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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育科學的生命在于教育實驗”。教育實驗研究屬于行動研究，一般要經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實驗（收集資料）、傳播發展（試行與修正、綜合解釋）等幾個階段。張定璋認為：“教育實驗是為了解決現實的教育問題提出一定解答的假說或理論構想并加以科學的論證，有計劃地干預教育過程……”[1]基于此，本研究為了解決民族預科教育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的構想并加以科學論證，有計劃地對預科生施加新的教育影響，從中搜集和整理材料、數據，在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做出價值判斷和思考對策。
二、研究目的和對象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探索提高民族預科教育質量的基礎上，對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展開實驗研究。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民族本科預科生。據調查和查閱相關資料所知，民考民學生比較難管理，對學習興趣不大，所以，專門選擇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預科教育學院2009級民考民兩個班，這兩個班的預科生大都來自新疆，年齡在19歲左右。一個班為實驗班（A），一個班為控制班（B），兩個班的教師、教學內容、教學時間均相同，同為一個學期18周，一周8次16節漢語精讀課。
三、研究工具與方法
（一）研究工具
自編的《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問卷表》和民族預科生的《漢語精讀課程》教材。
（二）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
根據研究需要，筆者閱讀了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全面了解本課題的研究現狀和前沿動態。
2.問卷調查法
實驗前后根據需要發放《民族預科教育雙語授課問卷表》、《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問卷表》，調查預科生對民語和多元文化教學的認可與了解。
3.數理統計法
運用教育統計學方法對所得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將實驗前后預科生學習成績方面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得出相關研究結果，驗證實驗假設。
4.實驗法
自2009年8月開始實驗方案的設計，2009年9月至2010年1月先后在實驗班進行雙語教學和多元文化教學實驗。在雙語教學實驗中，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教學內容相同，課時安排相同，控制組用傳統的漢語教學，在實驗組教學過程中適當運用民語授課與交流，驗證雙語教學在增強民族預科教育中民考民學生的教學效果；多元文化教學實驗中，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教師和課時安排相同，控制組用傳統的大學語文教材，在實驗組教學過程中采用新編的民族預科多元文化課程，驗證多元文化教學對增強民族預科教育中民考民學生的教學效果的作用。
5.觀察法
教學過程中通過參與觀察和記錄，了解預科生對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的興趣情況；課下通過觀察預科生的生活及需求，了解多元文化的校園對預科生產生的積極影響。
四、實驗設計
（一）實驗處理變量的選取
本實驗以“組”變量和“實驗時間”變量作為實驗處理變量和分類變量進行實驗設計，“組”變量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實驗時間”變量分為“實驗前”與“實驗后”。
（二）實驗效果檢驗指標的確定
本研究擬在實驗前后測定實驗組與控制組預科生漢語考試、總考評成績得分，以考察民語和多元文化對預科生在漢語水平和總成績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采用實驗前后兩種水平兩種實驗組別，實驗組和控制組，兩組進行隨機化分組，控制組按照傳統的教學方法進行常規教學，實驗組在傳統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施加實驗因素進行實驗教學。見下表：
為檢驗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能否提高民族預科教育質量，特別是民語授課是否會影響到預科生漢語水平的提高等，2011年9月10日，對預科生進行入學能力測試，測試試卷的內容依據民族預科《漢語精讀教程》，實驗前測的成績僅代表學生以前的學習水平。之后，在實驗班采用雙語（民語和漢語）上課，教學內容融入多元文化，在控制班仍采用的漢語教學，課堂教學內容也很少涉及少數民族文化，實驗結束后采用相同的能力測試，測試內容的難易度和實驗前的測試相似，實驗結束后對獲得的實驗數據進行分析。
《漢語精讀課程》是民族學院或民族預科教育學院中民考民預科生必修的一門課程，而來自不同地區的預科生漢語水平懸殊較大，因此，在試驗中須控制一些因素：
第一，實驗組和控制組兩個班的平均成績沒有多大的差別，否則，就很難通過學生平均成績來分析兩個班的實驗情況。
第二，一般來說，在語言學習方面，女生優越于男生。社會語言學中相關研究表明，女性與男性在語體、會話方式、語言規范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也有研究者認為，“女性比男性對語言的規范性及語言地位更敏感”。[2]因此，在試驗中，控制組和試驗組的男女生比例要相當。
第三，不同時間上課會對學生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實驗中的兩個班級上課安排在同一時間段，一周8節課，實驗持續一學期，也就是從2011年9月10日至2012年1月10日。
第四，實驗班和控制班為同一老師授課。實驗班課堂多用民語，內容多涉及多元文化，控制班按傳統的漢語和漢文化為主授課。
第五，實驗者考慮年齡、性別、起始成績、智力、動機、態度等因素。
五、實驗步驟
（一）實驗前測
1.實驗組和控制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手段上的異同
實驗組采用少數民族語言上課、教學內容涉及多元文化等進行實驗干預，實驗初期主要采取感覺刺激法，如讓學生在學習前觀看教學片、展示少數民族文化、聆聽少數民族語言等，讓學生在頭腦中形成正確的動作表象，在學習過程中教師用相機將學生的動作拍下來，讓學生自己觀察比較進行學習。控制組仍按傳統的固定的漢語教材和漢語言授課。兩組在教學方法和手段上也有異同，實驗組除了講解指定教材內容外，播放一些反映少數民族文化方面的內容，漢語和民語交叉使用；控制組播放教材配套光盤，按教材內容講解。
2.實驗前測總結分析
控制組仍按傳統的教學方式進行，雖然頗具理性化和規范化的課堂儀式只是現代教育在教育生活中的一個縮影，在中國任何學校的課堂上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幾乎雷同的展演，但授課老師重難點突出，注重師生互動。筆者納悶的是，這么高質量而又重要的課，學生為什么不能按時進教室，而是“紛至沓來”。
據調查和訪談所知，這個班學生來自5個不同民族，絕大多數是維吾爾族占58.3%；哈薩克族占33.3%；柯爾克孜族占4.2%；烏孜別克族占2.1%；漢族占2.1%。他們漢語水平高低不一，漢語基礎較弱者在學習過程中存在著語言障礙，這樣，他們的學習壓力就很大，難免會出現自卑心理現象，就經常遲到、逃課，給教育教學管理帶來較大的難度。或許就像Weiner等人所認為的，個體過去的成功、失敗的經驗、成功失敗的組合模式、他人的成功率和失敗率等諸信息對成敗歸因判斷產生影響又會進一步影響隨后行為和結果之間的關系。[3]
教師對課堂教學產生的影響是決定學生學業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但不能成為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學生的基礎和文化背景也是課堂教學不能忽視的最重要因素，否則，無論是多么優秀的老師，課堂上不會收到應有的效果。
我國目前的少數民族預科教育試圖為不同民族的學生提供共同的生活經歷和共同的環境，正如杜威所設想的：“不同種族、不同宗教和不同風俗的青少年混合在一所學校里，為大家創造一個新的和更加廣闊的環境。共同的教材使大家習慣于統一的觀點，比任何孤立群體的成員看到更為廣闊的前景。”[4]但外來文化價值觀與本族文化價值觀的沖突造成了文化適應方面的困難，也為民族預科教育教學和管理帶來一定難度。
（二）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的教與學實驗過程
教學是傳遞、選擇、發現、創造文化的重要手段，聚焦課堂教學是提升現代學校文化建設的必由之路。而將課堂置于文化的背景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研究視角。因為課堂是學校教學的主要場所，課堂教學是承傳人類文化的基本形式。而文化充盈于課堂之內、滲透于師生之間，是課堂的重要養分。
以課堂為展演舞臺，以第一周某一次為例進行多元文化融入民族預科教育的實驗，時間為兩個課時（100分鐘）。[5]
1.導入（10分鐘）
精彩的導入會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從而引起學生的興趣。民族預科漢語精讀課程以“精練”為原則，所以，導入時間不能太長，一般控制在十分鐘以內。
導入語言盡量使用某一民語，依據生源所屬民族多少將少數民族語言排序使用，也可依據課文內容。
導入的內容應是少數民族文化，盡量與當天所學課文相關的少數民族文化，可以是文化背景、歷史背景、時代背景、成語故事、語言故事等。
2.引導（25分鐘）
積極引導，誘趣。針對不同的少數民族學生進行引導時采用不同的民語，但老師總體講解時使用漢語。
通過預習，學生已經對課文內容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獲取了不少相關信息，但基本上是雜亂無章的，處于一種無序狀態，因而教師應根據不同的課文，積極地引導學生閱讀課文，讓學生有目的、有步驟地閱讀課文，誘使他們產生學習的情趣。
3.思考（30分鐘）
在教給學生發現問題的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的基礎上，讓學生歸納出難點、疑點，自己設置問題和解決問題。最后，使用本民族語言就本民族的環保意識按民族進行分組討論，展現本民族文化。
4.設問（30分鐘）
建構主義理論下的自主學習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但我們絕不能忽視教師在自主課堂教學中的作用。因為語言學習的最終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言語交際能力。那么如何做才能達到這一目的呢？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前認真備課，仔細分析研究教學內容，了解專家和同行的教學思路，吸取精華，課堂教學中精心創設情境，即模擬現實生活場景，并巧妙提問，讓學生通過大量的課堂模擬演練，逐漸把知識內化為習慣，形成能力。
5.總結（5分鐘）
教師對在課堂出現的、發生的和潛在的現象和意識進行總結，除指定學習內容之外，溫習了哪些少數民族文化知識。
總之，依據預科生的文化背景，融入多元文化，努力為學生創造一個自由、平等、信任、合作的學習環境，促其自由和諧地發展，使學生結合本民族的文化與教育積極主動地參與課堂教學，參與問題的設計，參與問題的解答，參與問題的評價等整個教學過程，和教師密切配合。只有這樣，才能激發預科生的學習興趣，提供民族預科教育質量。
（三）實驗后測
一學期的實驗結束后，對實驗班和控制班的學生再進行測試，測試結果作為實驗后兩個班的漢語精讀成績。
六、實驗結果與分析
（一）實驗結果
對實驗組與控制組運動成績做獨立樣本T檢驗，發現實驗后實驗組與控制組成績也存在顯著性差異。實驗前，兩組的成績在同一水平線上。
實驗后兩個班預科生必修課程平均分測試成績
從上表不難看出，實驗后的實驗班并沒有因為課堂使用民族而影響總成績，相反，總成績總體上比控制班高。
為了檢驗課堂上適當使用民語和內容上融入多元文化會不會影響預科生的漢語成績，實驗后對實驗班和控制班在同一時間和同樣試卷進行測試，測試結果如下：從下面測試結果的表中可以看出，使用民語授課和融入多元文化并不會影響民族預科生的漢語學習，因為注重民族預科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使民族預科生對學習產生濃厚的興趣。
實驗后兩個班預科生漢語精讀課程測試成績
（二）實驗結果簡析
實驗班預科生實驗前后的成績呈現明顯的差異，實驗后的成績有了較大提高，有語言、認知、文化模式和文化資本等幾個方面的原因。在美國，少數民族學生在高校里能夠順利完成學業的比率仍然較低。與美國相比，我國的高校是“嚴進寬出”，學生不能順利完成學業的比率從來就很低，少數民族學生在民族預科階段是進步了還是停滯不前或落后呢？歸因理論是一種以認知的觀點解釋動機的理論，其中影響比較廣泛的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韋納（B.Weiner）在1974年提出的成就動機歸因理論[6]，但韋納的成就動機歸因理論是建立在“探索理解是人類行為的重要動機”[7]這樣的假設基礎之上的。雖然尋求理解只是人類行為的基本動機的一種，但歸因的動機作用對后繼行為會產生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1]張定璋.教育實驗的歷史考察和本質探討[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1.04.
