模經濟的角度論述了企業的壟斷優勢。[3]鄧寧(Dunning,1977)進一步把這種優勢發展為“所有權優勢”。[4]
壟斷優勢理論關注的是最終產品市場并通過市場寡占獲取超額利潤。其理論集中在廠商特有優勢和寡占市場結構上,但后續的研究主流關注廠商特有優勢,而對寡占市場結構的研究不占主流。
2.內部化理論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76)把對外直接投資看成是企業將國際交易內部化的直接結果。他們認為由于競爭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對稱,中間產品難以通過市場交易完成,所以企業通過并購對方或新建子公司來使交易在企業內部完成。[5]威廉姆森(Williamsen,1975)、漢納特(Hennart,1977)、馬吉(S.P.Magee,1977)、拉格曼(Rugman,1981)等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配置資源的協調機制進行闡述,進一步完善了內部化理論。[6]
內部化理論關注的是中間產品市場,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獲取更高的利潤,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在于資本的國際轉移,而是基于企業所有權之上的管理權與控制權的擴張。尼爾斯基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1999)認為對于資源相對不足的中小企業而言,市場內部化未必是絕對的,它們可以通過信息與知識內化來獲取大公司把市場內部化的價值。[7]但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不是內部化,而是知識上的優勢,內部化只是保持企業知識上的優勢的途徑或方法。內部化理論的局限還在于它沒有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難以適用于短期的投資行為分析。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鄧寧(1977)首先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并在以后不斷修正完善,其核心是“三優勢”分析范式(OIL Paradigm)。該理論認為國際生產的方式、范圍和格局由企業的三種優勢決定:所有權優勢(O)、內部化優勢(I)和區位優勢(L)。
折衷理論的三優勢中,所有權優勢說明企業為什么(Why)要從事國際生產,內部化優勢說明企業如何(How)利用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說明企業到哪里(Where)從事國際生產。但折衷理論沒有把時間作為內生變量納入到分析框架中,即沒有說明何時(When)進行投資。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鄧寧將其劃分為四種類型:尋求市場(market-seeking)、尋求資源(resource-seeking)、尋求效率(efficiency-seeking)、以及尋求現成資產(created-asset-seeking)。
除了鄧寧的區位優勢外,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還包括:(1)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凱夫斯(Caves)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的市場學派理論,他們強調市場的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增長潛力以及所謂的心理距離對跨國公司投資區位的影響。(2)以安哥多(Agodo,1978)、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奧克荷姆(Oxelheil,2001)以及魯明泓(1999)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理論,該理論著重分析了東道國政治、經濟、法律甚至轉型體制對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3)以波特(Poter)、斯密斯與佛羅里達(Smith & Florida)、埃利森與格蘭澤(Ellison & Glaeser)為代表的集聚經濟理論,他們認為產業空間集聚不僅會帶來產業的自然優勢而且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①
4.小規模技術理論
威爾斯(Wills,1977)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8]他借用弗農(Ver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標準化階段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機會,并認為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優勢主要有:擁有小市場需要的小規模技術;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頗具優勢;低價產品營銷策略。小規模技術論本質上屬于“被動技術論”,此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使用“降級技術”,生產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成熟的產品,這樣就使得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生產的邊緣地帶(魯桐,1998)。威爾斯把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與母國市場特征之間聯系起來,在理論上給后人提供了一個充分的分析空間。
5.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
沿著威爾斯的思路,拉奧(Lall,1983)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和投資動機,并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9]在拉奧看來,即使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在規模小、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等,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利用當地技術知識和要素價格進行跨國生產;對進口的技術和產品進行一定的改造和創新;生產與發達國家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利用民族或語言的因素加強自身的競爭優勢。拉奧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外國技術的改進、消化和吸收是一種主動的創新。正是這種創新活動給企業帶來了新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憑借這種競爭優勢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6.技術累積理論
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Cantwell & Tolentino,1987)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擴張過程恰恰是其內部連續不斷的技術累積過程,技術累積和國際投資深化是相輔相成的。[10]發展中國家企業,尤其是處于國際化初期的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海外創新活躍地區建立生產基地進行生產和研發活動,不僅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信息、有效地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還可以為本國技術累積和創新建立更為廣泛的國際基礎,推動母國的產業發展。
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專業化理論以及技術累計理論的核心內容都是在尋求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其理論實質上是對壟斷優勢論的改進,以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些理論注重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張效應,而忽視了競爭效應,忽視了市場結構、競爭強度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
7.長期戰略理論
魯伯(Reuber)等人根據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調查,描述了三種不同的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導向的投資;市場拓展投資;政府倡導的投資。魯伯認為,預期的投資利潤率(而不是當前的利潤率)對投資水平有著根本的影響,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是長期的戰略考慮。魯伯的研究是實證的,其啟示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著眼于長期發展戰略,短期的利潤率不應占有絕對重要地位。②
8.寡占反應論及博弈論模型的發展
尼克博格(Knickerbocker,1973)基于戰后美國187家巨型跨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分析,發現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追隨潮流”效應(Bandwagon Effect),表現為一旦有一個企業向國外市場擴張,同行業的其它企業為了確保國內外的市場地位也競相向國外擴張。并且集中度越高的行業,追隨潮流現象也越明顯。尼克博格把這種現象稱為“寡占反應”。這種“追隨潮流”的行動還表現為不同國家的企業進入彼此的市場或第三國市場。[11]凡尤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1995)建立了一個博弈論模型,較好地解釋了對外投資中的“追隨潮流”現象,并認為只有在對外投資獲得的收益大于固守本國市場的收益時,才有動機實施寡占反應對外投資。[12]
史密斯(Smith,1987)[13]用兩階段博弈模型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所起的策略性作用――進入遏制;格雷厄姆(Graham,1990)[14]用雙頭壟斷模型量化了“交換威脅”型對外直接投資;福斯弗瑞和莫特(Andrea Fosfuri & Massimo Motta,1999)[15]認為后進企業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取特定區位知識,而領導者企業傾向于出口以避免自身優勢的消散。卞華頓和埃克爾(Bjorvatn and Eckel,2006)則認為盡管技術溢出在當地十分明顯,領導企業還是有動力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阻止技術落后企業的技術獲得型對外直接投資。
9.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對外直接投資因理論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推進,使得對外直接投資及其經營活動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簡言之,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一般都受到以下三種因素的影響:市場和技術的不確定性、部分或全部投資成本的不可逆性以及項目投資的可延遲性。在基于實物期權的對外直接投資思維中,企業擁有的對外直接投資機會可以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其投資價值應當由兩部分組成:項目未來收益的貼現現金流和項目投資機會的期權價值。把實物期權理論具體運用到跨國經營中,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的國際化、跨國經營的靈活性與公司績效的關系。科格特和庫拉蒂拉卡(Kogut and Kulatilaka,1994)認為,由于跨國公司擁有跨國性的商業網絡,當環境變化時,跨國公司能夠在網絡內部提供轉移資源、生產以及分銷的靈活性,理論上這種轉換期權能夠提升跨國公司的市場價值且能夠規避風險。艾德里安•巴克利和卡倫•特瑟(Adrian Buckley and Kalun Tse,1996)認為,國際投資開始時一般都是小規模的投資,然后再根據收益的大小來決定擴大或者縮減規模,這種根據未來新信息的調整能力可以增進跨國投資的價值。[16]巴克利和卡森(1998)認為,為了適應動態的世界經濟,增進跨國公司的運營柔性非常重要,因此可以采用實物期權方法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艾得勒和雷文賽勒(Adner and Levinthal,2004)則認為很難提前識別內嵌在項目中的市場和技術發展機會,這會給實物期權理論的應用帶來約束。[17]
第二,比較分析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科格特(Kogut,1991)首先運用實物期權來分析國際合資模式,并分析了合資企業中的一方收購另一方的情形。[18]卡皮(Capel,1992)認為,當不確定性越高時,企業越愿意選擇靈活性的市場進入模式,即使是這種模式的生產成本較高,但可能會有較低的總成本;當存在調整成本時,企業面對不確定性會傾向于“等等再看”,而不是馬上轉換到其他進入模式。彭寧斯和斯留尾貞(Pennings and Sleuwaegen,2004)計算了由出口轉換為在外設立獨資子公司、合作經營及許可生產的最優收益水平,認為最佳進入模式依靠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兩國的稅收差異,當地公司的成本優勢、制度需求及合伙人的合作程度決定。[19]
第三,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市場進入時機。相關研究重點考察了企業的延遲期權,他們認為在決策是否進入海外市場以及投資多少之前,有必要“等等再看”以便獲取更多的相關信息。里沃利和沙羅尼奧(Rivoli and Salorio,1996)[20]認為,如果跨國公司能夠保持長時間的所有權優勢,以及投資難以逆轉,投資的延遲期權是適意的;否則,由于競爭者的壓力,延遲期權的成本會超過其收益。布里托等(JB de Brito,2005)認為跨國公司的收益由母國和東道國的吸引力決定,這些吸引力在各個國家遵循不同的布朗運動,在此框架下推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優臨界值,并建議吸引力波動性越高,進入決策越需要推遲進行。[21]
通常利用實物期權方法探討投資問題的文獻都蘊含兩個基本假設:投資機會企業獨享和產品市場完全競爭。考慮競爭性,在實物期權理論中引入博弈論,就發展為期權博弈理論。西方學者運用期權博弈理論在兩個方面進行了擴展:擴展了跨國公司進入海外市場的模式研究,以及最優進入時機的研究。斯梅特斯(Smets,1991)在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主題中,將搶先進入博弈模型與實物期權定價方法結合起來,構建了一種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雙頭博弈模型。并在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時機均衡分析中,權衡了延遲投資的期權價值和先行投資的戰略價值。[22]弗爾塔(Folta,1998)認為面對內生的不確定性,企業有動機進行階段性投資,而面對外生的不確定性,企業傾向于延遲投資。李晶和魯格曼(Jing Li & Alan M. Rugman,2007)則認為進入模式不但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內生性和外生性,而且還取決于不確定性的大小。[23]阿基姆•庫克里(Agim Kukeli,2004)基于實物期權理論,探討了在需求和競爭對手戰略行為的不確定時進入海外市場的戰略行為。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中觀理論
