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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羅?利科.歷史與真理.姜志輝，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7]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ical Studies： A Reply to Dirk Moses[J]. History and Theory 44 ， October 2005.
[8]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M]. Routledge Press， 2003.
[9]謝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訪談錄[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0]L?赫爾舍爾.新編年史：一種史學理論的綱要[J].陳新，譯.世界哲學，2003，（4）.
[11]本雅明.啟迪：本雅明文選[M].張旭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12]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M].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56：23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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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歷史主義這樣一個復雜的文論流派,我們不能作簡單的分解,而應從各個方面領悟它的精神,分析它的價值,真正汲取它內在的藝術理念與相關的實踐精神。我們深知,作為一種對文學與歷史的思考,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新歷史主義的理論探索遠遠沒有終止,對其理論本身的思考和質詢也是無法窮盡的。新歷史主義不是一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文論主張,但它提出了問題,使我們有思考和解決的可能性,也正因為它還存在著不足,才使我們有改進創新的可能性,這些都是在做學問的道路上值得為之執著的問題。
文學在歷史中回眸,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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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介紹韓國對中國小說受容情況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沒有回避朝鮮文人那些貶損攻擊小說社會功能的言論，而且他們難免有些燕書郢說的誤讀，仍舊有助于窺見那個時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廣記》的傳播、簡縮、多次翻譯，如《三國演義》何以在韓國古典小說史上影響最大，而《三國志平話》早在高麗末期就已傳人高麗以及《三國志演義》周曰校本的發現(采自樸在淵)等。朝鮮時代翻譯或翻案(改寫)中國古典小說的風氣已經形成，并提供了確切的書目和具體史料甚至婦女喜愛的情況。
其次，該論著善于在中韓文學創作及其接受的比較中，發現與闡發各自作品的價值。作者將中國古代小說傳人韓國的方式概括五個類型：“第一是中國的賜贈，第二是韓國使臣從中國帶回，第三是中國使臣帶來贈與韓國，第四是韓國貿易商從中國購買，第五是中國貿易商帶來。”在物質層面宏觀審視后，又具體化到作品個案，如對于曾風靡朝鮮的明代小說《剪燈新話》等，中韓兩位作者引述了多數大陸研究者難于獲得的半島接受者彼時自身的評價，如《廣寒樓》與《西廂記》在明代朝鮮人眼中的異同：“《西廂》之鶯鶯易，而《廣寒樓》之春香難。《西廂》之張君瑞則小，而《廣寒樓》之李花卿則大也。……其腸斷淚枯，怊悵送別一也，鶯鶯則失身于音書未絕之時，春香則保節于困苦將死之際。是則不同也。其瓊琚相投、指心約一也，君瑞則背之，花卿則踐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廂》之辭哀而促，《廣寒樓》之辭樂而緩。此又觀風者之所可辨也。”雖然所持批判的武器還是中原所傳，但其中的朝鮮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國別要素，皎然可見，而中韓雙語文獻的互補，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較多糾正。
其三，該論著嫻熟運用了新理論、新視角。新視角意味著新方法、新認識的得出。如“裝飾性描寫”，《三國演義》以此虛構了若干情節，塑造人物卻并未因此影響歷史進程；“歷史連綴意義”如馮夢龍《新列國志》編撰，在實錄中又符合史傳文學的一般規律，不是羅列歷史，而是“把所報告的種種孤立事件聯系起來，從混亂而不連貫的往事中找出某種道理和意義”，致力于讓小說“揭示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期對讀者和社會生活發生影響”；還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來評價《儒林外史》的仿寫現象(并且有意識地提醒讀者尋找出處)，其對讀者追索深層意義的引導作用，等等，都能將具體上升到一般，個別擴展到普遍，并且與當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論聯系起來，點到止。
“他者”視角的運用，如對李贄評論《水滸傳》宋公明“忠義”的辯證分析，引述了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站在廬山之外視點上對好漢故事的看法：“中國的說話人和小說家，不僅對神奇的東西，事實上對生命的一切都感到興趣，包括那些假若我們遵守美國出版界數年前的協約就會覺得有傷風雅的描寫。盡管表面上擁護嚴厲的道德，中國小說并不戴維多利亞時代假正經的面具更值得我們注意。但是這種容忍，原來萌發于說話人與聽眾的低文化，與其說顯示了現代人的開明，倒不如說是對疾病感到無須隱諱的一種興致。”這樣就更容易對古人有一種“理解之同情”，將《水滸傳》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來。
其四，該論著也具有難得的史料價值，所涉范圍如題解、研究史概述、翻譯及改寫、禁毀及傳播、評論與爭論等，頗廣泛全面，并能以少總多，以一代眾。如《閱微草堂筆記》“題解”就借此細致解讀了“子部小說”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義”，并且作一種體例。還表現在濃縮在具體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別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煩，如數家珍，如《三國演義》成書時代、作者、版本的爭論，《水滸傳》作者、版本等爭論以及《西游記》主題風格的爭論及其說法的原創性等，都甚見功力。而相關的評論，則提示參見某處某處。如講“搜神”體有別于“拾遺”體、“博物”體后，又提示參見《山海經》題解的詳細辨析；關于一些具體作品在韓反響資料的別處另見，一般都尾隨在主要論列之后。這樣有點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時也使得全書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減少了交叉重復，特別有利于初學者和實際應用。該書卷首“編寫說明”言：“本書的寫作以文獻學方法主，‘竭澤而漁’，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關史料。”的確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現有研究成果基礎上，該論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韓文化交流的小說史價值。(1)中國佚失韓國保存的，如《鐘離葫蘆》(采崔溶澈說)、《南溪演談》、《太原志》等，還有的韓國所藏刻本品種超過中國的如《玉壺冰》；(2)韓國失傳的，如《涿鹿演義》；(3)借鑒中國小說，由朝鮮人編選的，如《刪補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國的《艷異編》等底本編選的(采樸在淵說)。顯然，這不僅具有國別文學的研究價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較文學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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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用這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對唐傳奇的研究。對唐傳奇興起原因的探討一般認為“溫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陳先生亦引用趙彥衛《云麓漫鈔》中的記載說明這一點。