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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學制結構金字塔的尖端，它的產生時間晚于一般學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據古籍記載，中國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學”之稱。虞夏商時期的上庠、東序、右學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具備高等教育的一些屬性，應該可以說是高等教育的雛形。高等教育的發展，在經濟方面要求生產力必須顯著發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設備等，以及有作為傳授知識和培養官吏的專門教育人員。而處在奴隸社會初中期的虞商時期還難以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只有到了西周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出現了脫離生產勞動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為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周代金文中關于周天子帶領群臣及學生在“學宮”習射和作樂舞，這里的“學宮”即大學，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質。所以，虞夏商時期至西周時期可視為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時期。
（二）官學中的高等教育
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事業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奴隸主貴族的政治統治走向崩潰的時候，“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壟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間，私人辦學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大景觀。從此以后，整個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著官學和私學兩種類型。在官學類型中，太學和國子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學府。漢代太學，即由“大學”一詞衍生出來，是古代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此后歷代都有設立，而名稱不盡一致：晉武帝咸寧二年創辦國子學；齊改國子學為國子寺；隋煬帝改為國子監；唐宋兩代太學與國子學并存；元明清時期則不設太學，只設國子學或國子監；明清國子監兼具備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兩重性質，后逐漸衰敗，成了科舉的附庸。除此之外，東漢末出現了我國古代最早的藝術大學──鴻都門學，它是“近代世界文學藝術大學的嚆矢”；三國時曹魏建立的五經課試法，其中由“門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學預科的性質；南朝劉宋政權設立的儒學、史學、文學、玄學四個學館的分館授業制度是分科教育的開端；唐宋明三代分別創辦的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畫學、武學等?？茖W校與專業訓練，是世界上最早的實科學校。
（三）私學中的高等教育
私學是中國歷代私人辦理的學校，是封建社會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學有蒙養教學和經師講學，后者相當于大學。故私學中也有部分屬于高等教育層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學這種形式來宣傳自己的學說，擴大本學派思想的影響。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開辦私學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傳授學問，以教學為主，并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學身上。漢代以后，私學分為蒙館之學和專家之學兩個層次，基礎教育通常在十五六歲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須進入私家經師的學館去深造，私家經師多為當世的著名學者。漢以后的私家經館，培養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學術人才，對弘揚民族文化、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時期，私家經館發展為書院，書院是中國古代學者研究學問、聚徒講學的教育場所。宋朝有了較大發展，并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嵩陽書院等；明朝的東林書院也辦得頗有特色；到清朝時期，出現了書館官學化，絕大部分書院成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不管怎樣，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書院為歷朝學術的繁榮發展和人才的培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
通過回顧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較之近現代高等教育，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獨特的特點，概括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注重德育，強調修身養性
儒家教育以經史為基本，以“明人倫”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術。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為中心，漢代的五經、唐代的九經、十二經、宋代的十三經，再加上《史記》、《漢書》、《昭明文選》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內容。這些內容講究文、行、忠、信，以三綱五常為行為規范，嚴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長幼、親疏之別，其共同特點就是泛道德主義?？鬃友壑械摹笆俊保献有闹械摹按笳煞颉保紫仁堑赖碌牡浞丁＝逃齼热葜械姆旱赖聝A向，對培養中國人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反映了社會進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學家把封建的倫理道德視為“天理”，強調修身養性，格物致知。書院就是一些學者為達到修身養性求得真學問的目的而產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機構。他們在教育過程中強調“理”的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倫理綱常名教，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采取“修身治國”、“改過遷善”、“致知踐行”的原則和“自省自察”“存養”“陶治”的方法進行道德教育，主張靜以養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讀書治學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培養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為先，注重道德學問，注重修身養性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則。
（二）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
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也是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優良傳統。官學中太學的教學以相互問難、討論經義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學的專職教師，又是朝廷的學術顧問，參加朝廷舉辦的所有重大學術活動。西漢的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的白虎觀會議，都有博士參與討論，這種學術爭論，影響到太學的教學和學術風氣。博士平素講經，注重互相詰難，并以善辯而受人稱譽。辯難精神是太學的優良傳統，這是研究和繁榮學術所必需的。
私學中的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不僅僅是教育場所，也是當時的學術中心。它們以培養人才為宗旨，以繁榮學術為已任，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緊密結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學者進行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活動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眾多的學術派別。因此，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結合是書院的一個突出特點。學術研究是書院教育教學的基礎，而書院的教育教學又是學術研究成果得以傳播和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書院教學實行門戶開放的辦法，打破了官學關門教學的做法，聽講者可以不受學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學術交流。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遠近名賢，同聲相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王守仁除在濂溪書院講學外，還和湛若水等人還歷時數十載奔波于全國各地講學，形成了我國書院史上著名的“講會制度”，使書院成為學術爭鳴和交流的舞臺。
（三）官學與私學相結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戰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原來由貴族龔斷、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間，從此，古代社會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學和私學平行發展的局面。由于官學招生名額太少且有入學資格限制，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求學要求，加之私學的講授課程與官學都是儒經，不妨礙讀私學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學得以迅速發展，彌補了官學在數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學成為官學的必要補充，并促進了官學的發展。
書院與私學相比，不僅有相對固定的教育經費作后盾，而且有嚴格完整的管理體系做保障，這些是私學無法比擬的優勢。同時，書院又不同于官學，其經費來源于民間的自發集資，而非官府撥款，辦學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養學生，形成獨特的辦學特色。教育對象主要是下層社會的貧寒子弟，帶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紈绔子弟。因此，書院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廣泛吸取了傳統官學和私學的有益經驗，并對其進行了積極改造和系統綜合。正因為書院是對傳統官學和私學的揚棄，它才能在批判繼承中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貫穿在它存在和發展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
（四）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
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性特質，表現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個方面就是以人為本位，重視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自然科學倍受冷落。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根基，儒家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強調教人予“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學內容多為講究修齊治平的儒家經典以及文史辭章等古典人文學科。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課程設置上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為主，并且道德教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的始終。尚在奴隸社會時期，就已有了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大體上屬于社會、倫理、文化、語言等方面的知識。進入封建社會，又有了充實和發展，出現了“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增加了哲學、政治、倫理、文學、歷史知識等方面的內容。這些經驗性、積累性、直觀性、強調人文、強調道德的教育內容，使得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學科高度發達，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產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但只是作為統治藝術的輔助知識進行研習的。而且，數學、醫學、天文學在講求“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還是由于與“人事”有一定的關系，才受到統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純自然科學則完全為社會所忽視。中國古代高等教育這種重人文科學輕自然科學的特點，與歐洲古代、中世紀大學重視數學、天文、醫學、物理等自然科學教育形成明顯的對照。