1.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弗農(Vernon,1966)從美國制造業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了比較優勢和投資在國際間的移動過程,提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變動與產品生命周期密切聯系的論點。[24]20世紀70年代弗農引入“國際寡占行為”來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并將產品周期分為創新寡占、成熟寡占和老化寡占三個階段。其理論揭示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質:不斷向國外轉移已在國內喪失壟斷優勢的產業,為本國產品進入新一輪創新階段作準備,從而使產品不斷得以創新,維持其在國際上的壟斷或寡占優勢。但該理論關于尋求低廉生產成本地區的觀點有悖于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發達國家的投資。
2.競爭優勢理論
邁克爾•波特(1990)基于日本的研究發現,日本幾乎所有取得國際性成功的產業,國內競爭都非常激烈,而且在國內市場趨于成熟、飽和之后,出口和對外投資才會增加;在日本不屬于強項的產業中,如建筑、農業、造紙等幾乎不存在國內競爭,這些產業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優勢。根據其競爭優勢理論和日本的實證分析,波特提出對外直接投資應采取“先內后外”的順序。
3.比較優勢理論
小島清(Kiyoshi Kojima)以20世紀50年～70年代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為考察對象,將資源稟賦差異導致比較成本差異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25]他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可稱為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的邊際產業理論。其理論的啟示:并非擁有壟斷優勢的企業才能進行跨國經營,具有比較優勢或者尋求比較優勢的企業都可以進行跨國經營。
在論述具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動機時,小島清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行業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和生產要素導向型。
小澤輝智(Ozawa Terutomo,1992)以日本為例,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順序:階段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階段二,開始轉向勞動力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三,轉向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四,資本密集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和資源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交叉發生階段。其實,階段一是利用現成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二是邊際產業擴張階段,階段三是獲取新的比較優勢階段,階段四就是資源整合階段。[26]
納楚姆、鄧寧和瓊斯(L.Nachum,J.H.Dunning,G.G.Jones,2000)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于本國(以英國為對象)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時,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都很活躍;當對外直接投資發生于本國比較劣勢的產業中時,跨國公司主要憑借自身強大的所有權優勢與國外資源結合,并認為英國絕大多數跨國公司的發展日益獨立于本國國內的自然資源稟賦。
不同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不僅體現母國的要素優勢和劣勢,也會影響母國的經濟和產業構成,因為優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競爭加強這一優勢,而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會利用國外資源優勢。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理論
1.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寧(1986)提出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各國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地位。該理論將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常為最貧窮國家,其“OIL”三優勢欠缺,僅有少量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幾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二階段,區位優勢和所有權優勢有所加強,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逐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流出仍很小,凈對外直接投資為負。第三階段,企業積累了相當程度的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加速發展,凈對外直接投資仍為負。第四階段,跨國公司擁有強大的所有權優勢,凈對外直接投資為正且逐漸上升。第五階段,常為高度發達國家,其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不斷強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急劇增加,凈對外直接投資接近于零。
該理論以微觀“OIL”范式為基礎,又從宏觀角度考慮了發展階段對企業所有權優勢的技術累積效果,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托蘭惕諾(1987)根據經驗數據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水平較低時便開始了對外直接投資流出。
2.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
該理論認為任何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都是由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產生的。直接誘發要素主要是指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以及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如果母國擁有某種直接誘發要素優勢,他們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要素轉移出去;反之,如果母國沒有而東道國擁有,那么母國可以利用東道國的這種要素對東道國進行投資。間接誘發要素是指除直接誘發要素之外的非要素因素,包括母國政府誘發因素、東道國誘發因素和國際性誘發因素。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直接誘發要素起作用,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間接誘發因素起作用。
3.國家利益優先理論
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發展中國家企業一般不具有壟斷優勢。但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下,對外直接投資給母國帶來資源轉移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國際收支效應以及市場競爭效應等利益。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從戰略的高度和國家利益出發對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支持和鼓勵,就是很有必要。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許多是國有企業,國家的戰略性支持就更為必要。
四、結語
本文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對西方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梳理和評述,特別是基于實物期權視角的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因此,在西方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中,微觀理論是主流。中觀理論和宏觀理論則是從產業層次或國家宏觀層次分析推動跨國公司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因素。
對外直接投資微觀理論以壟斷優勢為起點,到國家生產折衷理論成為“集大成者”,但這些理論主要關注首次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對不確定條件下投資的動態變化關注得不夠。即使折衷理論后來用投資發展周期理論增強了其動態性,但也無法解釋投資過程的變化。
對外直接投資的投資決策基本上在不同程度上具備四個基本特征:(1)投資是部分或完全不可逆的;(2)來自投資的未來回報是不確定的;(3)在投資時機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4)競爭性,即企業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時常常具備一定的壟斷優勢或局部的競爭優勢,但投資機會對于企業而言并不完全具有獨占性。因此,基于實物期權的思想,可以把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的各種機會看成是企業擁有的實物期權,從而建立起更為準確也更為合乎邏輯的對外直接投資分析體系。
[注釋]
①本部分內容參考:俞毅.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及其
在我國的實證[J].國際經濟合作,2004(9):14-17。
②本部分內容參考:魯明泓.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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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Western FDI Theory
Cao Yongfeng
篇2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發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論重點
是投資動機、投資決策和投資流向三個問題，其中，投資流向就是區位（投資地點）選擇問題。考察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區位選擇問題。
1.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以成本學派和市場學派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學派認為跨國公司進行區位選擇的目標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國的勞動力成本和技術水平不同，運輸和通訊費用不同，相關產業發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資國選擇時成本因素至關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場學派認為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運輸成本已不再是決定選址的主要因素，產品的銷售才是中心問題，因此，關稅、自然資源、風險、行政手續都需考慮。
2.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以內部化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代表。海默（S.Hymer，1960）認為企業到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擁有特定優勢，力圖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潤。凱夫斯（R.Caves，1974）、約翰遜（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對去進行補充，認為中間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的，必須通過內部化來達到節約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場不完全的國家正是對外直接投資應選擇的投資區位。
真正將區位因素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并明確提出來的學者首推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Dunning，1977）。他認為，區位因素是決定對外投資的充分條件，它不僅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而且也決定了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的類型。
3.以國際貿易學說為基礎的理論，以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為代表。小島清（Kojima K）提出的該理論的基本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母國屬于邊際產業，居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卻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按照母國的邊際產業順序進行，投向在這些產業擁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
通過比較以上理論，我們發現區位理論以東道國區位優勢為出發點決定企業的投資地點，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以企業的自身優勢為出發點，附帶推導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但這些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因此在指導沈陽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一些復雜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及流向仍然無法做出合理地解釋和說明。
二、國內研究成果及評價
我國學者從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發展的特殊性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與產業選擇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而從FDI區位選擇本身來看，中國理論界提出的主要觀點如下。
1.就近基準。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的區位選擇應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則”。“就近原則”，也就是考慮到東道國區位和投資國的地理距離因素。這一基準的本意是通過對鄰近地區的投資降低經營風險。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將不再成為對外經濟活動關系的主要依據。
2.“慢半拍”基準，或稱“地區漸進原則”。該基準強調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應當首先從那些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開始，隨著投資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能力的擴張，投資區位逐步向發達國家擴展。應當承認，這種按照東道國經濟發展階段確定區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個僅僅適用于部分產業的區位選擇思路，它將中國企業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國際空間內，不利于架構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普遍的區位選擇基準。
