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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關鍵是要轉變粗放式、經驗式的管理思維，充分考慮各地區和不同社會群體的特點，根據實際采取個性化、精細化的社會治理措施。應樹立大數據思維、互聯網思維，依托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搭建多元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平臺，提供精準扶貧、精準交通、精準醫療、精準教育、精準養老等精準社會服務。將群眾滿意度作為主要評價標準，切實發揮績效評估的糾偏功能，促進社會治理在高效化、實效化中實現精細化，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和滿意度。
結合當前工作，就是要專業的人從事專業的工作，科學制定切合實際的規章制度。黨政綜合便民服務中心是一個綜合性便民服務場所，但是業務比較多，專業性強，這就需要每個業務有專門的精通業務人員去辦理。不像某些群眾理解的，在這上班的就要能辦理所有業務，這不切合實際，也不符合相關行業辦理流程。比如戶籍業務，牽扯各種敏感信息，必須由專業的戶籍警察辦理。殘聯業務，殘疾人的認定等都是有專業技術含量的，應由專業的人員負責。再如民政業務，低保戶、五保戶的認定，不能僅憑借來訪群眾鋪擺的困難就下判斷，還需要由村委會研究審核，民政部門入戶研判才能下結論。綜合服務的目的是群眾簡化手續、少跑路，多部門協作，部門間資源的互通與共享，信息的相互比對印證。
暢通群眾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建立完善多元化民意表達機制，優化不滿甚至憤怒情緒宣泄的制度化機制，運用好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健全完善信息匯集分析和矛盾排查調處機制。同時，深入群眾做好政策決策前的情況了解，制定過程的反饋修正機制。
在實際工作中，群眾來便民服務大廳辦理各種業務，大部分都能正常辦理，但部分口線業務會存在紛爭，這就需要工作人員的精細化操作。如社保業務中會存在群眾反饋社保金缺失等，這就存在多種情況：1、未認證停發；2、配偶死亡后冒領社保金未退回停發；3、2019年省級系統升級導致導入數據與當前不符；4、老年人個人原因如健忘、夫妻間多張銀行卡混淆等；5、與其他老人盲目比對。工作人員需要借助大數據、清單等多方面比對，結合經驗判斷原因，有時候還要結合銀行、公安部門聯合查詢。
社會專業化、精細化治理就是要通過標準化、科學化、規范化、人性化的工作理念和手段，更好的為人民群眾服務，讓群眾滿意。
篇2
高職院校是以就業為導向為社會輸送專業人才的“基地”，一般比較強調專業技能的培養。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發現影響高職院校學生就業的不僅注重與應聘職位相對應的專業知識，用人單位更看重畢業生的環境適應能力、性格、人際交往能力、自我表達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對生活和工作的態度等綜合素質。也就是說，除了專業知識以外，“軟實力”，即“非專業素質”也是影響學生就業的一項重要因素。非專業素質的培養不僅僅影響到畢業生的一次就業，甚至對于就業結構、就業適應力、就業二次流動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重視學生非專業素質的培養，提升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已成為未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學生非專業素質方面存在問題
（一）“德”與“心”的缺乏
“德”當然指的是大學生的品德方面，目前大學生擇業時考慮更多的不是對企業的奉獻、長遠的規劃、自身的素養提升，而是自身獲得的收益及如何去通過非正常途徑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例如，我們在就業市場經常聽到的一個班能出好幾個班長的現象。而有幸找到工作的一些學生在工作崗位上考慮的也不是自身價值的實現，而是工作環境的舒適性。“心”當然是指心理素質。這也是非專業素質里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如今的社會是一個競爭激烈、雙向選擇的社會，打破了以往的定向分配模式，這種既為廣大的大學生提供了公平競爭和施展才華的機會，同時又對大學生的心理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畢業生心理準備不足，出現焦慮、恐懼、自卑等不良心理狀態，幻想依靠學校或者家人等其他社會關系幫助自己進行選擇，有的甚至產生了嚴重的就業心理障礙。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一些學生不能正確認識個人發展目標，不懂如何實現個人價值，有的甚至走向極端。這些都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二）角色轉變能力差，社會適應性弱
一個人對社會的適應能力主要體現在社會認知能力、客觀的社會角色定位、實現社會角色的基本技能、社會交往的能力、自我完善與適應環境及其變化的能力等。對于剛出校門的學生，他們在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中往往不能盡快融入到社會的角色中去，容易出現盲目失落的心理狀態，甚至自怨自艾，抱怨社會，走向難以適應社會的困境。對于出現的這種狀況，我認為主要是學生自身自我定位不準確，團隊意識薄弱，不能客觀認識社會發展現狀，自身缺乏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導致眼高手低，從而在困境中難以自拔。
（三）因循守舊，創新能力差
創新能力是民族進步的靈魂、經濟競爭的核心。當今社會的競爭，與其說是人才的競爭，不如說是人的創造力的競爭。而在現行的嚴進寬出的大學體制下，大部分大學生在校期間比較容易放松，甚至放縱自身，無所事事，消遣度日，無心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和整體素質，畢業后除了學到了書本的一些專業知識外，身無一技之長，又不能很好地變通知識，把知識轉化為能量，以致成為“庸才”。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非專業素質
（ 一）引起重視，加強引導
我們要從上而下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進一步深化教育教學改革。高校在立足專業素質培養的同時， 要高度重視大學生非專業素質培養，尤其在德育及心智的培養方面，不斷提高大學生的思想品德素質、心理承受能力、溝通和表達能力、團隊意識等。學校更要從組織機構、資金支持上保障相關非專業素質教育的順利開展，把大學生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輔導、素質拓展訓練以及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有機結合起來，構建完整、科學的非專業素質教育平臺。
（二）構建科學教育體系，提升學生適應社會能力
學校要注重構建科學的教育體系，建立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制度， 形成從入學到畢業貫穿整個學校教育的完整教育培養體系，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除了注重一般性的就業指導課程之外，學校還應多為學生尋找實習基地，建立穩定的社會實踐與實習實訓雙重身份的育人基地，使學校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有機結合，讓學生從感性上把握社會的整體就業形勢，盡快融入社會角色。
（三）廣泛開展各類創新活動，提升學生創新意識
學校應鼓勵大學生積極參加各種科技創新活動，創造一種良好的學生科研氛圍，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鍛煉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高校結合專業素質教育積極開展校內科技創新比賽、知識競賽等創新活動，并加大宣傳力度，讓學生的思想形態由“讓我創新”變為“我要創新”，從而形成一種積極的創新氛圍。有條件的學校還可以拿出適當資金用于獎勵獲得一定成就的學生，激發學生的創新欲望。
總之，非專業素質教育是我國教育發展的大計，高校必須轉變觀念，重視對學生非專業素質培養，將非專業素質教育與專業素質教育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使非專業素質教育也成為高校人才培養機制的重要一環，強化學生非專業素質培養，提升學生適應社會能力。同時，學校應在非專業素質教育的組織、資金、指導教師等方面給予更多支持，積極探索非專業素質的更深層次內涵，研究非專業素質教育模式，逐步建立科學合理的非專業素質評價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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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暢.高職院校就業指導教師隊伍模式的創新研究[J].職業教育研究，2011（11）.
篇3
一、高職教師專業化的內涵和意義
教師專業化是指：“教師在整個專業生涯中，通過終身專業訓練，習得教育專業知識技能，實施專業自主，表現專業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的從教素質，成為一個良好的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成長過程。”“高職教師專業化”可理解為高職教師“熟練掌握和運用自己本專業的知識與技能，以豐富的實踐經驗及實際動手能力為基礎，以先進的教學手段和教育方法為依托，培養適應生產、管理、服務一線的高級實用型人才”的過程。所以，高職教師在專業發展上不僅應具備各類教師均應具備的多種素質要求，而且必須具備實踐技藝型人才的各種素質，體現學術性、專業實踐性和師范性統一發展的整合要求。高職教師肩負著為社會培養高級技術人才的重任，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積累、理論素養和學術水平，達到強調其學術性的要求。同時，由于高職教師主要是為生產建設和管理服務第一線培養技術實用型的人才，他們必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嫻熟的操作技能，因此應強調高職教師的專業實踐性。此外，高職教師還要必須體現教育教學的專業性，即師范性要求。
教育部在《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教職成［2011］12號）中指出“高等職業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雙重屬性，以培養生產、建設、服務、管理第一線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為主要任務”。這就決定了“高職教師專業化”最明顯的特征是“技能性”與“實踐性”，教師不僅要是教學專家，還必須具備行業專家的經驗與能力。而社會服務職能是教師人才培養和應用技術研究職能向社會的延伸。所以，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師資隊伍，將成為高職院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社會服務功能的重要因素。
二、高職教師開展社會服務現狀
目前，高職院校開展社會服務主要有以下形式:教師參與行業、企業技術創新和開發，開展技術服務，提高校企合作能力；面向行業企業開展各類崗前、職后、轉崗培訓；面向社會、各類中職學校開展成人學歷等繼續教育，提高社會服務能力；以社會實踐基地為依托，提供全方位的職業技術服務。無論采取哪種形式，教師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教師的活動直接體現了學校的活動。因此，高職院校教師的專業化程度直接影響教師隊伍質量，直接決定其社會服務的能力和水平。就教師個體和學校主體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科研能力較弱。
科研能力已經成為衡量一所高職院校教師整體素質的重要指標，也是開展技術服務的核心和基礎。由于多數高職院校是從中等職業學校升格或是從成人院校轉型而來的，某些教師的學歷相對較低，缺乏科研方法，理論基礎有待進一步提高；主持的科技研究與科技開發項目，大多還停留在理論研究層面，含金量不足，科技成果商品化、產品化的中間環節相當薄弱，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
（二）實踐能力缺失。
實踐能力的缺失是高職教師專業化發展的重大障礙。由于高職院校的教師大部分來自于普通高校，多是在學科型人才培養模式下造就出來的。其特點是具備專業理論知識，但因為沒有受過職業教師的專業訓練、缺乏企業工作經歷和專業實踐技能，最終導致其創新意識欠缺。這些教師在實踐教學與職業教育的性質和目標上存在較大的差距。
（三）動力機制缺失。
高職院校還未真正建立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學校不能滿足企業要有利可圖的需要，因此企業對教師社會服務工作支持力度不夠。另外，由于高職院校招生規模的擴大及教師社會服務激勵政策與考核要求的缺失，導致多數教師疲于應付教學，沒有時間也不愿為社區或社會開展服務工作。
三、以社會服務能力建設為平臺，推進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實踐探索
作為一所地方高等職業院校，自啟動國家骨干高職院校建設工作以來，依托煙臺地區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煙臺職業學院立足煙臺，服務山東，跟蹤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等“藍、高、黃”三大區域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升級改造要求，貼近煙臺市“十二五”時期提升發展制造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大力發展特色現代農業的產業發展規劃，打造與區域支柱產業高度關聯融合的特色專業群，積極開展社會服務能力建設。學院以骨干校建設任務為依據，以轉變教師教學觀念、提高教師專業實踐能力為目標，以校企合作體制機制建設為突破口，積極引導和激勵教師主動為企業和社會服務，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服務能力。
（一）構建“雙驅雙保、四級融合”的校企合作體制機制，提高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
將學院發展納入省市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成立煙臺市校企合作委員會，出臺《煙臺市校企合作促進條例》，制訂關于學生工傷保險、意外傷害保險、校企合作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等方面的政策或制度；成立由市政府職能部門領導和企業領導參與的校企合作理事會，建立校企合作的管理制度、激勵機制和考核評價體系，優化校企合作的政策和制度環境。
完善以教師社會服務能力強、畢業生社會滿意度高為驅動力，以政府政策支持和完善配套制度為保障、“政府推進、行業對接、校企聯姻、項目嵌入”的“雙驅雙保、四級融合”體制機制。發揮政府的指導協調作用，主持實施全市校企合作體制機制建設工作方案。全面落實服務地方的辦學定位，制訂并實施新一輪的《煙臺職業學院服務煙臺行動計劃》；發揮行業的紐帶和橋梁作用，開展行業對接式合作。加入山東省會計學會、煙臺市食品工業協會等15家省、市行業協會或學會。牽頭組建煙臺市服務外包職教集團，積極參與煙臺市11家職教集團的建設，在人才供求、職業標準認定、技術服務、頂崗實習、就業等方面進行廣泛合作；充分利用企業優質資源，密切校企聯姻式合作。繼續加強與煙臺張裕、富士康、東岳汽車、大宇造船等企業的合作，辦好SMT等企業冠名訂單班。繼續推進校企雙向兼職，鼓勵教師到合作單位擔任技術管理職務，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兼任系副主任或教研室副主任，開展課程開發、課題合作、職業培訓等，實現在教學、科研、技術服務方面的深度合作；引入企業教學項目，擴大項目嵌入式合作。豐富和完善汽車工程系與豐田公司的T-TEP項目、與上海通用的ASEP項目，信息工程系與思科公司的CCNA項目，以及軟件技術、應用電子技術專業嵌入服務外包項目等。
（二）健全社會服務體制機制，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和服務活動。
建立社會服務工作領導小組，以技術服務為重點，構建社會服務體系和平臺，對全院社會服務機構和項目進行統一管理和統籌安排；在相關系部設立社會服務機構，充分利用現有教學資源，有針對性地開展社會服務工作，將社會服務工作列入學校規劃。出臺了《鼓勵教師進行技術研發、技術服務暫行辦法》，對教師履行必要社會服務職責提出明確要求、做出明確規定，將開展社會服務工作的情況納入教師考核、職稱評聘等指標體系，獎勵社會服務成績優異人員。
（三）實施“校企共贏”的科技服務模式，提高教師技術創新和研發能力。
學院成立了應用技術研發與技術推廣中心，通過各類研究所及“博士工作室”，面向社會、企業開展技術開發和技術咨詢等活動。
圖像處理與模式識別研究所與政府部門及威爾數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合作，開展“模糊圖像的復原技術研究”、“實測車輛圖像的目標檢測與識別”及在物聯網方向上的可配流程終端業務開發研究等；食品研究所將依托保健食品和葡萄酒兩個研發中心，面向保健食品及水產品及葡萄酒和果蔬加工企業，重點進行功能性食品、海洋食品及葡萄酒和果蔬加工的研發和技術推廣；模具設計制造研究所將與華中科技大學材料成形與模具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合作成立“山東省華塑CAE/CAI技術應用推廣中心”，面向山東省內企業和院校推廣華塑CAE/CAI軟件，開展注塑成形CAE技術的培訓與咨詢服務；財務咨詢公司將與煙臺市會計師事務所聯合進行財務管理系統的研究和開發，為30家以上企業提供財務咨詢、稅收籌劃、內部審計、預算管理、企業風險管理、投資規劃；為企業編制預算和設計方案，并提供有效的財務咨詢、記賬等服務；國際商務咨詢服務工作室為國際食品果蔬博覽會、APEC博覽會、電子商務博覽會等各種商務活動及地方中小型外貿企業，提供翻譯、咨詢等服務。各項技術服務和成果轉化為企業創造價值累計達2億元以上。
四、結語
社會服務是高職院校的重要社會責任，也是地方經濟發展與高職院校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而教師的專業化水平，又決定高職院校的社會服務發展能力。因此，高職院校要主動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引導教師改變傳統觀念，樹立教師“自我更新”的專業發展意識，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豐富職業生涯，長期保持同行業企業的合作關系，成為技術和工藝大師，將知識轉化為實踐技能、經驗和科研成果，積極承擔企業和社會的橫向課題和服務項目，為區域經濟提供更多更好的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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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育部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教職成［2011］12號.