但認為對唐傳奇影響更大的是古文運動。早期寫傳奇小說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運動的主將。所謂的古文與小說是二者一也。而古文運動的興起與安史之亂有很大的關系,由安史之亂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興起,河朔文化與唐代的種族分布又有很大的關系。通過這樣的研究方式,就說明了唐傳奇的興起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文學現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興起與唐代社會種族之間的關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時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陳先生的學生劉開榮在《唐代小說研究》一書中繼承了他的這一研究方法。目前學界,陳寅恪關于唐傳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陳寅恪先生對學界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唐傳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成為了后世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說研究中,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廣泛地運用。
在《金瓶梅》成書時間與作者的考證上這種方法運用得最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專家在20世紀30年代先后寫了三篇文章論述了《金瓶梅》的成書時間是在萬歷年間。他的依據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馬價銀的細節。歷史上只有在萬歷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馬價銀的次數和數量越來越多,先生據此推測《金瓶梅》成書時間的上限是萬歷十年。其次,根據小說中戲曲的演出情況,《金瓶梅》中文秘站:的戲曲唱的都是海鹽腔,而此唱腔在萬歷時期很盛行。再次,根據歷史上萬歷時期佛教的興衰情況。確定了《金瓶梅》成書于萬歷年間,先生以他深厚的歷史功底與史實的證據使得萬歷說壓倒了嘉靖說。
黃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認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在萬歷17年到萬歷24年之間。黃先生認為《金瓶梅》的成書時間與兩個壬辰年有關系。一作者選擇小說的開場時間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倉促成書,全書年月干支甚是混亂,獨人物生肖從其壬辰年為立足點推算往往不誤。說明作者可能是從這一年開始創作的,因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來構思歷史故事的發生和借用現實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齡都比較方便。黃先生更進一步由此推測《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這時已故的李開先、薛應旗、馮為敏、和將死的王世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漁。并且認為笑笑生在抄《水滸傳》時所作的改動,暴露了他習慣用吳語和對山東地理十分模糊情況,而且如果是山東人的話也沒有必要在描寫山東發生的事情時加入吳語。并且在小說中存在著不符合山東口氣的地描寫。所以作者應該是一個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話、方言和習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黃先生發現了屠隆曾經用過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測《金瓶梅》的作者試屠隆。
黃霖先生對《金瓶梅》成書時間與作者的推測也是建立在社會與歷史的基礎上進行的,亦是一種文化的闡釋方式。
這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說史中也是常見的研究方法。陳大康的《明代小說史》應該是典型的例子。陳先生主張,當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現象時,一般都應將它置于“豎”與“橫”的交叉點上現實價值與意義。所謂“豎”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說創作的影響,以及它對后來小說創作的推動作用;而所謂的“橫”則是把握它與當時的小說創作以及時代、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橫向考察時,小說與時代環境之間關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種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將小說與它所產生的時代環境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說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產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說史》中陳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說創作的蕭條期,通俗小說在這一階段中的創作竟是一片空白。對這一特殊的小說史現象進行解釋時論述了明初文學創作的概況與氛圍,通過對明初詩文、戲曲與說書等文學樣式發展狀況的考察,說明在當時陰冷肅殺的環境與氛圍中,整個文學的創作都步入了低谷,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文學樣式的之一的小說自然也不能例外。從文學創作的大背景上為小說創作的蕭條進行了解釋。隨后,從政治的角度解釋了小說發展停滯的原因。考察統治者對小說的具體態度。明初統治者一方面對意識形態領域進行高壓控制,同時又在全國大力推行儒學。文化思想界這種環境與氣氛,正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已問世的作品在很長的時期內無法廣泛流傳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從傳播的角度上,闡釋了小說創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業的落后。這就將通俗小說的流行與明初的經濟技術的發展情況聯系起來了。陳先生的這種觀點,在明代小說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獨到的。陳先生在對明代小說的研究上運用的亦是歷史社會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這種將明代初期社會政治經濟情況與通俗小說聯系起來的考察方式填補了明代小說史研究上的空白。
陳寅恪先生這種社會歷史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學界廣泛運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學現象背后社會歷史經濟上的深層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運用的時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學作為某種社會歷史經濟現象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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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謝道韞是天降才女,自呱呱墜地,便以聞書香為樂;襁褓期,每哭鬧不休,只消抱她到書架前,自破啼為笑,呀呀學語。及長,更出落得眉目俊朗。深閨寂寞,女心清好,安心做書蟲,將叔父謝安的書明里、暗里一本本搬運至閨房,在做女紅的同時,吟誦不止,硬是在線裝書的豎行里另讀出屬于自己的橫排見解。
繼而嫁為人婦,耳聞小叔王獻之舌戰群儒技窮,遂端坐青綾幕幛,從容道來,聲音清越,如山泉丁冬,如鳴佩環,“客人詞窮而甘拜下風”。
可以想像,王獻之因有一位才女嫂嫂而面有得色的樣子,客人又是如何如聞仙樂耳暫明的驚折!從此以后,來謝家的賓客,憚于王夫人的雄辯,都低眉斂首,倨傲盡去。
丈夫王凝之的魏晉風度實在有剽竊之嫌,一旦真刀真槍,便露了馬腳,被亂軍殺起,好個謝道韞,強敵當前,反激起她的俠義,組織婢仆近衛軍,乘亂突圍出城。她橫刀在手,親自沖鋒在前,苦于兵力不足,成為賊兵俘虜,卻以大勇救下外孫,也贏得寡居會稽頤養天年的機會,從而將“雅人深致”、“林下之風”傳播得更遠。
“林下之風”是上承詩經的一口氣,而謝家不經意間接著,形成家風――一種特有的謝家風范。它既有男兒的豪雄氣概,又有女兒家的“行走時香風細細,坐下時淹然百媚”。這該有多么難!若不是生逢其家,得遇其教,怎能陶煉出個中風度!