（五）學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學具有明顯的“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特點， “學在官府”即學校皆由官府所設，教育機構與政府機構合而為一，并且“以吏為師”，官學中的教師都是朝廷命官，辦學地點在官府之中，統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為社會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國，強調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必須以“政”，即治國之道為內容。在“學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體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內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為社會培養各級官吏，雖然學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務，但這種教化任務更多是通過間接的方式來實現的，即由學校培養出來的官吏來完成的。因此，教學僅為中國古代的高等學府的職能之一，它與政府行政職能有機結合，不僅是封建官僚的培養場所，同時也是封建統治思想的宣傳工具和推行其統治政策的實施機關，起著統一思想和統一政治的作用，這種高教管理體制在世界上是獨具特色的，在中國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國古代高等教育與政治的這樣一種密切關系，使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在校學習時即很關心時政。中央高校學生和朝中士大夫本著學術上的承襲關系，政治上也經常持相同立場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歷來是開展政治活動的場所，學生關心國家大事，議論朝政成為中國古代高校的一個傳統。而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官學中，私學中也不例外，如東林書院就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著名對聯。
（六）學而以居，學而優則仕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上，為學不離從政，學與仕始終是不可分離的。古代高等教育預設了“學而以居”“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標，從漢代開始分科目察舉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設立進士科舉以后，高等學校的辦學目的就是“儲才以應科目”。學校追求的是中舉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錄官率，高等學校成為培養官員的預備機構，成為追逐功名利祿的階梯。在實行科舉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與科舉考試這種世界上獨特的選拔人才方式緊密結合，形成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點?？婆e考試成為教育有力的指揮棒，考試的內容成為高等教育的內容，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科舉實際上成為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啟示
（一）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傾向”，對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感與愛國精神有著重大的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是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實際要求，在當代高等教育中應當堅持和發揚，我國現階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與這種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脈相承的。但在當代的高等教育中，僅實施這種泛道德的教育還是不夠的，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和社會轉型時期的復雜環境，學生因思想沖擊、利益驅動和社會的壓力等所產生的道德問題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學校在進行這種“泛道德”教育的同時，應著重加強大學生的人格教育，教會大學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對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適應社會等等，使他們在學習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義。
對于高等學校如何進行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方法，強調人的自我覺醒、自我約束，如“改過遷善”、“致知踐行”、“存養”、“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張靜以養心，以德修身，這些經驗總結都值得我們借鑒。除此之外，高等學校還有結合當代高等教育的實際情況，采取更多的途徑“踐行”，德育的最終目的要體現在日常的行為中，所以要在大學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動以養心”等也應該成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場所，同時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訓練場。因此，高等學校工作也應以德為先，做到教書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學相長、兼容并包的學術思想
教學相長是教學過程的一條重要原則，這條原則在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如何實現師生間教與學的相互長進，我國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方法：辯難。在我國現階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學過程中，最不理想或說最欠缺的是師生間的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與探討，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辯難”。“教師滿堂灌、學生埋頭記”依然是當今大學教學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學生很少有與教師“辯難”的機會，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學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與學的相互促進，也不利于各種思想的相互交流與碰撞，說到底，它不利于學術的繁榮。因此，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學相長，推行這種師生間的“辯難”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方法和途徑，讓師生在平等、和諧的氣氛中相互詰難、推理和啟發，從而共同進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國際化的今天，必須適應多元文化和各種思想潮流的交融與沖刷，高等教育在學術思想上更應該如此，因為多元化不僅意味著“百花齊放”、競相爭艷的繁榮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學術內部的潛在的東西將被激活，因此在高校應該提倡學術上“兼容并包”，大學應該給各學術流派提供展示的舞臺，正如古代“講會制度”那樣，容許有各種學術的聲音存在，這些對大學學術的真正繁榮應該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辦高等教育與民辦高等教育相結合
我國古代私學教育的存在和發展對古代教育的發展應該說是相當有益的，書院等私學的存在對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為鑒，我國現階段大力推進和加快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必須的。
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民辦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必由之路?，F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應該說是相當的迅猛，特別是公辦高等教育的發展，其發展速度達是建國以來最快的，但是這種速度還滿足不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要求。國家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不足，高校的師資、設備、校舍、圖書資料等教育資源的短缺是制約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唯一選擇，民辦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會資金和資源，減輕國家經費投入上的壓力，同時滿足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的需求。因此，要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就必須在發展公辦高等教育的同時，大力發展民辦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從而最終實現我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和全面繁榮。
（四）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
前文提到，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的特點是“重人文學科輕自然科學”。從歷史來看，這種觀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慘痛的結果和教訓，我國輝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長期停滯不前，就是由于這種觀念長期統治的結果。隨著自然科學的崛起，自然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顯，使得現代高等教育中存在著“重自然科學輕人文科學”的現象。無論是古代的“重文輕理”還是現代的“重理輕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從人類的長遠利益來看，這種“重此輕彼”的現象應該加以批判。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相互滲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現代社會的要求，現代高等教育應該堅持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并重的原則，?，F代大學的教育目的是培養專門人才和一批知識英才，他們將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中堅力量，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發展過程中的重大決策將依靠這些人的聰明才智。這就要求他們既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還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高等學校的人文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科學技術發展史等知識；自然科學的教育應該包括數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識。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在系統學習和掌握本學科的知識外，學校還要對其進行一定的其他學科的通識教育，這樣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五）學以致用，注重素質教育
“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標，從而導致了科舉考試的選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為了天下學子十年寒窗苦讀的“經書”，古代高等教育培養的學生大都“千人一面”，無個性和創新精神，為“仕”成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對這一單純的目標的追求，現代高等教育應該追求的是“學以致用”，有學必有用，社會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只有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現代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層次的，高等教育要適應社會之需要，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和興趣愛好等，實施有針對性的素質教育，不斷提高學生的社會適應性，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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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書院之名始于唐代。［1］唐玄宗開元六年（公元718年）設麗正書院，后改稱集賢殿書院。當時還僅是官方藏書、修書之所，并不是教學機構。到五代時，由于戰事不斷，學校停辦，一些文人學者選擇名山勝地，修建房舍，招收生徒，進行講學活動，如著名的白鹿洞書院，亦稱“廬山國學”，就是聚徒講學的機構。［2］作為教學組織形式的書院，這時已經基本形成。至宋明，由于理學發展與一些名師宿儒的熱心推動，書院的發展進入到黃金時期，出現了著名的六大書院。至清末結束，書院在我國歷史上延續了千年之久。
一、書院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學特色
（一）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
中國古代著名的書院既是教育教學中心，又是學術研究基地，是著名學者進行學術活動的中心。書院的主持人多為名師宿儒，既熱衷于從事培養人才的教育教學工作，又積極從事學術理論的研究與傳播，承擔著教學與學術研究的雙重職責，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書院教學與學術發展是互相推動的，書院的興衰與學術的發展休戚相關。如宋明兩代書院的勃興與宋明理學的高度發展有關。由于學術大師們充分利用書院來宣傳與發展學術，這就使得學校教育與學術研究關系空前緊密，并且使學術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廣泛的傳播。同時，書院實行講會制度，不僅有利于書院本身的教學，而且為學術交流提供了機會，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而融各家之長。所以，認為：“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保?］
（二）書院盛行講會制度，提倡百家爭鳴，形成一種寬松的學術氛圍。