［10］煙臺職業學院骨干院校建設方案.2011.
［11］煙臺職業學院骨干院校建設一周年案例匯編.2011.
篇4
1.《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設置目標
依據會展策劃與管理專業的主要任職崗位需求，充分分析《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職業崗位的實際需求與分布情況，進一步提煉構建以崗位核心能力為核心的課程內容體系。針對職業院校學生多數具有較強的形象思維智能，能較快地獲取經驗性和策略性的知識，懂得“如何做”和“如何做得更好”的特點，在課程教學過程中，針對學生現有認知水平選取教學內容，充分發掘學生的價值與潛能，發展學生其個性，創設有利于學生展示不同才能的學習情境。
《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使學生通過本門課程的學習，掌握廣告策劃的基本理論與技術操作，培養學生的策劃思維、創意思維，熟悉廣告策劃的基本流程，對廣告策劃的各環節、各因素的構成、特點、作用有基本把握，能夠聚小組之力完成一個產品的廣告策劃案，為今后的工作打下扎實的基礎。
1.1知識性目標
了解廣告策劃的基本概念與內涵，熟練掌握市場調查的方法，掌握廣告策劃系統性的工作流程，嘗試制定廣告活動的總體戰略及策略，初步掌握廣告策劃案的寫作方法。
通過對基礎知識的學習，學生能夠建立策劃性思維，并可以根據市場狀況，為企業或機構發現現階段所存在的問題；同時能初步建立起解決問題的思維框架，滿足企業企劃部、廣告公司策劃部的崗位工作要求。
1.2技能性目標
能夠掌握市場調查的方式與方法，能夠進行初步的數據分析，具備分解廣告策劃方案的能力，具備一定的創新能力。
通過對能力的培養，學生能夠利用excel做簡要的數據分析，能夠以小組為單位撰寫廣告策劃案，滿足企業企劃部、廣告公司策劃部的崗位工作要求。
1.3成長性目標
初步具備思辨能力，具有實事求是和創新意識，增強職業道德意識。
在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對市場環境的分析、討論，養成主動觀察、積極思考、獨立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習慣；在理解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理論知識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引導學生積極合作，激勵學生發揮主觀能動性，踴躍參與教學活動，加強自主創新的意識。鼓勵學生主動演講商品知識，展示自我，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2. 對《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認知與教學效果比較
我院從2010年開始在《會展策劃與管理》專業人才培養課程設置了《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經過3年的實踐教學，通過比較分析反映出不同時段、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類型得出不同的效果。
2.1對《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認知
通過對我院2010級、2011級、2012級《會展策劃與管理》專業學生采用問卷調查、組織師生座談會了解，學生集中反映的問題如下：
對《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認知，缺乏真正的了解，認為會展專業與廣告關聯性不大。原因在于學生普遍感覺會展專業的面太大，專業性不強，對會展行業發展前景的顧慮；很多學生對會展專業具體的職業技能還未深入了解，對專業技能的了解程度不深，沒理順專業的規律性，希望能因材施教，對專業技能及細節等有系統的了解；部分學生缺乏明確的職業生涯規劃，對學習較為迷惘；專業課程內容銜接性不強，感覺缺部分課并不影響繼續學習，造成學生有曠課心理；部分老師上課照本宣科，課堂較為枯燥，希望教學中引入“專題式”教學，促進課堂活躍程度；希望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實訓課多組織校外實踐，在外出參觀的過程中，能有老師講解和引導；希望學校能在學生技能競賽和大學生創業方面給予更多的幫助。
2.2對《廣告策劃與實務》的教學效果比較
態度決定一切，認知度高，態度端正，學習成績好，適應社會能力強；反之，認知度低，沒有學習態度，麻木直至，無法適應社會需求。為加深學生對《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認知度，通過對學生的認知度培養，在實踐教學中逐步提升對《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認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們對《廣告策劃與實務》的教學效果前后作一比較分析，如下表：（1-2）
提高認知培養前統計數據表1
提高認知培養前統計數據表2
3.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教學過程中，要突出學生主體，采用案例教學，啟發學生能夠善于觀察、自主思考，從而獨立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通過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使學生在觀察、思維、推理與判斷、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方面有明顯的提高，對于實務的處理能夠利用所學理論與技法舉一反三正確、靈活的運用，體現注重實際操作技能的培養目標。通過《廣告策劃與實務》課程的學習，使學生掌握廣告策劃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方法，掌握處理服務建議書、市場調查報告、廣告策劃書的方法和技巧，能夠增強其實踐能力，培養學生的各種思維和創新能力，并提高學生的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
篇5
關于信任的概念，眾說紛紜，既有微觀、中觀、宏觀層面的理解，也有狹義和廣義的理解。如甘比塔從微觀的角度認為信任是一個人的主觀意愿，即信任者在多大程度上有理由相信被信任者的動機會引導他或她去按照信任者的利益行動（Willamson，2001）。福山則從宏觀上認為信任是一種建立在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上的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社會信任度（福山，1998）。而國內學者李新春則從中觀的角度出發，認為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控制或治理機制，可以部分地代替法律等強制性約束制度，并指出對一個企業而言信任不是一項獨立的資源，將它理解為一種制度環境或制度要素更為合理（李新春，2003）。所謂狹義上的信任就是指個人之間的人際信任，存在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中，表現為一種主觀意愿；廣義上則不僅可以指人際信任，還應包含制度信任，即人們表現出來的對制度環境或某項制度安排的信任。從以上關于信任的定義我們不難看出，信任可以被理解為從絕對不信任到絕對信任的一個連續流。這種連續流可以是個體層面的也可以是社會層面的，而且，二者可以相互影響，也可以相互分離。比如說福山就認為我國是一個低社會信任度和高個人信任度的國家。同時，信任不僅僅是一種主觀愿望、社會現象，而且可以將信任看作影響一個國家企業治理效率、治理機制選擇的重要變量，或者就將其認為是一種治理機制。在本文的分析中，筆者更傾向于將信任看作是影響企業治理機制選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
福山從宏觀的角度認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信任體系，這種認識是值得肯定的。但簡單地認為我國是低社會信任度的國家值得商榷。如果觀察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就不難發現我國的信任結構是不能簡單地用低信任度來描述的。因為，在家族或延伸的合作團體中存在著極高的信任。相比之下，普遍信任與特殊信任的區分較適合于我國的信任結構，但這兩個概念是不清晰的。[1]相對于西方社會的普遍信任而言，我國是存在內外有別的特殊信任。我國信任結構的特殊性在于特定的家族主義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或者說，特殊主義的具體表現是與家庭、家族相聯系的。對于家庭、家族或家族化成員（自己人）表現出高度信任，而對于非家族（化）成員（外人） 則表現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這種基于家族主義價值觀之上的特殊主義信任被李新春定義為家族主義信任。這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特殊信任原則。
我國家族企業的信任正是建立在這種家族主義信任的基礎之上的。家庭內部最親密成員之間的信任是一種本能的、潛意識的充分信任，因而，家族企業內部大量主要崗位都由他們占據。而對于家族企業內部的“族人”、“外人”則按照先生的“差序格局”原則，由親到疏，信任程度也不斷下降。但是，要強調的是對于家族企業內非至親的信任不是本能的、潛意識的充分信任，而是一個建立在個人特征化的信任編碼、歷史記錄和動態的分類管理方式上的過程，或者說是一種“準家族化” 、“關系網絡化”的過程。最初的信任仍然是建立在自然信任分類的基礎上的，自然信任分類是通過一些重要的關系特征來識別，如家族化差序結構與信任的基本對應關系。然后，通過相互之間的接觸、聲譽、口碑不斷積累對彼此的信任信息，在實踐中不斷排除不值得信任的人而逐漸重用值得信任之人。在這個過程中，有一點特別重要，即“至親”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不信任的行為，家族企業主（家長）可以容忍，并可能給予他多次機會改過，這種本能的信任相當強烈；而“族人”雖然在信任的起點上比“外人”要高，但是最終和“外人”一樣，即使信任程度能夠不斷積累，不斷提高，但最終都難以達到與“至親”相同的信任（這種趨勢隨著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家族意識越來越淡薄的情況下愈加明顯），而且，這種信任是不夠穩定的，它必須借助一些附加的抵押（這種抵押可以是隱性的情感契約，也可以是顯性的物質或報酬抵押）。由于這種信任的脆弱性，一旦出現不信任行為，這些人的信任度將迅速下降，甚至被逐出家族企業。這個過程如下圖所示：
（二）家族主義信任對我國家族企業治理的影響
我國家族企業普遍的特殊性信任在李新春看來就是家族主義信任。這種信任特性的形成與我國長期來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家族主義傳統密切相關。但是，這種信任體系顯然是難以無限拓展的。一方面家庭、家族成員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不斷與外人建立長期合作關系，通過實踐檢驗信任需要成本。因此，家族信任只能是存在于一定的范圍內。
因而，這種信任特性就成了我國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中一個不得不考慮的重要變量。在企業的創業初期，經營規模小，擁有一個彼此充分信任，目標高度一致的團隊是關鍵。家庭由于其天然的經濟組織及家長權威、家庭成員之間心領神會等特性使其成為最好的企業創業組織形式。顯然，家族信任是我國（也是世界上）家族企業成為企業創業初期的基本組織形式的主要原因。
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家族信任開始受到其固有的半封閉特性的限制，逐漸影響到企業的效率。然而，家族企業主一方面仍然要牢牢控制住企業，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適當調整其信任結構來適當提高企業效率。于是，家族企業主嘗試著通過讓信任起點較高的“族人”進入企業，并通過重復接觸，對經得起信任檢驗的人委以較重要的任務，擴展信任半徑，提高企業的適應性。此時，企業也開始考慮融入外部財務資本問題，但由于外部市場機制不健全，投資者也難以對家族企業產生信任，因而此時家族企業的外部融資很少，即使有，也主要是進入企業的“族人”所帶來的借款，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借款具有“抵押物”的性質。①
家族企業規模進一步擴大，“族人”進入企業也不能滿足企業擴張對專業化人力資本的需要。此時，家族企業主又將其視角轉向其“社交圈子”，因為這一部分“外人”相對于那些沒有任何接觸的“外人”而言，他們的信任起點又要稍高。尤其，通過“圈子”內成員之間相互傳遞的信息和口碑，再加上“圈子”內的集體懲罰和聲譽效應，“圈子”內的人或“圈子”內的人介紹的人成為家族企業擴充其人力資本和財務資本的第三重備選擇集。但此時，信任中的情感成分已經不高，更多地注重理性的算計信任（Williamson）。這些與家族企業主“圈子”相關的“外人”進入家族企業，一方面仍然會帶有一些“抵押物”，如“圈子”內的友誼、聲譽以及承諾等；另一方面，與算計信任相關的正式契約也逐漸普遍起來。此時，家族企業的治理出現了關系治理和正式契約治理并存的局面。家族企業治理向現代企業治理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家族企業主的社交圈子是有限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如通過朋友的朋友而延伸。但隨著“圈子”的擴大，基于情感等非理性的信任成分會不斷下降，而代之以基于理性算計的正式契約的制度性信任（也即西方的普遍信任）。當家族企業主已經大量向“圈子”外或者說信任起點非常低的“外人”開始融入人力資本和財務資本時，基于制度信任的現代企業治理機制就得以建立起來了。當然，在現代企業治理機制的建立過程中，作為“外人”的人力資本或財務資本的投資者的積極談判是非常重要的促進力量。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家族主義信任對我國家族企業不同時期的影響是不同的，家族主義信任本身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也不是一個完全靜止的概念，它是一個具有適應性的動態的概念。它是低普遍社會信任的必然產物，同時，它也是連接高普遍社會信任的橋梁。因而，我們將信任分為：家族信任、泛家族化信任、網絡信任②和普遍信任四種形式，前面三種都可以稱為家族主義信任。[2]在這個家族主義信任拓展的連續流的四個階段上，家族企業主將相機地選擇治理機制。
二、專業化分工與我國家族企業治理
對于企業來說，企業的成長不僅僅是規模的擴大，而更多的是表現為內部專業化分工的深入，能夠持續裂變出新的部門和崗位。建立在專門知識和技能基礎上的分工可以帶來“合作剩余”，它是要素所有者憑借集體協作獲得的超過各自單個活動收益的總和，不僅包括一般的企業剩余，還包括全部的要素準租金，由“協作力”和“集體力”產生的效益。[3]
