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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托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孕育于各種類型的文化土壤中。高中生在英語學習過程中，要想真正地掌握英語這門語言，就必須對英語的文化背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夠提升英語學習的效率，發揮英語學習的實效性。在以往高中英語的教學中，英語教師對于英語國家語言背景與風土人情的文化滲透是比較重視的，這對高中英語教學的實效性發揮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高中英語教學效率的有效提升。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高中英語教學中，教師在深入挖掘英語國家的文化內涵的同時，卻往往是顧此失彼，其突出的表現就是教師對本土文化的忽視。一些教師在思想深處認識偏激，認為只要讓學生對英語的文化背景進行深入的了解就足夠了，至于對我們本土文化的相關內容了解與否無關緊要，這樣的認識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在教學實踐中，一涉及英語國家文化背景的學習內容時，教師就比較重視，學生對這些內容的學習也會充滿熱情，但是在英語教學中也有許多與我們本土文化相關聯的教學內容，由于教學中對于本土文化的輸入與滲透不夠，當遇到這樣的學習問題時，學生往往會覺得比較困難，教學的效率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因此，本土文化的輸入不夠是目前阻礙高中英語教學效率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2.高中英語語言教學的實用性不強
長期以來，高中英語教學的實施受到應試教育理念的影響比較嚴重，在教學實施中，升學成為英語教學實施的唯一目標，高中英語教學活動的開展都要圍繞著高考這個指揮棒而進行。在教學的實踐中，只要學生的英語考試成績提升了，就被認為是教學取得了成功。在這樣的教學理念影響下，教師對于學生英語表達能力與英語交際能力的培養缺乏應有的重視，這對于學生相關能力的培養是非常不利的，高中英語教學逐漸淪為考試的工具，以至于高分低能的現象比較突出，高中生英語語言素養的提升并不盡如人意，這樣的教學實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高中英語語言教學的實用性發揮，不利于高中英語教學效率的提升，因此，這樣的教學現狀亟須改進。
二、高中英語教學效率提升的措施
1.要在高中英語教學中凸顯實用性
要改變現階段高中英語教學實用性不強的現狀，就要求教師改變原有應試教育的教學理念，而不是以考試作為高中英語教學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與此同時，教師要幫助學生端正英語學習的目的，讓學生深刻地認識到，英語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考試，英語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應用的價值。在未來的生活中英語的應用空間是非常廣闊的，它是未來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因此，學好英語是非常有價值的。除此之外，教師在高中英語教學的實施中，也要改變只重視理論知識教學的弊端，要善于運用啟發式的教學激發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以凸顯實用性的英語教學取代“填鴨式”的英語教學，這是提升高中英語教學效率的一項重要措施。
2.要在高中英語教學中突出文化性
要實現在高中英語教學中所凸顯的文化性，就要改變現階段高中英語教學中“唯知識論”的教學傾向。在以往的高中英語教學中，教師更多采用的是灌輸式教學，學生所采用的學習方式也主要以死記硬背為主。要突出高中英語教學的文化性就要讓學生在這樣的教學方式中解放出來，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在深入挖掘英語文化的基礎上，讓學生對本土文化有一個全面的對接，讓英語的“教”與“學”滲透更多本土文化的元素，這不僅對高中生英語語言能力與英語交流能力的培養大有助益，也可以有效提升高中英語教學的效率。同時，教師要在具體的高中英語教學實踐中，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聯系更多充滿本土文化元素的教學內容，培養學生本土文化的英語語言應用意識，以此提升高中英語教學的效率。
篇2
吉林省濕潤冷涼區是指吉林省東部長白山和中部平原之間的過渡地帶，該地區海拔250～750 m，無霜期120～130 d，年平均氣溫3～5 ℃，5—9月≥10 ℃積溫2 650～2 750 ℃，年平均降雨量750～850 mm，土壤以灰棕壤、白漿土為主，山川谷地上分布著沖積土、草甸土和泥炭土，非常適合玉米種植，是吉林省重要的玉米產區。但是受到栽培技術水平和自然條件的限制，近年來該區域的玉米產量一直不高，始終在8～9 t/hm2之間徘徊。在影響玉米產量的諸多因素中，玉米保苗率低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樺甸市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對2010—2012年玉米保苗率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2010年玉米平均保苗率為84.1%，2011年玉米平均保苗率為76.9%，2012年玉米平均保苗率為78.8%，其中存在個別地塊保苗率在60%左右。因此，為提高玉米保苗率，采取以下9種技術措施，以為該區域玉米高產優質生產提供強有力的技術保障。
1 選擇活力強的玉米種子
活力強的玉米種子發芽快，拱土能力強，出苗整齊度高，對干旱、冷涼、高濕、肥害、藥害抗性較強，不易感染缺素癥、苗枯等各種苗期病害，保苗率高[1]。應選擇在18 ℃條件下，3～4 d有90%以上的種子出芽的種子。
2 播種前進行種子包衣
為了防止地下害蟲和玉米絲黑穗病，普遍采用種子包衣技術。但是種子包衣不能過早，因為過早包衣，種衣劑和玉米種子長時間接觸，會對玉米種子產生毒害作用，降低玉米種子的出芽率和發芽勢，嚴重影響出苗。應在玉米播種前7～10 d進行曬種，然后在陰涼處進行種子包衣，陰干后裝袋備用。包衣一定要均勻，否則會降低防治地下害蟲和玉米絲黑穗病的效果。
3 適期播種
播種過早，土壤溫度低，濕度大，易粉籽爛芽；播種過晚，易受干旱影響炕籽炕芽。最適播種期是地溫穩定超過10 ℃，土壤含水量20%，即土壤用手攥成團落地后自然散開，此時播種出苗快，出苗壯[2-3]。
4 精細整地
精細整地是保證播種質量的關鍵環節[4]。整地后耕層深度達到25～30 cm，碎茬長度小于5 cm，無立垡，無坷垃，起壟后適度鎮壓，把壟臺壓平后播種。
5 精心播種
5.1 增加播種量
由單粒播種改為雙粒播種，或按照1粒—2粒—1粒模式播種，即第1埯播1粒，第2埯播2粒，第3埯播1粒，以5～6埯為一個循環單位。
5.2 調試好播種器
不管是使用大型播種機播種，還是使用手提式播種器播種或滾動式播種器播種，播種前都要調試好排種口和排肥口，保證排種暢通和準確。在播種時，隨時觀察排種、排肥狀態，防止漏播[5]。
5.3 確定播種深度
播種時氣溫低、土壤濕度超過20%時，適度淺播，播深3～4 cm；播種時氣溫高、土壤濕度小于20%時，適度深播，播深4～5 cm。
5.4 種肥隔離
底肥深施15～18 cm，口肥與種子間隔8～10 cm，防止發生燒種現象。
5.5 作業連續
起壟后，及時播種，播種時鎮壓，防止跑墑。做到隨起壟、隨播種、隨鎮壓，有利于土壤保墑，提高玉米出苗率[6]。
6 防治地下害蟲
在種子包衣的基礎上，把毒餌或殺蟲劑拌入底肥中，隨底肥均勻施入壟底，或者在破壟后合壟前用辛硫磷50倍液噴施于壟溝。
7 合理噴施除草劑
用90%乙草胺2.5 kg/hm2+38%阿特拉津膠懸劑4 kg/hm2+72% 2，D-丁脂0.75 kg/hm2對水300～400 kg/hm2，在播種后、出苗前進行土壤封閉，除草效果差的地塊可使用4%玉農樂1 500 mL/hm2對水300 kg/hm2進行二次除草。噴施除草劑要做到藥量準、對水足，噴施均勻，不能隨意加大藥量或減少對水量，以防止藥害。
8 防治苗期病害
在易發生缺磷和缺鋅癥的地塊，在玉米3～5葉時，葉面噴施磷酸二氫鉀溶液和0.2%硫酸鋅，或結合施底肥增施多元鋅肥和磷肥，防止發生缺素癥。
9 預防鼠害
春季是老鼠繁殖危害的高峰期，是防治農區鼠害的最佳時期。在4月中、下旬，選擇7～10 d投放含有抗凝血性殺鼠劑的毒餌防治農田鼠害[7]。
10 參考文獻
[1] 李維岳，才卓，趙化春.吉林玉米[M].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363-381.
