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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博弈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體系中最重要的理論課之一，其應用前景非常廣泛。幾乎所有社會科學領域中都活躍著與博弈論交叉的分支學科，為滿足當代大學生對博弈論知識的需求，高校加強博弈論公選課建設迫在眉睫。鑒于此，筆者面向全校開設了“博弈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博弈問題及其啟示”兩門通識選修課程。
一、博弈論公選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博弈論與經濟學、管理學和數學等學科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所以國內本科院校的博弈論課程主要面向經濟、金融、管理或數學專業開設，教學的對象通常是本專業或本學科相關專業的學生，很少面向全校開設公選課，這主要緣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博弈理論的建立只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國內高校博弈論課程開設時間最長的也不到十年，上述情況導致了課程建設的經驗不足、水平不一。第二，研究博弈理論往往需要借助數學的方法，所以，博弈論課程的講授與學習離不開數學工具和經濟學知識，課程內容不得不受制于較高的知識門檻。因而，國內博弈論公選課的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
筆者在連續四個學期開設博弈論公選課后發現，該課程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如下：
1 學生問的差異較大
由于博弈論公選課面對的本科生縱跨二、三、四三個年級。橫跨本校全部學科的所有專業，導致學生的認知平臺和知識面存在較大差異，學習目的和價值取向呈現出多元性，學生在學習態度、學習習慣和學習能力方也存在較大差別。
2 理論學習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學基礎和數學基礎
博弈論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提煉出個體最優決策問題后，利用數學模型對其進行描述，再運用數學工具對其理論進行研究。200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杰?邁爾森(Roger B.Myerson)認為，“博弈論是對理人或決策者之間相互沖突及合作的數學模型進行的研究”。雖然博弈論具有廣泛的應用范圍和較強的解釋能力。但它的標準表達是函數形式和集合論形式的，研究方法和分析過程依賴于數學工具。所以，學習博弈論既要有相關的經濟學知識，又要有一定的數學基礎。正因如此，學生在公選課中接觸博弈論時會覺得比較抽象。
3 課程的知識容量受限
為了照顧學生差異，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會盡可能詳細地為學生進行講解，因而不得不壓縮知識的容量，這導致了一部分經濟學和數學基礎較好的學生“吃不飽”的問題。筆者嘗試通過布置課后練習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效果不是很明顯。或許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是，有限的課余時間和較快的學習節奏限制了多數學生對公選課知識的進一步學習。
4 缺少合適的教材
缺少合適的教材也是博弈論公選課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筆者認為，博弈理論的應用性和公選課內容的時效性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切入點，教材的編寫應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方能發揮最大的功效，然而目前的教材往往只能體現前者卻難以涵蓋后者。
二、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改革的措施
1 抓住學生的共性
大學生具有強烈的關注現實問題的意愿，對社會熱點問題表現出極高的興趣，尤其在理解焦點問題時具有很強的可塑性和認知共性。因而應牢牢抓住這一共性，迎合學生在知識需求上的實用化和功利化的特點，從當前豐富的信息資源中尋找承載博弈論知識的現實問題，以期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在教學實踐中，筆者把豐田汽車賠償、西南五省大旱、相親類節目“非誠勿擾”、2008股市大跌等現實熱點都搬上了講臺。下面，筆者就通過教學實例進行說明。
在講授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的博弈承諾及其可信性概念時，筆者以制定《反國家分裂法》為典型案例進行分析。由于祖國統一問題是所有國人關心的國家大事，大學生也不例外，所以講授過程非常順利，以致學生在課后反饋中把這一案例列為講授最成功的部分。接著，為了講解如何應用可信承諾處理現實問題，筆者選擇了電視連續劇《老大的幸福》第四集中的一個視頻片段，進一步強化了知識點。實踐證明，人物生動的形象在給課堂增添活躍氣氛的同時，也很好地承載了傳遞知識的作用，以縮影的形式把可信承諾的概念和應用可信承諾策略的方法植入了學生的頭腦中。最后，筆者以拆遷補償合同簽訂中的一種可信承諾策略為例，對本節課進行了總結，并請學生加以點評。由于拆遷問題是當前社會的焦點問題，所以學生對點評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樣，通過抓住學生的認知共性，展示了可信承諾策略在焦點問題上能夠將劣勢變為優勢的強大作用，成功地引導學生了解并掌握了博弈承諾及其可信性概念。
2 增強主題的典型性和知識模塊的簡潔性
以經典博弈問題為主題有利于組織素材、選擇教學內容；簡潔地安排知識模塊、弱化知識的層次性有利于照顧各類學生在知識面、綜合能力和認知水平上的差異；少而精地選擇課程內容有利于突出重點；多角度地反復講解有利于降低知識門檻，提高學習的效果。
例如，在主題選擇上，筆者以多數學生熟知的“囚徒困境”作為第一主題；以試驗性強、易于展開的“理性基礎和有限理性”作為第二主題；以現實性突出的“重復動態博弈”作為第三主題。由于“囚徒困境”與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密不可分，所以第一主題既能讓學生感受到博弈問題的趣味性和深刻性，又能激發他們對該主題的進一步思考，使他們逐漸認識到“理性人假設”所具有的超越現實、過于理想的特性，從而部分地為第二和第三主題做好鋪墊。另外，有大量關于“囚徒困境”和理性問題的課外資料易于獲得，這為學生在課程初期進行興趣驅動的導讀創造了條件。
在知識模塊設置上，筆者采取“自成模塊、減少關聯”的策略。例如，針對非常重要的“信息不對稱”主題，我們選擇了以二手車市場為核心，構建了包含藥品市場、電腦市場和就業市場等典型主題的知識模塊。一方面，這些市場為學生所熟知，易于接受；另一方面，這些市場中包含著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因素，因而通過對市場現象的自然描述完全可以弱化學生對經濟學市場知識的依賴。為了弱化知識的層次性，突出重點內容，筆者舍棄了理論體系中的某些知識模塊，例如“海薩尼轉換”、“斯賓塞信號傳遞模型”和“斯蒂格利茨信息甄別模型”等。
3 重視案例應用，尤其應重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關的案例
博弈論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它“聲名顯赫”，并且與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關系密切。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曾涉足博弈論領域，在博弈論的建立和發展中直接或間接做出過貢獻。“名聲在外”為博弈論公選課的開設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課程的講授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豐富的素材。正因如此，筆者才面向全校開設了博弈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公選課。下面，以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福布斯?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為例，詳細說明如何應用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關的案例以及這樣做的優點。
納什是博弈理論發展的劃時代人物，納什均衡是博弈論的核心概念，兩者都是公選課中必須包含的內容。為此，筆者設計了以下三個環節：1)借助“囚徒困境”和“情侶博弈”講授納什均衡及其不唯一性；2)播放電影《美麗心靈》，并進行討論和點評；3)布置以納什為主題的案例設計作業，讓同學在課堂上演講。第一部分是講解的重點，講好納什均衡意味著博弈論課程成功了一半。第二部分可以把人格培養和素質教育有效融合起來。《美麗心靈》不僅能讓人體悟到學生心靈中因愛而生的溫暖，還能給出人生原本就是一場博弈的警示，體現出“大人物小故事”的精髓。縱然納什這樣的天才也有無法擺脫的困境，何況他人?所以，在人生的博弈中，既要承認能力的差異，又要找尋屬于自己的色彩。同時還應看到，縱然如納什般為頑疾所纏都可以逐漸康復，何況其他挫折?所以，要以積極、樂觀、健康的心態對待人生，要終身學習而不輕言放棄!第三部分是對學生的啟發環節。該環節不僅要培養學生對本課程的興趣，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還要通過為其提供上臺演講、展示成果的機會，鍛煉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學生在設計案例時自學了有名的“智豬博弈”和“戀愛博弈”等經典模型，鞏固了納什均衡概念，還有學生甚至對納什曾經設計過的一種“六連棋”博弈游戲(筆者對此也知之甚少)進行了分析。
4 重視學科交叉，尤其應重視學科交叉視闕下的學術前沿成果
博弈論已逐漸成為一門為諸多學科提供思維方法和分析技巧的學問，可以說，所有與生命有關的學科都蘊藏著博弈論的應用空間。在公選課中，應重視從學科交叉的視角供給知識，廣泛培養各專業學生對課程的興趣。例如，筆者選擇生物演化理論和博弈論交叉所產生的演化博弈論作為知識模塊，以人類社會的同性戀演化作為典型主題，挑選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案例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為學生進行講解，擴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在演化博弈論的開創性著作《演化與博弈論》一書中，作者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MaynardSmith)用精妙的語言、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豐富有趣的案例把博弈論的思想融入到生物演化中，推動了對“動物為什么如此”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動物群體行為演變的動力學機制。筆者首先以“哺乳動物一雄多雌”案例作為引導，簡單介紹演化博弈論在性選擇和性別比問題上的研究視角以及邏輯結構，然后立刻引出了人類面臨的一個有關性的問題――同性戀演化主題下的性問題：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男男同性戀的存在完全沒有任何意義，這是因為同性戀相比于異性戀而言成功繁殖后代的可能性太小，那么為什么同性戀的基因沒有被淘汰?顯然，這一問題接近現實熱點，對學生極具誘惑力，而且還具有很強的學術延伸性。為了講解同性戀基因延續的演化博弈機制，筆者借助2010年2月24日美國心理科學雜志上發表的關于薩摩亞島上男男同性戀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最前沿的學術案例詳細分析了“親族選擇”假說下的演化博弈機制。教學實踐表明，通過這樣的內容設計，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的學習興趣都被調動起來，加深了他們對博弈論的理解，順利實現了教學的目標。
5 重視開放性，尤其應重視教學信息交流反饋的開放性
信息交流有利于幫助學生鞏固所學內容，讓有興趣的學生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獲得知識上的感悟和能力上的提升，并逐步脫穎而出。信息反饋有助于教師突出教學的亮點，發現教學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今后的教學中加以改進。
教學實踐中，筆者讓學生通過電予郵件的形式反饋“課堂心得”，并要求他們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1)這次課對你影響最深或最成功的是哪部分?
(2)最失敗或可有可無的又是哪部分?
(3)對本次課你有什么意見和建議?
