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媒介融合的定義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媒介融合并非新近幾年才出現的樣態，它是與人類文明史始終相隨的常態過程，只是每個歷史時期融合的速率大相徑庭。近年來，率先由西方傳媒業界提及的媒介融合，再一次成為全球新聞傳播界所關注的對象。那么，何為媒介融合，它的內涵究竟怎樣呢？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一書中論及。他認為：數碼電子科技導致涇渭分明的傳播形態聚合，致使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他對媒介融合的定義還停留在傳統傳播介質的視域內。時至今日，媒介融合的定義仍未達成共識，專家學者的詮釋日趨多元、深邃，給人以啟迪。美國學者Andrew Nachison認為，“媒介融合應是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道爾（Doyle）認為媒介融合是指電子通訊技術、計算機技術和媒體的融合；詹金斯（Jenkins）詳細闡述了媒介融合的五種形式：技術融合、經濟融合、社會或組織融合、文化融合和全球融合；美國西北大學教授Rich Gordon對媒介融合進行了詳細地探討和劃分，稱融合應包括所有權融合、策略性融合、結構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和新聞表達融合。與此同時，國內學者也紛紛進行了熱烈探討，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認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電子化和數字化這種形式靠攏，這個趨勢是由數字技術驅動的，并在網絡技術的推動下變得可能。”中國人民大學蔡雯教授將媒介融合定義為，“在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通訊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組成大媒體業的各產業組織在經濟利益和社會需求的驅動下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的過程。”
學者們對媒介融合的定義均有可取之處，卻因立足的媒介文化環境和媒介研究視角不同，顯得媒介融合定義難下定論。筆者認為，媒介融合涉及到的相關系數較為龐雜，但“它肇始于技術創新，加速于制度創新，深化于市場創新，最終表現為產品創新”的規律是不變的。因此把握好媒介融合的內涵比下定義更為合理。有鑒于此，筆者將媒介融合的內涵囊括于三個維度之下：
一是，傳播介質方面的融合。介質作為一種有形的物質存在，是承載傳播信息和觀念的基礎工具，媒介融合就是要將報紙、電視等傳統傳播介質與借助網絡技術發展起來的新型媒體技術相融合，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優勢互補的全媒體平臺。
二是，業務經營方面的融合。新老媒介的融合必將沖擊傳統的業務操作與媒介經營，媒介融合要求傳媒業者必須提升自身素質，學會并掌握融媒體下的新聞采寫技能、攝影攝像技能、不同媒介的編輯與傳輸技能等，還得樹立融媒體的工作視眼，將工作實踐立足于媒體融合大格局之下。媒介融合也改變著經營管理方式，機構的兼并與重組、資本的運作與經營等具體操作，都需要依據媒介融合的要求進行整合與聯動，以破除獨立經營的弊端。
三是，價值理念的融合。媒介融合不僅要改變原有媒介形態，催生新的媒介形態，還要踐行融合理念，而不是簡單相加。媒介融合需要一個漫長的磨合過程，是系統性工程，它有自身發展規律，需要學界和業界共同探討與摸索。這一過程中，需要我們改變定勢思維，呼喚制度與理念創新，使不同媒介與融合大勢相匹配，真正產生融合實效。
2 媒介融合的成功典范：2015年央視羊年春晚
央視春晚歷經33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百姓春節不可缺少的年度盛宴。三十多年來，央視春晚始終緊隨時代脈搏，不斷推陳出新，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來，在新媒體巨浪的卷攜下，央視春晚同其它傳統媒體一樣，受眾受到瓜分，收視率連年下跌。然而，2015年央視春晚卻不拘一格，改頭換面，充分將多媒體炫酷科技嫁接到聯歡晚會，在媒介融合大潮下成功涅。
借力新型媒介，創新媒介產品，強化品牌文化。媒介融合是信息技術不斷創新與應用的結果，它沒有終極目標，只有不斷地推進與演化，其特征多趨向為：“多媒體信息在同一平臺上的能量互補；各類媒體之間的信息能量交換；信息傳播者與信息接受者之間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產業對傳媒業的能量支持。”央視春晚作為一檔品牌節目，過去幾十年間，缺乏品牌形象意識，被業界笑稱只會“聯歡”的節目。2015年羊年春晚一反常態，有效地將新媒體應用嵌入熒屏，并借助多維媒介科技，大力開發媒介產品，形成了宣傳曲、宣傳片、吉祥物等一系列媒介產品，使觀眾生動地了解春節與春晚的同時，也助推了自身品牌文化的傳播。特別是微信紅包的發放，以及春晚首個吉祥物“陽陽”的開發，不僅傳遞了傳統春節文化，寄寓了新年愿望，還極大地躍動了觀眾的欲望與激情，更重要的是通過媒介產品研發，潛移默化地塑造了春晚欄目形象，增強了品牌的識別度。
拓展傳播渠道，爭取市場份額，擴大欄目影響。多元傳播渠道的共融與多維聲像技術的集成應用是媒介融合帶來的最顯著變化。這種變化看似新媒體對老媒體進行沖擊，實質是新老媒體的一種交混與更新、優化與培植，關鍵在于媒體順勢而為，傳播渠道和方式的拓展與運籌。以往央視春晚只在央視、衛視頻道，以及個別海外媒體播出，而今年破格將直播權授予像愛奇藝這樣的視頻網站，并加深了與微信、微博、客戶端、You Tube等社交媒體的合作，呈現出多渠道融通與聯動的繁榮，擴大了央視春晚的聲勢影響。索福瑞數據統計顯示：2015年春晚的熒屏總收視率為29.6%，雖不及去年，但人均收視時長較往年大幅增加，是2014年的2倍有余，達155.55分鐘/人。央視春晚欄目組為了擴大海外聲勢，還特意邀請美聯社、路透社等國際媒體參加首次春晚海外推薦會，并與TWITTER、FACEBOOK等海外社交平臺合作，開展2015年春晚預熱活動。此外，在海外播發宣傳片和廣告、組織春節活動等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有效擴展了春節文化和央視春晚的傳播渠道，獲取了更多的“注意力”，而這種“注意力”正是媒介市場化時代的制勝法寶。
更新價值理念，增強受眾體驗，提升春晚價值。媒介技術的發展使信息傳播由大眾傳媒的“點對面”向傳媒分眾的“點對點”過度，媒介受眾由以往的單向閱聽的被動角色轉變為傳媒為其量身定制資訊、娛樂服務的用戶。這種傳媒趨向直接引發社會階層和文化需求的“碎片化”，“使原有的社會階層經由社會觀念達到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生了某種斷裂，社會觀念的利益化和個性化傾向明顯”。為了適應“碎片化”、“個性化”的時代要求，媒體只有揣度與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轉變“傳者至上”的價值理念，才可能獲得受眾認可。2015年羊年春晚之所以獲贊，就是欄目組能夠站在媒介受眾的角度去思考節目設置，從而較好地滿足了受眾需要。春晚期間，央視通過微信“搖一搖”平臺，與觀眾互動總量超過110億次，微信祝福在185個國家之間傳遞了約30000億公里，相當于往返地月370余萬次。再如“曬曬全家福”，觀眾通過新型媒介，將全家福上傳到央視演播現場，直接拉近了與春晚現場的距離，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親切感。這樣的媒介創制，不僅激發了全民跨屏互動的熱情，傳遞了新年夙愿，還把“溜走”的觀眾再次拉回熒屏，提升了央視春晚的價值，堪稱傳統媒體攜新媒體的一次華麗亮彩。
3 媒介融合的意義
新媒體攜領傳統媒體奏演的融合之勢如火如荼，它刷新了媒介發展歷史，催生了新的社會變革力量，改變著社會的多維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互動、媒介內容、媒介運營模式等方面，凸顯出巨大的融合價值。
有利于打造無界的社會互動空間。媒介融合肇始于技術創新，而媒介技術發展帶來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信源泛化和信息傳播的裂變呈現，這些新的信息傳播特點，改變了過去獨占信息的權力中心，自上而下的線性傳播變得岌岌可危，民主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無界信息傳播成為潮流。媒體融合大勢之前，傳統媒體掌握著信息的主動權，信息傳播和渠道選擇受制于國家利益和精英階層，公眾無法看到信息的天然狀貌。新媒體的出現，打破了信息的絕對壟斷，呈現出多元化的傳受趨勢，公眾對信息公開透明和主動傳播的欲望加強，更重要的是，他們借助網絡互動平臺，將長期壓抑的情緒釋放出來，崩發出他們對社會的長期關切。媒介融合大勢正迎合了他們參與社會、重置話語權的期望，有效連接了“上下層”的平等對話，緩解了社會氣壓。
有利于開發高品質的媒介傳播內容。傳統媒體形態比較單一，技術手段應用也相對有限，新型媒介技術的開發，使媒介形態變得繁華，為內容、產品、技術、管理、平臺和人才的一體化提供了先決基礎，媒體融合可以將擁有高品質內容的傳統媒體與高技術的新型媒介進行統和，對傳媒內容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二次加工、處理和采編，進而滿足各類人群的個性化需求，增強了他們的媒介體驗，從而有效地提升了媒介信息產品的檔次和品味，最大地實現傳播效果。
有利于推進高級的媒介運營模式。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使本來清晰的媒體邊界變得模糊不堪，媒介市場的激烈競爭，迫使獨立運作的媒體企業與其它媒體合作，重新劃分利益地盤，帶來組織結構和營銷方式的調整。媒體融合的好處之一就是讓不同媒體之間相互借力，揚長避短，共同架構高效的媒介組織與營銷方略。中央電視臺的電視技術、電視設備和技術應用都走在了世界前沿，在向新興主流媒體轉型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有內容研發和節目生產的優勢，但在多屏傳播上存在欠缺，因此電視臺有針對性地改進了組織管理體系和產業經營體系，如研發了全流程的采編播體系，建立起了央視影音、央視新聞、央視體育、央視樂動為核心的媒體融合產品體系，搭建了全產業鏈的版權開發體系和跨媒體的傳播效果考評體系，有效地做到了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優勢互補、一體發展。
【參考文獻】
[1]蔡雯.新聞傳播的變化融合了什么[J].中國記者，2005（09）.
[2]朱天，彭泌溢.試論媒介融合中的“加減之道”――時代華納與美國在線“世紀婚姻”終結對我國“三網融合”的啟示.http：//.cn[OL/J].
篇2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及界定
融合（convergence）一詞，最初源于科學領域，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才被引入新聞傳播學領域，始有“媒介融合”一詞。由于語境、研究視角、視野和研究層次等多方面的差異，不同研究者對“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盡相同，迄今仍未形成統一意見。
縱觀“媒介融合”概念的歷史演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業“即將和正在趨于融合”這一遠見的學者。1978年，他用三個相互交疊的圓圈分別代表了“廣播和動畫業”“電腦業”“印刷和出版業”，并認為這三種行業正在走向融合。他還指出， 三個圓圈的交叉處將成為成長最快、創新最多的領域1。在此基礎上，他將媒介融合理解為“各種各樣的技術和媒介形式都匯集到一起”。內格羅蓬特在網絡技術尚未普適化的情況下以預言的方式對媒介融合提出自己的設想，但對媒介融合的內涵與外延并沒有進行嚴格的論證，也沒有涉及媒介融合的層次和多元化。
1983年，美國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傳播學教授伊錫爾·索勒·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書中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最初，人們關于媒介融合的理解多為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介融合在一起。普爾指出：“一種物理形態的網絡將能夠承載所有類型的媒介服務，而一種媒介服務也可以于任何物理形態的網絡。”2參考普爾的解釋，媒介融合在最初意義上是指“傳播介質融合”，即文字、圖片、聲音、圖像等多種傳播介質合為一體，組成一個更先進和更便捷的信息傳播平臺——互聯網。
2003年，美國學者里奇·戈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詞的意義與內涵》一文中進一步總結了媒介融合在不同傳播語境下的6類含義，即媒體科技融合、媒體所有權合并、媒體戰術性聯合、媒體組織結構性融合、新聞采訪技能融合以及新聞敘事形式融合，這使人們對媒介融合的內涵有了更為全面具體的認識3。
2005年，被視為媒介融合概念引入中國之年。這一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蔡雯教授發表了多篇有關“媒介融合”與“融合媒介”的文章，引入了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納基森（Andrew Nachison）對“融合媒介”的定義——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4。普爾教授強調的是媒介平臺基礎上的功能開發，而安德魯·納基森強調“融合媒介”最值得關注的是媒介之間的合作模式。
2009年，蔡雯教授與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的王學文先生提出，“媒介融合”包含三個必不可少的核心內容：媒介內容的融合、傳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終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通信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組成大媒體業的各產業組織在經濟利益和社會需求的驅動下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的過程” 。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許穎和高鋼兩位教授的觀點也不盡相同。許穎認為，媒介融合是分層次、分階段進行的過程，第一層次是媒介互動，即媒體戰術性融合；第二層次是媒介整合，即媒體組織結構性融合；第三層次是媒介大融合，即不同媒介形態集中到一個多媒體數字平臺上。高鋼則將媒體融合定義為“現代信息技術推進的信息傳播的技術手段、功能結構和形態模式的界限概念及能量交換” 5，他把已有的媒體融合實踐的特征總結為四個方面：多媒體信息在同一平臺上的能量互補、各類媒體之間的信息能量交換、信息傳播者與信息接受者之間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產業對傳媒業的能量支持。從上述兩位研究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為媒介融合這一概念設定了至少四個指稱對象：傳播介質（指文字、圖片、聲音、圖像等）融合、傳播媒體（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融合、媒體組織（指報社、廣播電臺、電視臺、網站等）融合、媒體產業（指報業、廣播電視業、互聯網業等）融合。國內其他研究者在論及媒介融合時，涉及的指稱對象基本都在這四個范圍內。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暫且可將“媒介融合”定義為緣于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推動而導致的不同媒介之間的邊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現象和過程。所以，媒介融合是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網絡存儲技術等傳媒技術產生的基礎上，以受眾需求變化為導向，從整體上打破傳統傳媒業的邊緣，彰顯個性媒體的獨特傳播優勢，實現立體式傳播效果的演變過程，其終極目標是實現社會的媒介化6。
二媒介融合的動因分析
媒介融合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以下就從幾方面分別闡述：
（一）受眾需求的召喚——內在原因
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每一個進步都由自身的需要作為內在的動因，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一直是“需要—創造—新需要—再創造”這樣的求索軌跡在引領社會的發展進步。媒介發展的發展進程也不例外，受眾的需求是每一次創新和每一個進步的最重要的內驅動力7。
篇3
政府規制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和媒介生態環境的變遷，“媒介融合”成為全球傳媒業發展的重大現實和重要趨勢，并被視為國際性的熱點與前沿課題。我國業界和學術界也對其給予了廣泛而深刻的關注和探討。作為思維和研究的邏輯起點，對“媒介融合”這一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及其內涵的充分理解是極為必要的，這是一切研究得以深入開展的基石。然而，盡管對“媒介融合”概念及內涵的探究早已不鮮見，但至今仍未形成一個世界范圍內普遍認可的共識。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與界定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詞，最初源于科學領域，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該詞才被引入到新聞傳播學領域。縱觀“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歷史演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尼古拉?尼葛洛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業“即將和正在趨于融合”這一遠見的人。1978年，他用三個相互交叉的圓圈（分別代表計算機工業、出版印刷工業和廣播電影工業）來演示和描述其技術邊界趨于重疊的聚合過程，并認為三者的交叉處將成為成長最快、創新最多的領域。在此基礎上，他將媒介融合理解為“各種各樣的技術和媒介形式都在匯集到一起”。這給新聞傳播學界眾多的后繼研究者帶來了啟發。
20世紀80年代，Convergence一詞得到了推廣和普及。1983年，美國傳播學者、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伊契爾?索勒?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隨后，美國哈佛大學的安瑟尼?G?歐廷格（Anthony G?Oettinger）及法國的西蒙?諾拉（Simón Nora）和阿蘭?孟克（Alain Minc）還分別創造了“Compunication”（計算機通信）和“Telelmatiqu”（電信技術）兩個新詞來試圖反映數字融合的發展趨勢。