莫怪后世瞎子摸象,即便在當時,人們對這種“雅人深致”也多牽強附會。謝道韞寡居會稽,同郡的張玄見妹子張彤云入嫁世江南世家之一的顧家,便以為可與謝道韞比肩,常出入兩家的濟尼有過公允的評價:“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有閨房之秀。”
民國時,林徽因便有謝道韞的“林下之風”。抗戰期間,梁思成拒不接受日本的“好意”,率家流亡。兒子問母親:“若日本人打上門來如何?”林徽因平靜地說:“老祖宗不是還留下一個土方法嗎,咱們家門前不就是揚子江嗎?”原來,林徽因的才名是以巾幗的颯爽打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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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語文學習有助于學生理解歷史
語文是一門學習外延極廣的學科，對歷史知識涉及的尤為廣泛。語文教材中有大量歷史題材的課文，這些課文都是某一歷史事件的直接或間接敘寫，在學習過程中會在“寫作背景”、“作者簡介”等環節中滲透相關的歷史材料，學生會間接提取到大量的歷史信息，比如，《陳涉世家》、《阿房宮賦》學習中，會介紹秦朝相關的史實；《出師表》、《隆中對》學習中，會涉及到三國時期的歷史知識；《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會讓學生對中華民國那段歷史中的動蕩有深刻的了解。另外，語文是一門需要大量課外閱讀的科目。除了課標規定的篇目外，還需要學生廣泛涉獵各類體裁、各類內容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歷史信息，對學生的歷史學習會有激活和補充的作用。因此，歷史教師要善于向語文借力，實現歷史學習的靈活變通。
1.3借助語文能增加歷史學趣味性
歷史是一門相對“刻板”的學科。歷史規律、歷史本質的探究也存在一定的枯燥性。教師如果借助語文學習來發展學生的探究能力和思維能力，會讓本來枯燥的歷史學習變得豐富多彩。比如，在向學生介紹“謚號”這一歷史現象時，教師讓學生回憶語文學習中歷代文學名家的謚號，并探究其含義。然后，向學生提供歷代皇帝不同類型的謚號，讓學生結合字義來探究這些謚號所包含的褒貶。學生不但能快速理解謚號的意義，且能夠幫助學生從謚號去推測某個皇帝的作為，極大增加歷史學習的趣味性。歷史教師還可以將語文教材中的課文作為史料，來引導學生分析某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特點，以及歷史事件背后多包含的發展規律等。歷史與語文的整合能幫助學生消除歷史的枯燥和時空的遙遠感，對幫助學生對歷史事件的認識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2歷史學習與語文的整合方法
2.1借助語文發展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通過九年義務教育的語文學習，到了高中階段學生的語文思維能力有了較好的發展。這種思維能力對思考、解決歷史問題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例如，在思考“‘宗’是一個會意字。在甲骨文中，宗字作‘’，‘’象宮室屋宇之形，‘’可能表示。”這個問題時，引導學生從歷史和語文兩個角度來綜合思考：會意字是由意思獨立的幾部分構成，因此，這個圖案很可能表示宮室屋宇之中的一個物。“宗”與“祖”字在歷史中最常用的是皇帝的廟號，如“高祖”、“高宗”、“中宗”、“玄宗”等，因此，這個圖案很可能與宗廟里的祭司相關。再聯系我們現在漢語中經常使用的“祖宗”、“列祖列宗”、“光宗耀祖”等詞語的含義，“宗”字很明顯與先人相關。因此，從四給備選答案中很容易就能找到“祖先的牌位”這個答案。這種借助語文思維能力去理解歷史知識和概念的學習方法，能幫助學生走出死記硬背的機械學習模式，促使學生將所學知識前后聯系、融會貫通，不斷擴展歷史學習和思考的外延，將歷史問題放到更加廣闊的文化背景下去思考，更加全面去思考歷史問題，進而提高學習的有效性。
2.2借助語文積累提高解決歷史問題能力
到了高中階段，語文課標對學生的閱讀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學生通過課內外閱讀，尤其是課外閱讀積累了豐富的知識。這些知識涉及到歷史、地理、政治、軍事、科幻甚至物理、化學等各個領域，能夠成為各科學習的有益拓展。在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與歷史有交集，成為學生思考理解問題的背景。如果歷史教師能從分利用學生在語文閱讀中積累的知識來解決歷史問題，勢必會事半功倍。比如，在學習“”相關內容時，讓學生思考以這一時期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并思考其主題是什么？學生自然能夠想到魯迅的《故鄉》、《阿Q正傳》、《藥》等熟悉的作品，當然馬上會想到它們都是從不同角度反應“”不徹底性。然后，讓學生結合歷史課本總結“”的意義和局限性。這種借助語文感性資料理解歷史知識的學習方法，能幫助學生加深對歷史知識的認識和理解。當學生在考試中，遇到反應“”不徹底的材料時，學生馬上能找到問題的方向和突破口。當然，很多時候學生借助自己的閱讀積累，還能夠直接解決歷史問題。比如，面對“《紅樓夢》中，賈寶玉的父親讓仆人轉告賈府私塾老師說：“什么《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據此推出符合史實的結論是。”這道選擇題，學生結合全書中賈政數次數落賈寶玉不務正業，專在詩詞上下功夫，以及賈寶玉應付父親檢查時所讀的書目，很明白就能看出當時的教育是“理學居于統治地位，‘四書’更受重視”。
2.3重視通過材料分析獲取歷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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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和文學的關系一直是西方文論史上的一個主題。在西方文論中“詩”的含義近似于中國文論中“狹義”的文學的涵義，而“詩”或“文學”又是藝術的一個門類。在神話的源頭，“藝術”和“文學”是同一的。本文將通過對西方文論中藝術的形態分類進行梳理，來理清藝術和文學的關系。
一、“藝術”概念的歷史變遷
“藝術”這個概念原來在古希臘是非常寬泛的，最初藝術和文學是同一的。在早期的神話中只講到詩人們通常乞援的唯一一位繆斯：《伊利亞特》的起首“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憤怒”。這位女神在古代地府神教中不僅是藝術創作的化身，而且體現著所有一般深入到存在的深邃奧秘之中的認識活動。亞里士多德見解的涵義就在于：“因此，如前所述，藝術是遵從真正理性的創作習慣。”
在希臘時代，“繆斯”藝術遠未包括藝術的所有樣式，其中既沒有繪畫也沒有雕刻和建筑的席位。在那個時代已經是科學知識形式、而不是藝術創作形式的歷史和天文學也包括在這類藝術中。人的活動形式的分類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精神活動和物質實踐之間開始出現的差別而產生。但這種分工沒有硬性規定。以前的手工藝、技術都被稱為藝術，如雕塑、耕地、炒菜。但人們對藝術世界的疆界，繆斯藝術和應用藝術的同源關系認識愈來愈明確，對繆斯藝術同科學的區別和應用藝術同手工技藝的區別的認識也愈益清楚。藝術的結合和它們同手工技藝的分離更加顯著。柏拉圖將它們對立起來，因為手工技藝是對理式的和物體的神的原型的“模仿”而摹仿性的藝術則是對摹仿的摹仿。亞里士多德那里“藝術”這個術語本身具有極其寬泛的涵義，但他使用較狹窄的涵義，即審美涵義，他在藝術的范圍內使諸如音樂和雕刻或者是建筑師和音樂家的活動接近起來。亞里士多德系統對比了各種繆斯藝術，如詩和音樂。