我國家族企業內部專業化分工的發展，是家族企業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結果。一方面，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市場需求越來越難以預測，企業面臨的外部不確定明顯增強，客觀上對企業家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對企業家個體來說，其企業家能力不是一個恒量，也許能夠跟隨環境的變化和后天的積累更加提高，但也有可能是對外部迅速變化的環境越來越把握不住，企業家能力迅速下降。我國家族企業的創業者（企業家）絕大多數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因而其企業家能力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的內部分工也不得不深化，如家族企業的創業初期，企業基本上沒有什么分工，企業主往往集經理、會計、營銷人員于一體，屬于典型的個體企業。但是，在企業規模擴大以后，再神通廣大的企業家都難以集所有的事情于一身。
因而，無論是應對外部的不確定性，還是做好企業內部的管理經營工作，家族企業要發展就必須實現專業化分工。家族企業早期的分工幾乎沒有考慮專業化要求，主要是建立在經驗、熱情和默契的基礎之上。但是，在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在超越家族范圍之外搜尋和引入具備專門知識的外部人力資本作為人成為迫切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把營銷、技術、財務甚至是總經理的崗位讓給具有專用性人力資本的“外人”也成為必須。因為，只有這些專用性人力資本才能為家族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才能保障家族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而相應地，家族成員則可能因為自身缺乏相應的能力或相關的培訓而不得不讓出相關的崗位。可見，家族企業的發展過程也就是Berle和Means(1932)所指出的“兩權分離”的過程，對于委托問題的治理也就成了家族企業治理不可回避的問題。
但是，我國家族企業對引入外部人力資本往往是消極的。因為，雖然引入外部人力資本可能會給家族企業帶來更高的收益，但這是有條件的，即能夠保障外部人按照家族企業主的意愿行事，為家族企業主的效用最大化而服務。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家族企業構建完整有效的治理機制，而構建復雜的治理機制，對人進行監督、激勵，還要讓家族成員退出原有的崗位，都給家族企業主帶來了現實的成本。顯然，只有預期專業化分工帶來的收益大于家族企業付出的現實成本的情況下，作為理性的家族企業主才可能引入外部專業人。
所以，在專業化分工要求不是特別強烈時，家族企業將不會引入外部專業人，采用家族倫理治理（古典治理）模式；而當專業化分工要求比較高時，家族企業主仍然會在權衡預期收益和治理成本之后進行選擇，而且選擇的次序也是按照治理成本由小到大的順序，結合前文中家族主義信任對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影響，家族企業主對人的選擇順序是族人――圈內人――外人。而家族企業的治理模式則相應是泛家族治理――網絡式治理③――現代式治理。
三、信任、專業化分工與我國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一個綜合性描述框架
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所強調的資產專用性是關系契約形成的重要變量一樣，筆者認為，信任也是形成關系契約非常重要的變量，這一點在家族企業治理機制演變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可以說，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演變就是由基于高度情感信任的關系契約治理向基于普遍社會信任、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約治理轉變的過程。其中，信任形式的轉變是基礎。本文在周立新[4]將信任分為家族信任(基于家族主義價值觀基礎之上的信任，即基于血緣、親緣、姻緣基礎之上的信任)、泛家族信任(基于地緣、業緣、學緣基礎之上的信任)和社會信任(靠法律、法規制度和道德規范維系的普遍主義信任)三大類的基礎上增加一種網絡式信任。這種信任是從泛家族信任中獨立出來的一種集情感信任和算計信任于一身的信任，由于它不同于泛家族信任先將信任對象“準家族化”之后給予普遍的情感信任，而是一開始就主動降低情感信任而輔以正式契約的制度信任，并且它是由特殊信任向社會普遍信任過渡的重要中間形式，因而有獨立成類的必要性。信任對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對交易成本的影響。信任度越高，包含成本在內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顯然，信任不是影響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的唯一重要的變量。家族企業主對治理機制的選擇是在權衡交易成本節約和企業效率提高兩者的基礎上作出的。而影響企業效率（或者說家族企業主效用）的一個關鍵變量是專業化分工。一般來說，企業面臨的競爭越激烈，外部不確定性越大，企業規模越大，專業化分工（主要指管理專業化）的要求就越高。同時，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企業的效率越高。因而，專業化分工也是影響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的重要變量。
那么，信任和專業化分工是彼此孤立地影響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在對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選擇中，它們相互影響并最后共同決定家族企業治理機制選擇。通常而言，信任度越低，即使外部環境迫切要求企業實施專業化分工，家族企業主也會因為擔心外部人不可信任而不愿意引進外部專業人力資本。同樣，專業化分工的程度越高則越要求較高的社會普遍信任，因為，如果不存在較高的普遍社會信任，則道德風險盛行，成本高昂，進而影響企業的專業化分工程度。因而，信任和專業化分工相互影響，并最終分別通過影響交易成本和企業效率進而決定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選擇。我們用以下綜合性描述框架來分析我國家族企業治理機制的選擇模式：
1-當社會普遍信任程度很低時，創業者往往會用基于血緣關系的高度家族信任予以替代社會信任，以家族企業的形式作為主要的創業形式。原因在于，家族信任尤其是至親間的信任是自發和相互的，而且由于家族成員長期生活在一起，對彼此的習性非常了解。成員之間的默契和充分信任大大降低了締約成本、成本等交易成本。尤其是在企業處于創業初期，家族成員在“共患難”的情況下，這種節約交易成本的優勢非常突出。另一方面，當專業化分工程度也很低的情況下（如傳統產業的小規模家族企業），家族內部成員足以應付企業內部的各種活動，家族企業主“能人”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也進一步樹立了家族企業主的權威。此時，集“企業家”、“核心簽約人”、“家長”三重身份于一身的家族企業主本身就是效率的代表。因而，在社會普遍信任很低，專業化分工要求不高的情況下，古典式治理機制由于其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成為家族企業最佳的治理機制。當然，隨著專業化分工要求的進一步提高，家族企業主“能人”的作用明顯減弱，但如果由于沒有引進外部專業人力資本和財務資本所帶來的效率損失低于基于家族信任而節約的交易成本所帶來的收益增加，則古典式治理機制仍然是家族企業的最佳治理機制選擇。
2-當普遍社會信任為中等程度信任時，家族主義信任會向“族人”及“族人”之外的人拓展，在這一階段，基于地緣、友緣、學緣基礎的外人會通過家族企業主實行的“養親”、“姻親”、“干親”、“盟親”等方式“準家族化”。[5]通過引入身份和情感等抵押品使被“準家族化”的外人的可信度大幅度提高。顯然，這種帶有抵押品的情感信任仍然是一種非制度信任，由于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各種正式的契約，也不會有太多的監督，此時的交易成本仍然較低。當專業化分工程度要求不高時，通過引入“準家族化”的外人，一方面能夠滿足專業化分工的要求，使家族企業保持較高效率。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家族企業主能夠安心地從繁多的事務中擺脫出來，享受閑暇等帶來的其他效用。此時，通過權衡交易成本、家族企業主自身效用，這一階段的家族企業會選擇泛家族式治理機制。目前，我國有一定規模的家族企業較多地采用這種治理機制。
3-正如前文分析中所指出的網絡式信任是從泛家族信任中獨立出來的一樣，網絡式治理機制與泛家族治理機制也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不同的是，網絡式治理機制是在普遍信任程度為中等，但專業化分工要求很高，家族企業為適應這種外部環境而采用網絡化集群發展模式后，網絡內部的家族企業所采用的治理模式。其根本特征在于集基于情感信任的關系契約治理和基于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約治理于一身。當普遍信任為中等程度信任，且專業化分工要求很高時，家族企業主通過“準家族化”的外部人數量是有限的，并難以滿足高專業化分工的要求。此時，家族主義信任會進一步拓展，家族企業主個人社交圈子中的外人大量通過“朋友的朋友介紹”的方式進入網絡內部各家族企業。一方面，由于這些外人是帶著“朋友的情面、保障”的抵押進入家族企業而信任程度會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家族企業主對這些外人采用基于情感信任的關系契約治理；另一方面，畢竟社交圈子的擴大使得總體情感信任程度大幅下降，為了防范風險，家族企業主不得不部分地實施基于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約。于是，家族企業主通過這種適中的交易成本來滿足高度專業化分工的要求，獲得較高的企業效率。
4-當社會普遍信任程度非常高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表現為非人格化的制度信任，并且在這種信任條件下，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職業經理人）市場等迅速發展，并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非人格化交易的機制。由于這些完備的市場治理機制的形成，家族企業主可以大膽地引入“外人”，并輔以健全的內部治理機制，可以使家族企業以適中的交易成本充分發揮專業化分工的優勢。即使是在專業化分工要求不高的情況下，家族企業主也可以通過引入“外人”，在不降低企業效率的情況下充分享受閑暇等帶來的效用。因而，在社會普遍信任程度很高的情況下，現代式企業治理機制是家族企業的理想選擇。
注 釋：
①對于這一過程的分析，幾乎被所有研究家族企業的學者所忽視，也許他們認為家族企業的研究對于“族人”進入企業這一過程應該是給定的或假定的。但本文認為“族人”與“外人” 除了在信任起點上有區別外，對家族企業主來說沒有其他方面的差異，利他主義更多的只是發生在“至親”之間。因而，本文認為分析這一過程對理解家族企業治理機制完整的演進過程是必要的。
② 網絡信任是筆者從周立新（2006）教授的“泛家族信任”中剝離出的一種非“準家族化”的對于 “圈內人”的信任形式，是一種集情感信任和算計信任于一身的信任。
③ 網絡式治理是筆者從“泛家族治理機制”中延伸出來的與“網絡信任”對應的一種家族企業治理機制形式，所謂網絡式治理機制，就是處于家族企業網絡內部的特定企業利用網絡內部的信息共享、集體懲罰等自發機制來防范引入外部（網絡內部）專業化人力資本（主要指職業經理人）的道德風險及外部（網絡內部）投資者所提供財務資本被家族企業主盤剝的道德風險的治理機制。與同市場、科層平行的混合治理形式的“網絡治理”不同，“網絡式治理”強調的是家族企業網絡中單個企業自身的治理機制。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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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Specialized Division and the Choice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 Governance Mechanisms
篇6
可持續慈善強調好的治理與專業化。治理好需要充分透明、戰略清晰、價值觀引導、團隊管理專業化。
GE：你覺得民間慈善公益發展蓬勃的原因？
馮侖：民間慈善公益合乎慈善的本意和邏輯。第一，民間慈善公益是自己的愿意，是發自內心使命和責任的驅使。就像敬神不會跟佛計較燈油，而不是發自內心的供奉就會計較。第二，要行有余力。余力包括金錢、專業能力、時間，有這三樣東西拿出來才能做貢獻。為什么私募基金費用管理都很好？是因為他自己捐錢了沒有必要貪。
民間的公益有愿望有能力，是自我付出和自我再生的過程，可以不斷地循環。公家的公益不是取于自愿而是取于他愿，能力也不是我能而是可能能。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這七八年民間公益慈善做得非常好。
GE：企業家做慈善有何優勢？自己做慈善和借助其他平臺做慈善又有什么不同？
馮侖：慈善有很多細分和競爭。企業家做慈善事業最大的能力第一是組織能力，會組織和治理；第二，有企業資源來奉獻，不是民間道德的能力。企業家有組織能力、企業資源、創新能力。
我所創辦的萬通公益基金會做生態社區，阿拉善側重環保項目、愛佑主要是兒童項目、壹基金是有關救災。我通過不同的公益基金來創造不同的公益組織，在不同的領域持續推動回饋社會的行動。
篇7
一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科學內涵
教師專業化理念起源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國際勞工組織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6年在巴黎召開“教師地位之政府間特別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教師地位的意見》，明確提出教師發展的方向———專業化。［1］隨后，教師專業化理念在世界眾多國家得以確立，研究進一步深入，內涵日漸豐富。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基核是教師專業化，是教師專業化的類別化與具體化。筆者認為，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有兩層含義:一是，高校思政課教師自身綜合素質的專業化。即高校思政課教師通過教育培訓、自我習得等方式樹立專業理想、恪守專業道德、獲取專業知識及掌握專業技能，并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能全面把握教學對象的身心發展規律，有效地進行教育教學，不斷地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向“高”“精”“專”方向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學科專業性又是教育專業性的發展，既是個體專業性又是群體專業性的發展。二是，高校思政課教師發展相關保障制度的專業化。即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相關規章制度、管理培訓體系進一步成熟，能夠為思政課教師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精神、專業倫理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二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價值剖析