這三個問題一方面可以督促學生對課堂內容加以回顧、梳理，另一方面，又可以從中發現筆者在教學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事實上，在交流和反饋中，許多同學都針對課程的內容、進程和教師的教學習慣、技能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和建議，幫助教師提高教學水平。這些批評和建議包括“講課的速度有點偏快”、“思考時間較少”、“有些理論過于深奧”、“希望針對時事展開分析”、“希望多些互動”、“理論是需要加強的”等，當絕大多數學生贊成“少一點數學知識”并希望“講得詳細點”時，筆者采納了這一建議，并列出了幾本偏重數學工具的參考書讓那些“吃不飽”的學生自學。
學生給予的溫馨鼓勵也讓筆者感覺“很給力”。例如，“本節課內容很充實，希望老師保持下去”、“老師的努力我們都看到了，希望老師以后做得更好”等話語激勵著筆者，使筆者能夠維持濃厚的教學熱情使其永不衰減，并且有信心進一步提高自身的專業能力，挑戰自我的職業水平。
教學探索與實踐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教師能夠及時、充分地了解學生的需求，不斷總結、深化課程教學改革的經驗，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下一步的設想
筆者秉承“以人為本，以學生的發展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希望博弈論公選課能為學生打開“半”扇窗，培養他們對博弈理論的興趣，激發學生課后自主學習的潛能，做到既為學生提供基本知識，又幫助學生脫穎而出。
篇2
博弈論可以劃分為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和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參與人能否在行為時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達成則是合作博弈；反之，不能強制他方遵守協議，各參與人只能選擇自己的最優戰略，則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則強調個人理性、個人最優決策。我們談到的博弈多指非合作博弈。
博弈有兩種劃分：從參與人出場的先后順序來看，博弈分為靜態博弈(static game)和動態博弈(dynamic game)。靜態博弈指博弈參與人同時選擇行動或非同時行動但對前者行動一無所知；動態博弈指參與人行動有先后順序，且后行動者能夠觀察到先行動者的選擇。從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知識來分析，博弈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前者指每一個參與人對其他參與人的特征、戰略和支付函數有確切的了解；后者則恰好相反。將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就有四種類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
1.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納什均衡
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講的是，假設博弈中所有參與人事先達成一項協議，規定每個人的行為規則，那么，在沒有外在強制性約束時，參與人是否會自覺遵守協議。如果參與人自覺遵守該協議，則構成一個納什均衡：給定其他參與人遵守協議的情況下，沒有人積極偏離協議規則。換言之，如果一個協議不構成納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動實施，因為至少有一個參與人會違背這個協議，不滿足納什均衡要求的協議是沒有意義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性別戰”(Battle of theSexes)是任何一本博弈論著作都會提到的納什均衡特例。
2.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
動態是世間萬物的基本特征。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只是一種獨特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當后一個參與人行動時，自然會根據前者的選擇而調整自己的選擇，而前者也會理性地預期到這一點，所以不可能不考慮自己的選擇對他人的影響。1965年，澤爾騰通過對動態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參與人在任何時間、地點的決策都是最優的，決策者應該隨機應變，而不是固守前謀。這就推導出子博弈的概念。當參與人的戰略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構成納什均衡時，則形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也就是說，組成“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的戰略必須在每一個子博弈中都是最優的。
3.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貝葉斯納什均衡
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指的是，參與人共同行動，沒有機會觀察他人的選擇。每個參與人的最優戰略只能是在給定自己的類型和他人類型依從戰略的情況下，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在項目投標中各承包者的標價高低之爭就是一個應用例證。
4.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
在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中，后行動者觀察前者的選擇并獲得其偏好、戰略空間等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斷；而先行為者也知道自己行為的效用，會有意識地選擇某種行動掩蓋或揭示自己的真實目的。“黔驢技窮”就是一個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例證。
國際機制理論的理性主義流派概述
當前，國際機制的研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對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形成沖擊，引起他們持續的濃厚興趣，并表現出非凡的整合能力，對國際機制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批評已經成為學者們重視的工作。德國著名國際機制理論家沃科爾·利特伯格認為，國際機制理論有兩種理性主義流派：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國際機制理論。（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7)，pp.1-2.）
新現實主義國際機制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行為體之間的權力資源分配極大地影響著機制的出現、某問題領域機制的存在及其性質，特別是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國家會考慮無政府狀態下的相對權力，對國際機制的效率形成制約。這些觀點都體現在霸權穩定理論中。利特伯格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基于權力的國際機制理論的經典理論模式”，（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of International
Regime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86.）而克勞福德認為，霸權穩定理論是新現實主義對機制產生最權威、最普遍認同的解釋。（注：Robert Crawford，Regime Theory in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g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Dar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57.）霸權穩定理論的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霸權國家建立了自己的霸權體系，并制定該體系的基本原則、規則、規范和決策程序，霸權國的實力與威望是其他國家接受這些國際機制的重要前提；霸權國利用這些機制維持霸權體系，最大限度地獲得自己的利益；同時，為了維持該體系，它愿意向體系內的其他國家提供“公共商品”(Public Goods)，容忍“搭便車行為”(Free-rider)；霸權國的衰落或急劇變化，則該體系的國際機制發生相應變化。
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在過去10多年影響巨大，成為分析國際機制的主流理論。其基本機制理論主張是：國家是追求絕對收益的理性自我主義者，只關心自己的得失；承認權力在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但認為國際機制是國際關系中的獨立變量(independent variable)，強調國際機制在幫助國家實現共同利益中的重大作用；活躍在特定問題領域的國家擁有只能通過合作才能實現的共同利益；不確定性是國際機制形成理論的核心，世界政治存在廣泛的不確定性。國際機制幫助達成政府之間意愿的契合。行為體相信這種安排會幫助達成互利的安排。換言之，沒有國際機制，則協議無法達成。國際機制正是通過降低不確定性來促進國際合作的。新自由主義機制理論是國際機制理論的主流學派，其影響也最大。該派理論用相互依賴的概念將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結合起來，具有重要的理論整合意義。
博弈論與國際機制理論
在過去十多年里，國際機制理論在國際合作的分析中獨占翹楚，而博弈論在分析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中應用最為廣泛。兩種理論都以探討無政府狀態下的競爭與合作問題為核心命題。這種平行并非巧合，因為機制理論從博弈論中借取了許多知識能量。理解促進合作的戰略邏輯是解釋無政府狀態下國際機制起作用的關鍵。在討論霸權、問題聯系、相對收益和相互依賴時，博弈論的解釋力有目共睹。這些恰恰是國際機制理論討論的重心問題。（注：Andrew Kydd and Duncan Snidal，"Progress in Game-Theorit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in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Volker Rittberg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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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移動通信、光纖通信、云計算、多媒體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有效促進了社交網絡平臺的普及和應用，已經誕生了QQ、微信、微博、BBS、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網絡平臺，這些社交服務采用了SNS模式，可以為人們提供交友、購物、學習等多種服務，擴大了人們生活交際的渠道和平臺，進一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1]。社交網絡發展過程中，訪問控制一直是人們研究的重點，論文基于筆者多年的研究，詳細地分析了社交網絡應用發展過程，探討了基于博弈論的社交網絡訪問控制應用設計功能，構建完善的用戶信任機制、損益機制和病毒防御機制，能夠提高社交網絡訪問控制能力和成效。
2、社交網絡應用分析
隨著Web2.0的誕生，人們社交服務采用的SNS平臺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其以人為本，具有真實化、個性化、互動性等多種特征，目前已經誕生了多種SNS網站，比如LinkedIn、微博、BBS等[2]。具體的社交網絡應用發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高校型SNS平臺。高校SNS平臺發展起步較早，一直走在社交網絡的前言，目前常用的高校社交網絡平臺為人人網、BBS、Facebook等，擴展了高校學生交友、學習、就業渠道，豐富高校學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2）商務型SNS平臺。商務交往是企業發展的重要途徑，商務活動是企業推廣產品、市場營銷的重要任務，構建商務型SNS平臺，可以為企業構建商務圈，為企業發展提供合作交流、洽談渠道，目前最為常用的商務SNS平臺為LinkedIn，該平臺擁有將近7500萬家企業入住，涉及電商、旅游、工業、農業等多個領域。
目前，隨著SNS服務平臺引入更加先進的推廣技術，社交網絡在各個領域如雨后春筍，誕生了飯否、美團、占座等多個平臺，覆蓋了人們工作、生活和學習的各個領域，促進了人們生活信息化、便捷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3、博弈論在社交網絡訪問控制中的應用設計
3.1構建完善的用戶信任機制
目前，許多網絡構建信任機制常用的方法是根據網絡節點操作記錄，判定使用主體可信度[3]。社交網絡用戶信任可以利用博弈論的網絡節點信任數值計算方法，確定用戶的信任度，計算過程中利用的數據包括用戶注冊時間、發帖數量和朋友圈人數等，具體的計算方法如下：
（1）用戶驅動方法。用戶驅動方法可以根據自己的社會關系、朋友圈確定用戶信任度，比如用戶和朋友圈的許多人都擁有一個共同好友，則該好友的可信度就判定為較高，比較符合用戶的實際情況，具有較高的靈活性。
（2）機器驅動方法。機器驅動方法可以通過SNS平臺的發現機制、推薦機制進行執行，平臺可以搜集用戶的詳細信息，利用用戶的瀏覽記錄、消費記錄等行為，統計計算用戶的信任值，可以迅速、客觀、簡單地分類用戶，具有自動推薦等特點。
（3）混合驅動方法。混合驅動方法在集成用戶驅動、機器驅動等方法的優點，自動計算和確定用戶信任度，為用戶推薦朋友圈，并且通過用戶判定之后方可建立信任機制，提高了信任可識別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3.2構建用戶損益機制
社交網絡用戶損益是通過朋友圈人數進行確定的，朋友圈人數越多，收益越大，朋友圈人數越少，損失就越大。但是，用戶朋友越多，個人信息和隱私泄露的概率就變大，為用戶信息帶來了較大的風險。構建用戶損益機制，可以防止網絡欺騙，鼓勵用戶之間真誠交流。基于博弈論的用戶損益機制包括欺騙與非欺騙服務、誠實與拒絕服務等博弈策略。如果用戶認為來訪人員帶來的損失超過收益，存在欺騙訪問行為，可以通過網絡將舉報信息發送至服務器或管理員處，通過監管對訪問人員進行懲罰；當系統認為收益超過損失，判定為誠實訪問，將其列入到用戶的朋友圈，擴展用戶的朋友圈人數，提升用戶收益。基于博弈論的用戶損益機制可以較為準確地識別欺騙訪問、誠實訪問，強化欺騙訪問的處罰力度，促使用戶不能使用社交網絡實施欺騙行為，減少欺騙用戶數量，提高誠實訪問用戶數量，促進社交網絡能夠健康運行和發展。
3.3構建網絡病毒防御機制
隨著社交網絡服務平臺的普及，其在為人們帶來高質量、信息化生活的同時，也為人們帶來了潛在的安全威脅，造成人們的信息丟失，進而錢財、生命安全受到侵害，嚴重的損害了社交網絡正常運行和發展。基于博弈論的網絡病毒防御機制可以將用戶進行分類，分別是合法用戶、攻擊威脅用戶，這兩種用戶屬于非合作性質的博弈，一方的損失必然伴隨一方的獲利，是一種非零和的博弈，兩者之間的損失和收益是不對等的，并且博弈策略偏向維護合法用戶，也就是收益時對合法用戶影響較大，損失時對攻擊威脅用戶影響較大，這種策略可以阻止網絡攻擊，降低病毒對社交網絡合法用戶的侵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4、結束語
隨著社交網絡平臺的快速誕生，社交網絡保存了海量的用戶信息，因此亟需提高訪問控制管理水平，以便保證用戶信息的安全性。論文基于博弈論設計了一種訪問控制方法，可以構建用戶信任機制、損益機制和病毒防御機制，更加符合人們參與社交網絡的應用背景，提高人們社交服務的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孟憲佳，馬建峰，王一川，等.面向社交網絡中多背景的信任評估模型[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5，49（4）：73-77.
[2]陳慶麗，張志勇，向菲，等.面向多媒體社交網絡的訪問控制模型[J].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6）：181-187.
[3]劉娜，葉春曉.線上社交網絡訪問控制模型綜述[J].計算機系統應用，2014（5）：1-7.