書院的講會制度鼓勵不同學派共同講學、平等論學，以探究一個學派精義之處或辨析不同學派主張之異同。講會以學問為重，推崇辯論爭鳴、取長補短的學風。書院的會講使書院打破門戶之見而博采眾家之長，學術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不僅不同學派間，而且即使是同一學派內部也允許有不同主張，師生間互為學友，自由切磋，學生被鼓勵提出新的學術觀點和見解。書院的講會制度一直延續到清代，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嚴密的組織。書院依靠講會擴大了教學范圍，豐富了教學內容，活躍了學術空氣，提高了書院的教學水平。
（三）書院的教學注重發展學生個性，提倡教學相長，采用師生論辯式教學模式。
書院實行自由講學，自由聽講，講論結合。采取師生互動辯論式教學模式，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鼓勵學生積極思考、主動學習，提倡師生間質疑問難，平等討論，取長補短。如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時，常與學生共同討論。由此形成會講形式，后世書院的會講在此基礎上有進一步的發展，把師生互講和討論作為一種制度確定下來。
在這種論辯式教學模式中，教師的主要任務不僅僅在于傳授知識，更在于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啟發學生的思維，提高學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識精而思銳，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夠根據學生的個性和特長，因材施教。在圍繞學術著作和學術觀點而展開的教學中，教師角色側重于指引者，倡導學生的自學為主，重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發展學生的學習興趣。
（四）人格教育與知識教育并重。
書院屬于中國古代教育的一種形式，在為學的同時，注重道德修養，“尊德行而道問學”，將傳授知識、研究學問與品德修養、完善人格有機地結合起來。白鹿洞書院學規就明確指出：“言忠信，行駕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等道德修養的基本信條。
二、書院的教育教學制度對當前我國研究生教育的啟示
雖然歷經歷史的演變，古代書院教育和當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體系的性質和教育教學的內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古代書院制度蘊含的寶貴教育經驗仍值得當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吸收借鑒其合理成份，以促進我國研究生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一）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有機結合。
明確教學與科研之間的關系，把教學與科研置于適當的位置，使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既是書院帶給人們的啟示，又是當前高等學校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中國古代書院的大師們大多是某一學派的學術帶頭人，在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積極講學施教，使得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相得益彰。某一理論的繁榮和發展離不開教育教學和深入研究這兩個方面。高等學校是實施高等教育的組織機構，教學與科研是現代大學的兩大基本職能，它們是兩個獨立而相互聯系的活動。中國當代研究生教育要進一步促進理論與學術的繁榮，就必須建立教學與研究的良性互動機制。［4］
（二）重視學術創新，鼓勵學術交流。
我國書院講求學術創新，鼓勵學術交流與爭辯。這是古代書院教育在學術研究方面對當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啟示。隨著研究生教育體制的日益完善，在學術領域不斷有新突破、新進展，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在實際運用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學術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時空的界限，學術交流日益現代化、國際化。這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學術的繁榮與發展。但是由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義不可避免地滲透進科研領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現出急功近利，不能靜下心來鉆研探討，論文抄襲的情況嚴重，致使學術氛圍淡薄和學術道德滑坡，學術研究含金量的下降。這種學術研究上的“拿來主義”必須遭到堅決的反對，保護好學術研究領域這片凈土。
（三）重視師生關系的和諧構建，發揮導師育人功效。
我國教育史上素有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這在私學教育中更為突出，書院制度由私學發展而來，尊師愛生的優良傳統在書院教學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古代書院的主講主要是受聘于書院的名師宿儒，不僅在學術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尊重學生。學生慕先生之名而來，尊師敬道，虛心好學。這種和諧的、融洽的師生關系是當前研究生教育應該汲取的經驗。
當代研究生教育實行導師制，學生跟著該領域有突出貢獻的教授學者進行研究學習，這與古代書院學子師從名師宿儒學習頗為相似。但是隨著中國研究生規模的擴招，每個導師所帶的學生越來越多。導師由于自身工作忙碌及精力所限，與學生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日益減少，造成師生關系的松散；隨著工具理性主義的興起，研究生把導師稱為“老板”的現象普遍存在，師生交往趨于簡單化、雇傭化。這樣的一種師生關系，不僅直接影響了研究生的學術研究水平，而且削減了導師育人的功效。牢固而融洽的師生關系需要雙方的努力，學生要體諒導師，主動向導師請教，真誠地與導師交流；導師應關心學生，在指導學生學習的同時，輔以必要的人文關懷，使導師和學生形成一個集體。同時，導師也應努力提高自身修養，在融洽平等的師生關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偉大人格感染教化學生，充分發揮導師人格教育這一主渠道之功效。
（四）注重學生自學能力、創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養。
朱熹指出：“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5］書院教育注意啟發學生思維，發展學生的思考能力，使學生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這對當前的研究生教育意義重大。學生除了必須具備牢固的基礎知識，還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具有批判質疑的能力，富有開拓創新的思維。目前中國研究生教學大多仍是沿襲以傳授知識為主、忽視學生學習能力培養的教學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是有可能為研究生日后的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但劣勢是忽視了研究生日后從事實踐工作中各種研究能力的培養。學術研究不僅僅是基礎理論知識的簡單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創新思維能力。這就要求研究生導師摒棄傳統的重知識而輕能力的教學理念，努力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與學生的互動交流，鼓勵學生就某一學術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師生間相互質疑，學生間各抒己見，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激發學生的科研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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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4、學生自由發揮的余地很小。
篇4
“”結束以來，兩漢蒙學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僅形成了研究的熱點，而且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本文分專著和論文兩方面論述，專著方面又分綜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專題研究等部分。論文方面分蒙學教育內容、方法，識字教材和私學教育。
一、專著類
綜合性研究方面，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中國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編《簡明中國教育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等以“中國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這些著作都對兩漢的文教政策、學校制度、官學和私學，作了程度不同的敘述，對兩漢蒙學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鑒。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艷《中國秦漢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論述兩漢教育史的專著，其中兩漢私學和蒙學教育的內容值得參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國鈞、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經學教育制度為主來介紹漢代教育制度，對漢代私學的恢復與發展、辦學形式、教學內容、蒙學和蒙養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較為詳盡地論述。郭齊家《中國古代學?！罚ㄉ虅沼^，1998）對漢代學校的發展作了介紹。姜維公《漢代學制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對漢代學制問題研究較為深入的著作，該書詳細地考察了漢代官學與私學的產生、發展乃至演變過程，分析了學校的施教人員、教學內容、師生關系及教學形式，論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儲和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與諸侯王教育的異同。對漢代家庭教育和書館教育的論述也頗為翔實。
關于教育史料，程舜英《兩漢教育制度史資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孟憲承編《中國古代教育史資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都是資料選編，程書以分專題按編年的方式陳述教育制度及其實施的歷史發展，從文字和書籍、書館和書師、私學等方面對漢代教育的有關材料進行梳理。熊承滌《秦漢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選入的內容涉及兩漢學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內容與方法、書師和師生關系等。
此外，還有一些專題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內容，如熊承滌《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吳洪成《中國學校教材史》（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對兩漢學校教材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胡幸?！吨袊糯矫窠逃罚ㄖ袊蟮爻霭嫔?，2008）等從蒙養教育與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闡述了中國古代平民教育的狀況。幼兒教育涉及兩漢童蒙教育內容的有喬衛平、程培杰《中國古代幼兒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憲、王倫信《中國古代幼兒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國古代生活叢書，其中有畢誠《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閻愛民《中國古代的家教》。馬鏞《中國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進了中國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學界對蒙學教育的專題研究成果，影響較大的有喻岳衡主編、岳麓書社出版的《傳統蒙學叢書》，主要是對古代的童蒙讀物的搜集整理，并進行簡單的注釋、評價，進而匯編成書。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時期對古代蒙書進行了梳理，具體介紹了兩漢時期各種體裁和類型的蒙學讀物。徐梓的蒙學研究涉及兩漢的還有《歷史類傳統童蒙讀物的體裁和特征》（《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啟蒙教材》（《文史知識》1999年第1期）、《傳統學塾中塾師的辛酸苦痛》（《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論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細致，是近年國內蒙學研究成果較為突出的研究者，為后學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
二、論文類
兩漢時期的蒙學教育的研究論文較多，內容涉及蒙學教育內容、方法，識字教材以及私學教育等諸多方面，現擇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兩漢的童蒙教育》（《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簡牘和文獻資料詳細介紹了漢代童蒙教育的具體形態，指出漢代童蒙教育的時代特征和歷史地位。熊承滌《我國古代的兒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黃智允《漢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兒童形象的探討為中心》（《蘭州學刊》2012年第5期）介紹了我國古代兒童早期教育學習情況。周永衛《兩漢教育的發展歷程及其特點》（《唐都學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試析傳統蒙學的主要教育方法》（《尋根》2007年第2期）也對蒙學教育方法、特點做了論述。曾釗新、劉良湖《古代兒童道德教育的內容、方法及途徑》（《教育評論》1993年第5期）、張迎春《中國古代童蒙養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晉陽學刊》2004年第1期）論述了勤儉、禮讓、誠實、孝親等古代童蒙養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華。