[2]Hudson，R.A.Sociol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Weiner B.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79（71）.
[4][美]杜威著.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8.
篇2
（一）東北區域的地理概況。東北地域廣闊，地形地貌多樣。在這當中，位于中部區域的松遼大平原則是我國最大的平原，同時也是世界上最為著名的三大黑土地帶之一。東北的氣候特點類型多樣，分別有暖溫帶氣候特點、溫帶氣候特點以及亞寒帶的氣候特點，其中，南部與北部所表現的氣溫相差也很大，尤其是北部地區，因其處在最高的緯度帶，所以冬天相對漫長，常年冰雪覆蓋。除此之外，東北地區自然資源相對豐富，蘊含大量的鐵、煤炭資源、石油資源、黃金資源等等，而且植被覆蓋率占全國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還蘊含著具有很高經濟價值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例如：人參、鹿茸以及貂皮，被稱為東北三寶。
（二）東北地域文化的形成。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依據自然地理環境以及人文社會等因素，在相互作用之下，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逐漸形成的一種文化特點。因此，也可以將這種文化看作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之下，人們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經過長期的生活從而衍生的生活體系。在明朝之前，東北地區主要是被漢族以及其他民族不斷角逐的區域，也曾經出現過東胡、肅慎、扶余等一些民族。關東一詞的出現則表明了漢、蒙、滿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到明末的時候，滿族不斷崛起，從而將各族居民進行了統一，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逐漸遷入關內。清末以來，東北地區的文化受到來自俄羅斯以及日本文化的影響，從而與本地區的文化相互融合，多民族的交融、外來文化的侵入，從而構建出多元化的東北地域文化特點。
二、東北地域在多民族下表現的文化特征
（一）具有復合型特點的民族性格。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共存的狀態，在長期的發展進程當中，各族人民互相吸引、相互融合，從而構建出豪邁、豁達、互相包容的性格特點。尤其是在我們所熟悉的“闖關東”那一時期，遷移的浪潮，使得東北區域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特別的頻繁，在這當中不僅體現出當地民族那種豁達與包容的性格特點，同時還充分展現出北方民族那種陽剛和不斷進取的性格特點。到了清朝末年，隨著“封禁令”的解除，東北地區開始成為來自河北、山東以及山西居民不斷遷入的重要場所，而在這些人當中大多都是一些生活疾苦的貧農或者是手工業者，也有許多商人為了生存而不斷地涌入，而這些人群同時也是一些勇于開拓新生活的偉大強者。他們跋山涉水、背井離鄉，獨自踏上陌生的地方去建造家園，從而練就了樂觀、豁達、勇敢的性格特點。
（二）具有多元化的文化特點。在東北地區聚集了許多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滿族、朝鮮族、蒙古族、錫伯族等等，這些民族與漢族一起共同創造著獨具特色的東北文化。1.從服裝上來看，滿族服裝對于我國現代服裝具有深刻的影響，旗袍、馬褂以及坎肩等以獨具特色的服裝模式贏得了人們的喜愛；2.在音樂和舞蹈方面，東北的二人轉作為最具特色的藝術表演形式，是具有非常濃郁特色的民間藝術形式，這種藝術形式主要是源于地頭文化，隨便在一片空地之上，不用任何道具便可以暢快淋漓地進行表演；3.在飲食方面，滿族人最喜愛的便是粘食，其中各種制作精巧的點心（如滿族餑餑等）成為最具特點的食材，而朝鮮族的飲食文化則主要在于“精、凈、敬”這三個字當中，最有名的則莫過于冷面和泡菜；在建筑表現上，滿族作為東北區域的土著居民，早期居住的環境相對簡陋，冬天主要在地窖中度過，夏天則是在馬架子上居住，隨著漢族的遷入，建筑逐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表現出綜合化的特點。
參考文獻：
[1]段妍.民初東北區域社會風氣的演變論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4).
[2]郭蕾.文化因素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作用概析——以嶺南文化對廣東省經濟發展的影響為例[J].蘭州學刊,2007(11).
[3]王麗梅,牟芳華.地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J].價值工程,2007(06).
[4]馬兆俐,陳紅兵.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文化反思及創新[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5).
篇3
（一）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是民族音樂文化傳播的載體
音樂教育是促進音樂文化發揚光大的重要活動，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對于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有著重要的意義。每一種文化，都是其社會生產活動的縮影，音樂藝術也是如此。音樂文化源自人們生產與生活的需求，在生產與生活過程中，人們為了打發時間或者尋找勞動的動作，創造了唱歌這樣的娛樂活動，從而發展成為音樂文化。在我們的生活中，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大多是通過電視節目或者民族文化活動來完成的。但是，在高校內，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是傳播民族音樂文化的重要途徑。在教學中上，教師利用音樂教學向學生傳遞音樂作品中的文化，不同民族的音樂作品代表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高校音樂教育事業不斷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音樂人士開始關注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會讓不同民族的音樂文化傳遞到更多人的頭腦中，促進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有利于民族音樂文化凝聚力的增強
文化事業的發展，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政治的穩定都有著重要的影響。文化不能形成體系，不能相互整合，這個民族就很容易被遺忘。增強文化凝聚力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加強文化的傳播，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講，加強民族文化的傳承，是促進凝聚力提高的重要方法。音樂作品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受到各個民族語言與文化背景的不同，其音樂作品中所應用表現手法與技巧也多有不同，呈現著各個民族的文化特點。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會讓民族音樂文化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交融，也會讓高校學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促進民族音樂文化凝聚力的加強。像在講解藏族音樂作品時，教師肯定要呈現藏族民族文化的特點以及表現手法，了解藏族人的特點與風格，幫助學生了解更多其他民族的音樂文化。
（三）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有利于推動民族音樂文化的進步
無論是什么形態的事物，都需要不斷改革不斷創新才能實現更長久地生存。民族音樂文化的發展也是如此，加強音樂創新，是促進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的重要方法。在高校音樂教學活動中，教師利用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去引導學生了解與認可民族音樂文化，在多民族音樂文化的基本上進行融會貫通，有利于更綜合的音樂形式的產生。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就是在整合多種音樂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多民族音樂文化的交流。這不僅有利于民族文化相互吸收精華，更有利于民族風格與精神的傳播，促進民族音樂文化水平的進步。
篇4
【關 鍵 詞】民族文化/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ethnic cultures/eco-environ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正 文】
一、生態環境的多樣性與民族文化的多元現象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種生態環境和多元文化的國家。由于地域遼闊，地理生態環境復雜多樣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環境，在對環境的適應和改造過程中，創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說來從新石器時代起，在中國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幾個主要的生態文化區：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漁獵文化區，具有以細石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遺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發達，這體現出隨畜遷徙的“行國”的特點。
黃河中下游旱地農業文化區，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龍山文化為代表，后來發展為夏文化，下游以青蓮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東龍山文化為代表，后來的發展應為商文化。
長江中下游水田農業文化區，中游以湖南石門皂市下層、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嶺文化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進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松澤文化及良渚文化為代表，發展為百越文化。[1]
以上三大文化區，除黃河中下游的旱地農業文化區為中原的華夏族——漢族所創造外，北方的畜牧業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則分別為我國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創造，而且基于其經濟、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
此外，在我國南方尚有山地耕獵文化區，包括部分滇黔山區、湘桂山區及武夷山區的苗、瑤、畬等民族文化，墾殖山田，輔以狩獵，部分低平地區間種水稻，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為主要作物和畜養牦牛的農作及畜牧文化區，以藏族為主創造出獨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則有經河西走廊至準噶爾和塔里木兩大盆地邊緣的綠州灌溉農業區兼事養牲業的維吾爾、烏茲別克等族，創造出具有特色的綠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農作兼事狩獵的文化區，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橫斷山脈南段山區的珞巴、獨龍、怒、傈僳、景頗、佤、基諾等民族，他們創造了適應亞熱帶山區環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點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島五指山區的黎族和臺灣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創造。[2]