進入20世紀90年代，數字化融合伴隨著計算機數字技術的進步而迅速發展起來，它在為媒介產業融合提供技術支撐的同時，也給信息傳播帶來了重大變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隨之出現。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賦予“融合”以新的理解，“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尤弗亞（Yoffie）則以計算機和電話為例將“融合”定義為“采用數字技術后原本各自獨立的產品的整合”。同年，歐洲委員會還根據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和馬塞利諾?奧雷（Marcelino Oreja）的提議，將其關于電信業、媒體業及信息技術產業相融合的概念采納到綠皮書中，并將“融合”定義為“產業聯盟和合并、技術網絡平臺和市場等三個角度的融合”。可見，這一時期，人們已開始用更廣闊的視野來認識和界定“媒介融合”。
技術進步促進了兩種轉換的產生，這兩種轉換即代表了融合的實質和方向：
第一種轉換是發生在低帶寬一側的、從專用平臺到非專用平臺的轉變。最能說明這種現象的例子是IP電視。傳統電視是基于專用的電視網傳送的，而IP電視則可以繞開傳統電視網在非專用的互聯網平臺上傳送。圖書、報刊和音像資料的發行過去都要依靠專門的發行渠道，而電子出版物同樣也可以繞開原來固有的專門渠道在非專用的互聯網平臺上發行。
第二種轉換是發生在非專用平臺一側的從低帶寬需求向高帶寬需求的轉換。如果說非實時的文本信息對帶寬的需求還不是很高的話，圖像型信息對帶寬的需求就已經提高了，而從專用平臺上轉換過來的實時型業務，如IP電視業務對帶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當然，這種向高帶寬的轉換也發生在專用平臺一側，但更多是發生在非專用平臺一側。
2003年，美國學者李奇?高登（Rich Gordon）在《融合一詞的意義與內涵》一文中進一步總結了媒介融合在不同傳播語境下的6類含義，即媒體科技融合、媒體所有權合并、媒體戰術性聯合、媒體組織結構性融合、新聞采訪技能融合以及新聞敘事形式融合。這使人們對媒介融合的內涵有了更為全面而具體的認識。
我國對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關研究成果極少且視野狹窄，直至2006年，相關研究才拓展開來。而此前的2005年，被視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蔡雯教授對此功不可沒。這一年，她發表了多篇有關“媒介融合”與“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納齊森（Andrew Nachison）對“融合媒介”的定義——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與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王學文共同展開研究，從微觀、中觀、宏觀和大傳媒業四個角度將國內外關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觀點進行了梳理和歸納，這對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發展演進及界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此基礎上，兩人還進一步提出了對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認識，他們認為“媒介融合”包含三個必不可少的核心內容：媒介內容的融合、傳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終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通訊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組成大媒體業的各產業組織在經濟利益和社會需求的驅動下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的過程。”
此外，我國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對“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華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認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電子化和數字化這種形式靠攏，這個趨勢是由數字技術驅動的，并在網絡技術的推動下變得可能”；中國人民大學高鋼認為，媒介融合的本質在于“現代信息技術推進的信息傳播的技術手段、功能結構和形態模式的界限改變及能量交換”；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孟建、趙元珂則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現形式而言，主要有兩種，一是在傳媒業界跨領域的整合與并購，二是媒介技術的融合；關于對“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國語大學黃建友認為，關鍵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數字技術推動前提和動態過程屬性；中國人民大學喻國明、戴元初則從電視從業者角度對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認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數字化技術的不同媒介之間的資源共享，是電視媒體獲得市場競爭力的一種有效策略”。
綜上，通覽國內外對“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認知和界定，不難發現，由于語境、研究視角、視野和研究層次等多方面的差異，不同研究者對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盡相同，這使得媒介融合的現有定義至今仍莫衷一是。我們認為，媒介融合是緣于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推動而導致的不同媒介之間的邊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現象和過程。
二、媒介融合的內涵與外延
基于我們對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們可進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內涵與外延，并將其概括為四個層面，即媒介技術的融合、媒介業務的融合、媒介所有權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規制的融合。
1. 媒介技術融合（Convergence in Media Technology）
以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為支撐的技術融合是“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所有內涵中最為本質的一點，是媒介融合的依據，它可細分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這是指基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任何媒介類型的任何內容及表現形態均可轉換為符號化的“0”、“1”來進行存儲和傳輸，這意味著作為信息源的符碼是相對一致的。這為媒介邊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為不同媒體的信息內容在同一網絡平臺上的傳輸與分發奠定了技術基礎。
其二，傳輸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網絡化技術的普遍運用，以往不同媒介類型、不同形態信息內容的傳輸信道由單一性、差異化走向互動聯合，從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體網絡傳輸平臺，對媒介內容進行集成和分銷。從目前來看，信息傳輸渠道主要有廣播電視網、互聯網、電信網三種，而且三網融合也在逐步推進，進而形成多媒體、多渠道融合傳輸的模式。
其三，接收終端融合。這是指在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推動下，媒介消費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終端設備，即信宿，呈現出多種功能融于一體的特征，并“以一種開放的終端平臺將信息和服務傳遞給使用者”。具體的終端類型，如數字電視一體機、互聯網電視機、個人電腦、手持多媒體終端等。
2. 媒介業務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Business）隨著媒介技術的革新與融合，各類傳播媒介在行為、目標等業務實踐層面的交叉愈加頻繁，這使得媒介業務也逐步走向融合。具體而言，媒介業務融合可細分為以下四方面：
其一，業務形態融合。承載著媒介信息的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不同的媒介形態，融合為多媒體形態，從而使信息內容的敘事形式實現融合。
其二，業務技能融合。業務形態的融合要求傳媒從業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趨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發展。學者奎恩（Stephen Quinn）就曾針對媒介融合對記者業務實踐的影響問題進行過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對于媒介組織的內部運作尤其是對記者間的合作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可見，職業技能的融合是傳媒從業者在媒介融合時代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其三，業務戰術融合。除業務形態與從業者業務技能的融合外，戰術上的融合同樣是媒介業務融合的重要內容。根據李奇?高登的闡釋，所謂戰術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報紙、廣播、影視、互聯網等媒體之間在具體內容和營銷管理等領域的通力合作，如在業務經營方面的聯合營銷戰術等。
其四，業務戰略融合。與業務戰術融合不同，戰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機構在更高層次、更長遠意義上的發展戰略層面的互動與聯合。它并不要求參與戰略融合的各機構都處于相同體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權的合并為前提。
3. 媒介所有權融合（Convergence of Ownership）業務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機構在戰略、戰術層面的通力合作，往往會對其在所有權層面的融合起到進一步的催化作用。顧名思義，媒介所有權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過程中實現的所有權的集中，并在此基礎上組建相對較大型的傳媒集團，從而充分整合媒介資源，降低媒介運營成本，增強信息傳播效益，打造媒介整體與核心競爭力，以此來應對國內外媒介市場的激烈競爭。所有權的融合，是媒介行為主體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內涵中層次最高的一點。
從廣義上講，媒介所有權的融合，既包括傳媒領域內部各媒介機構之間的所有權融合，也包括傳媒機構通過跨行業、跨領域發展，與其他領域內的相關機構所形成的所有權融合，如傳媒業與電子產業、電信業等領域的所有權融合。這一理解，恰與美國學者雪莉?貝爾吉（Shirley Biagi）對“融合”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認為“融合是指由于技術的進步，出版、傳播、消費者電子和計算機產業之間的界限趨于模糊的現象。”
4. 媒介政府規制融合（Convergence of Media Regulation）媒介政府規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進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環境之一。積極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規制會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順利發展。反之，則會阻礙媒介融合的發展。媒介政府規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首先是規制法律融合。這是媒介融合時代政府規制的根本依據。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現，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規與之相匹配，以使其行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規制機構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規制需要融合的規制機構。英國將原來的電信規制局（OFTEL）、獨立電視委員會（ ITC）、廣播管制局（RA）、廣播標準委員會（BSC）和無線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規制機構合并成一家新的規制機構——通信辦公室（OFCOM），即是為了滿足面向融合的規制需要。
第三是規制行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規制法律和規制機構，面向融合的規制行為就順理成章了，這將改變過去多頭規制的混亂和沖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宋昭勛.新聞傳播學中Convergence一詞溯源及內涵[J].現代傳播，2006（1）.
[2]托馬斯·鮑德溫等著，龍耘等譯.大匯流：整合媒介、信息與傳播[M].華夏出版社，2000.
[3]劉穎悟.三網融合與政府規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4]鄭保衛，樊亞平，彭艷萍.我國媒介融合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新聞傳播，2008（2）：8-9.
[5]蔡雯，王學文.角度?視野?軌跡——試析有關“媒介融合”的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9（11）：89-90 .
篇4
數據融合的樣本計算方法
針對于目標群體收視的分析工具TGRs，是將中國城市居民調查（CNRS-TGI）調查訪問數據和CSM收視率數據相互融合，通過一對一匹配，選擇最相近的一對樣本，然后將CNRS-TGI訪問所得到的各類數據轉換成CSM樣本屬性。“這個匹配過程是根據科學樣本距離計算方法得出的。”沈穎表示。
據介紹，他們為CSM樣本當中每一個15歲以上的樣本，尋找CNRS樣本庫當中與之最接近的樣本。其配對的基礎是由于CSM和CNRS-TGI的數據庫當中，每個樣本都有13個相同的屬性變量，其中“城市、性別和收視程度”是三個關鍵變量，在對兩個數據庫的樣本配對過程中，樣本的這三個變量必須完全一致，即 CSM當中北京男性觀眾且日均收視時間4小時以上的樣本A，在尋找配對樣本A'時，必須在CNRS-TGI樣本庫里尋找是北京男性觀眾且日均收視時間4小時以上的樣本。而CNRS-TGI的樣本庫當中可能有許多樣本是北京男性觀眾且日均收視時間4小時以上，這個時候就運用其他變量比較，計算最接近的樣本。
“如此一來，CSM的每一個樣本都有CNRS全年數據庫當中的一個樣本與之配對，其效果就像是CSM的調查對象又填了一份CNRS問卷。”沈穎說道。同時，由于采取數據融合的方式，從CNRS當中選擇的樣本均是從大量樣本當中篩選出來的，數據可靠性高。“并且，在數據融合之后，倫敦方面做過同源數據和融合數據的收視率變化圖比照，結果是幾乎一致的。”沈穎表示。
自2009年，TGRs第一次嘗試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進行數據融合的嘗試之后，目前已經有不少4A廣告公司已經開始使用這一數據。“其中OMD和群邑旗下的廣告公司已經通過TGRs贏得了許多廣告策劃競標，而星傳媒體以及實力傳播也已經表示出了合作想法，并且已經安裝2009年的數據試運行。”沈穎說道。
發現最具價值時段
“品牌預購者的目標分析”是廣告公司對TGRs認可的關鍵，它能幫助客戶發現，黃金時段并不是真正的無法替代的投放載體。沈穎舉例說，比如洗發水廣告，很多時候媒介策劃人員憑借經驗定義其目標受眾為25歲-34歲女性，因為他們最經常購買洗發水。“顯而易見，這一種以傳統方法定義的目標人群忽略了其他年齡層次的購買者，只有真正以洗發水的預購情況這樣更貼近真實情況的指標來加以限定，才能發現最具有價值的時段。”沈穎認為。
目前以傳統的人口統計學定義的目標人群收視，都集中在所謂的黃金時段收看節目，廣告公司的策劃也往往圍繞著黃金時段來投放，這造成了黃金時段廣告價格的水漲船高。但實際情況是，廣告主真正想要觸達的預購者并沒有觸及到，而相應的，廣告主所能花費在非黃金時段的預算大為減少，甚至導致一些電視臺非黃金時段無人問津。
“如果能通過TGRs的分析，發現原來某個電視臺的一個非黃金檔時間段，剛好是A品牌購買者的收視集中時段，這無疑為媒介購買人員做出了更加精準的受眾定義。”易稚說。同時，他認為廣告公司也能通過這些調研了解到受眾的生活態度，如對轉基因食品的態度，是否為沖動型消費者之類的，以這些軟性指標去衡量電視節目受眾特征，從而設計出更加人性化的廣告創意。
營造電視的精準媒介環境
沈穎表示，TGRs不僅可以為廣告公司服務，同樣也能幫助電視臺重新定位自己的平臺優勢。“目標受眾集中度”是TGRs在此運用的一個關鍵。“營造一個精準細分的媒介環境，這在國外已經初步實現，而我們也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沈穎說道。
傳統意義上來說，電視節目定位只能通過年齡和性別等簡單人口統計學進行定義。而這種定義方式對于電視這樣的大眾媒體分析出來的結果價值并不是很大，比如新聞聯播可能覆蓋全年齡、全性別、全職業的人群，如何能發掘節目觀眾的真正共性就成了問題。沈穎拿出其團隊曾經為欄目《城市之間》做的數據分析表示，通過TGRs可讓電視臺知道欄目的觀眾有91.4%十分關注身體健康，71.6%的觀眾能夠將工作和娛樂區分開 ，71.3%的觀眾喜歡充滿激情和挑戰的人生 ，76.2%的觀眾認為自己會花費許多時間用于娛樂休閑活動，“因此《城市之間》的節目定位就可以針對那些關注健康和娛樂的觀眾進行進一步設計。”
不過，沈穎也表示，“目前國內電視臺使用TGRs尚處于初期階段。”
篇5
一、方興未艾：美國新聞傳播院校媒介融合課程開設的現狀
最近幾年來，在美國新聞和大眾傳播教育領域關于媒介融合課程的討論很多。早在2001年，美國新聞和大眾傳播教育者協會（AEJMC）就建議新聞傳播項目（programs[1]）緊跟業界的媒介融合實踐，跨越單一媒介平臺推出相應的課程[2]。2001-2003年間的AEJMC的3次年會光就媒介融合議題就共舉行了14個討論會（panels）。
關于媒介融合，美國很多新聞傳播院校近年來都已從單純的研討階段進入了實驗階段。據2003年對美國300所新聞傳播院校的調查，約有50%的院校已經根據媒介融合對課程作了不同程度的改革。[3]
而同年對美國46所第一梯隊的新聞院系的調查發現，有多達85%的院系已經開始推出媒介融合的相關課程[4]。
到2005年，根據美國佐治亞大學Lee B. Backer的調查，美國有458所大學開設了新聞傳播項目，當年畢業了48750名本科生和3500名碩士生；從就業上看，2005年，與網絡新聞相關的工作年薪起薪是32000美元，日報起薪是28000美元，電視是23000美元，廣播是26000美元；80%的畢業生相信20年內，大部分人都會從因特網獲得信息[5]。