3.多層次或多元化區位選擇思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一個基本的結論是架構一個多元化或多層次的FDI區位格局。可以說，實現FDI多元化或多層次化的區位格局，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FDI區位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實現投資區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格局。多元化區位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本戰略，是以合理區位選擇為前提的，或者說是合理化區位選擇的結果。
篇3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產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都或多或少地討論到區位選擇的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
1.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率先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首次提出了壟斷優勢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是由麻省理工學院C?P?金德貝格在70年代對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進行的補充和發展。它是一種闡明當代跨國公司在海外投資具有壟斷優勢的理論。此理論認為，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應從“壟斷優勢”著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內部化理論，內部化理論強調企業通過內部組織體系以較低成本，在內部轉移該優勢的能力，并把這種能力當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真正動因。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1966）在其《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論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上的營銷生命，也就是要經歷一個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的階段。而這個周期在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是不一樣的，期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正是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J?H?Dunning）在《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1981年，他在《國際生產和跨國企業》一書中對折衷理論又進行進一步闡述。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企業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的運作有其指導作用，它促使企業領導層形成更全面的決策思想，用整體觀念去考察與所有權、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相聯系的各種因素，以及其他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可以減少企業決策上的失誤。
2.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以克拉維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歐學者為代表提出了市場學派理論。據克拉維斯（Kravis，1982）的研究，東道國勞動力成本對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著負的影響，從而也影響其空間分布。凱夫斯（Caves）等人把試圖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區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過于抽象沒有得到太有價值的東西。而北歐學者認為與實體距離對應的為心理距離（Psychic Distance），所謂心理距離是指“妨礙或干擾企業與市場之間信息流動的因素，包括語言、文化、政治體系、教育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心理距離的遠近意味著企業克服障礙成本的高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一般遵循心理距離由近到遠的原則。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則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運輸成本的影響作用下降，產品的銷售才是關鍵的問題。
3.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
安哥多（Agodo，1978）發現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與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密切相關；貝爾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東道國反傾銷政策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通過反傾銷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但如果東道國取消了反傾銷措施，直接投資中的成本因素又將上升。奧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強調了金融制度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影響，認為股票、債券的發行上市制度將影響到跨國公司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公司的相關成本、資本收益等。魯明泓（1999）則以114個國家和地區為樣本，探討了影響直接投資的四大類制度因素，即國際經濟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潔程度，認為經濟的開放度及對外資的歡迎態度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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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文獻綜述
學術界普遍認為，產業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三個方面[1]，影響因素主要有需求結構、資源供給結構、科技進步、貿易結構、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周振華把產業結構優化分為產業結構高度化和合理化[2]，提出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指產業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一種不同于各產業能力之和的整體能力，它可以用產業之間的關系均衡程度和產業之間的關聯作用程度來表示。張立柱和王新華認為，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指三次產業以及產業內部的比例同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產業之間的發展需相協調并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1]。在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理論研究中，國外有代表性的理論是英國學者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和日本學者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一種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而這種技術能力是一個學習和積累的結果，同時也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和產業分布有關[4]。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將本國已經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向其它國家轉移，這樣將有利于本國集中力量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升級[5]。國內的理論研究有汪琦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有資源補缺效應、傳統產業升級效應、新興產業成長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投資收益效應，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投資國的投入要素、需求結構和資源轉換方式等因素把這些效應傳導給本國產業結構調整過程并進而影響本國產業升級的速度和效率[6]。
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研究中，國外的研究有Blomstrom，Konan和Lipsey認為FDI 流出對日本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的調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Tuan和Ng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調整了香港制造業的結構，直接影響了產業集聚，并通過集聚間接影響了生產力[8]；Barrios，Gorg和Strob通過研究愛爾蘭的數據也發現，跨國公司會從母國國內市場上獲得一些中間投入品，導致國內產業結構的改變和促進當地企業的發展[9]。
國內的實證研究有范歡歡、王相寧利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分析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第二產業結構比正相關，與第一、三產業無關[10]。王英、劉思峰根據2003年?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行業結構和國內產業結構的數據，通過計算灰色關聯度的方法，分析得出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與國內產業結構密切相關，OFDI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11]。馮正強、張雁利用1985年—2009 年的數據，運用協整檢驗、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等方法實證檢驗出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但作用有限，并存在一定的滯后性[12]。
四、結論與啟示
（1） 上述的實證檢驗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有正的促進作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也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是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應該充分利用對外直接投資這一有效途徑，加速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高各產業的生產效率，使生產效率在各個產業間趨于平等。
（2） 協整關系檢驗方程中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回歸系數比較小，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的促進作用還有比較有限，這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是密不可分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晚，發展還比較滯后，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投資流量在逐年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也將逐步增大。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合理化作用較小還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有關。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構成中，金融業、采礦業和與之有關的交通運輸、倉儲業占比較大，2010年分別為12.5%、8.3%、8.2%，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自然資源尋求型，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源尋求型占比較小。另一方面，在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主要集中在亞洲（占比65.3%），而在歐洲占比只有9.8%，在北美占比僅占3.8%。為了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合理化，我國應該更多地鼓勵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制造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在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的比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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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林生， 梅洪常. 產業結構合理化評價體系研究[J].工業技術經濟， 2011（4）：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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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汪琦. 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及其傳導機制[J]. 國際貿易問題， 2004（50：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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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arrios S， Gorg H， Strob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49）： 1761?1784.
[10] 范歡歡， 王相寧.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J]. 科技管理研究， 2006（11）： 56?58.
[11] 王英， 劉思峰. OFDI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 基于灰關聯的分析[J]. 世界經濟研究， 2008（4）： 61?65.