到中世紀的時候。藝術被分為兩類，一類是手工勞動的藝術即機械化藝術，藝人地位低。一類是動心智的藝術即自由的藝術。文藝復興時期，社會風氣出現了變更，開始把人世的快樂當做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發家致富不再是罪惡而成為侍奉上帝的表現。經濟上富足的畫家、雕塑家們不再甘心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認為他們從事的不是機械藝術也是自由藝術。為了擠進自由藝術的范圍，他們重新想辦法給建筑、雕塑等命名，最初被稱為“七種藝術”。最后人們接受十八世紀巴多提出的“美的藝術”這個概念。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藝術”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建筑、雕刻、繪畫等湊合在一起的。起源是這些藝術家們為了把自己的社會地位提升到和其他知識分子平等的地位才把這些藝術放在一起的，而不是發現這些藝術有共同的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藝術一定是美的。
二、“藝術”與“文學”的關系
文學是一門語言藝術，但“語言藝術”是比文學術語包含更廣泛的一組藝術現象的概念。它表示通過語言實現的一切藝術創作形式。它分為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在口頭文學的范圍內，藝術作品不脫離于藝術演誦，而書面文學則分解了“第一性”創作和“第二性”創作的這種歷史上原初的統一，導致了兩類新型的語言藝術家的出現：一種獲得作家的稱號，另一種獲得朗誦演員的稱號。這兩種語言藝術樣式之間的區別，歸根到它們作為社會交際工具的作用中。口頭的文學是以情緒、精神狀態、感情趨向和思想趨向的一致性聯合人們團結人們。但有聲語言只能作用于給定時間和給定地位能夠集合在一起的有限聽眾。書面文學較之口頭文學在無可比擬地大的程度上訴諸作為個性的人，要求他的所有的個性性質，而不僅僅是他的意識中把他變成某種社會集體的一部分的那些方面參與到知覺中來。書面文學的發展和它對口頭文學的排斥，不僅僅是與這些外在的狀況相聯系：如文字的發明，書籍的出版，文化的傳播，而且與這些深刻的社會過程相聯系，在越來越廣泛的文學藝術價值消費者的范圍內個性性質的形成和發展。
三、藝術品和非藝術品德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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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課堂教學中要充分發揮學生主體作用
素質教育要落到實處，最關鍵一條是要走進課堂。課堂教學是我們教書育人的主陣地，學生在校時間大部分是在課堂中度過的，課外活動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必要補充。從當前教學現狀來看，實施素質教育的難點也是在課堂，要促進素質教育真正走進課堂，必須要把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因為學生是學習的主人，是認識的主體，也是發展的主體，教師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尊重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自覺性，自主性和創造性，激發和調動他們的學習積極性，誘發學生積極思維，主動參與教學過程，并在學習活動中及時給予指點和引導，使他們學會學習，真正成為學習主體。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課開始前，用3-5分鐘時間，通過輪流辦法，每次由一名學生講故事，并做到：（1）用自己的語言講。（2）知識性和趣味性相結合。（3）與上課內容要有聯系。（4）具有教育意義。這樣做學生積極性很高，他們課外積極查閱資料，認真準備。講的內容豐富，知識面也很廣。“有臥薪嘗膽”、“為什么要用‘知音’來形容朋友交情？”、“為什么管寧與華歆絕交時要割席？”、“為什么要用兩袖清風來形容清官？”、“為什么鴿子被世人喻為和平的象征？”、“中國絲綢為什么堪稱世界一絕？”、“中國瓷器為什么受到世界各國歡迎？”等等。教師在關鍵處起“點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讓學生主動發展，人才規格才會有多樣性，如果都是機械被動地發展，那將來都是一個模子。龔自珍說，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沒有主動發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二、在教學中利用文學與歷史教學特點，使學生得以全面發展
優化教學結構，還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文學與歷史教學內容涉及面很廣，它融知識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體。這里有“金字塔之謎”、“十進位、六十進位、十六進位制”等數學知識、有“負荊請罪”、“紙上談兵”的成語故事等等。教師在精選教學內容，掌握教學目標的同時，還要注意理論聯系實際（馬拉松長跑由來與當今的奧運會相聯系），注意運用模型、幻燈、錄像和計算機等教學手段，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教學實驗活動，培養科學的思維方法。譬如講“秦如何鞏固統一”一塊內容時，涉及到貨幣的知識；“衡”是稱質量，是一種質量標準；文字有小篆、隸書和楷書以及介于楷書以及介于楷書和草書之間的行書（通過板書字體來比較）；“坑儒”和儒家的主張是什么等問題都可以揭示一下。講匈奴，可聯系王昭君的文學與歷史故事和杜甫的詩；講秦“萬里長城”時可以同明長城比較，通過數字，來說明它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象征。素質教育應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學目標的同時，讓學生獲得多種多樣的知識，使人的身體，思想和靈魂得到和諧發展。
三、在教學中要利用教材的優勢對學生的思想素質進行培養
中小學學生是初步形成人生觀、世界觀和道德觀的關鍵時期，在文學與歷史教學中結合教材對學生進行形象生動、豐富實在的人生觀、世界觀、道德品質和愛國主義教育就顯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實效。譬如，講“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西歐結束奴隸制社會的基本結束”時，可同我國春秋奴隸制沒落比，讓同學知道中國比西歐結束奴隸制社會早了近千年，這說明我國是四大文明故國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國有悠久的文學與歷史，有燦爛的文化。“教育者的基本態度應是選擇適合兒童的教育，而不是選擇適合教育的兒童”。教師要正確認識學生裝的個性差異，從思想上，行動上接納興趣愛好不同，個性心理品質不同的學生，即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具體特點出發，有針對性地進行思想素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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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文當中涉及成語、典故、歷史人物