二、美國新聞傳播院系開設媒介融合課程的動因
（一）業界需求：開設媒介融合課程的外部壓力
盡管對于究竟什么是媒介融合美國學界業界尚莫衷一是，但這并沒有阻礙業界對媒介融合實踐的蓬勃開展。主流報紙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的“只管做”（just do it）的方式，以及其他中小報紙，如《Tampa 論壇報》和《Bakersfield加利福尼亞人報》等從小處著手穩健成長的方式為其他媒體的融合實踐樹立了榜樣。媒介融合的豐富實踐增加了新聞媒體對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這一方面雖可以通過培訓現有從業人員得以解決，但根本上必然要依靠新聞傳播院系大規模的人才培養。
有不少研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早在2003年，美國媒介融合研究者Huang 等人在對媒體從業人員所作了調查，發現有78%的受調查者“同意”或者“強烈同意”新聞專業學生無論什么方向，都應該掌握多種技能，包括寫作、編輯、電視制作、數字攝影攝像和網頁設計等[6]。
另Bruce等人對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融合新聞機構《Tampa 論壇報》“融合新聞中心” 的從業人員作了深度訪談，訪談者認為，第一，在該中心工作，從業人員必須首先要有一門技能特別精，但同時又能勝任其他工作，即一專多能。其次，他們強調新聞寫作與報道對各種平臺中的基礎作用；第三，對新技術有著很強適應能力和協作能力；第四，跨平臺的人際交流能力；第五，具有融合新聞跨平臺的工作經歷[7]。
由此看來，隨著業界媒介融合趨勢的推進，對新一代新聞工作者，即融合新聞工作者（converged journalists）的需求已經出現，而且正呈增長趨勢。對于業界而言，雇傭具有跨平臺工作能力的畢業生可以提高資源利用率，增加投入產出比；作為畢業生，具有以上能力也無疑會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職場中獲得優勢。
（二）維護組織“合法性”：開設媒介融合課程的內在動力
組織理論和課程改革的研究成果都認為，各種組織都試圖通過變革來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和壓力（無論是實際存在的還是主觀上認為的壓力）。在新媒體環境的壓力下，作為組織，新聞和大眾傳播院系也必須通過變革――引入媒介融合課程――來應對外部壓力，適應外部環境。
另一方面，除了應對外部壓力外，新聞傳播院系還需要通過變革來維護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樣才能適應社會中其他組織的變化，在文化上繼續獲得公眾、客戶和其他專業人士的承認和認同。這種認同在充滿不確定的今天顯得尤其重要，它是院系獲得更多外部資源的必要條件[8]。
也許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美國學界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已經日益認識到媒介融合教學的重要性，并為課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如Huang 等人的研究指出媒介融合存在四種層次：公司融合（corporate merger or alliance）、新聞形式/技術融合（form/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新聞內容融合（content convergence）、以及新聞從業者角色融合（role convergence）。其中新聞從業者的角色融合必然要求院校新聞傳播教學的融合。
專業院系教學人員也開始傾向于支持媒介融合課程改革。根據前述Huang的調查，在全美新聞傳播教師當中，對“鑒于業界的平臺融合趨勢，新聞專業是否要進行相應的重組？”這一問題，有56%的教授表示贊同和非常贊同（另有22%表示難以確定；另外22%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在Huang對教師的調查中，“靈活性”是一個在“關于如何培養未來記者的意見和建議”中頻繁出現的詞，如一個教授寫到：
“我們不能只為‘眼前’而教。我們必須為學生四年后的畢業做好準備；而且，我們感覺到有責任讓學生了解和學習跨媒體制作，這樣他們在畢業后選擇工作時能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在確定具體的工作后，他們都能將這些技巧應用于自己熟捻的專業”。
（三）三種不同的媒介融合課程改革路徑
美國新聞學者Wilson Lowrey在媒介融合課程改革的力度上將美國新聞傳播院校可以分為三類：堅守者（static）、改良者（supplementary）和變革者（re aligned）[9]。
堅守者認為目前的業界媒介融合現象僅僅是表面的，而新聞的基本原則和做法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因此堅持原有課程不變，繼續根據單一媒介類型培訓學生，而將跨媒介訓練放在次要位置；變革者則全面擁抱媒介融合，對現有課程從整體上作了革命性的改造。改良者則處于以上兩個極端之間，既堅持原有的按媒介類型而分設的系別（tracks）和課程(curricula)，但同時也增加了媒介融合的相關課程（courses）或專業(sequence)。
Wilson Lowrey認為，以上三種類型的院校中，堅守者最少，變革者最多，而改良者的數量則正在增加。另外，以上三種類型既同時存在不同院系中，也可以作為線性發展存在于一個院系融合課程的不同發展時期。
三、選擇南加州大學新聞系作為研究案例的原因
如前所述，根據Huang的調查，為了應對新媒體的挑戰，美國有一半左右的新聞傳播院系都在不同層度上采取了某些措施，其中在美國學界討論較多的包括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蘇里大學、西北大學、堪薩斯大學和佛羅里達大學等的新聞傳播院系等。它們的模式既有共性也有各院系因地制宜的個性。考慮到本文的目的是為我國新聞傳播院系的媒介融合課程改革提供參考，本文抽選出美國南加州大學新聞系作為分析案例，這是因為：
首先，雖然我國目前關于新聞傳播教育的論文已有不少，但具體到關于媒介融合課程改革的深度研究不多，大多數研究都較為宏觀[10]，而該案例內容豐富全面，能為我們提供微觀和深層的信息，從而對我國媒介融合課程改革的具體操作更有參考意義。
其次，媒介融合仍是一個年輕而亟待研究的領域，媒介融合課程建設尤其如此。在目前階段，媒介融合課程建設因為缺少足夠的實踐，相應的理論仍比較貧乏。而理論來源于實踐，因此筆者認為，此階段我們需要跟蹤和深入了解發達國家同行的具體實踐，并對之進行“深描，”從而能為我國新聞院系參考和仿效。
第三，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案例研究（case study）與實驗研究、問卷調查以及文本分析不同，它追求對一個單獨事例（case）的深入的、歷時的和系統的描述，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導致某些現象之所以發生的背后的各種因素，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從而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第四、作為案例，南加大新聞系的媒介融合課程改革中的經驗與教訓具有典型性，其媒介融合課程改革經歷了從小到大、從不足到完善的一個完整的試錯過程，堪稱研究美國新聞院系媒介融合課程改革來龍去脈的“完美”案例。它所遇到與克服的問題都很可能是我國同行們在自己的實踐中同樣會碰到的問題，如：其首先從一門相關課程開始漸進發展，但后來卻激進地將網絡新聞與紙質以及廣電新聞置于并行地位因而難以為繼，以及其對融合新聞報道的具體教學方式的摸索（如，是同時使用多媒體報道同一新聞的不同方面，還是分別用不同媒體重復報道同一新聞等）等等。
四、摸著石頭過河―南加大新聞系媒介融合課程改革的經驗與教訓[11]
美國南加州大學新聞系[12]隸屬于該校安南伯格傳播學院（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該院是美國新聞傳播教育和研究的知名院系之一，在教學和研究上素有創新的傳統。著名傳其中播學者埃弗里特•羅杰斯（Everett M.Rogers）就曾任該學院的教授；2003年，美國著名網絡傳播學者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也開始在此任教。
（一）早期：實驗性的新媒體課（courses）
早在因特網還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1994年，南加大新聞系就開設了一門實驗性的新媒體課程。這是一門同時針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3個學分的選修課，主要內容涉及上網技巧和如何使用HTML語言以及Photoshop等軟件搭建網站。
這一實驗課程后來擴展成《網絡出版概論(J412)》課 (J412 Introduction to Online Publishing)，其授課大綱主要集中講授數字出版技術。該課程受到了一些學生的歡迎。每學期，學院近400名學生中有30名選修。選修該課程的學生畢業后，有的找到了起薪44000美元一年的網絡工作，而當時紙質和廣電媒體的普遍起薪是22000美元一年。
后來，鑒于學生對新媒體的濃厚興趣，新聞系對J412層次的課程進行了擴張，使其內容更加高級，包括兩門新課：《網絡出版中的多媒體和圖表制作》（Multimedia and Graphics in Online Publishing）研討課（seminar）和 《多媒體報道》（Multimedia Reporting）。
（二）中期：截然分割的媒介融合課程 (curriculum)
2001年，新聞系新系主任Michael Parks上任后認為學院的新媒體課程不能適應新世紀的要求，因而決定改革。當時由于學界和業界對媒介融合尚無統一和穩定的定義，新聞系在引入媒介融合課程的時機和內容的取舍上有三個選擇：
1. 設置一門新媒體綜合課，必修；
2. 設置一門新媒體概論課，必修，同時開設高級選修課；
3. 在基礎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中設置與紙質媒體和廣電媒體平起平坐的新媒體課，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必修，而且學生一進入學校就開始跨媒體學習。經過權衡，新聞系最終選擇了以上第三種方案，課程安排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課程設置上，南加大新聞系對同一新聞技能課程，如《新聞寫作》，根據紙質、廣電和網絡媒體分別開設，這樣實際上就形成了《紙質媒體新聞寫作》、《廣電媒體新聞寫作》和《網絡媒體新聞寫作》三門平行的課程。
很明顯，以上課程設置應該是一種比較急進的方式。它試圖一步到位地將網絡新聞、紙質新聞和廣電新聞截然分開并并列起來。這對硬件和師資的要求都很高，因此新聞系花了1年半多的時間才準備好，新課程到2002年秋季正式實施。當時，盡管南加大新聞系的資源勉強可以支撐這一模式，但問題很快就出現了：
1.教學內容重復。例如《新聞寫作》針對紙質、廣電和網絡媒體分別上課。而在基礎階段，這三種媒介之間的差異并不太能體現在《新聞寫作》的教學內容上。這就導致了三門分開講授的《新聞寫作》課程內容彼此重復，浪費了教學資源；
2. 針對三種媒體分開進行的教學實踐與融合新聞實質相違背。融合新聞的實質是結合新聞題材的特點選擇最適合的媒介予以報道，從而獲得最佳的報道效果。這要求編輯記者具備使用多媒體報道同一新聞題材的能力。以上教學，由于依不同媒體而截然分開，因此教師常常要求學生就同一新聞題材分別為紙質、廣電和網絡媒體報道（這類似于現在報紙、電視臺、電臺對同一新聞的報道，只不過學生同時扮演了三個媒體的角色），使學生覺得厭煩。這一做法人為地割裂了多媒體新聞報道的整體性。更好地做法似乎是讓學生就同一新聞題材同時使用多媒體報道。當然，南加大當時基于媒體分開教學，也與當時新聞業界上沒有一個成功的媒介融合模式以及媒介融合的定義仍在不斷搖擺這一事實有關。
3. 對新媒體教學，學生的興趣并沒有教師所想象的那樣強烈。紙質新聞專業的學生埋怨說不得不學廣電新聞制作；而紙質和廣電新聞專業學生都說討厭被逼著學習網絡新聞課程。新的教與學模式（合作教學和合作完成作業）盡管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影響了教師教學的獨立性。
4. 2000年，美國互聯網的發展遭遇泡沫，其影響降低了新聞系學生對網絡新聞前途的期望。實際上，當時隨著網絡新聞公司的大幅裁員，網絡新聞記者編輯的起薪也大幅降低，對新聞系的學生喪失了吸引力。
盡管存在著以上問題，教師也有不少牢騷，但新聞系上下基本都認為以上媒體融合課程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
對以上問題，新聞系作了調查研究，有以下發現：
1. 由于網絡新聞的定義尚不清楚，因而很難將其與紙質和廣電新聞放在同等的地位來教學。而且，廣電新聞因為有著自己鮮明的制作需求和獨特的播放途徑，因此它與網絡并不十分兼容；但紙質、廣播以及新聞攝影卻可以和網絡結合得很好。
2.從業界獲得的反饋表明，業界需要基礎扎實的畢業生。如有媒體單位認為技術固然很重要，但他們同時需要在關鍵場合不會砸場的優秀記者。
3. 對學生的調查發現，即使是高年級的學生，他們的英語語法、拼寫、美聯社（AP）新聞寫作規范以及基本數學技能尚未完全過關。學生們對SAT（大學入學考試）和GRE（研究生入學考試）所考的內容似乎都忘光了，連基本的句子都寫不好，基本的計算也算不清；他們對統計學和抽樣方法也都似懂非懂。
而另一方面，學生一些其他的需求在以上課程中卻沒有得到體現，如隨著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進步，新聞攝影和視覺傳播日益重要；數碼相機的流行也意味著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獲得照片；博客以及公民新聞的發展勢頭很猛；業界對融合的定義似乎已經為技術所引導，在這個時代，把關人的角色如何保持和發揮？計算機輔助報道的重要性也日益明顯等等，但是對以上各方面，教學中卻沒有得到體現。
（三）現在：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課程模式（model）
結合以上調查發現，2003年新聞系在學校課程制度許可的框架下又對課程作了局部的改進，到2006年形成了以下沿用至今的媒介融合課程模式：
結合以往的經驗教訓，新聞系在新媒介融合課程的具體教學中，有以下幾個側重點：
1. 更加注意對學生的基本功訓練：
（1）更加強調基本的“講故事”的能力教學，特別是新聞導語寫作，因為這在三個平臺都適用；
（2）在網絡新聞寫作教學中，在教學前六周加強了對語法、拼寫和寫作規范的教學，然后進行相應的嚴格考試。教學還強調故事板（story boarding），數據庫結構以及網絡專題報道的能力。
（3）鑒于目前對“網絡新聞報道”的定義尚不明確，因此在“網絡新聞報道”教學內容中增加了基礎數學、計算機輔助報道（CAR）以及統計學等內容。這些內容在紙質媒體中也有用武之地。
（4）繼續開設Photoshop和Dreamweaver等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但鑒于新媒體軟件更便宜和更傻瓜化了，因此教學更重視概念的傳授而不強調對某一具體軟件的使用。
2.加強了與網絡新聞更兼容的科目的教學
(1) 在核心課程中減少了電視新聞的教學內容，同時繼續增加攝影和廣播（radio）報道的教學內容；
(2) 由于發現紙質媒體寫作，特別是電訊稿（wires）的寫作很適合網絡新聞，因此加強了這一塊，增加了每周在這方面的教學時間，以提高學生快速寫作、改寫和更新稿件的能力；
3. 繼續加強新媒體，如學生博客、校園報刊和電視臺等在媒介融合教學中的輔助作用。
南加大新聞系的網絡新聞副教授Larry Pryor在總結該系融合新聞課程改革的經驗教訓時指出，新聞院系必須開設新聞課程，這有利于學生（特別是優秀學生），有利于培養教師的協同教學能力，有利于新聞院系進行新的學術研究和合作。
但是，他進一步指出，在進行融合課程改革時，對媒介融合的定義應該寬泛，而不是像南加大新聞系最開始那樣將紙質、廣電和網絡三個平等放置。“我們認為有更加自然的課程設置方法。要避免將新聞課程改革視為零和游戲。將新媒體課程融入到已有課程中去而又不犧牲基本功是完全可能的。[14]”
他強烈建議新聞院系聘用退休攝影記者到課堂教學；結合博客進行課堂教學（或開設班級博客，或開設學生個人博客）；與在新媒體應用上走在新聞傳播院系之前的其他院系合作，如工程系、美術系、戲劇、舞蹈、劇院等。
他說，新聞學教師現在有很好的機會更好地為學生服務，這也是更好地為公眾服務。“我現在上的是核心課程，工作量很大。有時候我更愿意回到10年前更簡單的工作中去，但是技術的發展卻不會止步。受眾也不再受制于傳統媒體，我們對此必須做出反應，否則只能被忽視，被忘記。”
注釋：
[1]此處的“program”相當于我國所指的“教學點”。
[2]John Pavlik, Gary Morgan and Bruce Henders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2001 and Beyond (Columbia, SC: AEJMC, 2001).
[3]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Convergence: Media Professionals' Concerns of Working Across Media Platforms. Convergence, 12(1), 83.
[4]Criado, C. A., & Kraeplin, C. (2005). The State of Convergence Journalism: United States Media and University Study. I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i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5]Becker, L. B., Vlad, T., Tucker, M., & Pelton, R. (2005). Annual Survey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Graduates. Retrieved on September, 29, 2005.
[6]Huang, E., Rademakers, L., Fayemiwo, M. A., & Dunlap, L. (2004). Converged Journalism and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Tampa Tribune News Stories. Convergence, 10(4), 73.
[7]Bruce Garrison, & Michel Dupagne.(2003).A Case Study of Media Convergence at Media General's Tampa News Center.I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SC.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07, from com.miami.edu/car/columbia03.pdf.
[8]Lowrey,W., Daniels, G. L., & Becker, L. B.(2005). Predictors of Convergence Curricula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0(1), 32-46.
[9]Lowrey, W., Daniels, G. L., & Becker, L. B. (2005). Predictors of Convergence Curricula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rogram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0(1), 32-46.
