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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3、地方性：民俗文化活動的傳承是以人世代相傳，除了中華民族文化大傳統之外，如春節活動等具有全國性特點。各個地方依自己的特殊環境形成了服務地方的文化小傳統，同一種民俗事象在各地會出現不同形態，不同時代，不同的地區都會有自己的特點。
4、變異性：民俗文化因其傳承的特殊性，在日常生活中人相襲，代相傳，具有相對穩定的特性。但民俗作為一種基礎文化，它在傳承與傳播過程中并非一成不變。相反，它隨著時空的變化不斷地發生變異，形成了與穩定性相聯系的變異性特征。
篇2
剪紙，是遍布我國傳統民間社會的一種特有的民俗文化形式，文化內涵豐厚，民俗結構完整，在我國剪紙是作為一種母體藝術存在的。傳統剪紙文化的生成變化歷程，表征了一代代剪紙人的生命延續過程。“生命”的含義包括兩重：一是人本體的自然生命，二是剪紙民俗的文化生命。一方面，正是出于對人的生存和繁衍的強烈渴望，剪紙人才將人生未來的種種理想寄寓在陰陽組合的平面符號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對大量剪紙民俗符號中的生命意象的樸素而真誠的信仰，剪紙人才不斷通過這些意象表達對生命的摯愛之情和尋求繁衍生命的希望。
在封閉而內斂的農耕經濟條件下，剪紙也是屬于一種滿足自給自足生活并達到自我精神延續的“繪畫型”經驗圖像。剪紙意象是剪紙民俗的物質載體，剪紙符號則是剪紙意象的靈魂。符號“一方面指稱對象，另一方面又模鑄意識”，將意與象整合于特定的民俗文化體系之中；同時“符號與人的個體的相對分離性使它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文化存在物，具備完善而恒定的社會文化精神。
剪紙意象是民眾長期感知外物的直覺經驗的凝固，其基本結構生成，不是通過理性思辨和邏輯推導，而是順應文化生命的自然法則最后水到渠成。從中華民族文化符號體系整體上看，剪紙符號是以普通認同的典型特征構成民俗文化意象系統，成為整個民族觀念、精神的表征。深入剪紙符號里層，探索意象生成原理，是走進剪紙民俗世界的必要途徑。
剪紙符號的基本構形思維方式是意象。意象思維借助聯想、想象、類比、直覺等多種形象方式來揭示事物內涵，表達主體對意念的理解和對生命的體悟。對剪紙民俗而言，意象是建立在民眾普遍認可的文化形象和共同遵從的情感意愿的基礎之上，是民眾共同認可的文化精神形式。民間剪紙的意象思維并不同于純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方式。純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最基本的美學特征和創造本源是無限自由廣闊的藝術形象。但是，民間剪紙文化的思維方式卻與此大相徑庭。然而，剪紙民俗長期偏居一隅，基本程式千年不變，其意象思維更固執于自然率真的心象表露和蘊藉生動的靈性外射，即直覺經驗的呈現。剪紙行為不同于主流藝術創作對主觀性、個體性和特殊性的追求，而是執著于對固有的生活文化最真實的展露，是傳統觀念世界與外部生活世界的天然合一。
剪紙意象結構中的基礎成分是“象”。剪紙取“象”豐富，幾乎無所不及。概括言之有三種：自然物態的、民事生活的、虛擬構想的。自然物態的，如牡丹、紅梅、黃菊、荷花、石榴、柿子等花卉佳果和牛、羊、鹿、猴、雞、鵝、鶴、蝙蝠、青蛙、鯉魚、蝎子等鳥獸鱗介；民事生活的，如植桑養蠶、采蓮劃船等等；虛擬構想的，如源于神話傳說和民間信仰的女媧補天、大禹治水、八仙過海、天女散花、鐘馗打鬼、老鼠嫁女等等。
民間剪紙意象的核心成分“意”，是民眾群體按照特定目的附加于剪紙形象之上的深層體認，構成了民間文化的意義系統。剪紙之“意”，是我國民眾文化心理中根深蒂固的思想情感，如團員和睦、吉祥如意、多子多孫、富貴長壽等，是在華夏民族數千年道德觀念引導下，在傳統社會經濟刺激和宗教精神浸潤下，經由社會成員世代傳承與敷衍充實，不斷獲取新型認同群體，最終形成的意義凝定。意象符號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含義”，人類將含義加諸于實在事物或事件上，從而使它們成為符號。這種在實在事物或事件（“象”）上“強加”的復雜含義，就是“意”。剪紙人固有的文化心理中蘊藉這符號意義的不確定性，正如剪紙人所謂“花無真色，鳥無正名”，“取個意思就行”，所以剪紙中經常可見意象內涵亦此亦彼，模糊不辨的情況。這表明民間剪紙符號的創造并非局限于客體事物自然特征的機械模擬，而是在集體表象基礎上的個體直覺經驗的再創造。
篇3
[基金項目] 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欠發達地區‘本地再現式’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新發展戰略研究”(批準號：06YJ30)
[作者簡介] 曾光敏，贛南師范學院后勤服務集團總經理、副教授，武漢理工大學在職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與高教管理；
(江西 贛州 341000)
王院成，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講師，研究方向為民俗文化與旅游；(河南 焦作 454002)
張雪瓊，贛南師范學院物電學院館員，研究方向為圖書管理。(江西 贛州 341000)
“本地再現式”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是欠發達地區旅游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欠發達地區適應旅游市場需求變化、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高旅游經濟效益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但是，他們在經過十幾年的跌宕起伏演變之后，除少數脫穎而出之外，大多數或曇花一現或慘淡經營。那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競爭日益激烈、挑戰日趨嚴重。如何揚長避短，提出新的發展戰略以及如何實施新戰略的若干具體建議與對策，是一個極為重要而又棘手的問題。
一、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所面臨的重大機遇與挑戰
1.重大機遇。首先，在當今民俗文化旅游勃興背景下，贛南客家民俗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性、多樣性、獨特性，這對于海內外人口數量龐大的客家群體和對客家文化感興趣的非客家人來說，都是極具吸引力的旅游產品。而以贛南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資源為基礎的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也因此成為贛南旅游業發展中的一顆明珠，不斷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其次，良好的區位條件正在逐步形成。贛州市周邊的閩、粵省區，均屬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城鎮居民收入較高，具有外出旅游、休閑度假的經濟能力。隨著贛、粵、閩、湘四省通衢區域性現代化中心城市地位的初步確立及交通條件的進一步改善，這些地區將成為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的重要客源市場。
第三，政府主導作用將逐步凸現。贛州市“十一五”規劃提出：做大做強特色旅游業，重點建設好“三區一帶”旅游景區，即以中心城區為主的宋城旅游區，……以龍南、贛縣為代表的客家文化旅游開放帶，……大力發展紅色、綠色、古色、客家和休閑度假旅游。這些為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支持與保障。
2.嚴峻挑戰。首先，贛、閩、粵三角地區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這些地區賦存豐富而極具旅游開發價值的客家文化景觀和客家民俗風情，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與土壤。但由于此三角地區缺乏必要和積極的溝通與合作，都在各自的地域范圍內積極“再現”客家特色民俗文化，以達到旅游經濟效益的目的。贛州市已建成了贛縣客家文化城、五龍客家風情園，福建省在原址上開發了永定客家土樓博物館，廣東省河源市也興建了河源客家民俗博物館，廣東省的梅州市正在積極籌建梅州客家博物館等。殊不知，這樣近距離的同質旅游資源重復建設，必然會引起一定的屏蔽效應乃至嚴重的空間集聚與競爭，進而對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構成嚴重的威脅與挑戰。
其次，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企業未能摒棄浮躁的心態，科學地認識其所處的內外部環境條件及自身的發展特點與規律，按照準確的市場定位，推進項目的整體策劃、規劃、設計、經營。譬如，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是大眾化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場是其發展的載體與基礎。實際上，贛州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見表1)，人們的實際消費能力還未能滿足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這個現代經濟產物發展的需要。結果，因模仿沿海發達地區主題公園的發展模式，企圖開始就做大作強，最終卻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二、新發展戰略理論的提出
與其他類型的主題公園相比，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具有兩個基本特征：處在欠發達地區――贛州市；創造性地再現客家特色民俗文化。正是這兩個基本特征決定了其新發展戰略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點：
1.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應因地制宜而非“模仿”、“克隆”。著名旅游專家保繼剛教授曾指出，主題公園的發展受主客觀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客觀因素主要包括兩個必要條件和兩個限制條件。必要條件是客源市場和交通條件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它們關系到旅游客源市場的大小、基礎設施條件、投資能力和游客的消費水平，作為高投入高門票的主題公園，缺少這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成功。限制條件是城市的旅游感知形象和主題公園的空間積聚和競爭，它們影響著游客的決策行為。首先，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處在欠發達地區――贛州市。贛州市市區人口只有50萬人左右，2005年國民生產總值為500.31億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5916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199元。無論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是從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贛州市都難以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匹敵，更無法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相提并論(見表2)。旅游需求產生的客觀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人們的經濟收入水平和人們的日常可支配收入。
但是，換個角度加以考察，問題就有轉機。(1)京九鐵路、贛龍鐵路、贛粵高速公路、昌廈公路、105、323、319和206等4條國道貫穿贛州市全境，4C級民航機場開通了飛往廣州、北京等航線，廈蓉高速公路和贛韶高速公路已開工建設，這將使贛州成為華南的重要交通樞紐。(2)贛州市周邊的珠三角、閩三角地區均屬全國經濟發達地區，城鎮居民收入較高，具有外出旅游、休閑度假的經濟能力。為此，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可以利用贛州市較為便利的交通條件，采取“草船借箭”的策略，積極開拓珠三角、閩三角的客源市場，從而擺脫贛州市經濟發展欠佳的局限和市場承載力不足的制約。