中學課文里，有許多涉及歷史典故。教學中，要言不煩地講講這些成語典故所包含的歷史故事，能使課堂氣氛活躍，風趣開心，讓學生在風趣輕松氛圍中掌握知識、理解課文、積累寫作素材。如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僅一百多字的詞就用了五個典故。五個典故五個歷史人物五個歷史事件，每個典故的運用都有明確的目的，都是詞人的托古喻今，抒情言志，都寫得凝練形象，情酣意深，能發人深省。岳珂在《程史：稼軒詞》中說此詞“微覺用事多”，整首詞由五個典故構成似乎是太多了，但詞人要反映復雜的事和思想感情，而且是帶有啟發性、警告性的，又不能講得太肯定，只有用典是最好的方法。假如不向學生介紹辛棄疾當時的處境，北宋的形勢，不解釋典故的由來，學生就不能正確理解作者的復雜心情、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
三、文言部分
有一些課文的出處本身就屬于《史》部，有許多課文，其出處就在于古文獻中的《史》部，《史》部皆史。《左傳》《國語》《戰國策》既是歷史著述，又是古代文學作品，人稱“歷史散文”。《史記》熔史、文于一爐，魯迅譽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如有選自《左傳》的《曹劌論戰》，選自《后漢書》的《強項令》，選自《史記》的《細柳營》選自《戰國策》的《鄒忌諷齊王納諫》等。講授文言文，重點在字、詞、句與文言文的語法。但，如果教學僅限于此，不結合字、詞、句、篇適當講解有關史實典章，學生就無法真正弄懂課文，僅只能就字論字，達不到“能借助工具書閱讀淺顯的文言文，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的教學目的”。
四、文言文中一些字、詞的古今義的差別，就是語言、文字自身演變的歷史
中學教材中所說的古詩文，起自春秋，終至近代，前兩千八百年，時代可謂久遠了。選入教材的詩文近百篇，材料也比較豐富。如果從古代語文自身發展的角度，恰當地運用比較的方法，揭示語言現象，探索發展規律，對學生更深入地理解古代語言無疑是大有好處的。否則就會古今不分，望文生義。詞義是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產生發展變化的。
五、同一體裁的古文篇目都是按古及今的歷史脈絡編排語文課本中的古文部分，除詩歌外，都是按古及今的脈絡編排，先秦兩漢，再到魏晉南北朝，依次以降，一直到晚清。
另外，即使在同一朝代，結合作品比較而作串聯性介紹，也可看出文學體裁的發展概況。
課文中的歷史因素很多，但由于學生識記歷史的程度低，不少教師在教學中對這許多歷史因素熟視無睹，避而不談，不僅造成了學生因缺乏起碼歷史知識而導致知識結構畸形癥，也由于摒棄歷史因素于語文知識外，致使學生無法更深入更完整地掌握有關課文內容，直接影響了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當務之急，是必須重視歷史因素的教學，那么，如何加強歷史因素的教學？
首先，學校、學生應正確對待歷史教學，這兩年歷史與政治科合為綜合科，成為中考科目，但仍得不到重視，特別是農村中學，沒有專業的歷史教師，常常是語文教師代替，而且開不夠《大綱》規定的課時，不少教師認為九年級再背歷史還來得及，歷史課的教學也就隨隨便便。解決的辦法是平等對待各個科目，按教學《大綱》的要求，開足課時，配備合格的歷史教師，向學生宣傳歷史的重要性。“文史相通”一直是人們的共識，歷史教師也可以在教學中與語文教師默契配合。詩歌作為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古人用詩歌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用詩歌吟詠王朝興替、世遷。在教學中，歷史教師可以把古典詩歌引入中學歷史教學。這樣，不僅能幫助學生對內容的記憶，也能加強學生對詩歌的理解。
其次，根據課文里的歷史因素，讓學生在授課前查找有關資料，或教師補充歷史史料，幫助學生預習。語文課要引導和幫助學生讀懂課文就經常要涉及多方面的知識，古今中外，包羅萬象。這對提高學生讀寫能力是很有必要的。但知識講得太多，訓練太少，長此以往，又會對提高學生讀寫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忽略了這些知識性問題，學生理解課文就會遇到障礙。如何妥善處理講授知識和指導學生扎扎實實進行讀寫訓練這二者的關系，就成為語文課上經常需要考慮的問題。這里，預習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材料，可讓學生上網查閱，也可根據需要，印發給學生或通過課件展示。
第三，教師應廣泛利用存在于語文教科書的歷史因素，有目的地向學生講授，教科書中的歷史因素是不與歷史教學同步進行的，教師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條件具備后，學生通過正常有效的歷史課堂教學的途徑而使歷史知識得以充實完善，教師可以根據現有的條件，有針對性地講解，但也要有所側重，不能因重視歷史因素的介紹，而忽略課文的重點。第四，指導學生課外閱讀，在聽、說、讀、寫中增進知識。語文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是用來認識世界感受萬物的，單憑課堂教學，學生對世界的認識就會有失偏頗，認識的不足也會造成課文理解的失誤。這就得從課外攝取知識以補充課堂教學的不足，培養他們觀察事物、評價事物的能力。
篇11
其次，中國文學史早期敘事模式發生于“五四”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現在，學者們普遍認為，懷疑批判精神絕不是至五四時期方才出現，在魏晉時期、明代末年同樣表現突出。不管怎樣評價五四，其懷疑批判精神是與傳統一脈相承的，絕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為背景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欲掙脫傳統之束縛，進入一個新的敘事模式中，但因為其精神與中國古代文論接續得如此緊密，欲離實合，或似離實合。
再次，重經術、重考證的中國傳統學術牽制著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學者指出:“從試圖寫出中國文學史的最早那一批人開始，人們就確認了在傳統的目錄、史傳、詩詞文話、選本與新的文學史之間，一定存在著聯系，文學史正是這些本土學術的洋親戚”、“所以，依傍傳統的文學批評來寫文學史，得的正是近水樓臺的便宜。”［2］