[10]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使用關鍵詞“新聞教育”+ 篇名“融合”檢索，僅得到9篇論文，主要是中國人民大學蔡雯教授、高鋼教授的研究。其中蔡文教授主要介紹了哥倫比亞大學和密蘇里大學的融合課程現狀；高鋼則闡述了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教育基礎元素的構建。
[11]Larry Pryor A converged curriculum: One school's hard-won lessons，省略/ojr/ stories/050224pryor
篇6
在哈貝馬斯的經典著述《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對公共領域進行了如下定義：“所謂‘公共領域’，首先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由各種對話構成，在這些對話中，作為私人的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了公眾，那時，他們既不是為著商業或專業人士來處理私人行為，也不是作為合法接受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規章的規約。當他們在非強制的情況下處理普遍利益問題時，公民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今天，報紙和報刊、廣播和電視就是這樣的媒介”。[1]按照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解釋，公共領域主要由三個主要元素構成：首先具有獨立人格的公眾，這是形成批判理性的基礎和根基；其次具有可以自由交流、充分溝通的媒體，媒體是信息的載體，缺乏反饋的媒體使得信息匱乏和意義缺失；最后是理性批判的精神。傳統媒體既是公共領域重建的勃發力量，又是摧毀力量，傳統媒體對公共領域的侵蝕主要顯現為三方面。其一，點對面的傳播，使得“公眾”畸變為“大眾”。缺少表達，就意味著被禁錮思考；壓抑了反駁，就昭示著被束縛的成長。單一化的傳播渠道使得傳統媒體對公眾的獨立人格的塑造趨近于無效，傳統資源的壟斷在形成“精英文化”的同時，讓公眾變得“只聽不說”，媒介角色涇渭分明。消費狂潮的呼嘯而至，沖毀獨立人格理性堤壩的同時，也將公眾吞噬。其二，媒介“守門人”的規則阻礙公共領域的“自由理性批評”。媒介依據所從屬的組織性質，通過嚴格層層的篩選，將信息進行有意識、有目的的采集、編輯、發行，控制輿論的走向和發展的基本脈絡。其三，媒介平臺的選擇性失語和商業化，吞噬“理性批判”的原則。過濾的信息、凈化的批判，正在蠶食支撐的理性的支柱。商業化的變革，也讓理性消散在消費的泡沫之中。傳統媒體的侵蝕讓公共領域“得而復失”。
新媒體建造了信息傳播平臺，形成了一個功能豐富、結構多元、規模龐大的傳播集群，公民的的信息權利得到極大的實現，新媒體的身份虛擬化更是公眾敢于質疑權威、論證權威，理性的批判突破傳統媒體陳舊的枷鎖，重新進入公共領域，在新媒體的對公共領域進行重構的同時，對傳統媒體身份的重構日益凸顯。
二、沉默的螺旋：沉默中妥協，失語下消亡
按照諾利—紐曼的理論，公共領域的輿論是通過一個叫做沉默的螺旋的過程形成的。[2]在具爭議性的議題上，人們對公共輿論的散布形成印象。他們試圖判斷，自己的意見是否屬于大多數，然后推斷公共輿論是否會趨向自己意見的方向改變。如果自己的意思偏向少數，他們就會傾向于對該議題的沉默。諾利—紐曼認為，大眾傳播的三個特質是它的累積性、普遍性及協調性，三者綜合在一起，便產生了對公共輿論的巨大效果。[3]沉默的螺旋對公共領域的輿論影響是建立在傳統媒介特有的累積性、普遍性、協調性以及傳統媒體本身的功能屬性。傳統媒體傳播的信息或者特定主題會隨著時間的延續的累積，又因其廣泛存在，再加之針對某一事件和議題傳統媒體的不同形態的同樣表達。正是介于傳統媒體上述特性而成為人們發現公共輿論分布的主要途徑，為傳統媒體操控公共領域的輿論走向提供可能和便利，或許這就可以揭示為何傳統媒體可以控制“對何者是主導意見形成印象”，又怎樣掌控“對何種意見正在增強形成印象”以及“對何種意見可以公開發表而不會遭受鼓勵形成印象”。諾利—紐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是基于在傳統媒體壟斷信息渠道的條件下提供，在新媒體之前，信息渠道的相對閉塞和傳統媒體閱讀習慣的束縛都為傳統媒體利用“沉默的螺旋”理論操控輿論走向孕育生存的土壤和媒介生態環境。
社會的發展，為一切變革提供了豐富的驅動力和強勁的助推力，新媒體對傳統媒體控制領地的僭越不是偶發性的，背后隱藏著的是不合時宜的延續傳統和自以為是的套用模式。公眾文化水平的提升引發對思考模式的解構與重組，麥克盧漢的“地球村”已經不再是科幻大片的視覺魅影，公眾個性化、多樣化的信息需求早已不再是妄自菲薄的奢求。傳統媒體對公共領域輿論絕對導向的壟斷終究會被打破，技術迅速創新帶來媒介新形態的繁榮。傳統媒體在公共領域一家獨大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多樣化的新媒體的傳播手段稀釋了傳統媒體在整個媒體環境下的占有比例，傳統媒體的累積也日益模糊淡化。規整劃一的媒介言論也只是人們回顧過去時的感慨之談。基石被瓦解，傳統媒體控制公共領域輿論的“沉默的螺旋”已經不是不二法門。
三、階段與融合：媒介變形的生存與適應
新媒體的迅猛發展，帶來行業的全新景象的同時，引發了巨大的質疑和猜測。新媒體從哪里來？傳統媒體會消亡嗎？新舊媒體是完全獨立的非此即彼嗎？新舊媒體的融合過程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這些疑問一直困擾著業界和學界。費德勒提出“媒介變形”的概念，利用生物的進化論原理，對新舊媒體融合的過程進行全新的定義和解讀。他將媒介變形定義為“傳播媒介的變形”常常是由感知需求、競爭、政治壓力、社會與技術革新等因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引發的。[4]“媒介變形”的重要性在于提出媒介是“復雜的、具有適應性的系統”，傳統媒體在公共領域的身份重構也就是媒介變形中所表現出階段特點，它是動態的、非穩態化的，會伴隨著媒介環境的變化進行進一步的變革與發展。在新媒體公共領域中的角色與對傳統媒體中的角色是同構異質的。在經濟的全球化，技術極大的發展，社會政治全新發展的大環境下，傳播媒介適應生存需求向新媒體進行脫變，以尋到新的生存支點。
費德勒的“媒介變形”很好地闡釋了當下傳統媒體在公共領域角色重構的原始動力、發展階段、未來前景，并理清了新媒體的發展脈絡，明確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融合交合的階段的存在必要。
結語
通過從社會學、傳播學、心理學角度對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在公共領域的身份重構和競合進行關照。借助對以上三門理論的研究，獲得了對傳統媒體在公共領域對媒介四項基本功能掌控的原理和方法，并通過在新的媒介融合視閾下新媒體對傳統媒體駕馭公共領域的基礎變革脈絡的梳理，找到其身份重構的歷史必然和現實依據。基于上述研究，將傳統媒體的身份重構看做媒介變形的一個初始階段，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融合也并非此即彼。
注釋
[ ] 李惠芬.《哈貝馬斯及其研究》
[2]《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第五版）/（美）賽弗林，（美）坦卡德著；郭鎮之，徐培喜等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1
[3][4]《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第五版）/（美）賽弗林，（美）坦卡德著；郭鎮之，徐培喜等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1
參考文獻
1.熊澄宇：新媒介與創新思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
2.喻國明 張小爭：傳媒競爭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1月
3.陳曉寧：論新媒體，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1月
4.彭吉象：機遇與挑戰—電視專業化頻道的營銷策略，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2006年l月
5.崔保國：2009年：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篇7
當前，我國廣播電視已經進入從模擬系統向數字系統升級換代的重要階段。中央明確指出2013年至2015年，全面實現三網融合發展，基本建立適應“三網融合”的體制機制。伴隨著我國“三網融合”的快速推進，我國跨媒體人才培養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在這其中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制約著我國媒介融合的推進。
一、當前我國媒介融合人才培養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思路上存在誤區，一些概念及政策邊界亟待廓清。一些人將媒介融合簡單定義為傳媒從業者跨媒體技能的培養，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養簡單定義為廣播電視媒體從業技能、網絡媒體從業技能和書面媒體從業技能培養的簡單結合，而忽視了媒介融合是多種媒體之間的聚化裂變反映，它催生了新的媒介理念、媒介形態、媒介內容、媒介運行機制等，帶來的是媒介發展的革命性變革。它對傳媒人才培養帶來的是從理念、機制到內容的系統化創新，絕非是技術層面的簡單疊加。還有一些人簡單地將媒介融合定義為一個實踐命題，單純注重應用層面的技術融合、運行機制融合、所有權融合等的路徑考察，對媒介融合的理論研究進路缺乏深入的研究與思考，導致媒介融合在實際推進中后勁不足。
二是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方案設計等工作亟待加強，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理論儲備需要進一步夯實。面對媒介融合快速推進的態勢，我國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方案的預研及理論儲備工作明顯滯后。當前只有個別高校對媒介融合人才的培養規格、培養方式、培養路徑等在學理層面進行了關注與研究，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理論與實踐尚未形成有效對接，具有通用性、被相關高校所普遍認知與接受的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框架體系仍處于初步建設階段，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不同層次高校分層化、多類型的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方案尚未進入大多數理論研究者與實踐者的視野。媒介融合相關要素在新時期傳媒人才培養模式創新中的話語通道亟待疏通、話語內容亟待補位、話語效果亟待進一步彰顯。
三是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現狀不能適應媒介融合的形勢發展需要。當前我國傳媒單位中跨媒體人才的培養主要通過職后培訓、傳媒從業者自我興趣遷移等方式來實現。媒介融合尚未作為一個專業開展普及性、系統化的人才培養實踐。在一些開展媒介融合試點的高校，也大都局限在相關課程內容的設置中，增加媒介融合背景、現狀及趨勢等的相關介紹，或者開設一些媒介融合關聯題材的選修課等；設置若干研究課題，開展國際媒介融合最新發展動態及國內媒介融合現狀、趨勢等的追蹤研究，提供媒介融合發展策略與路徑的理論研究等。或者以教學改革試點方案等形式，在部分學生群體中開展跨媒體技能培養的嘗試等。媒介融合專業的師資儲備、培養培訓力度亟待加強，相關教材建設等急需填補空白。從總體上說，媒介融合尚未作為傳媒人才培養的重要創新因素、產業發展的革命性技術創新因素發揮其對新時期傳媒人才培養的創新引領及變革驅動作用，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輻射面、推廣力度及現實績效等都“乏善可陳”。
二、媒介融合人才培養誤區形成的內在成因
媒介融合人才培養誤區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傳媒教育與傳媒產業發展之間缺乏有效的聯動，媒介融合對傳媒教育創新的引領力、整合力、滲透力、發展力不足，產學研合作機制需要進一步梳理與完善。辦學與市場發展相脫節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程中較為明顯的弊病。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高校忽視辦學實際及辦學規律，簡單迎合市場表面的發展態勢，導致辦學在戰略方向層面出現誤差；二是高校漠視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趨勢與規律，在辦學中墨守成規，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作為應用性專業，雖然從總體上說我國傳媒院校與行業保持了密切聯系，但是兩者之間一體化、協作型發展格局仍然沒有形成。主要表現在校企之間的合作仍然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源培訓、學生實習等方面，尚未進入到傳媒發展戰略設計、管理架構與運行機制創新、傳媒形態與傳媒門類變革等核心業務層面，高校對傳媒企業深層發展、核心競爭力提升的拉動作用有限，這也直接制約了傳媒院校深度追蹤行業發展動態，把握行業發展規律，適度超前引領、預判行業發展走向的能力，使傳媒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與媒介融合的發展實際相脫節。即使我國經濟發展基礎較好，體制環境相對健全，傳媒院校與傳媒企業之間政產學研合作機制較為完善，合作成效相對明顯的長三角、珠三角與環渤海地區，傳媒變革的最新趨勢投射到傳媒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實踐上仍然有較為明顯的滯后性，其傳導機制過于復雜，反應機制的敏銳性有待提升。究其根本原因是在當前傳媒市場競爭呈現白熱化的態勢下，傳媒企業過度重視短期市場份額的博弈，熱衷于挖人才、搶時段、買創意獲取競爭優勢，在人才梯隊建設、長線技術儲備等發展命題上關注不足，嚴重忽略了傳媒院校辦學對其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支撐力，進而造成傳媒院校與傳媒企業之間合作動力的流失，對傳媒院校貼近行業一線辦學帶來了嚴重的制約。同時在產學研合作機制建設中，過分重視傳媒企業主體與傳媒院校之間的能動作用的發揮，政府調控、引領職能相對不足，在合作某一方出現問題時較易影響到整體的合作格局。傳媒院校在辦學過程中，辦學機制的內在調適與優化能力不強，對于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緊迫感、使命感的認識有所欠缺，對于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系統規劃性不足，在遭遇政策壁壘與行業藩籬時，破解體制障礙的勇氣與辦法不多，其重要原因在于當前的高校辦學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分解了市場競爭對高校人才培養創新的壓力，即市場對人才培養規格、質量的反響在某種程度上并沒有直接轉化為高校辦學資源獲取的壓力。所以解決好校企合作的深層次問題，促進傳媒人才培養創新與媒介融合發展現狀的緊密結合，提升媒介融合人才的培養質量與水平不僅需要從戰術上進行規劃與布局，更需要解決戰略層面的制度障礙及動力機制建構問題。
三、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制度創新的視角
提升媒介融合人才培養質量，滿足傳媒事業快速發展的需求，最關鍵的是要從制度層面入手，建立與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制度體系。制度體系建設分為戰術與戰略兩個層面。戰術層面主要解決基于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實施策略、實施路徑的保障體系建設，戰略層面重在解決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深層動力機制建構及體制障礙破解的問題，建立起促進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可持續發展的框架。