篇5
江蘇省外向型經濟顯著，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19.87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億美元，貿易規模和發展速度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額為3386億美元，進口額是2069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占江蘇省生產總值的48%。與此同時，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在不斷發展，2015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已經達到103億美元。但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都是促進江蘇省經濟發展的因素，它們之間聯系緊密。因此，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基于江蘇省的相關數據，運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以期對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于對外貿易有所益助。
二、理論基礎和文獻綜述
（一）理論基礎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理論研究有兩種比較重要的理論：替代關系理論和互補關系理論。
1.替代關系理論。蒙代爾（R.A.Mundell 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個產品和兩種生產要素的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結論：存在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廠商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安排自己的生產，從而使得對外投資處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之上，這樣能夠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爾的邏輯：資本要素的國際流動與商品之間存在相互替代關系，即限制資本流動可以促進貿易，增加貿易障礙可以刺激資本流動。
弗農（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3個連續的時期：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這三個階段產品的要素密集型會發生變化，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地點也會變化，各生產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也會發生變化。第一階段：創新階段的產品往往是知識密集型產品，技術創新國是生產國，也是理所當然的出口國；第二階段：技術逐漸穩定，市場上開始出現仿制者和競爭者，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增大，為了降低成本，創新企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減少，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發生替代效應。第三階段：生產過程和機器設備都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創新國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
2.互補關系理論。日本學者小島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櫓刑岢雋碩醞庵苯油蹲世礪郟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能過擴大本國比較優勢的幅度，帶動相關的產品出口，并且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加速技術的創新，從而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兩者結合起來。20世紀80年代，Marku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互補的關系，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對外貿易，對外貿易也能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二）文獻綜述
針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很多研究。國內學者張應武（2007）運用2000～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資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顯著的互補性。魏剛（2009）根據我國1983 ～2007年的數據，運用VAR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進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因果關系，出口貿易對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顯著的拉動作用。李良新（2011）運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數據，通過協整檢驗、格蘭杰檢驗表明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是對外貿易的原因，而對外貿易不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胡兵（2015）根據我國2005～20014年的數據分析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存在穩健的促進效應，認為隨著生產銷售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擴大，可能會與出口存在替代效應。
國外學者Wakelin（1998）對11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替代效應。Lipsey（2000）對美國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關系隨時間越來越強。Head（2001）運用日本的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與投資的方式有有關。以垂直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互補；以水平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兩者關系是替代的。
國內外的實證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個國家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分省份分地區研究的比較少，本文試圖通過實證分析來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本文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故選取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額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江蘇省進口額、出口額作為解釋變量。用符號OFDI表示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用符號IM表示江蘇省進口額，用符號EX表示江蘇省出口額。
（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數據。數據都來自于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其中，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OFDI）選取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中的中方協議投資額來表示。江蘇省進口額和出口額均是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總額。為了降低異方差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都取對數Ln。
四、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由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會出現偽回歸問題，所以本文首先對上述序列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表1 ADF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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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檢驗類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項、t表示時間趨勢、1表示滯后1階。
從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時間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穩的。而其一階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說明上述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繼續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二）協整檢驗
雖然一些經濟變量本身是非平穩序列，但是，它們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序列。若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也就是協整關系。本文采用檢驗多變量協整關系的Johansen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
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都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沒有協整關系、至多有1個協整方程、至多有2個協整這三個原假設，說明方程至少存在三個協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變量OFDI、IM、EX之間存在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三）最小二乘估計
由于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所以回歸結果有可性度，用OL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回歸結果
■
根據回歸結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擬合優度。每個變量的參數T統計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顯著水平0.05，說明各解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單獨影響顯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從模型結果看，江蘇省進口總額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二者存在替代效應，江蘇省進口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降低4.03個百分點；江蘇省出口總額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正相關，兩者存在互補效應，江蘇省進口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增加5.77個百分點。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進一步研究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
表4 格蘭杰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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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說明江蘇省出口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江蘇省進口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在5%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
五、結論與建議
第一，江蘇省出口額、進口額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并且江蘇省出口額、進口額都是引起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江蘇省發展外向型經濟，是外貿大省，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貿易順差，為對外直接投資積蓄了動力，對外直接投資獲得發展。
第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存在替代效應，江蘇省進口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降低4.03個百分點。
第三，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存在正相關關系，即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互補效應，江蘇省出口的增加會帶來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表明江蘇作為外貿大省，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將出口收益用于對外投資，逐步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過渡。因此，江蘇省在促進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激發江蘇出口貿易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正面促進作用，促進企業走出去。
第四，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江蘇省進出口影響不明顯。這可能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總體比較小有關，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2015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約103億美元，而江蘇省2015年的出口額為3386億美元，進口額是2069億美元，從數據可知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故對進出口的影響不大。江蘇省政府需要正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鼓勵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分析結論是依據特定的樣本數據得到的。如果改變樣本的數量或者樣本涵蓋的時問，則上述結論可能會發生改變。也就是說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總的來說，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因此，江蘇省在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也要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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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研究在20世紀中期后得到了快速發展，研究表明中國的兩者不僅存在替代關系，還存在互補和促進關系。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都迅猛發展，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進口第二大國、出口第一大國，對外直接投資30多年來增長近1500倍。基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促進的理論發展和中國對外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本文擬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2 文獻綜述