高校思政課教師是學科建設的主力軍，是大學生思想領域的重要工作者，承擔著傳授知識、創新文化、塑造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重任，其專業化建設是新常態背景下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的必然要求，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及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簡而言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果，其根本保障是思政課教師的專業化。當前我國的社會氛圍整體發展態勢良好，但也出現了一些道德失范現象，對大學生的思想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部分大學生身上出現了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行為特征，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大學生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關系到小康社會的建成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愿景。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其進行科學引導，使之朝向健康的方向發展，這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很大程度上落到了思政課教師身上。換句話說，高校思政課教師素質的高低，決定著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與主陣地的大小。只有提高思政課教師的綜合素質及綜合能力，建成一支“學有專長、術有專攻、精煉能干”的教師隊伍，實現由“經驗型”教師向“專家型”教師的轉變，才能為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提高打下堅實的基礎。
2．有利于加快學科建設步伐。
2005年，我國正式設立理論一級學科，下設基本原理、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及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等6個二級學科。［2］雖然學科在不斷完善與發展，但與其他學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還不同程度、不同范圍地存在著“雜、散、疑、平、虛”等問題。［3］思政學科建設不僅是推動中國化的重要手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事業發展的客觀要求。思政課教師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的主力軍，專業化的思政課教師隊伍更是推進學科建設的源動力。只有建立一支“數量龐大，科研強勁”的高校思政課教師隊伍，以教育教學促進學科建設，以學科建設支撐教育教學，這樣才能理順高校思政課教師教學與科研的關系，使高校思政課教師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到學科建設中，實現教學與科研的協調發展。
3．有利于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我國高等教育步入了大眾化階段，但是由于配套設施的不完善等原因，出現了教育質量下滑現象。面對新問題、新挑戰，我國提出了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思路，即以人才培養為中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指出，高校教師隊伍是決定教學質量的關鍵環節，要把教師隊伍建設作為高校最重要的基礎工程來抓。［4］高校思政課教師作為高校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幫助學生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學科建設的重任，其專業化既是學科建設的動力，又是提高教育質量的保障。我們必須加快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進程，以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促進高校教師群體專業化，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三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建設策略
對人的管理就是激勵，激勵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管理的效度。［5］從激勵的視角切入，將激勵理論與教師專業化緊密結合，可以完善高校思政課教師激勵體系，調動高校思政課教師投身專業化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進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水平。
1．滿足高校思政課教師的合理需要。
馬斯洛將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前二者為物質需要，后三者為精神需要。在促進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思政課教師合理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滿足，調動其投身專業化大潮的積極主動性。第一，滿足高校思政課教師合理的物質需要。我們可以從國家和學校兩個層面努力，滿足思政課教師合理的物質需要。首先，國家層面。要繼續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并在資金的調配上考慮到思政課教師的特殊性，給予一定的傾斜，從資金總量上保證投入到位。同時，我們應該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制定高校思政課教師指導學生社會實踐、開展課后心理咨詢等活動的補助標準，切實提高高校思政課教師的經濟待遇。其次，高校層面。要合理運用國家撥給的經費，如設置思政課教師科研專項經費、培訓專項經費及提高課時費等，盡可能縮小思政課教師與其他專業課教師的收入差距。同時，高校要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和研究進行科學規劃和管理，提升專業地位。［6］第二，滿足高校思政課教師積極的精神需要。首先，歸屬需要的滿足。管理者要充分認識到不同年齡階段、不同職稱等級教師的需要，盡最大可能解決好他們面臨的困難(職稱評定、子女入學、住房條件、養老等)，讓他們切實感受到學校的溫暖，使之產生歸屬感。其次，尊重需要的滿足。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及社會尊重兩大方面。自我尊重水平的提高可以從加強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及增強思政教師自我心理調適能力入手。社會尊重水平的提高涉及面較廣，我們可以通過制度政策加以保護，在全社會營造尊師重教氛圍來進行改善。再次，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管理者要在滿足特定階段高校思政課教師物質需求的基礎上，通過營造和諧的教學、科研氛圍，加強對高校思政課教師群體的引導，改善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等措施來減輕思政課教師的壓力，使之有自由成長的空間。
2．健全高校思政課教師培訓體系。
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來完善思政課教師培訓體系，雖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依然有進一步完善之處。我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完善思政課教師專業化培訓體系。第一，完善培訓內容。完整的高校思政課教師培訓內容應包括四個方面:專業知識培訓、專業技能培訓、專業倫理培訓及專業精神培訓。專業知識培訓，即學科專業知識、普通文化科學知識培訓等。專業技能培訓，即備課技能培訓、教學設計技能培訓等。專業倫理培訓，即為人師表、客觀公正、責任使命等方面的培訓。專業精神培訓，即專業自我、專業理想、專業情操等方面的培訓。當前，我國高校思政課教師培訓主要集中于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上，對專業倫理及專業精神的培訓較為缺乏。今后的培訓中，我們要繼續強化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培訓，尤其要重點開展科研能力的訓練。同時，我們也要在專業倫理及專業精神培訓上投入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以幫助其強化專業倫理和專業精神。第二，豐富培訓方法。科學合理的培訓方法，是決定培訓效果的關鍵性因素。思政課教師的培訓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專題講座法。專題講座法，即學校依據思想政治教育狀況，以及思政課教師群體某些方面的迫切需要，邀請在該方面有顯著成績的專家來開展講座。專題講座法的優勢在于，能共享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前沿研究成果，能開拓思政課教師的視野等。其局限在于，思政課教師與專家互動機會較少，培訓效果受培訓者主觀因素影響較大。二是，課題驅動法。課題驅動是近年來新興的一種培訓方法，對思政課教師科研能力的提高有明顯作用。課題驅動法的主要優點在于，學習內容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理論性較強。其局限主要是，覆蓋面較窄、操作較為復雜。此外，我們還要將集中授課法、案例研究法、自我反思法等綜合運用于培訓中，提高培訓實效性。同時，還要將長期與短期培訓、國內與國際培訓、思想與業務培訓、理論與實踐培訓相結合，持續提高思政教師的專業化水平。［7］
3．優化高校思政課教師獎懲體系。
獎懲是激勵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激勵的效度。我們要通過堅持獎勵的主導地位和懲罰實施的藝術化，來進一步優化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獎懲體系，為專業化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第一，堅持獎勵主導地位。獎勵往往比懲罰更加有效，［8］因此我們要堅持獎勵在高校思政課教師獎懲制度中的主導地位。在對高校思政課教師進行獎勵時，要做到以下三點:首先，注重實際貢獻。高校思政課教師的實際貢獻主要體現在班級學生的整體思想狀況上。學生思想狀況的好壞可以通過出勤率、遲到率、遵紀守法情況及課堂表現情況等來衡量，我們要將其作為獎勵思政課教師的重要依據。其次，立足大多數思政課教師。目前大部分的思政課教師水平處于中間狀態，我們要充分運用獎勵激勵，使這部分教師力爭上游。再次，定期獎勵與不定期獎勵相結合。定期獎勵會使高校思政課教師產生對獎勵的期待，但是定期獎勵通常在學年末或學期末進行，時間跨度較大。思政課教師在朝著組織獎勵目標努力的同時，倦怠心理、消極情緒也會逐漸滋生，這就需要不定期獎勵及時參與激勵，使高校思政課教師保持干勁、努力工作。此外，在獎勵實施中，還要注意將物質獎勵與精神獎勵、個體獎勵與團體獎勵有機結合，這樣方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獎勵的作用。第二，堅持懲罰實施藝術化。在實施懲罰的過程中，我們要做到以下幾點，以提高懲罰的效度:首先，體現積極引導性理念。管理者在對高校思政課教師進行懲罰時，要將獎勵與懲罰充分融合，體現引導性思想。具體做法可以是，當思政課教師犯錯而被學校處分或接受經濟處罰時，明確告知其可以通過自身努力，達到組織目標，來撤銷處分、重新得到懲罰造成的損失，促使教師行為的轉變。其次，堅持說理性原則。部分高校管理者認為直接運用經濟手段或行政手段來對思政課教師進行處罰，這樣方便又高效，采用說理、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耗時，而且見效慢。從長期看，這是不正確的觀念。對高校思政課教師進行說服教育的作用在于，可以使思政課教師更明確地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從根本上減少此類行為的發生。當然，實施說服教育并不等于放棄懲罰，對于屢教不改者，我們要堅決實施物質、行政處罰，以改進其工作行為及態度。此外，高校各級領導干部要充分認識到思政課教師隊伍建設的重要性，把思政課教師專業化建設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制定出促進思政課教師專業化的短期、中期、長期規劃，并實施嚴格的準入制度，對思政課教師學歷、學科、教學、科研、工作經歷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同時，還要完善相關配套體制機制，從宏觀、中觀、微觀層面，制定、完善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實施細則，關心、愛護每一個思政課教師，切實提高高校思政課教師專業化水平，主動適應“新常態”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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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Key word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facilities operations, marketization, advantage, difficult, the proposal
中圖分類號：X32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環境保護設施運營市場化（企業化）和社會化”是指“專門從事環境保護設施運營或污染治理業務的環保企業（服務方）接受排污單位（委托方）的委托，進行環境保護設施專業運營或污染物的治理。環境保護設施實行社會化有償服務，服務方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承擔委托責任，保證環境保護設施正常運行和污染物的達標排放。
國際經驗表明：實施環保設施的市場化、社會化運營能從根本上解決過去那種非專業化的、效率低下的傳統運營管理模式所帶來的種種弊端，能夠有效降低污染處理的單位成本，取得最優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自1990年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有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構成了市場化運營的堅實基礎。如：1990年，《關于積極發展環境保護產業的若干意見》；1999年，《環境保護設施運營資質認可管理辦法(試行)》；2001年《關于加快發展環保產業的意見》等。