在戰術層面的制度體系建構中，當前需要做好四個層面的工作。一是疏通媒介融合進入傳媒人才培養視野的話語通道，在頂層設計層面為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提供伸展空間。通過將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納入黨委、政府文化及教育決策的視野，為媒介融合人才的培養提供政策支持與文化土壤。地方政府在區域傳媒及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制定時，要充分考慮到人才隊伍建設對傳媒及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明確人才隊伍建設目標及保障措施等，尤其要關注好、回應好新形勢下媒介融合人才的培養問題，闡明媒介融合人才的培養意義、培養目標、培養路徑及保障機制等。同時，各級政府在制定區域教育發展規劃時，充分考慮到產業轉型升級、新技術發展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在制度設計層面構建產學研貫通、面向市場、面向國民經濟發展前沿，有效推進辦學創新、提升辦學質量的理念與機制。各高校尤其是傳媒院校在制定學校“十二五”及中長期發展規劃時，要充分注重將最新的媒介及文化產業發展動態納入辦學視野，作為辦學的重要權變因素加以考量，為媒介融合人才培養工作的推進提供制度空間。二是要厘清形勢與要求，摸清規律，科學設計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方案。要科學分析媒介融合的走向，對未來媒介融合人才的需求數量、規格層次等形成全面科學的判斷，作為編制人才培養規劃、確定招生數量，分專業推進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重要依據。在傳媒人才培養方案編制中，完善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目標、培養定位、培養方式等系統化指標體系，為媒介融合人才培養提供清晰的路線圖。在這個過程中，要注重“新”與“舊”的結合，要注重對傳統傳媒人才的培養方式、培養手段進行全面的總結與梳理，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創新人才培養的新機制、新模式。要注重“快”與“慢”的結合，媒介融合人才培養不能一味求快，盲目追求“新奇特”的形式美感，要尊重培養規律，踏準產業創新的步驟，注重實效，注重銜接，分層次、分階段地有序推進傳媒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要注重“普”與“特”的緊密結合，在傳媒人才培養模式創新中，要尊重媒介融合人才培養的一般規律，把握其通行模式與常態機制，同時又要充分結合學校自身的辦學實際與辦學特色，提煉有特色的辦學內容、辦學環節等，進一步提升傳媒人才培養的效果，凸顯傳媒人才培養的特色品牌。三是要完善媒介融合人才的保障機制。完善師資隊伍保障機制，積極創造條件，與國外有相關研究基礎高校聯合培養媒介融合專業博士生，在國內積極嘗試開展媒介融合專業的碩博士教育，從國外選聘部分媒介融合的相關研究者與從業者，來國內開設講座等，全方位涵養師資。推進業界與高校師資互通計劃。高校具有傳媒教育背景的師資去跨媒體業務經營較好的企業開展定期實踐，積累業界工作經驗，吸引、引進一批具有媒介融合工作經驗的業績精英，在經過一定時期的知名院校培訓后，充實到傳媒院校一線教學隊伍，開展媒介融合的相關教學工作。政府和高校要為高層次人才的引進提供優惠政策，確保能“引得進、留得下、用得好”。
篇8
尼葛洛龐帝在1978年首次正式提出“媒介融合”這一概念。而在世界范圍內傳媒行業發展最為迅速的美國，媒介融合才從根本上實現了由理論到實踐的質的飛躍。關于“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具體定義，學者們眾說紛紜，目前還未出現公認的定論。例如美國教授浦爾曾指出：“媒介融合就是各類媒介逐漸呈現出功能一體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則是由電子科技發展造成傳播形態出現聚合而導致的。”另一方面，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卻指出：“媒介融合實質上是各類傳播形態的媒介進行聯盟合作的狀態，一般包括了視頻傳媒、印刷傳媒以及數字傳媒等。”[1]在我國，中國人民大學的著名學者王菲是這樣定義“媒介融合”的，她認為：“媒介融合必然是出現在電子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而不同媒介之所以發生融合互動是因為新聞信息消費者的終端需求。”[2]現代人對新聞信息的消費早已呈現終端多維化趨勢，平面終端、電視終端、電臺終端、手機終端、PC終端、LED終端等消費形式多時間段融合。在具體媒介融合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實所謂媒介融合同時涉及新聞內容融合、媒介網絡融合以及媒介終端融合這三大過程。
“融合新聞”的概念首次出現于美國的論壇公司以及媒介綜合集團，通常我們認為它是媒介融合發展背景之下的必然產物。而國內初次引入“融合新聞”這一概念是在200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蔡雯教授介紹引進。[3]盡管歷年來傳媒業不斷針對“融合新聞”展開研究討論，但是并沒有對其基本定義得出一個公認定論。在結合研究學者的定論背景之下，本文認為所謂的“融合新聞”實際上是媒體工作者在利用社會發達網絡技術的基礎之上，將所收集的新聞信息進行整合歸納而后在統一平臺上進行公布，而信息接收者則可以在不同的媒介形態中接觸新聞信息，如社會民眾可以借助手機、電視、電腦、電臺等媒介工具了解實時新聞信息，其融合的特性主要體現在融合、融合上，即統一平臺、至多媒介終端。
如上所說，“融合新聞”本質上是媒介融合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產物，但絕不是唯一產物，同時“融合新聞”的良好發展也能夠推動媒介融合走上更加穩健的發展平臺。在實際傳媒發展過程中，要想使“融合新聞”成為改變傳統舊模式的有力手段，就必須培養有良好新聞素養的工作團隊、采取有效的新聞改革措施并幫助新聞公眾構建一定的媒介素養。總的來說，媒介融合和“融合新聞”其實是相互依靠的統一發展機構，在進行傳媒業改革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融合新聞”的發展情況，更要關注二者的契合度。而本文將針對媒介融合下“融合新聞”的發展情況進行討論分析。
二、媒介融合下“融合新聞”為我國新聞業帶來的挑戰
首先，為保證“融合新聞”合理性發展，就必須設置完善的媒介規制以及傳媒業內部的管理準則。之所以在發展“融合新聞”的進程中要注重相關規則制度的設定，是因為媒介管理體制中所涉及的各類規則制度將直接決定媒介融合的質量，而“融合新聞”恰恰是媒介融合中的重要產物。具體來說，我們不僅僅需要瓦解原有媒介管理中的區域分割與行業分割制度，更應該從根本上打破這種將單一媒介形態作為發展基礎的傳統傳媒發展模式。而新制度的建立以及舊制度的瓦解都需要經歷較長的一個過渡期，在這段時間內我國新聞業也將遇到很多發展阻力。目前，國內已經出現了一些全媒體新聞中心，例如煙臺日報傳媒集團2007年開始研發并在2009年成立的全媒體新聞中心就是一次很好的媒介融合實踐。這種全媒體新聞中心在統一平臺的基礎上，融合至少三種及以上媒體組織，最終實現在一定范圍內采集不重復，發行多渠道，盡可能一文多用，創造新聞采編的最大使用價值和最大范圍地實現新聞的受眾滿足。這種形式無疑是一種很好的嘗試，它打破了原有的媒介機制，對多維度的媒介組織進行了很好的融合，在經濟效率、人力效率上能夠實現優化。
其次，由于“融合新聞”所直接涉及的傳播媒介與新聞內容的多樣化、豐富化，發展“融合新聞”需要一支高效優質的新聞工作團隊，因而目前國內新聞工作者本身的職業生涯也面臨著一定的挑戰。新聞工作者必須在最快的時間內成為符合“融合新聞”發展的新型人才，努力提升其全方面素質，爭取成為全能型的記者編輯人才或者新聞行業管理人才。全能型的記者編輯人才除傳統的新聞采寫編評技能外，還要能夠熟練使用現代化采寫工具——電腦、智能手機、攝像機、照相機等，能夠同時滿足手機新聞、網絡新聞、紙質媒體文字圖片需求以及網站、戶外LED屏的視頻需求。
最后，新聞業在發展“融合新聞”的同時還必須得到社會公眾的配合與支持，需要社會公眾表現出一定高度的媒介素養。這是因為“融合新聞”在正式推廣的過程中不能單單依靠新聞業單方的操作，也必須鼓勵公眾進行積極的互動，達到一種新聞共享的局面。然而如何鼓勵社會公眾積極和諧地加入“融合新聞”的發展中來，就成為目前新聞業的一大難題，積極爭取媒介之外的個人力量參與到“融合新聞”的發展過程，從而使新聞業呈現“分眾化”，也是極為重要的挑戰難題。[4]
三、“融合新聞”的發展困境及對策
由于目前我國的媒介融合形態并不完善成熟，因而“融合新聞”的發展尚處于初步階段，在這一發展階段之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與阻礙，出現了以下列三點為主的發展困境：
首先，目前國內的新聞發展業對于數字信息內容還未能進行有效管制，或者說尚未為聯盟平臺構建起系統化的信息分享平臺，而具體的生產商之間也無法針對數字信息進行相互溝通交流，導致新聞信息的分享途徑遇到阻塞。在這種信息孤島的合作背景之下，很多資源信息都在無形中被浪費，“融合新聞”的進一步發展更是舉步維艱。目前，國內很多媒體尚未掌握部分新聞信息的采訪報道權，特別是在跨地區以及跨媒體的采訪活動中其所受到的阻力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新聞正常運作。另外，部分媒體雖然掌握了一定的采訪報道權，但是由于信息傳輸媒介之間的融合尚不成熟，對于數字信息內容的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因而很多新聞報道編輯環節都無法朝“融合新聞”的方向前進。
前文所提到的全媒體中心，其舉措固然好，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這個局限性在于這個“全”是有限制的“全”，是在某個媒介集團內部的“全”。如果未來全媒體新聞中心能夠以市或者省為單位，并且能夠以一定制度為保障，實現新聞的無障礙跨地區采編，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全”。
其次，由于“融合新聞”的發展需要建立在嶄新的信息平臺之上，因而新聞業需要在新的媒介生產流程之中開展工作，而新事物新方式將會給新聞業發展帶來轉型期的壓力。在傳統媒介生產流程中，新聞工作都是以采訪編輯為其核心內容，而在新媒體的介入以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新聞工作必須突破原有信息流動上的阻礙。在新型發展模式之下，為了更好地推動“融合新聞”，就需要組成互動性較強的新聞報道團體。目前而言，媒介融合將要求電視、報刊以及網絡媒體進行互動性合作，通過文字、視頻、音頻等信息報道來體現“融合新聞”的多樣性與進步性。但是由于不同媒介之間原有操作流程各不相同，因而在短時間內進行磨合合作是較為困難的，新聞業也因此在平臺整合上面臨著困境。
煙臺日報傳媒集團全媒體新聞中心的記者屬于全能型記者，他們采寫的稿件除了文字外，還可以同時滿足集團所屬媒介的圖片需求以及網站、戶外視屏的視頻需求。同時，新聞中心和各媒體之間的稿件分兩條線：一是特約稿件，設定保護期，為特定媒體專供，保護期內其他媒體無法看到；二是待編稿件，除特約稿件外的所有稿件進入待編稿件庫，紙質報、手機報、電子紙移動報、網站等媒體編輯部各取所需進行“深加工”。這樣的設計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新聞信息的流動，同時記者編輯原有的工作崗位大致不變，流程上略微改動，但是整體流程簡化，這就保證了新聞平臺磨合度的減少。那么是不是我國其他地區都能照這個模式來呢？也未必。每個區域有自己的區域特色和媒介發展重點，不能一概而論，而且這個中間還要涉及不同質媒介之間的合作問題、利益分配問題等。另外，統一平臺的新聞該如何利用實現其最大化利益，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像有的全媒體中心就設置了類似管理的平臺，哪里用了、怎么用的都能查詢到，避免出現同一媒介上重復使用的情況，也能保證不同媒介在使用技巧上不重復。
最后，在媒介融合的新型時代，新聞業的媒介公信力也受到了一定的質疑。我們往往將民眾對新聞媒體的認可度以及采信情況作為衡量其權威的標準。一般來說，傳統媒體雖然在信息傳播速度以及形式上無法超越新媒體，但是傳統媒體在民眾之間的權威性卻相對較高。因而目前新聞業在媒介融合的基礎之上發展“融合新聞”時就容易受到公信力的質疑。
因此，新聞業應當通過正面宣傳工作為新媒介樹立積極的輿論形象，使媒介融合的過程中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能夠相互磨合、共同引領新聞輿論視野。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尤其應該重視網絡媒體新聞信息的真實度。一直以來，網絡媒體的公信力偏低是不爭的事實。“融合新聞”首先要保證新聞的可信性，才能增加融合媒介的公信力。如果在媒介組織中設置采納新聞信息的核查制度，就能夠大幅減少網絡假新聞信息的不良影響。
針對上述所提及的“融合新聞”在發展中所面臨的挑戰與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對策：
第一，我們應當盡快通過完善制度來促進新聞業各媒介組織之間的融合。從本質上來說，之所以新聞業發展到今天需要進行媒介組織融合，其主要原因是為了滿足人們對于新聞信息的規模化以及差異化要求。此外，人們不僅主觀需要即時掌握一手新聞資訊，科技網絡的迅速發展也使得傳統新聞模式無法再滿足社會文明進步，因而媒介融合就成為必然趨勢。而為了能夠促使各媒介之間和諧穩健地合作發展，就需要借助于相關的規則制度。這里所提出的規則制度不僅僅局限于媒體企業內部，更是指有關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過程。由于新聞工作是為服務社會而設立，適當的新聞信息引導以及輿論指引往往能夠協助政府部門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因而政府應當從制度政策上給予新聞發展以支持。就媒介融合發展過程來看，政府一方面可以通過相應的制度政策來鼓勵社會成員參與到新聞活動之中，從而擴大媒介終端的信息數量；另一方面，政府也應當給予媒體終端的發展一定的資金支持，通過提升技術設備的性能使資源信息開發共享更加便利，也可通過鼓勵政策來推動社會范圍內的媒體技術創新。
第二，“融合新聞”在發展進程中應當借助于科學化的媒介管理，從而進一步進行媒介定位。由于媒介工具本身的多樣性，以及新聞信息的多樣化發展，所以只有在正式發展“融合新聞”之前完成媒介定位操作，才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不同媒介的不同新聞影響力。舉例來說，為了能夠達到“融合新聞”的高效性，當突發事件發生時，新聞單位就應當及時成立趕赴事發現場的報道小組，而他們在現場所收集的實際信息即是進行后續新聞編輯的一手資源。但是這類報道小組并不單一性地屬于電視媒介內部組織，或者報刊媒介內部組織，而是由新聞單位統一管理，現場帶回來的視頻、音頻、文字等資料再交托給不同的媒介進行區別化編輯。而區別化編輯的過程就是展現不同媒介不同新聞定位的過程，網絡媒介一般更偏重于視頻剪輯，往往強調在第一時間將編輯完成的事件視頻發到網絡上進行公布；而報刊媒介則更關注于從各類資料中提煉主要信息，通過專業的新聞寫作者進行語言組織后再排版出刊。這樣，融合后的媒介能以網絡的廣度、報紙的深度、手機的速度以及其他媒介形式的特色，搭建起更好、更新的傳媒平臺。在新的平臺上，新聞信息能夠更好地被、被吸收，達到“融合”的目的。
第三，新聞媒體應當借助品牌塑造來提升其社會公信力。幾乎對于每一種市場產品來說，品牌對于建立其市場競爭力以及公信力都有重要影響，對于新聞媒體來說亦是如此。不同媒介之間所存在的競爭往往都是其媒介品牌之間的競爭。以傳統媒介來說，其品牌公信力往往取決于其成立時間，由于通過了時間的檢驗與篩選，因而在社會公眾之間頗具權威性。而對于新媒體而言，要想在短時間內樹立起媒介品牌并樹立核心競爭力，就需要借助于深刻的宣傳推廣工作。以新浪、搜狐等網絡新聞平臺為例，為了能夠樹立起媒介品牌，其紛紛推出新浪微博、搜狐視頻等非完全新聞類平臺，事先吸引與認可，而后逐漸發展成為權威以及公信力較強的新聞媒介平臺。并且，媒介組織可以嘗試以舊帶新地推出并建立新的品牌，擴大其媒介平臺的涉及范圍。
四、結 語
社會科技發展、經濟文明進步以及國際競爭壓力都迫使新聞業不得不進行媒介融合的革新之舉。而目前“融合新聞”作為媒介融合過程中的主要產物，完善相應制度、科學化媒介管理以及樹立媒介品牌等都是推動“融合新聞”發展的主要方向。在媒介融合以及“融合新聞”的實踐發展過程中，新的挑戰總是伴隨著新的契機，只有跟隨社會發展腳步，以服務為宗旨，才能保障“融合新聞”朝著成熟完善的方向逐步發展。
參考文獻：
[1]許穎.媒介融合的軌跡[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王菲.媒介大融合[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
[3]蔡雯，李從軍.媒體融合與融合新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篇9
保羅?萊文森（以下簡稱保羅）：我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人類歷程回放：媒介進化理論》中提出了“人性化媒體”理論。人類發展了媒體，所以媒介越來越像人類。媒介并不是隨意的衍化，而是越來越具有人類傳播的形態。這就是我對媒介融合定義的來源。人類的大腦是生物信息處理方面的終極融合案例，做了包括思考、閱讀、情感、計劃、記憶和處理視覺、聽覺、味覺在內的所有事。
我認為媒介會向著人類的功能和形態發展，盡管我不使用融合這一詞，但是我在70年代就提出過，隨著媒介的進化，每個設備能做的將會越來越多，直到所有的設備都融合為一體，就像人腦一樣，這就是我認為的融合的本質所在。它由一兩個、三四個進程開始，一直發展，直到所有人類做的事情，媒介也可以做。
我認為在這個領域有兩個大發展。第一個是互聯網絡。網絡是媒介的媒介。你可以在網絡上讀報紙，可以在網絡上聽音樂，也可以在網絡上看視頻。所有媒體單獨在線下能做的事情，網絡在一個系統內都能夠實現。第二個是智能手機，它比十到十五年前網絡能做得更多。而且，它比較小。媒介融合不僅是媒體所做的越來越多，而且是所需的越來越少。更小的設備、更強大的功能。這也就是我說的，大腦是融合的模型。隨著媒介變得更加強大，媒介會引入越來越多的傳播類型。
這就是我定義的媒介融合，它是媒介和傳播系統向更大的人性的發展運動。對它的闡釋有很多種角度，但對我而言，它的核心就是人腦。
付、田：好像媒介融合是一個多層面的問題，除了你所說的技術融合，還有其他許多融合形式。您如何看待其他方面的融合？
保羅：我與其他媒介理論家不同的是，我并不認為經濟層面是那么重要。對我而言那是很表象的一層。很多人認為媒體所有權并購也是媒介融合。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互聯網，媒體所有權并購并不像某些人說的那么好，新的事物會在這些并購之外出現。你想一下Twitter，或者Facebook，他們并不是福克斯或者默多克所有，也不是收購了CBS的Viacom。所以媒介并購是發生在舊媒體身上的事情，而不是媒介進化的前沿，所以我覺得它基本上是不相干的。
你即便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媒體公司，當代受眾會以個人想要的方式使用媒體，媒體要做的是他們對個體受眾的推動做出反應。我認為真正的媒介融合，是賦予個人權利，媒體所有權并購對此影響是微小的。