關于兩漢童蒙教材方面論文數量頗多，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是熊承滌，他的《中國古代?？平逃慕滩摹罚ā墩n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對中國古代的算學、醫學、律學、武學、書學和畫學等?？平逃隽私榻B?！墩務勚袊糯膬和滩摹罚ā墩n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紹了中國古代兒童學習教材的發展和情況?！稘h代學校的教材與經學（上、下）》（《課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漢代私學教學的程度不一，大致分為授字書、授《孝經》《論語》、講授專經三階段，但這三個階段并沒有明顯的年級和年齡界限。吳洪成《試析我國古代蒙養教材的特點》（《課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試論古代蒙學教材的類型、特點及教育功能》（《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識字、押韻、注重實用知識和道德等特點。賀科偉《漢代蒙學識字讀本出版及其特點淺述》（《出版發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紹了漢代蒙學識字讀本的編撰和出版特點。于興漢《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編選特點》（《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寶迪《我國古代兒童歷史教材編篡的特點》（《浙江師大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紹了兩漢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學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類型、特點及使用情況。
李建國《漢代的童蒙識字教育》（《文史知識》1999年第2期）概括介紹了漢代童蒙識字教育的情況，認為漢代童蒙教材承前啟后，并指出漢代童蒙識字教學在西漢中期前以識字寫字為始，對書法和文字規范非常重視。沈元《研究》（《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從西漢社會生活史的角度來分析蒙學識字教材，并對《急就篇》進行了目錄學的考察。丁毅華、陳國忠《的史料價值》（《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版）》2001年第2期）闡述了《急就篇》的史料價值。
近年來，利用簡牘資料研究漢代蒙學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張金光的《論秦漢的學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對秦漢字書的性質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秦時《倉頡》、《博學》、《爰歷》，兩漢《急就篇》都是當時學吏識字、學書、識名物的課本，并非一般的蒙學教材。又在《論秦漢的學吏教材——睡虎地秦簡為訓吏教材說》（《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強調秦漢字書為當時學吏者專用的啟蒙教材，其內容分為識字學書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張傳官《談等秦漢字書的性質——與張金光先生商榷》（《辭書研究》2012年第3期）反駁了張金光將《急就篇》等秦漢字書視為學吏者專用啟蒙教材的說法，認為從秦“三蒼”到漢之《急就篇》等，都是書寫范本，與當時的籀文、小篆、隸書等書體緊密相關。啟蒙教材、字書、和書寫范本三位一體，是社會各階層通用的啟蒙教材，而非學吏專用。
兩漢私學教育研究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鑒和依據。劉良群《論漢代的私學》（《爭鳴》1992年第5期）、張鶴泉《東漢時代的私學》（《史學集刊》1993年第1期）、李軍《論秦漢時期的私學》（《上海社會學院學術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對兩漢蒙學教育的論述。其中，張鶴泉對東漢的私學類型、招收學生的特點及師生關系等都作了闡述，是目前對漢代私學問題研究較為深入的成果。并將私學劃分為蒙學教育和“明經”教育兩個階段，蒙學教育與“明經”教育并不是截然分開的，二者既有區別，又密切聯系。而孫峰、肖世民《漢代私學考》（《西安聯合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論漢代學校教育》（《唐都學刊》2002年第2期）則認為漢代私學分為蒙學（書館）—初讀經書（鄉塾）—專經（精舍）三個上下相互銜接的階段。而王炳照（《中國教育通史（第二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則認為初讀經書作為私學教育的基本類型尚不十分穩定，有時和“書館”教育相聯系，作為蒙學教育的深入；有時又和“精舍”教育相聯系，作為專經教育的過渡或預備?？梢姡瑢Τ踝x經書階段還存在一定的爭議。
我國臺灣地區近年來有關兩漢蒙學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臺東師范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林文寶《歷代啟蒙教材初探》（《臺東師專學報》1983年第11期），介紹了兩漢的蒙學教材。本文后經作者豐富成《歷代啟蒙教材初探》一書，1995年由臺東師院語文教育學系出版。妙芬《作為蒙學與女教讀本的：兼論其文本定位的歷史變化》（《臺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1期）對兩漢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鑒之處。
篇5
一.蒙學識字教育理念研究
我國古代的蒙學教育特別注重識字教育，這一理念從蒙學出現一直傳承至今。清代文字學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指出：“蒙養之時，識字為先，不必遽讀書?！盵1]可見，對于蒙學識字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代時期就已得到了認可。黃嫣嬋《明清蒙學及其對現代語文基礎教育的啟示》概括出了明清時期識字教學的理念和方式：1、集中識字，循序漸進；2、注重兒童對漢字的整體認知。張隆華在《中國語文教育史綱》中也明確提到：“在古文教育中，重視讀寫基礎訓練，這是一條重要的思想準則。識字、寫字常常是讀寫基礎訓練的第一步。古代蒙學課本，是從字書開始的?！盵2]并通過對歷朝歷代具有代表性的識字課本進行列舉，總結出蒙學教育進行識字教育之早；識字教材編寫者的地位之高；以及識字教材流傳之廣泛，進一步證明了我國古代蒙學教育重視識字教育這一理念。
二.蒙學識字教學方法研究
1.集中識字法
張志公先生在其《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中采用獨立的章節，對蒙學教育中的識字教學方法進行了集中的論述。首先，他提出：“識字教育是傳統教育的一個重點。在這個方面，前人用的功夫特別大，積累的經驗也比較多。很突出的一個做法是在兒童入學前后用比較短的時間（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兒童認識一批字――兩千左右?！盵3]對蒙學教育中的集中識字作了界定。然后，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對集中識字的主要教材進行了研究，論述了集中識字在教材編寫上的運用；第二部分，對集中識字問題進行了討論，論述了集中識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集中識字教材在編法上的顯著缺點。吳昌鳳《傳統蒙學在小學教育中的方法論鏡鑒》從心理學角度論述傳統蒙學的識字教學方法，充分地運用了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研究所發現的遺忘曲線規律，對蒙學教育中集中識字法的科學性進行了說明。[4]
2.其他識字教學方法
集中識字法是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學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然而，除了集中識字法外，近年來的研究者們還發現了其他一些識字教學方法。劉艷卉《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歷史沿革》歸納了幾種蒙學識字教學方法：（1）字源教學法，即利用漢字的結構特點進行漢字教學。以漢字的義符或聲符為識字線索，把同一義符或同一聲符的字排在一起，以便記憶。（2）字義教學法，即將意義相近的字編在一起，通過一個意義線索來識讀一系列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其長處在于把意義相同、相近、相關、相類的字編到一起，使字的認識和詞的掌握成為一體，便于記憶；也使得兒童的語言豐富化。（3）意義識字法和韻文識字法，即把字組合成有一定意義、押韻的句子或者是單純的押韻。王筠在《教童子法》提出了三種蒙學識字教學方法：（1）“識字必裁方寸紙，依正體書之，背面寫篆獨體字，非篆不可識，合體則可略。既背一授，則識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讀三授，又總識之。三日溫書，亦仿此法。勿憚煩，積至五十字作一包。頭一遍溫，仍仿此法?？梢詿o不識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無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痹诖烁爬榭ㄆR字法。（2）“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然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此時合為一句講之；若尚未能解，或并未曾講，只可逐字講之?！薄按藷o上下文，必須逐字解到茁實，異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漿汁，不至滑過?！痹诖烁爬橹鹱种v解法。（3）“既能解，則為之橫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隱身，或假借，使之分別劃然，即使之輾轉流通也?！痹诖烁爬槁撓胨季S法。[5]王陽安《宋元蒙學語文教學之研究》也有相關論述，總結了四種蒙學識字教學的基本方式和方法：（1）蒙師口授，是宋元時期學童認識漢字字形，特別是讀音的主要方法。當時的識字教材，之所以都刻意追求語句整齊、押韻上口，這種教、學讀音的方法，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2）學童誦記，在蒙師口授過后，學童要反復每類誦記。待到學童把教材背得滾瓜爛熟之時，所需之字順口就能背出了。（3）通過讀書認字，在學童通過集中識字，掌握了一定量的漢字之后，宋元蒙學就開始讓學童讀書，通過讀書來進一步擴大識字量。（4）在倫理道德與知識教育中擴充識字。[6]
三.蒙學識字教材研究
隨著蒙學教育的發展，蒙學識字教材也日趨完備和成熟，出現一些針對蒙學識字教材的研究成果。在大陸方面的研究中，集大成者當屬張志公先生，他在其《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中，對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歷史發展過程、編排特點及其成因進行了闡述和分析。魏愛婷《古代蒙學書中的漢字教學思想》把涉及漢字教學方面的蒙學書分為六類：1.集中識字類2.雜字類3.辨似、辨誤類4.文字理論知識類5.習字類6.教法論著類。并針對每類教材通過列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蒙學教材篇目，論述各類教材的發展歷程、教材編著的特點以及教材編著的優點和不足。然后，提出了蒙學識字教材的特色：1.“道器并重”，把識字和修身結合起來；2.識字和閱讀結合；3.識字與辨似、辨誤結合；4.識字與寫字結合；5.識常用字和識俗雜字結合。最后，從編排方法上、思想內容上、形式上、各教材的識字量和字種等四個方面論述了蒙學識字教材的編寫規范。[5]賀科偉《漢代蒙學識字讀本出版及其特點淺述》詳細論述了漢代蒙學識字讀本出版概況，并提出漢代蒙學識字讀本出版的特點：多為名家大儒編撰；語言整齊押韻，便于誦讀記憶；內容涉及廣博，識字與實用相結合；蘊含豐富的儒家倫理思想。[6]王陽安《中國古代蒙學首編語文教材體系述評》論述宋元時期中國古代蒙學首次編寫出具有完善、配套、穩定且自成一體的語文教材體系。此時識字教材的編寫，在吸取前人的蒙學教材編寫經驗的同時，也有對新的編寫體式的探索，既有對前人的模仿，也有此期的創新，寫出了許多符合兒童特點，適宜蒙童學習的材料。劉艷卉《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研究》提出了三點關于我國古代識字教材界定的依據，并繪制了我國歷代蒙學識字教材簡表，更為清晰地羅列出中國傳統的蒙學識字教材的篇目，通過對我國古代識字教材發展的歷史及其有代表性教材的研究，總結出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編寫特點，并對其成因進行分析，探討其在今日小學識字教材中的應用價值。張功榮、李選秀《古代蒙書識字寫字教材發展概述》把傳統啟蒙教材的發展分做四個階段，并結合傳統蒙學識字寫字教材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得出我國古代蒙書識字寫字教材的發展大致遵循由單一的識字向類型化的識字，辨字，辨音及雜字類方向發展，并且隨著教材的發展，實現了蒙學教材發展包容、綜合的特點。另一方面，香港臺灣地區的研究則更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蔡若蓮女士的《〈三字經〉與漢字識字教材》。在這篇文章中，她對“三、百、千”中的字量以及用字頻度進行了統計，并與當代內地、香港、臺灣小學兒童的識字量進行了比較，對為什么兒童識字量要限定在2502-2862之間進行了分析；她又根據漢字造字識字規律、字義的演變對《三字經》的選字，編排方式進行了研究。她的這種研究引入了教育學、心里學的理論，從而使識字教材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論高度，研究結論具有科學性，說服力強。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以某一本或幾本我國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識字教材為例，對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編寫特點、教材內容、教材類型及其科學價值等方面進行的研究。如《識字與訓誡：從〈急就章〉到〈千字文〉》、《古代識字教材〈三字經〉之研究》、《從“三、百、千”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科學價值》、《“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淺析“三、百、千”內容及教育意義》等。
綜上所述，目前對于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學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現，但多數重于蒙學識字教材的研究，即便如此，對蒙學識字教材的研究也只是體現在一些發表在期刊雜志上的學術文章，以及碩士論文等方面，并沒有形成系統、完善的專著對我國古代蒙在在識字教學方面作專門性的研究。
注釋
[1][清]王筠：《教童子法》，見周洪宇主編《教育經典導讀（中國卷）》，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頁。
[2]張隆華在：《中國語文教育史綱》，湖南：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8月，第16頁。
[3]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3頁。