[2] 方向前，邊少鋒，柴壽江，等.吉林省濕潤冷涼區玉米栽培技術[J].雜糧作物，2007，27（4）：296-297.
[3] 方向前，曹文明，于世偉，等.吉林省濕潤冷涼區玉米生產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農業科技通訊，2011（1）：119-120.
[4] 郭慶法，王慶成，汪黎明.中國玉米栽培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306-312.
篇3
一、要夯實數學基礎教學
我們應該看到數學學科是一門邏輯性很強的學科，如果前面的知識掌握得不好的話，后面的知識也很難把它掌握好，這就要求基礎知識的教學不能夠忽略，只有將基礎知識的教學搞好了，高中數學教學的實效性才能夠得到真正的保證，也只有學生數學學習的基礎夯實了，數學學習的效率才能夠得到應有的提升。因此，在高中數學教學的開展過程中，要提高高中數學教學的效率，就要求教師要對基礎知識的教學重視起來，在以往的高中數學教學活動的實施中，教師對于基礎知識教學不夠重視，尤其是對數學定理與概念教學關注度不夠，這對高中數學教學效率的提升是非常不利的，在高中數學教學的開展中，教師要重視這些基礎性知識的教學，這是促進高中數學教學效率提升的有效措施。
二、要重視合作學習的有效實施
在傳統高中數學教學的實施過程中，高中數學教師把自己看成是高中數學教學實施的主體，教師把自己看成是高中數學教學的主角，教師把學生看成是教學實施的被動接受者，是高中數學教學開展的配角。因此，在高中數學教學的實施中教師對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缺乏應有的重視。在教學中，教師所采用的課堂教學方式是機械灌輸式的教學方式，知識的填鴨是教學活動開展的核心內容，在課堂上教師很少給學生提供彼此合作的機會，因此，傳統高中數學合作學習的開展并不盡如人意。面對這樣的高中數學教學現狀，就要求教師在教學中重視合作學習活動的實施，教師要根據教學的重點、難點，以及教學的實際需要，設置具有一定啟發性的合作學習問題，以問題情境的創設促進合作學習小組成員之間有效的合作、溝通和交流，以合作學習的高效開展促進高中數學教學效率的更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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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的盲目選擇及不滿意
我國初高中的教育模式偏重對知識點的掌握、記憶和反復練習，忽視了學生的主動性和創新性。學生在初高中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學好相關的課程為了能在高考時考取一個更好的分數，基本上沒有受過職業生涯方面的教育。很多同學選擇高職的原因是高考失利，失利后選擇旅游管理專業時多聽從親朋好友的意見，缺乏全方位的考慮，考慮的內容很少涉及到自己的興趣、能力、身體狀態和未來的職業方向。因而對專業的滿意度也存在著一定的影響。進入大學以后對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未能做出一個合理的和科學的規劃，缺乏主動性。
（二）學生自我認片面性
隨著4G網絡的普及、對旅游管理專業無興趣和對自身未來的發展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劃時，就會陷入無聊和玩手機看視頻的過程中。在旅游管理專業學生的調查樣本中的學生對自我認知方面有兩種現象：一種是過分的肯定自己，只看到優勢忽視了劣勢；一種是過分的否定，只看到了不足，沒有發現自己的優點，陷入自卑的境地。另外大部分學生沒有自學的習慣，還是像高中時一樣等待著老師督促，自覺性不夠。
（三）職業生涯規劃的認知不全面
旅游管理專業學生的調查樣本對于畢業后是先就業擇業順序問題比較模糊，對自己的未來就業順序沒有一個規劃。并且對于如何找到工作的希望是寄托在親朋好友幫忙推薦上，沒有想過可能會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局面。同時大部分的學生對自己的職業方向沒有目標，但對職業期望是高收入和高職位的占大部分，只有極少數的人選擇了工作愉快。從調查樣本可以發現學生對職業生涯沒有統一的規劃，有也可能是單一的計劃。如果對職業生涯規劃沒有長遠的、動態性的認識，并且不能緊跟社會發展的趨勢掌握好行業的動態，制定的規劃會缺乏主動性和及時性，影響實效性。
（四）職業生涯規劃課程開設不規范
“大學生職業發展與就業指導”課程作為高職院校的必修課，在旅游管理專業學生調查樣本中課時數僅占總學期的課時比例為2%左右，開設的課時數嚴重不足。高職院校開設職業規劃課程的目的是為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輔導，但授課的教師是專職教師的比例只有23%，其它的課程多由輔導員兼任，不能保證教學內容的技能性和專業性，并且授課內容五花八門，沒有一個統一的授課標準考核標準。另外學生的實踐活動一般是參與學校提供的勤工儉學或者是為期一周的社會實踐活動，學生較少有求職的經歷，所以對求職過程中艱辛還沒有一個全面的認知，不了解就業形勢的嚴峻。
二、職業生涯教育的保障措施
（一）家庭和學校整合協調
家庭和學校應該在學生就讀初高中的時候就讓他們有自主的選擇，少讓學生被動的接受，學生從小就養成主動思考自己生活、學習的習慣。并且在高中時段就進行少量的職業生涯方面的教育，讓學生早些接觸職業生涯方面的知識，并對此有所了解。在學生選擇專業的時候家庭給予一定的參考意見，參考的內容涉及學生的個人興趣、能力和未來的職業方向，最終選擇哪個專業由學生自己決定。學生只有真正的喜歡這個專業了，才能對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有一個規劃，對自己的未來職業方向有一個目標。避免了學生就業后因與自己的興趣、愛好等因素不符而不停的換工作。頻繁的換工作不僅對學生的職業生涯發展不利，也對社會上人才的培養不利。大學生在思想上對家庭的依賴性仍然很強，所以一個好的家庭教育在職業生涯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學校要與家庭協調好，相互協作，對學生的職業生涯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自我認知全面性
旅游管理專業學生的自我認知內容一般包括個人興趣、優缺點和自學能力，缺乏全面性。自我認知的內容中應該涉及到情商、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等方面的內容，同時還可以借助科學儀器設備和聘請專業的人士進行必要的、全方位的指導。再通過周圍朋友、同學的評價，幫助學生全面的掌握個人興趣、愛好、身體狀況、專業技能、自學能力和實操能力等自身的狀況。結合這些因素，預測未來的職業方向，根據自學能力，制定好適合自己的職業生涯路線。
（三）構建職業生涯實踐平臺
學生對未來職業狀態是什么樣的，怎么樣做是一個模糊的或者是完全沒有概念的。所以各高職院校應該為在校的學生構建一個社會實踐平臺，讓學生參加社會兼職工作，開展職業實踐活動。這里的兼職和實踐活動不是指做普通的兼職、做家教、做話務員等。而是讓學生從事與自己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就可以利用周末或節假日是的時間出去跟團或到旅行社做計調等，讓學生提前明白自己未來將要從事什么事的工作。這樣做有利于讓學生制定好職業生涯規劃，同時也鍛煉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學會與人溝通協作，加強自我認知。密切的了解行業動態，制定的職業生涯規劃具有實效性和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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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1．2．1宣傳教育護理形式:
①書面教材宣教:給予觀察組女性分發與計劃生育健康教育相關的教材，通過學習教材，提高女性對計劃生育的認知水平;②面對面知識講座:對觀察組女性進行集中式的授課，采取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宣教護理，提高女性對計劃生育基礎知識及其工作意義的了解;③科學教育片:通過讓觀察組女性觀看科學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節育及生殖健康相關知識，及妊娠不同時期的注意事項。
1．2．2宣傳教育護理內容:
①我國人口現狀;②人口數量與社會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的關系;③人口理論原理;④人口過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導;⑥優生優育的婚育觀;⑦計劃生育相關法條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6．0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使用的統計學方法為T檢驗，P＜0．05表示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
2結果
隨訪期為2年，統計兩組女性的生育率、計劃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標，觀察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的生育率和計劃外生育率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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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場角度看，三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從人口統計學角度看，三年不過是一眨眼。一件事的發生對人們的影響和造成的改變，至少需要9個月的時間（懷胎期）才能體現在出生率上。在人口統計上也是如此，影響會滯后一年左右才體現出來。在經濟衰退開始之后如此短暫的時間里能看到出生率的變化趨勢是很驚人的。
盡管經濟蕭條與家庭組成存在聯系，但聯系的本質存在爭議。亞當?斯密認為，經濟的不確定性對生育率的提升有著消極的影響。也有人認為經濟衰退會降低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鼓勵婦女在失業期間生育本來就打算要的孩子，從而提高出生率。歐洲最近的經歷印證了亞當?斯密的觀點。毫無疑問，在歐洲，因經濟衰退引起的移民人數、結婚人數以及出生人數的減少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
不能肯定的是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性的。想要降低生育率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夫婦可以減少他們生育的子女數量，或者也可以推遲生育時間。后者造成的生育率降低將在不久后恢復。人口學家稱之為“步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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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重點工作取得較好成績。2013年我縣被授予全省打擊“兩非”工作先進單位、全省人口計生宣教工作一等獎單位、全市唯一的“全省陽光計生行動示范單位”等榮譽稱號。