付、田：convergence一詞在中文里被翻譯成融合，指的是水融的狀態。您覺得，這種理解是否準確？
保羅：在英語中，convergence所指的通常是過程，而非終結狀態，當然終點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人們說我們正看到media convergence，他們指的是兩個物體彼此靠近，而不是他們“砰”的一下就完全在一起了，這是我理解的media convergence，但是在終點合而為一的概念并不與其本質相悖。我有一個例子。convergence就像兩個人談戀愛。如果兩個人已經彼此相愛了，你會說他們已經converged了，而不是convergence達到這個狀態的過程。
付、田：您認為現在美國最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是什么？
保羅：iPhone是第一名的，當然還有其他的，比如Android，Gphone。我在七十年代就預見到，有一天，用我們手中的一個小設備，我們能夠從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得到任何信息，不管我們當時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有了iphone，我們現在已經在接近這點了。iPhone實際上是ipod的發展，你不僅可以聽音樂還可以用它給別人打電話、上網。iPhone被發明的原因之一，是使用iPod的人希望能夠直接用iPod鏈接網絡下載音樂。在過去，除非你有一個特別貴的版本的iPod，否則這是不可能的。你必須要在電腦上下載好音樂，然后把iPod連接到電腦上，再把音樂傳送到iPod上，你才能邊走邊聽音樂。iPad的發展很有趣。因為很多人不想再通過他們的電話說話，美國許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用手機發短信的頻率遠勝于打電話。他們買iPhone因為可以上網，得到網絡提供的東西，他們并不在乎打電話。而且你用iPhone必須向電信運營商AT&T繳費。實際上iPad是不能打電話的iPhone，同時它提供了比iPhone更好的網絡接入性能。它有一個更大的屏幕，輸入起來更簡單，可以在一個更享受的大屏幕上看視頻，iPad應該說是iPhone的平行產品，而非下線產品，就網絡性能而言，它是一個進步。
媒介融合與傳統媒體
付、田：在媒介融合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傳統媒體有了許多改變，甚至有了很大的危機，但是傳統媒介依然有很強的生命力。
保羅：這是我媒介進化理論的核心部分。我說過，媒介越來越像人，這意味著媒體間相互競爭。那么，那些功能上不太人性化的媒體會怎樣呢？答案比較復雜。因為取決于不同的因素，不同的事件會發生。有些時候，媒體就消失了，不再存在。早年間的電影都是無聲的。在1920年，有聲電影開始出現，幾個月之內，就再沒有人制作無聲電影了。就是這么迅速。與之對照的是，當電視出現之后，人們認為廣播會很快死掉，徹底消失。因為既然能在電視上看到，為什么還要到收音機里去聽呢？剛開始的幾年，廣播的確過得很凄慘，很多節目都轉移到了電視上來做。但是現在廣播并沒有死掉，它比過去都成功。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有聲電影出現后無聲電影死掉了，而廣播卻在電視的時代里繁榮起來？換句話說，為什么一個單一的視覺媒體在聲音和視覺媒體出現后死掉了，而一個單一的聽覺媒體在視聽媒體出現后出現了繁榮？我做了研究，結果是廣播能夠做一些電視不能做的事。這與我們的生物傳播本性有關，也就是沒有媒體，我們會如何溝通和交流。地球上每個夜晚都是漆黑一片，但它從來不是安靜的。我們有“眼瞼”，閉上眼睛我們就看不到任何事物，但是，我們沒有“耳瞼”來關上我們的耳朵。實際上，即使我們在黑暗中睡覺，人類的耳朵仍然在探聽，這也就是為什么鬧表可以奏效。也就是說，在我們的人類本能中，有一部分是習慣于聽而不看，但看而不聽，卻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無聲電影沒有存活下來，因為它是一個人工制造的非人性化的傳播方式，它只是那個時候我們能做到的水平。廣播能夠存活下來繼續播放搖滾音樂，是因為廣播訴諸于一個人類的交流模式。我稱之為人類的媒介生態環境（media ecological niche）。媒介生態環境要求媒介生存必須做一些其他媒介不能做的事情。廣播通過提供可聽但不可見的方式占據了一部分媒介生態環境，它在某些方面比電視做得要好。
付、田：那么報紙呢？它是否真的會如人們擔心的那樣消亡？
保羅：我一直在說“可靠的定位性”。如果你讀《新新媒介》（作者注：萊文森的新作）的第37頁，你覺得它很重要，你可以做個標記。你不用擔心下次打開書，這個標記就不在了。現在考慮一下網絡，大部分時間，信息會在網上，但也有可能某一天你登錄之后發現這個信息就不見了。所以，書籍和報紙在這一點上有優越于電子媒體的特性。報紙不如書籍，因為我們經常看過之后丟掉報紙，這就是為什么報紙比書籍更容易受到數字內容的沖擊。報紙的優勢是：昨天紐約下雨，你可能會把報紙放在頭頂擋雨。報紙被打濕之后就沒法閱讀了，它讓你損失一美金。但是，如果你手里拿著一個Kindle閱讀器，你得小心不要損失150美金。這有些像戲劇。現在還有些人去劇場，但只是為了偶爾體驗一下戲劇而已，它再也不像莎士比亞時期那樣是一個大眾化的傳播方式，它只能是小眾化的媒體。報紙會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但是大部分報紙內容將會轉移至網絡上。書籍稍好，因為他們有更好的可靠定位性。但到了Kindle閱讀器可以可靠地定位所有書籍的時候，書籍就失去了優勢，去日也就無多了。
付、田：媒介融合給傳統電視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保羅：我們看傳統電視的方式就是，我和太太在家，晚上九點看一個電視節目，我們談論它。第二天，我和我的同事、學生一起談論它。在網絡普及之后，人們看《迷失》的某一集，或者任何其他節目。看完之后，他們馬上可以去Facebook、Twitter或者其他網絡，與別人一起討論電視節目。他們很可能不認識，唯一的聯系是都對這個節目感興趣。社交網絡媒體改變了我們從電視上看東西的方式。原來在電視上，我們可以看晚上九點的一個節目。但是如果你錯過了，那就沒辦法了，消失了。但是現在，它只是從電視里消失，不會從網絡上消失。在網上，能夠看到越來越多我們喜愛的電視節目，而且是在任何我們想要看的時候看，所以技術進步改變了我們接收電視的方式。你可以在電視節目之后登錄Facebook，你可以看到人們在討論這個節目，你還可以看到人們貼出了這集節目的鏈接。它將電視的控制權交到了觀眾的手中，而非電視臺手中。新媒體之前，電視節目是電視屏幕后的囚徒，但現在新媒體將電視節目從電視機里解放了出來。這也符合人性化發展趨勢。傳統電視機或許不會存在太長時間了，電腦屏幕取代傳統電視屏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補救再補救：媒介融合的未來
付、田：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您設想中將來的媒介是什么樣？
保羅：人類從不滿足于已有的媒體。電報剛出現的時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奇跡，在紐約和芝加哥的人能夠即時通信。之后不久，我們可以跨過海洋，與在倫敦的人即時通信，但這個奇跡并沒有讓人們滿足太久。因為，為什么我要走下樓，到郵局去，把電報交給他們。我想要在家就能辦理這些事。所以，貝爾發明了電話，迅速地取代了電報。這是一次又一次發生的事情。最好的例子是手機的進化。我記得在1950年，我在汽車里裝了一個汽車電話。它比電腦的機箱還要大兩倍，需要專業的汽車技師來安裝。但是，新鮮勁過去之后，我很快就覺得厭倦了，如果我能拿著它該有多好，為什么一定要在我的車里呢？這就促使了手機的誕生。而第一個手機就像一塊磚頭。盡管我們喜歡它們，我們想要它更小，更好。于是手機就沿著這條路一直發展。
其實，媒體一直沿著這樣一條路在發展。補救性媒介，指的就是修正了之前媒介缺點的媒介。我認為未來的媒介產品將能夠折疊起來放進口袋里，但打開之后你根本看不出它曾經折疊過，而且相比下處理速度會更快。這個補救會繼續下去，因為沒有什么媒介是完美的。
篇10
美國是媒介融合這一產業革命的發祥地，最先從規制上進行回應，1996年2月即頒布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電信法案，在世界吹響規制融合的號角。《1996年電信法》第一次對《1934年通信法》進行了全面修訂，被認為是“對美國開辟未來的極為革命的法律”①，它從兩個方面奠定了規制融合的基本政策框架：一是解除了電信業與有線電視業之間的交叉準入禁令，電信公司可提供有線電視服務，有線電視公司也可提供電話服務，兩者允許互持股份；二是將通信服務區分為信息服務（information service）、電信服務（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對信息服務免于規制（或輕度規制），對電信服務嚴格規制。允許交叉進入，意味著美國有線電視業、電信業不再存在規制邊界（由規制設定的產業邊界）；而設置信息服務類別，所有的融合性業務，不管基于何種技術平臺，均被納入其中，可免于不一致規制。此外，《1996年電信法》還允許市話公司和長話公司相互進入（1982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肢解，美國電信市場長話、市話分離），美國電信業內因規制而形成的市場樊籬也被拆除。
在《1996年電信法》頒布之前，克林頓政府曾對通信法提出了一種備受矚目的修訂思路。即在通信法中專辟第七章（Title Ⅶ），對寬帶服務及使用寬帶設施的其他服務施加統一規制，所有“雙向、寬帶、交互、交換、數字傳輸服務”②都被納入這一章的規制范疇，無論其使用何種技術平臺，而不使用屬于第七章的寬帶設施的服務，仍歸屬第二章（Title Ⅰ）有線電話規制、第六章（Title Ⅵ）有線電視規制。但是，這一主張遭受了美國有線電視運營商、電信運營商及各州公共事業委員會（PUC）的一致反對而未果。盡管如此，在如何應對融合上，克林頓政府提案中將寬帶服務與電信服務、有線電視服務分別規制的基本思想，在《1996年電信法》中還是得到了一定的體現，寬帶服務大多被認定為信息服務，與電信服務、有線電視服務最終區別開來。當然，《1996年電信法》與克林頓政府提案存在根本區別，前者是將寬帶服務歸入信息服務免加規制，而后者設想的第七章則對寬帶設施提出了三個基本要求③：開放接入、互聯互通、普遍服務。
《1996年電信法》是美國進行規制融合的根本大法，但并非具體細則。一項業務是否屬于信息服務，時常飽受爭議。因此，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出臺了許多規則（這些規制若受到質疑需經法院裁決），其中重要的規則主要包括：第一，2002年聯邦通信委員會《宣言性裁決》，將基于有線電視平臺的寬帶接入業務認定為信息服務（該裁決曾引起許多質疑，2005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進行了終裁，認定聯邦通信委員會的裁決合法）。第二，2004年2月與4月聯邦通信委員會對互聯網電話（VoIP）爭議進行了兩次裁定，將電腦到電腦（PC to PC）互聯網電話界定為信息服務，而將與公共交換電話網（PSTN）互聯的互聯網電話歸入電信服務，并于2005年6月與9月先后出臺規則，規定后者的提供商必須提供緊急呼叫服務（E911）和執法監聽服務（CELEA）。第三，在交互式網絡電視（IPTV）上，2006年12月聯邦通信委員會出臺規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則，禁止本地特許機構不合理拒絕競爭性視頻特許的申請（主要指電信公司的視頻業務申請）；之后又進一步規定，電信運營商基于全光纖網絡的交互式網絡電視按數據業務管制，電信運營商勿需挨家申請“本地特許”。
從《1996年電信法》開始，美國一直致力于在融合環境下重新定義普遍服務的內容。《1996年電信法》將普遍服務確定為國家通信系統的基石，普遍服務不再僅限于傳統的電話服務，而被擴展到先進電信服務（advanced services），普遍服務的范圍由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根據電信和信息技術及業務的發展定期制定，具有動態性。1997年聯邦通信委員會依據新電信法頒布普遍服務法令，電信普遍服務范圍擴展到信息服務。2005年美國開始討論修改電信法，將寬帶互聯網接入業務納入普遍服務目標（其間美國參議院戈登·史密斯、康拉德·伯恩斯先后提出《21世紀普遍服務法案》、《2006年互聯網和普遍服務法案》）。經過長時期準備和充分醞釀，2011年10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通過反復討論修改的普遍服務基金和運營商間補償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將電信普遍服務的重點轉向寬帶互聯網，設立“連接美國基金”（CAF，Connect America Fund），取代原“高成本地區基金”（high-cost support fund），同時在其下建立專門的“移動基金”（Mobility Fund），以加速推進移動寬帶服務的普及。
回顧美國規制融合實踐的基本歷程，可以發現，美國推進規制融合的基本思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如何在有線電視業與電信業之間實現公平進入；二是如何對融合性業務實施規制；三是如何在交互融合的產業體系下實行原特定產業的某些規制理念（如普遍服務）。美國的規制融合實踐在世界起步最早，至今雖仍遠未成熟，但經過近20年的實踐，現已形成了一種極具有代 表性的規制融合模式。
二、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主要特色
美國在《1934年通信法》中建立起了獨具特色的分類規制體系。該法定義了電信服務、無線通信服務（mobile radio service）、廣播電視服務（broadcasting service）、有線電視服務（cable service）等基本的服務類別，每一服務類別的規制內容、規制程度各不相同。對特定業務如何實施規制，先必須將其歸入一定的服務類別。在規制融合實踐中，美國繼承了分類規制的基本傳統，在分類規制體系下為電信業、廣播電視業構建起統一的規制框架，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美國的分類規制在傳統規制時期獨具一格，承襲這一傳統的規制融合模式亦可謂獨步天下。
1. 承襲分類規制實現融合規制
從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實施全面規制開始，美國就將其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法律框架內，由統一的規制機構聯邦通信委員會實施規制。在目前幾大產業規制融合的探討中，這一點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其實，這并不表明，美國其時就已對這些產業進行融合規制。在美國傳統規制中，每一服務類別嚴格對應于相應的行業，不同服務的類別，規制內容千差萬別，并且對應不同類別的服務規制，聯邦通信委員會分別建立了相應的分支機構。雖有統一的法律框架，統一的規制機構，但實質是通過分類規制實施分業規制。
雖然如此，美國的規制融合實踐，最終還是在分類規制體系下為電信業、廣播電視業搭建起了統一規制框架。這是美國規制融合模式最具特色之處。在傳統規制時期，美國通信法所定義的電信服務、無線通信服務、有線電視服務等基本服務類別，分別代表相應的行業，兩兩之間不存在任何交集，從而也無多少關聯。而在《1996年電信法》中，美國在沿用這些傳統服務類別定義相應行業之外，新增的信息服務類別不再與特定的傳統產業范疇相對應，任何技術平臺所提供的非傳統業務，均可能納入這一服務類別，盡管各服務類別之間也不應存在交集（否則通信法無法實行），相互之間不應發生關聯，但實際上，如按傳統規制邏輯，納入信息服務的業務，本應按其技術平臺被歸入相應的傳統服務類別，信息服務類別實質上充當了傳統服務類別之間的橋梁。這就意味著，通過信息服務類別，美國真正將電信業、廣播電視業納入一個統一的規制框架。此外，美國《1996年電信法》允許電信業、有線電視業相互進入，其所定義的傳統服務類別，也已不再具有之前所代表的嚴格的分業規制意涵。
傳統分業規制在媒介融合下所遭遇的致命挑戰，是不同技術平臺提供的相同或類似業務將遭受不一致規制，應對這一挑戰是在幾大產業實施融合規制的首要任務。美國實現一致性規制的基本特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各種新興的融合性業務集中歸入信息服務，對它們不施加規制，或者僅輕度規制，以使這樣的業務不至于按技術平臺落入傳統服務類別而引致規制不一致；另一方面是如果新業務歸入信息服務免于規制后，與類似的受規制的傳統業務之間產生了規制不一致，則主要考慮如何放松傳統業務的規制④，而不是為消除規制不一致而將傳統服務的規制“強”加于新業務之上。
在媒介融合下，雖應對具有類似經濟特征的業務實現一致性規制，但從分業規制轉向融合規制的過程中，又可能仍需對幾大產業區別對待，而暫時對其間的某些類似業務在規制程度上體現一定差異。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介融合之初，為促進公平競爭對市場地位懸殊的運營商推行不對稱規制；二是媒介融合是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部分傳統業務將在長時期內一直具有相當的市場份額，基于不同平臺的類似業務可能處于不同的細分市場。美國分類規制體系在規制融合中的最大意義就是實現這一規制訴求，其服務類別，不僅在電信業、有線電視業之間實現了不對稱規制；而且也對媒介融合過程中的不同細分市場施加了不同程度的規制。
如何在幾大產業實施融合規制，對類似業務既實現一致性規制，又在需要時令其規制程度有所差異，美國與歐盟的實踐形成了鮮明對比。歐盟規制融合最為引人注目之處，是重新搭建融合性的規制框架，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先在各層級（網絡、內容、服務等）分別實施統一規制（一致性規制），之后再在一定層級實行分類規制（這里對“類”的定義與美國對“類”的定義截然不同）。如在內容層級，將視聽媒體服務納入統一的規制體系后，再分成線、非線，對一些業務實現不同程度的規制。而美國則是承襲傳統分類規制體系，在分業規制形式下實現融合規制，其分類規制體系所定義的服務類別，從一開始即體現了某些業務間所受規制程度的差異，類似業務的一致性規制主要通過新增的信息服務類別而實現。