其次，相對于贛州市周邊的井岡山、廈門市等地區，贛州市的旅游感知形象不鮮明獨特，還未能對外地游客構成巨大的吸引力。加之贛州市內現有三個主題公園以及贛州市周邊的以客家民俗文化為主的主題公園的空間集聚與競爭，都對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產生一定的影響與制約。因此，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的發展，應該與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相一致。首先應以小型化、專業化為發展方向，進而做大做強，而非一開始就追求大而全。
2.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必須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對客家特色民俗文化進行創意化再現。在主題公園模仿、克隆日益嚴重的今天，只有特色才能吸引游客的眼球，只有特色才能增強市場吸引力與競爭力。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必須把握市場需求，從創造性地演繹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入手，以差異求特色，以特色求市場。如深圳華僑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原創性與差異化，源于其獨特性的賣點與亮點。他從投資第一個主題公園――錦繡中華開始就十分注重項目的特色化，從濃縮中國傳統文化入手，創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微縮景區――錦繡中華；從民族民俗文化中吸取精華，建設了中華民俗文化村；用薈萃世界建筑與藝術演繹歷史畫卷的雙重手法，塑造了世界之窗；融器械游樂與情境創造為一體而成就了歡樂谷。所以，抓住了特色與差異化，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就抓住了旅游者的興趣點與興奮點。
眾所周知，飲食文化注重“色、香、味、型、器”與飲食環境的協調與統一。贛州市五龍客家風情園對客家特色文化飲食的創造性開發，為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而創新性地打造了一種“初始化”的胚胎模式。贛州市五龍客家風情園在試營業過程中，依托園區內仿建客家建筑――龍慶圍(仿“龍南關西圍”而建)，對客家特色飲食進行開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園區使游客在充滿古樸典雅的客家木雕、石刻、繪畫、對聯等的客家圍屋內，一邊品嘗特色客家美食，一邊欣賞具有濃厚鄉土氣息的客家曲藝、采茶戲表演。這確實讓游客真切地感受到了別有一番情趣與韻味的淳樸、濃郁的客家風情與文化，也是園區內特色文化中最吸引人、最具魅力的地方。
五龍客家風情園客家特色飲食的成功開發已初見端倪，這表明依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并進行創造性地演繹再現，而非簡單的“模仿”、“克隆”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與經濟效益。因此，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的發展方向為：依托融“地域性、獨特性、傳統性、神秘性、文化性”于一體的客家特色民俗文化旅游資源，進行創意化演繹“再現”，而非舶來化、模仿化。這樣可以依托客家民俗文脈，創意挖掘，做深做透，從而產生獨特的吸引力與賣點。因此，必須建立以客家特色民俗文化為依托的因地制宜的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發展戰略。這樣，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才能立足實際，以特色求發展，以發展求創新，以創新求發展。
三、新發展戰略具體對策與建議
1.以贛州市及閩三角、珠三角客源市場為立足點，進行貼近實際而富有成效的市場營銷
(1)深入研究贛州市及閩三角、珠三角地區游客心理，確保客源市場定位準確。鑒于贛州市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們的旅游需求和旅游消費能力較弱的現實情況，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可以在充分開發贛州市客源市場的同時，通過利用客家人“尋根問祖、探親訪友”等客家鄉土情結，采取“借雞生蛋”、“借勢發力”的策略，借助贛州市日漸完善的水陸空交通網絡，吸引珠三角、閩三角、潮汕地區等客家人前來園區參觀旅游，這不失為有效之舉。
(2)借節造勢，借節揚名，擴大影響。節慶活動既是一種旅游吸引物，也是園區營銷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大多是以動態的、開放的項目來進行展示，可以使游客親身參與其中和深度體驗園區產品的特色與魅力，從而增強游客對園區產品的認同感。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也可以利用豐富的客家民俗節慶，如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客家文化藝術節、客家美食節、客家祭祖等大型活動進行宣傳，以求得良好的傳播擴散效果。
(3)加強協作，實現共贏。要借助政府的主導作用，在對贛州市及閩三角、珠三角客源市場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贛、粵、閩三角地區客家聚居地的地緣關系及客家文化的親緣關系，發揮區域合作優勢，建立有效的聯合營銷機制，進行聯合營銷，以降低營銷成本。
2.深度挖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內涵，分層次進行園區產品開發
(1)淺層次產品開發園區――景觀建設。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是以人工建造物――“再現本地”特色客家建筑景觀――為基本核心吸引物而開展旅游活動的。因此，特色客家建筑景觀的“真實”再現，就成為了園區項目成功與否的重要前提。
(2)深層次產品開發――依托客家民俗文化，進行創意化挖掘演繹。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靜態人造景觀一旦建成后就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后續可塑空間極為有限，而依托園區景觀動態地挖掘與演繹客家民俗文化卻可隨專業人員的主觀創造性的發揮得到無盡的開發和更新。為此，我們可以依托園區的旅游資源，根據旅游者的不同需要，對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資源進行深度開發，整合出具有市場吸引力的高品位園區旅游項目。譬如，以園區為背景，對客家特色飲食的品嘗與制作、客家傳統生產生活習俗的再現性表演、客家特色節慶的創意化舉辦、客家民間工藝的現做現學表演等進行園區產品深度開發，強化游客參與和體驗，形成系列化特色園區產品。
(3)強化精細服務，增強游客美好體驗。商業最成功的體現，往往是來自商業對人性化的關懷。我們要深刻理解與領會“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想游客之所想，急游客之所急，時時處處見微笑，點點滴滴顯真情，推行規范化、親情化、個性化服務，為游客營造一個安全、舒適、溫馨的園區旅游氛圍，讓游客留下獨特的感受與美好的回憶，從而增強園區的市場競爭力。深圳“錦繡中華”景區通過“全程式跟蹤清掃”、“陪游客式閉園”的疏導式管理就贏得了游客及專家的一致好評。
3.創新機制，努力提高園區的經營管理水平
(1)明晰產權，全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按照“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使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相分離，從而使其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
(2)創新融資機制，為園區的發展提供資金保障。針對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后續發展資金嚴重短缺的問題，可以通過招商、入股、租賃、轉讓經營權等方式，加大園區籌資規模、融資力度，為園區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
4.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為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1)贛州市相關政府部門要充分發揮主導職能，健全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加強統一管理，避免政出多門、條塊分割，積極協調各部門間的利益關系，加大對贛州市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發展的導向性投入。譬如，要給予政策傾斜和適當的資金扶持，為其提供水、電、交通等配套性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周邊環境規劃等相應的服務體系建設。
(2)可以通過課題招標等方式積極引導與鼓勵政府與民間力量對贛州客家民俗文化旅游主題公園展開相關重大發展問題的研究工作，為其發展提供理論、技術、信息等智力支持。
參考文獻：
[1]保繼剛.旅游開發研究――原理?方法?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篇4
民俗文化，是產生并轉承于民間的、世代相襲的文化事項，是在普通人民（相對于官方）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現象。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體遵從的、反復演示的、不斷實行的，所以具有有增強民族的認同，強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由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差別，民俗常常會呈現出錯綜復雜的特點，但其也有一些穩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會性、地域性、變異性、轉承性、規范性等特征。
二、民俗文化的當代價值
民俗是民族文化之根，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民俗，就沒有傳統，也就沒有民族文化。民俗的傳承，保證了民族文化的持續發展繁榮和長久性；民俗的變遷，是民族文化適應當代社會的需要，也是民俗自身發展的要求。傳統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心理、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審美追求,在現代社會，民俗文化成為民族認同的載體、社會團結的紐帶，其和諧價值觀正日益成為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核心價值,在當代仍然有其極重要的價值，仍然發揮著積極的不可替代作用。
（一）傳承中華文化，是傳統文化載體
傳統民俗是各種民族民間文化最重要的綜合載體。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戲曲、民間美術、交際禮節、人生儀式、娛樂游戲、藝術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無一不在傳統民俗中得到存活和賡續。我們弘揚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們所承載的豐富文化得到了延續。
（二）培育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認同感
在民間，深藏著博大雄沉的優秀文化因子，構成了綿延不斷的歷史信息鏈，無所不包地傳遞著中華民族心理的密碼，它們是民族個性特征和獨特精神的重要表征，為民族精神提供著無盡的營養、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啟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載最為密集、情感色彩最為濃烈、道德教化作用最為深刻、記憶傳承最為有力的，當屬中華民俗文化。
（三）維系民族團結，團結中華民族
民俗的維系功能，指民俗統一群體的行為與思想，使社會生活保持穩定，使群體內所有成員保持向心力與凝聚力。
（四）寄托民眾情感，調節大眾心情
傳統的民俗活動，常常融入了人們的各種情感，通過民俗活動中的娛樂、宣泄、補償等方式，使人類社會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調劑的功能。如教化人心、匡正風氣等功能。
（五）現代產業利用的資源