㈢特色工作得到省、市充分肯定。一是“強化‘三專管理’，推進人口計生依法行政”經驗在全省計生系統依法行政工作大會作了典型推介。二是“加強人口計生組級隊伍建設”的經驗在全省計生協會工作會議作了典型發言。三是扎實開展冬春集中服務活動的成功做法在全市冬春集中服務活動動員大會上作了典型發言。
二、2014年的工作目標和基本思路
2014年全縣人口計生工作整體目標是“保先爭優”。即確保“全省先進縣”地位，努力爭創“國家優質服務縣”。
基本思路是：抓住一個核心，加強兩項建設，強化三大措施，突破五個瓶頸。
㈠抓住一個核心：即緊緊抓住提高符合政策生育率這一核心。2014年的省考核將提高符合政策生育率的記分權重，而我縣的符合政策生育率在全省排名第96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市排名倒數第三，僅好于安化縣和赫山區。要實現2014年工作目標，就必須千方百計提高符合政策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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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及原因
用總和生育率作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標,成為國內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遼寧總和生育率為4.23,1975年為2.13,1979年為2.15,7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2.82;80年代遼寧生育總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為1.76,1989年為1.50,8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動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總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穩步下降,1990年為1.47,1999年為1.2,90年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僅為1.2,而從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數據來看,全省總和生育率僅為0.98。
通常以總和生育率為2.1作為參照來判斷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區間,國際上存在兩種關于低生育水平的劃分口徑:一種口徑是“極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總和生育率;另一種口徑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總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標準,從70年代至今遼寧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可以概括為:70年代從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動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穩步下降,2000年后進入到極低的生育水平階段。
生育水平的這種變動過程是有著深刻社會原因與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體措施在城鄉范圍內逐步貫徹落實,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調整下的空間已經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國范圍內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調整,使得生育水平產生了一定的波動;90年代后在計劃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基本性的改變,生育水平穩定在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處于一個極低的生育水平,這一數據結果讓人深思。伴隨著多年來遼寧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改變,人口生育水平明顯下降,但是2005年育齡婦女平均生育不到一個孩子這樣一個超低生育水平,卻也不符合實際與相關的生育意愿調查。除了考慮到統計調查中的瞞報漏報等對數據準確性影響外,筆者認為這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現代人平均結婚及生育年齡的推遲,從而導致了當前生育水平極低。西方學者在研究90年代歐洲超低生育率時,認為超低的總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實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齡的不斷推遲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總和生育率是時期生育指標,他更多的反映當年的實際生育情況,卻不是婦女終身生育水平的準確度量,總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長期穩定時才等于終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變化時,總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減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齡推遲引起的。但是自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遼寧的生育模式發生了重要改變,由“早育模式”轉變為“晚育模式”,因此現在的總和生育率給實際工作及對真實生育水平的認識造成一定的困擾。
二、生育水平的地區差異
遼寧在全省范圍內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卻始終存在一定的差異,從全國范圍來看也是如此,甚至差異更大。1982年遼寧省總和生育率為1.74,各地區的差異較大,最高的朝陽市為2.55,最低的大連市只有1.47,兩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總和生育率為0.98,最高與最低的仍然是朝陽與大連,分別為1.49與0.68,兩者相差0.81。從1982年到2005年,地區間的生育水平差異縮小了,這是由于原來高生育水平地區的總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來低生育水平地區的下降空間潛力縮小了。地區間的差異趨勢是遼中遼南最低,遼東較高,遼西遼北最高。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差異與各地區的經濟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遼寧各地區生育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指標 單位:%、元
數據來源: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
注:1982年遼寧共十二個市,盤錦市與葫蘆島市還未建立
我們將遼寧2005的總和生育率、婦女文盲率、城鎮人口比例、女性在非農業產業中就業比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之比、農村人均消費七項指標,通過SPSS軟件進行聚類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遼寧可分成三類地區:沈陽、大連、鞍山、盤錦為一類,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婦女受教育水平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較高,醫療衛生條件較好,生育水平低;撫順、營口、遼陽、本溪為一類,這類地區在遼寧經濟文化等都處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較低;其它六個市為一類,即阜新、朝陽、鐵嶺、丹東、錦州、葫蘆島為一類,這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勞動參與率低,生育水平較高。
聚類分析的結果表明,經濟發展好,醫療條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農業中就業比例高的地區,生育水平就會較低;而在經濟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業水平低的地區,生育水平也相對高,生育水平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呈負相關,生育水平的差異與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有密切的關系。
國內外很多學者認為,我國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計劃生育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生育水平地區差異的原因在于地區間的經濟文化差異。但筆者認為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城鄉二元性”也是產生地區生育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城鎮化水平高的地區,執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區,農村人口比例高,執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鎮化水平低的地區,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鎮化水平不同的地區生育率的差異。
三、思考與建議