在國家的積極扶持和推動下，我國環保設施運營產業取得了一定規模的發展，尤其在廣東、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運營服務業已逐漸成為環保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呈現很好的市場前景。但由于資金、技術的制約，以及行業缺乏規范和引導，無論是取得運營資質的單位數量、運營項目的質量或是運營產值，都與預期有很大差距。
1 環境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的優勢
1.1 實現治污企業和排污企業的“雙贏”
傳統的環保設施運行管理一般是由排污企業內部實施，這種方式限制了治理污染的活動向集約化、產業化、專業化方向發展，效率低，且成本高，企業在環保方面浪費了相當多的人力、物力，污染治理卻仍難以達到要求。
由專業化的環保公司為排污企業提供環保設施運營服務和環境污染治理服務，這種方式適應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它的好處，一方面可以將排污企業從污染治理的煩憂中解脫出來，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污染物達標排放；另一方面，環保運營企業可以發揮自身的專業特長，并通過規模效應，降低治污成本，實現自身盈利。
筆者曾有幸參與了幾個糖廠及紙廠環保項目的運營服務，實踐證明，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無論對于排污企業還是運營服務公司，都是一個“雙贏”的舉措。以某9.5萬噸/年紙漿廢水處理項目為例，經實際核算，與同規模廢水設施初步對比，委托運營的項目同比可節約5%的藥劑成本，10%的電耗，設施壽命明顯延長，達標排放率98%以上。業主不僅從以往的環保憂慮中獲得了解脫，有更多的精力專注于生產，也節約了環保管理的成本。
隨著運營專業化服務的進一步發展，企業逐漸實現規模經營，成本的優勢會更加顯現。以廣東某擁有27家專業電鍍廠的工業園為例，園區各個廠每天的排污量在幾百到幾千噸不等，參考同類型企業的治污成本，噸水費用8~15元/噸不等，2003年，在環保部門的推動下，園區廢水實現整合處理，由專業公司服務運營，現實際收費6.6元/噸水，規模化經營的優勢可見一斑。
1.2 有效保證企業達標排放和提高政府監管效率
傳統的環保設施運行管理方式除了集約化程度低，運行成本高之外，還存在設施規模小，過度分散，不易監管，偷排嚴重等弊端。據資料統計表明，國內已建成的環保設施中，大約只1/3能正常運行，2/3的環保設施未能充分發揮效益，這既浪費了有限的環境投資（這包括了公共財政在城市環保設施方面的投入，還包括對企業治污的環保專項補貼），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益，也是環保監管困難程度的一個真實寫照。
環保設施實行市場化運營后，運營公司通過與排污企業簽訂運營合同，明確了運營方對于超標罰款的責任，也約定了排污企業的排污限值，雙方形成了一種互相制約的格局，從而使達標排放有了保障。
一方面排污企業由于轉換了角色，會自覺承擔起對運營單位的監督，并強化生產管理，確保排污量限定在合同約定范圍內；另一方面，由于環保設施運營好壞與運營單位效益掛鉤，運營企業可以通過加強管理，改進技術來盈利，沒必要偷工減料，否則砸了自己的牌子，得不償失。為了防止作弊，從事環保設施運營和污染治理服務的企業必須獲得相關部門核發的資質認證，不按規范運作的取消運營資格。
同時，環保設施運營市場化后，還可降低政府監管排污企業的管理成本，提高監管效率。因為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不僅是一次管理責任交易，她還通過專業化力量的引入帶動了行業整體能力的提升。運營公司通過引入專業化的技術人員、專業化的檢測手段、標準化的檢測程序，取代了原來各個企業分散的、簡單的儀器和手工操作，既保證了排水水質得到準確監控，杜絕了偷排現象和污染突發事件的發生，也為環保執法機關的工作帶來了便利。
1.3 有利于促進環境服務業的發展，建立多元化社會化的環保投入機制
傳統的環保設施運營管理方式由于設施管理權掌握在排污企業自己手中，排污企業如若不自覺，一方面可綜合利用雨天、“零點”等各種“機會”偷排，另一方面可通過臨時性的排污控制隨時應對環保部門的檢查，完全可稱得上是有恃無恐。
正是基于此類想法，各類“應付性”的環保設施隨著環保監管的加強不斷涌現，嚴重損傷了環境服務業的正常發展，也挫傷了守法排污企業的積極性。實行市場化運營對根治此類“頑疾”是一副良藥，因為運營企業考慮到后續的達標運營，對設施的技術投入和質量管控會十分注重，即便不是自建設施，也會進行達標改造才會愿意承接運營，這從根本上杜絕了不合格環保設施的生存土壤，排除行業內的惡性競爭，從而將行業的整體水平提升至新的高度。
推進環保設施運營服務業的發展，將環境污染治理活動轉變成為社會化的環境服務活動，即將純粹的公益行為轉變成市場行為，還有利于培育社會化、多元化的環境保護投入機制和多種形式的市場主體，創造更多的勞動就業機會。
2 在開展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過程中面臨的困難
近幾年來，國家環保總局大力開展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認可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引導和促進環保設施運營服務業的發展，在東部市場經濟發育較早、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環保設施運營服務專業化市場化得到了快速發展，但整體規模仍然偏小，環保企業在市場的開拓中面臨大大小小的問題和困難，主要表現為：
2.1 排污企業積極性不高
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是一項“三贏”的舉措，但在具體開展業務的過程中，發現排污企業對將環保設施外包運營普遍積極性不高，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企業普遍存僥幸心理
由于各類企業大小不一、數量多而分散，環保監察部門根本無足夠力量時刻監管，部分排污企業逐漸形成了“建治理設施以應付驗收和檢查為主”、“重建設輕運營”的思想，對于環保設施后續的運營并不看重，不僅選取的治理工藝經不起推敲，采購的設備很粗糙，配備操作工也很隨意。
第二、在線監測系統發揮的監管作用有限
為了實現遠程監管，目前在企業排污口安裝在線監測系統已經基本實現覆蓋。但由于監測點分布各地，具體的操作維護掌握在排污企業手中，很難保證企業按照環保部門的意愿嚴格律己。
在“重建設輕運營”的思路影響下，已建成的環保設施和在線監測系統對部分排污企業反而成為了應對環保監管的擋箭牌。
第三、企業對環保設施運營服務認識不深
由于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還是一個新生事物，發展時間較短，宣傳推廣不夠，很多企業對其知道不多或根本不知道，對其優越性自然也不甚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這一業務的發展。
2.2 運營企業利潤薄、周期長、風險大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稅收造成不平等
在稅收政策方面，主要體現在排污企業自己運行管理的環保設施的運行費用計入生產成本而不需要納稅，但是委托承包給專業化的環保服務公司運行管理，其運行服務費用由于屬于企業經營性收入卻要按章納稅，這樣既增加了排污企業的治理成本，又降低了設施運營服務企業合理的經濟利益，從而不利于環保設施運營服務市場化、專業化的發展。
第二、運營企業對風險的擔憂
這其中包括對于非自建設施的擔憂以及對業主生產管理的擔憂。運營公司在承包運營之前對非自建環境保護設施的運行狀況、質量、運行費用難于確定。而且每一環保設施運營的初期，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不可能較充分地了解這一設施的工藝狀況、運營費用。
因此，運營公司在承包運營過程中將面臨較大的風險。基于風險的不確定性，運營公司通常要求委托方提供較高的風險收入，而建設方則希望盡量降低運營費。因此，如何降低風險往往成為能否實施社會化運營的關鍵。也由于以上所談到的風險性，目前已實施社會化運營的環境保護設施絕大多數是由承建該設施的單位負責運營。運營公司對非本單位承建的設施多采取保守、謹慎的態度，很少承包運營。這也限制了社會化運營模式的推廣和應用。
運營企業的擔憂也來源于業主的生產管理。生產企業有時為趕產量、污染排放量遠超末端系統的處理負荷，把所有環保壓力全部轉嫁給運營單位，而監管職能部門只檢測最終排放口的出水指標，沒有對生產車間的排污情況進行監管，運營單位夾在其中有苦難言。
第三、技術研發經費投入不足
作為一個新興產業，由于各方面機制尚不健全，環保設施運營服務目前的利潤空間仍十分有限，且周期較長，環保設施運營企業自身的資金積累很有限，難以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技術研發；而當前環保補助資金的對象大都僅是排污企業，沒有考慮惠及到運營企業，以幫助運營企業不斷提高管理技術水平。
從環境管理上，對環保設施專業化運營服務搞得好的單位沒有相應的優惠或激勵措施，也不利于推動環保設施運營服務業的全面發展。
2.3 現行的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制度存缺陷
現行的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制度沒有強制性，只對提供環保設施專業化運營服務的單位實行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而不對進行環保設施專業化運營的排污企業實施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
這種政策上的不平等，使得排污企業的環保設施運營逃避了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制度的監督，同時環保設施運營企業也面臨不小的生存壓力：
一方面，擁有運營資質和專業團隊的運營企業需要耗費大量的財力和精力培養訓練專業的操作人員，同時又要保證在項目上獲得一定的利潤；
而另一方面，自主運營環保設施的排污企業可以隨便招聘幾個普通工人而無需培訓上崗。
3 推動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的若干建議
環境污染設施市場化、專業化運營跟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環境治理技術水平、以及政府監督的管理等方面密切相關，目前，環保設施專業化運營發展中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致力于開展此項業務的企業，一方面，應著眼于自身的能力建設，打造精英隊伍；另一方面，應注重管理創新，打造精品管理。
同時，由于當前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正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相關政策還未完善，各類違法現象還很突出，政府在推動運營市場化的過程中的仍占據主導作用。
3.1 出臺環保設施市場化運營發展的優惠扶植政策
環保設施運營服務是一項新生事物，故在現行的政策體系中，扶持和鼓勵環保設施運營業發展的政策還不配套不完善，缺乏強有力的政策激勵機制。特別是在環保設施與排污企業分割后的經營稅收對雙方都產生了很重負擔。
當前運營服務業規模太小，運營企業如沒有一定的扶植，單靠運營的微薄利潤難以支持企業的研發和壯大。建議相關部門對運營服務的稅收出臺優惠政策、另外在環保補助資金的對象選取上適當考慮運營企業，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排污企業和運營企業加入到這個行列，另一方面也為發展我國環保產業，壯大環保服務產業的產業隊伍打下堅實基礎。
3.2 加強環保設施運營監管，規范運營企業的行為
在一些偏遠地區的企業，由于環保監督難以企及，使很多企業仍然存在著靠偷排、停運蒙混過關的想法，缺乏將治理設施實行市場化運營的外部推動力。而各地區監管及處罰的不公平也挫傷了治理設施正常運營的企業與承擔治污設施運營企業的積極性。建議各級環保部門加強對企業生產管理、生產用水及生產車間排污情況的監管，加大執法力度，處罰公平公開，在抓環評、環保驗收的同時，對后續的運營投入更多的監管力量。
另外由于環保設施運營市場沒有設置明確的準入門檻，雖然有運營資質申辦及年審等，但沒有相關的政策法規要求必須持證方可開展運營業務，導致運營市場無序競爭，部分不具備運營資質的企業也介入運營市場，對行業健康發展產生一定阻礙。建議出臺相應運營市場管理辦法，并制定市場退出機制，規范運營企業的行為。
3.3 對排污企業自行運營環保設施進行資格審查
現行的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許可范圍，只包含獨立的企業法人提供的第三方環保設施運營服務，而不包含排污企業自己運行管理的環保設施。從而使排污企業自己運行管理的環保設施置于環保部門的監督之外。
為此，新的環保設施運營資質認可制度應該把所有類型的環保設施運行單位都納入設施運營資質許可管理的范疇。其運營資質證書可考慮分為兩類：
一類是針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專業化環保設施運營服務企業頒發的證書，持此類證書的單位可以對外提供第三方環保設施運營服務，并承擔相應的環境責任；
另一類是針對不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排污企業內部環保設施運行單位頒發的證書，持此類證書不能對外提供第三方環保設施運營服務，不能獨立承擔運行環保設施而產生的環境責任。
這樣才能保證對所有環保設施運行單位、人員的技術水平和設施運行情況進行有效的監控，促進所有以不同運行主體和不同運行方式運行的環保設施都能正常運行。
3.4 加強推廣，在掛牌督辦等重點污染企業率先實行市場化運營
隨著環保部門對設施服務業的逐漸宣傳推廣，越來越多的排污企業接觸、認可了此項服務的優勢，但由于設施市場化運營目前在仍屬于新生事物，企業對它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現仍持觀望態度。因此，該項服務的推廣仍需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
建議各級環保部門在環評審批、“三同時”管理時，加強對運營服務的宣傳，促使排污企業委托有資質的單位采用污染治理設施設計施工、運營“一條龍”服務管理模式進行污染治理。在發達地區這被認為是是市場化運營中最為行之有效的一種模式，企業和運營單位之間相互制約，增強了設計、施工單位的責任心，提高了治理設施的有效治理能力。
同時參考江蘇等發達省市的經驗，對不能正常運行、超標排放、限期治理后仍然不能確保達標排放的老企業，采取剝奪“排污權”的方式，要求其采取招投標的方式，將排污處理權移交具有資質的專業環保公司。對于獲得環保專項資金支持的污染治理項目、環保部門依法公布的需要進行強制清潔生產審核的單位的污染治理項目等也必須進行市場化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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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現代學校及其特征