總之，上個世紀初學人開始撰著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敘事模式表面上具備體系化、理論化而與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的敘事模式大相徑庭，加之五四影響了中國文學史在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懷疑批判精神實質后欠缺細致的爬梳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離異的結論。其實，早期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變，而且，受五四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懷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息息相通，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在內在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仍然彰顯著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批評的痕跡，較少抽象的、邏輯推演的西方語言敘述模式。對這種文學批評語言方式，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先生反復申說其并無高下優劣，甚至還稱揚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反映了批評者具備一種難得的“明澈的識見”(不以一個主觀的我的姿態出現，分割、截斷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他說:“批評家的先決條件也是要有‘洞徹之悟’的，對作品中的藝術性(一首詩的機心)有了明澈的識見，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點、悟’的方式，還是用邏輯化的辯證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簡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評。”［3］可見，發揮運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本色”、“當行”十分鮮明地體現在上個世紀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盡管有的文學史著作存在敘述語言棄文近白、敘述模式的體系化、突出民間文藝的位置等特點，但是其根本的敘事模式仍然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學理論的批評精神契合，故而可謂之似離實合，“離”為離異，“合”為暗合。張法教授在“全國第一屆文藝學高峰論壇”的大會發言中曾提出我們編撰“文學概論”和“文學史”應該以中國傳統之“文”的概念為核心范疇，而不應該僅限于西方的“文學”概念，這種看法是極有啟發意義的。［4］
二、迎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似合實離
上世紀40至60年代，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動而出現了一個轉折，總的來看是政治色彩濃厚，結合時代特征對古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進行詮釋。有學者說“于是，每經過一段時期，尤其每經過一段政治上的波動，適應文化理論與社會實踐的新的要求，必會涌現出一批新的中國文學史教材”。［5］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大致成書于抗戰時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書以“陶淵明及其作品”為題，開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紹陶的生平、家庭、經歷、理想和人生選擇，不惜在其詩中尋繹出相應的詩句以資佐證，甚至大段引述《歸去來兮辭》的序以說明其歸隱田園的心路歷程。其次，以陶淵明34歲辭去彭澤縣令為界將其詩歌創作分為兩期:前期“在社會服役，為饑寒奔走，對于當代政治社會，雖已感著厭惡，但他的人生主旨，還沒有達到決定的階段”;后期“作品最多，藝術的價值也更高”，［6］且選擇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給予論證。總之，前期突出其內心的苦悶及對東晉黑暗社會的批判，后期則對歸隱的樂趣和淳樸的農村田園生活、風光進行贊美。再次，對陶淵明的詩歌的藝術特色作簡單地交代，“他的文學語言，是質樸自然，清簡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煉處見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內容而言，藝術特色的論述是十分簡略的。最后，結合后人對陶的評介指出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即:“可見一個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會在陶淵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響”。［8］
可見，生平、遭遇等(詳)→作品的思想內容(詳)→作品的藝術特色(略)→文學史影響(略)是劉大杰先生撰寫《中國文學發展史》時比較固定的一個敘事模式。我們再看60年代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陶淵明”一章的敘事模式。其實，只要看標題即可，共分三小節:一是“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二是“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三是“陶淵明的影響”。［9］此種文學史敘事模式深受撰寫者所處時代、西方語言策略的影響，實與我國傳統的文學批評精神貌合神離。陶淵明為什么歸隱這個問題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劉大杰先生認為崇尚自然自由的個性、東晉政治的“紊亂”、“黑暗”和“虛偽的禮法”是促使其歸隱的三個主要原因。［10］前一個個性方面的原因如果還說得過去的話，后兩個屬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劉先生的敘述卻較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這就有可能將一個人的成長、選擇與其生活的外在環境一一對應，分析得到的是一個普遍性十足的空殼陶淵明，離鮮活、豐富的個性化的陶淵明相去甚遠。游國恩等先生主編之《中國文學史》說:“陶淵明的歸田，是在對污濁的現實完全絕望之后，采取的一條潔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結合其與上層統治階級的“決裂”分析其詩“對腐朽統治階級表現了一種孤高的態度”，［12］和“遠離了污濁的現實，回到田園中來，卻感到獲得了歸宿”，“卻更接近了下層文人和農民”。［13］尤其突出強調其田園詩對勞動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贊:“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頌”。