[4]劉艷卉：《我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的歷史沿革》，載《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43―44頁。
篇6
西方古代道德教育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宗教倫理合一性。《圣經》中有“摩西十誡”的說法，就是除了耶和華，不允許拜其他神;不許制造和敬拜偶像;禁止妄稱耶和華名;必須守安息日為圣日;必須孝敬父母;禁止殺人;禁止奸;禁止偷盜;不許作假見證人;不許貪戀他人財物。這十條戒律既是宗教教義的內容，又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有學者研究認為，西方古代的學校道德教育就是一種宗教化的學校德育，“自有學校教育以來到18世紀中葉，學校中都幾乎奉行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就是學校德育的同義詞”[1]。我們認為，在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中，宗教和倫理是密不可分的。
從表面上看，中西方古代道德教育內容明顯不同，各自具有鮮明的特點，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原因何在？這里蘊含著深刻的文化傳統的原因。
一、從中國的文化傳統看德育的“政治倫理合一”性
自古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在社會政治結構上維持“家國同構”的特點，家是國的縮影，國是家的擴大，進而促使了道德教育中“三位一體”的穩固的教育模式的形成，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結構特點，決定了德育的政治倫理合一性。中國古代社會，父家長在維系家族穩定中起核心作用，家族中晚輩對家長的“孝”成為必然的義務。君主在國家政治結構中起核心作用，臣名對君主的“忠”也是應盡的義務。從表面上看，“孝”、“忠”并不相關，“孝”屬于倫理范疇，“忠”則屬于政治范疇。“孝”針對的是中國古代每個家族里的個人，是一種態度，強調晚輩對長輩要恭敬順從，發揮著維系家族情感、調和家庭倫理關系的功能?！爸摇眲t針對的是國家政治生活中君主之下處于不同政治經濟地位的人，也是一種態度，強調下級對領導、大臣對君主要忠誠服從，起著維護政治統治、協調等級關系的作用，但實際上兩者卻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系。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這是中國古代家族關系和政治關系之間本質聯系的集中概括?！洞髮W》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步驟同樣強調：在中國古代宗法制度下，家國同構，家是國的縮影，國是家的擴大。中國古代社會的構成極為明顯地反映了政治和親緣的高度結合。天子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政治上的主人，又是所有家族的領導者，親緣上的大宗。由此，原來僅僅在家族中體現的“孝”的功能便由家族延伸到整個社會，原先用來“事父母”的孝道成為統治國家，維護政治統一的有效手段，下級對領導、大臣對君主要像孝順父母一樣服從忠誠于他們?！缎⒔洝防锾岢行ⅰ笆加谑掠H，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從而使孝順親人與忠于君主相通，管理家族與治理國家相通，論語里也講“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由于家國同構，在齊家到治國的過程中，將孝順親人的家族宗法倫理感情自然而順利地過渡并轉化成了對君主國家服從忠誠的政治理念，由家而國，完成了情感轉移，使各種可能出現的異端思想消失于無形。
（二）“三位一體”的德育模式使中國古代道德教育效果顯著。傳統道德教育認為家族、學校和社會在個體道德品質培養上擔負著不同的功能，起著不同的作用，但又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共同推動著道德的發展，又由于家國是同構的，因此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親情感化為紐帶，成功實現了家族道德教育、社會道德教育、學校道德教育三者密切聯系的“三位一體”德育模式。
1.家族通過“孝道”的遵守強化道德觀念。儒家強調行孝，其根本目的是以孝來治家，進而以孝來治國。中國古代家族制度最顯著的特征就是父家長專職，父家長權威能否真正確立尤為關鍵，而確立父家長權威的關鍵則在于孝道的貫徹與否，因而以孝治家便成為一種自然的結果?！缎⒔洝防锾岢熬又掠H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又一次把古代中國的家族看成是國家的縮影，由于孝具有齊家與治國的雙重功能，并且被視為齊家治國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觀念遠遠地超越了道德觀念的范圍，它被無限擴大，應用于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
2.學校和社會通過“教化”發揮德育的強大作用。雖然中國古代家族道德教育的作用很大，但是畢竟范圍有限，因此學校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秾W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校教育自古以來一直得到教育家的重視，他們認為學校教育是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求學、明理的必要途徑，學校教育的內容應以“明人倫”道德規范為主。戰國之后，各朝各代的統治者和教育家一直極為重視道德教化，學校教育中積極倡導教書育人的思想，要求教師既有深厚淵博的知識，又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鬃拥慕逃齼热菥屯怀鲶w現了道德教育的地位。《論語?述而》中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宋代心學家陸九淵提出“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強調學校教育的首要任務是教學生學做人，并且要求教師首先要力行身正，做學生的楷模。
中國古代尤其重視社會教育。宋朝統治者極其智慧地將社會教育和地方建設、社會風俗改造和封建道德規范的宣傳聯系起來。他們通過多種方式如詔令、文告訓育民眾，積極推崇儒術，對廣大百姓開展封建倫理教育。范仲淹十分重視思想品德教育，他提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社會道德觀。歷朝歷代，統治階級還把道德教育深入到社會的基層，借助鄉里、家族的力量，利用封建基層行政組織施行教育，主要形式有“鄉約”、“宗規”、“家訓”等[2]。可見，在社會教化方面，家族組織發揮了巨大作用。
這樣，中國古代社會形成從下到上、錯綜復雜的大道德教育體系，在家族觀念的理念之下，全社會形成了統一的價值觀、倫理觀、道德觀，因而形成了整合力。
二、從西方的文化傳統看德育的“宗教倫理合一”性
古代西方的道德教育一直被濃厚的宗教氛圍籠罩。西歐國家很多學校的道德教育都是被教會掌管。
（一）與道德文化的關系。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一方面可以是文化的精神內核，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系統。在西方，對道德有文化支撐的作用，也就是為道德的形成提供了途徑和情境。
世界三大宗教內容充滿道德象征，兼具文學性和審美性特征。首先，《圣經》、《古蘭經》、佛教經典是三大宗教的教義經典，又是不同文化的集大成者。每一部宗教經典中包含大量的道德勸誡，彰顯宗教道德，如《古蘭經》中倡導守正自信、行善、寬恕、誠實、公正、團結、舍己等美德，反對追求私欲、傲慢自大、飲酒賭博、說謊、嫉妒等惡行。宗教經典中的道德教誨往往與形象生動的人物故事緊密聯系，讀來引人深思。其次，宗教經典本身都具有較強的審美性特點，它們內容比較豐富、具有想象力，語言平實古樸，富有韻律感和感染力，人們在閱讀、聆聽宗教經典的過程中往往受到文化的陶冶和道德的洗禮。
宗教場所的建筑風格和充滿神圣感的宗教禮儀活動有助于道德教化。縱觀西方的宗教場所，不管是教堂、清真寺，還是寺院，建筑物從外觀上看無不氣勢恢宏、金碧輝煌，高高的穹頂、巨大的墻柱使整個教堂籠罩著安詳、神圣的氣氛。建筑物內部的裝飾，不管是基督教教堂彩繪玻璃上生動傳神的人物和場景，還是佛教寺院里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佛像、壁畫，抑或是伊斯蘭教清真寺里精美絕倫的圖案和花紋，無不閃耀著神圣之光。宗教禮儀活動有講道、唱詩、祈禱等過程，往往還伴隨著音樂、歌唱等文藝形式，給信徒提供了置身事外、超凡脫俗的神圣氛圍。基督教的講道內容經常是一個個生動形象的故事，牧師娓娓道來，講述耶穌如何為善，而不是死板的教條戒律，因此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唱詩過程所營造出的宗教氛圍，使信徒們置身其中并產生一種歸屬感。
（二）宗教道德教育的權威性與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本身是一種社會規范，相對于法律而言，主要依靠人的自覺遵守。“如果道德規范的權威性不足或根本就缺乏權威性，那就不易起到強制和使人認同的作用”[3]。宗教是人的一種理想寄托。“基督教中上帝所具有的人格實際是西方人理想本性的升華”[4]。宗教一旦具備了權威性，宗教世界所提倡的道德就顯得神圣，道德要求就變成了神的指令。服從這些要求自然就是對神的尊重，不服從就是瀆神，而瀆神是要遭到報應的，這樣就增強了道德的約束力。
參考文獻：
[1]馮增俊.當代西方學校道德教育[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3：7.
[2]何維.論道德社會化[D].長沙：中南大學，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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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語文教育師生關系分析綜述
按照教育史的分期作一綜述。
原始氏族社會時期：
大致從虞舜時代開始就有了學校的設立?！皣稀?、“庶老”等部落的長者就成為負責教育工作的老師，“庠”、“序”就是供他們教育學生的場所。這個時期的師生關系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師生關系，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單向的經驗傳遞。
奴隸社會時期
（一）隨著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發展，教育也在發生變化，周朝的學校比起前代更加完備了。教師多是一些官員，而學生則是奴隸主們的后代。教育是少數人的特權。那么這一時期的師生關系更多地被染上濃厚的階級色彩。
（二）春秋戰國時期官學衰微、私學興盛，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給教育的革新提供了可能。涌現了孔丘、老聃、墨翟、孟軻、莊周、荀況等教育家和標志性理論專著《學記》。
這個時期的師生關系可以從諸家教育思想中略見一斑。
1. 孔子的教育思想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反三”，師生之間的互動已有了雛形。強調學生主動的思考探索和積極的心理準備狀態在現在看來都是有重要意義的?！耙虿氖┙獭背姓J并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要求老師充分了解學生個性，揚長救短，有針對性地教育正是素質教育的基本原則。“當仁不讓”體現了作為老師對學生的激勵以及應有的博懷。
2. 墨子的“雖不扣必鳴者也”表現了積極主動的教育思想和師生觀。
3. 孟子以“深造獨得”為基本追求，師生關系中強調學生個體的獨立思考、獨立見解，“如盡信《書》，不如無書”。
4. 荀況開創了以“外鑠”為特征的教育思想。強調教師的重要性，尊師則國興，賤師則國衰。師生之間是“師云亦云”，不得背叛。對老師的要求也因其地位的尊貴而變得更高。
5. 道家倡導仰慕自然，追求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逍遙的自然主義教育思想。提醒人們須注意教育的負作用，減少人為干預，遵循自然發展，富于啟發。
6.《學記》是對這一時期主流教育思想的總結。它強調教師的啟發誘導對學生學習的重要影響。還提出了“教學相長”的觀點。
封建社會時期
（一）確立“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開始讀書做官時代的漢代經學教育。
這一時期的師生關系又退后到了單向傳授。守師法，重依據的風氣在當時是受到尊重的。對教師講解的重視在當時是有其時代的需要，但對現代語文教育無疑是有其局限性的。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
由于政治的動亂和分裂，官學呈現衰落的趨勢，家學盛行成為這一時期的特點。這種家人之父子傳授在語文教育中更為普遍。師生關系與父子關系的疊加使教學更容易實施，但具體的教學關系卻因為個體處理的不同而很難把握其規律性和整體特征。
（三）形成完備的教育管理體制并開始與科舉制度相結合的隋唐教育。
科舉考試的產生和確立促進了社會民眾讀書進取的積極性和自覺性，促進了教育的下移。但科舉取士的功利性，教育內容、人才標準的單一化也制約了語文教育的發展。這一時期師生關系的狀況可以從韓愈的《師說》中有所了解。不以師傳為榮反以求師為恥。尊師重道的傳統在這里有了一個斷點。但韓愈對于教師的全面闡述對后代有積極的影響。“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種亦師亦友，視徒如己的理想師生關系承前啟后，給后代一個效仿的范例。
（四）以書院為學術活動中心，推動教育理論取得進展的宋明理學教育。
這一時期的師生關系呈現多元化的特征。
1. 私塾
私塾為民間私人所辦，是針對青少年進行啟蒙和基礎教育的教育組織。教師多由落第秀才、舉人充任，大多生活貧困而責任重大。存在注入式教育和體罰現象。但教師也會根據兒童的認知特點靈活組織教學內容。
2. 書院
書院有點類似現代高等教育的研究生院，兼有讀書講學與學術研究等多種功能。師生質疑問難、學生因材而習、師生共同研究等民主的師生關系已經可以看到。這也跟書院重品學而輕功名，遠離科舉的影響和制約的特性有關。
3. 著名教育家的語文教育思想
胡瑗講經，“每有要義，懇之為諸生言其所以制己而后制乎人者”。教師應是學生的典范。另外，他還倡導快樂教學，重視通過靈活多樣的方式增強傳授知識的效果。
張載主張“教須絕四”，教師教學不要臆測（毋意）、不要武斷（毋必）、不要固執（毋固）、不要主觀（毋我）。這一思想對于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有著積極的意義。
朱熹是宋學的集大成者，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按嫣炖?，滅人欲” 的教育觀點維護的是統治者的利益，其所起的保守作用使理學逐漸走向僵化和沒落。`但是朱熹反對科舉制約下的學校引導人逐利而去義，并繼承“外鑠說”的教育觀，強調求知和力行，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境界。師生共同追求一個理想。
王守仁的心學教育思想繼承孟珂的“內發說”，提出“致良知”與朱熹的觀點相抗衡。他重視人的精神世界，強調教育要符合受教育者的天性。以達到“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的效果，與“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的惡劣的師生關系所能達到的效果肯定不可同日而語。這與近現代的教育思想有了更多的溝通。在我們實施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思想轉變中是否可以借鑒一番呢？
（五）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教育思想