民俗文化作為一種傳統的文化資源，早已為旅游業所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文化效益。同時，它也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解決了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三、我國目前民俗文化的現狀
民俗變遷總的狀況是：表層變化迅速，深層觀念盡管變遷緩慢，但很多傳統觀念也都面臨被打破的命運。傳統民俗文化發生變遷或變革或消失，這是民俗發展的一種正常趨勢，而且，在一些民俗文化的變遷過程中，我們的確感受到了現代化的魅力。但不管物質層面還是觀念層面，民俗文化的變遷還有一些負面的效應。
（一）傳統文化價值流失
在民俗文化的變遷中，有一個現象特別需要我們的注意，那就是傳統文化價值的流失，它包括無形文化的流失和有形文化的流失這兩個方面。在無形方面主要表現在隨著西方圣誕節，愚人節、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喜歡西方的這些節日，但對我國傳統的節日如端午節、農歷七月十四、重陽節等越來越冷淡。即對我國的傳統節日味道淡化和洋節越過越熱鬧。在有形方面主要表現在我們民俗文化的傳統活動逐漸減少，有的甚至消失了。這些傳統活動有的需要有專業的人員，而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對這些活動缺少興趣，更不會參與，這樣就造成這些活動后來無人。
（二）民俗文化開發中的不足
雖然我國在民俗旅游開發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應，我們采用“人創民俗文化村、實地民俗文化村、民俗博物館、節慶活動方式、民族生態博物館、民俗專題旅游”等民俗旅游開發模式，使民俗旅游健康穩步發展。但在開發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少不容樂觀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1.保護力度不夠，保護方式不完善
在保護民俗文化的立法不足，使得民俗文化“無法可依”，沒有培訓好民俗文化接班人，使民俗文化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境界，大部分保護措施都據有“滯后性”，即民俗文化遭受破壞后才采取保護措施。
2.把民俗文化當成“搖錢樹”
很多地方民俗文化被注冊成商標并運用于商業操作。例如被稱為“銅鼓之鄉”的河池沒有注冊銅鼓商標，但遠在北京、上海、廣州就紛紛有人搶著注冊銅鼓商標。采取“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開發模式，使民俗文化和經濟建設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有了民俗文化商業化的趨勢。這種開發模式弊大于利，正如馮驥才所說“繼續拿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產生的危害可能在10年以后才看到”。
3.民俗文化開發中偽造、破壞、同化嚴重
為了吸引廣大了旅客，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有的地方不斷模仿經典民俗文化創造文化，有的地方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的地方竟然表演一些低俗的文化。
4.粗俗文化遺毒未盡
有些地區把糟粕當精華，甚至有封建迷信活動，損害地區民俗文化形象，影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四、寶山石頭城納西族民俗文化資源
寶山石頭城是全國不多見的建在石頭上的城市，也是納西人最原始的聚集地。這里有著豐富的獨特的民俗文化資源。
納西族的男人一般是漢人打扮，只是腳上穿的是馬靴，但女人們穿的都是納西族的典型服式――“披星戴月”。所謂“披星戴月”，就是頭上帶著七個手工縫制圓形墊子，代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后背披一塊羊皮，前面系圍裙，加上各種顏色的花邊修飾，華麗但不張揚。
寶山石頭城的傳統文化十分豐富。就東巴文化而言，東巴教有“四大派”之說，其中的一派就是“寶山派”，指如今麗江寶山、奉科、鳴音、大具這幾個鄉的東巴文化，因上述地區在歷史上屬于寶山州，因此稱為“寶山派”。在這些區域里，很少受到佛教、道教等外來宗教的影響，納西族的傳統文化習俗保留得比較完整，因此，“寶山派”對納西族東巴教的發展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1950年以前，僅寶山行政村（今寶山村民委員會）就有40多個東巴祭司。
石頭城的居民十分重視祭祖，一年祭祀兩次，在農歷六月的祭祀稱為“塔補”，農歷七月半舉行的祭祀稱為“波敬”。
除了祭天、祭大自然神“署”等這些納西族傳統的節日外，寶山石頭城的納西人還保留著一些豐富多彩的節慶，如“洗牛角”， “喊谷魂”等。
在石頭城的夜晚，經常聽到歌聲，那是一種舞蹈伴奏音，而這種舞蹈，納西語叫“打跳”，是納西族特有的一種舞蹈，以前主要是為了慶祝豐收而舉行的，而納西族年輕的姑娘和小伙子們也是通過“打跳”這樣的方式相互認識甚至私定終生。現在有游客到村子觀光旅游了，所以村民不定期地會自發組織到一起進行表演，作為一個旅游項目。
一塊0.5平方公里的巨石承載著納西族1300多年的歷史。在風雨洗刷后，更清晰地表達著納西族的點點滴滴。自納西族先民在石頭城聚居，完成了從游牧到畜牧農耕文化的轉變，到經濟發達、信息暢通的今天，石頭城依然以它原始的面貌屹立于此。
五、寶山石頭城納西民俗文化旅游開發與保護
寶山石頭城擁有豐富的獨特的民俗文化資源，如何開發和保護這些資源，將成為政府重要的任務。
政府應該將民俗文化的發展作為一項重要事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在實施總體規劃時又將文化事業的發展逐一落實，政府更加注重通過政策和立法手段來保護傳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使得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迅速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
尊重民間文化傳人，加強培訓，建設好隊伍，建立人才庫。面對瀕臨失轉的民俗文化，文化傳人應在政府的主導下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進行搶救和保護。被世界公認“唯一活著的象形文字”的東巴文面臨著使用人數越來越少的尷尬境界，政府應該鼓勵支持學校在中小學階段創建雙語教學班并創建納西東巴文化藝術教育基地，讓學生從小就了解納西于東巴文化。
關注生態建設，建立民俗文化“保護區”，建立民族文化生態博物館。應在石頭城周邊建立寶山石頭城納西文化民族博物館，建成以后成為云南納西人民文化中心。建議在寶山石頭城、麗江、玉龍等納西人民聚居的地方建立“納西族自然生態保護區”，對納西族民俗文化進行集中式保護。
政府應該經常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到寶山石頭城實地考查，參加民俗文化發展規劃，為石頭城開發保護民俗文化獻策獻計。與大專院校（特別是民族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聯合建立研究基地，一方面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進行系統挖掘和記錄，另一方面也對當地文化生態、文化遺產保護以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出有益的建議；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和學術交流，擴大環江民俗文化在外界的影響。
結論
民俗文化是我國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民俗文化的現狀卻不容樂觀，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跟應該注重保護好我國的民俗文化，注重經濟效應的同時更要注重文化效應，注重精神文明建設，發揚我國優秀的民俗文化。要通過立法來保護好我國的民俗文化，使民俗文化保護有法可依，讓民俗文化健康發展。相信通過各方的積極參與及努力，我國的民俗文化開發保護肯定做得很好！（沈陽師范大學2008級旅游英語；遼寧；沈陽；11003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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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 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重要意義
1.1 民俗文化旅游發展面臨的窘境
在國外,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民俗旅游已成為世界各國宣傳、發揚文化傳統的重要手段,民俗旅游與文化旅游融為一體。但在我國民俗旅游開發迅猛發展的背后,制約其發展的不利因素也同樣顯著,其中尤為重要的一點就在于缺乏規劃、全面開花的民俗文化旅游，多采取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掠奪式開發手段,以至于環境損耗和地方文化同化的惡果逐漸凸顯,旅游資源質量及吸引力漸趨下降。總體而言,民族地區特別是中西部民族地區的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非但未能給脆弱的生態環境帶來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反而使文化生態與自然生態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與世界“三N”(Nature、Nostalgia、Nirvana,自然、懷舊、天堂)的旅游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馳,由此看來,民俗文化旅游亟待新鮮元素的加入以謀求新的發展與進步。
1.2 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與地質旅游資源整合的重要意義
地質旅游是近年來新興的旅游方式,起源于地質旅行活動,現已發展成為以地質內容為主,涵蓋礦產、古生物、地震等多種類型的觀光性質的科學旅游。我國西南地區地質地貌形態多樣,地質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應用地質旅游方式可在旅游市場中形成嶄新的亮點,并由此牽頭整合區域內多種旅游資源,實現旅游資源的綜合性開發。具體來說,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的資源整合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
(1)豐富旅游資源開發項目,走旅游資源綜合化開發道路。地質旅游以山水為特色,通過整合西南省份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可對“七彩云南”“多彩貴州”形成最生動的詮釋,最終形成區域特色旅游優勢,對旅游產業及相關產業發展構成助推作用。
(2)地質旅游可實現區域旅游資源優勢的最大限度發揮,成為全國旅游市場競爭中的特色項目、優勢項目,樹立品牌效應,實現旅游產業的跨越式發展。僅貴州目前就已有興義、綏陽雙河洞、關嶺化石群、織金洞等8處國家地質公園,以及“十二五”期間申報的貴州三疊紀世界地質公園,烏江―梵凈山世界地質公園,建設發展的喀斯特石漠化生態深度游、“水高原”生態旅游品牌,都可由此全面帶動貴州旅游發展,以世界級的旅游品牌號召力搶占這一獨特的資源品牌高地,由此促進貴州民族旅游的優化整合。
(3)民族旅游與地質旅游的資源整合可彌補西南地區民俗文化旅游的諸多欠缺。如交通問題,地質景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完善,兩者的結合可使民俗旅游景點的硬件優勢得到補充。比如喀斯特景區萬峰林、頂效貴州龍博物館與布依村寨民俗游連成一體后,既節省了旅游時間、路程,又豐富了路線內容。
(4)民俗旅游與地質旅游的整合可提升民俗文化旅游的檔次和內容。二者均明顯地表現出知識性、文化性的旅游特征,旅游資源的優勢整合可使民族文化在文化內容層面上提升至更高的科學性層次,在地質旅游的自然科學元素中深入人文感性色彩,更可以體現出西南少數民族文化與人文景致的原生態特色,如黃果樹瀑布節就將民族歌舞表演和唱山祭水大典糅合起來,形成了人文資源與山水形勝融合的特色旅游。
2 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需注意到的問題