傳統研究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兩者研究長期處于隔離狀態。自20世紀50年代起，學者開始將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尋求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傳統研究如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都認為自由國際貿易排斥國際直接投資。在嚴格的前提假設下，貿易是一國最明智的選擇，不考慮對外直接投資。蒙代爾最先提出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即資本流動障礙會產生貿易，貿易障礙會產生資本流動。約翰生進一步分析了禁止貿易引致投資時社會福利的變化情況。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爾的結論，即在東道國存在貿易保護的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會替代東道國進口貿易。
然而由于貿易壁壘的存在，貿易和投資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動的結果，同時，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更多人開始研究投資促進貿易的理論。小島清（1973）提出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促進關系。馬庫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證明商品貿易與生產要素的流動將相互促進，在一定條件下互補。
中國自改革開放之后，內地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迅速擴大。項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國對49個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和進出口數據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創造性和進口替代性的，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向東道國的出口，而抑制了從東道國的進口。黨遠鴻（2009）選取了聯合國經貿會議和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分別研究，發現數據選取會影響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的關系。卓鳳莉（2012）通過建立耦合性關系模型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兩者關系為相互補充，而發展中國家的兩者關系常表現為相互替代。
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無論從規模還是效益仍處于初級階段，且不同數據庫得到的統計數據不盡相同，對實證分析結果產生了影響。本文將從數據跨度和數據來源等方面進行改進，以期挖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并提出建議。
3 中國外貿與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3.1 進出口貿易發展情況
從圖1、圖2中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發展。在進口量方面，中國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口量明顯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國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長，同樣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量明顯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
在出口目的地區方面，本文選取了美國、歐盟、日本、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五個地區進行分析，其中歐盟和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兩個貿易合作伙伴。如圖4所示，自2007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超過對美國出口額之后，歐盟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達到了3560億美元。而中國香港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中轉站，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達到了2680.25億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進出口迅猛發展，凸顯出貿易大國的地位。這既與經濟的高速增長有關，也與中國政府的政策導向有關。另外，需要指出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進口商品結構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為主，而進口則以高科技產品為主。而且，在近年來人民幣不斷升值的壓力下，中國出口產業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對我國大量以價格優勢進軍國際市場的加工型產品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導致出口減少。
3.2 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情況
在改革開放后中國大力引進外資的同時，國內企業也不斷走出國門，進行對外投資。圖5中，1982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當年流量）為0.44億美元，到2010年達到了688.11億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為651.17億美元，較1982年增長了將近1500倍。21世紀以前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增幅緩慢，21世紀以來，隨著國力提升，外匯儲備規模擴大，中國的對外投資額顯著上升。
而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重點地區分析，2011年中國對外投資較大的幾個地區分別為歐盟、東盟、澳大利亞、美國和俄羅斯，其中中國在歐盟直接投資額達到75.61億美元，在東盟直接投資達到59.05億美元。可見，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未體現向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聚集的現象，而是根據中國跨國公司的實際發展需要，選擇適宜的地區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總體而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過30多年的發展，從無到有，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我們也應意識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波動性大，缺乏持續性；投資方式屬于典型的國家推動式。在中國宏觀經濟不斷發展、企業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相信中國在未來數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實現投資領域進一步擴大、投資東道國的選擇面臨進一步擴大和在國際直接投資各國的比較中地位進一步上升等目標。
4 實證檢驗
為了分析中國1982—2011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方法，對中國年度進口量、年度出口量、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進行因果檢驗。
4.1 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對外貿易數據選取1982—2011年的出口額（Export）和進口額（Import）年度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FDI）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sFDI）數據選取1982—2011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UNCTAD）公布的數據。利用STATA 12.0處理數據。
從表6可以得出，在滯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額不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增長原因”的原假設，說明出口額的增加不會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而在滯后1、2、3期，都接受“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不是進口增長原因”的原假設，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增加不會促進進口額的增加。結果表明，進口額增加與對外投存量之間沒有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加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說明中國出口貿易額的增加將會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中國進口貿易額的增加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狀況以及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如下：
（1）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已成為世界進出口貿易的核心大國。但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進口貿易，受國際經濟環境的沖擊非常大，為保證中國對外貿易的穩健發展，穩定的國際貿易環境的構建將顯得非常重要。另外，歐盟和美國目前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合作國家和地區，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水平受此兩個國家（地區）的影響較大，特別是在中美匯率戰和西班牙抵制中國制造的產品等事件頻繁發生的國際關系中，中國應對國際貿易摩擦的貿易政策將對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來，中國的直接對外投資發展迅猛，2011年對外投資流量達到了651.17億美元，存量達到了2984.11億美元，較1982年的水平增長將近1500倍，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相比，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相對落后的水平。
（3）根據實證檢驗結果，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將會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中國進口貿易的發展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間沒有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中國在進行出口貿易賺取外匯，擴大外匯儲備的同時，也將外匯儲備用于對外直接投資之中，促進了“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也促進了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5.2 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筆者認為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猛發展且國際貿易地位不斷突顯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相關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總的方向是要貿易自由化。在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國出口貿易將會受到負面的影響，而進口貿易將得到正面影響，中國政府應維持人民幣的合理升值，同時應讓升值幅度在中國出口貿易企業可承受的范圍內。另外，中國目前的出口貿易主要依靠價格優勢進軍國際市場，受市場需求影響相對較大，中國政府應致力營造良好的雙邊與多邊貿易環境，保障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經濟利益。
（2）在“走出去”戰略的指導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不斷地發展。中國政府一方面應該通過與東道國簽訂雙邊貿易投資保護協議和其他相關的保護協議，保障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資本安全；另一方面應該引導相關產業的“走出去”，進行鼓勵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國際范圍內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3）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在進一步保護和促進中國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激發中國出口貿易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正面促進作用，在出口賺取外匯后，可將外匯轉換為信貸資金等形式促進中國企業的“走出去”，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提供資金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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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F206；F75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3-0030-04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quantile gravity model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 of import trade effect and influence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f energy from China to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ubstitutional effect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of energy among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stimulative effect of per capita income level on import of energy present a “U” shape；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ill weaken the influence on cost of distance.
Key words： OFDI； energy import； trade effect；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不同國家（地區）的跨國公司從事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的動因具有多樣性，并表現出不同投資特征和效應[1]。根據對外投資發展周期五階段理論，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GDP較高的國家由于國內資本充沛，傾向于較大規模地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正值且呈擴大趨勢；而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GDP較低的國家則為了彌補國內資金不足，傾向于較大規模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較小或為負值。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投資額不斷增加，利用外資規模同時加大，雖然對外投資與利用外資凈額呈現負值趨勢，但投資與貿易關系日趨緊密。