自20世紀90年代始，我國學界和教育界就對現代學校概念的界定存有很大爭議。有學者認為，現代學校是根據工業社會、知識社會及知識社會以后的社會發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人進行培養教育的場所[1]。我們認為，現代學校的概念應該表達出它所具有的本質特征，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教學場所層面。
關于現代學校的特征，我們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理念服務化。現代學校區別于傳統學校最重要的一點是服務理念的不同。現代學校必須建立起為學生服務的意識，其出發點和歸宿就是服務于學生和社會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只局限于學生的升學，而是讓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以及使學生形成具有終身發展的能力與潛力，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活力和動力。
（2）教育公平化。現代學校關注全體學生、尊重和力求滿足各類學生的教育需求，尊重學生之間的差異以及多元發展。特別是對處境不利學生的學習予以關注與支持、平等對待學生個體化學習的指導，對學生進行公正、客觀的個人操行及學業評定，體現現代學校的“人本”“公平”的特征。
（3）教育人文化。現代學校與傳統學校死板僵化的管理不同，著重讓教育具有人性化、人文化。每一個人能獲得更多的關愛、關心、關注，并以主人翁的意識和責任感，更加自覺自愿，積極主動、精力充沛地參與到日常的教育教學與學習中去，深入思考，集思廣益，探索全校師生的共同發展之路。
（4）管理民主化。現代學校管理的民主化，首先表現為學校師生員工具有民主的理念;其次是學校民主是一種有效的管理方式，這種管理充分體現在對家長、學生、老師以及他們彼此之間建立起來的民主關系上;再次是體現為學校的決策與管理實行民主的方式，如教代會、家長委員會、校務會等民主監督與執行機構。
（5）社會學習化。這種社會學習化不僅推動學校內部的學生和教師學習力的提升，還能推動社區人士以及學生家長能在各自的相應領域的學習力、工作力的持續提升，并能夠成為學校所在社區中學生家庭和社會團體等各種組織的發展，帶動它們形成以學校為中心的學習型組織，進而形成學習型社區乃至構建成學習型
社會。
通過對上述現代學校特征的分析，我們認為，現代學校是指在知識經濟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以先進的服務理念為指導，以管理民主化為手段，以建設學習型社會為基本要求，以現代教育觀念為指針，以新型的政、校關系為基礎，促進學生、教職工、學校以及學校所在社區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教育
場所。
二、中小學校現代化治理途徑的思考
據統計，目前我國中小學正職校長總數超過57萬，再加上副職校長和職業中學、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的校長，校長的總數超過了100萬。如何加強校長隊伍的建設和管理，通過建設和管理來促進校長的專業發展，推進現代學校的建設，將直接影響數億個家庭的發展和幸福，決定著我國的教育質量。從現代學校建立的角度，我們中小學校現代化治理的關節點是推進中小學校校長管理專業化。中小學校校長管理專業化包含兩方面：政府管理中小學校校長的專業化和中小學校校長治校的專業化。
1.政府管理中小學校專業化治理的完善
（1）構建新型的政、校關系
長期以來，我國中小學校得益于政府的領導和大力支持，獲得了巨大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學校發展與政府監管關系又出現不適應的矛盾，制約學校的發展。按照《綱要》要求，構建新型政、校關系不是要學校擺脫政府的控制和管理，而是要進一步優化二者之間的關系，明確學校與政府各自職責，使學校和政府更加順暢地發展。政府應該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校長專業組織（以及其他專業組織）的發展，這不僅是校長職業走向專業化的客觀需要，也是轉變政府對學校的管理程度、方式和內容的需要。首先，政府要構建一個懂基礎教育基本規律與內部管理、專業能力強的教育管理隊伍來從宏觀上管理學校，貫徹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教育計劃，對學校實行間接管理，不去干預學校的具體管理工作。其次，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改變中小學校長的選拔方式與評價標準，不能按“官”的制度與思維來選拔、使用、培養與考核中小學校校長。校長是一個專業化很強的職業，而不是職務。
（2）建立校長職業資格制度
隨著社會的發展，在職業的專業化過程中出現了職業資格證書制度。作為國家對各行各業從業人員規定的職業準入標準，職業資格制度要求從業人員經過嚴格系統的教育和培訓、獲得能勝任工作的特殊知識和技能、獲取職業資格證書以獲得從業資格。林明地教授認為，獲得校長專業證照“是校長進入校長職位，處理校長工作的允許狀，代表其在專業上完成某種課程，通過考驗，且在法律上具有資格，足以勝任”[2]。校長資格認證制度是校長職業專業化的基本特征，是國家對專業從事學校教育教學管理的校長的基本要求，是有志成為校長的人士獲得校長工作崗位的法定前提條件。校長職業資格從制度上保證了校長的專業化水平，它直接影響到學校教育質量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聲譽和地位。當前，國家雖然相繼出臺了《全國中小學校長任職條件和崗位要求（試行）》《實行全國中小學校長持證上崗制度的規定》等與校長任職資格認證相關的文件，但是我國大陸地區對校長職業準入的要求只能做到“持證上崗”，這個證是“崗位培訓合格證書”，而非“職業資格證書”。因此，必須從校長人選的學歷水平、思想政治表現、職業道德水平、領導管理能力、教育教學能力、身體條件等方面建立適合于我國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的職業準入制度，嚴格控制職業證書的標準和資格的認定程序。實行校長職業資格制度，中國香港于2002年9月就已實行，英美等國甚至更早，我們可以從中進行借鑒。
（3）建立健全校長選任制度
實行校長職業資格制度就是將校長職業化。這也是提高校長專業社會地位的一種專業行為，也可以確保校長從業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在選任體制中，我們認為應加強對中小學校長的入職認證，嚴格控制選任程序及形式。2015年1月10日教育部印發《關于〈普通高中校長專業標準〉〈中等職業學校校長專業標準〉〈幼兒園園長專業標準〉的通知》（教師[2015]2號），這個新標準包含“辦學理念”“專業要求”“實施意見”三個部分組成，是我國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對中小學校校長專業化建設及管理的重要依據。但是校長選任體制的建設和完善，還有賴各級政府進行創建和完善。另外，政府要成立專門機構對校長任職資格、考核程序、培訓體系、評價工具等工作進行規范，為校長的專業發展提供信息服務和指導。
（4）建立校長監督評估機制
中小學校校長也同樣要接受到一定的監督和評估。目前，政府相關部門雖然有監督機構，但是工作實效大打折扣。如何做到有效監督有待進一步優化。另外，政府也要組織成立一個專業評估機構，制定出綜合的校長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和對校長政績的評價指標體制，以期充分發揮教育評價的導向、激勵作用，促進學校辦學水平不斷提高。
（5）建立校長激勵機制
當前，評價校長的主要方式是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于我國中小學校普遍實行的是校長職務與行政級別掛鉤的校長管理制度，校長的職務級別與學校的行政級別掛鉤，強化了校長的官本位意識，淡化了校長專業領導者的角色，難以激發校長的競爭意識。1993年，上海市針對中小學校長管理制度改革問題，建立了校長職級系列的改革目標，將校長的職級劃分為五級十二等，詳細制定了各等級校長的任職條件及評定的指標體系，大大激勵了校長努力提高自身專業水平的動力和熱情。上海市校長晉升等級值得借鑒。
2.中小學校校長治校專業化的完善
人們常說“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這話強調校長治校專業化水平的重要性。德國巴伐利亞州迪林根教育學院海林教授曾在浙江省中小學教師培訓中心
2000年召開的中德研討會上說：“管理現代型中小學的領導不再僅僅是傳統觀念中肩負管理任務的教師，而是處于核心地位、主導地位和決策地位的職業型領導。他代表的是一所學校的形象和風格，其素質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學校的文化氛圍、辦學水平和教育教學質量……”[3]因此，提升校長的專業化水平是決定教育發展成效的
關鍵。
（1）推動校長專業素質不斷提高
校長的專業素質，主要包括校長的專業精神、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三個方面。專業精神是校長事業心和責任感的靈魂，表現為校長敬業、志業、勤業、樂業和精業等內容。專業知識是校長應具備的基礎性條件，它將成就校長專業發展的深度和高度。北京師大教育管理學院褚宏啟教授曾提出，校長專業化所需要的知識應符合效用、數量和質量標準，保證有用、夠用和好用，校長專業化的知識基礎應由實踐性知識構成，應把實踐性知識從已有的數量龐大的教育管理知識中剝離出來，并依據質量標準對其加工整合[4]。褚教授的這些觀點和探索具有開拓性和啟發性，應引起針對校長專業化發展培訓機構的高度重視。在專業能力上，中小學校校長首先要具備基本的教學、科研能力，能夠做好專業引領;但校長專業發展能力更主要的是要落到具備決策、管理、協調和經營四個維度上。只有具備這些能力，中小學校長方能有序、和諧、高效地管理整個學校。
（2）構建和諧的學校管理文化
理念決定行為，有什么樣的辦學理念就有什么樣的管理行為。中小學校校長要帶領全體師生確立辦學理念，繪制共同愿景，共同開拓進取。校長應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校長不僅以學生為本，也要以教職員工為本，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解放人、發展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是現代學校治理的一個重要理念。同時，還要樹立服務的意識，因為學校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為了教師和學生的發展需要。學生不是學校的產品，家長也不只是學生的家長，而是學校的服務對象。教育就是一種服務，老師教育學生也不是一種恩惠，而是一種服務。這種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治理文化是現代學校的重要體現。
（3）構建現代學校的內部民主管理機制
《綱要》指出，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這個現代教育制度，重要的是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準繩，制定學校章程，包括總則、組織機構及職責、教育教學管理、后勤保障管理、教職工管理、學生管理、學校與家庭及社會等方面。作為校內的“小憲法”，在章程的基礎上，還要將建章立制的“硬”管理和人文精神的“軟”管理有機結合，充分落實好校務公開制度、校務會議制度、教代會制度、財務監督制度、聽證制度、教職工業務考評制度、干部發展制度、干部民主評議制度。這些制度能夠有效保障中小學校有效實行民主管理，依法執教，依法辦學、依法治校。
（4）構建、完善現代學校課程體系，形成校本文化
目前，我國普通高中課程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體系。《普通高中課程方案（實驗）》指出：“賦予學校合理而充分的課程自，為學校創造性地實施國家課程、因地制宜地開發學校課程，為學生有效選擇課程提供保障。”現代學校課程的治理和構建，在完成國家課程和充分滿足師生興趣愛好的基礎上，形成基于國家課程的科目、學校的文化傳承、地方民間文化傳統和特色為主干而生發出門類眾多的現代學校校本選修課程體系。這些校本課程基本上能滿足學生發揮、彰顯優長，學校凸顯個性所在，它們共同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課程體系。這樣既能創造性地實施國家課程，又能促進學生全面和可持續發展。
（5）整合教育力量，促進共同發展
要促進學生的和諧發展，離不開廣大家長、社區各種組織的支持。一是要保障社區中家長及各種組織有效地參與學校管理，并開展“雙向互動”，互相支援，推動學生的成長。二是社區各個組織或家長利用己方的可用于教育的各種資源給予學校必要的支持、監督，或根據對方的合理建議對己方所實施的教育進行必要的調整，形成和諧的家校教育的合力。法國提出好學校的標準之一是“一所更開放的學校”，即一方面與家長建立密切關系;另一方面與社會環境和外部世界保持聯系[5]。這樣，家長和社區不僅參與到學校的教育管理，有力地推動學校管理的民主化;而且還將學校與社區、家長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增強學校教育與管理的成效。
現代學校治理是教育發展中的一個新課題，我們要順應時展的要求，正確認識教育發展給學校管理帶來的巨大沖擊，并通過完善管理，構建現代學校制度來應對變化，確立新的學校觀和管理觀，以人為本，服務為上，依法治校，民主管理，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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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險機構連續幾年仍處于虧損狀態,但是業務規模快速增長。2005年,全國保險機構累計全年虧損3572萬元。2006年,全年虧損2361萬元;2007年,全年虧損4830.08萬元(圖1)。
3.保險機構準入和退出機制初步建立。截至到2008年1季度末,保險專業機構共設立2105家,退出353家,進入數量比去年同期減少27家,退出數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8家。
二、保險機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保險機構保費收入占全國總保費收入比例較低。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保險機構是與保險市場同時產生、共同發展起來的,但是在我國保險機構規模小、效益差,相對于我國巨大的保險市場和快速發展的保費收入,保險機構發展嚴重滯后,已成為制約我國保險業飛速發展的“瓶頸”,特別是在壽險市場,保險機構實現的保費收入占比較低。
2.保險機構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尚不規范。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沒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缺乏依法合規經營意識。一些保險機構缺乏成熟的經營理念,經營行為不夠規范,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務技能和專業水平的提高上,而是放在不正當的經營手段上,市場調研、客戶分析、內部制度建設、人員選聘培訓等基礎性工作存在明顯的短期行為。