作者簡介
篇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2095-2163（2016）06-0141-03
0引言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無線網絡連接需要的日益增加，適用于不同工作情況與使用環境的無線網絡接入技術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這些技術的提升進步滿足了人們隨時隨地能夠接入到無線網絡中的理想訴求。人們使用的無線網絡連接設備，如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往往同時配備了多種滿足不同通信需求的無線網絡接入技術，如適用于近距離通信需要的Zigbee、Bluetooth，以及適用于中遠距離通信需要的WiFi、WiMax、2G、LTE等。而且，同一地區被多種無線網絡覆蓋的情況也大大增加了，如辦公室、商場或者是家中，這些區域往往普遍配設有無限局域網絡與蜂窩網絡，而蜂窩網絡常常也是由多家移動網絡服務商各自優化后、且分別提供的，如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如此這般的多種無線網絡接入技術共存的情況被稱為混合無線網絡。綜上可知，在此背景環境中，人們所能選擇的無線網絡的數量也必然增加。根據使用環境的各異以及用戶需求的不同，人們在選擇移動設備所要連接的無線網絡時將會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如網絡的穩定性、網絡能提供的帶寬以及使用網絡需要付出的代價等。網絡選擇中的基本問題就是研究在多種無線網絡共存的情況下，人們（設備）如何根據自身的需要，選擇出最合適的無線網絡，以及在選擇過程中設備更換無線網絡的行為趨勢。為了分析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不同無線接入技術的選擇問題，目前已提出了多種方法，如文獻[1-2]提出的最大化用戶效用的選擇方法，文獻[3-5]提出的基于多種屬性滿足的決策制定方法等等。博弈論作為一種數學工具，常常用于研究分析在人們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出最有利的策略時，參與者的行為變化趨勢以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相互影響的情況。在無線網絡的研究中，由于博弈論在分析無線網絡設備選擇不同通信策略時其所獲得的收益情況與各個設備行為特點上的優勢，越來越多的工作利用博弈理論來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的網絡選擇問題[6-7]。本文總結了目前一些利用博弈理論來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的網絡選擇問題的文章，給出了博弈理論在解決這類問題時的一般方法。
[JP3][BT4]1博弈論的基本概念以及網絡選擇問題的博弈模型[JP]
[BT5]1.1博弈論的基本元素
在博弈理論中，博弈是由博弈的參與者、參與者所能選擇的策略的集合、每個參與者選擇某種策略時所獲得的收益而構成的優選進化過程，過程中包含著3個基本元素，現對其進行如下定義描述。
1）參與者。博弈中能夠選擇自身策略的單位，可以是某一個體、也可以是某一群體，其目標是通過選擇某種策略以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當目標為削減成本時為最小化。
2）策略集。策略集中包含了參與者能夠選擇的所有策略，每輪博弈時參與者將在其中選擇一個以指導自己的行為。
3）收益。參與者選擇某個策略時所能獲得的效用，該效用由參與者選擇的策略與其他參與者選擇的策略共同決定。
[BT5]1.2博弈結果描述方法
具體地，針對存在多個參與者的博弈描述中，每個參與者將根據收益的大小采取不同的策略，同時某個參與者采取的策略也將影響到其他參與者的收益。當博弈重復進行的時候，各參與者是否可以最終達到某一平衡狀態，即參與者是否可以找到一種最合適的策略，使得博弈終止。博弈是否能夠終止，以及何時達到終止是博弈論中的重要研究部分。下面將調引最常用的描述博弈終止的狀態定義，即納什均衡狀態。
納什均衡狀態用于描述這樣一種情況，即在一個博弈中，所有的參與者都選擇好自己的策略后，如果任意一個參與者都不能在其他參與者保持所選策略也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改變自身采取的策略使得自己的收益增大。這時，就可說系統達到了納什平衡狀態。
如果博弈的參與者用集合N={1，2，…，n}來表示，參與者可以選擇的策略用集合S來表示，參與者i所選擇的策略用si來表示si∈S，那么s*={s1*，s2*，…，sn*}為納什均衡，當且僅當對任意的i∈N，存在：
[HT5SS]ui（s*i，s*-i）≥ui（s'i，s*-i）[JY]（1）
其中，s*-i表示除了參與者i以外其他參與者所選擇的策略，ui（）為參與者的收益計算函數。并不是所有的博弈均存在納什均衡；同時，有的博弈可能存在多個納什均衡。
[BT5]1.3網絡選擇問題的博弈模型
網絡選擇問題存在3種博弈情況。對于每種博弈情況，現做出分析概述如下。
1）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博弈。這種情況下，博弈的參與者均為需要使用無線網絡的用戶，多個無線網絡用戶將分享若干個無線網絡接入服務，每個用戶所能選擇的無線網絡接入點就是用戶所能采取的策略。用戶通過選擇不同的無線網絡接入點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或者最小化自己使用無線網絡服務所需支付的代價。
2）無線網絡服務商之間的博弈。這種情況下，博弈的參與者為能夠向用戶提供無線網絡服務的各個網絡服務商。各個無線網絡服務商通過采取不同的自費策略來吸引更多的用戶選用自己的無線網絡服務，從而達成最大化自己收益的目的。
3）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之間的博弈。參與者分別為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服務商通過選擇不同服務資費標準與服務對象來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用戶則通過選擇不同的服務商來最大化自己可能獲得的網絡效用。
[BT4]2博弈論在網絡選擇問題上的主要研究情況
[BT5]2.1用戶與用戶之間的博弈
文獻[8]將網絡選擇問題描述為各個自利用戶之間的非合作博弈，并使用擁塞博弈模型來研究用戶的行為情況。在該博弈中，用戶可以在多個可用的無線網絡的不同頻段中選擇其中之一進行連接，在選擇某個網絡后，該用戶將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網絡擁塞，同時用戶需要為其造成的擁塞支付費用，而費用的高低將由網絡當前的擁塞程度決定。作者形式化地給出了網絡擁塞程度的描述以及用戶所需支付的費用。實現過程是將該用戶的網絡選擇情況用一組布爾值來設定其表示，如表示用戶u是否選擇了a網絡的布爾值bua。當用戶u選擇了網絡a時，bua=1，如果沒有選擇網絡a，bua=0。此后，研究利用整數規劃的方法求解了該博弈的納什均衡策略。
文獻[9]利用演化博弈模型來研究用戶的網絡選擇問題。演化博弈在傳統的博弈理論中加入了種群的概念，種群用于表示一組相同類型的用戶，種群中的用戶可以改變自己的策略以使種群的總體收益增加，或者使種群中其他用戶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達到收益均衡的目的。項研究利用了演化博弈中的復制動態來研究一群同類用戶的行為變化情況。復制動態用來表示種群中選擇不同策略的用戶的比例的變化情況，數學上是利用常微分方程來構建表示， 其對應公式為：
[HT5SS]x?i（t）=xi[fi（t）-（t）][JY]（2）
其中，xi表示種群中采用策略i的個體占種群全體的比例，xi=ni/N，ni為選擇i策略的用戶的數量，N表示種群中用戶的總數量。fi（t）表示參與者選擇策略i所獲得的收益，（t）表示該種群中所有參與者獲得的平均收益。
文獻[10]描述了裝備有多種無線網絡通信技術的設備，在不同網絡之間切換服務，以達到自身獲得的網絡吞吐量最大的目的。文章給出了2類不同的無線網絡技術的帶寬分配模型，全面分析在了每種無線網絡技術下用戶的行為變化情況，給出了用戶最大化自身收益的算法，并證明了在同種無線通信技術內部切換無線網絡基站的情況下，系統存在納什均衡，即用戶在經歷有限的基站選擇變化后，所有用戶均將達到穩定狀態，而無需繼續改變自身的選擇。
[BT5]2.2無線網絡服務商之間的博弈
文獻[11]提出了一個由4部分組成的用于分配管理無線傳輸資源系統框架，其中包括網絡層分配、容量預留機制、用戶接入控制以及連接層分配。作者將帶寬分配問題描述為不同接入網絡之間的博弈，同時在系統達到納什均衡時，網絡總效益最大。
文獻[12]將2個獨立的無線局域網之間的接入控制問題描述為多階段的非合作博弈問題。該博弈中的參與者為2個無線局域網，而策略集則為用戶發出的網絡接入請求。博弈的結果給出了2個網絡最大化自身收益時，網絡接入請求在2個無線網絡中的分布情況，
文獻[13]描述了在多個無線網絡共存的環境中，存在一個移動著的用戶。為了保證負載平衡以及減少用戶在各個網絡的交接，作者提出了一合作博弈的方法。參與者為區域中各個可以被用戶連接的無線網絡，其策略集為用戶使用每個網絡的優先級。每個候選網絡的收益為當前網絡負載、預定負載界限與網絡懲罰權重的函數。博弈的目標是使每個候選網絡的收益值最大。
2.3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之間的博弈
文獻[14]利用將無線網絡服務商與用戶之間的競爭描述為雙方博弈的方式，提出了一種防止擁塞的控制機制。作者提出框架包括2個博弈，其中一個為接入控制博弈，另一個為負載控制博弈。接入控制博弈利用了經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參與者為各種用戶-服務商對。每一種服務請求代表了每個參與者具有2個策略選擇的博弈。服務商可以接受或者拒絕服務請求，而用戶可以選擇繼續接受服務或者停止接受當前服務商的服務。作者討論了該博弈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的存在情況。在負載控制博弈中，用戶在不停止傳輸的情況下選擇是否離開當前服務商，而服務商也可以選擇是否終止提供服務。文章表明當服務商同時運用2種策略時，得到的收益將會達至最大。
[BT4]3結束語
本文總結了當前利用博弈理論分析解決混合無線網絡中網絡選擇問題的一些代表性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用博弈論解決該問題時，不能僅停留在判斷是否存在納什均衡的層面上，還需對如何達到納什均衡進行研究。博弈論分析了混合無線網絡中的參與者在為了最大化收益時的行為情況，為提出更加有效的網絡選擇方案作出了有益、且實用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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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波普爾證偽主義主要內容
（一）劃界問題
劃界問題是波普爾學術生涯的起點，是他全部科學哲學的基石。1919年發生了廣義相對論“推翻”了牛頓引力論這一震驚世界的科學事件，此次事件給他帶來巨大的震動。促使其開始思考，如果像經典力學這等經受了長達兩百余年的億萬次檢驗的理論尚有錯誤，那么什么樣的科學理論才能真正稱之為正確科學的呢？由此，他認為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不是因為它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證。宗教、玄學等都可以找到這種成功的例證，但并不代表其就是科學。
科學之所以為科學，是因為它與一切非科學不同，要接受經驗的檢驗，要在經驗事實的發展中不斷發現自己的錯誤，否定或證偽自己，以便過渡到更新的理論。也就是說，科學并不在于它的可證實性，正好相反，恰恰在于其可證偽性。可證偽性和不可證偽性，就是一切科學與非科學的根本界限。
進一步的，如果連科學這種人類迄今為止最可靠的認識形式都是一些暫時的猜想或假說，都有錯誤，都可以或必將被否定，那還有什么思想觀念有權充當絕對權威或永恒真理呢？由此可見，波普爾科學的可證偽性思想也決定了其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等的堅決態度。
（二）歸納問題
歸納問題是劃界問題的必然發展，波普爾認為可證實性的工具即歸納法是無效的，任何一種具體的科學理論都隱含著可能的錯誤，這也就向傳統的歸納主義提出了挑戰。因為按照歸納主義，科學理論是從觀察事實中概括出來的，或至少是已經得到了相當數量的經驗材料的證實。因此，由歸納而得來的科學真理是可靠的真理，即使不是絕對的正確，也是具有一定概率的真理。波普爾對歸納法的否定主要針對其經驗和理論即觀察和假說的關系上，他根據科學實際的發展歷程反駁了歸納主義的假說來自于觀察的觀點，認為觀察是來自于假說的。例如哥白尼地動說、牛頓引力論等理論最初的形成都只是一種假說，進而促使人們對其給予關注，形成一定的觀察。因此，他認為不僅假說先于觀察、理論先于經驗，甚至觀察來源于假說，假說創造了觀察。
進一步的，他認為觀察來自于“自由創造”、“自由猜測”，而這種猜測、創造并不是憑空得來的，它來自“問題”，也就是科學發展過程中已有的理論與新的經驗或新的理論之間的矛盾。問題就是矛盾，正是經驗世界中的這些實際矛盾才激發了人們的創造。他強調，只有人的創造精神，人們把他們對大自然的永無窮盡的好奇心像探照燈一樣不斷地把光線聚焦到一個照明圈內，才能推動科學不斷的發現新的現象，提出新問題，發現新的假說與理論。