［14］但我們只要細讀陶的一些詩篇，就會發現其詩篇中對勞動的描寫歌頌多是寫意性和極富啟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種樸實的勞動詩篇。面對文學這一極富靈性的藝術門類，將西方的因果式敘事思維嫁接過來，看似天衣無縫，實則離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點悟式”文學批評的傳統模式已經相去甚遠。硬要在外在社會政治環境、士人文化風尚等方面與作者的個人選擇方面拉上關聯的做法，顯然是要顯示作者的文學成就特點與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種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歸隱有無偶發原因呢?只有轉換此種一元化的邏輯敘事模式，中國文學史上諸多如陶淵明一樣的文學家才能以立體、豐富、生動、鮮活的面貌呈現在后代讀者的面前。另外，游國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對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勞動、平易是其外在顯現)，顯然與撰寫者所受的時代思潮有關。對陶淵明這方面的評論有可能成為欲加之辭，太多的主觀性是撰寫者不能自覺防止時代思潮侵入其敘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說，40至60年代的文學史敘事模式充滿著濃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會現實主義’成為惟一合理、正確的文學理論，它便以更加強制性的力量，規范了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閱讀。”［15］#p#分頁標題#e#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多針對以抒情為特征的詩詞而創建、發展，與西方以史詩、戲劇為根基建立起來的文學史敘事模式本來就隔著一層，如果硬要湊合在一起，就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所以，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實際是一種似合實離的關系，這種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文學史存在許多無法彌合的缺憾，最典型的是硬要將一些無甚關系和關聯不很密切的現象納入必然性的視野加以考察論述。綜上所述，上個世紀40至60年代的文學史著作展現出來的文學史敘事模式存在機械套用因果律過分強調必然性的特點，較少顧及文學發生、發展、演進過程中偶然性的一面，敘事詳略重點顛倒，在對文學史上作家作品的敘述過程中，作家個人的生平、遭遇和作品的思想內容占了絕大部分，且存在許多主觀性的鏈接，而作品的藝術特色分析卻相對薄弱。這個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政治的功利實用的敘事觀念，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日益僵化而失去生機與活力，時代的敘述策略很深地侵入到了文學史的領域。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相比上個世紀初的敘事模式是全新的一種組合，其根本的框架不像初創時期一樣根本上源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而是西方敘事模式與中國特定時代思潮與敘事策略的強行融合，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實在是貌合神離。文學史上有關陶淵明的敘事部分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隨著傳統文化的復歸，此種文學史敘事模式普遍受到人們的反思、質疑，新的文學史敘事模式需要新的切入點或視角，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是一座建構新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的豐富理論寶庫。
三、融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融合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文學理論界對文學批評話語進行反思，主要是以西方文論話語為參照，提出了我國文論“失語”的問題。繼之而起的是各個領域的深入反思，文學史敘事模式也受到了質疑，“重寫文學史”、“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等提法頗受人們關注。受此理論思潮的影響，出現了一批以新視角觀照中國文學從而呈現出新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的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袁行霈先生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下文簡稱“袁編”)和章培恒、駱玉明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下文簡稱“章、駱本”)比較具有代表性。此時期的文學史著作已然從上世紀初處于探索中的文學史敘事模式中清醒過來，同時對40至60年代局限于社會———政治批評模式的單一化、實用化和功利化的缺陷有了自覺的擺脫，因而視野變得極為闊大，或從文化的視角，或從人性的立場，吸取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注重從整體角度鑒賞文藝的精神內蘊，就文藝批評的內在精神而言，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日益成熟，極具民族和多元思維的特性。下面以袁編和章、駱本《中國文學史》中有關陶淵明的敘事為例來看此時期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融合情況。袁編《中國文學史》以“陶淵明的人生道路與思想性格”作為第一節的標題。實際上，這一節較有特點的是探討陶之思想性格，其中又以將陶之思想與魏晉玄學聯系起來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因為魏晉玄學在特定時代多是被冠于佯狂放蕩、虛無廢務、浮文妨要等帽子，但是其中涉及士人言談、舉止、儀表的“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卻被遮蔽起來，尤其是陶淵明體現出的“穎悟”、“曠達”、“率真”和統領它們的“虛靈”不會被人們充分真實自然地表述出來。“陶淵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學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特別是玄學中具有進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對陶淵明影響最深。”［16］可見，對古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認識必須具備通達透徹的視野方可。袁編緊緊抓住陶淵明“安貧樂道”和“崇尚自然”這兩個人生支柱，前者多與儒家發生聯系，后者與道家、魏晉玄學思想密切相連，二者秘響會通，從而認為“陶淵明是魏晉風流的一位代表”，點出“酒”與“琴”對形成陶之“藝術化人生”的催生作用。［17］