從1984年后生育政策沒有發生過大的變動,80年代后政策調整的空間已經有限,90年代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對促進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從90年代開始至今的二十年,遼寧始終保持處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穩步下降。筆者認為,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按照構建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變以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狹義“人口生育政策”為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廣義“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動態監測預警機制,及時準確把握人口結構、人口素質、人口遷移、人口出生死亡變動規律與趨勢;建立人口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建立人口宏觀調節機制,切實有效的進行人口宏觀調控,出臺相應的政策,統籌解決各種人口問題。
對于當前的超低生育水應有一個正確而清醒的認識,政府及人口與計劃生育部門應重視生育率指標的統計,對真實生育水平進行有效準確的估計。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們的生育意愿,導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續這種超低生育水平,必將導致一系列的人口問題,后果不堪設想。獲取真實準確的生育水平是至關重要的,這事關遼寧人口發展戰略的制定與人口政策的調整,利用人口與計劃生育系統的優勢,開展生育意愿調查,結合調查與統計數據準確把握當前的真實生育水平,及時準確預測未來生育水平。
針對遼寧生育水平的地區差異與地區實際情況,應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發展戰略,在管理與服務上各有側重,積極引導。如在經濟發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區,人口控制任務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婦女的受教育水平與社會地位;對于生育水平較低的地區,計劃生育優質服務與流動人口管理工作尤為重要,并應積極探索提高本地區人口發展水平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徐莉.中國生育率的地區差異分析[J].人口與經濟,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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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來中國的人口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例如，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升高、老齡化進程加速，以及鄉村人口城鎮化等因素，這些都影響著中國人口的增長。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標志著“全面二孩”政策將正式實施。“二孩”政策的實施對我國人口的數量、結構將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預測放開二胎對我國人口增長等方面的影響是當前我國宏觀人口政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2模型假設
（1）假設在預測期間不會發生對人口有巨大影響的特殊事件。
（2）假設所研究的是一個封閉系統，不考慮出境和入境的人口數量。
（3）假設在政策發放下，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概率相等。
（4）15-49歲為育齡婦女，不考慮是否已婚、是否具有生育能力。
3Leslie矩陣模型的建立與求解
人口預測包括對人口結構和人口總量的預測，人口結構又包括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等。傳統的人口預測模型雖然能得出未來總人口的發展趨勢，卻不能體現政府出臺的二孩政策對人口老齡化，結構化等諸多方面的趨勢影響。那么該模型及其變形對生育政策調整的描述必然是?離實際的，因Leslie矩陣預測模型考慮了絕大部分的影響因素而成為一種相對較為精確的方法。本文針對二孩政策提出的Leslie改進模型，將新形勢下的人口總生育率替換原Leslie矩陣中的舊生育率，體現了二孩政策對未來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等方面的影響。
3.1基于性別的人口發展方程
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們人口達到13.4091億人。我們將人口按年齡大小以每5歲為間隔，將0-99歲等年齡的劃分成20個年齡組，即0～4歲為第一個年齡組，5～9歲為第2個年齡組，10～14歲為第3個年齡組，……95～100歲為第20個年齡組。
設在時間段t第i年齡組的人口總數為ni（t），i=1，2，…，20，各年齡別的女性性別比為fi，定義向量w（t）=[w1（t），w2（t），…，wm（t）]T為第t年女性人口數，其中wi（t）表示第t年i年齡組的女性性別比例，我們首先研究女性的人口分布w（t）隨t的變化規律，進而研究總人口數等指標的變化規律。
我們將未來各年齡段的生育率預測出來，將其乘以相應年份婦女人數就可以得到相應年份的出生人數。我們將未來各年齡段的死亡率預測出來，就可以得到相應的存活率，從而得到各年齡段的人口。因此，未來人口的預測取決于未來各年齡組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準確預測。我們將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數當作兩個獨立的系統進行發展，總人口趨勢由兩者共同決定。
3.2模型中參數函數的確定
通過抽樣調查的方法統計出了育齡婦女對“單獨二孩”政策落地后的生育意愿。最高（調研確定要生二孩和猶豫不決的）、最低（調研確定要生二孩）和中間場景下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377、1.337和1.297。查閱文獻得知，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總和生育率為1.8。表1為調查得到的數據。
3.3二孩政策下人口總數的預測
我們在中國統計年鑒上查閱到了相關數據，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利用MATLAB編程求解，設置不同的總和生育率，不斷迭代30次，我們得到了不同政策下未來三十年各年齡階段的人口數，我們整理數據，由于數據龐大，這里我們僅給出不同政策下未來三十年總人口的部分預測數據。
在不施加生育意愿的重大前提下，僅有60%的育齡婦女符合單獨二胎的條件，由于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有一部分的二孩累積生育勢能將被釋放出來。如果2015年繼續實行單獨二孩，其累積勢能得到舒緩，故單獨二孩與全面二孩的走勢大體一致，如果2015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將會導致婦女累積生育勢能的突然性釋放，人口在上升到一定峰值，就會出現平緩增長。
3.4二孩政策的老齡化程度
我們建立的基于性別的人口發展方程模型可以得到各年齡段的人數，我們整理數據得到的二孩政策下老年人的人口見表3。
20世紀70年代以來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我國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從而導致人口年齡結構迅速向老齡化方向發展，但在實施“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后，老齡化速度得到一定的改變。“單獨二孩”在生育率相比“全面二孩”的情況下，老齡化更為嚴重，導致此現象的原因是，“單獨二孩”的總和生育率小，達不到快速改變老齡化的比例。“全面二孩”有效的改變了老齡化程度。
4政策的影響
4.1我國現階段情況
韓國和日本的經歷告誡我們，當總和生育率進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時再調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在短時期內是不明顯的。而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96年開始跌破至1.6，至今已經有20年時間，此時開放全面二孩政策對提高總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根據我國現階段情況，圖3展現了從1990年到2014年我國的兒童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總撫養比情況和勞動力情況：
4.2政策影響的勞動比
根據上面得出的數據，我們統計了未來三十年的勞動人口總數，據此我們計算得到了每年的勞動比并做出了圖5。
圖5表明我國的勞動力在減少，“計劃生育”和“單獨二孩”的勞動率急劇減少沒有回升的趨勢，在長期的人口預測中，這兩種生育政策將會導致我國的勞動力持續減少。“全面二孩”的勞動力也會減少，由于生育模式的改變，這種政策將會在2030年左右下降到最低點，隨后會處于上升狀態，改變原有勞動力狀況。
4.3政策影響人口紅利
在第三節建立的模型下，得到未來30年人口結構的數據，據此我們能分別得出“計劃生育”、“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兒童撫養比和老年人的撫養比以及總撫養比。
根據國際通用標準，一個國家若60歲以上的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即步入了老齡化社會。顯然，我國早已步入老齡化社會。通過上圖預測可發現數據，“全面兩孩”政策帶來的人口增量?o疑會使老年人口撫養比降低，進而對人口老齡化產生緩解作用。
5結論
篇10
縱觀整個世界，大批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項目正如火如荼地實施，這類項目涉及復雜的社會、生態及經濟體系。在俄羅斯，一方面需實現農業生產的短期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要確保農村地區人口、環境及社會發展的長期利益，但兩方面要達到平衡尚存一定的困難①。
俄羅斯人民歷來認為，農村可持續發展是指社會經濟穩定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業效率提高、土地合理管理、農村勞動人口零失業及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實現這些戰略目標最關鍵的因素是人力資源及其數量和質量特征。因此，根據《俄羅斯聯邦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下簡稱《戰略》），俄羅斯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國策的重大目標之一是：到2030年時通過降低死亡率、延長平均預期壽命及減少人口外遷等措施，確保農村人口②數量穩定，并為人口增加創造有利條件③。隨著《戰略》的實施以及一些目標指標的逐步實現，農村地區人口狀況也在慢慢得到改善。農村人口數量穩定，維持在3500萬左右；平均預期壽命延長，達到75.6歲；人口外遷數量減少，每年不超過7.41萬人，如表1所示。當然，由表1可知，當前人口兩大主要目標值，即平均預期壽命和人口外遷數，與2030年的目標參數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這些狀況使得俄羅斯農村地區人口前景問題亟待解決，尋求可行辦法以改善農村人口狀況變得日益重要。