隨著“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展開對接，中國對中亞區域的能源投資貿易迎來新的歷史機遇，中亞區域①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加強產能合作、擴大能源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因此，厘清中國對中亞區域的能源投資的增加與能源進口貿易之間的關系，對發揮雙邊能源領域合作的潛能，擴大“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空間，促進中國的能源產業升級和貿易結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已有文獻在討論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的關系時，主要包括：一類基于傳統投資與貿易理論模型的規范分析，一類是基于數理模型的實證分析。在理論分析方面，Mundell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假設在兩個具有相同的一次齊次生產函數的國家，以及兩個不同要素密集度（且僅有兩種要素）產品的H-O理框架，結果發現投資和出口貿易是相互替代關系[2]。Kojima對比研究了“日本式投資”和“美國式投資”的異同，結果表明美國對外投資的動因更多是市場導向型（對外投資行業在美國國內具有比較優勢），而日本對外投資按“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帶來貿易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關系[3]。隨后，部分學者將OFDI區分為水平型和垂直型兩種，并分別探討不同的OFDI方式對貿易的影響。Markusen和Venables提出，由于節省貿易成本，企業海外擴張、復制相同的工廠所引致的水平型OFDI會出現替代性[4]；此外，一些學者提出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存在替代還是互補關系與其他因素有關，例如國際化程度、投資動機、貿易與非貿易要素合作與否等，因此，陳立敏認為二者存在權變關系[5]。
在實證分析方面，將研究結論分為三類：支持替代性研究，如Holtbrügge和Kreppel[6]；支持互補性研究，如Grubert和Mutti運用雙邊貿易數據分析，結果發現美國的OFDI既促進了出口，又促進了進口[7]；替代性與互補性同時存在的研究，如Amiti等認為OFDI和貿易之間并沒有固定關系，如果兩國稟賦和規模相當，發生水平型OFDI就會出現替代性；但如果跨國公司發生內部貿易造成垂直型OFDI，就會出現互補性[8]。
中國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簡稱FDI）與貿易關系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其著重關注中國作為東道國，利用外資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主要表現在：一是引進西方學者對投資與貿易關系研究的理論成果；二是定性討論不同國家間貿易與投資的現狀與關系；三是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間貿易投資自由化對雙邊貿易和投資的影響。應當注意到，已有文獻主要關注中國作為東道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貿易產生的影響，但以中國作為母國，研究其對外直接投資（O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則鮮有涉及。換言之，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數量不斷上升，其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何種影響，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部分學者如王勝等、喬晶對中國OFDI與貿易的關系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且大多數研究結論支持中國OFDI與貿易之間為互補關系，OFDI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具有正向拉動作用[9，10]。
（1）人均GDP性系數所有分位點均為正值。從分位數回歸結果看，隨著條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變化時（分位數增加），人均GDP彈性系數為正，且人均GDP對能源進口貿易的促進作用隨著條件分位點的提高先降后升，呈“U”型特征。這表明，當地理距離、勞動力規模和對外直接投資不變時，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的能源進口量增加在低分位和高分位處受人均GDP影響較大，也即人均GDP在條件分位點（0.2和0.8）的兩端對能源進口量增加的促進作用較為顯著。
（2）地理距離系數在多處分位點為負值。從分位數回歸結果看，隨著條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變化時（分位數增加），地理距離對能源進口的負面影響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當人均GDP、勞動力規模和對外直接投資不變時，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的能源進口量增加在高分位處受地理距離影響最小，也即地理距離在低條件分位點（0.2）對能源進口量增加的負面影響較為顯著，地理距離系數對能源進口的影響隨著條件分位點的提高而降低。
（3）勞動力系數在所有分位點處均為正值。從分位數回歸結果看，隨著條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變化時（分位數增加），勞動力系數均為正值，且勞動力規模對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能源進口增加的促進作用總體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當人均GDP、地理距離和對外直接投資不變時，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的能源進口量增加在高分位處受勞動力規模影響最小，即勞動力規模在高條件分位點（0.8）對能源進口量增加的促進作用影響最小，勞動力系數對能源進口的影響隨著條件分位點的提高而降低。
（4）對外直接投資系數在所有分位點均為負值。從分位數回歸結果看，隨著條件分布由低端向高端變化時（分位數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系數均為負值，且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能源進口增加的負面影響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這表明，當人均GDP、地理距離和勞動力規模不變時，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的能源進口量的增加在高分位處受對外直接投資負面影響最大，即對外直接投資在高條件分位點（0.8）對能源進口量增加的負面作用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對能源進口的負面影響隨著條件分位點的提高而提高。
中國在中亞區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周期一般較長，如2008年中石油聯合烏茲別克斯坦油氣公司、哈薩克斯坦油氣公司投資1430億人民幣建設的中亞天然氣管道，目前僅有A線（2009年12月）、B線（2010年10月），以及C線（2014年6月）正式運營，而D線預計2016年才能建成通氣。此外，2004年中國投資10億美元的中哈原油管道，2009年才全線正式運營。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擴展的引力模型，運用分位數回歸方法實證研究了中國對中亞區域國家OFDI與能源進口的關系以及影響OFDI的主要因素。結果發現：
第一，人均GDP對能源進口貿易的促進作用隨著條件分位點的提高先降后升，呈“U”型特征。這表明早期人們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不斷擴大生產，導致東道國的能源供給與投資國的能源需求雙向增加。但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節能減排和資源保護意識開始加強，人們開始控制能源的開采量和消耗量，從而減少對能源進口的需求。此后，中國與中亞國家進入工業時代，大生產、大消費導致中國能源進口需求重新增加，同時能源進口結構也從初級產品向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半制成品過渡。
第二，地理距離對能源進口的負面影響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早期地理距離對能源進口的阻礙較大，但隨著“一帶一路”投資貿易便利化的推進，中國與中亞區域國家在物流運輸領域的合作，運輸越來越快捷、便利，物流成本降低，地理距離對能源進口貿易的影響也隨之減弱，距離可能不再是貿易的阻礙，高效的運輸甚至可能“縮短”地理距離，并促進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的能源進口。
第三，勞動力規模對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能源進口增加的促進作用總體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中國能源進口量的增加促進了東道國的生產規模也在擴張，技術進步與溢出效應將弱化并替代勞動力的規模效應。
第四，對外直接投資對能源進口貿易的影響為負。在其他解釋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對外直接投資對能源進口的負面影響隨著條件分位點的提高而提高。根據Kojima[3]的理論，中國對中亞區域國家OFDI與能源進口的關系為替代關系，即中國對中亞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減少了中國從中亞國家能源進口的數量。但這與中國從中亞區域國家能源進口數量不斷增加的事實明顯相悖，對此現象可能的解釋為：一是中國對中亞區域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可能不是資源導向型，而是市場尋求型或追求高額利潤型；二是中國企業對中亞區域國家的投資是旨在利用要素回報率的差異，獲取生產重新定位的收益[17]；三是可能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投產之間存在時滯①，中國對中亞區域國家的對外投資目前還未完全轉化為相應的生產規模并帶動其向中國的出口，在回歸估計時可能表現出對外直接投資與能源進口為負向關系。
未來，本文后續研究可考慮基于不同的行業，選取精準的微觀數據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關系并進行橫向對比，以揭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殊性和真實的效應，為中國“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和“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提供理論支撐和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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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987-199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FDI能夠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潘文卿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研究表明外資還未產生正溢出效應，甚至產生了不太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
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理論方面發展并不完善，英國經濟學家拉奧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英國學者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用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Kogut 和 Chang 運用實證分析，得出日本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美國的技術的結論。趙偉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進步引起的要素生產率變化有著比較明顯的影響。劉凱敏、朱鐘棣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TFP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技術進步是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主要原因。
雖然很對學者都對國際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進行了研究，但是關于國際直接投資于我國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較少，也很少同時研究IFDI與OFDI對創新能力的影響。
二、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
根據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可以將創新看做一種生產函數，因而可將創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創新能力，K表示R&D的資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員投入，A表示影響創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因而設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國內專利申請受理數；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
（二）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1、平穩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在進行模型估計前要先進性平穩性分析。本文采用單位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階單整的。
2、模型估計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估計發現lnOFDI不顯著，將其去掉后，結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檢驗值 （9.4778） （4.3182）（13.9139）
調整R2=0.995788
3、協整檢驗
經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五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因而他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協整檢驗發現原模型的殘差項平穩，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表二：回歸方程（1）的殘差序列的ADF檢驗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分析證明了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確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還無法確定時間序列數據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本文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確定其因果關系。
表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經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R&D經費投入、R&D研究人員人數以及IFDI都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
通過本文對國際直接投資與一國創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篇9
一、國內外文獻綜述
迄今為止，各國對外貿易與FDI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有二個:一是以Mundell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二是以小島清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在實證研究方面則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的研究表明兩者呈互補關系;Eaton和Tamura、Goldberg和Klein對日本的檢驗證明FDI對進出口貿易有促進作用。
二、實證分析
由于湖北省對外貿易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整，樣本設定在1986年～2006年之間。本文選取湖北省統計年鑒中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衡量外商對湖北省直接投資，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由于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為止累積的湖北省內外商直接投資總和（AFDI）。同時經濟增長迅速對其影響也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湖北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衡量湖北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1.數據處理。單位根檢驗模型建立在正態分布假設上的，但檢驗卻發現變量不顯著具有正態性，所以取各數據的自然對數，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可以證明變換后的數據均滿足正態分布。