（三）猜想-反駁方法論
波普爾突破了把知識看做靜態的積累的理論束縛，認為科學知識增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進而提出著名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性解決排除錯誤新的問題”。其中，嘗試性解決就是所作出的科學發現，它們往往有許多個，需要通過排除錯誤來做選擇。他認為，這時才需要經驗發揮作用，即接受那些較好的經受住經驗檢驗的理論。還引入確認度這一說法，把較好的經受證偽的理論稱為確認度高的理論。根據這個知識增長圖式建立了它的“猜想-反駁方法論”。
他提出，科學發現包括猜想和反駁兩大環節。科學家根據問題大膽進行假設，努力按照可證偽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說，這樣的假說具有較多的真性內容。嘗試性的理論即假說提出來后，就進入反駁階段，這時要根據經驗，按確認度高的要求進行排除錯誤，從而保證所接受的理論假性內容減少或不增加。這樣，通過猜想-反駁，科學發現便獲致逼真度高的理論。
他還分別為猜想和反駁制定了具體的方法論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點：理論不是始于觀察，觀察中滲透著理論；形而上學起重要作用；科學發現的心理學；猜想應該滿足簡單性、可獨立檢驗性和不會很快就被證偽這三個要求。反駁的原理可歸結為三點：批判；排除錯誤；判決性實驗。
二、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運用
波普爾是一位在經濟學家中有巨大影響的科學哲學家，其證偽主義方法被西方經濟學界視為19和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新舊觀點的分水嶺。波普爾偽證主義更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經濟學方法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馬克·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一書中就把波普爾置于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核心地位，將其中一章的標題定為“證偽主義者，20世紀的全部經歷”以此來評價波普爾對經濟學的影響。漢茲也如此評價20世紀70-80年代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過去十年間，經濟學方法論已發展成為一個小的產業，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卡爾·波普爾聯系在一起。波普爾傳統比任何其他傳統更能代表現代方法論話語中的優勢聲音。”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運用、發展歷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引入、發展以及最后的批判與革新。
（一）引入階段
特倫斯·哈奇森在1983年出版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中第一次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引入經濟學領域，這是一部把科學哲學觀點尤其是波普爾證偽主義引入到經濟學方法論的開創性著作。他將科學家的活動表述為：對前人的工具、結論以及其方法的使用與檢驗，如果有必要的話，當對它們的改進與發展成為可能時，按照公認的標準拒絕這些工具、結論及其方法，并且從事又輪到他傳遞給后繼者的問題。他認為，如果一門科學的最終命題必須包括經驗內容，那么這些命題一定可以進行經驗檢驗，或可以通過邏輯或數學的演繹導出這種可以檢驗的命題。因此，追求“科學”地位的經濟學命題就需要經得起經驗的檢驗，只有波普爾的“可檢驗性”能規定經濟學命題的科學性。
他提出的用波普爾的科學劃界標準，主旨是要否定當時經濟學界盛行的先驗主義方法論，否定先驗和內省的方法，強調經驗的作用。雖在剛提出時，該理論并沒遭到太多非議，但不久就受到了奧地利學派重要代表人物馬克盧普的批評，稱哈奇森為極端經驗主義者。但從1983年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假設》到1992年的《變化中的經濟學目標》他都一直強調和支持證偽主義原則，稱自己為一名堅定的證偽主義者。繼哈奇森之后，馬克·布勞格、克蘭特、博蘭德等人也加入了哈奇森的隊伍中，成為了專攻經濟學方法論的學者，使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更加被人重視，并成為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二）發展
真正把波普爾證偽主義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推向高點的當屬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假定之戰”，而引起“假定之戰”的導火線就是弗里德曼1953年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中的論點。文中提出一個主要觀點，也被稱為“F論點”，其大致內容是：檢驗一個理論或假說是否有效的唯一標準是其對現實的預測與實際數據的比較，理論假定的實在性與理論的檢驗毫不相關。他反對當時主張的要對假說自身的假定與現實二者之間進行檢驗的觀點，他批判說：“這一為人們廣泛持有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它是許多謬誤產生的淵源。”F論點遭到了強烈的攻擊，也獲得了許多有力的支持，“假定之戰”成為了一場著名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并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
在“F論點”中，弗里德曼對理論或假說檢驗所采取的正是證偽主義標準，他認為如果一個假說或理論的預測與經驗相抵觸，而且這種抵觸并非只發生了一次，而是發生得很頻繁，那么該假說就該遭到拒絕；相反，如果一個假說或理論的預測沒有與經驗相抵觸，它就被接受了。而這正是同波普爾所主張的“我們永遠也無法證明一個理論，只能說理論沒有受到反駁”的觀點是一致的。且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中弗里德曼還十分強調預測在檢驗理論中的作用，這也類似于波普爾檢驗理論路線中的一種，弗里德曼在方法上對證偽主義的運用還體現在許多方面。
方法論之爭使得經濟學家們更加重視證偽主義思想，對其運用也愈加廣泛和普遍，薩繆爾森、哈耶克等人都是經濟學中波普爾證偽主義的跟隨者。在持續近四十年的經濟學方法論爭論中不僅使經濟學者更加重視了對方法的探討與研究，促進了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方法論取得了較為完備的形式。更使經濟理論本身得到了發展和完善，眾多經濟理論蓬勃發展。
（三）批判與革新
波普爾的影響是空前的，一度被經濟學家熱情接受。但波普爾證偽主義本身的缺陷以及在經濟學中踐行證偽主義存在一定的困難等問題使得其在經濟學中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運用，以至于在馬克·布勞格的《經濟學方法論》中被評為“現代經濟學家常常鼓吹證偽主義，但他們很少付出實踐：他們所使用的科學哲學可以恰當的稱之為‘無關痛癢的證偽主義’”。
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了波普爾證偽主義的過于嚴苛，于是經濟學方法論上也出現了放棄證偽主義的傾向，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轉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如理查德·利普西在1963年出版的《實證經濟學導論》第一版中就坦率的支持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認為科學理論能夠被單獨一項決定性檢驗挑出差錯，而又在第二版的出版時轉向了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放棄了波普爾關于駁斥的觀點，轉向關于檢驗的統計學觀點，即承認駁斥或確認都決不會是最終的，并認為我們只能數量有限的不完全知識，發現兩種互相抗衡的假說之間的概率關系，而不能判定假說的真偽。
同時，也有如西德尼·舍夫勒在《經濟學的失敗》中闡述的否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這類的觀點誕生，他認為經濟理論化的整個假設—演繹傳統是死胡同，經濟學家必須研究整個社會結構，放棄其妄稱經濟學能自行服從規律的說法；科學預測只在有不受環境限制的普遍規律是才屬可能，既然經濟體系總是受到非經濟力量和機緣作用的影響，那就決不可能有經濟預測這樣的東西。
由此可見，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經歷了一個從受到熱情歡迎到冷靜的批評到最后的放棄的歷史過程。盡管在波普爾證偽主義之后又出現了諸如精致證偽主義、歷史主義等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新方向，但證偽主義對經濟學及其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作用。
三、哲學思想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啟示
（一）重視哲學對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
科學哲學是對一般方法論的研究，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必要前提，而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又有助于充實和發展科學哲學。經濟學方法論相對于哲學來說是具有特殊性的，作為特殊應該重視和關注哲學作為一般性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哲學思想。
從波普爾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產生廣泛影響來看，促進哲學與經濟學的合作會為經濟學方法論的完善產生推動作用。哲學立場是思想的基礎，同時也是各種經濟學方法論的基礎。因此，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方法論意識，更要有哲學意識，學習用哲學指導經濟學方法論。例如，在西方經濟學界無論是流行的教科書還是專業學術論文都會廣泛的融合現代科學哲學的眾多內容。對于諸如庫恩的常規科學、革命與危機的關系、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以及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等哲學的術語相當熟悉，也善于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入手分析現實。相比較來說，我國有很多學者就沒能意識到這一點，對于尚有的科學哲學知識了解的不夠，就更難以吸收其優秀成果來充實經濟學方法論，深化經濟理論的分析。
對于科學哲學的學習，不僅要了解和學習其基本內容，還要學習其科學懷疑與批判的精神。波普爾能夠在當時邏輯實證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毅然的提出反歸納的證偽主義，表明其不拘泥于傳統，敢于突破傳統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而這一科學批判態度也正是我國當下經濟研究所缺少的，大部分經濟學者人云亦云，缺乏獨立的思考。由此，學習科學哲學中大膽預測、反對權威的懷疑態度也將對我國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理性對待哲學在經濟學中的作用
經濟學研究中的哲學意識不僅有助于提高我們陳述問題的能力、分析的角度，而且有助于我們運用經濟學進行政策問題分析。但要注意，經濟學家對哲學的關注與運用并不意味著是毫無意義的接受指令，例如當有哲學觀念反對經濟學方法時，不能立即放棄這種經濟學方法也不能漠視這種觀點，而是要適當的對待哲學及其方法，了解其反對的原因，以不斷的修正自己的經濟學方法。
同時，雖然波普爾的方法論曾受到強烈的追捧與歡迎，但用一個獨立的哲學原則去指導一切科學研究是必然不會成功的。無論經濟學家們如何的修正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及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難以得到改善，不能夠獨自完整的指導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在進行經濟學研究時要注意將科學哲學中有積極作用的部分利用起來，剔除不合理因素，對其進行改造并內化，直至可以為我所用的地步。了解不同的方法論中的可學習借鑒的因素與不完善的方面，以不斷完善自身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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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變頻調速以其優異的調速和其制動性能,高效率、高功率因數和節電效果,廣泛地適用范圍及其他許多優點而被國內外公認為最有發展前途的調速方式。但是由于變頻器中普遍有晶閘管、整流二極管及大功率IGBT開關等非線性元器件,在使用中會產生大量諧波,從而干擾周圍電器正常運行。如果變頻器的干擾問題解決不好,不但系統無法可靠運行,而且直接干擾控制系統的穩定運行,并且造成傳輸信號的失真,甚至導致供電變壓器的保護系統產生誤報警和誤動作,因此有必要對變頻器應用系統中的干擾問題進行探討。