在將已成熟發展的民俗文化旅游與新興旅游形式――地質旅游相融合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到地質科普旅游與旅游地質是兩個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莊壽強等研究者指出,“凡是有石頭的地方都可能開展不同形式和內容的地質旅游”。而目前我國現有的地質公園建設的主流思路是旅游地質而非地質旅游,如 “寒武系―震旦系地層界線”、 “三葉蟲化石點”等類似景點在本質上仍歸屬于地質范疇。在將地質旅游景點溝通串聯起來時,應當拓寬地質旅游思路,組合為不同的地質旅游類型,如探奇型連貫式地質旅游、引喻型插入式地質旅游等。因此,啟動地質旅游產業的關鍵在于思想創新、理論創新。
3 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對策建議
地質旅游凸顯的不僅是科學性,更要求的是旅游性、文化性。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發展應當體現出以新帶舊、以新促舊的旅游資源發展思路,以地質文化為特色,整合民族旅游資源,樹立旅游品牌,進而全盤帶動地區旅游資源整合,走特色化發展道路。
3.1 開展旅游理論與規劃研究,探討旅游資源整合的契合點
地質旅游是一種新興的旅游方式,其開發建設仍處于零啟動狀態,無成熟模式或案例用于借鑒。開發地質旅游首要的問題在于發展資源開發、地質公園建設等基礎理論研究,對學科交叉部分如民族、地質等加以深入探討,現階段亟待處理的重點問題就是以地質旅游開發為契機,實現旅游資源的總體整合。其中,民族旅游與地質旅游融合的方式,必須做到兼顧“主動”與“被動”,所謂“被動”整合,是指地質旅游規劃建設必須避免走重新建設、重復建設的老路,要善于組合、利用現有的旅游資源及基礎設施,包含民俗文化游已建、在建項目資源在內,一次性規劃到位,突出地質特色和地貌特點。“主動”整合所代指的則是地質旅游的發展應當主動整合民族旅游元素,豐富旅游線路資源,打造“七彩云南”“多彩貴州”旅游資源建設的新熱點。
3.2 合理規劃地質公園建設,為民族旅游資源發展預留空間
地質公園建設是保護不可再生的地質遺跡資源的重要途徑,對拓展旅游空間、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現地質資源可持續利用均具有重要意義。從西南地區地質公園建設來看,貴州省是我國國家級地質公園最多的省份,有興義、綏陽雙河溶洞、織金洞、六盤水、烏蒙山等多達8處的國家地質公園。在依照《中國國家地質公園建設技術要求和工作指南》(2002)開發建設的過程中,作為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融合的重要元素,地質公園建設必須充分地考慮到公園建設與民族旅游資源發掘的深度、寬度問題。一方面西南地區豐富多彩的民族資源可為地質旅游主要是地質公園增添文化元素,民族旅游也可搭乘地質公園世界級品牌建設的契機找尋到恰當的宣傳、推介平臺,這也是當前地質公園建設與地質旅游發展中值得嘗試的一條可行道路。另一方面,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質旅游的觀賞性和娛樂性相比較來說,是較為有限的,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即是情理之中的問題,前文提及的貴州省國家地質公園,其所在區域均分布有不同的少數民族,如興義的布依族,平塘的布依、毛南和苗族等；云南玉龍黎明―老君山國家地質公園周邊有納西族等。
3.3 整合民俗文化與地質旅游資源,打造精品線游路
精品旅游線路在區域旅游資源開發的“窗口”,對區域旅游資源開發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規劃精品線路必須符合4項基本特征：代表區域旅游特色,線路集中,時間緊湊,觀賞性、娛樂性強。毋庸置疑,單純的民俗文化游或地質旅游都無法適應精品旅游線路的建設要求,統籌開發、資源整合,才能使地質旅游與民族旅游形成產業龍頭的帶動作用。如云南麗江景區黃山――白沙鄉村民族文化旅游帶就將玉龍雪山、納西民俗文化、茶馬古道等品牌有機地糅合為一體；貴州的關嶺――興義的古生物化石考察路線,同時也可成為新的苗族、布依族文化旅游線路,經貴黃高速公路將關嶺三疊紀海生爬行動物化石群、興義貴州龍化石群、花江大峽谷、貞豐雙乳峰、黃果樹瀑布等典型地質景觀串聯起來,配合以沿線各少數民族的民俗文化資源,如興義布依族的八音坐唱、砍嘎、趕鬼場等,對當前的旅游線路改造均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總的來說,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必須整合規劃才可能形成優勢品牌,精品建設才能促進區域旅游產業的整體發展。
3.4 綜合開發,充分發掘旅游資源的附加值
在民俗文化旅游與地質旅游的結合中,地質旅游相對來說,投入少、起點高,開發難度大。在以地質旅游的品牌效應重新帶動民俗旅游發展的過程中,二者應當互為補益,走綜合開發道路。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旅游資源的配套開發建設,形成強勁的產業帶動力。譬如貴州地質旅游可適量開發觀賞石資源、古生物化石模型等,周邊的苗族蠟染、刺繡或其他民族手工藝品開發也有待于進一步形成規模。只有將旅游商品收入提升至旅游經濟總量的40%以上,這才是正常、可持續的旅游資源開發模式。
4 結 論
綜上,民俗文化旅游資源與地質旅游資源的整合是當前深入挖掘旅游資源潛在效益的重要方法,是旅游二次創業的優選途徑。以新帶舊、以新促舊,對于各地民俗文化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而在具體實踐中,仍需進一步改進與完善相應的旅游資源整合方案,以期探索出更適應地區社會經濟及旅游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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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是一定的區域里的一定群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以共同的心理結構為依托，民族群體為載體，為適應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而形成的一種模式化的行為習慣和程式性的生活方式，是靠口頭和行為傳承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積淀。民俗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群體性、民族性、歷史性、傳承性、原始神秘性等特殊屬性。
民俗文化旅游是民俗文化和旅游業兩者的結合，是以民族文化為基礎的，隨著社會各界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和可持續觀念的深入，民俗文化開始以一種新興的姿態應用于旅游業發展中，以保障生態旅游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盡管目前對民俗生態旅游還缺乏一個統一的界定，但是民俗文化已經開始正真的融入于生態旅游中，成為了生態旅游中重要的一個內容。一般而言民俗文化與民俗生態旅游二者直接是既有聯系又有差別的，民俗生態旅游包含了生態旅游和民俗旅游，具有兩種不同的概念。
生態旅游是原生態的景觀，旅游的對象是不受到損害的自然風貌，是對大自然面貌的一中向往和追求。在環保意識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生態旅游成為了旅游業未來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而民俗旅游則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礎，打造具有區域性特色的一種新興的旅游形式。民俗旅游與生態旅游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二者之間處于一個平衡的狀態，民俗旅游與生態旅游是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統一發展的一個結合點，是促進旅游可持續發展發展方向。
民俗生態旅游將民俗文化與自然生態資源相結合，既能滿足旅游產業發展的需求，同時又使旅游景點更具獨特性和更具特色，更能吸引游客游覽的興趣，更具有人文魅力。科學、合理的利用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自然生態資源相結合，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前提下，實現對民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為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這對于生態旅游業的發展而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發展價值。
二、民俗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資源
民俗文化具有顯著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是一個區域經過悠久的歷史文化所遺留和蘊含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底蘊，是由人民群眾創造、傳承的文化產物。不同區域的民俗文化帶有其獨特的區域特色，如一些少數民族的舞蹈、習俗、服飾、居住等各個方面，都有屬于本民族和本區域獨有的特色和風格。
民俗旅游則是將這些富有特色的民間文化展示給旅游者，讓他們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去體驗不同的風土人情和感受不同人文情懷，相比于簡單的名勝古跡和風景旅游，民俗旅游更具有價值，旅游者通過參與民俗旅游活動中，切身的感受不同區域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俗，體驗不同人生價值和審美價值，在旅游中除了觀賞到不同風景，同時也能滿足旅游者對更多未知的了解，從而實現旅游的目的。
近年來，隨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發展觀的不斷深入，民族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和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方式成為了外來游客來華旅游的根本目的，民族文化在旅游發展中所占有的比例越來越重，在這種背景下，民俗文化旅游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旅游業開始注重民俗文化與旅游環境的結合，將旅游景點與當地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相融入，相結合，打造獨具特色的旅游景區，是旅游業吸引游客和旅游也持續發展的最終的選擇。
我國歷史文明悠久，由56個民族組成，每一個民族都具有自身獨特的魅力和特有的風俗習慣，如：阿昌族的進洼（關門）、出洼（開門）、燒白柴、潑水節等。除宗教節日外，還有許多本民族特有的傳統節日。如：火把節、窩羅節、澆花節和春節。耍白象是阿昌族傳統節日。侗族的新婚節、架橋節、祭牛節、吃新節、花炮節等。白族的大過年、繞三靈、火把節、耍海會、拜日望等。布朗族的年節、祭寨神、洗牛腳等等。這些帶有明顯區域特色和文化傳承的節日都是我國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底蘊的標志。而這些民族特色所產生的服飾差異、飲食差異、民族工藝等，成為了我國民俗文化的基礎，是民俗文化景觀的基本內容。而正是這些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觀賞，成為旅游行業發展的主要內容之一。
三、合理開發民俗文化資源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民俗文化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促進旅游地區經濟發展和打造獨具特色的旅游景觀的內在要求。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的區域里人民群體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生活文化，具有傳承性和歷史性。在當前旅游發展中，合理的開發民俗文化資源既能傳承和弘揚文化，同時又能促進旅游業的發展，帶動旅游地區經濟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本質上，合理、科學的開發民俗文化資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從資源角度來看。合理的開發民俗文化實質是對民俗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在旅游環境中加入本土文化，使民俗文化資源以旅游環境為依托得以合理保留和傳承，讓更多的人了解本地民俗文化的同時，保障了民俗文化持久性和完整性，使民俗文化在大眾文化的沖刷下能夠依然保留特色，得以流傳。