2. 秉承分類規制實現分層規制
美國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的傳統規制通過服務分類組織規制。《1934年通信法》定義了多種基本服務類別，每一章節對一定服務類別專加規制。其時一種服務類別代表一個縱向一體化的產業，一定服務類別的規制，名為對“服務”施加規制，但實為對提供服務的網絡技術平臺實施規制。這樣的組織規制方式，實質是遵循縱向一體的產業架構，從縱向組織規制，因此被形象的比喻為“豎井”模式（Silo Model），一種服務類別被視為一個“豎井”。
按組織規制的上述邏輯，當有新產業問世，對其施加規制的方法是在通信法中定義一種新服務類別，專辟一章加以規制，可以說是在“豎井”之外再添一新“豎井”。有線電視業新問世時就是被這樣處理的，美國在通信法中定義了有線電視服務，通過第六章實施規制。后來克林頓政府提議的“第七章”也希望對寬帶服務按這一邏輯組織規制。
在規制組織上，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主要特色在于：一方面秉承了通過服務分類組織規制的傳統，但另一方面又悄然顛覆了傳統規制從縱向組織規制的范式。對傳統業務之外的新興業務，《1996年電信法》似乎視之為一個產業，而對應定義了信息服務類別，但其實這并未沿襲組織規制的傳統邏輯。既然各種不同形式的融合性業務，一旦被認定為信息服務，均可免于規制，而無論其技術平臺是否遭受規制，受何種形式的規制，這就意味著，一種業 務如何實施規制，不再完全由其技術平臺決定，服務規制與網絡規制已經分離開來。信息服務類別已不代表特定的縱向一體化產業，再非“豎井”之外的新“豎井”。通過信息服務類別，美國已開始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在組織規制的范式上對媒介融合下的新產業架構進行了回應。美國在規制融合中的組織規制方式，與其傳統規制中的組織規制方式可謂形似而神不似，這一點是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引人矚目之處。
其實，《1996年電信法》中的分層規制范式，主要繼承了之前第二次計算機調查在電信業所采用的增值業務/基礎業務兩分法的理念。此次調查認為，基礎業務潛存于增值業務之下，而增值業務則“騎”（rides）在基礎業務之上⑤，故而基礎業務被嚴格規制，增值業務可免于規制。不少研究者（Robert Cannon、Douglas Sicker、Kevin Werbach）因此認為，第二次計算機調查分離了基礎傳輸網絡與其所提供的業務，實則已采用初步的橫向分層規制理念。⑥之前第一次計算機調查希望在電信業務、數據通信業務之間劃一條清晰的不變的分界線，是典型的縱向分業規制邏輯，但最終失敗。美國轉而在電信業中通過增值業務/基礎業務兩分法，進行了橫向分層規制的初步實踐，在分類規制框架下，這種嘗試在不經意間開創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新規制范式。
當然，第二次計算機調查分離增值業務與基礎業務的方法，對分層規制的最初實踐尚是局部的，僅僅限于電信業。《1996年電信法》區分信息服務與電信服務，美國在電信業、廣播電視業組織規制的范式才真正全面發生質的變化，開始對兩大產業從橫向分層組織規制。從以后的實踐來看，信息服務常被視為一個“百寶箱”，任何融合性業務，無論其基于何種技術平臺，都被納入其中，進而服務、網絡實現分離規制。
雖最早在局部進行分層規制實驗，可在后來的規制融合實踐中，美國的分層規制是極不徹底的。在世界規制融合實踐中，歐盟的分層規制模式引人奪目，其在搭建起電子通信規制框架、出臺《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后，將網絡規制與內容規制完全分離開來，從橫向組織規制，分層設計規則。但美國的《1996年電信法》，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依舊保留了不同服務、不同技術平臺之間存在已久的縱向法律區隔，仍然假設不同的服務使用不同技術，經由不同網絡傳輸，而并未“全面體現融合的寬帶世界（不同的網絡設施能在互聯網平臺上傳輸類似的服務）”⑦。誠如約翰·中畑（John Nakahata）所言，對于協調各種信息平臺規制的多樣性的通信法改革，《1996年電信法》還僅是一個開始。⑧受歐盟分層規制實踐的影響，美國微波通信公司（MCI）曾提出一個提案，建議美國實施更為徹底的分層規制，從物理網絡層、內容層、應用層、邏輯層等層級分層組織規制，但這一提案飽受批評而未獲采納。
研究者們一度將互聯網的誕生主要歸功于增值業務/基礎業務兩分法。但當幾大產業基于互聯網進一步走向融合后，沿襲分類規制的傳統，美國的規制變革在分層規制的實踐上僅邁出了較小的步伐。
三、美國規制融合模式的基本邏輯
解讀美國規制融合模式，必須深入理解其背后基本的政策邏輯。這一點必須回答彼此關聯的三個問題：美國在規制融合實踐中奉行什么樣的規制哲學？其規制融合政策的基本目的何在？美國為什么形成了這樣的規制融合模式？
篇11
媒體融合在新聞傳播領域是個熱門話題，參與者大多注重在此背景下新聞報道的廣闊前景，極少有人去關注它將帶來的巨大挑戰。最先感受到這一挑戰的莫過于網絡媒體的編輯們。他們發現，在媒體融合的大背景下，網絡編輯必須具備更高的媒介素養。
什么是媒介素養呢？美國媒體素養研究中心指出，媒介素養就是人們面對各種媒介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1]。上述定義是從信息的接受者角度給出的，現在是大眾傳播時代，普通人也可以通過論壇、博客、視頻等產品發表自己的言論，也已經成為信息的傳播者，更何況專門從事媒介傳播的媒體工作者呢？所以，這個定義在目前的媒體融合的大背景下顯得有些片面了。
相比之下，美國學者巴蘭給出的定義更符合時代對媒體工作者的要求。他從媒介的角度，把媒介工作者的媒介素養分成三個層面：一是語言、語義、美學和價值觀層面，即獲取、分析、鑒別信息的能力；二是技術和應用層面，即能從事媒介部門工作和傳播信息的能力；三是結構層面，即了解媒介部門的結構、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以及“理解文化、經濟、政治和科技對訊息的創造、生產和傳播的制約”等知識[2]。任何媒體工作者都可以按照這個定義來檢視自己是否具備一定的媒介素養。下文將按照這三個層面逐一探討網絡編輯如何在媒體融合的大背景下提高自己的媒介素養。
以往的網絡編輯給人的印象就是個信息搬運工，日常的工作就是從合作媒體的網站上拷貝新聞，然后粘貼在系統中，唯一做的有點兒創造性的工作就是根據字數要求做一個吸引人的標題就行了。這樣的工作還談不上具備媒介素養，因為合作網站上的重要新聞都會放在突出位置，只要粘貼過來就變成了自己網站的“要聞”，其他的新聞也大多可以“對號入座”，合作網站都會放在固定的欄目中，網絡編輯只要把它們搬運到自己網站上的對應欄目中即可。后來網絡專題出現了，編輯們的工作的技術含量開始增加，要求懂基本的html代碼，能夠按照專題的策劃思路把匯總加工出來的信息放在合適的位置上。這時就要求網絡編輯具備選擇新聞的能力，即根據專題的要求選擇符合專題立意的新聞。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論壇、視頻、音頻、博客、微博等新產品不斷涌現，網絡編輯獲得信息的來源越來越廣，與此同時，信息來源的真實性也變得不再確定。因為，有些消息的出處不再是傳統媒體，而是一些普通公眾，他們很難承擔信息“把關人”的角色。這時，網絡編輯就要具有獲取、分析、鑒別信息的能力，即選擇信息的能力。
在獲取信息方面，以往的做法是大型網站都依靠互聯網技術抓取新聞，網站編輯只需要對這些信息進行分類，按照自己網站的要求進行篩選，然后歸入相應的欄目即可。網絡編輯還可利用一般的檢索工具尋找新聞。在媒體融合的背景下，這種做法雖然保證了信息的數量，但是卻不再能保證信息的質量。一些假消息或者無價值的消息會大量混入其中。
因此，網絡編輯一定還要具備分析和鑒別信息的能力。南京大學金陵學院新傳媒系主任楊溟認為，“現在分析能力往往還不被提及，但我認為以后它會受到重視。將來現場采訪已經不夠了，用新媒體工具對數據進行分析和挖掘，包括數據庫的使用將會變得很重要[3]”。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分析系統和工具的研發會慢慢受到重視。但是對于大多數從事信息服務的網站來說，信息的分析和鑒別還是主要依靠網絡編輯人工完成。這就要求網絡編輯具備必須的職業素質。在專業知識方面，要真正做到學無止境，緊隨技術的發展時刻提升自己的知識水平。特別是針對網絡新聞編輯而言，為了更好的適應工作，不僅要學習新聞傳播的相關知識，還要學習基于互聯網的各項傳播技術，并不斷應用于自己的工作中。同時，還要廣泛涉獵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此外，還需要時刻學習與新聞傳播有關的規章制度，特別是互聯網新聞管理的有關規定，思想上不能放松，這樣在遴選新聞時，才會做到遵循新聞規律，不會因為盲目追求點擊率而喪失新聞原則。
對于傳播能力的定義，業內還沒有達成共識。在這里，我們可以參見西方學者的一些定義。傳播學者拉森（Larson）：“傳播能力是指，在給定的際遇里，交際性地適當地表現傳播行為的知識的能力[4]”。
傳播學者斯皮伯格(Spitzberg)和庫帕克(Cupach)則認為，“傳播能力”是指：“個人有效地適應不受時間影響的周圍環境的能力 [5]。傳播學者薩斯運用社會哲學家米德和布魯默(Blumer)的觀點，建立了理解“傳播能力”的“符號互動模式”，以增強人們對傳播能力的理解。薩斯認為，“傳播能力”為 “‘關系的參與者’對于使用互動來滿足他們的關系和個人需求程度的理解，以保持他們關系的可靠性 [6]”。從上述定義不難看出，傳播能力的核心在于交互性以及滿足個人需求。所以，網絡編輯要充分利用互聯網產品來加強與受眾的互動，并提供滿足受眾個性化需求的信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加強傳播者和受眾的交互性提供了很好的機遇。無論是早期的論壇、留言板，還是后來的博客、微博，都產生著很大的影響力。網絡編輯不僅能利用這些渠道吸引大量受眾參與到信息傳播的過程中去，而且也能夠及時地從這些渠道獲得大量的信息用于網站內容的建設。
網絡編輯只有較好地運用這些互聯網新產品才能做到與受眾的有效交流，從而更好地履行自己新聞（信息）傳播者的義務。與此同時，網絡編輯作為“把關人”也要更堅定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謹防虛假信息、不健康內容流入網站，從而造成惡劣影響。此外，網絡編輯還要加強職業修養，做到政治素質、業務水平同步發展。否則，就會造成惡劣影響。
2011年11月12日，搜狐視頻一則“曝趙子琪陪睡換角色”的新聞，趙子琪得知后連發幾篇微博表示抗議，搜狐隨后刪除了那條視頻新聞，可是第二天卻重新剪輯再次。這一行徑徹底激怒了趙子琪。11月15日，她在自己的騰訊微博上發表的《一個女演員致張朝陽先生的信》里表示：“‘隔著電腦，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這是互聯網誕生時期的一句名言―但我想請問所有的網站編輯和CEO們，電腦后面真的可能是狗嗎？難道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隔著網絡―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人們就可以暴力、、為所欲為，而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約束？”搜狐公司總裁張朝陽數小時后公開向趙子琪道歉，他在微博中說：“剛剛看到，對昨天到今天發生的事情我向您深表歉意。”并誠懇地表示，“昨天刪除了搜狐娛樂上的那段視頻，暴露出了我們管理上的漏洞，我們的編輯沒有意識到新聞真實性的重要以及任何報道對當事人可能造成的巨大的傷害。”
這樣的假新聞屢見不鮮，屢屢出現在網站的首頁、首屏和推薦位置。那么，為什么網站對一些一經核實就能認定是假新聞的“新聞”卻依然登載呢？為什么網站會將論壇、社區等未經求證的內容作為新聞呢？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點擊率和訪問量在作祟。在以點擊率和訪問量作為考核編輯業績的現實情況下，一些網絡編輯就喪失了新聞立場、違背了新聞原則，這是絕不能允許的。
針對受眾對個性化信息的強烈需求，網絡編輯迫切需要加強新聞整合能力及信息的二次加工創作能力。單純的轉載造成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受到受眾的抵制，因此，網絡編輯必須加強新聞策劃及整合能力，把紛繁復雜的信息以專題或深度報道等方式呈現給受眾。網絡編輯還需要向傳統編輯記者學習，加強新聞采訪、寫作能力。除此之外，還要會利用工具進行圖片、視頻、音頻信息的編輯，以及制作專題。雖然并不是所有的網站都有新聞采訪權，但是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如在線聊天、專欄、專題等方式匯聚業內的專家的言論，從而提升網站的專業水平，滿足用戶對高端信息的需求。
網絡編輯還要具備經營能力嗎？是的，這是不言而喻的。單從現在各網站對每個頻道的考核標準就能看得出來。現在，通常的兩大考核辦法是以頻道的pageviews（一定時間內用戶瀏覽的頁面數量）和廣告上版額來作為衡量頻道業績的標準。前者是看頻道內容的受眾“粘度”，即給網站帶來多少“人氣”，后者看這些“人氣”能轉換成多大的廣告效益。雖然這種考核方法有失偏頗，無法衡量真正的新聞質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頻道內容的價值。雖然具體到每個編輯身上，可能你創造的價值無法全部量化（單篇文章的瀏覽量可以量化），但是做為一個頻道/欄目建設的參與者，你的工作直接影響著整個頻道/欄目的發展。所以，網絡編輯需要具備一定的經營思想和經營能力。
網絡編輯的經營能力具體體現在做好頻道/欄目內容，加強與網友的互動、推介公司產品及與媒體、專業機構等外部資源的合作等。如何做好頻道/欄目內容？我認為應當朝“多、快、好、省”的方向發展。“多“是指提供的信息豐富、全面；“快”是指信息速度快，新聞信息的時效性強；“好”是指內容能夠吸引受眾，有獨到的地方，能在差異化競爭中領先；“省”是指為用戶節省時間，網站結構合理、界面友好、瀏覽速度快。在內容為王的時代，內容是網站的生命和發展的動力。
在媒體融合時代，連傳統媒體也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開始通過各種方式與讀者互動，更何況是互聯網媒體呢？網絡編輯應當在頁面設計和欄目規劃、專題制作時為網友提供盡可能多的參與平臺，無論是調查、論壇、博客、微博、留言板，都要盡可能地配合內容提供入口，這樣受眾在瀏覽信息后可隨時發表自己的言論。此外，網絡編輯還可以策劃一些線上或線下的活動，增強頻道的“粘性”。
作為網絡編輯，應當主動推介公司產品及自己所在的頻道。這一方面可以為公司樹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為受眾提供了多方位的服務。許多網絡編輯在公司新產品推出后都會想方設法地把它應用到自己的頻道中去。比如博客、微博等產品為何在短短的時間內發展迅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負責此項產品推廣的網絡編輯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大力推廣的結果。一些網站會規定每個網絡編輯每月需要發展的普通博客用戶以及“核心用戶”的數量。一個“核心用戶”可以抵扣大量的普通用戶。隨著網絡媒體競爭日益加劇，發展“核心用戶”已經成為網站考核網絡編輯的重要指標。
此外，網絡編輯還可通過搜索引擎優化（SEO，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對自己的網站或頻道進行網絡營銷， SEO的主要工作是通過了解各類搜索引擎如何抓取互聯網頁面、如何進行索引以及如何確定其對某一特定關鍵詞的搜索結果排名等技術，來對網頁進行相關的優化，使其提高搜索引擎排名，從而提高網站訪問量，最終提升網站的銷售能力或宣傳能力的技術。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增加網站的瀏覽量，那就是與訪問量高的網站交換友情鏈接。凡此種種方式都可以增加網站或頻道的知名度，從而提升訪問量，吸引廣告客戶，從而創造經濟價值。
目前，除了新浪、搜狐等少許商業網站獲得了采訪權以外，大多數網站還停留在從合作媒體上轉載新聞，然后進行二次加工，通過“再創作”以專欄、專題等形式信息，因而網站內容同質化現象嚴重。在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不能全面放開網站采訪權的情況下，網站要想做好內容必須加強與傳統媒體的合作。
此外，還要加強與行業內的機構、專業人士合作，利用外部資源來加強內容建設。網絡編輯要注意拓展人脈資源，學會談判技巧，利用網站自身的優勢去吸引外部資源。需要指出的是，在談合作時一定要本著雙贏的態度去打動對方，并以謀求長遠合作為目標，千萬不能過河拆橋，或損人利己，最終斷送了自己的發展。
四、結 語
南京大學金陵學院新傳媒系主任楊溟認為，在媒體融合的環境下，新媒體人才要具有復合型的媒體能力和素養，只有傳統的采寫、編評技能是不夠的，還要有設計、整合營銷、全媒體報道等能力[7]。中華英才網人力資源專家張楨寧建議，一個優秀的新媒體人才首先要培養強烈的服務意識，強化“受眾本位”的傳播理念。其次要培養高超的編輯能力，在紛繁復雜的信息中進行有效甄別、選擇和組織，為受眾提供最優質的信息資訊。
此外，還要訓練對新媒體的操作技能，如3G技術，對其不僅要了解，還要會操作[8]。因此，無論從行業發展的角度還是從職業規劃的角度來說，網絡編輯必須同時具備選擇能力、傳播能力與經營能力，這已經不是一種奢望，而是必須具備的媒介素養。每一個網絡編輯都應當抱著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學習態度，不斷加強自身的媒介素養，成為社會急需的合格人才。否則，終究會被社會和媒體行業所淘汰。
參考文獻：
[1] 張開.媒介素養概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6.
[2] (美)斯坦利·巴蘭.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3] 繆晨霞,孔悅.人才公社特別報道:編輯/技術/服務全要掌握[N].新京報,2011-07-04.