1變頻器的分類
從結構來看,變頻器可分為間接變頻和直接變頻兩類。間接變頻將工頻電流通過整流器變成直流,然后再經過逆變器將直流變換成可控頻率的交流;直接變頻器則將工頻交流變換成可控頻率的交流,沒有中間的直流環節。
它的每相都是一個兩組晶閘管整流裝置反并聯的可逆線路。正反兩組按一定周期相互切換,在負荷上就獲得了交變輸出的電壓U0,U0的幅值決定于各整流裝置的控制角,頻率決定于兩組整流裝置的切換頻率。目前應用較多的還是間接變頻器,間接變頻有三種不同的結構形式:
1.1用可控整流器變壓,用逆變器變頻,調壓和調頻分別是在兩個環節上進行,兩者要在控制電路上協調配合。
1.2用不控整流器整流斬波器變壓、逆變器變頻,這種變頻器整流環節用斬波器,用脈寬調壓。
1.3用不控整流器整流,PWM逆變器同時變頻,這種變頻器只有采用可控關斷的全控式器件(如IGBT等)輸出波形才會非常逼真的正弦波。
2變頻器諧波產生機理及干擾
變頻器的主電路一般為交――直――交組成,外部輸入380V/50Hz的工頻電源經三相橋式不可控整流成直流電壓信號,經濾波電容濾波及大功率晶體管開關元件逆變為頻率可變的交流信號。
2.1 輸入側產生諧波機理
由于變頻器電源側的整流回路大量使用了晶閘管等非線性電力電子元件,變頻器從電網中吸取能量的方式不是連續的正弦波,而是以脈動的方式向電網索取電流,這種脈動電流反饋回電網,與系統阻抗形成脈動電壓,與電網中原有電壓疊加,使得電網電壓波形發生畸變。這種非同期正弦波電流,是由頻率相同的基波和頻率大于基波頻率的諧波組成,其中,高次諧波將干擾輸入供電系統。輸出側產生諧波機理:在逆變輸出回路中,輸出電壓和電流均有諧波。這是由于在逆變過程中利用高速半導體開關來產生一定寬度和極性的PWM控制信號,這種具有逆變沿的脈沖信號會對其他設備產生很大的干擾。
2.2 諧波產生干擾的傳播途徑
變頻器能產生功率較大的諧波,對系統其他設備干擾性較強,其干擾途徑與一般電磁干擾途徑是一致的,主要分傳導(即電路耦合)、電磁輻射、感應耦合。具體為:首先對周圍的電子、電氣設備產生電磁輻射,這是頻率很高的諧波分量的主要傳播方式;其次對直接驅動的電動機產生電磁噪聲,使得電機鐵耗和銅耗增加;并傳導干擾到電源,通過配電網絡傳導給系統其他設備,這是變頻器輸入電流干擾信號的主要傳播方式;最后變頻器對相鄰的其他線路產生感應耦合,感應出干擾電壓或電流,感應的方式又有兩種:一是電磁感應方式,這是電流干擾信號的主要方式;二是靜電感應方式,這是電壓干擾信號的主要方式。同樣,系統內的干擾信號通過相同的途徑干擾變頻器的正常工作。
3抑制變頻器諧波干擾的措施方法
3.1 在變頻器輸入側的對策
3.1.1變頻系統的供電電源與其他設備的供電電源相互獨立,或在變頻器和其他用電設備的輸入側安裝隔離變壓器,切斷諧波電流。
3.1.2設置交流電抗器。在電源與變頻器輸入側之間串聯交流電抗器,這樣可使整流阻抗增大來有效抑制高次諧波電流,提高輸入電源的功率因數,使進線電流的波形畸變大約降低30%～50%,是不加電抗器諧波電流的一半左右。
3.1.3設置交流濾波器。濾波器串聯在變頻器輸入側,由電感線圈組成,通過增大電路的阻抗減小頻率較高的諧波電流。目前諧波抑制的一個重要趨勢是采用有源電力濾波器。它串聯或是并聯于主電路中,實時從補償對象中檢測出諧波電流,由補償裝置產生一個與該諧波電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補償電流,從而使電網電流只含基波分量。這種濾波器能對頻率和幅值都變化的諧波進行跟蹤補償,其特性不受系統的影響,無諧波放大的危險,因而備受關注。
3.2采用多相脈沖整流
在條件允許或是要求諧波限制在比較小的情況下,可采用多相整流的方法。12相脈沖整流THDV大約為10%～15%,18相脈沖整流的THDV約為3%～8%,滿足國際標準的要求。缺點是需要專用變壓器,不利于設備的改造,價格較高。
3.3屏蔽干擾源
屏蔽干擾源是抑制干擾的最有效的方法。通常變頻器本身用鐵殼屏蔽,不讓其電磁干擾泄漏;輸出線最好用鋼管屏蔽,特別是以外部信號控制變頻器時,要求信號線盡可能短(一般為20m以內),且信號線采用雙芯屏蔽,并與主電路線(AC380V)及控制線(AC220V)完全分離,決不能放于同一配管或線槽內,周圍電子敏感設備線路也要求屏蔽。為使屏蔽有效,屏蔽罩必須可靠接地。正確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統有效地抑制外來干擾,又能降低設備本身對外界的干擾。對于變頻器,主回路端子PE的正確接地是減小變頻器干擾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實際應用中一定要非常重視。變頻器接地導線的截面積一般應不小于2.5mm,長度控制在20m以內。建議變頻器的接地與其他動力設備接地點分開,不能共地。
4結論
為了確保變頻器系統的安全運行,減小變頻器電磁噪聲對周邊設備的干擾,應將變頻器系統的電磁兼容性、抗電磁干擾能力及降低電磁干擾等,作為變頻器系統設計、制造、施工安裝中綜合考慮的重要部分,須符合相關電磁兼容性標準和規范要求。■
篇7
Discussion onTesting Method of Optical Thin Film's Transmissivity by Monochromator
WEI Nan1,ZHANG Fang-hui1,LI Zhi-feng2
(1.College of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China,;2.Shanxi Keda Electric Company Ltd.,xianyang)
Abstract: Optical thin film is not used in the field of optical element,but also the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used for luminesence in series of display,such as LCD､OLED.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onochromator ,expound the method of testing transmissivity parameter of optical thin films.Propose solutions after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est which based on three ways that the spectroscopic effects､light intensity and monochromaticity. This study has a certain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optical thin films.
Keywords: monochromator;optical thin film;transmissivity
引 言
對光學薄膜如反射膜､減反射膜､偏振膜､干涉濾光片等的研究一直以來都受到科學技術工作者的重視｡光學薄膜技術中通過理論研究､實驗分析,尋找新材料,通過改進薄膜制備工藝,獲得高品質器件｡
在光學器件領域,光學透鏡中的減反射膜可以減少十倍以上的光通量損失,激光器中用高反射比的反射鏡成倍提高輸出功率,硅光電池中利用光學薄膜提高效率和穩定性｡在顯示器領域,已日漸成熟的LCD顯示､新興的OLED顯示器等,都離不開對光學薄膜的應用,如彩色濾色片､透明導電薄膜､增量膜､電子傳輸層等等｡背光系統是LCD中提供充足強度､均勻亮度光源的重要組件,而光學膜的成本就接近整個背光系統的一半｡光從背光源傳輸到面板表面過程中,經過導光板､擴散層､增量膜､偏光片､濾色膜､取向層等每一層都伴有部分的光損失,而真正到達人眼的光強只占背光源初始光強的百分之幾左右｡在以往的基礎上人們也一直在探索新的應用型光學薄膜,如目前ZnO､Alq等新型薄膜的研究和制備｡從薄膜特性入手尤其是透過率參數的改善,來提高薄膜品質特性變得尤為重要｡光學薄膜可以玻璃､陶瓷､光學塑料､光學晶體､金屬等作為依附體,其中仍以玻璃基板表面鍍光學薄膜的應用為多｡
1 測試原理
鍍膜物質的不同因其分子結構的差異,對不同波長的光的吸收､反射程度也不同,從而影響薄膜的透過率｡由于薄膜的透過率隨光波長的變化而變化,照明系統A發出的復色光(常用可見光､紫外光)經過光學薄膜進入分光系統B,借助B中光柵的分光作用篩選出不同波長單色光,經接收系統C由光電倍增管轉換為光強信號顯示出來,通過未放光學薄膜前的初始光強和放置光學薄膜后的透過光強間的相對關系,可描繪出所鍍光學薄膜的透過率曲線,反應薄膜的透過率情況(如圖1所示)｡
2 測試系統
光學系統中分光單元包括三類:一類是棱鏡光譜儀,現已少用;另一類是衍射光柵分光,目前廣泛應用;第三類是頻率調制的傅里葉變換光譜儀｡本文為第二類光柵分光系統｡
2.1 照明系統
調節鎢燈､透鏡中心的水平,并調節各部分間距使光學薄膜正好落在透鏡的焦平面上(如圖2所示)｡圖中:a､光源:選用鎢燈,提供可見光范圍波長的光; b､凸透鏡:將入射光線會聚到光學薄膜表面; c､光學薄膜板:鍍有光學膜層的玻璃基板｡
2.2 分光系統
光學薄膜F置于分光系統入射狹縫S1處,會聚光①透過光學薄膜進入狹縫S1,S1位于離軸拋物鏡M1的焦面上,從而使入射光經M1反射后變為平行光射向光柵G｡經光柵色散后,形成不同波長的平行單色光束并以不同的衍射角度出射,照射到反射鏡M2分別會聚成像,恰好會聚到出射狹縫S2的單色光②從狹縫S2射出,會聚到其它位置或沒有照射到反射鏡M2上的單色光則被分光系統內壁擋住,不會出射｡光柵G安裝在轉臺R上,按某一方向緩慢旋轉R就會將不同波長的單色光依次聚焦到出射狹縫S2上,這樣相應波長的光就會依次射出狹縫S2(如圖3所示)｡
相對于棱鏡,光柵的分光能力更強,且出射光波長與光柵衍射角有著簡單的對應關系｡選用刻線密度為1,200條/mm的反射式平面衍射光柵,在光柵方程d(sinφ+sinθ)=kλ,(k=0,±1,±2.....)中:d為光柵常數,即連續刻槽間的距離;φ為入射角,即入射光和光柵法線的夾角;θ為衍射角,即衍射光和光柵法線的夾角;k為光譜線級數｡復色光垂直照射光柵上,光柵方程變為dsinθ=kλ,k不為零時,不同波長λ的光對應不同的衍射角θ,不同波長的光便被分解開了｡
2.3 接收系統
由出射狹縫S2出射的單色光經接收系統轉換為電信號,并以相對數值的形式顯示出來｡顯示與調節面板C一方面給光電倍增管B提供一個可調的負高壓(一般選擇-500V左右),另一方面顯示出射光強的強弱(如圖4所示)｡
出射光照射到光電倍增管(圖5)的光電陰極K上,由于光電效應,光電陰極K被激發而逸出光電子,光電子在極間負高壓的作用下被逐級加速飛向陽極A,在加速的過程中光電子以高速度轟擊倍增極D1~D5,使倍增極產生二次電子發射,電子數目逐級大量增加,最終到達陽極的電子形成很大的陽極電流｡倍增極的倍增因子通常為常數,因此當光信號變化時,陰極發射的電子的數目也隨之變化,即形成的陽極電流隨著光信號的變化而變化,由此來反映經光學薄膜的不同波長出射光光強的變化｡
2.4 測試常見問題及分析
(1) 分光效果:為使光柵起到較好的分光效果,入射光應剛好照射滿整個離軸拋物鏡的鏡面,因此可以通過調節凸透鏡和入射狹縫的距離控制入射光張角的大小,調節照明系統時先定凸透鏡位置再定光源位置,盡量滿足d/l=D/f,其中d和l分別為透鏡狹縫間距和凸透鏡高度,D/f是離軸拋物鏡的相對孔徑比｡
(2)光強:由于光學薄膜常依附于玻璃基板上,因此在測試中可采用相對測量原理和多點測試平均法減小玻璃基板帶來的誤差｡若將光線通過光學薄膜玻璃時的顯示讀數記為T1,取一塊和所測的光學薄膜玻璃相同規格的無薄膜覆蓋的玻璃基板,將通過基板時的讀數記為T2,則光學薄膜的透光率可表示為T=T1/T2,其中T1､T2是在測試片上選取不同點所讀數值的平均值｡
(3)單色性:分光系統借助于出射狹縫篩選出進入光電倍增管的各波長的單色光,因此對與狹縫縫寬的選擇為:一方面使縫寬盡可能窄,使相鄰兩波長的光盡可能分開;另一方面,縫的寬窄要保證有一定大小的顯示讀數,一般選擇縫寬約0.015 mm左右｡同時要求測試在暗室中進行｡
3 結 語