如上所述，生態環境與民族文化類型的關系如此密切，以致處于類似生態環境的民族其文化創造雖各有特點，但卻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頗、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態環境不同，處于相同或相似社會發展狀況的不同民族，在適應和改造各自的自然環境過程中，卻創造出不同特點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當然生態環境與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還受其他歷史因素和民族關系等的影響，以及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和客觀歷史條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相對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區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漁獵文化區、黃河中下游旱地農業文化區和長江中下游水田農業文化區，在全國各地區中只有云貴高原才能較清楚地看到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換言之，云貴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觸和交融的地區，猶如地殼上三大板塊的接觸和碰撞，從而形成云貴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貴高原是青藏高原到東南丘陵地區的過渡地帶。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往東便下降到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貴高原（主要指滇東及貴州等地）。云貴高原東緣一線往東是1000米的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云貴高原總的說來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橫斷山脈雖然海拔3000米以上，但怒江、瀾滄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縱貫其間，山勢愈往南愈開闊，形成不少海拔較低的亞熱帶河谷盆地。由于這種獨特的地形和地勢，使云貴高原呈現出不同的地理生態環境，具有熱、溫、寒三帶景色，有的地區，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經濟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則適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區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著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東部南下的橫斷山脈諸山，山谷深切，形成縱貫南北的幾條大江，由西往東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及岷江。這個六江流域地帶，形成歷史上縱貫南北的民族流動的走廊地帶。
較早見于文獻記載的有關這個地區的民族流動，是西北以游牧為業的羌族。戰國時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東部的河湟地區，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東麓之間。秦興起后勢力向西擴張，部分羌人首領“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與眾羌遠絕，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3]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漸與當地民族融合。這自然并不排除秦興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區。
篇5
1 內蒙古地方文獻更多地體現出民族意義
從文化交流角度來看,內蒙古地方文獻并非只具有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更多體現出民族意義。可以說,自從內蒙古地區有文字記載以來,該地區民族間的交流也便自始至終地被記述下來。在這種歷史環境下產生的地方文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融合的印記,這從內蒙古地方文獻的文種上能得到充分表明。內蒙古地方文獻的文種從北魏時期起便一直紛紜多樣,有漢文文獻、蒙文文獻、滿蒙合璧、藏蒙合璧,甚至還有梵文文獻。具有明顯多文種并存的文獻現象是少數民族地區與漢族地區地方文獻的主要差異,而象內蒙古地方文獻這樣涵括了中國數個主要文種,則表現出該地區多民族互為影響、融合的激烈程度。單看漢文文獻,它集中反映了漢族與少數民族在內蒙古地區的交流史。最早在戰國時,漢族人民即在該地墾務戍邊,到清朝統一蒙古部落,大批漢人來到塞外,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解放后,漢族與蒙、達斡爾等少數民族平等相處,共同為內蒙古的經濟文化繁榮而努力,漢族的活動使漢文文獻從古至今都是內蒙古地方文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漢文文獻不僅是歷史過程的反映、記錄,同時也擔負了傳播漢族先進文化科學知識的重任。沒有漢文文獻的介入,蒙文文獻不會有今天的發展規模和水平;再從蒙文文獻來看,它不僅僅是為滿足內蒙一地蒙古一族的自身需要,它也擔負著內蒙古地方文化向外輻射的功能,如保持鄰近八省區蒙古族聚居的民族文化的整體性,又如國際研究蒙古學的需求。蒙古族文學藝術、醫藥等方面的文明貢獻也正是通過蒙文文獻的傳播得以在整個中華文明中占據一席之地。內蒙古地方文獻中的語言工具書,也是出于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而產生出諸如蒙漢會話、滿蒙會話、蒙文文法等書籍,它們可以說是內蒙古地方民族文化傳播交融的見證。對于內蒙古地區來說,它的歷史發展總是伴隨著多民族交融的過程,因為它的文獻也總是超越了地區意義。從這個角度,筆者在理清該地區地方文獻發展脈絡時,盡力更多地從民族交往、文化融合上把握。事實上,這種劃分也正反映了內蒙古地方文獻“更多表現出民族交融的文化意義”這個重要特征。
2 內蒙古地方文獻發展更多是中華文明整體帶動的結果
從內蒙古地方文獻自身來看,由于經濟文化長期較為落后,內蒙古地方文獻的發展自動力不足,其發展更多的是中華文明整體帶動的結果。從脈絡上看,內蒙古地方文獻史有著較清晰的發端(清以前)、初興(清末、民國)、發展(建國以來)的階段性特征。由于文化底蘊不足,其發展并非隨蒙古族武力全盛而帶來文治大興,元朝時蒙古族雖擁有四海,內蒙古地方文獻也有一定數量的增加,但與同時期的內地相比,只不過是涓涓細流。真正的興起集中于近代,尤其是建國之后,在經濟發展、與內地交流頻繁的基礎上,黨和政府積極發展內蒙古文化事業,出版了大量文獻,帶來了當地文獻事業的繁榮。這充分表明,納入國家整體文化發展、協作的軌道,內蒙古地方文獻得到了巨大的推動力。
篇6
原生態；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傳統體育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發展促進了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民族傳統體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身體活動絕對支配性為特征的文化形態，是民族智慧的結晶[1]。民族傳統體育是各個民族在其特定的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圍中創造和發展的肢體活動，凝聚著本民族濃郁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新疆古稱西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世居著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回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錫伯族、滿族、烏孜別克族、俄羅斯族、達斡爾族、塔塔爾族等13個少數民族，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各民族遷徙融合、“一體多元”文化及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地區。環塔里木盆地是指新疆南部圍繞塔里木盆地的2個州、3個地區、4個師(巴州、克州、阿克蘇地區、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農一師、農二師、農三師、農十四師)[2]。維吾爾族是世居新疆、人口眾多的少數民族，在漫長的歷史與大自然抗爭的生產生活中創造、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域文明。原生態體育是用生態學的理念和手段來研究體育領域中的問題，具有自然性、內生性、地方性、民間性、永恒性等基本特征。維吾爾民族在漫長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長河中，演化出獨具民族特色和信仰的文化體系，維吾爾族的原生態傳統體育具有富有民族濃郁風格和地方特色的民間體育活動。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環塔里木盆地所轄屬的2個州、3個地區、4個師(巴州、克州、阿克蘇地區、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農一師、農二師、農三師、農十四師)現存的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
（二）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
以現存原生態體育項目、流行區域、流行現狀等為主要問卷內容，對環塔里木盆地相關區域文化局及相關體育管理部門專家進行問卷調查，以此調研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項目分類、發展現狀及區域分布。
2.田野調查法。
對環塔里木盆地的2個州、3個地區、4個師(巴州、克州、阿克蘇地區、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農一師、農二師、農三師、農十四師)現存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的現狀、體育特征、文化特征進行實地調研，以此了解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的真實形態。
3.文獻資料法。
對有關環塔里木盆地的自然、人文環境和維吾爾族體育研究及文化特征的理論資料進行搜集和分析，為準確地剖析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文化內涵提供理論依據。
4.專家訪談法。
對喀什師范大學、塔里木大學相關社會學專家及阿克蘇地區文化局的體育主管領導進行訪談，探討新疆維吾爾族體育文化在社會中的價值與意義。
二、結果與分析
（一）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的種類
環塔里木盆地現存的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有游戲類和競技類，各有15項和8項，其中以娛樂游戲類居多。
（二）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的區域分布
調查發現，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現存較多的地區是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和和田地區，分布為20項、14項和13項，主要分布在縣鎮區域，多為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項目；巴州和克州其次，現存項目較少的是農一師、農二師、農三師和農十四師，以常見的游戲項目為主。由此可知，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多數原生態傳統體育以鄉鎮民間開展較多，大型的傳統項目如沙哈爾地、達瓦孜則多以政府性質組織開展，表明環塔里木盆地區域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受現代文化和西方體育的沖擊，處于社會邊緣和消失狀態。