批判教育的專制，講究實用對語文教育有很大影響，但師生關系的特征未能有創新意義的突破。
二、中國古代語文教育中師生關系的現代元素
縱觀中國古代語文教育中的師生關系，有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周以后歷代對于教育的認識和實踐的理論總結幾乎都是諸子百家各學派的進一步發展和沿襲。
其二，古代語文教育中的師生關系的類型有以下描述——強調師道尊嚴的專制型、尊重兒童身心特點的民主型；授業承傳的單向傳遞型、教學相長的交互型；父子宗親型、官教合一型；親密型、冷漠型等等。可能這樣的概括不一定準確和全面，但古代語文教育中的師生關系確實是豐富多樣的?，F代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形式基本都有可以找到參照的模型。
其三，古代語文教育以德為先，以文為主的傳統使老師擁有雙重角色——經師和人師合一，教師自身的嚴格要求和社會對他的高期望使得尊師重教形成一種影響至今的傳統。而且師生之間的交流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還會有精神和信仰的承續。這一點是現代語文教育教學中師生關系的理想追求。
其四，師生之間除了學術思想的傳承，還有政治地位的相互依附。生榮師貴，師顯徒高，這一方面的影響至今不絕，需要辯證理智地去看，當然這一點對中學語文教育教學的影響不大。
從以上綜述中不難看出古代語文教育中的師生關系的現代元素，現代教育理念所提倡的一些積極的師生關系類型在古代就已經存在并被實踐了。這可以為我們建設積極的現代師生關系提供借鑒和范本。這也是我們了解和探討古代語文教育中的師生關系的意義所在。
三、師生關系的現實意義
“教學，這不是機械地傳授知識。它是人與人之間極其復雜的關系。”任何教育，只要它一開始，它就必然形成一定的師生關系，而這一關系肯定會對教學產生影響。
在教育過程中，教師和學生都是相對獨立的主體，只有做到教師主體和學生主體親密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與教育相匹配的教育條件和教學設施固然重要，但優良的教育裝備，并非必然產生高質量的教育。這不像工廠里的產品，高投入就一定會高產出。師生關系很有點像電路適配器，相同的教育條件、教育對象，通過一定的師生關系配置，或許能爆發出強勁的教育能量，產生積極的教育效益，或許完全相反，會產生短路，使學生厭學。 和諧的師生關系對教育教學有著潛教育影響，其意義就在于此。
“傳統的教育”這一與現代教育相對應的名詞，有時會被人等同于“落伍過時”“需要摒除”。古代語文教育師生關系中“重教輕學”的特點使人們對古代語文教育的認識誤區是：僵化生硬，甚至違背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其實所謂傳統是一個相對概念。幾千年的教育實踐積累終究有它存在的理由，去除時代的局限影響，有很多好的傳統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而不是一概否定和丟棄。
鑒于此，在倡行素質教育的今天，在“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師生關系才適合我們的教育需要”的討論中，我們一方面借鑒西方先進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顧盼千年，從我們的古代先賢那里尋求智慧的靈光。
總之，了解過去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在教育迅猛發展的今天，探討古代語文教育中的一些問題是為了在我們古代文化的智慧中尋求可以滋養現代文明的養分，讓現代中國語文教育更符合我們的文化特點，從而在結合西方先進思想時多一份理智。
參考書目：
[1] 張隆華 曾仲珊著 《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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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2-4
一、 古代文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學生的認知能力尚未成熟
高等教育的教學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與高中教學的不同，即高等教學更加側重于對學生能力和素質的培養，重在讓學生學習到更多的文士方面的知識，這對他們的思想的深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傳統的高中教學中存在了很大的問題，在應試性的教育中，同學們只重視課本常識的學習，忽視了古代文學本身的內涵，即只重視外表，忽視了內涵，這讓學生在大學的學習中，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在思想上達到一個高度，無法將所學的知識與大學的教學要求結合起來，學生們的認識能力尚未成熟，無法獲得較為全面的認識，也沒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這給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這一點需要高度地重視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進行探討。
2.教學的側重點存在很大的偏頗
現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側重點出現了很大的偏頗和反差，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國的教育制度的現狀造成的，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應試教育，對于學生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無法做到較為全面地考察，但是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兩種不同的力量的充斥讓考試在對內容的考察上的比重嚴重減少，反而使得很多的細枝末節變得“很重要”。尤其是現在的考研熱，很多的高校在對于研究生古文學的掌握上，不是集中考察文章中的主要內容和主要思想，而是考察其中的很多細節，這是很錯誤的。現在所謂“常規路子”的文學史學習，主要就是背誦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內容，這顯然不能滿足對于人才培養的需要。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就是要能夠讓學生們掌握更多的文史知識，從而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所以從這方面講，中國的古代文學的教育出現了較大的偏頗現象。
二、古代文學教學方法建議
1. 情境教學法
情境教學法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內容設定一個有人物、事件的場景，可以選擇再現古代文學中所描述的場景，也可以根據古代文學所描述的場景，然后結合現代社會的發展狀況來創造新的場景，讓學生自由選擇場景的人物和事件，這樣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古代文學課程所講的內容，有種身臨其境的感受，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興趣。同時也可以提高學生對古代文學課程的參與度和積極性。情景教學法可以讓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情景再現，提高了這門課程的教學成效。
2. 演講辯論法
演講和辯論都可以增加學生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理解度。演講就是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某種觀點或方法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樣不僅可以鍛煉學生的語言組織能力和口頭表達能力，也可以幫助學生掌握演講的技巧并鍛煉學生人前演講的勇氣。所謂辯論法，即就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某個問題分為正反兩種觀點，然后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圍繞這一觀點進行一場辯論賽。這樣學生需要翻閱大量的資料，認真準備，并對問題進行深層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討論相互學習，例如就可以對《三字經》中“人之初，性本善”進行辯論，分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無性”兩個觀點進行辯論。演講辯論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學生的思維，提高教學效率。
3.研究性教學法
所謂研究性教學法，即教師將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的有關內容集合起來形成專題，以專題的形式進行教學。教師通過專題可以引導學生獨立查閱相關知識，研究現階段其他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現階段該問題的進展，同時也可以集合所有學生的見解，進行專題討論。這種研究性教學法可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也可以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與認識。
4.分類教學法
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源遠流長，形成了很多具有時代特點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每個時代文學作品的特點也不盡相同，要深入了解這些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特點的文學作品，需要結合不同的時代特征，這就需要教師根據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進行分類教學。還有另外一種分類教學方式，即按照高校學生的年級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因為每個年級學生的文學功底、知識面都不同，按分類教學法來進行教學可以提高教學效率。
5.引導式教學法
引導式教學法發揮了教師的關鍵作用，教師要在教學中根據教育部的教學任務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特點，還要結合學生的特點來進行教學。最大限度地引導學生自主獨立地進行學習，可以多給學生提問的機會，或者是給學生留下針對所講內容或下次課內容的課后作業?？梢圆捎谜n前提問的方式進行教學，每次課開始的時候，學生都要對教師即將講授的內容提出自己的疑問，然后教師就學生所提的問題進行講解，這樣可以讓學生先行自學課本。引導式教學法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可以提高課程教學效率。
三、結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民族的瑰寶，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從此源遠流長，學習古代文學首先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傳承，在學習的過程中也是將文化發揚光大的過程。因此必須要充分地重視古文的學習，改變不合理的教學方法，促進教學效率的提高，讓學生們學到真正的知識。在具體的教學活動中，要善于將文史結合，提高內容的豐富性，充分地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重視誦讀法的運用，為學生的古代文學的學習提供良好的思路
參考文獻 ：
[1]溫憂華：古代文學教學方法探究[J]；成功（教育版）；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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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建設的緣起及歷程
迄今為止，國內大多數高校教師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系列課程時，大都采取紙質平面教材、課堂口頭講授、課后查閱資料這三種傳統的也是基本的教育教學形式。雖然有不少高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自制一些計算機課件，但仍然苦于沒有豐富的相關數字化資源可資利用，而陷于東尋西找、重復勞動的低層次循環中。傳統的教育教學形式既難以有效地調動高校內外更多的師資力量與學術資源參與課程建設，也難以調動教師與學生在交流互動中促進對課程自身的積極建設。
有鑒于此，北京師范大學古代文學所教師提出實施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資源數字化建設工程的設想，力圖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現代化網絡技術進行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教學及傳播工作，建立一個融合國內外各種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資源的開放的、立體的、共享的平臺，嘗試一種進行教學資源數字化建設的有效方法，并探索與實踐其作為進行互動教學、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新模式的實際效果，最終建成一套完整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資源數字化的軟、硬件環境。
上述設想的實踐，經歷了一個逐步探索、不斷創新的過程。2005年，北京師范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以校園網為平臺，建成“中國古代文學史”精品課程網。2006年，北師大古代文學所所長郭英德教授主持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資源數字化工程”被批準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改革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隨之初步成型。2009年12月，北京師范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與中國教育網絡電視臺（CENTV）簽訂協議，建立密切的協作關系，利用該臺“學習超市平臺”（果實網（省略））最先進的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和軟件開發技術，對“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進行了全面改版，建成一個全新的教學資源網站（gx.省略/）。該網站的建成與運作，標志著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資源數字化建設工程進入了良性循環的成熟階段，確立并發展了一系列創新特點和創新功能。以下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的主頁面：
二、“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的創新特點
一般而言，高校傳統的課程教學，在教材上選擇紙質教材讀本，具有平面化特點；在教學模式上采取課堂口頭講授方式，具有單向性特點；在學習模式上要求學生課后查閱資料、完成作業，具有封閉性特點。在信息網絡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在“交往理性”、“公共領域”等理念成為社會共識的時代，高校傳統的課程教學也需要突破平面化、單向性、封閉性的窠臼，而“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就是力圖在教材、教學、學習三方面都突破常規的創新典范。