篇12
媒介融合方向下的麥克盧漢媒介理論
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日益發達，對我們的傳播環境產生了很大的沖擊。當前iPhone、iPad等新的媒體平臺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隨著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媒體平臺將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智能化的多樣化的媒體終端給受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視聽沖擊。“媒介融合”這一全新的詞匯，越來越多地被學界和業界提起，它將是未來媒體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向。但目前而言，它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關于媒介融合的定義：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當前的融合媒介是以數字化網絡為基礎，融合新的傳播功能的綜合載體，例如媒介內容的融合、傳播渠道的融合、接收終端的融合等，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媒介融合的界定指標也會發生變化，最終將實現統一形態的媒體平臺。從它的發展態勢看，這種融合不僅包括媒介融合，而且包括媒體與受眾的融合，這兩者是深層交織的，未來會更加融合。從傳播形式上看，媒介融合方向下的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將趨于一體，成為一個綜合意義的傳播模式，作為傳統媒體的普通受眾，將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下變成一個個移動的媒體平臺和信息互動終端。
那么我們可以想象未來媒介融合的時代，先進的媒體終端在持有人的手中變得靈活豐富，每個人本身就是一個媒體平臺，不僅接收著四面八方的信息，而且即時方便地傳播著自己的見聞、思想、情感。隨著傳播技術的演進，媒體平臺必將朝著移動化的方向發展，我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一個媒體平臺，這樣每個人都是一個全新的媒體，不僅是新技術的推動者，更是被新技術深深地影響著。正如麥克盧漢早年的觀點：“我們自身變成我們觀察的東西……我們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們。”
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認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①麥克盧漢的觀點側重于媒介技術對人的感覺中樞的影響上，它表現了人在新技術形態中受到的解構和延伸。媒介融合方向下的技術革新無疑也是一種“新的尺度”，帶給我們新的延伸維度，將媒介對人體的輔提升到更好的水平上，更符合人性化的社會需求。在媒介融合時代，人們將打破時空的限制，成為來自不同群體、不同地域的融合體，一邊接受和傳播著鋪天蓋地而來的信息，一邊被這些信息所融合、解構。同時，各種媒介與受眾之間的融合也將使傳統的信息傳播格局發生改變，傳統意義上媒體權威、高大的形象將有所消融，而受眾的主體意識將會逐漸蘇醒，成為新技術的推動者。低門檻的參與使他們與媒體的界限減小，通過新的技術平臺，更多普通人的生活或許將在媒體平臺上現場直播。人們一邊觀看著與自己一樣普通的人的動人故事、點滴生活，一邊也在播報著自己的見聞、理念。從媒介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媒介越發達，留給個人的私密空間就會越小。“虛擬全息傳播把傳者幾乎所有的信息都傳達給接收者（如果不能傳遞所有的信息就形成不了全息），傳者被置于毫無保留的傳播狀態下，人的自我空間逐漸變成公共空間。”②新的技術革新必將促進“媒介化社會”的進程，對社會的諸多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
麥克盧漢指出：“媒介即訊息：任何技術都在逐漸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人的環境，環境并非積極的包裝用品，而是積極的作用進程。”③網絡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學習、娛樂、購物和溝通等環境，而媒介融合將會帶來更加新鮮的傳播景象和社會環境。豐富多樣的個性化產品將是未來媒體傳播的重要目標。各個媒體內容的相互嵌入、信息傳播渠道和接收終端的多樣化都會形成新的傳播格局。“媒介融合將帶來的是載體的‘先合后分’的局面，即各種媒介產品都將匯流到網絡中進行傳輸，而后又分散到各種不同的接收終端中，這樣仍然可以保持媒介產品的多樣化。”④這樣媒體平臺的多樣化將成為人們不同形式的觸覺、視覺、聽覺等的延伸。人們依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接收信息，亦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延伸”方式信息。“在這個電力時代里，我們發現自己日益轉化成信息的形態，日益接近意識的技術延伸……人可以越來越多地把自己轉換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態。”“我們用新媒介和新技術使自己放大和延伸。這些新媒介新技術構成了社會機體的集體大手術。”⑤這些預言在今天都變成了對媒介發展方向的強有力的形象描述。盡管麥克盧漢的觀點隱去了對社會機制等現實因素的考察，但是從單純技術方面來說，他確實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璀璨的媒體發展前景。
從物聯網理解人的“延伸”
麥克盧漢視野下的媒介似乎無所不包。在《理解媒介》一書中闡述了多種媒介，不僅包括他視為神經中樞的電力媒介，還包括機械媒介、自行車、飛機、電視、電報、汽車、服裝等，這些在他眼里都成了人體感覺器官或身體功能的巨大延伸。而當前與物聯網相關的發明方興未艾，這給未來智能化的生活方式和人、物互動提供了方向，更在很大程度上給麥克盧漢思想領域里對媒介的理解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支撐。
物聯網是“通過射頻識別（RFID）、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和管理的一種網絡”⑥。2010年10月舉行的首屆中國國際物聯網（傳感網）博覽會上，一批吸引眼球的最新科技成果首次亮相。“新型筆記本電腦無限防盜裝置”、“智能名貴花卉培育能手”、“智能輸液感應器”等一批由大學生激情創作的科技成果讓人耳目一新，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通過各種傳感裝置實現人的各種夢想。這預示著未來新一輪生活方式的變革。“國際電信聯盟的一份報告描繪了物聯網時代的圖景：當司機出現操作失誤時，汽車會自動報警；公文包會提醒主人忘帶了什么東西；衣服會‘告訴’洗衣機對顏色和水溫的要求等。”⑦這預示著未來智能化生活方式將觸手可及，舒適的生活空間、便捷智能的生活服務不再是夢想，各種物體都將進入數字化和網絡化，將使人與各種物體的關系更加緊密。每一個物體都將成為一個信息平臺，而且似乎對主人的需求和意念心領神會。這樣的圖景或許可以充分地詮釋麥克盧漢幾十年前所說的“有了電力技術，一切實在的商品都可以借助信息電路，以實在商品的形式被召喚到我們的眼前”⑧，而物聯網發展所帶來的智能化生存方式的變革是大勢所趨的，我們不得不感嘆麥克盧漢奇跡般的預言。
媒介融合與物聯網的實現，是信息技術發展趨向中的兩個相當重要的方面，無論未來出現什么樣的信息平臺和終端，它們都將更加方便、人性化、智能化，與人的關系也將更加密切。不管麥克盧漢在媒體不夠發達的年代里遭受過怎樣的非議和批評，他的一個個預言正在變成現實。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理解媒介》將會承載更多的價值和意義。除了媒介融合與實現物聯網的必然趨向外，信息技術將出現怎樣橫向或縱向的飛躍與發展，信息的溝通與傳達以及未來生活空間將會怎樣的便捷與舒適，我們將翹首以待。
注 釋：
①③⑤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篇13
自20世紀末以來，隨著各種傳播技術尤其是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新的媒介形態層出不窮。與此同時，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與各種新媒體，在組織結構、傳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滲透和融合，媒介間的技術和形態界限日漸模糊。
這場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僅給傳播業務和傳播產業帶來了結構性的變化，而且使傳統的傳播規制政策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媒體分立時代所構建的政策架構，已經成為媒介融合在推進過程中最主要的障礙。因此，對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傳播規制政策變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徑、模式等問題進行理論探討，已成為一項在實踐和理論兩個領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遠意義的課題。本文立足于文獻研究，在對媒介融合研究現狀進行回顧與厘清的基礎上，探討了媒介融合語境下規制變革的必要性以及相關研究的現狀。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現狀
有關“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麥克盧漢(McLuhan)。在媒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視野里，沒有一種媒介能夠獨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文字的內容是言語，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印刷又是電報的內容一樣”。這種媒介觀事實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過，“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點一般認為是美國未來學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觀點：“廣播電視業”、“電腦業”和“印刷出版業”將在數字化浪潮下呈現交疊重合的發展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媒介實驗室(Media Lab)的籌建演講上，尼葛洛龐帝提出了這種“傳播與資訊通訊科技終將匯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個重疊的圓圈來描述計算機、印刷和廣播三者的技術邊界，認為三個圓圈的交叉處將成為成長最快、創新最多的領域。
自尼葛洛龐帝提出“三個重疊的圓圈”之后，媒介問的融聚匯合便備受關注和討論。但“媒介融合”真正作為一個學理概念，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伊契爾?索勒?浦爾(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書中，浦爾首次提出“形態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對媒介融合的內涵作出界定，認為媒介融合是“媒介間界線日漸模糊”的進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媒介間的融聚、匯流便在數字化的潮流中日漸得以顯現和證實。而媒介融合作為一項前沿課題也逐漸得到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也開始得到接續和深入。目前，西方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熱情非常高漲，相關論文和研究成果的數量逐年增多，美國一些大學甚至專門開設了媒介融合專業或方向。從已經問世的成果看，西方學者對這一課題的研究視角比較多元化，目前已開辟了媒介技術融合、媒介所有權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組織結構融合、新聞采編技能融合等多個研究領域，初步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
我國學者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即開始關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共存、互動以及整合、融合的問題。但具學理意義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則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國人民大學學者蔡雯在考察美國媒介發展狀況過程中引進。2005年開始，以蔡雯為首的一批學者以極大的學術熱情迅速投入該課題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隨即迅速增多。目前，國內各學者圍繞該課題的研究已獲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圍繞“媒介融合”的概念內涵、研究范圍和層次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而系統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該課題的理論架構。從2006年開始，以蔡雯為代表的學者開始從應用新聞學角度對“融合新聞”(convergence Journalism)進行研究與探索，對“媒介融合”語境下新聞傳播方式和流程的變革、新聞資源開發、新聞報道策劃以及新聞人才技能的更新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與此同時，研究者也開始嘗試以一種相對宏觀的視角，探討“媒介融合”對傳媒產業和社會可能帶來的變革與影響，研究視角逐漸呈現出微觀、具體視角和宏觀、思辨視角并重的局面。
綜觀既有研究，我國對“媒介融合”的研究已開始進入理論化、系統化的階段，學界的研究視角正在趨于多樣化。不過，在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社會背景下，其理論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實踐的發展，雖然研究的廣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媒介形態、功能的融合。對媒介所有權、組織結構上的融合還關注不夠；同時，基本基于一種“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論取向，對媒介融合過程中的技術推動力量持一種過于簡單和樂觀的態度，而普遍忽視了政策規制、社會文化等因素對媒介融合進程的制約作用。不過，目前學界已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和局限。從研究的整體趨勢來看。在媒介技術融合、產業融合等既有領域的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一種基于社會、文化領域的宏觀研究視角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二、規制融合：“社會形成論”視野下的新視角
從尼葛洛龐帝開始。技術因素便被定義為媒介融合的直接誘因，而媒介間的融聚、匯合過程被認為是技術驅動的進程。如，在浦爾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過是由于數字化的發展而導致的通信和廣播的形態融合。Pavlik(1996)將融合定義為“在計算機技術驅動下，傳播媒體的所有形式匯聚到一個電子化、數字化的平臺之上”。
確實，在許多人看來，傳統媒體，如報紙、廣播和電視之所以會產生碰撞而導致邊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的使用和影響。但這些將數字技術(或者稱為“計算機技術”等)視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觀點，顯然充滿了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術決定論的理論視野下。技術被看成是形塑社會的最具影響力的因素，甚至是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唯一邏輯。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技術單向決定社會發展的線性模式便已受到眾多批判。作為最主要的批判理論，技術社會形成論(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強調技術的社會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會、體制、經濟以及文化等力量對技術的形塑和影響作用，認為技術并不是完全按照技術自身內在的邏輯發展的，而是由創造和使用它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情境所決定的。
因此，遵循技術社會形成論的認識論，一些學者對媒介融合技術決定的論調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技術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現實社會中實現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為技術變革的產物，并不完全依賴于技術的內部邏輯，而要受到其
運作環境和社會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態在技術上實現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會進程必然是緩慢和漸進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實在數字化之前就開始了，并且一直都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規制等種種限制阻礙了其進程。
事實上，媒介融合在當下所面臨的困境也已經證實了技術社會形成論的觀點。如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媒介融合作為媒介的發展趨勢，受到了各國和地區的普遍認同和追捧，但在產業、組織等現實推進中卻是困難重重。政策規制變革的滯后、產業和市場融合所面臨的種種壁壘、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轉換以及相應人才資源的匱乏……種種社會條件的限制，成為了進一步推進媒介融合的束縛。
在種種限制性社會因素中，不能適應媒介融合發展現狀和趨勢的傳統媒介規制體制無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國家，傳統的媒介規制方式都由基礎技術平臺的分類所決定。如在我國，報刊以及印刷出版歸屬新聞出版局管理，廣播電視歸屬廣播電視局管理，互聯網和手機媒體等歸屬信產部管理。但在媒介技術平臺日益匯流以后，媒體功能出現重迭，傳統媒介產業之間乃至于媒介產業與通訊產業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原本處于不同產業中的報刊媒體、廣電媒體、網絡媒體以及通訊渠道相互滲透和交叉競爭。在這種情勢下，傳統的基礎平臺分類為依據的產業分立規制體制便面臨著出現雙重標準、規制失靈等問題，而媒介融合無論是在技術平臺上的融合，還是內容產品、媒介組織乃至媒介產業的融合上，都毫無例外地受到了牽制和阻礙。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現實困境和發展規律，一些學者提出了一個“規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認為，所謂“規制融合”，其實意味著通過展開一系列因應媒介技術融合、市場融合和產業融合的媒介規制變革，從而“建立一個能夠適應所有融合領域的共通的規制框架”。從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來看，“規制融合”的推進是一項涉及到機構變革、政策調整等方方面面內容的系統工程。如，不僅包括規制主體和對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適應媒介融合領域的規制政策以及更靈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場準入制度，并且建立相應的市場監管制度，以促使市場的有效競爭和充分競爭。
就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政策規制的變革往往滯后于技術的變革，而政策規制的調整與變革往往是進一步推進技術變革的重要條件。但對于媒介規制融合與媒介技術融合以及媒介產業和市場融合之間的關系，西方學者們并不贊同以一種單向線性的思維，簡單地將之構建為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如，在邁阿密大學傳播學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設計的“媒介融合”模型(圖1)中。既可以是技術融合作為經濟融合(即市場或產業融合)和規制融合的先決前提，也可以是經濟融合和規制融合帶來技術的融合。但無論是哪一種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產生都是技術、經濟和規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這樣一種系統論的思維出發，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媒介融合不僅僅是技術和平臺的聚合和產業、市場的融匯，也不僅僅是規制政策的應對和融合，而是多種因素(既包括技術的，也包括社會的)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結果。
三、媒介融合語境下規制變革研究現狀
在媒介融合趨勢初露端倪的20世紀末，西方一些學者便開始關注傳播規制政策的變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電信產業與媒介產業的融合趨勢。并對相關產業政策的調整進行了探討。不過，當時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于融合趨勢對廣電頻率資源以及電信產業政策的挑戰，而關于傳統媒介內部規制政策的探討較為鮮見。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數字化對傳統媒體內容與流程的影響日漸擴大和普遍，關于融合趨勢下媒介產業內部政策調整的研究開始逐漸增多。學者們主要圍繞媒介融合對傳播規制政策的挑戰與沖擊以及傳播政策的調整與變革兩個問題展開研究。在媒介融合對傳播政策的挑戰與沖擊這一個問題上，學者們的認識比較一致：基本上都認為在媒介融合的語境下，過往將不同媒體以不同模式分別監管的政策將面臨挑戰。但在應該如何建立適合媒介融合趨勢的傳播政策這一問題上，研究者們的意見比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學的粱麗娟在對比臺三地傳播政策的基礎上，從“政府角色”、“規管模式”和“競爭法律”三個方面探討了媒介融合對傳播政策的影響，認為在媒介融合語境下，政策架構由多重規管簡化為單一架構以及引入競爭法律將有利跨媒體競爭；因應世界電信發展大會(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組在大規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由事前監控的產業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轉向事后追懲的競爭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議：而臺灣政治大學碩士研究生袁常捷則針對臺灣地區廣播電視市場，提出了一種層級模式(layered model)。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從各國或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個案分析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如，臺灣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陳立興在其畢業論文中，對媒介融合語境下臺灣地區有線電視與電信事業的相關管制規范與競爭機制進行了研究；倫敦吉爾德霍爾大學的MarkWheeler對英國傳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語境的調整與變革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倫教城市大學社會學系傳播政策項目負責人Pesos losifidis探討了媒介融合劉歐洲各國傳播政策的影響和沖擊，并初步勾畫了融合時代歐洲新的政策架構。總體來言，在個案研究方面，歐盟各國傳播政策的調整與變革被認為是目前較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視，相關研究成果比較多。
近兩三年來，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傳播規制政策研究也開始引起我國學者的學術關注。相關的研究論文和學術觀點開始散見于各級學術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黃金在分析、比較美國、歐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媒介管理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媒介規制的變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觀點；肖燕雄在其論文《論應對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則》中，總結了西方國家和一些發達地區應對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則：法律政策整合原則、管理分散原則、管理國際化原則。同時，一些大型的科研課題也開始將該議題納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資助項目“數字化時代媒介融合發展與新聞傳播改革研究”。重點關注了傳播規制政策的變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課題“現代傳播技術變革與新聞傳媒法律、政策”，則在媒介技術變革與傳播政策變革的宏觀框架下，對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政策變革進行了探討。而在今年10月，我國第一場有關“媒介融合語境下的內容規制與傳播政策”的主題研討會也將在中國傳媒大學(北京)舉行。
總體而言，我國對媒介融合語境下傳播政策研究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不僅成果數量少。而且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關注點而言，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還處于總結西方經驗的初始階段，不僅對于媒介融合對傳播規制政策的挑戰與沖擊這一問題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還基本沒有涉及我國傳播規制政策調整與變革這一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