三、討論
（一）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的文化特征
維吾爾族是一個多源民族，主要來源于蒙古草原的回紇人和南疆綠洲的土著居民。“維吾爾”是維吾爾族的自稱，意為“聯合”，其主要聚居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山以南的喀什、和田一帶和阿克蘇、庫爾勒地區，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烏魯木齊、伊犁等地。綠洲文化的獨特性表現在融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為一體，并以綠洲文明為主，體育文化以土地為中心的“靜態體育文化”[3]。環塔里木盆地地域獨特，沙漠、堿澤地、邊緣綠洲帶等自然環境和長期的交通閉塞，造就了少數民族文化交融的局限和地域性，由此形成了塔里木盆地原生態文化的多樣性。維吾爾族人民在漫長歷史的過程中創造和沉淀下來的民族傳統體育，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風格，是新疆少數民族漫長歷史中遺留和保存著的原汁原味的、自然的文化遺產。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文體交融性、娛樂性構成了維吾爾傳統體育的文化特征[4]。維吾爾族的傳統體育項目有達瓦孜（走繩）、打尕尕（打木棍）、沙哈爾地（空中輪轉）、賽馬、且里西（民族式摔跤）、滑冰、麥西萊普、叼羊、拔河、秋千、跳繩等23項。原生態傳統體育是新疆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吾爾族人民在漫長歷史演變中，生產文化、生活習俗、等民族文化的表現。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中的麥西萊甫、刀郎舞、達瓦孜等伴隨民族音樂的舞蹈游戲，反映著濃郁的民族色彩；而賽馬、叼羊、摔跤等競技項目又體現了維吾爾族豪放、勇敢、粗獷和強悍的民族性格。原生態體育具有原初性、本土性、生活性和交融性等內涵特征[5]。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反映塔里木河流域獨特地域環境下，維吾爾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運動形態；也是歷史文化變遷下維吾爾族民族優秀文化的組成，它凝聚了維吾爾族人民的審美觀、健康觀、倫理道德觀、精神價值追求、以及宗教文化信仰等多種文化特征。獨特的地域環境決定了塔里木河流域世代生活和生產方式，維吾爾族所信仰的伊斯蘭文化同樣給予這片沙漠中的綠洲帶來異域的文化表達方式。維吾爾族人民在眾多的原生態傳統體育游戲中，如秋千、姑娘追、山哈爾的等運動，多喜愛穿著華麗的民族服飾，佩戴高貴的佩飾，以此顯示心情的愉悅和身體的舒展美麗；在競賽運動項目中身著鮮艷奔放的服飾，以此反映參賽者勇敢、拼搏、進取的精神氣質。維吾爾族人民同時注重身心健康的發展，如達瓦孜、叼羊等運動項目的開展，不僅促進本民族健康體魄的發展，同時也是積極進取、健康心理的表現。而維吾爾族人民在伊斯蘭傳統節日古爾邦節、肉孜節等節慶日中舉行的沙哈爾地、摔跤、麥西萊甫等喜慶游戲中，維吾爾族民族載歌載舞的喜慶氛圍，為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文化增添了濃厚的宗教色彩。
（二）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的文化內涵
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的總和，體育則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種文化現象。原生態文化主要指現代社會中存在的、較為邊緣的、更接近初始和質樸的、保存較為完好的、具有顯著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并融進現代其他學科文化的一種文化存在形式[6]。地域文化是以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為主要內涵而形成的[7]。體育在社會文化結構中，是人類全面和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審美意識、價值觀念、精神世界等多種文化組成。原生態民俗體育文化是一個地方長期勞動與多種智慧的積淀，離不開各種原始崇拜[8]。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是維吾爾族文化的外延，反映了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文化的本質，其作為民族文明和文化的載體，具有傳統文化承載的作用和功能。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是維吾爾族漫長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積累，是獨具地域特色、民族風格和民族信仰的文化組成。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文化反映了塔里木河流域維吾爾族以農業為主，牧業為輔的生產生活方式；凸顯了維吾爾族在漫長歷史變遷中，深受東西方文化交流與交融下所形成的開放、樂觀、淳樸、好客的民族精神面貌和禮儀文化；同時也體現了維吾爾族熱愛生活、愛美的審美文化理念；以及勇敢、堅強、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和精神追求；在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中伊斯蘭教文化散發著民族氣息，同樣反映在民族服飾、民族音樂、民族禮儀、民族倫理道德的尊崇，以及維吾爾民族運動形式中，是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凝聚力和文化的象征。
（三）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體育文化的社會價值
體育文化作為人類文化形態的一種，深深影響著民族文化的特質，一個民族、地域體育運動的風格、美學觀和價值取向都深深地反映著這個民族或地域文化的特征[9]。原生態傳統體育是社會與文化變遷下，特定地域環境中保留的原始特色和民族特質的體育項目，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傳統性和體育性文化特質。維吾爾族眾多原生態傳統體育的產生和流傳于維吾爾族的鄉村間，歡快奔放的民族音樂、熱情好客的民族習俗、趣味濃厚的游戲內容、以及樸實純潔的民族風格，使得維吾爾族人民樂觀、開放的精神面貌伴隨鄉間體育游戲和體育文化的傳承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維吾爾原生態傳統體育文化又是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村民之間相互交流感情、促進文化交往及種族繁衍的需要，是維系村落與村落之間感情、加強民族凝聚力和親和力的精神紐帶。維吾爾族的原生態傳統體育多在“古爾邦節”“肉孜節”等重大民族節日或婚慶的日子里舉行，這時周圍十里八鄉的村落都會有人前來祝賀觀看，進而加強了村落之間的交往和情感交流。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是塔里木河流域維吾爾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新疆少數民族文化藝術寶庫中璀璨的明珠，它深扎于人民生產生活的土壤，是維吾爾族人民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與人民的社會生產緊密相連，同時豐富多彩的原生態體育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增進了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提升了民族的凝聚力。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促進了生活和諧和穩定發展，增進了人民積極進取、勇于拼搏的生活理念。
四、結論
新疆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是新疆民族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宗教性、文體交融性、娛樂性等體育的文化特征。反映了維吾爾民族開放、樂觀、淳樸、好客的民族精神面貌和禮儀文化，族熱愛生活、愛美的審美文化理念，以及勇敢、堅強、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和精神追求等文化內涵。對促進族間相互交流感情、促進文化交往和文化認同，以及加強村落與村落之間感情、民族凝聚力和親和力具有積極社會意義。環塔里木盆地維吾爾族原生態傳統體育的挖掘和開發，有利于維吾爾族優秀體育的繼承和開展，對于促進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高維吾爾族民族素質，維護環塔里木盆地多民族的團結和祖國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利于西部體育文化發展和少數民族人民身體素質的提高。
作者：王東旭 單位：塔里木大學體育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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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課的講述首先是由教師的備課開始。對于老師來說，備課已經成為了一件老生常談的事了，把握本單元的任務目標，深入研究閱讀教材是必不可少的。但結合課外知識這方面卻經常被很多人忽略或者馬虎帶過。適當引入課外知識對擴充學生的知識面，引導學生選擇正確的價值觀有著重要的意義。
例如在講到杜牧的《赤壁》時，除了要預備講述簡要的三國歷史外，還需把杜牧年代以前的“盛唐印象”一一道來。“那時候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大顯與世，文化發達對法交流頗為頻繁，號稱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令人向往的國家。”對盛唐的謳歌并不是無用的，當學生們沉浸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的同時，“中唐”大背景的帶入顯得特別有必要了，杜牧在中唐坎坷的仕途也是非常有必要講述的。這樣“”與“低谷”相結合，贊美謳歌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更加貼近了課文教學的核心。
社戲是人們在敬拜土地神及祭祀土地神的活動，在介紹魯迅《社戲》時，教師可以從詳細介紹社戲入手，結合當地民俗民風，把課文和實際生活結合起來，充分調動起學生們學習的積極性。
（二）做一個自信有趣的演說家
對于很多老師來說，尤其是新老師，演說能力的缺乏或者是演說無趣是影響教師在課堂“完美授課”的兩大攔路虎。在課堂上教師扮演著“主持人”的作用，如何“hold住”你的舞臺，帶動臺下的觀眾，成為教師所要練習的“必殺技”。在完整的備課后，教師可以在一個小房間或者空曠的地方練習演說，隨著熟練度的提升可以和親人朋友一起練習，相信在親人朋友的鼓勵下，你的自信度會邁上一個新臺階。
在提高了自己演說的自信度后，是該想想怎樣使自己的演說風格變得更有趣了。在過去有一種職業叫說書（又叫評書），他們在演說的時候除了語氣音調的變化外，常常會伴隨著簡單的音樂做輔助。我想我們的教師可以從古代評書家那里找到經驗，在授課時除了語氣音調隨情節的變化外，有時也可以選用適當的多媒體音樂視頻來輔助自己的演說，二者合一，能更加引人入勝！
二、雙管齊下，做民族文化的傳承人，在教學中傳承民族文化
理論貫穿于實踐，在語文教學中理論與實踐也是相互聯系和推動的。實踐，使我們所學的知識更具有指導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通過不斷學習和實踐，夯實理論和實踐的橋梁，雙管齊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將更加深刻。
（一）理論鑄造思想
理論是思想的指導者，課堂上的理論知識多而雜，老師教授知識滔滔不絕，卻不一定能轉化成思想原料灌輸給眾多的學生。此時位置反轉，學生成了思想爭奪戰的主力軍。檢測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度，教會學生主宰自己的思維，是我們語文教學后期的重要任務。
作文可以體現一個學生的思想，教師可以通過做一些相關命題的作文檢測來了解學生當前的思想狀態，并在之后的教學中有機會對其采取適當的措施。從沈從文的《端午日》單元發起對學生對“端午節”由來、發展、意義的討論；從中秋詠月詩三首單元激起學生對“中秋節”傳統風俗的熱情。