2.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在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對每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因為當數據非平穩時，有可能存在偽回歸,需要進行協整檢驗。對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進行ADF檢驗，發現以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上，ln EX、ln IM都為一階單整的時間序列,而lnFDI則為二階單整。可見,序列lnGDP、lnFDI、ln EX、ln IM、ln AFDI并不都是平穩的。
3.協整檢驗。對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進口、出口額運用OLS法，同時考慮考察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根據DW值與t值，用后向回歸法進一步篩選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的變量，得出估計模型如下：
(1)
t:(15.35790) (4.452752) (3.204279) (-5.100194) (7.572159)
Adjust R2=0.968223 F-statistic=130.4936 D.W.=2.351472
(2)
t:(23.66483) (4.368699) (-5.775317) (8.443606)
Adjust R2=0.93778 F-statistic=86.4066 D.W.=1.72673
此時，對兩個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它們是平穩的置信度為95%，可以認為模型變量間有協整關系。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額、進總額的作用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兩個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由協整定理可知數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4.誤差修正模型。上述模型描述了變量間的長期穩定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因此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將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
(3)
t:(-2.99871) (3.90033) (-5.49269) (5.18711) (-7.48029)(-4.15686)
Adjust R2=0.865637 F-statistic=21.61615 D.W.=1.846710
(4)
t:(-2.96907) (3.99931) (-2.60799) (-4.46029)
Adjust R2=0.55277 F-statistic=7.59195 D.W.=1.97099
由參數的t檢驗可知，滯后殘差項的系數都顯著不為0，說明模型的動態調整具有穩定性。協整關系對EX和IM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彈性系數為-1.3559和-1.42937。
三、結論
FDI、GDP與進出口貿易額IM，EX之間存在穩定顯著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長能夠促進本國進、出口貿易額的增長。然而AFD的反向作用提示我們,在長期過程中,若保持現有的貿易模式和結構不變,當外資積累達到一定水平時,國際貿易額將不再增加,甚至有可能減少。因為隨著外商從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同時,由于生產和銷售本地化的實現，進口額將大大減少。
“中部崛起”，最關鍵的是實現經濟的崛起，因此發展外貿易事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在追求FDI額增加的同時，不能忽視了我們在外貿易模式和結構上存在的問題；要積極制定各種相關政策，提高政府部門辦事效率，完善服務體系吸引外資；同時大力推動本土企業的技術化，創新化進程，提高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實現湖北省在經濟上的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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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理論研究綜述
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東道國勞工標準的影響及其影響的機制是眾多學者研究的焦點。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多數研究學者的觀點認為，較低的勞工標準往往意味著較低的勞動力使用成本，包括工資在內的直接成本和其他權益方面的管理成本。較低的成本能夠提高投資者的盈利能力并降低獲利風險，從而刺激跨國資本的進入（David，200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所以會受到勞工標準的影響，勞工標準的作用對象是勞動力，它對企業的影響包括以下兩點：一方面，勞動力作為企業的一種重要生產要素，其價格會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進而影響跨國資本的投資回報。但同時勞工標準又不僅僅是體現在工資方面，還包括勞工的權利保護，如要求更好的工作環境、更少的歧視和更多的談判權等方面。較高的勞工標準意味著較高的工資水平和企業運營成本，這增加了企業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好的勞工市場制度體現了一國積極保護勞工權益，這對企業及整個社會的其他方面都有正向溢出（Alan B.Krueger，1996），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首先，較高的勞工標準會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效率，促進一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如較低程度的性別歧視會提高整個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經濟效率（Klasen，1999）。勞工享有更多的談判權則會提升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性。這些都與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正相關。相對于低勞工標準，高勞工標準給社會經濟的穩定提供了條件，因而增加包括跨國投資在內的各種經濟活動。高勞工標準也會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饒恩奎，2006）。其次，較高的勞工標準能更明確地界定東道國的勞動產權關系（Cassella，1996）。勞動產權讓人們有了激勵去將正外部性的作用擴大化，主要手段是內在化正外部性。比如一個企業在雇傭奴隸時就沒有給付他們預期的工資，但如果允許談判，情況就會發生變化。產權得到明確后，這種低效率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的談判而得到糾正，從而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這其中的談判權就是勞動產權的體現。最后，針對高勞工標準體現的是一個企業良好社會責任這一點上，Freeman（1994）根據消費者理論認為，消費者同樣看重產品的制造過程，他們愿意為有社會責任感企業生產的產品支付更多。
2、實證研究綜述
經合組織（OECD，1996）在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一國跨國資本的流入與勞工權利之間存在相關性。大多數文獻的研究觀點認為東道國勞工標準高低與FDI呈負相關。Radulescu和Robson（2006）對FDI進行了實例研究，提出企業吸引國際資本受到了本國較高工會密度的阻礙。Rodrik（1996）認為對外投資更傾向于流入勞工標準偏低的國家，經濟條件越開放勞工標準越低。Silberman（1992）分析認為低勞工標準國家是國外投資的天堂，國際投資更傾向于流入工會力量較弱的國家。Leahy和Montagna（2002）研究了一些非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吸引直接投資方面的政策法規發現，這些國家有降低勞工標準從而達到吸引外資的激勵。Friedman，Gerlowski和Mario（2005）發現那些對解雇限制不嚴格、集體談判水平較低的國家更容易受到美國跨國公司的青睞。Javorcik和Spatareanu（2004）使用微觀層面的數據發現：在歐洲東部的一些廠，勞工標準不高，在給予工人的待遇、工作條件較低，這吸引很多當地的投資者。Berik，Rodgers和Zveglich（2004）研究指出在東方比如南韓和中國臺灣在爭奪外資的過程中，勞工權利越不高的會越有優勢。但也有相反的結論出現，那就是外資的直接留受兩方面影響，一是集體談判水平增強，解雇制度嚴格。Van Beers（1998）發現嚴格的勞工標準會導致由熟練工人生產的產品和資本密集性物品出口的下降。Cooke和Noble（1996）研究指出有更多國際勞工公約的國家更加吸引北美的投資。OECD（1996）的研究表明，從長遠看高勞工標準可以提高一國的競爭力和效率。總之，東道國是降低還是提升本國的勞工標準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是一個短期或是長期的選擇問題。王曉榮（2006）研究指出對外直接投資還是需要設立更高的勞工標準的，前提是其他相關方面的情況不變，這無論是在欠發達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樣本中都是成立的。
我國對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而言并不是很多，現有的研究大都是關于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方面的政策建議。如張克寧（1995）認為欠發達國家要重視國際勞工標準，從而使自己的利益不致受損。許國慶、邵宏華和夏申（1996）從經濟學的角度更好的分析了其中的緣由，總結規范了一些關于勞工標準正反兩方的觀點。九六年新加坡會議召開以來，我國有更多學者進入勞工標準研究的圈子，西雅圖會議后更是出現了一股研究熱潮。揚體仁在2001年的研究中指出，關于勞工標準要持多方面的角度觀察，除了經濟性還要考慮政治性。朱延君（2003）在應對發達國家的壓力方面給出了更加詳細的政策建議。安增科、張新國和張霞（2007）研究指出，勞工標準問題并不是一時的問題，這是由于發達國家和欠缺發達國家經濟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
理論上，低勞工標準會觸發一國的政治社會穩定風險，低勞工標準也會抑制當地的人力資本成長進而削弱經濟增長潛力，這些都會負面影響跨國資本的進入。David（2002）認為相對于低勞工標準，高勞工標準給政治社會的穩定提供了條件，因而增加包括跨國投資在內的各種經濟活動。高勞工標準也會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針對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也發現，美國的海外投資沒有受到東道國低勞工標準的吸引，反而更多地流向批準了更多國際勞工公約的國家（Cooke和Noble，1996）。另外許多研究還發現，東道國勞工標準對跨國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Raynauld（1999）分別對20個高勞工標準國家和145個低標準國家的1970―1993年間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他們發現勞工標準對出口市場份額、對外直接投資流向和國家經濟競爭力都沒有顯著影響。（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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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與貿易密切相關的對外直接投資卻剛剛發展起來。雖然自提出“走出去”的戰略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有了長足發展，但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相符。
在本文的討論中，主要關注東道國的拉動因素。市場拉動因素可能是特定東道經濟體FDI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而言，母國生產成本的提高可能是潛在的主要推動因素。此外，如果鄰近國家沒有合適的要素，近似程度將會產生強烈的影響，并使得FDI停留在這一區域。除了要素成本以外，跨國公司也因為其他資源而向東道國投資；這些資源指的是自然資源、勞動力和基礎設施在內的各種潛在的要素投入。
二、文獻綜述
K.C.Fung（2005）認為，正是由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在各自的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才遠遠超過對其他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 DURAIRAJ和K.Sham Bhat（2007）認為，印度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單向關系，即出口將會促進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
在對轉型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研究中，Andreff（2002）研究轉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其結論表明，母國經濟發展水平、國內市場規模是FDI流出的主要決定因素，母國的產業結構也有影響，技術不是一個強烈的決定因素，匯率的短期波動無影響。Filippaios和Papanastassiou（2008）通過對1982～2002年美國對歐盟核心國和歐盟國的直接投資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認為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勞動力素質，以及中間產品的成本都是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
Buckley和Dunning（1976）通過對美國對英國直接投資產業的研究認為，美國在直接投資方式和許可證及出口方式之間受到英國市場規模、經濟增長潛力和工資水平的影響。因此，作者建議美國企業在對英國直接投資時應當首先根據自己的戰略橫向比較各產業間規模、增長潛力和工資水平。Sleuwaegen和Pennings（2006）認為，東道國的工資和市場發展潛力是影響FDI選擇最重要的因素，而政策方面的優惠只是決定在東道國的哪個區域投資，并不會影響FDI在該國的投資。
三、模型與變量
模型的設定涉及變量的選擇與回歸模型的構建。根據上節的文獻回顧，并參考相關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本研究使用的模型構建如下：ODI=?茁＋?茁GDP＋?茁DJC+?茁CK，其中，ODI為t期中國對i國直接投資年流量；GDP為t期i國的GDP；CK為t期中國對i國的出口年流量；DJC為t期i國的進出口年流量。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使用如下解釋變量：東道國GDP（GDP）、從中國到東道國的出口（CK）、該東道國的進出口（DJC），這些變量代表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定國家的宏觀經濟因素。相關數據全部來自2005～2007年的統計年鑒和聯合國統計局數據庫。本研究使用的是時間系列橫截面數據，并且所有因素可以被認為是外生性的，因此標準的Panel data估計方法是合適的。
四、結果與分析
表1表示的是運用模型以橫截面加權的廣義最小二乘法（WLS）得到回歸結果。（表1）
五、結果分析
與預期一致，GDP的斜率系數高度顯著，但這一系數值為-18.32246。計量結果表明，在我們的樣本中，東道國GDP每增加1%，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卻減少18.3%。在前文文獻綜述中已經指出大多數的研究均表明東道國市場是母國對其FDI的一個正的顯著因素。本研究得到的中國FDI對東道國GDP的一個顯著的負彈性系數，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所用東道國樣本中，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并非市場導向型的，而更可能是出口導向型的，同時表明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可能是垂直型而非水平型，如果可以得到公司層面數據，因此，就能證實這一解釋。
研究表明，對東道國的出口是中國FDI的一個正的顯著的決定因素。斜率系數85.9，表明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導致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增加85.9個百分點，具有非常強的影響力。在國家水平，從母國到東道國的出口對母國到東道國的FDI流動是正的效應。本研究所表明的FDI與出口之間的顯著相關表明，先前的出口所積累的東道國市場的知識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