（二）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以民俗文化資源帶動經濟發展，又以經濟發展推動民俗文化資源的發展。民俗文化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象征，將其合理的開發應用與旅游發展，賦予其商業性質，帶動該地區旅游業的發展，使其由文化資源轉為經濟資源，滿足該區域對經濟發展的需求。簡單來說，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滿足了旅游者對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旅游者的消費過程實質也是該地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來源，也就是說民俗文化滿足了旅游者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旅游者滿足了該區域對物質資源的追求。
四、民俗文化生態旅游結合的作用
民俗文化生態旅游的結合是旅游業發展的必然產物，符合了現代化的環保要求和可持續發展理念，整體而言，民俗文化生態旅游結合的作用主要可以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保護了民俗傳統文化，使民俗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和發揚。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地區把旅游業作為其經濟支柱性產業，大力的開發旅游資源和挖掘傳統文化，以提高旅游地區的旅游價值。這就使得許多被淡化，甚至消失的傳統文化被相繼的開發和激活，讓這些即將消失的民俗文化重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引起大眾注意，使傳統的民俗文化得以傳承和發揚。
第二，提高了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民俗生態旅游的開發讓游客關注到不同區域不同的生活習俗和民族特色，在滿足其好奇心和觀賞的同時，使其內心對自身文化有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和認知，從而有效的提高其民族認同感，增加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不同民俗文化的沖擊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自我文化的價值。
第三，催生文化和資源的保護意識。民俗文化的形成是由各個地域人民群眾在經歷不同時期的歷史變遷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以口頭或者形式的行為得以傳承的，但是對這些地區人民而言，這些民俗文化只是簡單的生活習慣，根本不具備其旅游的價值。但通過民俗文化生態旅游的開發，讓這些人民對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覺意識，讓他們開始重新的面對身邊自然而然的習俗、文化，并且自覺地去保護和弘揚，使民俗文化與旅游環境能夠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促進旅游環境和民俗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拓展了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個地區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導致區域化越來越模糊。而且很多人認為民俗文化傳承下來的東西往往是沒有科學根本的，思想是落后的，雖然是對古老文化的一種保護和繼承，但同樣也象征著其生活方式的落后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但是，從旅游發展的角度而言，這種觀念而言，民族文化并不會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而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是持續傳承的，人們為應對旅游的沖擊，會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行重構和解析，從而形成一些新的傳統，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間。在民俗文化生態旅游中，應充分尊重社區的自我選擇，相信社區有能力保護自身文化。
五、在生態旅游中保護和傳承民俗文化的具體措施
民俗文化是人民生活習俗和生活方式下的產物，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在生態旅游中保護和傳承民俗文化，就需要結合當地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合理、有效的開發，不能盲足的推崇民俗文化，也不能只顧旅游資源的開發，而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在維護生態平衡和保護環境的立意上，融入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促進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保障旅游開發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應地制宜的采取措施，加強民俗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生態旅游是對原貌自然的推崇，在生態旅游中合理的進行民俗文化的傳承。首先，必須要尊重和保護當地的文物資源和民俗文化意識，應地制宜，保留區域特色，避免被同化。其次，根據該地區的民俗文化特色，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挖掘和開發，使當地的民俗文化資源得以弘揚。
（二）打造原生態民俗特色，開創民族旅游新模式。以區域特色為中心，大力的進行宣傳和有效合理的開發，打造原生態的民族生活風貌，從而有效的提高生態旅游區域的影響力和價值。保留原有特色和打造原生態民族生活風貌，還原一個真實的民族氛圍，讓游客在旅游中感受到民族的特色和魅力，提高旅游區域的吸引力。
（三）加強民族文化旅游產品的設計和研究。目前，很多旅游景區都打造了自身的民族生態文化旅游品牌，在推動該地區經濟效益的同時，起到一個更好的宣傳作用。在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旅游產品，讓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宣揚。如：如：布依對歌、趕表、布依古音、古調（如布依銅鼓、八音坐唱、嗩吶、嘞尤演奏）表演；布依服飾、飲食、浪哨、禮儀（進寨攔路酒、殺雞敬客禮儀、敬酒歌禮儀、布依婚禮、演示布依趕尕過程）、三月三”、“六月六”、“查白歌節”，苗族的“八月八”等民族節日進行主題宣傳或舉辦民族旅游節，讓游客親身體驗，既豐富了旅游活動，同時也提高了經濟與社會效益，促進了旅游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弘揚民族文化。
篇7
“愛國”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抱負特質。湖湘民俗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賈誼。之后，胡安國和胡宏父子、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湖湘人士忠君愛國、憂國憂民；近代以后，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與民族矛盾的激化，湯鵬、左宗棠、郭嵩燾等廣大湖湘有識之士臨難不屈，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譜寫了一曲又一曲愛國贊歌。女犯德育過程中充分開發這一資源，可以激發女犯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豪感，形成愛國、愛民、忠誠、守法的公民品德。
（二）敢為人先、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
“奮斗”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意志品質。湖湘文化土壤上成長的一代代湖湘人士，從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到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樊錐，再到陳天華、彭超、易白等近代湖湘志士，為了國家和民族的需要，堅守著敢為人先、前赴后繼的犧牲精神和百折不撓、愈挫愈堅的拼搏精神。挖掘自強不息、剛健有為湖湘文化精神，有助于糾正部分女犯好逸惡勞、貪圖享樂的不良心理，形成自尊、自立、自信、自強的健康心理。
（三）淳樸厚德、經世致用的重義精神
“重義”是湖湘人突出的地域個性特征。近代以后，隨著民族危機的空前加劇，一批湘籍經世派人士脫穎而出，無不展現出湖湘人厚德重義的個性品質和經世致用的實學風格。從魏源的“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劃”，
到黃興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之超然態度，再到陳天華、姚洪業、楊毓麟、彭超、易白沙等勇敢尚武，舍身為國，都是“重義”精神的精彩寫照[1]。女犯德育過程中深入挖掘這一資源，使女犯學會用正義和包容之心面對紛繁復雜的改造生活，形成崇德、尚德、重德、厚德的良好品格。
二、青年女犯的犯罪現狀與德育素養缺失之分析
（一）犯罪現狀實證分析
隨著近年來青年女性犯罪率的日益上升，監獄在押青年女犯數量不斷增加，如何有效改造青年女犯逐步成為監獄教育改造罪犯的新課題。2013年底，筆者在某省女子監獄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對青年女犯（從1980生到至1996年出生的罪犯）從案由、刑期、文化程度和成長環境四個方面進行了調查，并對收回的共132份有效答卷進行了統計分析。
1.從數量上分析
數據顯示，被調查的132人中青年女犯有58人，接近總人數的43.94%，其中“80后”女犯（80年至89年出生）56人，占42.42%；“90后”女犯（90年至96年出生，不包括未成年犯）2人，占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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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案情上分析
調查顯示，青年女犯多為短刑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居多，兩個“90后”刑期均未超過五年，其中一個因盜竊罪入刑一年半。犯罪類型以涉毒類最多，將近總人數的一半，其次財產類，表明該類罪犯好逸惡勞，貪圖享樂的基本特征，對其改造難度勢必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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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育素養缺失實證分析
1.從文化程度上分析
整體上看，青年女犯學歷狀況偏低，遠遠低于社會同齡平均水平。突出表現在58人中，僅有1人為大專學歷，而小學到初中學歷有26人，占總人數近一半。
2.從成長環境上分析
調查發現，女犯以農村青年為主，雙親家庭居多。完整家庭的情況下，青年女性的犯罪比例為何如此之高，值得深究。通過對案卷分析和與女犯個別談話，發現主要有幾點原因：一是留守兒童成長后踏入社會無所事事，誤入歧途；二是家庭關系不和，父母對子女忽視教育，孩子在不和的環境中成長形成對家庭和社會的叛逆；三是父母教育手段極端化，與孩子溝通不暢。
綜上可見，青年女犯入獄前，在其心理發展期和生理上的急劇變化期，大多缺少完善的學校教育與良好的家庭教育，學歷、學識有限。入獄前她們在社會上擁有的實用知識較少，也往往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面對名利、金錢、愛情等誘惑時，她們不能堅守原則和立場，進而逐漸喪失道德底線，走上違法犯罪之路。入獄后她們也大多不能適應監獄改造環境，心理上產生極大的壓力與挫折感，行為容易出現偏執、懶惰和好斗等特征，對其改造難度較大[2]。
三、湖湘民俗文化德育資源對青年女犯的教育意義
（一）有利于培養青年女犯的文明習慣
在多元價值觀并存的時代，很多青年女性走上犯罪之路就是因為受到西方文化和社會不良習氣的影響，崇尚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導致信仰缺失、文明失范和道德淪陷。湖湘民俗文化是人們在自己的物質生產勞動和精神生活中所形成的社會風范和道德思想，積淀著湖南人的思想、觀念、道德、規范等諸多文化因子，蘊含著文明習慣的教育成分，如文明禮貌、團結互助、崇尚集體、尊老愛幼、兄弟友愛、遵紀守法等。這些民俗文化中的精神文明，便于以喜聞樂見的形式，使青年女犯學習領悟這些精神文明的成果，養成基本的文明習慣。