（二）實踐激起民族文化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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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內涵
在人類民族文化的原始積淀期，由于生存區域與生存環境、生產勞動與生活方式、文化積累與傳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體中許多具有教育、娛樂、健身功能的社會活動凸顯出來，共同構成民族傳統體育的內容和方法體系[1]。它寓競爭、娛樂、廣適、地域及藝術觀賞性、趣味性為一體的綜合運動形式，涵蓋了“性命雙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體優化理論，把人與環境視為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統一體，并把人體功能的強化和優化看作是一個精神同物質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活動[2]。它既是自貫一身、穩定的精神物質文化，又在歷史環境的變遷中不斷改變其具體的結構式樣，呈現出多姿瘋狂學習的差別。這種在相承相續中漸進發展的趨向，使得我們民族文化的形成在歷史演進中開放出燦爛的花朵，孕育出豐碩的果實，突出地再現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識。
第一，勞動過程中的各種思想物化品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產生、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這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內涵中最高層次的部分。生產勞動是人類區別于猿類的特征，又是文化創造的開始。當人類作為自然生態環境生命類開始文化創造活動的時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簡單文化，也無不是從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開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物質勞動過程中，其技術、社會和價值方式都作為相當復雜的文化體系而存在[3]。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發展的背景下，民族傳統體育是一個民族在特定區域、特定的社會人群，伴隨著一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中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物質體育文化現象。
第二，民族傳統體育作為人類社會一項特殊的文化活動方式，孤立的個體活動是不存在的。盡管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常常通過個人的行為方式來體現和進行，但永遠脫離不開社會的聯系而受制于社會，永遠是物質文化的產物。同時，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又離不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制約和影響，并為一定社會關系所包圍，這種社會關系不論是以物為對象，還是以人為對象，其參與活動的行為包含著社會以人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組織；所形成的血
緣、地緣、行業的組織關系；所形成的和風俗習慣，表現出規定性、固定性、制約性的鏈接方式。從而使社會的人按照一定社會所提供的規定條件和可能，依據一定社會所特有的體育方式進行活動。
第三，反映在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當中的民族意識、文化心理、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倫理道德規范、審美心理，是人類精神生活領域的文化，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圍繞民族體育活動方式，通過抽象事物的藝術表現，來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質內涵、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最終依托體育活動來改造人的主觀世界。民族傳統體育活動作為驗證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進了民族心理素質的升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覺到大家是屬于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一個民族“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個民族的標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質是社會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條件綜合作用于民族傳統體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現與結果，是民族傳統體育生存、發展之靈魂。
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體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體育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體育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體育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體育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體育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體育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體育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二）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地位，成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三）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也代表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過程。
三、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5]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體育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體育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體育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體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
（三）兼融會通是民族體育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任何民族的體育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體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四）整合創新是民族體育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長存的(下轉第82頁）
（上接第74頁）生命力。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繁榮是民族復興的最終表征
民族傳統體育是由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各個民族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文化創造匯集而成。歷來年舉行的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規模一屆比一屆盛大，項目一屆比一屆豐富瘋狂學習，獨具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與文化藝術融為一體，將民族體育按照固定的節奏一浪接一浪推向，展示了民族體育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由民族文化創造匯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屬性，融會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這種基本的屬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又表現出兼容性和選擇性的一致。從而使全民族對民族文化發展特性認識的同時，充分參與、占有和分享屬于全民財富的社會主義民族體育文化。新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現今世界上任何一項流行的體育項目，都源自于各國的民族體育項目，它們同樣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后來隨著經濟發展、文化滲透、使團表演、廣泛普及而逐漸成為世界性的體育運動[7]。實踐證明，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優點和長處。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中占據應有的位置，每一個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夠在同外來文化的交流中取長補短，不斷完善和發展自己的文化，這就是文化的創造性。同時，我們的創新還必須樹立全球意識，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國民族體育文化的發展脈絡，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識，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來文化進步的文明，并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有效的結合和創新。
四、結語
民族傳統體育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我們的先哲們在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氛圍中創造、選擇、發明和發展起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歷盡滄桑，經久不衰，推動了我國數千年體育文化的發展。盡管時生了變化，但蘊藏在其深層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響著人們今天的思想和觀念，其體育方式仍為各民族人民采用，運用人類學來加以研究，在強有力的理論指導下開發這個蘊藏量極大的資源，可以為中華民族體育全面走向世界，促進國際體育文化的大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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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文化發展迅速、保留民族文化特質，是遼金元夏時代的文化特點