東道國的貿易額對中國對該國的直接投資影響是顯著的，但系數卻是-7.1，表示東道國的貿易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我國對該國的直接投資就減少7.1個百分點。這就證明了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多的是市場尋求型，企業更關注的是當地市場。我國目前的生產成本，尤其是勞動力成本在國際市場上還是很有競爭力的，所以我國企業目前還沒有動力尋找更低廉的生產成本。但是，我國大多數市場的競爭卻是越來越激烈，企業感到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尋求一個寬松的市場環境成為我國企業越來越緊迫的任務。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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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新特征促進了跨國公司理論的創新，出現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理論流派，其中以投資發展水平理論、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理論、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最具代表性。而且縱觀近幾年的文獻，不難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經驗數據對原有理論驗證、補充和修正，并推動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貼近現實的方向發展。下面將從修正、檢驗原有的理論體系，對國際直接投資動因、過程和動向的分析，對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和經濟后果的研究三個方面進行分類綜述。
一、修正、檢驗原有的理論體系
Vernon提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近兩年來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將其擴展。他們提出了產品創新(包括產品開發、技術和核心能力在國際間的轉移等)、接近市場(當地化戰略、產品的差異化和當地改造等)和通過競爭降低成本(全球生產、標準化、合理化等)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新的三位一體彌補了Vernon的理論缺陷，較好地將各種能夠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區位流向的因素結合起來。Scott Liu(1998)對內部化理論進行檢驗和補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導致新的知識進入市場，影響其在外部市場的經營；二是跨國公司在進行直接投資決策時，含有對未來收益狀況的預期。Dunning(1988)在其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資發展水平理論。該理論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納入分析框架，從宏觀的角度描述了一國的吸引外資能力和對外投資能力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是結合在一起的。Dunning認為，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條件下，一國的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是緊密相連的兩個發展過程，并且指出，一國的海外投資地位與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呈正比關系，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逐步提高，一國將從凈資產流入國轉變凈投資流出國。Barry等(2003)利用愛爾蘭的數據對Dunning投資發展水平理論進行了驗證，結論支持了投資發展水平理論的假設。
二、對國際直接投資動因、過程和動向的分析
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美國經濟學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服務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較低，靈活性較高，特別適合小批量生產，能夠滿足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的需要。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在這種市場無法獲得規模效益，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利用其小規模生產技術在競爭中獲得優勢。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民族文化的特點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Lall(1983)在對印度跨國公司競爭優勢進行分析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并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這種創新活動使引進的技術更加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條件和需求，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英國學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升級理論，用以解釋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對任何國家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技術創新是一國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掌握和開發現有的技術。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隨之變化，并且可以預測。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亞在1986―1990年企業的FDI行為，發現有兩方面的原因促使企業進行FDI。一是為了占領國際市場，即市場經營的國際延伸；二是為了提高母公司的產品出口，即通過投資獲取東道國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從而促進母公司的產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分析基礎，對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國公司進行了對比，結果顯示：在強調私人關系網絡的市場環境中進行談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獨特所有權優勢來源，因此，中國跨國公司在亞洲的盈利能力要強過西方跨國公司。這也解釋了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為什么在亞洲地區選擇有“關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亞洲地區之外選擇能力上能夠互補的合作伙伴。
對中小企業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過對中國臺灣企業的行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業更熱衷于外部網絡聯系，利用網絡資源可以彌補中小型企業進行FDI時缺乏內部化資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從信息和知識獲得角度對中小型企業國際化進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業在國際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內部化的優勢。網絡聯系和其他戰略伙伴關系等非傳統等級組織形式也同樣構成中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另外， 中小型企業固有的優勢使其更富有創造性， 更容易接近顧客， 更快面對新技術以及顧客特殊需要， 在整個公司內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內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行為和模式，認為組織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隱性經驗和某些社會聯系是這些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各種因素與企業直接投資動因關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1985―1995年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礎設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術產品的領域發展中國家對FDI的吸引力較弱，區位優勢不強，這一結論既為判斷高新技術行業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據，又同時指出FDI的誘發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間5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出政治風險對FDI流入有顯著的影響。Foster(2003)通過對土耳其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工業基礎薄弱、政治不穩定、高通脹率及腐敗對外資流入的負面影響。Alderson(2004)分析了17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情況，得出的結論表明，政府的社會民主控制程度、罷工強度和工會密度對一個國家向外投資流量的大小具有積極的影響。
國際投資過程和動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對瑞典公司國際化進程的研究表明在發展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通常是通過兩種方式而不斷增進：滲透水平模式和區位選擇。即傾向于先通過人的方式出口商品進行他們的國際化，下一步是建立一個銷售分支，最終建立起一個制造分支。區位選擇即指投資從與本國在語言、教育、商業慣例、文化以及工業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化程度小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然后依次向外擴散。Porter(1990)在系統總結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戰略管理理論，其理論關注的是跨國公司發展機制問題，從而大大激發了對有關理論問題，如跨國公司的定義、組織結構、戰略活動等的重新認識，顯示了新的理論發展空間。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從理論上研究了聚集效應的影響。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國別數據，也得出類似的結論。Lipsey(2000)對發達國家的外資流向與產業結構做了研究， 分析具體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由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一種非OLI 范式的FDI宏觀動態模式， 它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 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 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將FDI 的區域差異作為一個獨立解釋變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歸檢驗模型。采用虛擬變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結果表明，FDI的區域分布如同經濟實力、人均生產率這類指標一樣顯著地決定著FDI的流向與規模。Lamb和Liesch(2002)選取了澳大利亞的兩家小企業作為案例對象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原來所認為的國際化過程中的市場投入、市場知識和市場參與三者之間的單向順序關系存在問題，這三個國際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因素之間存在著雙向網絡化的關系，因此，小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也就表現為一個成長與學習的動態過程。Li(2004)在將經驗學習、系統計劃模型和權變觀點整合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國際化過程的復合模型。
三、對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和經濟后果的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是廣泛的，不僅對東道國有多方面的影響，而且對母國也同樣如此。
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互補關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貿易和投資之間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取決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合作”與“非合作”的關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內部貿易行為和中間產品的需求會產生，從而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層面的數據發現： 當目標市場處于貿易保護的情況下，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如Swenson(1997)對日本汽車企業研究發現：在美國投資生產汽車，卻從本國進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提出了補償投資或者化解關稅投資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從寡頭競爭和企業層面的角度對補償投資做了進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國家的企業如何利用補償投資來化解潛在的保護威脅， 并討論了補償投資對兩個國家的福利影響。
與技術的關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歐洲國家的檢驗結果均表明，外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Branstetter(2001)對美國、日本雙向投資檢驗結果也發現存在顯著的雙向外溢效應。然而，對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檢驗卻難以得到一致性的結論，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別發現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在烏拉圭、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對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卻不支持FDI技術外溢假設，或者發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業研發作用時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會能力學說”持有類似觀點：為了獲取外部的技術成果，一個國家、企業必須首先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等基本條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說明了單純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FDI是否能促進東道國經濟的技術進步歸根結底還得取決于東道國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證實了如果東道國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資本儲量)，則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動經濟增長。Rozeue(2000)則通過考察流入我國農業部門的外資與農業技術變化間的關系來驗證引入外資是否可視為一種生產技術方式的進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擴展東道國的企業特有優勢為目的的“擴展型”FDI和尋求東道國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類標準，研究了流入我國臺灣的FDI是否增強或削弱了臺灣當地企業的競爭能力。
從以上的綜述中不難看出，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這兩類群體將成為關注的對象。同時，對跨國公司FDI所帶來的后果和影響FDI因素會是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實踐不止，理論之樹常青，相信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不斷創新，尤其是隨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不斷涌現和中小企業國際化的進程，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理論會不斷被完善和突破，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也會不斷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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