（二）有助于提升青年女犯的知識素養
目前，青年女犯的文化層次偏低，多為初中以下學歷。提高這些女犯的知識素養，是監獄監管改造女犯的重要內容，也是女犯出獄后重新適應社會之必需。湖湘民俗文化作為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蘊含著大量的文化知識，如文字、禮節、歷法、地理、歷史、語言等，所以，通過民俗文化教育，可以讓女犯獲得更多的這些方面的知識。如屈原《楚辭》之作，憂愁幽思；賈誼《鵬鳥》抒志，傷懷天下[3]。學習這些民俗知識，有助于青年女犯走出單一的課本知識灌輸的局限，回歸社會生活中去尋求知識源頭，擴大自身的知識視野。
（三）有益于豐富青年女犯的精神世界
黑格爾說過：“人的本質是精神”。青年女犯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既有女性感性弱勢的一面，又有罪犯冷漠復雜的一面。監獄如果不能在女犯精神需求上對其進行教育引導，青年女犯就容易出現迷茫、無所適從及精神狀態的交叉感染。加強民俗文化教育，運用仁愛孝悌、精忠愛國、淳樸厚德、修己慎獨、經世致用、敢為人先、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等湖湘優秀民俗文化，豐富青年女犯的精神世界、增強精神力量、塑造健康人格。
四、積極探索湖湘民俗文化在女犯德育中的有效路徑
（一）構建監區文化，實施文化熏陶
大力開展監區文化建設，從監獄實際出發，結合青年女犯的改造心理特征，注重運用多樣化的文化活動形式和宣傳載體，增強“以文化人”的針對性和滲透力，不斷提高女犯教育改造質量。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加強物質環境建設。把所要傳導的思想和精神凝聚在一定的物質環境和客觀環境對象上，使教育內容直觀形象實際，如利用監獄的櫥窗、宣傳欄、報紙等載體宣傳湖湘歷史名人、民間勵志故事、文化名言警句、裝飾風景名畫等，以親切生動、真實感人的內容激勵女犯健康向上。有條件的監獄還可以進行人文景觀建設，如江蘇省未管所設立“周處自新”雕塑，利用當地關于周處的民間傳說所蘊含的哲理來教育激勵未成年犯積極改過自新[4]。二是豐富監區文體活動。大力開展參與程度廣，女犯興趣高的民俗文體活動。如由湖湘稻做化衍生的民間舞龍運動，既是一種信仰的依托，又極具觀賞性，青年女犯在參與過程中可以從現世情感中升騰出一種生活的理想美，樹立改造信心。
（二）創設教育情境，體現民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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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在歲月的洗禮下，積淀下了不少寶貴財富。一個地區文化的形成于發展會深深的打上本地區的烙印，中原文化特征的形成，既是這個地區文化長期累積的過程，也是以自己的文化底蘊為基礎，對周邊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的過程，是歷史發展的時間和地理環境的空間的結合體，是文化內在邏輯演變和文化空間形態變遷的統一。為了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提升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黨和政府就要積極探索，尋找擴大中原文化影響力的有效措施，為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產生推動作用。
一、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1.類型多樣性
在中原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與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日漸頻繁，中原地區自身獨特的地理優勢，更促進了各種文化在此地的交融。多樣性是文化因子富集和活躍的標志，更是文化生命力的基礎，在交融與發展之中，中原文化的多樣性特點日漸突出，現在的中原文化大致可以分為十八類別，文化的多樣性涵蓋了整個文化系統的大部分，充分證明了中原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文化高度。
2.空間廣布性
空間的廣布性是指在一定的區域內，文明均衡的覆蓋到域內的人群。中原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是重要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人口稠密，工業、農業、手工業都十分發達，借助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中原文化的輻射效應十分強大，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地方，就有中原文化的身影。以史為證，全國古都河南占據四個，以洛陽、鄭州、開封、安陽為中心，中原文化輻射到了整個河南的重要城市，歷史古都有著深深的文化烙印，記錄了歷史發展的痕跡，在空間上，四大古都形成了一個文化輻射網絡，使得中原文化在河南境內的輻射范圍基本沒有死角。
3.群體覆蓋性
群體的覆蓋性是指文化的分層界限不明顯，即很多文化產品不是壟斷性的，中原文化的根本特點是族群共享性。中原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與其他地區的文化發生碰撞與交融，形成了多種多樣的中原特色文化，中原文化具有很強的群體覆蓋性，幾乎無孔不入地深入中原人民的生活之中。中原的戲曲文化來源于生活，得到了民眾的廣泛認可，具有濃重的鄉土氣息，民眾在生活勞作中，借助戲曲來表達自身的情感，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勢，表達形勢多樣。中原的民俗文化特色鮮明，體現在飲食、服飾、禮儀等諸多方面，這些民俗文化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文化的共享性大大增加了中原人民對中原文化的認同感，使得中原文化永遠年輕，充滿活力，這種文化的共享性增加了民眾之間的交流，有助于和諧中原的建立。
4.精神傳承性
精神的傳承性是指地域文化的核心價值能夠穩定的進化和代際延續下去。中原文化的成熟首先表現在有一個突出的核心價值，這個核心價值就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整合各家思想的傳統文化思想和以紅色文化為核心的現當代文化。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就是中原地區，中原文化在整個中華文明體系中具有發端和母體的地位，夏、商、西周的文化發源于河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的思想，究其根本也是發源于河南，在今天，諸子思想仍在傳承，大到治理國家，小到修身齊家，正是文化的傳承性使得文化的財富可以造福一代代人民。
5.穩定開放性
內在結構的穩定是文化在交融碰撞時保持獨立性的根本前提。河南占據獨特的地理位置，是文化的重要聚集地，然而中原文化能夠在眾多文化沖擊下保持中原文化特色，靠的就是中原文化的穩定開放性。中原地區幾經朝代變遷，在歲月的磨礪中，逐漸形成了中原文化特有的結構與制度，正是文化的結構穩定性才保證了傳播過程的穩定。
二、如何提升中原文化影響力
1.“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
河南政府要充分利用河南的地理優勢，舉辦文化交流會，積極申請承辦國際知名賽事，積極宣傳河南，吸引更多的外國友人走進河南，了解河南；河南政府可以從中原特色文化出發，例如將“梨園春”推向世界舞臺，將河南戲曲送上世界知名歌劇院，將少林功夫借助于電影等多種形式進行傳播。
2.文化節會與經貿交流相結合
河南政府要充分利用中原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舉辦多種類型的文化節，達到文化與經濟的雙重交流，以文化交流推動經濟發展。文化節可以分為民間節會、尋根節會、特色節會等，例如：信陽茶文化節、安陽殷商文化節、鹿邑國際老子文化節、開封國際清明文化節等。河南舉辦文化節時應注意選擇與中原經濟區建設相吻合的項目，逐步實現“官辦節會”向“民間節會”的轉變，進一步提升文化節的檔次與質量。
3.品牌建設與活動推廣相結合
中原文化內容豐富，涵蓋面非常廣。在進行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河南政府要充分考慮中原文化的品牌效應，努力打造文化品牌，牢牢樹立品牌意識，這樣的文化發展更具有長久性。文化的傳播與推廣需要借助于現代化的技術與手段，中原文化的傳播更應該借著傳媒技術不斷發展的東風，進一步擴大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河南政府可以將“梨園春”打造成中原戲曲文化品牌，抽出專項基金進行扶植與發展，擴大河南戲曲文化的影響力，還可以將“少林寺”打造成中原功夫品牌，在世界范圍內舉辦交流會，開設武館，進行宣傳，吸引更多人來學習少林寺功夫，擴大功夫文化的影響力。
三、結語
中原文化具有類型多樣性、空間廣布性、群體覆蓋性、精神傳承性與穩定開放性等特征，在新時期，河南政府通過多種手段，實行多種有利于文化發展的政策，定能夠不斷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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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雕作為造型藝術的一種表現方式，雕刻師借助磚雕所需的物質材料與工具，運用藝術審美能力和磚雕鐫刻技巧，在精神意識、物質材料以及審美對象的相互作用下，進行充滿激情與活力的創造性勞動，在這一創造過程中表達的是精神文化的藝術創造行為，也是傳播民俗文化、表達作者思想、展現雕刻技藝的文化形式,可見磚雕藝術也作為一種精神產品，有著濃郁的人文色彩,無形中能夠提升房屋居住者的文化品位與內涵，同時也起著賞心悅目欣賞功能。古民居中的建筑構件“磚雕”作品的形成與產生，與屋主人、建筑師的生活實際密切相關。成縣黃諸王家院磚雕表現題材與內容豐富，雕琢有人物、走獸、花卉、樹木、珍寶以及裝飾圖案等，有人物、仙鶴、獅子、瑞鹿、綿羊、鳳凰、鴛鴦、喜鶴、大雁、蝙幅、松柏、、荷花、芙蓉、牡丹、蓮花、梅花、云朵、繡球、綬帶、花瓶、畫戟、書案、珍寶等二十余種自然界存在的非是完全照抄或描摹自然，仍然遵循著藝術表現的基本法則，將自然物進行提煉概括、布局重組、突出主題和藝術表現，凝聚了雕刻工匠的思想情感，再現了自然物象的藝術內涵，提升了人居環境的文化品位，蘊含了祈福求祥的人文精神。所以，管窺王家院磚雕藝術作品之后，能讓我們清晰可辨一種人文精神表達和自然物象再現的民間藝術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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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乞巧的儀式:場景道具等中介物像的生成與發展
乞巧的儀式是整個乞巧民俗活動的中心環節，就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用什么樣的中介物進行祈求活動的環節，由此形成的相關系列造型圖像元素，主要包括乞巧活動中用于祈求、占卜、供奉、祭祀的場所、道具和其它物質載體。隨著七夕節俗與乞巧風俗的發展演變，每一個時代乞巧的形式和用于乞巧的中介物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總體來看，體現出由簡至繁、從少到多的發展趨向。其中代表女紅文化的針線成為最主要的乞巧道具，穿針引線這種代表婦女勞動技巧的動作也成為乞巧的主要方式。圍繞這個中心，同時產生和形成了其它富有時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乞巧中介物圖像系列。
三、乞巧的結果:民間藝術圖像的呈現方式
前兩個方面屬于乞巧民俗活動中的視覺圖像，這些圖像本身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圖像化的乞巧活動過程，也是乞巧文化中人們關注的主要事象。但對于乞巧的結果，往往關注不夠。就像藝術創作活動一樣，只關注藝術家的技巧而忽視藝術作品，這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藝術創作活動。婦女們乞巧的目的是要得巧，得巧以后就要用敏捷的思維和靈巧的雙手創造勞動成果，這些凝結著智慧與巧思的勞動成果，就是乞巧的結果或者是乞巧結果的呈現方式。在男耕女織的中華民族農耕文化形成以后，男女在生產勞動方面有了較明顯的分工，婦女主要從事織繡、茶飯、編織等手工藝生產和家庭內務，所以她們乞巧的結果就主要通過服飾、刺繡、剪紙、編織、面食等形式多樣的民間藝術的形式呈現出來。