書面文化發展迅速，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數民族都創立了自己的民族語言。由于資料的散佚，使用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學作品很少流傳下來。但從流傳至今的文獻資料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尋到一些印記。如元代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中收錄了一首《醉義歌》，原詩用契丹文寫成，共有120句，是僅存的遼代長篇詩歌。《醉義歌》原作現已不存，但從漢譯文中也可以看出，原詩中多用典故，藝術成就頗高，可見契丹的語言和文化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此詩亦為少數民族與漢文化交流的生動例證。女真的本土文化也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當時的文化作品數量也不少，但因缺乏翻譯和有效保存，我們現在只能看到一些文字片段。在元世宗時期的歷史記載中，就有用本民族語言創作的一首贊美祖先的頌歌。蒙古族人民在創建書面文字之前，有大量的口頭文化作品。在創建了統一的文字和語言之后，書面文化在反映蒙古人民的時代和生活上被運用得越來越多，著名的歷史文學長卷《蒙古秘史》便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
保留民族文化特質。在遼金元夏民族文化特質的形成過程中，有三種因素起著重要作用：一是自然與文化環境，二是民族的遷徙與融合，三是不同民族的價值選擇，其中以自然與文化環境最為關鍵。生態環境（包括自然與文化環境）對文化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形成的初期，一個民族對文化內涵的選擇很難超越自然環境的范圍，這種在自然環境下形成的文化環境對族群的原始文化特質起著決定性作用，并反過來積淀成為一種文化基因。盡管遼金元夏各族群經歷了近千年的民族遷徙，與西南各族群以大雜居、小聚居的方式長期混居，自然環境與經濟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但根源于遼金元夏民族數千年的文化特質依然是其穩定的核心與基礎。
遼金元夏時代，多民族的交匯、融合使文化煥發出新的生機
遼金元夏文化起步雖晚，但進步較快。遼金元夏時期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多民族的交匯、融合使文化煥發出新的生機。各民族在傳承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在積極借鑒其他民族的先進文化元素，從而促使游牧民族文化從落后走向成熟。契丹、女真、黨項、蒙古等民族雖然發展相對滯后，但在與各種文化的交融中卻得到了快速發展，使得頗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由此而興，并達到了新的發展高度。
為鞏固統治，遼金元夏四朝統治者皆十分重視中原文化，他們對儒家思想尤為看重。通過對儒家思想的學習和運用，四朝逐漸形成了與中原文化融合發展的新模式。遼政權的成立基于契丹族游牧文化的基礎之上，而遼政權的發展離不開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結合。金（女真族）建國之前一直為遼政權所統治，在建國后又占領了遼和北宋，與南宋王朝形成南北對峙之勢。在這一過程中，金政權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由此形成了金文化。文化的多樣性使得遼金夏元文化表現出鮮明的特點，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展現出獨具特色的面貌。
文化建立在聯想之上而以人類的智慧為基礎，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以人類對自然的無知為基礎。“萬物有靈觀”不僅成為遼金元夏統治集團的哲學基礎，而且也成為民族走向文明的哲學基礎。遼金元夏各領域的文化是同漢族文化融合的產物，二者雖有文化傳統的差異，但在理論與實踐上卻存在著共同的哲學基礎。在民族歷史上處于相對隔絕狀態的遼金元夏統治者傳承了游牧民族文化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因子，并將其作為一種“文化遺留”保存在族群始祖創生神話與傳統文化中。
民族文化交流與風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都城形態
文化具有地域性，其繁榮發展需要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礎上賦予自身創新發展的活力，中國南北方不同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地域差異。中國南方，溫暖濕潤，水草豐美，多為魚米之鄉。而北方尤其是長城以北及西北地區，氣候相對干旱，植被較為稀疏，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地廣人稀的地理面貌也造就了四朝主體民族粗獷大氣、率真勇敢的民族性格和質樸豪邁的民族文化。
四朝文化在傳承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納了佛教文化，并在與中原漢族交往的過程中逐漸接受并認同了儒家文化。遼金元夏民族文化傳統屬于游牧文化，在未南下、未與漢族進行廣泛交往并逐步從事農耕之前，其都城文化同樣受到游牧文化影響，他們的居所多以終飾主，且具有流動性。在南下并與漢民族進行交流、交往的過程中，他們的生產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農耕文化的影響，其都城建制也改變了過去的流動風格，開始適應新的生產生活方式。
在任何時代，都城既是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遼金元夏時代的文化演替，也莫不圍繞都城而展開。遼代實行“五京制”，其都城設施與建筑風格具有濃厚的游牧文化特色，帶有逐水草而居的特點，與漢民族都城高大、巍峨和莊嚴的風格截然不同。然而，在與北宋達成“和議”的一百多年間，遼代的都城文化開始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出現了相對固定的都城治所，即上京。同時，遼的都城仍然保留著契丹民族的文化傳統，在將都城固定于上京的同時，還保留了另外的“四京”作為陪都。后來建立金朝、西夏和元朝的女真人、黨項人和蒙古人，同樣在都城文化的發展中體現出與遼代相似的特點，即對農耕地域占據范圍越大，對農業生產方式的接受就越深，其都城文化也更為固定，同時也開始注重都城的莊嚴氣勢和神圣權威。此外，在建筑紋飾、都城格局、建筑風格等方面，他們大多還保留著民族傳統的文化元素，呈現出明顯的民族文化交融趨勢。
文化交流與風俗融合造就了不同的建筑形態。一方面，遼金元夏在自身特有的文化基礎上對其他文化的精髓加以吸收借鑒，形成獨特的風格。如硬山式建筑，用彩色琉璃埠頭進行裝飾，其奢華程度遠超越其他宮殿；國家的重要寺廟則將高浮雕二龍戲珠的雕塑與繪畫進行有機結合，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裝飾風格。豐富多彩的建筑標志著遼金元夏的建筑文化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這也說明漢族和其他民族的藝術融合有力促進了民族文化的繁榮發展。
四朝都城文化是中國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寶，對中國后世的都城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四朝主體民族中的文化基因也延續了下來，成為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作者為安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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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體行為方式的深刻顛覆。隨著大學生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多種文化思想的滲透，現代大學生的生活內容有了很大變化。民族院校校園娛樂生活更是豐富，除了校園活動外，少數民族學生不僅有本民族的娛樂活動，而且網游、桌游、KTV、酒吧、各類型的文藝表演也成了他們休閑娛樂的選擇。有些少數民族學生由于文化基礎較差，容易受當前社會較為流行的享樂主義影響，部分學生甚至將本應用于學習的時間用于網絡游戲和泡酒吧的消遣上。
二、民族院校校園文化建設的對策
1.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自覺。在民族院校校園文化建設中，少數民族學生比較注重本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心較強，不能容忍其他人輕視、褻瀆他們的文化。但同時他們卻無視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唯我獨尊。所以，在日常的教育教學工作中，應鼓勵學生通過各種主題活動能夠理性地認識自身文化，吸取其他少數民族文化中可互補的部分，能夠做到文化自覺、文化自省和文化創建。
2.鼓勵多元教育，增強大學生對多種民族文化的理解。民族院校的學生大多來自邊遠山區或經濟欠發達的地方，由于文化基礎較差，對其他民族文化認知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校園文化的建設方面，學生社團和學生會有必要開展一些電影、講座、知識問答、文藝表演等活動向在校學生全面、客觀的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讓學生對充斥在社會以及大學生活中的各種文化、價值觀、思想有著科學而全面的認識，可以更為清晰主動地選擇除了本民族以外不同思想價值來指導自身的行為方式。同時，把握住不同民族文化的實質，在模仿、汲取及發揚不同民族文化時擁有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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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市場經濟乘著改革開放的強勁之風向縱深發展，黨和國家開發西部，建設西部的戰略部署帶動了西部邊遠地區經濟建設的活躍和興盛。在此背景下，地處西部的藏區的社會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藏區社會受經濟建設的活躍，交通、通訊的發展，旅游市場的開發，教育事業和科技文明的普及與進步，以及媒介引導和信息影響等多種因素的強勢介入，不僅民眾生活面貌有極大改變，精神視域也急速打開，藏區社會發生著迅猛深刻的文化轉型。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伴隨藏區社會現代化意識的日益深入，藏區文化結構中呈現出多元復雜的文化因子，而文化因子間也持續地發生著各種碰撞、搏擊。這種情況反映在文學創作中，必將構成繁復多棱的文學鏡像――藏區個人主體意識形成與個性心理結構改變，傳統與現代糾結交融，現實與信仰若即若離，文化沖突的疊現、文化精神的式微，引發藏區藏族作家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審視自我，審視現實。如果說從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以饒介巴桑、伊丹才讓、降邊加錯、益西丹增等為代表的藏族作家傾心地創作以政治抒情、政治敘事為主題的作品，以表達藏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喜悅，對帶領他們翻身求解放者的贊美感激，對現實的歌唱和對未來的希翼；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二十世紀末，以扎西達娃、阿來、班覺、索朗仁稱、蒼林、央珍、梅卓等為代表的藏族作家在文化尋根和思想開放的文化熱流下，注目于民族文化的發掘尋覓，企圖在文化堅守中，把握住民族精神之根。文化敘事、文化書寫成為他們創作的主要目標。然而，新世紀藏區文化轉型的巨大變化，不僅催生了一批更富現代眼光和現代思維的藏區藏族新生代作家，也讓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走向成熟和成功的藏區藏族作家們刷新了創作視界，豐富了文學積累，增添了書寫藏區多元世界，擴大創作視野的自信和能力，他們跳出政治敘事和文化敘事的創作舊路，探尋、開辟一種更富現代性和人類性的多元書寫與文化共生的文學發展新路。在藏區藏族新老作家共同努力下，藏區藏族文學自將迎來文學書寫的新局面。那么在新世紀藏區藏族文學創作中，與之前相比在現代多元文化影響下藏區藏族文學創作獲得了怎樣的進步？這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綜觀新世紀藏區藏族作家的創作，總體上呈現著新的狀貌――在現代視域里關注并反映藏區文化變遷中的文化沖突，展示多民族文學書寫的積極姿態，呈現出藏區藏族文學創作的新維度。本文將從以下三方面給予闡述。
一、現代視域下的文學創作建構