（1）“中國古代文學苑”網站的教材建設呈現立體化特點。
該網站以袁行霈版《中國文學史》、章培恒版《中國文學史》、北師大版《中國古代文學史》等三套教材的全部文本為對象，按照斷代、文體、主題、思想、流派、群體、作家、作品等不同層面，分別提取和加工相關內容，進行系統的、細致的信息標引工作，對信息進行科學的歸納整理；同時，建立豐富的關聯功能和強大的搜索功能，使任何一個知識點經由超級鏈接功能出現在不同的知識譜系中。
新建成的立體化電子版中國古代文學史教材，包括“大文學視野”、“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主題文學史”、“文學思想史”、“文學流派與文人群體”、“文苑傳”、“藝文志”等板塊，看似是各自獨立的部分，其實相互之間具有極為深細、廣闊、多元、多變的有機聯系。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頁面左側是網站整體框架的壓縮，學生可以隨時點擊，實現跨越。頁面正文提取自北師大版《中國古代文學史》，標引為“《西游記》成書過程”。這不是原教材的一個完整小節，而是網站編輯對教材內容所做的更為精細的單元切割和意義概括。不僅具有獨立的知識內涵和邏輯結構，而且具有可引申性、可發揮性甚至可研究性的豐富價值。標題下方“《西游記》成書過程”等三個主題詞，則是對標題的進一步提示和引申，便于搜索功能的最大化發揮。頁面下方“明中期文學”等6個分類，則足以實現豐富的關聯功能，導引出新的“知識簇”。比如點擊“白話小說”分類按鈕：
學生可以從“分體文學史”的角度檢索到白話小說的發展史、概念流變，還可檢索到該文體范圍內的文學主題、主要作品、主要作者等等相關信息，從而迅速地形成發散性思考，便捷而有效地把握多套知識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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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古代書院而言，其發展歷程從南宋興盛，到元代官學化，經歷了明代的復興，再到清代的類型分化與清晚期的學院改學堂。[1]南宋興盛時期，官學作用減小，為維系文化教育傳統，朱熹等人重振書院。這一時期的書院多是理學家用來講學的地方，當時著名的書院有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等。到了元代時期，書院逐漸官學化，漢族儒家學者們不愿做官，也不愿任教，于是退到書院自行講學，當時的元朝政府只能對其加強控制，以致于書院進逐漸走向官學化。明朝立國后大約130年的時間里，因統治者將教育重點放在了官學興辦、科舉等方面，所以對書院并不重視；直到正德年間，書院漸興。清代書院根據不同的類型有所分化，在清代大約300年的時間里，學術思想以及學風頻繁變化，因此書院深受其害。到了清末，清政府下詔對現有書院教育資源進行有效理由，并且將各省的書院，其中省城書院改名為大學堂，府廳、直隸州為中學堂，州縣為小學堂。至此，一千多年的古代書院教育性質有了質的改變，并且以全新的形式發揮著它興學育人作用。[2]
二、古代書院教育對現代高等教育帶來的重要啟示
基于以上分析，雖然古代書院已經走向了歷史舞臺的盡頭，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對現代高等教育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啟示和指引。
（一）古代書院的講會會講制度，對現代高等教育帶來的重要啟示[3]
對于古代書院而言，百家爭鳴、開門辦學的教育方針，對現代高等教育以啟示；實際上古代書院在某知程度上相當于現代的高校，其實行的講會會講制度，也體現出開放辦學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實踐中可以看到，為何當前國內高校會出現“近親繁殖”的現象，即多數從本校畢業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從整個大的教育環境來看，很多高校在學術上存在著多年吃老本的現象，缺乏創新。筆者認為，高校學術并非閉門造車，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討論、爭辨中才能有所創新，才能實現進步。正如先生所制訂的校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北京大學才能成為了國內高等教育的佼佼者。從這一層面來看，現代的高等院校繼承了古代書院辦學特點以及自由交流的價值取向。在當前新的歷史形勢下，高校是否應該繼承和發揚古代書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問題。
筆者認為，現代高等教育過程中，我們應當大膽地去借鑒古代書院采取的會講講會制度，并將其分成校內講會、校外會講等形式，而且每會會期都規定天數，以保證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對于校內講會而言，可利用新課標中的研究性教學活動開展，在興趣小組內部舉行；在此過程中，高校先規定統一的講會活動時間，不同興趣小組可以根據研究方向，同時參加多場講會，這樣就能夠滿足實際需求，促使各興趣小組的研究得以實現，而且還可以有效提高時間利用率；對于校外會講而言，則可根據實際情況，不定期地去聘請有影響力的教授、學者或者老師，雖然他們的觀點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學生可以通過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別，通過該種方式可以使學生的論辯能力以及辨識能力得到鍛煉。從實踐來看，校內講會、校外會講之間的有機結合，實際上就是對時間相對富余，自由度相對較大的高校開展的活動，而且其借鑒意義以及實際可操作性更強。[2]
（二）充分尊重和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
從古代書院教學課程的設置、組織形式以及教學方式和考核評價方法來看，均體現了學生中心主義教育思想，旨在培養和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與發展。從主觀層面來講，古代書院的教育形式給人一種非常享受的感覺，教育就是體驗教學的過程，這與現代高等教育過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對于知識傳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實踐上就是將學生觀眾、知識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師就是主宰，他們在課堂上盡量給學生管輸知識，即填鴨式教育。實踐中可以看到，該種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啟發意義非常的小，只是告訴學生對現有的結論不容置疑，而且師生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交流，教學完全單向性；這種沒有彈性的教學模式，容易導致學生被動適應，以致于學生的學習熱情、創造積極性被磨滅了，最終形成了一種非常消極的人生態度。在改正該種教育教學理念和模式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古代書院教育中得到啟示――在教育過程中，應當堅持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并且以老師為指導進行教育教學；在此過程中，我們應當摒棄傳統的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重點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在該種啟示下，要求我們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應當學會質疑、問難以及啟發和點化，并且在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過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時更新知識體系。目前來看，國內很多高校在教育過程中，均提出了以生為本的基本理念，促進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學生、老師角色轉變，將課堂還給學生。在高等教育教學過程中，我們應當根據本校學生的具體情況、特點以及學校的整體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適本校教育教學的方式和方法。從古代書院教育理念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即教學應當以學生為主體，以老師主導，質疑、問難以及啟發和點化，都是有效的教學方法，因此應始終貫穿于整個教育教學過程之中。對于古代書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學生自學、自主鉆研為中心，強調的是學生自己的深造體會，老師的作用只是講授、輔助教學而已；古代書院的該種教育模式，一方面培養了學生的獨立、自學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學生能夠準確把握治學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少教多學的目的，這是古代書院教育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對現代高等教育的啟發非常的大。[4]從現代高等教育教學的視角來審視，古代書院更加注重自學研討，這相當于現代高等教育中的學生自主性學習。從實踐來看，古代書院強調的學生中心主義、自主學習方法，均符合知識建構特點――知識建構靠學生，老師只是這一過程中的引導者而非包辦或者代替者。從教學實踐來看，通過一味地灌輸、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想要使學生們有效地掌握知識、構建牢靠的知識體系，簡直是天方夜譚；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在接受現成結論以后，一旦離開了老師的引導，則無法自主學習，就是以老師為中心的傳統的灌輸式教育方法造成的嚴重弊端。隨著教育教學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新課程理論中提出的過程理論，實際上就是對古代書院教育教學標準的借鑒，從這一層面來講，書院重視學生的自學研討是有其科學依據和現實意義的。古代書院采取學生自學研討的教育模式，給學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學習時間以及讀書交流空間，即便是有問題向老師請教，也應當先自己獨立思考；值得強調的是，在學生請教過程中，老師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強求學生立刻認同、接受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相反，在古代書院中，老師更多時候采取的是鼓勵法，即鼓勵和引導學生另辟蹊徑。從這一實踐過程來看，學生的角色始終具有主動性，而非被動地去接受知識、觀點，學生在書院環境中，能夠體會到師友中優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觸。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自學研討教育方式要比老師一味地灌輸知識來的給有效，前者更有價值。所以，在現代的高等教育過程中，我們應當繼承、發揚古代書院的該種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學生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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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雖然古代書院已經走向了歷史舞臺的盡頭，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對現代高等教育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啟示和指引。
（一）古代書院的講會會講制度，對現代高等教育帶來的重要啟示
對于古代書院而言，百家爭鳴、開門辦學的教育方針，對現代高等教育以啟示；實際上古代書院在某知程度上相當于現代的高校，其實行的講會會講制度，也體現出開放辦學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實踐中可以看到，為何當前國內高校會出現“近親繁殖”的現象，即多數從本校畢業的學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從整個大的教育環境來看，很多高校在學術上存在著多年吃老本的現象，缺乏創新。筆者認為，高校學術并非閉門造車,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討論、爭辨中才能有所創新，才能實現進步。正如先生所制訂的校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北京大學才能成為了國內高等教育的佼佼者。從這一層面來看，現代的高等院校繼承了古代書院辦學特點以及自由交流的價值取向。在當前新的歷史形勢下，高校是否應該繼承和發揚古代書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問題。筆者認為，現代高等教育過程中，我們應當大膽地去借鑒古代書院采取的會講講會制度，并將其分成校內講會、校外會講等形式，而且每會會期都規定天數，以保證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對于校內講會而言，可利用新課標中的研究性教學活動開展,在興趣小組內部舉行；在此過程中，高校先規定統一的講會活動時間,不同興趣小組可以根據研究方向，同時參加多場講會，這樣就能夠滿足實際需求,促使各興趣小組的研究得以實現，而且還可以有效提高時間利用率；對于校外會講而言，則可根據實際情況，不定期地去聘請有影響力的教授、學者或者老師,雖然他們的觀點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學生可以通過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別，通過該種方式可以使學生的論辯能力以及辨識能力得到鍛煉。從實踐來看，校內講會、校外會講之間的有機結合，實際上就是對時間相對富余,自由度相對較大的高校開展的活動，而且其借鑒意義以及實際可操作性更強。
（二）充分尊重和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