從宏觀區域的角度來分析農村人口的發展趨勢和前景頗為重要，這是因為一個區域單位有著相同的自然條件、環境條件、人口條件、文化歷史條件、地理條件等特點，凡此種種，可滿足該區域內居民和行政部門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某種程度上關系到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與使用，以及經濟實體之間合作關系的維護①。
俄羅斯西北聯邦區面積廣闊，共轄11個聯邦主體②；人口逾1380萬，其中農村人口達220.4萬（約占西北聯邦區總人口的16%）。在全俄聯邦區中，西北聯邦區的農村人口比例最低。對比如下：各聯邦農村人口占比平均值為26%，中央區為18%，烏拉爾區為19%，遠東區為25%，西伯利亞區為27%，伏爾加沿岸區為29%，南方區為37%，而北高加索區高達51%。西北聯邦區氣候條件惡劣，大部分屬危險農業生產區，故其農村人口比例低于其他聯邦區。
西北聯邦區各聯邦主體農村人口比例不盡相同。比例最低的是摩爾曼斯克州，為7%；最高的是列寧格勒州，為35%。此外，各聯邦主體居住條件也有所不同。比如，摩爾曼斯克州、阿爾漢格爾斯克州以及科米共和均位于俄羅斯所在的北歐地區，屬極端高寒地帶，不適合人類生存；而位于西北聯邦區南部的普斯科夫州和諾夫哥羅德州，其居住環境和俄羅斯中央區較為相似；加里寧格勒州屬西北聯邦轄區，它位于波羅的海東岸，是俄羅斯一塊飛地（隸屬某一行政區但不與本區毗連的土地）；圣彼得堡是列寧格勒州行政中心，在全俄城市中舉足輕重，也是俄羅斯最大的經濟、文化、歷史和旅游中心。
另外，西北聯邦區各聯邦主體經濟差異較大。一方面，“北部半荒漠地區”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擁有發達的礦業基地及全俄最大的木材生產基地；另一方面，“人口相對稠密的南方地區”的經濟問題類似于俄中部地區的典型經濟問題③。
過去25年間，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減少了52萬（減幅為19%）。在西北聯邦區總人口中，農村人口比例由過去的18%降為現今的16%，如圖1所示。另外，筆者此前的研究顯示①，過去數十年間，除上述趨勢外，西北聯邦區大部分農村地區人口狀況還出現了一系列不利變化，如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死亡率增加、生育率下降而導致的人口減少、人口外遷、平均預期壽命降低及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出現較大差距。以上變化說明，西北農村地區出現人口危機，改善農村人口狀況刻不容緩。
西北聯邦區各地地理、歷史、文化及經濟狀況存在差別，因此，一些轄區的人口發展顯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這些差異在農村地區尤為明顯。《戰略》實施期間，西北聯邦區有7個轄區的農村出現了人口減少現象；情況最嚴重（減少1/3以上）的有摩爾曼斯克州（44%）、普斯科夫州（38%）、阿爾漢格爾斯克州（34%）及科米共和國（36%），如圖2所示。經濟學博士里巴科夫斯基（L. L. Rybakovsky）稱，這些地區農村人口減少是因為地區間存在穩定的“移民通道”，人口從這些地區遷出后被圣彼得堡這塊“移民磁鐵”吸了過去①。該段時期，圣彼得堡的人口增加了18.92萬。
加里寧格勒州和列寧格勒州的情況與上述恰好相反，兩州人口增幅分別是17%、11%，如上頁圖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來的25年間，這些地區的人口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如圖3所示。由統計數據可知，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農村人口增速放緩。如2002―2004年間，列寧格勒州人口出現小幅度減少，這與當時的移民浪潮有關。從2005年起，人口恢復正增長模式，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具備吸引力。在西北聯邦區，加里寧格勒州、列寧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經濟最為發達。它們有著多樣化的市場，人力需求大，就業機會多，薪資待遇好，公共基礎設施完善。除此之外，加里寧格勒州之所以能夠吸引外來人口，是因為當地人積極參與國家所實施的項目②。
1992年和1993年時，通過一些行政手段，卡累利和國有不少城市居民搖身變為農村人，從而導致當地農村人口激增。這一情況，卡累利和國并非獨例。20世紀90年代，全國上下掀起一股由城市人向農村人轉變的風潮，從而影響了城市結構的轉型③。
需要注意的是，俄羅斯西北聯邦區的農村人口在近數十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如下頁圖4所示。2003年，人口負增長出現峰值（-14.7‰），此后，負增長成為趨勢。在某些年份，盡管人口呈負增長，但外來人口的遷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口；然而，目前這兩項指標均為負值，分別是-3.9‰、-2.9‰。
農村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死亡率極高，如下頁圖5所示。西北聯邦區人口死亡率在2003年達到峰值（24‰），是總生育率的2.6倍。2003―2014年，農村人口死亡率顯著下降，現今這一比例為16.2‰；相反，出生率在增加，達到12.3‰。目前，出生率呈上升趨勢，但如果當前生育參數及年齡性別結構在未來數十年仍然維持不變，農村人口態勢難以迎來積極發展。在此種情況下，我們發現人口狀況面臨著不小阻力。這一阻力是由女性人口結構變化所致，尤其是育齡婦女人數的減少，使出生率難創新高，甚至難以維持原狀。另外，低出生率將導致老齡人口增加，勞動適齡人口從而減少。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人口狀況是否能改善？必需資源是否已消耗殆盡？如果當前人口相關指標保持不變，如果通過實施各種人口政策來應對不利趨勢，通過對人口預測進行分析，我們便能夠預測未來人口數及年齡性別結構的變化情況。
二、研究方法
人口預測是對未來人口狀況（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及其他質量特征）和人口流動主要指標（生育率、死亡率及外遷率）的科學性預測。這一預測立足于預期人口規模及人口年齡性別結構，而出生率、死亡率各類特征的未來動態變化假說又為該預測指標提供了基礎①。預測人口狀況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使用特定的數學函數（外推法和分析法），二是年齡轉換法（亦稱合成法）。但是，由于第一類方法未考慮人口增長和年齡性別結構成分的變化，預測結果可能出現偏差。此時，啟用第二類方法更為可靠，因為它考慮了自然和機械運動預估波動率以及當前的人口結構。
在預測人口情況時，我們采用了年齡轉換法（合成法）――僅有此法既能預測總人口數，又能通過年齡、性別預測人口分布情況。20世紀上半葉，美國人口學家維爾普頓（P. K. Whelpton）造了合成法②。該方法的實質是依照三類指標（生育率、死亡率及遷移率）定時“追蹤”一類人群的運動情況。計算方案如下：在年初t，將某一年齡段人口總數設為S，一年內，原來的總數會因以下因素發生變化，如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遷出及人口遷入。一年后，時間為t+1，人口年齡段為x+1，即人口總數公式為：
除新生兒外，該算法適用于各個年齡層。在t+1年，我們考慮了新生兒群體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為并非所有的新生兒都能活夠周歲。首先，必須統計新生兒的數量。因此，我們要弄清楚年齡別生育率和相應年齡婦女的平均數量。育齡婦女數量倍增促使生育率提高。年齡別出生率的相關數據經初步預測得出，即“未來出生率不變假說”。婦女人口數量相關數據源于此前變化的影響。由于變化的影響，我們獲悉女性在年初的數量，所以有必要計算出育齡婦女的平均數。
為了在出生人口中獲悉嬰兒性別比信息，我們可使用出生性別比，即通過長時間觀察而得出的經驗法則（105名男孩比100名女孩，相當于0.52：0.48）。由生命統計表可知，相應性別人口存活下來，出生率倍增，從而計算出t+1年新生兒總數St+10 ③。
在制定預測方案時，我們對人口動態作了一系列猜想：
其一，在計算過程中，我們的立足點是從2015年到2035年農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保持不變。我們認為，這種不變模式意味著主要人口指標處于同級水平，相應指標包括性別、年齡別死亡率、年齡別生育率及遷移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
其二，在預測時，我們考慮了人口發展過程中幾項主要指標可能出現的變化，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和遷移率。我們未研究結婚率、離婚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條件等，因為這些因素從一開始就體現在自然運動、機械運動的量化特征中①。
其三，為了簡化計算過程并清楚地了解所有方案的變化情況，這一系列猜想滿足的前提是該地區遷移率為零②。
該預測活動圍繞四種方案進行：
一是“零變化”。該方案立足于生育率、死亡率及遷移率的現行趨勢。換言之，以2015年為初始年份，到預測期截止日，上述三項指標保持不變。
二是“生育率提高”。生育率逐年提高，符合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規定的目標指標。
三是“死亡率下降”。在官方目標值基礎上，死亡率逐年下降。
四是“管理優化”。生育率逐年上漲，死亡率逐年下降，符合國家解決人口發展問題的相關規定。
“管理優化”“生育率提高”及“死亡率下降”這三種方案中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年變化一致，它們以國家概念性、政策性文件中的目標指標為基礎。這些文件旨在改善人口狀況，包括農村地區復雜特殊的人口問題，如上頁表2所示。根據俄羅斯2014―2017年及2020年農村可持續發展計劃，到2020年，農村人口毛出生率有望增加33%，即年均增長率為5%。目前，俄羅斯制定的項目或戰略性文件均未涉及降低農村人口死亡率。因此，我們從起點開始，堅持指導方針（該方針基于預測期間俄羅斯人口政策概念），到2025年，毛死亡率將下降40%；在此基礎上，我們可推斷，死亡率年均下降率為2%左右。
三、研究結果
預測結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即便采取最積極的人口發展方案，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依然不可避免地減少，如上頁圖6所示。“零變化”方案意味著生育率將停留在2015年（基準年）的水平，同時會面臨最糟糕的局面――到2035年時，農村人口將減少108.29萬，減幅達49%。