3.保險機構專業化優勢不明顯。《保險機構管理規定》明確規定了保險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可以經營的保險業務。《二八年一季度保險中介市場發展報告》顯示,截至08年3月底,我國保險機構持證率為76.35%,雖然高于全國保險中介機構平均71.96%的持證率,但仍然和專業化服務的要求不符。
三、我國保險機構規范化、專業化發展的有效措施
保險機構的發展,降低了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提高了保險市場的運作效率,促進了保險產品的銷售,更好地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對保險的需求,是我國保險市場發展的主要方向,對于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及時解決和完善,為保險機構的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1.加強監管,營造保險機構健康發展的制度環境。我國的保險市場還處在初級階段,底子薄固然是事實,但是可以不斷借鑒國外市場成熟發展經驗,構建和完善我國的保險制度,為保險業健康發展打下良好基礎。監管部門進一步促進保險相關法則和政策的完善,根據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建立股權清晰、責任明確的法人治理結構,完善規章制度和有效的內控機制,確保保險機構的規范運作,對保險機構的經營進行嚴格監控,防止違規行為的出現,按照市場化、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的要求,繼續擴大保險機構市場準入,推進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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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誰污染，誰治理”的環境經濟政策體制下，從1980年以來，我國在工業污染防治和城市環境保護上，實行的是工業企業自己治理污染并負擔治理成本、在城市污水治理和垃圾處理上則全部由政府買單的投資體制和管理模式。由于傳統的環保投資和污染治理運營模式不是建立在經濟運作基礎上的，市場發揮不了作用，也適應不了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從20多年的實踐和治理效果看，這種污染治理模式并不能真正達到有效削減污染負荷，防治污染，改善和提高環境質量的目的，其碰到的問題為以下幾點。
一是付費者與受益者不匹配性。“誰受益，誰付費”，這是商品經濟中的最基本原則，而這條原則卻難以應用到環保行業，因為環保受益者十分廣泛，不可能讓所有受益者付費，與其他產業不同，為環保付出代價的往往不是受益者本人，至少不是直接受益者。如為減少污染，企業花費大量的資金購買治污設備，企業本身并沒受益，反而增加了負擔，受益者是其他公眾，排污企業缺乏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致使一些本該執行環保“三同時”污染治理項目久拖未治。
二是沒有考慮到污染治理的邊際成本，對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業這一政策基本是適用的，但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則存在這規模不經濟問題，如污染較嚴重的鄉鎮、個體企業受自身規模、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等因素的制約，不可能每個企業都能建污染治理設施來處理自身排放的污染物，因為這樣不僅企業負擔過重，運行也不經濟。
三是因為環境保護是經濟學中所謂“外部性”的典型領域，受環境問題是“企業外部不經濟性、企業污染成本外部化”的長期影響和經濟利益驅動、基層環境執法難等因素的共同影響，無論是工業污染防治設施還是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著建成后不運行的情況，成為應付環保部門檢查時的擺設，造成了環保投資的極大浪費。
四是由于生產企業眾多，排污源頭過大，尤其是中小企業量大面廣，政府各級環保部門很難進行有效的監管，因此在一些中小企業密集地區，迅速發展的中小企業日益成為重要的工業污染源，其污染治理也無疑會成為環保部門監管的重點。
五是受融資渠道不暢、治理技術因素和企業管理上的限制，排污企業迫于行政壓力而建造的污染治理設施往往存在著治理技術上和達不到與實際排污量相匹配的處理規模上的缺陷和不足，導致污染治理設施建成后不能正常、高效運行和污染物穩定達標排放，污染治理投資效率低下。此外，大量中小企業分散地點源治理的不經濟性也導致污染治理投資效率低下。
因此，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排污量將快速地成倍增加，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防治污染的壓力越來越大，尤其在一些個私企業、中小企業密集地區，環境污染問題異常突出。如果我國的污染治理不改變現行的投資體制和運行管理模式，治污效果得不到提高，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環境問題將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因此，要有效治理污染，改善和提高環境質量，就要積極探索運用市場機制大力推進污染治理實行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軌，走環保設施運營的市場化和工業污染集中治理產業化道路，除了大江大河污染治理及全球性的環境資源問題由政府解決外，一般性的問題由環保資源企業承擔，把原來“誰污染，誰治理”的點源治理改為今后的“誰污染，誰付費”的集約化政策。從而進一步提高污染治理設施運行質量，力爭取得最大治污效果。
二、運用市場機制，推進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的內涵和意義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建立和完善的形勢下，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為污染治理市場化運營提供有利依據。所謂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就是要徹底打破原有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遵循經濟規律，實現環保設施的社會化投資、專業化建設、市場化運營、規范化管理、規模化發展的目標。具體是指經過國家認證的可具有從事環保設施運營或污染物處理資質的治污企業單位（服務方）接受排污單位或政府部門（委托方）對環保設施建設、運行和污染物處理進行專業化承包、經營。其根本宗旨是通過服務方提供給委托方有償的和良好的環保技術及運營水平，達到有效控制污染，降低治理成本，使雙方均獲益的目的。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有三層含義：第一，治污企業與排污企業之間是購買服務關系，第二，治污企業或運營公司自負盈虧；第三，在治污企業或運營公司的選擇上存在著競爭。
通過實施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的治理模式，將污染產生者和治理者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排污者通過向治理者購買治污服務而承擔了治理義務，治理者則通過出售治污服務而從中受益，從而促使投資者、經營者自覺運用資源價值、環保成本、經濟效益核算機制，把環境保治理效果與運行管理者的經濟效益統籌兼顧起來，形成環境污染治理的良性循環。這種市場化的運作的好處是：不僅解決了個體企業、中小企業治理技術落后、達不到規模經濟要求和治理投資、融資難、運行成本高的問題，又可克服單純由排污企業進行分散的點源治理，不僅一次性投資大，而且產業化程度低，運行管理難，效率也低下的弊端，保證排污企業建成的污染治理設施的正常運行，提高環保投資效益，提高和穩定達標排放率，保障企業環境守法，較好地解決了排污企業存在的偷排、漏排污問題，有利于實現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削減，有力地促進我國環保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近年來我國浙江省的杭州、嘉興、臺州、溫州；江蘇省的宜興、無錫；廣東省的深圳、湛江等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在實施污染治理市場化運營方面已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并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的經驗。據浙江省環保局的不完全統計，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專業化運營后的達標排放率可達70%-80%，有的可達90%以上，同污染企業自己運營相比，達標率提高了30%-50%，運營成本約節約10%-20%。由此可見，運用市場機制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運營，不僅使環保設施運營取得良好的環境效益，同時也取得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三、運用市場機制，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運營的發展方向
1、治污融資社會化、多元化
在當前經濟發展任務繁重、政府財政收入有限的情況下，要打破傳統的以政府為主要投資主體的環保投資體制，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化、多元化投資的治污融資體制，其運作的基本原則是：政府指導，企業為主，兼容各種資金，保證環保設施建設的需要。要通過多種形式、多種渠道、多種類型和多種規格廣泛吸納來自國際和國內所有可利用資金引入環保產業，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包括私營、個體、外資）相結合的多元化投資格局。要促進多種融資方式的應用，如項目融資、租賃、用戶集資、股票債券、BOT、TOT專項基金和綠色銀行等，使政府投資和社會融資相互結合，互為補充，擴大環境保護資金來源，解決目前環境保護資金緊張，投入不足的問題。并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允許多種經濟形式并存，在企業化運作下，政府還可將環保投入的資產引入資本運營領域，成為營運資產，在運營中不斷保值和升值。這樣既能大大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又能實現投資的滾動發展。
2、治污集約化、產業化。
將“誰污染，誰治理”改變為“誰污染，誰付費”，走一條聯合―集約―規模―經營的新路子，充分發揮投資效益和規模經濟效應，實現集約化、產業化治污。既由環保專業公司以多種經濟形式承建各種污染治理設施并實行市場化運作。這種模式不僅可運用在如城市的污水、垃圾處理廠、城市熱電廠以及集中供熱等，也可運用在原來分散的工業污染點源治理為集中治理。國家應鼓勵在各方面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把同類或相近行業、一些布局分散、污染嚴重且治污困難的同類中小企業，如造紙、食品、印染、制革和電鍍行業，通過搬遷將企業相對集中在一定的區域內，由相鄰的同行業企業聯合投資入股建設污染治理設施，組建污水處理公司并按股份公司市場化經營，一般采用由環保專業公司承包或BOT方式。也可在新建的工業園區、各類經濟開發區和排污企業集中區內，采用集中治理模式，將污染治理設施同新區的其他基礎設施同步規劃建設、同步施工。采用企業出資、政府投資或民間融資等多元化投融資形式建設污水處理廠和鋪設污水輸送管網，污水處理廠實行企業化管理，專業化運營，入網污染企業交納污染治理費，利用集中治理的規模效應，使企業有償使用污染物集中處理設施。
3、運行、服務市場化
要通過推行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大力推進環保設施運營服務業的發展，盡快形成有一定數量及規模的環境保護設施運營專業化公司和運營服務市場，來承擔環境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設施的運營的社會化服務，實現治污規模化經營。可鼓勵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和工業污染源治理采用“污染企業以有償技術服務合同方式聘請環保專業公司參與企業的環境管理，向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為企業提供監測和分析服務、協助企業規范日常環境管理、幫助企業培訓設施操作人員等；污染企業將其設施以承包合同方式委托環保專業公司進行專業化運營和維護，環保專業公司保證達標排放。污染企業委托環保專業公司從治理方案設計、工程施工、調試到建成后的運營管理提供綜合的有償服務，并確保達到治理效果。大型污染企業將污染治理設施的運營維護從企業剝離出去，進行企業化的運作和獨立核算。一些排污水量不大和排放有毒有害危險固廢物的企業將污染物收集后，委托有治理設施的企業代為處理，委托企業支付費用”等多種形式的市場化運作，由環保治理公司通過發揮專業技術和規模經濟的優勢，使邊際治理成本低于企業自己治理的邊際成本，從而提高污染治理設施的運營效率。
四、結論
實現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運營，是有效治理污染、保護生態環境、改善和提高環境質量必然的發展趨勢。運用市場機制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要靠現行政策和制度的配套改革，因此在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的過程中，政府應積極制定相關的法規法律和優惠傾斜經濟政策，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對環境保護的推動作用，為實施污染治理設施市場化經營營造一個開放、有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在充分發揮市場配制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同時，調動政府和企業兩方面的積極性，促進我國污染治理市場化運營的健康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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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產專用性 資產專用性是指為了某一特定交易而作出的持久投資一旦形成，就很難轉作他用，由此形成“鎖定效應”。資產專用性主要分為地理區位專用性、人力資產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特殊資產專用性等，是一體化的主要原因。[1]
（2）交易治理結構 交易治理結構主要有4種。 ①市場治理：不涉及專用性資產的交易，不管交易頻率高低，與市場組織體制相匹配。 ②三邊治理：涉及一定程度的專用性資產，但交易頻率不高的交易，與三邊治理結構相匹配。 ③雙邊治理：涉及專用性資產且交易頻率較高的交易，與雙邊治理結構相匹配。 ④一體化治理：涉及高度專用性資產且交易頻率很高的交易，與一體化治理結構相匹配。