文化進步往往先從文化中心向文化邊緣地帶推進。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其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內地城市為核心的文化中心，實現了社會文化的成功轉型。那么當文化變遷推進到邊緣文化地帶時，走進新世紀的藏區社會就迎來了文化轉型的現實：社會生活模式改變；技術文明與商業經濟活躍；交通和傳媒發達；生活視界擴展；現代文明深入；個人主體意識覺悟；個性心理結構改變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傳統式微和危機等等，這些改變正是新世紀藏區社會文化轉型的標識。文化變遷帶來新世紀藏區藏族文學創作的新視野。在文化變遷中，一方面是藏區藏民生活形態與思想意識的變遷，給創作群體提供了清晰的文化鏡像，提供了思考路徑和寫作資源；另一方面是現代文化意識為作家們燭照現代點燃了理性思想的燈盞。藏區藏族作家們的創作思維在應對文化轉型和反映這種文化變遷的創作中表現出積極的現代建構姿態。順應文化變遷的勢頭，關注藏區藏族社會生活，審視民族傳統，讓作家們選擇了面向當下，走向現代的寫作立場。因而新世紀藏區藏族文學創作集體性地反映出顯明的現代視野。
其首先表現為一種進步開放的創作意識和富于人類意識的書寫情懷。在阿來、達真、萬瑪才旦、龍仁青、澤仁羅布（尹向東）、尼瑪潘多、次仁羅布、江洋才讓、白馬娜珍、多吉卓嘎、才旦、格絨追美等等藏區藏族作家的創作中，他們超越了20世紀50-80年代的政治敘事和80-90年代的文化敘事，轉入一種復調式的多元文化與多民族敘事的共聲書寫。阿來的《格薩爾王》不僅僅是對民族史詩的重述，更是以現代眼光對民族原型品質作更富于人類意識的重釋。在敘述格薩爾王的史跡時，既寫英雄除妖降魔的偉績，也寫他濫殺無辜的暴行，于是解構了對民族傳統之神的迷信，揭示了普遍性的人性弱點，民族自省意識昭昭于文。在《瞻對》中，他以現代批評家的姿態主動介入民族歷史的反省：在敘述民族地域的歷史中反映民族本位與“他者”民族交融的艱難跋涉；從民族“夾壩”精神透視民族性格心理的弱點；從國家權力對藏地族群的治理，探索多民族交融同一的可能性；并以現代眼光審視瞻對藏民在歷史文化悖論的渦漩中沉溺久遠，難融現代文明的生存困境。于是“族性”、“民族”、“國家”這些概念獲得了新世紀人類學理論中“將其置于建立在這些屬性基礎上的共同體觀念（ider）中加以詳盡闡釋” [1]（P.4）的可能性。阿來這種進步的歷史觀無疑體現著一個有現代識見和理性思想的作家對人類生存困境的關懷思考。江洋才讓的《康巴方式》在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族群與國家的多重主題意蘊中傳達厚重的人類悲憫情懷，展示闊大的多民族國家想象。龍仁青的《失落的家園》、《光榮的草原》、何延華的《立春》、阿來的《空山》、《大地的階梯》、澤仁羅布的《騎在馬上》、《河流的方向》、達真的《康巴》、《命定》等等作品都迸射著現性的思想火花。
其次，這種現代視域還表現為作家們創作中借鑒現代藝術眼光，實現對民族藝術傳統的超越和更新，從而使藏區藏族文學煥發出新的美學光彩，獲得更具世界性品格的藝術表達的可能。在他們的創作中能看到藏族作家們“是怎樣從自己的文化出發開辟了漢語言文學新的語感，新的想象空間，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樣的表達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詩意，當然也是更為文學化的方法。” [2]（P.206）他們借鑒并突破藏族傳統文學“萬物有靈”、“人神同構”的想象空間和單線敘事模式，將民族神性思維方法和歷史傳奇敘事或圓形敘事模式與現代寓言、散點透視、意識流、內心獨白、回憶閃念、夢境書寫、聯想、幻象、隱喻、象征等等現代藝術形式和藝術手法結合，構成新的魔幻現實或非虛構傳奇以及多重奏結構形態，營造出神秘莫測，如真似幻，變化多端的文學藝術境界，傳達出鮮活而靈動的藝術美感。覺乃?云才讓《披著袈裟的牛角》用夢境構造了一個奇幻鮮活的現實世界，現實人類的“陌生感”、孤獨感躍然紙上；阿來的《夢魘》借荒誕不經的夢境寫光怪陸離的城市文化形態下城市人的生存狀態，隱喻和嘲諷直抵人類靈魂深處。次仁羅布的《殺手》、《傳說》、才旦的《一對夫妻在陰世和陽世關于一個城市的對話》、《陰陽之界》、龍仁青《一雙泥靴子的婚禮》、澤仁羅布《魚的聲音》、尼瑪潘多的《紫青稞》等嫻熟運用各種現代主義文學手法，在突破民族文學傳統思維基礎上不斷花樣翻新，都表現出對民族文學藝術傳統的超越和創新，因而莫不意味著他們與世界文學的接軌而具有先鋒性的品質和意義。其創作獲得了現代意義的審美價值。
總體而言，新世紀藏區文化轉型，民眾生活行為與精神意識等文化基質的現代性開拓與構建，為藏區藏族作家們的創作提供了現實文化形態的參照物，也推動作家們建立起現代性的創作思維和文化審視的眼光。在這種獨特而進步的思維和眼光下，關注文化變遷潮汐，以現性意識面對文化沖突的起落伏藏，成為藏區作家創作中的一個重要維度。
二、文學書寫中文化沖突的現代審視
文化沖突是一個社會、一個文化區域在文化變遷和文明發展過程中必定要經歷的陣痛。同時“文化沖突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3]（P.299）人類文化學家將文化沖突分為區域性、時代性、民族性、階級或政黨性以及集團性五種。在現代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結構中，新世紀藏區文化沖突主要表現為前兩種――區域性與時代性。區域性文化沖突指外地與藏區本土文化間的沖突，如城鄉文化沖突，農牧與商業文化沖突，開放的中心地域與封閉的邊緣地域間的文化沖突。時代性文化沖突指現代與傳統、新與舊間的文化沖突，如思想觀念的沖突、生活模式的沖突等等。在新世紀藏區藏族作家創作中，涉及的文化沖突的內涵表現大多集中于藏區倫理意識、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等文化結構形式的保守與轉型間的沖突。作家筆下的文化沖突表現得相當豐富真實。有舊家庭形式的漸變和解體，新舊婚戀觀的博弈和建立：如多吉卓嘎的《藏婚》寫一妻多夫藏族家庭，在現代文化潮中男女主人公從個體意識的覺醒到新型婚戀觀的建立所產生的文化沖突。沖突的結果是男女主人公各自掙脫了傳統的羈絆，而獲得愛情的新生；有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型沖突。次仁羅布的《前方有人等她》寫藏族夏嘎老太的兒子在城市生活中沉迷變異，拋妻棄子，乃至欠債不還；夏嘎大學文化的女兒對此竟持支持態度，還因“挪用公款鋃鐺入獄”。老人無法接受兒女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變化，最終離開人世，靈魂去尋找死去的善良誠實的丈夫。扎西才讓的《牧羊人的愛情》、索朗達爾基的《拜活佛》、澤仁羅布的《騎在馬上》、龍仁青的《奧運消息》等等也是類似文化沖突的鏡像。還有傳統身份與現代身份意識的沖突、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之間的沖突。尼瑪潘多的《紫青稞》由城鄉差異的對立寫到新一代藏民對現代生活的認知與接受，在傳統身份崇拜意識瓦解的過程中，展現藏區牧民在巨大的現代文化變遷中的徘徊、掙扎、醒悟和無奈。她的《城市的門》、白瑪娜珍的《拉薩紅塵》也都如此。也有農牧文化觀與商業經濟文化觀的沖突。澤仁羅布《河流的方向》寫康巴藏地小鎮，民風淳樸、善良、真誠。當商業經濟大潮興起后，民風大變。人們為掙更多錢拋棄傳統，制賣假蟲草，給積壓的松茸“美容”作假，塞鋼釘鐵絲等。科尼倉?索朗達爾基《信與不信的》、康巴作家群以康人署名的接力小說《彎彎月亮溜溜城》也有這方面的揭示。還有反映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女性生存困境的沖突。何延華的《喬莊新年紀事》寫了藏區農村女性進城打工后所遭遇的種種困境與不幸，以及她們在傳統和陋俗之間的抗爭與覺悟。新世紀藏區藏族女作家的創作大多都呈現了這方面的特點。白瑪娜珍的《復活的度母》、《拉薩紅塵》、多吉卓嘎的《藏婚》、《尼瑪石上》等即是如此。
在現代意識燭照下，藏區藏族作家深知“文化沖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它在事實上改變著文化的結構，改善著文化的形態和內容，推動著文化向前發展。”[4]（P.183-184）所以，他們的創作反映出對藏區文化沖突的審視態度也是客觀、理性和審慎的。
其一，他們能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文化沖突的根祗，評s文化沖突的本質。《藏婚》將文化沖突定位在現代婚姻與情感形式的召喚（即好好的朋友蓮與活佛洛桑間專一溫馨的愛情示范），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嘉措在大城市拉薩經商后接受的現代人生觀、愛情觀）與頑固的傳統家庭生活結構與方式間的博弈。嘉措為尋找屬于個人的專一愛情而背叛兄弟共妻的家庭；女主人公卓嘎在面對丈夫背叛家庭與自個尋愛的態度以及好好對愛情的執意追求下，而產生愛情獨有的渴望。卓嘎的女性意識萌芽，意味著藏區傳統家庭生活模式在新與舊的人生觀、婚戀觀的碰撞中解體，建立新型的婚戀觀和新型家庭模式是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①。
其二，作家們在文化沖突的現象揭示和文化意義的價值評估方面能取發展進步的姿態，超越民族性傳統型的思維邏輯，而獲得現代性視野，更富人類性情懷。萬瑪才旦的《第九個男人》寫一藏族女性在各種物質和精神的誘惑下，命運的起起伏伏。這個女人對生命和性的態度，他的男人對她的態度無不透出一種豁達而開放的胸懷。雖然藏族對性的觀念較為開放，但女人為個人的欲望而放逐性，卻能取得丈夫的理解或大度，其人性關懷的量度遠遠超過個人情感的尺度。女人違背民族傳統的價值選擇，男人對這種價值選擇的認肯都是對“生命第一“這種現代人類意識的趨同。
其三，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局限或影響，比如長期以來文學創作形成的對正面性肯定，對負面性回避的態度或者作家深入生活的局限，又或者傳統創作中常見的“團圓意識”的影響等等，藏區藏族作家面對尖銳或激烈的文化沖突，往往會以一種傳統的甚或宗教的態度規避沖突的尖銳性、復雜性，而以一種圓融、柔性甚至簡單的文化漸變形式給作品或人物留一個圓滿的結束。澤仁羅布的《騎在馬上》寫藏民嘎絨在草原文化轉型過程中，由牧民到馬背郵遞員，再回到領工資的牧民身份。主人公做馬背郵遞員時精神需求獲得極大滿足――受到大家的歡迎、敬重；物資上也獲得極大滿足――成為大家羨慕的領工資的“公家人”。然而經濟發展起來，各鄉修通了公路。馬背郵遞工作被機械化三輪摩托車替代。嘎絨雖然有退休工資，但生活又回到草原牧民模式。嘎絨的失落和傷心并沒有被放大或縮小。他每月仍按當年郵局給大黃馬的待遇――“自己掏錢買三十斤胡豆”喂馬，以此安撫那個失落的心。文化變遷沒有沖突、沒有敲打，主人公的人生、命運、性格、情感的變化有起有落，但總是柔性的、隨應的、和風細雨般的。多吉卓嘎《藏婚》里的人物最終都有了文化意識的覺醒和生活形態的改變，都找到了自己美好的或者合適的歸屬。作品傳遞的信號似乎通過文化沖突達到文化轉型和文化進步既是必然的也是簡單容易的。文化沖突或許還應該有更為強烈甚至急風暴雨式的表現，文化沖突的結果也有可能是悲劇的。但作家們憑著民族文化奠定的精神信念和生活處理藝術可以將此處理得平淡、柔和，圓融。或者將沖突的劇烈、殘酷以藏族獨特的宗教式的方法稀釋，或者放在更加現代性的思考場閾作開放性的處理。《前方有人等她》中夏嘎老太的現實困境，在生命的最后被靈魂“尋夫”的愿景消解，沒有悲傷，只有圓滿。《紫青稞》中的文化沖突是劇烈的殘酷的，傳統無法挽回，鄉村終究失守。作者為消解這種殘酷和絕望，總是在現代與傳統，宗教與世俗，鄉村與城市間盡力地調和著矛盾沖突，將絕望隱沒而凸現希望。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各得其所，因果分明，希望與絕望同行。正是如此，所以當主人公們在文化變遷中不適、無助、落寞甚至無所改變時，作家們流露的感情往往總是一縷淡淡的、輕輕的憂郁、傷感或者遺憾。像阿來的《三只蟲草》、龍仁青的《奧運消息》、扎西才讓的《牧羊人的愛情》都是以此態度化解沖突，表現出現代性的寬廣胸懷和理性智慧。
三、現代國家意識關照下的多民族文學書寫
百年以來我們由文化意識上的現代中國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建構想象，進而在體制上完成了中國多民族現代國家的建構。“一旦某個國家在政治上成立，得到國際社會承認，那么無論這個國家內部有多少民族（種族）、宗教、語言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歷史，生活習俗，它都應該被視為一個民族”[5]（P.29） 這是在政治意義上闡釋的多民族現代國家概念。這個概念確定了政體上的國家完整性。從人類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看，“文化不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別是當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時，他們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逐漸整合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3]（P.305）對中國而言，這種新的文化體系即中華多民族文化體系。因此，民族同一，發展進步，交流融合已成新世紀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在此大趨勢下，多民族文學書寫也成為藏區藏族文學創作的重要維度。就如中國古典文學隨歷史文化的發展變遷而逐漸融匯、壯闊、豐滿一樣，各個少數族群作家的創作已經匯入中華多民族書寫的文學共同體中，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學多姿多彩的斑斕景象。所以，從某種特定意義上看，藏區藏族文學創作必然是中華多民族文學創作的構成部分。與以前相比，新世紀藏區藏族作家們在關注和融入多民族文學創作方面是取了積極進步的姿態。他們的多民族書寫既反映了作家們基于現性的民族認同意識，也證明通過文化沖突，文化變遷必將達到文化發展，文明進步的現代科學規律。