如果選擇更為有效的“死亡率下降”方案，西北農村人口也會減少，但減幅比上述情況要小，為44%（合974.6萬人）。由“生育率提高”方案可知，農村人口在2035年時將達到135.59萬，較2015年減少84.82萬，減幅為39%。而如果采用“管理優化”方案，極有可能出現最佳結果，但仍不能解決人口下降問題。由該方案可推知，農村人口在2035年時將達到146.88萬，較基準年減少33%。
預測數據中，農村人口減少主要是指勞動適齡人口減少，如表3所示。因此，即使實施“管理優化”方案，到2015年時，西北聯邦區農村勞動力仍將減少60.2萬（較基準年減少49%）。因此，當局在實施社會、經濟及人口政策時，應著重關注勞動適齡人口。同時，人口政策（尤其是“提高生育率”和“管理優化”方案）將促進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到2035年時，農村勞動力人口所占比例將由原來的17%增至33%，而據“管理優化”方案可知，該比例有望達到35%。
因此，實施上述任一人口發展方案，到2035年，西北聯邦區農村人口較2015年仍然會減少。然而，不同的方案所產生的減幅則不同。因此，預測人口數量最低是112.12萬（“零變化”方案），最高數量是146.88萬（“管理優化”方案）。通過對比各種預測方案，我們發現，總體而言，“降低死亡率”方案與“零變化”方案有著類似的發展趨勢，而“生育率提高”方案與“管理優化”方案則有著緊密聯系。
在預測期間，農村人口數量表明，跟“提高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方案相比，“管理優化”方案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這也表明，在籌劃和實施國家人口、經濟、社會政策時，綜合法存在可行性。
如上所述，俄羅斯西北農村地區人口狀況各不相同，故需區別看待預測結果。上述數值也表明，農村地區的人口發展趨勢存在明顯差異。因此，依照農村人口預測的動態類型，西北聯邦區可分為三個模塊，即人口持續增長區、非穩定變化區和人口持續減少區。
如下頁圖7所示，第一個模塊僅包括一個主體，即摩爾曼斯克州。據上述四種方案可知，該州農村人口在未20年將實現逐年遞增。所以，依照預期效果最佳方案（“管理優化”），到2035年，該州農村人口將增加8.38萬，漲幅達48%。
如下頁圖8所示，第二個模塊的農村預測人口主要呈下降趨勢，但至少有一種方案可以斷定，到預測末期時，人口會出現小幅增長。這些地區包括普斯科夫州、列寧格勒州、加里寧格勒州及科米共和國。據“管理優化”方案，這些地區的農村人口數雖處于下行趨勢，但在某個點將出現“逆轉”，表示人口正增長。然而，從多方面看，這些積極變化受結構性因素牽制，持續不了多久。
如下頁圖9所示，第三個模塊由阿爾漢格爾斯克州、沃洛格達州、諾夫哥羅德州及卡累利和國組成。它們的人口發展前景最為黯淡，也就是說，其農村人口數呈逐年遞減趨勢。這些地區的人口預測結果不盡如人意，即便是采用最有利的“管理優化”方案，人口數依然會下降，顯示出人口變化的集體性特征，這也會導致這些地方農村總人口減少。因此，對聯邦當局和地方而言，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應對人口問題。
四、結論
依據俄羅斯國家未來重大計劃和戰略文件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而制定的目標指標，預期是促使俄羅斯可持續發展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但研究結果（尤其是預測結果）卻表明，該目標指標未能使得農村地區人口增長，且有可能導致人口大規模地減少。這說明此前按照生育參數所制定的目標指標亟需調整，盡管有預測認為此指標能打破不利局面，確保農村人口穩定增長。
篇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會保障與人口結構是我國人口和社會福利最為基礎的指標之一，它們將對我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社會保障繳費率和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是社會保障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兩個部分。社會保障繳費率反映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經濟壓力，社會保障支出水映了社會保障給人們帶來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會保障變化的過程中社會保障水平對于人口結構的影響，這里所指的人口結構包括總和生育率和結婚人數。雖然人口結構的變化主要取決于經濟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導向，但是這兩個主要因素的變化并不能完全解釋人口結構的改變。例如從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角度來看，在剔除由經濟收入變好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控影響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國近些年的總和生育率應該是多少，其得到的結論是估算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國政府所公布的實際總和生育率水平。與此同時，該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實際模擬了我國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總量，發現中國實際的人口總量比估計的人口總量還減少了約4.58億人[1]。因此，單以經濟收入和政策因素作為人口結構的變化的解釋因素仍略顯不足。本文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社會保障的變化對人口結構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社會保障的變化會降低總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時也使得結婚人數產生了下降的趨勢。
二、文獻綜述
貝克爾（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資本和生育決策之間關系的微觀理論模型，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單向利他模型和雙向利他模型，開啟了社會保障對生育決策的影響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關系。這種效用研究體現了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對總和生育率的收入效應，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數據而難以對該理論進行有效的檢驗[2]。二是社會保障對總和生育率的替代效應。萊恩特（Lainter）將父母的遺產動機同子女對父母的利他性結合起來考查，證明了如果加入年輕人對父母的利他性，特別是子女對父母贍養和贈予要大于父母給予子女的遺產時，社會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儲蓄和物資資本積累，從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蘭（Eswaran）通過納什博弈分析了生育決策過程中夫妻雙方談判力量的作用，男女雙方的不同力量決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決定不同的總和生育率[4]。博爾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會保障繳費率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發現社會保障繳費率的提高降低了總和生育率[5]。霍爾姆奎斯特（Holmqvist）針對撒哈拉以南地區的非洲國家1960-2007年的數據作了研究，發現帶補貼養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個婦女少生0.5-1.5個孩子[6]。納蒂亞（Nadia）等人分析了社會保障替代率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將會降低女性的總和生育率[7]。
社會保障對人們婚姻影響的研究分析指出，社會保障的變化將降低人們的結婚意愿。埃爾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會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適度社會保障繳費率條件下，人們通常就不會選擇利用結婚形式作為維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過對OECD國家的研究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將會降低OECD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以及結婚人數，并且這種降低的影響不會通過代際轉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對于家庭中的女性更為重要，特別是對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這些女性選擇離婚將不再能夠獲得丈夫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從而導致離婚女性變得更為貧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維系家庭的穩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對社會保障和勞動供給研究中發現，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勞動工作時間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時間的增加將降低女性結婚的意愿[10]。安德魯（Andrew）分析了社會保障繳費率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對于男女收入的影響，進而研究發現以上兩者對結婚選擇產生了不同影響，社會保障繳費率的提高會增加女性結婚的意愿，但是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會同時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結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組成、生育決策和社會保障之間的理論關系，認為社會保障的變化會降低家庭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們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結婚導致社會保障基金收入所帶來的效用的降低，社會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維系婚姻，同時分析了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夠提高喪偶女性的收入與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設和基本模型