篇12
中專歷史教學；文學藝術教育；滲透策略
中專歷史教學作為學生學習歷史知識、增長歷史見聞的重要途徑，不僅能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更能讓學生從歷史中體會美好品德和正確價值觀的重要性，再加上歷史作為一門人文性學科，其本身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氣息和古典藝術內涵，在歷史教學中滲透好文學藝術教育，能夠增強學生對藝術文化的鑒賞能力，增強學生的全面素質。但在中專歷史教學中滲透文學藝術教育的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難點，要想歷史教學達到素質教育與文化教育的同步發展，就要解決這些問題。
一、中專歷史教學滲透文學藝術的難點
1.歷史教學中淡漠和忽視文學藝術
歷史教學中淡漠和忽視文學藝術是中專歷史教學滲透文學藝術的重要難點。在傳統的中專歷史教學中，課程要求及安排均以學生掌握歷史事件和發展過程、重要意義為主，不曾要求過掌握其中蘊藏的文化知識，因此中專歷史教學養成了淡漠和忽視文學藝術的習慣，這些習慣的長期使然致使中專院校和學生也忽視了歷史課程中文學藝術的教育重要程度，因此在歷史教學滲透文學藝術的過程中，必將遭到學生的心理抵觸。
2.傳統歷史教學中的資源、教師素質難以滿足文學藝術
中專歷史教學中滲透文學藝術的難點還包括傳統歷史教學中的資源、教師素質難以滿足文學藝術。由于長期對歷史課程中文學藝術教育的忽視，現有的中專歷史教學資源均以普通教育為主，甚少配置對于文學藝術的解析和欣賞書籍及其他資源，再加上教師對于歷史課程的學習也以普通課程要求為主，其自身的文學藝術素養也滿足“為學生講授歷史文化及古典藝術”的要求，這對文學藝術在歷史教學中的滲透也造成了阻礙。
3.文學藝術自身的特點所致的滲透問題
文學藝術自身的特點也對中專歷史教學中滲透文學藝術教育帶來了問題。文學藝術本身具有知識豐富、頭緒繁多、難以理解和認識的特點，這些特點導致了文學藝術的學習必定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而在歷史教學中滲透文學藝術教育的課時和教學詳細程度難以達到文學藝術的學習要求，這也給文學藝術在歷史教學中的滲透帶來了難度。
二、中專歷史教學滲透文學藝術的策略探索
1.加強情感價值教育，喚醒學生的生命意識
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是用生命鑄成的，其中蘊含的精神和文化藝術氣息能夠喚醒學生的生命意識，豐富學生的情感，讓學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歷史課程中蘊含的文學知識，有利于學生的情感價值培養和對文學藝術的深入了解。例如，在學習《民國時期的新疆》時，老師可以利用《義勇軍進行曲》《命運交響曲》等文學藝術作品輔助教學，激發學生對于生命的渴望情懷和對于民族統一和諧的仰慕之情，培養學生正確的情感價值。
2.培養正確審美價值，樹立學生的高尚審美觀
藝術對于學生成長具有重要的美學價值，讓學生能夠在歷史教學中體會文學藝術的價值，提高學生懂美、認識美的素質，培養學生正確的審美價值、樹立學生的高尚審美觀，讓學生能夠更準確地認識到歷史課程中的文學藝術之美。例如，在學習《清代新疆》時，教師可以利用《》《圓明園》等紀錄片讓學生體會林則徐的愛國情懷以及中國古典藝術的魅力，加強歷史教學中對文學藝術教育的滲透。
3.注重道德品質教育，培養學生的良好個性
注重道德品質教育、培養學生的良好個性也是中專歷史教學中滲透文學藝術教育的策略。藝術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更重要的是利用文學內涵提高學生的道德品質教育，培養學生的良好個性和健康人格。例如，在學習《隋唐時期的西域》時，可以通過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李白的“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情懷可以讓學生體會我國古代文人正直的情懷，培養學生正確的道德品質。
綜上所述，在中專歷史教學中滲透文學藝術教育，能夠提高中專生的文學藝術教育時長和效果，有利于提高中專生文學藝術素養，但在滲透教育過程中還存在歷史教學中淡漠和忽視文學藝術、傳統歷史教學中的資源和教師素質難以滿足文學藝術、文學藝術自身的特點所致的滲透問題等難點，教師可以從“加強情感價值教育”“喚醒學生的生命意識”“培養正確審美價值”“樹立學生的高尚審美”“注重道德品質教育”“培養學生的良好個性”等方面下手，逐漸在歷史教育中達到文學藝術滲透教育的目的。
篇13
2.注重名人效應。講師們都是在學術界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學術大腕”，通過《百家講壇》，實現了日常普通老百姓聆聽到他們講座的心愿。
3.語言通俗易懂，表達幽默風趣，一改歷史語言中艱澀難懂的術語、文言。
4.選題的“可講性”，史文學類題材具有較強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同時也突出時代性。
5.多種電視手段的綜合運用，講座提綱制作成課件,演講時投影演示,圖、文、語、手勢同步進行，立體感強。
電視節目和歷史教育教學固然有區別，但在如何有效地傳播歷史文化的宗旨上卻是一致的。因此,高校歷史教育應借鑒《百家講壇》的有效經驗,找準歷史教育的目標定位,從課程體系到治學態度、教學觀念、教學方法進行積極的改革。一是要借鑒其合理定位，明確歷史教育的目標。要明確區分非歷史專業的歷史教育和歷史學專業教育課程的差異,提出不同的學習要求。二是要借鑒其多元教學方式，改革教學方法和手段。盡量減少照本宣科，多制作多媒體教學課件,將教學內容、引用的材料、圖片、文字、聲音等通過多媒體設備傳遞給學生，讓歷史知識“活起來”。三是要借鑒其“一家之言、百家爭鳴”，給學生創造寬松自由的學習環境。現在高校的歷史教學,限定性的結論太多,給予學生思考的空間少,固定的結論又讓學生對歷史產生逆反心理。倡導學術自由,讓學生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和掌握歷史知識，在允許范圍內形成自己的觀點。
二、構建立體化的教育教學方法，推動高校歷史教育發展
1.尊重學生主體地位，增強自主學習方式的運用。高校歷史教育教學方法中，最容易忽視的是對學生自我學習能力的開發。因此，要增強自主學習方式的運用，鼓勵學生圍繞教學難點與社會熱點，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思考分析，豐富自身的歷史知識結構和邏輯思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以讓學生依據其性格、愛好、知識面等方面差異，自由組合、組建成不同的歷史學習小組，注重自主學習與分組合作學習的高度聯動。
2.利用網絡技術，增強現代化教學手段的使用。現代化的網絡教育技術具有生動性、即時性等便捷性優點，這種手段在高校歷史教育教學的運用，從多個角度、跨越時空提供聲、像、文等信息的歷史“再現”，讓學生在課堂中也能領略到聲音、圖像帶來的歷史沖擊力和歷史厚重感，生動形象的圖片和歷史故事會鐫刻在學生的腦海里，使他們的歷史觀、想象力、知識面同步得到提升。此外，以網絡教育為依托，構建歷史教育網站、論壇等互聯網平臺，也有利于學生自我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