光學薄膜可應用于各種反射和投射光學元件,對光學薄膜的研究不僅能改善顯示器的性能,也是實現液晶顯示器中功能薄膜設計開發所必須的手段,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光學薄膜液晶顯示器的可視品質將無從談起｡光學薄膜透過率參數的測試是薄膜技術領域一個主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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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十報告指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統籌各方面利益關系，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局面。”要構建和諧社會，形成和諧相處的局面，核心是妥善協調好各方利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極大改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的同時，諸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加劇、城鄉差別擴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也逐漸暴露。在現階段，我國社會成員利益多元化，如何協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間的利益，如何促使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相互合作，使整個社會資源達到合理配置，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我國不同地區或群體間存在共同的利益，但又有本地區或群體自身的利益，有時候這種共同利益和自身利益是相互沖突的，因此如何協調各方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群體成員的合作行為才最符合群體利益，是群體最優行為；但個體傾向于選擇“搭便車”的行為。例如所謂的“公共地悲劇”，若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所有農民都只考慮自身的利益來決定放牧數量，這將會將導致草地資源被過度使用，最終所有農民的利益都將受損。這種以經濟主體暫時得利，但造成整個社會資源枯竭的“社會兩難”現象在社會沖突中比比皆是，如團隊生產活動、污水排放、公共品供給等。如果我們能夠提高這些社會兩難中決策者的合作水平，那么對于提高團隊競爭力、減少污水排放、增加公共品的供給，對于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經濟學實驗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認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有三種：歷史的思辨的方法、實證的方法和實驗的方法。實驗經濟學是在可控條件下應用實驗方法研究經濟學問題的經濟學新分支，在某些情況下，實驗方法有前兩種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主要是采用公共品博弈實驗來分析這些社會兩難中的合作問題。一個簡單、典型、基準的公共品博弈實驗的內容是：n個被試可以在私人賬戶和公共賬戶中分配E元的實驗貨幣稱為初始稟賦，其數值由實驗主持者設定，多數實驗的初始稟賦為20、40或100。 。如果貢獻給公共賬戶X元，產生的收益為n名被試貢獻給公共賬戶的錢加總乘以k，再平均分給每個人k/n稱為邊際資本收益（marginal per capita return，MPCR），由實驗主持者設定，多數實驗該值為0.3、0.5或0.75。 。投資私人賬戶的錢為E-X元，產生E-X元的收益。這樣，每個被試的總收益為公共賬戶收益與私人賬戶收益之和。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實驗環境提供了良好的搭便車的機會。公共品博弈實驗早期的研究主要包括Bohm（1972，1983）、Dawes（1980）、Dawes等（1977，1986）、Orbell 等（1990）、Marwell等（1979，1980）以及Isaac等（1988a，1988b）等文獻，這一系列的實驗發現：（1）在單回合博弈中組內成員平均捐贈介于初始稟賦的40%到60%之間，遠遠超過博弈理論中納什均衡的預測。個體捐贈水平則有很大的差異，有的捐贈了100%，有的不捐贈。（2）如果重復博弈，平均捐贈水平逐步下降，越來越多的局中人選擇搭便車。
劉建華：社會合作與利益協調：國外公共品博弈實驗綜述Ledyard（1995）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系列PG博弈實驗進行了綜述，并識別了一些提高合作水平的因素，包括交流、捐贈的門限值、MPCR的數值；他也討論了其他因素，這些因素看起來可能起作用但實際上總體效果不佳，比如性別和組的規模。此后，國外的公共品博弈實驗基本上是沿著兩條線路展開的：一條是探求促使被試自愿合作行為的原因；另一條則關注于如何提高與維持重復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主要包括貨幣性懲罰和非貨幣性懲罰及非懲罰機制。鑒于篇幅限制，本文將主要對第二條線路的國外實驗研究進行綜述。
二、條件合作
國外許多實驗研究發現，在公共品博弈實驗中存在著不同類型的被試，其中條件合作者（condition cooperator）是最為普遍的類型（Brandts et al，2001；Keser et al，2000；Kurzban et al，2005；Brandts et al，2000，2009），他們對公共品的捐贈水平與他們對組內成員捐贈水平的信念是正相關的。
Fischbacher等（2001）首先對這種條件合作行為進行了直接的實驗檢驗，發現50%的被試是條件合作者。他們的捐贈曲線位于45度線的下方，意味著雖然這些被試的捐贈水平與他們預期組內其他成員的捐贈水平相關，但不是預期他人捐贈多少自己就捐贈多少，而是顯現出略微的自私偏向（self-serving bias）。Fischbacher等認為被試類型的異質性可以合理地解釋為什么捐贈水平隨時間遞減：在實驗中每個組包含著條件合作者和搭便車者，對同伴的捐贈水平抱有樂觀信念的條件合作者將向公共賬戶捐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了被試類型的異質性，特別是他們發現組內存在搭便車者，于是他們逐漸減少捐贈，導致捐贈水平的遞減。
其他大量研究也探討這種條件合作行為，這些研究發表時間都比較接近。Sonnemans 等（1999）第一次使用“條件合作”這一術語。他們的實驗在3～12個回合內保持組員不變，隨后組員逐漸變更，每次有一個被試離開，換另一個被試加入；被試離開的時間是共同知識；一個被試離開之后不會再與其他組員有任何關聯，因此在他離開的最后一個回合里沒有動機去采用策略，而在其他回合里則有可能采用策略。研究發現，在離開的最后一回合捐贈水平存在明顯的下降。他們還發現組內存在著期望他人捐贈的被試自己也捐贈的條件合作行為。
Keser 等（2000）發現被試的行為并不是要么搭便車，要么利他，而是一種固有的條件行合作為。被試使用組平均捐贈的信息來鎖定他們自己未來的捐贈，大約80%的參加者采用條件合作行為，在一個回合中高于（低于）平均捐贈的人在下一個回合里會降低（增加）他們的捐贈。
Fischbacher等（2009，2010）拓展了Sonnemans 等（1999）的研究，他們使用兩種不同的實驗設置分析被試的類型。在P實驗里，被試首先進行單個回合的公共品博弈，然后填寫問卷，回答他們基于其他組內成員的平均捐贈愿意捐贈多少。在C實驗里，被試重新隨機配對進行10個回合的線性公共品博弈，在每個回合結束后，要求估計其他組內成員的平均捐贈。在一半的實驗局里，被試先進行P實驗，緊接著進行C實驗（P-C設置），另一半的實驗局的實驗順序則相反（C-P設置）。實驗發現，55%的參加者是條件合作者，23%的被試是搭便車者。在C和P實驗里，條件合作者的信念與捐贈水平顯示出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在P實驗里，用問卷方式被歸類為條件合作者的被試的行為，與接下來他們進行的10回合的C實驗中的行為相同。P-C設置和C-P設置中被試的信念的分布無顯著差異，表明在被試參加了公共品博弈實驗之后誘導出的信念并不影響他們的偏好。
Burlando等（2005）用四種不同的方法來檢驗被試條件合作的穩定性：（1）采用Sonnemans 等（1999）使用的“策略性方法”，（2）Offerman等（1996）使用的“分解博弈技術”，（3）在重復PG博弈實驗中往公共賬戶捐贈，（4）問卷調查。總體而言，四種方法的結果是一致的，35%的被試是條件合作者，18%的是無條件合作者，32%是搭便車者，剩余的15%不知歸為何類。
近年來一些實驗考察了地區和文化差異對條件合作的影響。Kocher 等（2008）對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和日本東京三個地區的被試進行研究，發現多數人是條件合作者，美國的被試中條件合作者較多，達81%，奧地利和日本則分別為44%和42%。Hermann 等（2008）在俄羅斯四個不同的大學招募了160個被試，研究發現總體上有56%的被試是條件合作者，只有6%是搭便車者，且農村和城市的被試的偏好分布無顯著差異，社會經濟條件似乎并不影響被試條件合作的偏好。Brandts等（2004）對日本、荷蘭、西班牙和美國進行跨文化的研究，也發現了條件合作行為。
鑒于在這些研究中條件合作者處于多數，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當條件合作者了解到組內存在其他條件合作者時情況會如何？Chaudhuri 等（2006）發現當向被試提供組內存在條件合作者的信息時，條件合作者的捐贈額度顯著增加了。
篇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4764（2013）04-0068-11
不銹鋼材料具有華麗的外觀、優異的抗腐蝕性能、良好的力學和工藝性能、較高的比強度與比剛度、較低的維護費用等諸多優點，在建筑結構領域已獲得較廣泛的應用，如廣州國際會展中心不銹鋼屋面板、天津港四號卡子門不銹鋼空間網架結構等，結構新穎，造型美觀，具有顯著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1]。受材料造價或建筑造型需要等因素影響，不銹鋼通常被加工成薄壁構件并冷彎至各種形狀，此類冷彎薄壁構件的穩定問題較突出，在結構設計時必須謹慎考慮。
與普通碳素結構鋼相比，不銹鋼在化學成分上增加鉻（Cr）和鎳（Ni）等合金元素使其耐腐蝕性能得到極大改善[2]，在材料受力性能方面亦表現出顯著不同：不銹鋼材料沒有類似普通碳素鋼的屈服平臺，其應力應變曲線表現為典型的非線性特征，并具有低比例極限和良好的應變硬化性能[3]。這也就意味著即使不銹鋼薄壁構件失穩時應力（應變）水平較低，材料也極可能處于非線性階段，其屈曲性能將受瞬時彈性模量控制并表現出相應非線性特征。處理此類問題需構建三維本構關系，運用荷載增量法確定平衡路徑，最終得到構件臨界屈曲應力[4-5]，與彈性穩定分析相比有較大區別且更加復雜。目前中國關于不銹鋼薄壁構件穩定性能研究較少，缺乏科學的理論分析和設計指導，極大阻礙了不銹鋼結構的應用與發展。
本文基于廣義梁理論（Generalised Beam Theory，以下簡稱GBT）基本原理針對不銹鋼材料進行修正，根據流動法則、變形法則定義其瞬時彈性模量，利用Quach模型定義其非線性應力應變關系，并以荷載增量形式給出修正GBT平衡方程、邊界條件及特征值計算公式，最后將提出的修正GBT法計算結果與試驗結果進行對比驗證。需要說明的是，受瞬時彈性模量影響，計算包含迭代過程，需借助軟件（Maple、C++或Matlab）完成，因此提出公式嚴格來講屬于準解析的計算公式。
1非線性材料GBT計算公式
1.1傳統GBT的基本原理
傳統GBT理論主要用于線彈性薄壁構件穩定性能分析，按以下步驟進行[6-9] ：
1）截面分析。構件截面劃分為連續折板，屈曲模態分解為一系列截面基本變形模態的線性組合，根據弗拉索夫假設和各基本模態單位翹曲、橫向位移構造位移函數，計算截面剛度系數矩陣。
2）構件彈性穩定分析。考慮構件的長度和邊界約束情況，建立GBT平衡微分方程和邊界條件，利用有限差分法、有限元法或伽遼金法求解此特征值問題，最終通過線性組合求得此構件屈曲應力及相應屈曲模態[10-11]。
目前已有依據GBT理論編寫的穩定分析程序GBTUL[12]，計算精確迅速，成為繼有限條法、有限元法后研究人員處理薄壁構件彈性穩定問題的主要計算方法，被科學研究和工程設計領域廣泛采用。然而，傳統GBT理論只能用于構件彈性穩定分析，對于非線性材料的穩定問題尚不能予以有效解決。Goncalves和Camotim利用GBT法對不銹鋼薄壁構件屈曲性能展開研究[13]，得到矩形薄板、C形卷邊截面和矩形閉口截面構件在均勻受壓時的屈曲模態和穩定曲線，但其本構方程采用Rasmussen模型，此模型經證實不能準確反映不銹鋼材料應力應變關系[3]，且文獻[13]中的GBT公式缺少必要推導過程，不同模態下構件屈曲應力計算過程不明確，結果缺乏試驗數據驗證。本文基于傳統GBT理論及Goncalves和Camotim初步研究成果對GBT方法進行修正，使其適用于非線性材料構件的屈曲性能分析。
1.2應力應變關系模型
不銹鋼是典型的非線性材料，應力應變關系模型精確與否對確定本構關系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其中Quach等人提出的三段式模型[14]能夠準確反映不銹鋼材料的應力應變關系，是目前可供選用的最佳應力應變關系模型[3]。本文選用該模型描述不銹鋼材料的應力應變關系，即：
1.3瞬時彈性模量
傳統GBT理論采用彈性模量矩陣描述材料各方向本構關系，彈性模量矩陣在計算過程中保持不變。然而，非線性材料的應力應變呈非線性關系，隨著應變的發展，彈性模量不斷折減，構件剛度不斷退化，固定的彈性模量矩陣不能反映材料真實本構關系。因此，需將彈性模量表達為應力（應變）的函數，以反映非線性材料在特定應力（應變）狀態下的本構關系，即“瞬時彈性模量”。通過定義瞬時彈性模量矩陣對GBT法截面分析、構件穩定分析進行修正，使其能夠正確描述構件屈曲狀態，并最終根據平衡方程求得屈曲應力。本文基于小應變彈塑性理論確定材料瞬時彈性模量ij，假設材料屈服面服從Mises屈服條件，采用J2流動法則[15]和J2變形法則[16]2種理論的瞬時彈性模量ij中各分量表達式為：
3結論
提出適用于非線性材料的廣義梁理論屈曲荷載計算方法，并對不銹鋼薄壁受壓構件局部屈曲、畸變屈曲和整體屈曲3種失穩模態的屈曲荷載進行計算。經驗證，本文提出的修正GBT法具有較高精度，可用于確定非線性材料屈曲荷載，同時應注意以下2點：