社會保障與人口結構的變化過程中存在著撫養子女的代際交疊、勞動供給的代際交疊，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際交疊這三種代際交疊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際交疊模型作為社會保障和人口結構變化動態分析的基礎模型并擴展該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質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勞動供給的經濟體系中，假定婚姻選擇除已婚外，其他都作為未婚（包括未婚、離婚以及喪偶）。該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會理性選擇孩子數量和質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擴展從孩子的人力資本開始，人力資本模型為Ht+1=A（H-+Ht）ht，H-作為初始人力資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所使用的物資資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識代際傳遞的環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夠獲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pt代表結婚概率，U*m（t）和U*s（t）分別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數，效用函數為：
四、實證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計算方法
對關鍵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誤導，因而有必要予以詳細介紹。
（1）主要變量說明。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社會保障主要沿用了納蒂亞所指的社會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會保障替代率=社會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會保障替代率需要進行分層計算，普賽爾（Purcell）介紹了具體的計算辦法[15]。社會保障替代率的計算需要分為以下兩步。第一，計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區分了工作期間的個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個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資年收入表示，所選取的數據名稱為就業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變價購買力，來源：世界銀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資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資計算（計算方法來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個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標準為1994年的年工資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沒有工資收入，而社會保障替代率事實上反映了對于收入的一種替代關系。
第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計算方法。個人（家庭）所獲得的社會保障收入從國家角度看實際上是國家對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因此，個人（家庭）獲得的社會保障收入應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社會保險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險基金。由于本文選擇的國家除中國外，還涉及東盟各國（不包括文萊），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方面的數據無法獲得，為計量實證分析指標的一致性，本文僅選擇了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作為個人（家庭）社會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會保障替代率在計量中所反映的是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變量說明。第一，結婚概率（MARRY）是作為結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數除以成年人口總量。第二，選擇不同階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夠增加n和h的回報率，n和h又涉及消費的跨期替代率，因此會對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產生影響。 第三，人均GDP和社會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類似，對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也會產生替代效應。第四，女性人數與男性人數的比例（SEX），該變量影響結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響了結婚概率，進而影響了總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會增加女性的收入，將會降低女性結婚概率，影響總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與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夠促進女性的就業，使得女性收入增加，這會降低女性的結婚率，并且影響總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購買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區分開社會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對婚姻結構以及總和生育率的影響。
本文主要選擇中國和東盟國家（未包括文萊）作為樣本，統計了上述的主要變量，并且對變量進行無綱量化處理，對所有變量的數據取自然對數。
2.主要統計描述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社會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上主要表現在：從中國數據的特點來看，社會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長率的總體趨勢在不斷遞增，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結婚概率出現小幅波動但整體趨勢在不斷下降。從東盟國家數據的特點來看，首先各國的社會保障替代率從1995年開始都在不斷地增長，其中增長最快的國家是泰國；其次各國的總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國家為老撾；最后各國的結婚概率也出現了不斷下降的趨勢，變化最大的國家為柬埔寨。并通過Stata統計軟件統計分析了主要變量的數據特征（見表1）。
從表2可以發現較高的社會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結婚概率的值。確實社會保障替代率和結婚概率呈現著一種負相關關系，這與事實一致，對于沒有穩定工作的人，特別是在有權獲得配偶的社會保障收入時，更有動機和激勵去結婚并且很好地穩定家庭婚姻。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結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夠增加青年個體組成家庭的概率。LGDP與LMARRY負相關，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選擇行為，也反映了收入與婚姻的替代關系。政府購買支出（G）增加對于維系婚姻具有積極的意義，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購買支出增加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稅收負擔，降低了人們的收入，因此人們愿意維護婚姻的穩定。女性與男性人數的比例（SEX）越接近1，說明男女比例越均衡，這將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侶的成本方面會降低，使得結婚的成功率會提高。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降低了結婚意愿，女性參與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遲了結婚，因此降低了結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說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間潛在收入的互補性就越大，這能夠提高和穩定家庭結構。
（2）總和生育率實證回歸結果。表2的后4列是對LTFR回歸的結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歸，作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歸，作為第二階段回歸。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視為內生變量）與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進行內生回歸。