新世紀藏區文學創作呈現的“多民族書寫”概念主要含蘊了四個層面的意義。
一是漢族作家或其他族群作家寫藏區和藏族同胞生活的作品。比如，非藏裔作家有藏區生活經驗，或有長期藏區生活經歷，或者了解藏區歷史、文化、生活，擅長寫作藏區題材，而創作的作品。馬麗華、泱風、劉金元的散文；裘珊珊、何馬、楊志軍的小說以及彝族作家俄尼牧斯寫藏區生活的作品等等即屬此類。這類藏區書寫看重的是異域風情形貌的涉獵，給予讀者的是一幅文化場景的繪制或一段生命歷程的體驗。對作者而言，他們更想傳達的是中華民族地域廣袤，族群眾多，生活樣態豐富的文學認知。所以文中不乏對藏地景物風土、對藏民生活與歷史的溢美性書寫或獵奇性書寫。于是，《藏地密碼》帶給人們無盡想象和渴望；《藏獒》因動物而及人，延伸了對一個邊地族群無由的好感；《我在天堂等你》更是從一個政治命題上，開掘出對藏地、生命、愛情、民族的復調意蘊，使艱苦的生活、苦澀的愛情在藏區綻放幸福的花兒。
二是藏區藏族作家寫非藏區或者非藏族生活的作品。比如阿來的《夢魘》，寫的是現代內地都市和現代人的困惑，并不涉及特定藏區或漢區生活。仁真旺杰的創作或者寫彝區生活和彝藏交融，或者寫居處藏區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如《姨父汪懷明》、《藏寨里的一雙漢族老人》。澤仁羅布的小說《舉起你的手》寫了現代城市一對父女（族裔不明）在價值選擇上的沖突，并未呈現任何藏區生活經驗或藏區藏族生活痕跡。但是這類書寫更多地表現了現代文化帶給民族融合的客觀現實，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現實必然性。
三是藏區藏族作家寫藏區藏族生活或藏族與其他族群共同生活的作品。由于民族交流、融合的歷史和現實，藏族作家的創作不僅僅寫到本族群的生活、歷史、文化，也會自然而然地寫到生活中“他者”族群在藏區的生活以及藏裔族群與之交流、融合、涵化的過程、形態等等。比如達真的《康巴》、《命定》、《落日時光》、《放電影的張丹增》、澤仁羅布的《空隙》、阿來的《瞻對》《空山》等等都寫了藏區多民族交流融合，共同發展進步的歷史與現實；多吉卓嘎的《藏婚》寫了漢族女子與藏族男子（好好與嘉措）的愛情糾葛，也寫了漢族女子蓮與藏族活佛洛桑的美好婚姻。
四是藏裔作家與多族性作家寫藏區的生活。比如，以康人署名的《彎彎月亮溜溜城》就是由二十一位分屬漢、藏、彝、回、土家等不同族裔的作家接力創作的反映康巴藏區生活和康巴人情感的長篇小說。還有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父輩或祖輩早已實現了民族混血的事實。在藏區的藏族作家中有不少的出身背景屬于藏漢融合，藏苗融合、藏羌融合、藏回融合等等多種民族混融情況，還有的是出身于藏地成長于內地，有的出身成長于內地生活創作于藏地，以及祖輩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的情況。如此即給他們的多民族書寫提供了豐富的文化源泉和多彩的民族生活摹本，為他們夯實了多民族書寫的文學基礎。
本文論述的范疇主要指第三、第四層面的情況。藏區藏族作家們的多民族書寫有客觀歷史和現實的情景規定：比如封建時代對藏區治理的歷史，藏族與漢（或多民族）經貿活動形成的民族雜居，的政改、后的民族交流融合，改革開放后尤其新世紀以來越來越發達進步的藏區現實等等。對生活的客觀摹寫是多民族書寫的自然因子，“見與不見，她都在那里”，客觀無法回避，多民族書寫也不可回避。另一方面，現代視域的建立，“和合同一”國家情懷的形成以及檢省歷史、審視現實后獲得的理性思考，促成了作家們多民族書寫的自覺性，也讓他們擺脫了狹隘的文學視域和思想上民族固封自閉的文學思維。《瞻對》在寫清政府對瞻對地區先統而不治，后“改土歸流”民族同融時，作家的識見跳出了狹隘的民族本位視界，客觀地評斷了通過政治治理手段，獲得民族認同以及民族認同對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積極意義。“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使他們成為民族的，正是他們對這種伙伴關系的相互承認，而不是使這個類別的成員有別于非成員的其他共同特征。”[6]（P.1）在阿來的《瞻對》中顯然反映的正是這種20世紀以來代表著先進思想理論的經典民族認同思維。達真的《康巴》，漢、藏、回不同的民族交織在藏地歷史的闊大背景中，在英雄主義、心靈史詩、民族融合的多重奏里，回蕩著民族和睦友愛的笛音。其《命定》寫到藏、漢子弟在保國抗日的滇緬前線，共同收復騰沖，攻克松山，抗擊外敵，為中華民族國家捐軀。生命的價值定格在多民族家國的完整、鞏固，人類命運的自由自主，達真的內心一定鼓蕩著一面中華民族國家大義的旗幟。多吉卓嘎的《藏婚》更是將最好的家庭模式，最美的生命形態賦予給藏漢結合、藏漢融合的民族想象，漢族姑娘蓮和活佛洛桑的美滿婚姻所暗示和象征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綜上所述，新世紀藏區文化轉型使藏區藏族文學創作有了突破的契機。構建現代視域，關注文化變遷，呈現多民族融合現實成為藏區藏族作家的創作自覺。在現代視域下藏區藏族作家們理性地審視歷史，面對現實，開掘思想，書寫人類意識，抒發家國情懷。這一切構成新世紀藏區藏族文學豐富而現代的新風貌。
注釋：
①事實上文化沖突的存在是長久而復雜的。英籍華人作家書云的紀事文學《一年》寫到2008年他們在距拉薩不遠的江孜縣駐地拍片一年，現實中接觸到的一妻多夫制家庭并不少見。這種形式的家庭在改革開放前大多禁止了，可改革開放后又在民間普遍出現。類似漢族過年放爆竹的習俗禁而不絕，卷土重來。藏族女作家格央在其散文集《雪域的女兒》之《八廓街的康巴女子》中也寫到拉薩城里經商的女性吉央、宗措的嫂子等新世紀的藏族女性都組成了一妻多夫家庭。這種情況恰恰說明文化存在的頑固性，文化改造的艱巨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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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景東彝族自治縣位于滇西南中部，普洱市北端，周邊分別與大理、楚雄、臨滄等州市相毗鄰，國土面積4532平方公里，轄9鄉4鎮、166個村民委員會、4個社區、2345個村民小組，全縣總人口36萬人，境內居住著漢、彝、回、傣等25種民族，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49.5%，彝族人口占總人口的42.27%，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山區農業縣，也是一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民族文化豐富的山區小城，歷史上曾涌現出了同治皇帝老師劉、四省巡撫程含章、晚清云南五大詩人之一戴家政及謝遇清、侯應中、羅大任等文化先賢，歷史名人。珍藏著歷任25任知府的陶府4000多件出土文物，流傳著火把節跳歌、跳菜、耍龍、耍獅、花燈、殺戲、洞經等豐富多彩的民俗民風和獨具特色的民族風情，根據這些獨特的自然人文風情，縣委政府著力把我縣打造為普洱市的民族文化大縣，那么積極開展健康豐富的群眾文化活動是打造民族文化大縣的關鍵和支撐點。
一、群眾文化的定義及特點
群眾文化：是以群眾為主體，由群眾直接或間接參與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主要是以滿足人民大眾精神生活需求為目的，是以自身活動為主體，以文學藝術為中心內容的社會歷史現象。是對民族民間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它包括群眾文化活動、群眾文化工作和群眾文化生活等要素，具有以下特點：群眾基礎的廣泛性。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不受民族、區域、季節等限制。而恰好這些特點，恰好是打造民族文化大縣所必具備的。
文化特有的幾點共性為促進群眾文化健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化享有的民主性是群眾文化與專業文化最顯著的區別，表現在文化參與的廣泛性和文化享有的民主性。群眾文化范疇，人民群眾能通過自身參與文化活動來實現文化接受與文化創造的雙向轉換，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
獨特的文化傳遞性。群眾文化由于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親和性”，它的傳遞不受時空的限制，更具有廣泛性和時效性，群眾文化的特殊地位，使其文化傳遞功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
多元文化的互補性。當代多元文化環境下，群眾文化越來越富有了新的文化內涵，在各種文化的相互碰撞中，群眾文化的組織、創作、研究、輔導都不斷擴大視野，不僅考慮接受對象，也關注其他社會文化形態的發展狀況，增強互相學習，借鑒的互補性。這些文化特有共性恰好為群眾文化活動蓬勃開展奠定基礎，為我縣打造民族文化大縣找到支撐點。
二、群眾文化是對民族民間文化傳承和發展最好的載體
早期的民族民間文化，受客觀環境和條件的限制，其視野較為狹窄，表現形式較為簡單，一般把生產對象和勞動過程作為主要的表現題材，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這種民間文藝也逐步擴大了，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民族民間歌舞、武術、戲曲、典藝、故事、謠諺、皮影、剪紙、繪畫等形式；反映某一民族或區域習慣風俗的禮物、節日文藝活動、民族體育活動、飲食、民居、服飾、器具、建筑；在一定范圍流傳的語言文字、傳統醫藥知識，有價值的手稿經卷及碑喝盈聯等。民族民間文藝是一個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載體，是大眾愿望和審美情趣的體現，是一種文化生活。民族民間文藝有鮮明的個性，即口頭性、集體性、流傳性、通俗性。
民族民間文藝與群眾文化水融，密不可分。群眾文化吸收了民族、民間文化中一些有益的東西，包容了傳統文化的許多形式和精神。目前，許多群眾文化活動的優勢，都來自于民族民間文化藝術。鮮明的民族民間特色，濃郁的地方風味，為群眾文化提供了健康的思想內容和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深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參與。廣大人民群眾通過親自參與，才藝得到展示，心理得到滿足，情緒得到提高，這就是民族民間文藝在群眾文化活動中最顯著的特色和優勢。民族民間文藝鮮活直觀、樸實無華，有著旺盛的生命。沒有任何文件，沒有任何命令，我縣民間流傳的農歷二月八日必須祭龍，六月二十四撒火把、打歌等，中秋節吃月餅盼團圓等都是群眾文化最突出的表現，雖然群眾文化傳承和弘揚了民族民間文藝許多內容和形式，但二者并不能等同，群眾文化無論從內容、形式，還是傳播手段都比民族民間文藝寬泛得多。綜上所述都是群眾文化開展取得效果和作用，我縣是一個多民族相融的山區縣，引導老百姓們積極開展健康豐富的群眾文化活動是我們打造民族文化大縣的關鍵所在，也是繁榮我縣群眾文化事業的關鍵所在，因此，我館先從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群文隊伍入手，要開展好健康向上的群眾文化工作，人才是關鍵。只有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文化人才隊伍，才能更好地將文化發展成果惠澤于民，而要打造這樣一支高素質的群文隊伍，我館采取了以下方式進行：
1.加強學習，定期培訓，打造一支專業文化隊伍。目前，我館群文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服務意識參差不齊，影響了群眾文化工作的開展。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著力打造一支專業的文化隊伍是關鍵，因此，我館采用定期對館上業務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另外采用送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到同行業務開展好的館上進行交流學習，邀請群文方面的專家學者來授課，進而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還有采取用定期進行業務考核，并將考核成績納入年終考評，這樣做有效地提高業務人員的業務水平，服務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