?Y產專用性、交易頻率與交易治理結構選擇關系見表1。
1.2 航運企業資產4種專用性
（1）地理區位專用性 主要表現為航區與航線專用性；
（2）人力資產專用性 航運企業船員和陸岸管理人員的專業性以及“邊干邊學”造成的高昂職業轉換成本決定了人力資產專用性；
（3）實物資產專用性 船舶是航運企業最主要的專用性實物資產；
（4）特殊實物資產專用性 主要是指根據客戶需求或碼頭要求而訂造的船舶，這類資產是航運企業專用性最強的實物資產。
1.3 不定期船租約形式與交易治理結構的匹配關系
從船舶專用資產角度看，航運企業通過匹配租約形式與交易治理結構，可發展單一船種或船型，形成高度專業化的船隊規模；也可發展多船種或船型，形成航運企業集團，獲取規模效益（見表2）。
通過不定期船租約形式與交易治理結構的匹配關系不難看出，隨著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的增強，交易活動由市場簽約轉向企業簽約，治理結構也由市場治理逐步轉向企業治理。此時，航運企業應通過建立一體化治理結構進入制造業產業鏈，實現多元化發展，但是在實際市場交易中，航運企業卻大多選擇簽訂長期合約或合資組建新航運企業的雙邊或三邊治理結構而非一體化治理結構。
2 航運綜合服務鏈整合
2.1 生產與嵌入性
從生產角度看，受技術差異、資本規模、學習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航運企業只能嵌入制造業提供服務而無法對制造業實施一體化；從制造業角度看，在專業化分工前提下，出于交易成本的考慮，外包服務顯然比一體化更加經濟。
2.2 全球價值鏈帶來的挑戰
全球價值鏈帶來了客戶需求個性化、生產碎片化、服務外包化等變化，向航運服務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要求：在經營理念方面，客戶需求個性化要求航運企業由傳統的以貨源為中心轉變為以客戶為中心提供服務；在服務模式方面，制造業的服務外包化要求航運企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而非簡單的貨物位移服務；在發展戰略方面，由于制造業服務廣泛外包以及嵌入性的存在，航運企業無法沿著制造業的產業鏈進行上下游一體化整合，只能在對航運供應鏈進行一體化整合的基礎上謀求多元化發展。
2.3 航運供應鏈嵌入價值鏈
全球產業分工與產業升級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要求航運業主動適應生產變化，以航運供應鏈嵌入全球價值鏈。航運供應鏈是由港口企業、航運企業、倉儲企業、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以及相關政府監管部門、銀行、保險等形成的網鏈結構。港口企業、航運企業、倉儲企業、企業、第三方物流企業既是航運供應鏈的節點也是航運供應鏈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嵌入點（不包括政府服務機構），航運供應鏈以節點嵌入模式嵌入全球價值鏈。
從服務需求看，當全球價值鏈上的某一個企業提出生產需求時，嵌入在節點上的服務供應商企業將作出即時響應，信息流在供應鏈內形成反饋，服務集成商帶動供應鏈快速反應，為客戶提供包括貨物流和資金流在內但不限于貨物流和資金流的整體解決方案并最終實現服務。此時為客戶提供的不是某一個供應商的服務，而是全供應鏈的“鏈服務”。這一過程如圖1所示。[3]
2.4 航運供應鏈的規模效應
航運供應鏈的規模效應體現在：（1）使航運企業以貨源為中心的生產性減弱，而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性增強，在新增加的服務環節上增加了附加值和企業利潤，有利于進一步擴大規模優勢；（2）改變了競爭業態，航運企業間由船與船的競爭轉變為鏈與鏈的競爭，加快了航運業內的縱向整合和一體化發展；（3）增強了航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市場話語權，為航運業與制造業協同創新、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機遇和空間。
2.5 航運供應鏈的一體化與多元化
居于航運供應鏈上的企業之間存在主導與被主導、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的企業即服務集成商控制供應鏈，從而達到延伸企業自身價值鏈的目的。主導與被主導、控制與被控制是通過松散聯合、簽訂長期契約或一體化方式實現的。是實施一體化還是簽訂長期契約，取決于主導企業的規模經濟與節點企業之間交易成本的比較和權衡。
雖然供應鏈主導的航運企業整合仍局限于航運業內，但為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其業務觸角已經向航運業外延伸，開始實施相關多元化發展戰略，如航運金融服務、運貿一體化等。
3 航運企業的多元化發展
3.1 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
在企業生產活動中，當一種產品的產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平均成本下降，即存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是聯合生產2種或2種以上產品的生產成本低于這些產品單獨生產的成本總和。范圍經濟來源于企業的資源剩余，通過開展多項業務可以共享剩余資源，從而節約成本。
3.2 專業化分工與多元化發展
斯密[4]認為：交易產生分工，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業不斷分化、發展，導致了生產的專業化和社會化。同樣，在企業內部，隨著勞動分工的細化，企業內部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資本化水平也越來越高，這時企業追求的是規模經濟。斯密定理將專業化發展的原因歸結為市場范圍的擴展，即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但在市場范圍擴展、經濟發展進程中，卻出現了與專業化相反的縱向一體化。科斯對這一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的悖論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因為節省了交易費用建立企業或實行縱向一體化也能帶來經濟節約。
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受市場規模、技術、交易費用制約，專業化的道路日趨狹窄，出現有規模卻不經濟的狀況，只能謀求多元化發展，追求范圍經濟。多元化是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集團成長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鷴匝瘛Wㄒ禱?、多元化是企業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由追求規模經濟進而追求范圍經濟則是隱含的經濟學邏輯，企業成長周期理論也印證了這一點。
3.3 多元化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動因
3.3.1 前提條件
航運企業規模化發展產生了可以共享的剩余資源，特別是組織能力和企業家才能等以無形資產形式存在的通用資源，為航運企業多元化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3.3.2 動 因
（1）航運企業專用性資產令企業面臨高昂的資產轉換成本的同時，也使企業不得不面對市場下滑產生的高額交易成本且無法實施一體化；實施多元化發展則可以降低企業資產專用性，面對航運市場周期性波動時可以有效分散風險。
（2）從生產嵌入制造業的角度看，包含航運業在內的交通倉儲業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最大，而勞動密集型行業具有資金和技術投入相對較低以及附加值低的特點，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也就是說航運供應鏈節點嵌入的位置是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航運供應鏈若長期嵌入勞動密集型行業，將面臨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的風險，而尋求多元化發展則是擺脫低端鎖定困局的可行路徑。
3.4 多元化發展的特點
（1）以航運事業為起點，通過專業化發展實現規模經濟和優勢，在此基礎上實施多元化戰略，追求范圍經濟。
（2）以相關多元化為主，充分利用企業剩余資源，借助已有競爭優勢，拓展相關業務領域。由專業化到相關行業多元化，最后進入不相關行業多元化發展，可以保持企業已有市場份額和收益水平，為企業戰略轉型提供中間支撐并減少企業戰略轉型成本。馬士基航運集團的多元化戰略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3）實施多元化是戰略性選擇，而非短期規避風險的手段。在實施多元化戰略的同時，航運企業同步實施國際化、集團化戰略，從而實現企業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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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環保法的實施將促使環境保護開始從治理變成管理，接踵而來的大氣10條、以及正在編制的土壤10條、即將出臺的水十條都是環保法的延續，萬億級環保需求天花板已然被打開，這毫無疑問將促進環境需求的廣域化。
但是這些需求該如何轉變為產業需求呢？傅濤指出，需要這四大政策的配合才能將需求轉變為市場，在需求廣域化下，可能帶來交易結構的分化。
首先，經營性公共服務的特許經營。傅濤認為，能經營的項目才是特許經營，能否經營的標志是是否有經營性收費。
其次，準經營性公共服務領域的補貼性特許經營或投資政企組合，從前是政府自己做或者是企業自己做，改革將推進準經營性公共服務，當收費不足以滿足自我發展時，可以采用補貼的方式，采取政企合作的投資行為。
第三，非經營性公共服務的政府公共服務采購。2013年9月，國務院《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細了公共服務采購范圍和寬度，這對環保產業的發展是極大的利好消息。
第四，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國務院出臺《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強調要推動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大力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新模式，確立“污染者付費、專業化治理”新思路，正當其時。
第五，PPP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傅濤認為，PPP更多是從財政角度出發的，雖然達到了促進產業發展目標，但是出發點并不是為了改革。由此他指出，不要把PPP推向神壇，一般意義上講PPP是一種理念，更多時候只是一種操作方式。“未來越來越廣義的需求會在四大政策的洗禮下被市場所識別，但仍需要過程。”
趨勢二：監管嚴格將加大環境產業風險
新環保法授予了環境保護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對違法排污設備的查封、扣押權。規定了行政拘留措施，設立引咎辭職制度，規定按日計罰的措施，讓環保法長出能制裁違法行為的“爪”與“牙”。
新環保法不僅加大了環保官員的責任，也同時嚴格約束了排污和治污企業。傅濤強調，監管趨嚴，將加大環境產業的風險。原來一些達到高標準的技術路線可能不經濟，但存在的風險在驅動產業技術經濟變化，在監管之下，未來會改變很多低成本低質量的技術路線。
趨勢三：以環境效果為核心
環保時代即將來到新環保法的實施標志著“以排放指標為核心的環保時代即將過去，以環境效果為核心的環保時代即將來到。”傅濤表示，以往我們還是計劃時代的思路，“十一五”、“十二五”規劃都是工程建設規劃。而新環保法以及水十條、大氣十條等政策都是指向效率。“十三五”期間政府約束性指標一定是效率，要使老百姓能夠感知到的環境效果，稱之為效果導向時代，催生產業供給。
“環境服務外部化一定是未來的發展趨勢，”傅濤指出，服務外部化的核心就是要專業化、品牌化和規模化。而由于產業服務越來越寬，企業之間不再是原來的托拉斯時代，全能冠軍時代已經過去。監管嚴格后需要專業化分工，很多領域的專業化需要協調合作，在共生體制之下不同專業主體形成共生關系，共同完成嚴格監管之下的目標。
當然，這也會改變工業治理的結構，傅濤分析，由于甲方根本沒有認真采購工業治理企業的技術和服務，隨時準備轉移污染，導致工業水處理行業幾乎沒有形成大的治理主體，但是監管以后，工業治理的這種脈沖式服務將終結。
趨勢四：走向綜合化的服務方向
以效果為導向帶來了供給變化，目前大部分環保公司做的是單元服務，那么如何將單元服務上升為效果服務？傅濤認為，面向效果服務要補齊漏項。例如污水處理，根據《2013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我國城市污水處理率為89.21%。若以縣城以上城市統計口徑計，我國的污水處理率不會超過80%。而剩余20%多未經處理的污水數字雖小，影響卻極壞，嚴重影響了污水處理的效果。還有長期被忽略的黑臭水體治理，是決定治污效果的關鍵。因此，他分析，未來很重要的影響趨勢就是綜合化的服務方向。
趨勢五：服務界面迎來第四次上移
目前為止，環保產業經歷了三次服務界面的上移，第一次改革服務界面是采購設備。第二次服務界面上移是采購工程，所以有了工程公司。第三次服務界面的上移是2000年初，是經營層面上的服務上移，包括污水處理廠的運營、垃圾處理廠的運營等環境治理的服務環節。
現在迎來了第四次服務界面的上移，政府要求企業提供效果。未來專業化的公司將成為主導，環境一級開發市場與綜合解決方案提供商將提供更專業的服務，幫助政府解析如何實現效果。
趨勢六：高標趨勢改變收益結構
“被別人剪了幾十年羊毛的環保行業能否剪到別人的羊毛？”傅濤指出，環境為什么這么差？是因為其他行業造成了污染，透支了我們的環境和資源，最后卻由環保行業的稅收和收入來支付過去的欠賬。
做房地產的割點羊毛，做化工廠的剪點羊毛，最后造成環保行業負債累累。這些割走我們羊毛的行業做到極致化先走了，今天環保行業也開始了極致化的發展趨勢，這將改變收益結構，為行業帶來驚喜。
趨勢七：產業模式或開始轉變
從B2G向B2C過渡新環保法為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設專章，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獲取環境信息、參與和監督環境保護的權利。而移動互聯時代的發展特點也使的公眾參與功能被不斷的強化，如果不能很好解決三方關系，產業發展將會受到很大影響。
傅濤認為，在此背景下，僅僅讓政府滿意的環境企業已經不再是好的企業，產業最終會從企業對政府（B2G）向企業對公眾（B2C）過渡，因為環境服務最終受益者是公眾，如果不能從公眾中獲得相應的影響和認知，實際上服務將很難落地。
趨勢八：移動互聯開始影響產業
“最終B2C的轉型會讓環保產業結構、價值結構發生變化，很多環節都會發生變化，環境企業會越來越受到公眾的影響。”而移動互聯將最大程度上調動公眾的參與互動，影響公眾感知。移動互聯的快速發展，給很多行業帶來了強大的沖擊。目前來看，互聯網對環保產業的沖擊相對較慢，但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很多環保企業已經覺察到這一點，并開始了積極的研究和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