從古代書院教學課程的設置、組織形式以及教學方式和考核評價方法來看，均體現了學生中心主義教育思想，旨在培養和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與發展。從主觀層面來講，古代書院的教育形式給人一種非常享受的感覺，教育就是體驗教學的過程，這與現代高等教育過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對于知識傳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實踐上就是將學生觀眾、知識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師就是主宰，他們在課堂上盡量給學生管輸知識，即填鴨式教育。實踐中可以看到，該種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啟發意義非常的小，只是告訴學生對現有的結論不容置疑,而且師生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交流，教學完全單向性；這種沒有彈性的教學模式，容易導致學生被動適應，以致于學生的學習熱情、創造積極性被磨滅了，最終形成了一種非常消極的人生態度。在改正該種教育教學理念和模式過程中，我們可以從古代書院教育中得到啟示———在教育過程中，應當堅持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并且以老師為指導進行教育教學；在此過程中，我們應當摒棄傳統的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重點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在該種啟示下，要求我們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應當學會質疑、問難以及啟發和點化，并且在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過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時更新知識體系。目前來看，國內很多高校在教育過程中，均提出了以生為本的基本理念，促進課堂教學過程中的學生、老師角色轉變，將課堂還給學生。在高等教育教學過程中，我們應當根據本校學生的具體情況、特點以及學校的整體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適本校教育教學的方式和方法。從古代書院教育理念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即教學應當以學生為主體，以老師主導,質疑、問難以及啟發和點化，都是有效的教學方法，因此應始終貫穿于整個教育教學過程之中。對于古代書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學生自學、自主鉆研為中心，強調的是學生自己的深造體會，老師的作用只是講授、輔助教學而已；古代書院的該種教育模式，一方面培養了學生的獨立、自學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學生能夠準確把握治學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少教多學的目的，這是古代書院教育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對現代高等教育的啟發非常的大。從現代高等教育教學的視角來審視，古代書院更加注重自學研討，這相當于現代高等教育中的學生自主性學習。從實踐來看，古代書院強調的學生中心主義、自主學習方法，均符合知識建構特點———知識建構靠學生，老師只是這一過程中的引導者而非包辦或者代替者。從教學實踐來看，通過一味地灌輸、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想要使學生們有效地掌握知識、構建牢靠的知識體系，簡直是天方夜譚；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在接受現成結論以后，一旦離開了老師的引導，則無法自主學習，就是以老師為中心的傳統的灌輸式教育方法造成的嚴重弊端。隨著教育教學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新課程理論中提出的過程理論，實際上就是對古代書院教育教學標準的借鑒，從這一層面來講，書院重視學生的自學研討是有其科學依據和現實意義的。古代書院采取學生自學研討的教育模式，給學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學習時間以及讀書交流空間，即便是有問題向老師請教，也應當先自己獨立思考；值得強調的是，在學生請教過程中，老師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強求學生立刻認同、接受自己的觀點和主張；相反，在古代書院中，老師更多時候采取的是鼓勵法，即鼓勵和引導學生另辟蹊徑。從這一實踐過程來看，學生的角色始終具有主動性，而非被動地去接受知識、觀點，學生在書院環境中，能夠體會到師友中優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觸。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自學研討教育方式要比老師一味地灌輸知識來的給有效，前者更有價值。所以，在現代的高等教育過程中，我們應當繼承、發揚古代書院的該種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學生的自主性。
（三）古代書院對學生的人格教育對現代高等教育的啟示
在高等院校教育教學過程中，應當對學生加強常規教育，使他們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在高等教育過程中，一定要重視對大學生的人格培養，將人格教育提到應有的高度上來。第一，明確學生學習、待人接物行為規范。實踐中可以看到，很多高校大學生連最基本的禮節也不懂，所以應當以古代書院之禮儀，來約束和熏陶當代帶學生，使他們養成良好的品格、人格。第二，強化養成教育。正所謂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因此必須教育學生，任何事情都要從自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身邊的點點滴滴做起。實際上，現代人格中的創新、獨立以及誠信和敬業等精神，是現代人應對挑戰、機遇甚至安身立業的基本素質，高校大學生也不例外。在古代書院中，學生無論學術成就如何，皆是謙謙君子，這是古代書院教書育人的結果。所以，在現代高等教育教學過程中，學生在做學問之前，一定要先要求他們學會做人，否則就是失敗的教育。正如托夫勒所言，新的時代不會創造理想的超人，只是對社會中的普遍人格進行改變，不是產生新的人類，而是對全社會人格進行重塑?；诖?，人格教育是當前高等教育教學的頭等大事，古代書院的學生人格教育，給了我們非常大的啟示，即學生人格不成，則教育難見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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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蒙養教育概述
（一）蒙養的含義
蒙，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義。注云：“童夢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這是有關蒙養教育的最早論述。
對蒙養的理解，學者們還有不同的看法。徐梓認為：“蒙學是一個特定層次的教育，是特指對兒童所進行的啟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多方面的內容。”陳漢才認為：“我國古代教育家將幼兒從識字開始到15歲入大學之前的這一階段稱為蒙養階段，所謂蒙養教育機制，包括了幼兒學前教育和部分小學教育。它是連接小學與學前教育之間的啟蒙教育。”還有學者認為：“蒙養教育就是幼童階段的教育和學習，也稱之為蒙養之學?！边€有很多書籍認為蒙養是一種教學。
（二）蒙養在我國古代的發展
1 蒙養的建立與宮廷化
研究表明夏、商、周是我國古代教育的初創期。西周時我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學校系統?！抖Y記·內則》載：西周時王宮內和侯國宮室內專為太子或世子設有孺子室。從諸母中選擇“寬裕慈惠、溫良恭謙、慎而寡言”者，做其教師，稍次的做慈母，再次的做保姆，教育太子、世子善良的事物和道理，了解其嗜好，加以引導，并管理他們的飲食起居。此外還從士的妻子和妾中選擇一位乳母，此四人稱為“四賢”。孺子室外人不得進入，“四賢”分工也極為明確，足見皇家對兒童教育的重視。
2 漢代蒙養的興起與民間化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巨大的社會化變革，“學在官府、學術官守”的局面被打破了，學術下移，私學開始繁榮，蒙養教育也在民間得到了發展。
3 唐宋蒙養的規范與規范化
唐代不盡官學教育得到了大發展，私學教育也空前繁榮。宋代的蒙養教育有官學和私學之分。朝廷辦的蒙養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設在宮廷內的宗學，這時專門為王室貴族子弟設立的。二是國子監小學。三是地方州縣小學。
4 元明清蒙養的官學化
元代以后蒙養逐漸官學化，進入明清以后，由于儒學的僵化，蒙養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空疏無用。
二、古代蒙養教育的內容、特點
1 教材語言簡單易懂，內容易懂
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以誦讀為主，首先是老師一句一句的教會學生讀，后面是學生自己誦讀直到背誦。古代的蒙養教材題材多樣，言語有節奏，韻律，便于兒童背誦。蒙養教材抽象的說教不多，大部分內容都是具體的道德行為規范。如：《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等，都具體規定了打掃、進退等各方面的日常行為規范。
2 教材內容來源于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故事
我國古代重視蒙養教材的編寫，許多教材都是經史子集中記載的故事，如孟母三遷、孔融讓梨等。同時宋以后許多人親自編寫蒙養教程，他們注重兒童的心理，廣泛的從經傳史記中摘錄各種忠孝、禮儀故事。
3 重視榜樣教育
《三字經》中云：“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睘榱私o孩子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孟母兩次搬遷。最終把家安在學堂旁邊。從此故事中我們明白了良好的環境對幼兒成長的重要性，父母只有以身作則，通過自己良好的言行舉止，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孩子，孩子才能有所作為。
我們國家自古以來就重視孝悌教育?！缎⒔洝肥俏覈糯鷩鷮ｉT論述孝道的專注，書中這樣寫道“不愛其親，而愛她人者，謂之餑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餑禮?！北揪湓拸娬{孝的培養要從親開始?！般敝傅氖切值?、姐妹?！般笔莻€通假字從“弟”。
三、古代蒙養教育對現代學前教育的影響
1 從日常行為規范入手，注重兒童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
良好的行為習慣是在生活、學習、實踐的不斷練習中形成的，單純的說教，不讓孩子參加實踐活動，好的行為就很難穩固，好習慣也就不能形成?？鬃釉唬骸皩W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這里的“習”就是見習、實踐的意思?！吨杏埂分小昂V行”是學習的最后階段。儒家強調想要學有所得，就要努力踐行所學，使學到的東西落實，做到知行合一。良好習慣的養成要從小事做起，從小處著手，慢慢強化細節，最終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2 教材的編寫簡單易懂，貼近幼兒生活
教材各個方面發展不完善，在教材的編制上，我們更加貼切幼兒的需要，發展每個地區的校本課程，使孩子很從自己的身邊學習。將教師在教育過程中也要隨時注意幼兒的需要，隨時調整自己的教學計劃，使自己始終成為一個引導者。
3 重視榜樣，以身作則
榜樣的作用是巨大的，從孟母三遷的故事中我們就能夠深刻的體會到這點。幼兒時期是學生很養成各種品行和習慣的關鍵期，作為一名教師應該以身作則，同時通過和家長合作最大限度的發揮教師和家長的榜樣作用，使幼兒時時刻刻處在一個良好的環境當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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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育是社會進步的源動力。積極探索并推動研究型教學模式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點，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高校專業教學要結合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大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然而，隨著改革開放西方文化涌入國門，本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不斷發生碰撞與交流，使中國古代文學在高校的教學發展中出現了很多困惑，中國古代文學面臨著被商業文化、快餐文化以及大眾娛樂性為導向的新媒體文化取而代之的窘境。與此同時，高校古代文學課程教學還面臨著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不斷被壓縮、教學方式過于傳統單一、教師隊伍不斷縮減、教學目標與社會需求脫節、學科整體教學缺乏配合和持續等諸多矛盾，使得中國古代文學教育與創新教育的教育原則走向了悖離。1.教育觀念沿襲傳統的文化教育理念，與當今時代對創新教育的需求嚴重脫節文學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和其他意識形態混沌包裹在一起的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呈現方式。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往往把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僅僅注重文學史基本常識和經典文學作品的介紹。然而，從時代呼喚下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層面來講，卻是過于狹隘的認識。因此，從文化大視野下，探討中國古代文學與古代漢語、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與歷史哲學等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建立文史哲不分家、近現代與古代相延續的回歸意識，更有利于在宏觀背景下準確地人認識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規律和古代文學在今天的傳承意義。古代文學經典自身文體發展的局限性，及其與當下時代及話語氛圍的差異，容易引起當代大學生在思想認識層面的困惑和不解。因此，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在先進的教育理念指導下及時修正和糾正學生對本門課程的認識誤區，從而發揮其傳承和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使命。2.教育模式呈現知識灌輸和模式化的特點，無法真正起到創新教育和文化傳播能力培養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文化強國的重擔。然而，在大眾文化和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下，傳統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載體卻日益受到青年學生的誤解和冷落。長久下去，必然導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淪入狹隘的惡性循環，原本活生生的文學課堂成為了僵死枯燥的文體講授和知識傳授?，F有教學模式致使學生對課程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日益嚴重，使青年學生喪失了學習古代文學、傳統文化的興趣。3.教學測評形式單一，無法真正體現創新教育的成果古代文學教學受制于傳統的考評方式，在學生學習效果和學習水平的評價上往往直觀、機械和單一，不僅影響了課程教學的質量，還會挫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新能力。因此，針對當前高校古代文學的教育困境，教師要改變過去以高低分來評價學生學習效果的舊觀念，更多思考古代文學對于高校學生人文素養、創新能力的基礎性熏陶和養成，在把握當下大學生個性特點的基礎上，向素質鑒定觀念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