1）傳統彈性計算方法不適用于不銹鋼等非線性材料。由于未考慮瞬時彈性模量變化，忽略了非線性材料的剛度折減，傳統彈性計算方法的計算結果明顯高于試驗值，不能用于實際工程設計。
2）與流動法則相比，按變形法則理論確定材料瞬時模量，所得計算結果精確又偏于安全，且公式形式簡潔、程序編寫容易，可為研究人員、設計人員參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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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雜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篇11
2、博弈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般認為博弈論萌芽于20世紀20年代初。博弈論創立的標志是馮?諾伊曼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在1944年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這部著作，他們的貢獻現在看來主要是創立了博弈論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人零和博弈的完全解決和對合作博弈的貢獻。現在應用更為普遍的非合作博弈理論的創立，則是以納什（John Nash）1950年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為標志，該文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納什均衡的概念。此后(20世紀70年代)，美國海薩尼（Harsanyi）和德國塞爾頓（Selten）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工作進一步完善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當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開始將注意力由價格制度轉向非價格制度時，博弈論逐漸成為經濟學的基石。
1944年，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奧?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被認為是博弈理論初步形成的標志。該書在總結以往關于博弈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博弈論的概念術語、一般框架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而且，在該書以前，博弈論主要是數學家們研究的課題，主要是一種數學理論而不是經濟學理論。《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極大地促進了博弈論和經濟學研究的聯系。從此，博弈論開始被經濟學家們所接受，對博弈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雖然《博弈論與經濟行為》的出版標志著博弈論的初步形成，但是這個時候的博弈論還是比較幼稚的，研究的范圍也較小，總體影響也很小。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少數類型的合作博弈和零和博弈。
20世紀的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博弈論的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了博弈理論的研究。1950年，納什（John Nash）在他的博士論文《非合作博弈》中，將博弈論擴展到了非零和博弈，最終形成了非合作博弈理論的思想源泉，納什均衡概念的提出以及納什均衡存在性的納什定理的證明，發展了以納什均衡概念為核心的非合作博弈理論。納什均衡是對古諾模型和伯特蘭德模型中均衡概念的一般化，納什均衡的概念是有關均衡概念的最基本的概念，后來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貝葉斯納什均衡、精煉貝葉斯納什均衡等概念的提出都是以納什均衡為研究出發點的。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70年代也是博弈論發展歷史上較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微分均衡”、“強均衡”、“重復博弈”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等概念就是在這一時期提出來的，而且在60年代初開始了博弈論在進化生物學中的應用的研究。這個時期產生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海薩尼（Harsanyi）關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他在1967-1968年的三篇關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的論文中，提出了關于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貝葉斯納什均衡”的概念，此外還在1973年提出了關于“混合策略”的不完全信息解釋，以及關于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嚴格“納什均衡”概念。同時這個時期也是進化博弈論發展的重要階段，提出了“進化穩定策略”等概念。當然，這個時期產生的博弈論成果還有很多，博弈論更多地應用到經濟學理論的研究當中，為80-90年代博弈論的成熟以及經濟學理論的博弈論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0世紀80-90年代到現在是博弈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期間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獻,表明博弈論已經作為一種一般的分析方法逐漸走進了政治學、軍事學、生物學、統計學等多門學科中。尤其是在經濟學中，博弈論占據了核心地位。這個時期，是對非合作博弈理論的進一步深化，產生了博弈論基礎上的經濟學分支，如信息經濟學，以及一些關于特殊問題的理論，如拍賣理論、激勵理論。早在1983年，因一般均衡理論而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德布魯(J?Debreu)表明，如果沒有博弈論中納什均衡的重要概念，也就沒有他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證明。到了90年代，克萊普斯(D?Kreps)、克魯格曼(P?Krugman)和格羅斯曼(S?Grossman)都是因為在博弈論上的貢獻而獲得了美國的克拉克獎(Clark Prize)，這是美國對40歲以下經濟學家的最高獎。之后，博弈論兩度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4年頒給納什(Nash)、海薩尼(John Harsanyi)和塞爾頓(Reinhard Selten)三位博弈論專家；2005年頒給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和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 )。
二、博弈的類型及其均衡概念
博弈理論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之分。合作博弈強調團體理性，強調效率、公平和公正，非合作博弈更強調個體理性、個體的最優決策。按照參與人行動的先后順序，博弈可以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完全信息博弈是指每個參與者對所有其他參與者的特征、策略空間和支付函數有準確的知識；否則，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下圖是基于上述分類方法的博弈類型以及各自的均衡概念。
三、博弈論的研究趨勢及未來
篇12
一、博弈論發展脈絡
博弈思想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早就存在，但這只是停留在經驗上，沒有形成理論。在我國，有文獻記載的最早博弈思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著名的田忌賽馬的事例。在國外，1500年前巴比倫猶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問題，也包含著明顯的博弈思想。博弈論應用到經濟分析中，是在19世紀中期，博弈論體系的產生、發展、繁榮，則是近幾十年的事。
現代博弈論思想在經濟上的應用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萌芽階段
最早的包含博弈思想的經濟學文獻，是1838年法國經濟學家古諾（Cournot）提出的寡頭市場產量競爭模型。而1883年法國經濟學家伯特蘭德（Bertrand）提出的寡頭市場價格競爭模型，把古諾模型里寡頭廠商的產量競爭變成了價格競爭。1913年策梅羅（Zermelo）提出的關于象棋博弈的定理是博弈論的第一個定理，提出的逆向歸納法是博弈論的第一種有一般意義的分析方法。這一階段，還有很多學者涉及了博弈論的研究，但都是零散的研究，沒有形成體系。
2、產生階段
一般認為，博弈論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產生的標志，是1944年馮?諾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一書的出版。該書在總結以往博弈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給出了博弈論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術語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較系統的博弈理論。在此階段，還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博弈理論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論。例如，1950年納什（Nash）提出了均衡點的概念，1950年塔克（Tucker）介紹了“囚徒困境”博弈，1953年夏普里（Shapley）提出了合作博弈里著名的“夏普里值”，這些概念和理論共同構成了現代博弈論體系的核心。
3、發展階段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博弈論進入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階段。1965年澤爾騰（Selten）提出了子博弈完美納什均衡的概念，1967-1968年海薩尼（Harsanyi）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論，1974年奧曼（Aumann）提出了相關均衡的概念，1975年澤爾騰又提出了顫抖的手均衡的概念，1982年克里普斯（Kreps）和威爾遜（Wilson）提出了序貫均衡的概念，1991年弗登博格（Fudenberg）和梯若爾（Tirole）提出了完美貝葉斯均衡的概念，這些都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博弈的理論。
4、繁榮階段
20世紀90年代以來，博弈論開始受到經濟學家真正廣泛的重視，并被看作重要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方法，開始貫穿幾乎整個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宏觀、金融、環境、勞動、福利、國際經濟學等學科中也開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大有以博弈論為基礎重構經濟學大廈的趨勢。尤其是1994年納什、海薩尼、澤爾騰這三位博弈論學者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使博弈論作為重要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權威性的肯定，也表明了博弈論已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博弈論理論體系
博弈論涵蓋的內容很多，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大類。如果博弈中存在有約束力的協議，就是合作博弈；相反，如果博弈中不存在有約束力的協議，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主要研究的是在有約束力的協議作用下，參與人采取符合集體理性的行動達到博弈均衡后，各參與人的收益分配問題。而經濟問題中遇到的多是在個體理性基礎上的決策，這使得基于個體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在經濟研究中廣泛應用。對非合作博弈的分類，主要涉及博弈的過程和博弈的信息結構兩個方面：