乞巧儀式中制作的乞巧樓、巧竿、磨喝樂、巧果、巧芽等雖然也集中體現了巧的含義，但這只是民俗儀式的媒介或中介，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巧的最終結果。乞巧是一種節口民俗，這種節口的基礎是現實生活，乞巧文化的主題含義是建立在農耕文化的深厚基礎之上的，是男耕女織文明的縮影，由于節口風俗專門化、單薄化的演變而更為淺近，有些本體、原始含義甚至被掩蓋或拋棄。②只有直接作用于人們現實生活的那些巧的勞動成果，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乞巧活動的成果，這既是乞巧活動的目的，也是乞巧活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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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旅游資源是形成旅游者從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參加民俗旅游的促進因素，是能為旅游企業所利用，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和旅游價值，并可產生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各類民俗事項的總和。有關研究得出結論：民俗旅游者有獨特的身心及價值需求。
對于民俗旅游資源開發進行潛力的評估，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其旅游資源本身的特點，對其進行涵蓋多方面的定性評價；另一方面，從保護主義及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角度來看，要考慮開發此資源對于當地環境、文化、地方經濟的影響，要考慮到區域旅游發展的適宜性問題。
一、材料與研究方法
1.研究區域概況
腰站村位于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上夾河鎮蓮花山腳下，距離撫順市60公里，距新賓縣首府新賓鎮61公里，大致為新賓至撫順的中點。清康熙二十五年（1672年），清皇族旁支愛新覺羅?阿塔受命回興京任永陵副尉。他帶領十三個兒子中的七個兒子離京赴任，走到腰站地方，見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遂將六個兒子及其家小留在腰站。阿塔的六個兒子從此在腰站村繁衍生息，成為現今腰站村以及勝利村愛新覺羅肇氏滿族人的祖先。地理位置的獨特性與優越性使得腰站村成為了清朝皇帝前往永陵祭祖的必經之地、中途歇息的“大營”，村中至今還留存著當年皇帝祭祖途徑腰站村時使用的上、下馬石，皇帝及其隨從休息的東、西安樂堂等遺址遺物。據村中老人說，在清朝覆亡之前，腰站村肇氏人家每生一個男孩，便要到盛京（沈陽）領一條紅帶子及白銀24兩。
2.調查方法與調查過程
采用訪談調查法于2017年1月6日赴腰站村調查采訪當地村民與大學生村官，年齡跨度從8歲至76歲不等，獲得了當地的一手材料，并且親身體驗到了當地淳樸的民風。調查人員深入到村民之中，獲得寶貴的一手材料。
“村東頭兒的叫東安樂堂，西頭兒的叫西安樂堂，這都是當年皇帝祭祖時候到腰站住的地方，現在地基還在，原來上面那老房子大多在''時候被扒了，現在這倆地方的房子都是后蓋的了，但是地基輪廓還都在”
--訪談對象20170106A
腰站村是當年清朝皇帝去永陵祭祖的必經之路，統計，清朝皇帝共計10次東巡祭祖，永陵為第一站，東、西安樂堂則是當年清帝祭祖的時候在腰站村的行宮。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皇帝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赴永陵祭祖，返回時“九月戊戌（十九日）駐蹕腰站村”。《清永陵志》記載，清三朝皇帝乾隆、嘉慶、道光到永陵祭祖途中，13次住在腰站村。
“這口井是老輩兒就有的，相傳是建村的時候，有個高人說讓在這打口井，阿塔就令人在這打井，果然冒出了汩汩清泉，我們都叫它神井，在我的印象里它一直就沒干枯過，現在還有人天天來打水呢，每年村里人也都組織對它進行清淤，家里大人也告訴家里不懂事兒的小孩兒不許往井里扔東西，這水好啊，直接和不拉肚子，燒開水了沒有水垢。”
--訪問對象20170106B
村中有三口井，獨有位于村中間靠南的一口最受大家關注。考察中筆者發現，此井深約20米，周圍有防止人畜滑入修建的簡易水泥圍擋，想要取水需要村民從家自帶水桶，將水桶系于繩子上扔下井里打水。冬天水井里井水絲毫未結冰。對于此井水的成分及水質分析，還需做進一步的水質檢驗檢測。
二、腰站村民俗旅游開發SWOT分析
1.優勢
我國物產豐富，地大物博，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之中形成了獨特的民俗文化。可以這么說，民俗文化是我國各民族人民在所在生活區域的文化縮影。游客在旅游中可以體驗和了解當地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此平臺讓民族文化更好的傳承下去，并且增加當地原住民的收入，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1）文化價值
更好地保護和傳承、弘揚民族文化。遼寧省是滿族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地區，也是滿清王朝的發祥地，現在全國滿族人口近1000萬，其中600多萬生活在遼寧。滿族民俗作為民俗旅游資源開發的核心內容，其神秘性、地方性、傳統性不僅能夠激發人們的游覽興趣，而且通過對其的科學旅游開發亦能夠更好地促進對于滿族文化、文字、歷史的保護和弘揚發展。
（2）經濟價值
開發腰站村的民俗旅游資源，會增加村民的收入以及當地政府財政的收入。隨著民俗旅游的發展，旅游收入的增加，使村民獲得保護和弘揚其傳統文化的經濟動力，具有珍貴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筑的保護便有了強有力的資金保障。對于滿語的搶救性保護也會有資金作為支持。
（3）社會價值
腰站村開發、推動民俗旅游，能滿足不同類型的旅游者的不同心理需求，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旅游者出游的動機主要心理是求新、求異、求奇、求知。滿族民俗資源的地方性、神秘性、傳承性等特征與現代旅游者的心理需求正好相吻合。
2.劣勢
（1）旅游產品種類較少，接待基礎設施薄弱
現階段未經開發的腰站村旅游產品種類較少。如若開發旅游，還需進一步完善產品種類與質量；基礎接待設施以及基礎設施建設薄弱。還沒有游客接待酒店、大巴車等配套設施。
（2）交通還不夠暢通，旅游可進入性有待繼續提高
旅游可進入性較差。現階段去腰站村旅游，交通是個大問題。由于還沒有進行旅游開發，所以沒有直達腰站村的大巴車。需要到上夾河鎮之后再行倒車，所以路上耽擱的時間較長。出村也同樣存在問題，需要從村里到國道上之后再攔大客車。這無疑降低了腰站村的旅游可進入性，并且給游客造成極大的安全隱患。
3.機遇
腰站村于2014年11月25日入選“中國傳統古村落”名單，這無疑會對腰站村的民俗旅游發展、滿族傳統文化的保護與宣傳起到大力的推動作用。
4.挑戰
對于腰站村的民俗旅游資源開發來說，隨著機遇而來的，還有極大的挑戰。
第一是如何保護民俗文化的原生態不被破壞。大力發掘民俗旅游的經濟效益而輕視甚至忽視對于民俗文化的保護，無異于殺雞取卵。
第二是對游客的吸引力的不確定性。雖然滿族民俗旅游這一基本內涵很吸引游客，但腰站村所處位置決定了其對游客的吸引力不止取決于自身，而且取決于新賓永陵。如果永陵對于游客的吸引力不足的話，勢必會影響腰站村的旅游發展。
三、腰站村民俗旅游環境容量特征
根據國家旅游局的《旅游規劃通則》（GB/T18971-2003），旅游環境容量的結構體系分為資源空間容量、生態容量、（經濟）設施容量和社會心理容量4類。一般多以旅游空間容量反映景區的旅游環境容量。現選擇目前保存較為完好的腰站村主路“罕王路”為中軸區域，對腰站村旅游環境容量特征進行分析腰站村主要滿足面狀模型的運用條件，用面狀容量法計算腰站村的旅游環境容量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面狀容量法的計算方法：
C=A/Ao?T/To
式中：C為環境日容量（人次）；A為景點總游覽面積（m2）；Ao為每位游客游覽活動最佳面積（m2）；T為每天有效游覽時間；To為人均游完風景區所需時間。
“神樹”景點幾乎會是每個游客來腰站村的必游之處，因此這里的旅游環境容量就構成了整個景區的“瓶頸”，以該景點瞬時能承受的最大容量作為景區容量的一個參考標準。據測量，“神樹”景點占地0.06平方公里，為了不破壞其生存環境，同時也滿足游人的旅游需求，游覽的最低空間標準采用小容量指標，結合當地情況，人均活動最佳面積為200m2。景點適宜游覽時間每天為10h（早8點--晚6點），游客游玩全程的平均時間為1h。根據景區氣候特征及氣候適宜度等條件，全年可游覽天數按180d（夏秋季6-11月）計。旅游環境容量面狀模型的計算結果：
C日=（60000/200）×（10/1）=3000人次；
C年=3000×180=54萬人次。
季節性對于腰站村的民俗旅游開發影響不大，因為腰站村“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除了腰站村“罕王路”、“神井”、“神樹”等主體景觀之外，村子后面還有風景秀麗的蓮花山，山中草木繁盛，有石湖、瀑布、仙人洞等景點，適合一系列旅游項目的開發。
四、結論
新賓縣腰站村作為具有滿韻清風的代表性村落，具有發展旅游業的潛力。發展旅游業會促進當地民俗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但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亦不小。如何將保護與發展旅游業二者緊密結合，避免盲目開發、殺雞取卵式開發，保護其民俗的原真性，還需要旅游規劃開發者與當地政府主管部門做出更加科學、細致縝密的規劃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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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對象和方法
1.1研究對象
以潮汕籍民眾與廣東省其他地區民眾41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查閱關于潮汕民俗文化、體育價值取向、休閑體育等方面的資料，確定研究方向。1.2.2問卷調查法：本課題問卷根據為廣東省體育局《潮汕民俗舞龍文化傳承與發展研究》中，對潮汕四市（潮州、汕頭、揭陽和汕尾）和廣東省其他地級市居民，以家庭為單位發放回收812份調查問卷中，抽取41歲以上中老年人問卷293份。其中來自城鎮的居民占34.13%，來自鄉村的民眾占65.87%，男性占60.41%，女性39.59%。其中潮汕196份，珠三角34份，廣東邊遠城市及省外問卷63份。問卷經過重測法，隨機抽取20名調查對象，在問卷回收后第三周重測，重測信度達89.66%。1.2.3數據統計法：采用EXCEL和卡方檢驗，對相關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整理。1.2.4邏輯分析法：對搜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和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獨特的潮汕民俗文化特點分析
潮汕地處廣東東北部，位于國防門戶，遠離省城的東北邊陲。潮汕居民是古代的東夷人，閩粵人、南粵人，不斷從東北和福建遷入的移民構成。[1]歷代不斷南遷的北方移民使得潮汕平原不堪重負。北方中原移民帶來了中原儒家文化和后期形成的海洋文化千百年來不斷地暈染，形成了現代獨具特色的潮汕民俗文化。[2]中華的儒家文化在潮汕地區保存完好，在獨特的潮汕地理環境和民俗民風暈染下又展現了獨特的風格。2.1.1潮汕民俗文化具有傳統的農耕文化特性：濃厚的鄉土地域性，強烈的血緣意識區域性是由于長期的地理環境造成不同文化形態的原因，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和基本特征。古代中原移民帶著中原正統的農耕、狩獵的文化在潮汕地區占有相當的比重和地位[3]。近代潮汕人多地少，潮汕人非常依賴有限的土地資源，他們安土重遷，注重血緣和地緣，地理環境的原因導致聚族而居的封閉性和遠在他鄉時對同鄉關系的重視。受傳統的農耕文化影響，潮汕地區有著嚴重的性別歧視，男人是氏族中的香火，是家族的頂梁柱，男人的數量越多，則這個姓氏族群人丁興旺，在地區中越有勢力，有地位。[4]2.1.2潮汕民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特性潮汕地區水系資源豐富，山區河流密布，平原河網縱橫，湖泊交錯，[5]漫長的海岸線也為潮汕人生活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由于地勢的原因，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區歷來有很多遷移海外的僑胞。潮商是潮汕地區最明顯的海洋文化的產物。因此海洋對潮汕地區人民的影響是深遠的，培養了潮汕民眾敢闖敢拼，能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同時由于歷代水災、旱災在諸災害中的危害最甚，科學知識落后的古代潮汕人把希望都寄托在神明上，信神至誠，因此，直至現代，潮地所祀的地方神靈，尤以祀奉安濟圣王(水神)、風雨圣者(風雨神)為盛[3]。2.1.3具有嚴格保守的民俗規約性潮汕地區各個地方的民俗都有固定的民俗規約：有固定的祭祀展演日期、模式和獨特的傳承方式，一切均圍繞著祭祀時“悅神”的需要而進行，這種民俗規約不見文字的記載，但整個姓氏或族人都孰能知曉，并且能自覺按照這樣的規約嚴格遵守，世代更替，傳承了千百年。潮汕各地區的民俗傳承至今僅是靠氏族頭領的言傳身教。氏族的頭領是氏族里非常有名望的長輩，他們是氏族里沒有官印的權威人物，幾乎他們的行為就是模范，他們在民俗活動中的言行就是氏族在祭祀中不可觸犯的規約，在他們手里似乎有一把看不見的權杖，一代傳一代[4]。