1、博弈的過程
從博弈的過程來分，博弈論可以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兩類。如果所有參與人同時選擇策略，或者決策雖有先有后，但后行動者并不知道先行動者的選擇，這樣的博弈稱為靜態博弈；如果參與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而且行動在后者可以觀察到行動在先者的選擇，并據此做出相應的選擇，這樣的博弈稱為動態博弈。
2、博弈的信息結構
博弈的信息結構又分為關于收益的信息和關于博弈過程的信息兩方面。在關于收益的信息方面，如果各參與人完全了解所有參與人各種情況下的收益，稱為完全信息；而至少部分參與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參與人的收益，稱為不完全信息。在關于博弈過程的信息方面，如果輪到行動的參與人全部能夠看到在他行動之前行動的所有參與人的行動，就是完美信息；而至少部分輪到行動的參與人不能全部看到在他行動之前行動的某些參與人的行動，就是不完美信息。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實際上是只針對動態博弈的，而靜態博弈中所有參與人可看作同時選擇策略，所以不存在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的問題。
這樣，根據上述博弈的過程和博弈的信息結構兩個方面，我們可以將非合作博弈分為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完全且完美信息動態博弈、完全不完美信息動態博弈、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等類型。掌握了博弈的分類情況，針對每一個具體的博弈問題，我們就可以將其歸于某一特定類型，根據這一類型的分析思路來解決這個博弈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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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文舉.經濟博弈論基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謝識予.經濟博弈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篇13
爭論雙方的觀點
（一）質疑者的觀點
較為溫和的批評者認為，“囚徒博弈”等所謂的“案例”不真實，只是一個故事或寓言，不在現實中發生。激進的批評者指出，不僅上述案例是虛構的，經濟博弈論中一些所謂真實的案例，也包含有假設和抽象的成分。極端反對者不僅把焦點放在質疑案例本身，而且通過分析案例與模型、現實與理論的關系，進一步對博弈論的整體研究方法提出質疑。
從理論角度看，博弈理論和模型中包含有假設的變量，這些變量無法在現實中進行觀察。從案例角度看，在案例中被忽略掉的變量對結論不一定是無關緊要的，相反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此整個博弈論漠視了變量可觀察的重要性，無論理論建構還是案例實證都需要做出改進。
（二）支持者的觀點
對案例使用的辯護者則直接從研究方法出發，首先強調博弈論研究中使用假設和抽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門科學研究都需要假設和抽象，抽象和假設并不是博弈論的局限性，而是任何理論的局限性。經濟學科的研究方法如同物理學、生命科學的研究方法一樣，通過抽象和假設從萬千變化、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找尋本質的經濟規律，經濟學家使用博弈模型的目的是試圖完成一種可解釋不同經濟現象的一般理論或機制體系的建構，通過博弈模型抓住諸多現象的本質機理。
（三）觀點比較及本文的思路
通過以上雙方觀點分析可以總結出雙方的三點同識和一點分歧，如表1所示。同識在于：第一，雙方都同意博弈論屬于實證分析而不是規范分析；第二，無論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認同博弈理論的正確性需要在現實中得到驗實；第三，真實的案例有證實或證偽博弈理論的作用。而分歧主要在于：虛構的案例能不能用以論證博弈理論？支持者表示同意，反對者堅決抵制。
傳統的經濟學規范和實證的二分法并不能處理關于博弈論案例使用的爭端。而如果將博弈論作為一類知識，從知識論的角度對實證知識的語義進行分析，則實證知識可進一步劃分為綜合知識和分析知識，它們都屬于實證知識的范疇，但有著不同的命題性質。本文旨在介紹實證知識二分法，闡明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命題性質與邏輯關系，論證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的范疇，劃清了博弈論案例使用的合法范圍，以避免研究中的方法誤用。
經濟學實證知識的二分法
（一）經濟學實證與規范二分法
經濟學以實證方法描述經濟事實、發現經濟規律。實證與規范二分法最早追溯到休謨（D.Hume），休謨砍刀（Hume`s guillotine）提出不能從是中推出應當，經濟學實然知識與應然知識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分別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穆勒（J.S.Mill）、韋伯（M.Weber）、西尼爾（N.W.Senior）和凱恩斯（J.N.Keynes）的著作對這個劃分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與運用。弗里德曼（M.Friedman）著名的論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再次提出，并且對它進行了詳細地討論，“斯諾命題”加深了人們對兩類知識差異的認識。當前關于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二分法，在經濟學領域是被普遍接受的。
（二）經濟學實證知識二分法的提出
將經濟學知識視為整體知識體系中的一類，則按照研究方法將經濟學實證知識劃分為分析知識和綜合知識。在第一個層次，經濟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是通過命題語言來表達，命題語言既包括文字語言，也包括符號語言、數學模型或公式。在第二個層次上，按照傳統劃分，經濟學分析劃分為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在第三個層次上，經濟學實證命題可劃分為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同時根據實證原則將命題劃分為無意義的實證命題和有意義的實證命題。
經濟博弈論實證知識類型證明
（一）從主詞指稱上
從語義學上看，命題的主詞是概念詞或是專名。概念詞表述某類事物或屬性，專名表述個體事物。弗雷格對命題主詞的涵義與意謂做出明確劃分，指出在數學中，a=a和a=b之間的差別，只是表達形式上的差別。前者使用相同的符號，后者使用不同的符號。由于它們表示相等的數量關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命題語言中情況就不同了。在命題中要考慮語義的關系，即同時要考察主詞的意義與意謂，這不像代數的等式中那樣只考慮數量間的相等關系。
主詞的意義是主詞表述的思想，主詞的意謂是主詞指稱的對象。“蘋果”是有意義且有意謂的概念，“理性”是有意義但無意謂的概念，“地球”是有意義且有意謂的專名，“智豬”是有意義但無意謂的專名。對于任何一個有意義的命題，主詞必然有意義，但不一定都有意謂。有意義的命題，主詞一定有意義，但不一定有意謂。綜合命題的主詞必須同時有意義與意謂，即在實現中的相對應的對象。
根據命題主詞指稱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理論的真與主詞的意謂無關；從案例看，如“智豬博弈”中用任何一個概念代入x或y，或替換“大豬”和“小豬”，案例結論仍成立。
（二）從命題與現象的時空關系上
在命題與現象的時空關系上，又體現了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根據不同。引用張慶熊等學者說明賴爾（G.Ryle）“范疇錯誤”所使用的五個命題：“（1）一只蘋果正掛在樹上。（2）蘋果服從萬有引力定律。（3）我剪斷了它的柄。（4）蘋果因為萬有引力掉到地上。（5）蘋果掉到地上因為它的柄被剪斷了”。
分析命題具有超時空性，分析命題的真包含一切可能的世界，求證分析命題的真與時空無關。時空是綜合命題真的必要條件，綜合命題描述的對象一定位于現實世界。時間、空間是綜合命題必然的、普遍有效的形式，是因為綜合知識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話，或者說如果是綜合命題的話，就必定帶上時間、空間和因果性的印記。空間、時間和因果性是綜合命題的可能性的條件。
于是，句（1）、（3）與句（2）在邏輯上是不同范疇的實證命題。句（1）和（3）屬于綜合命題，它們報道發生的事情，人們可以提問句（3）在什么地方剪斷蘋果柄，它在什么時候發生，它花了多少時間等。句（2）不是綜合命題而是分析命題。句（2）是理論或假設而不是一個事件，它并不發生，它假設命題在一切可能世界都為真。對這樣的句子不能提問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點發生了什么事情，它是理論或假設。根據命題與現象的時空關系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命題的真與時空無關；從案例看，案例的發生與時空無關。
（三）從命題間的因果關系上
從命題間的邏輯關系上分析，用分析命題作為原因的命題仍是分析命題，用綜合命題作為原因的命題是綜合命題。句（4）和（5）都在解釋蘋果掉到地上的原因，都屬于實證分析范疇。用句（4）作為蘋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2）作為句（4）的原因，是采用邏輯演繹方法進行推理，因此句（4）是分析命題。用句（5）作為蘋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3）作為（5）的原因，是通過經驗觀察獲得的知識，因此句（5）是綜合命題。盡管句（4）和句（5）中都有“因為”這兩個字，都屬于實證分析的范疇，但是這兩個“因為”在各自的句子中所起的邏輯上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前者是分析知識，后者是綜合知識，不能犯“范疇錯誤”。
與此相聯系，分析知識的真是必然的，綜合知識的真是偶然的。用句（2）作為句（4）的原因是必須的，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用句（3）作為句（5）的原因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即蘋果有“我剪斷了它的柄”之外的原因落地。分析命題的真假通過邏輯規則推論出來，綜合命題是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其真假通過經驗加以檢驗。
根據命題間的因果關系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命題間的因果關系是必然的；從案例看，案例的結論與前提的關系是必然的。
（四）從命題的驗證方法上
從命題的驗證方法上分析，分析命題通過邏輯規則，綜合命題通過實際觀察。分析命題依據矛盾律從一些先天的概念、原則演繹出來；綜合命題通過歸納一類事物的性質或事物間的關系得到結論。驗證分析命題，只要看看它們是否在邏輯上自相矛盾；驗證綜合命題，則要看看它們是否與現實中情況相符合。
對此托馬斯·謝林（T.C.Schelling）也指出，博弈論是抽象的和推論的，而不是一門研究人們如何決策的經驗主義科學，但它是一種附有以下相關條件下的演繹原理，即參與者的決策必須是“理性的”、“一致的”或“非矛盾的”。
根據命題的驗證方法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命題。從博弈理論看，它不能被綜合命題證明或證偽，因為它的檢驗不依賴于經驗事實而依賴于邏輯規則。從案例看，無法被經驗觀察所證明或證偽，因為它的檢驗來源于理論模型內部的正確性。
通過綜合命題和分析命題的五個性質區分（見表1），本文證明了博弈論及其所使用的案例均屬于分析命題的實證知識范疇。
結論及啟示
（一）結論
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知識。根據傳統方法論分析，經濟博弈論屬于實證知識而不是規范知識，是關于“真”的知識。而根據語義分析，在知識類型上經濟博弈論屬于分析知識而不是綜合知識。如圖1所示，分別用實線框和虛線框表示屬于和不屬于經濟博弈論的語言區域。在求真方法上，經濟博弈論通過演繹、推理獲得，而不是通過經驗觀察從現象中獲得。
不僅是虛構的案例，任何案例運用于博弈理論研究中，既無效又無益。本文業已證明博弈論知識屬于分析命題范疇，博弈論的真與案例無關，試圖用空想的案例或抽象的案例來“實證”博弈理論的做法是無效。用案例去論證博弈理論，是用綜合知識的研究方法去處理分析知識，是對博弈論研究方法的破壞，對整個博弈論研究是無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