2.2潮汕中老年人群參與休閑體育活動的概況與特征
2.2.1潮汕中老年人群參與休閑體育活動項目分布概況從表1可以看出，潮汕中年人參與休閑體育活動的項目多達26個，其中現代體育項目比較集中在羽毛球、騎自行車和籃球等項目，以個人項目居多。而民俗體育項目則集中在拔河舞龍、龍舟和武術太極拳等項目，以團體性項目居多。老年人參與現代休閑體育項目較多集中在中長跑、騎自行車和羽毛球等個人項目，民俗體育項目則更集中在舞龍、龍舟和打秋千等團體性項目。我們可以發現中年人在工作日與周末業余時間參與民俗體育項目的訓練活動，而老年人參與民俗體育活動都集中在年俗節慶的小長假。這種情況與其他大城市中老年人的活動比較，參與現代項目的情況較為相似，如慢跑、騎自行車、羽毛球等，但潮汕中老年人群更多地參與民俗體育休閑活動，如舞龍、劃龍舟、打秋千、武術等項目[6]。為比較潮汕中老年人群和不同地區中老年人群參與休閑體育活動的不同，把珠三角和廣東其他邊遠城市的中老年人群的情況做為比較數據。在所有參與的293個調查對象中，在41-60歲中年的人群中，每周參與一次體育活動的人數的比例，三個地區有顯著性差異，K=6.75，0.01＜P＜0.05,潮汕中老年人群的比例最小，為17.33%。在60歲以上老年的人群中，每周參加2-3次體育鍛煉各地區人數比率有顯著性差異，潮汕所占比例最小，僅占26.09%，而珠三角老年人比率最高，達70%。當把數據合并起來，發現珠三角老年人群每周2次與2次以上體育鍛煉的達80%，而潮汕老年人減少為43.48%，而每周參與一次到一次以下的比例上升為56.52%。見表2。縱向比較以上數據，三個地區中老年人隨著年齡越大，呈現出不同的升降態勢：生活節奏比較慢的潮汕地區的人群年齡越大參與體育鍛煉的頻率越小，而在工作生活節奏比較快的珠三角地區，年齡越大的人群，參與體育鍛煉的比率呈現大幅上升。顯然，在老年人群，生活與工作的節奏已經不是影響體育休閑頻率的主要因素。其他邊遠城市的中老年人群隨著年齡的增長，鍛煉頻率也有所回升，可見地區經濟狀況也不是決定人群參與休閑體育頻率的主要原因。中老年人群經歷的年代較久遠，接受地方的文化熏陶更長久，參與體育休閑數據的差異可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價值觀不同造成。2.2.3潮汕中老年民眾參與體育活動的時間分布研究數據顯示（表3），三個地區的中老年在工作日業余時間和節假日小長假參與體育休閑活動沒有顯著性差異。潮汕民眾e（中年）年齡段進行休閑體育活動大多集中在工作日的業余時間和周末的時間，而節日長假參與體育活動的人數所占比例較小，f（老年）年齡段的活動時間大多集中在周末業余時間。2.2.4潮汕中老年人群參與其他地區中老年人群參與休閑體育活動的陪伴比較為了更清晰地比較各地區中老年人群活動參與的數據變化，把各個年齡段的活動陪伴的數據羅列出來，進行縱向與橫向的比較，從三個地區的數據比對分析發現，三個地區的青壯年、中年和老年年齡段的人群更傾向于和和家人與親友一起參與休閑體育活動。其中青少年年齡段的活動陪伴有顯著性差異，潮汕青年人更多地選擇與朋友參與休閑體育活動。詳見表4。親友一起參加，D隨意和陌生人組合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廣東三個地區的人群在選擇休閑體育的陪伴具有較高的一致性，青少年人群更多地選擇與朋友一起參與休閑體育活動，青壯年、中年、和老年人則更多地選擇和家人、親戚朋友一起參與休閑體育活動。我們可以看到，潮汕地區的人群隨著年齡越大，越傾向于和家人親戚朋友一起參與休閑活動，雖然數據沒有呈現顯著性差異，但這種數據呈現越來越大的差距，可能是由于研究對象數量相對較少導致的這種差異不明顯。從以上數據的變化，可以隱約看到，潮汕人中老年人群更具有強烈的血緣意識，中老年人群參與休閑體育活動時伙伴的選擇更傾向于親戚家族成員作為陪伴。從本課題的大數據顯示，潮汕青少年與其他地區的青少年參與休閑體育的特點大致相同，這可能是在全國統一的教育方針與作息制度作用下的結果。從潮汕中老年人的數據的不同趨勢，可以看到不同區域性的不同的參與特點。民俗文化不同，造成了價值觀的不同，直接影響到體育價值取向的不同，為了研究這種數據差異的根源，不妨回到潮汕民俗文化的根源來探討造成這種體育參與現象不同的原因。用占據主要思想的儒家的體育觀來解釋潮汕中老年人群的休閑體育參與現象。在儒家的體育觀里，以內省、內悟、內觀為手段，重視體育對個人品質和素質的塑造價值，自身的道德修養價值，關注調身、調心，[5]通過身體的整體動作，來調整內在的氣質、品格和精神修養，[6]；在“中庸平和”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便會會出現“勝亦可喜，敗則無憂”的勝負觀，以和為貴，維持和協調人與己、人與群體、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因此潮汕人在項目的選擇上更多地選擇儒雅、表演性質和團體項目，例如：武術中的太極拳、氣功、舞龍、英歌舞等項目；隨著年齡越大，潮汕人越來越重視家族姓氏和血緣的關系，越來越傾向于家族化的活動；潮汕民眾重經驗，追求穩定、不求變化、知足常樂，[6]因此在儒雅的價值觀里，潮汕人在身體健康允許的狀態下，更傾向于選擇儒雅的個人品質和素質的提高方式，如美術、書法、或者是潮樂等，休閑體育并不是人們休閑的第一選擇；而參與休閑體育的主要動力更顯現在歲時節慶的民俗祭祀活動中以悅神為目的的民俗祭祀舞蹈，例如：歲時節慶祭祀的舞龍、舞獅、布馬舞等大型的民俗體育活動。
3結論與建議
3.1結論
3.1.1潮汕民俗文化是以中華儒家文化為主流，具有濃厚的鄉土地域性、強烈的地緣意識和血緣意識的農耕文化特性；具有海洋文化特性；具有嚴格保守的民俗規約性。3.1.2潮汕中老年人參與休閑體育體育有如下特點：休閑體育項目主要集中在羽毛球、中長跑、騎自行車和籃球等項目，參與民俗體育項目主要是舞龍、龍舟、拔河和武術太極拳等民俗休閑體育團體項目；潮汕中老年人群參與隨著年齡越大，參與體育鍛煉的頻率越小；潮汕中老年人群傾向于民俗活動中具有悅神功能的“祭祀”舞蹈；隨著年齡越大，潮汕民眾越傾向于參加家族性團體的休閑活動。3.1.3潮汕中老年人群傾向于休閑體育對個人品質和素質塑造的價值；注重族群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維護族群間的團結與穩定，打造和諧社會的價值功能，；傾向于儒雅、穩定、知足常樂，調節生活娛樂身心的價值功能。
3.2建議
潮汕民俗文化是在潮汕地區開展休閑體育活動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項目的選擇、組織形式、參與方式等做到結合地方民俗特色靈活應用；在中老年人大力宣傳體育休閑的價值與積極健康的休閑方式，培育休閑體育活動的良好氛圍；在組織休閑體育活動時，應吸取地方民俗體育活動的精華，剔除糟粕，運用科學的表演方式和訓練方法，引導中老年人向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在組織中老年人參與體育活動時應考慮中老年人年齡段的特點，在中年人群多開展形式多樣的現代休閑體育項目，而中老年人群則應多開展簡單易行的個人項目，比如羽毛球、騎自行車、中長跑等，開展民俗體育活動可以考慮應季應時地開展舞龍、龍舟等團體性項目；在開展休閑體育活動時，應充分利用工作日及周末時間開展短期的體育休閑活動，大力開發節假日長假的休閑體育市場。這樣結合地方民俗特色開展民間休閑體育活動才能有效地，更廣泛地得到民眾的支持，效應會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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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陸啟瑞.上海市公園中老年人休閑體育活動開展現狀與對策研究[D].上海體育學院
篇13
在我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長河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豐富的民俗節日，這些文化珍寶是各民族集體匯聚的智慧結晶，是我國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同時，我國56個民族不同的民俗習慣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少數民族獨特的藝術文化、飲食習慣以及民族節日等使得我國民族文化資源極為豐富，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完整性及代表性[2]。因此，在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應積極結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民族特點的文化品牌，例如開展少數民族民俗文化藝術節等，通過集中展示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在豐富群眾文化活動內容的同時促進民族團結發展，發揚少數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對提升社會群眾精神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對促進地區與社會共同發展、提高社會文化事業水平等十分有利。此外，各地文化工作者應在宣傳地方民族特色的同時加強與當地文化、歷史、民俗相結合，推出具有民族特色與地域特征的文化活動品牌。
3、將“非遺”保護融入群眾文化活動
當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非遺”作為與人民群眾生活緊密聯系、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文化遺產以其獨特的非物質形態存在著，如手工藝技能、口頭相傳、民俗活動及傳統表演藝術等形式，將不同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特點以及審美藝術等充分地展現出來，對維護文化多樣性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非遺”的表現方式需要以人本身為依托，以身口相傳的方式延續傳統文化，十分脆弱。同時，我國大部分“非遺”流傳于民間，與群眾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因此，在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應將保護“非遺”作為重要內容，通過使更多的群眾了解和分享“非遺”，將群眾文化活動與“非遺”保護與宣傳結合起來，在豐富群眾文化活動內容的基礎上，為保護“非遺”做出應有的貢獻。
4、以傳統重要節日作為開展文化活動的依托
在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文化活動，豐富活動內容的同時，還需注意對活動開展的時間進行把握，利用我國傳統重大節日，如“春節”、“元旦”、“端午”等節日，將濃厚的節日氣氛融入群眾文化活動中。在我國傳統民族節日“春節”、“元旦”的歡度時刻，廣大百姓會共聚一堂，在享受物質生活的同時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也十分重要[3]。因此，各地文化工作者應抓住節日這一組織群眾文化活動的良好時機，通過投入設施、資金等各方面支持為廣大群眾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以共度傳統節日、傳承節日風俗習慣為主要內容，提高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熱情與積極性。在節日期間開展群眾文化活動時可以通過“社區活動”、“文化講座”、“文藝演出”等形式營造和諧喜慶的社會文化氛圍，通過開展“心連心”、“三下鄉”等活動深入社區、農村、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軍營及邊疆地區等，為基層人民及邊遠地區的人民提供享受精神文化的機會，使廣大群眾感受到黨和國家的關懷，對仍在一線崗位堅持工作的人員及邊防哨所的官兵應積極組織“送溫暖”活動。應通過開展形式豐富、內容多樣的文化聯歡活動充分提高廣大基層業余文化骨干參與群眾文化活動組織的積極性，在佳節時分組成城鄉基層群眾廣泛聯系的活動范圍，營造具有濃厚節日氣息的文化活動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