分析的結果發現社會保障替代率與總和生育率是負相關的，這說明社會保障費率的提高將會降低總和生育率，這符合上述的分析。結婚概率與總和生育率呈現了正相關關系，說明結婚人數的增加提高了組成家庭的數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選擇，已婚家庭數量的增加提高了總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總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結構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家庭撫養孩子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卻使得總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在不斷上升，撫養孩子將會降低收入所帶來的效用，因此降低了總和生育率。政府購買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會降低總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將導致人們稅收負擔的加重，這將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們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總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數的比例（SEX）增加促進了總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會使得結婚的人數增加，撫養孩子是家庭的選擇，因此會提高總和生育率。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FLFP）反映了較高的市場工資，增加了撫養子女的機會成本，所以降低了總和生育率。女性與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撫養孩子的問題上能夠更好地進行溝通，因此使得總和生育率上升。
五、結論與建議
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社會保障水平對人口結構的影響符合理論預測，社會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進一步分析，社會保障替代率彈性的提高將會導致結婚概率和總和生育率彈性的提高。結合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實證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適時根據我國國情調整人口政策，雖然減少人口數量會帶來人口質量的提高，但人口質量的提高能否補償人口數量減少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損失還有待商榷。適度放寬生育政策，以此調節總和生育率，使人口結構能夠均衡發展，這才是未來我國人口發展的核心目標。
當前我國已經明確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關法律支持，為保證我國的人口均衡發展，需要相關法律盡快完成以保證全面二孩政策的順利實施。
第二，結婚和生育是未來人口發展和社會保障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撐點，因此降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會保障政策良性運行和改善人口結構。結婚與生育是相互影響的，結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結婚人數的提高才能夠改善我國目前不斷降低的總和生育率；與此同時，目前的生育數量將決定未來結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進結婚概率的提高。為此相關政策措施應一起配合來降低結婚成本和生育成本，從而促進社會保障和人口結構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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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那么，13億人口大國的養老問題該如何應對？目前，國家有關部門以及眾多人口學學者都提出通過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來緩解這股銀色浪潮的洶洶來勢。但是，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卻面臨著資金嚴重短缺、體制不健全等問題。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預測，我國養老保障的短缺金額到2010年將達1100億美元，而未來30年內將會出現3.7萬億的資金缺口。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在研究報告《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國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勞動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養老體系的保障。全國職工有近3/4的人沒有任何退休保障。報告還指出，目前我國的社會養老基金的運作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現收現付制，即是用現在工人的稅來養活目前的退休人員，不做任何基金積累。雖然，目前我國正努力促使“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換，但是由于各種原因，養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國全國養老保險欠費達到了450多億元，在全國范圍內，許多省市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情況，甚至是積累虧空。加之農村養老問題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議程上來，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艱巨的挑戰。
2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根據西方人口學理論，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才會影響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也取決于上述兩種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是雙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會導致人口年輕化，而后期下降則會促進老齡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則會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對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根本原因，許多西方人口學家則認為是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現代化所導致。所以，人口的老齡化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同樣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變動的影響。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則是我國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這種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自從20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以來，我國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據《2002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主要統計數據》可知，我國2002年的出生率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國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劇下降，從39.7%下降到24.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老齡化并不完全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因為即使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老化。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卻是中國較之西方發達國家提早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的催化劑。
3新時期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人口總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們進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時，我們也步入了人口老齡化時代。因此，我們在積極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該重新審視只注重控制人口數量計劃生育政策，必須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調整，為其注入新的內容，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數量”與“優化人口年齡結構”兩手抓
經過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顯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這宣告我國人口的成功轉型。盡管由于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慣性等因素作用，人口總數還將繼續增長一段時間，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預示著人口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因此，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前提下，我國人口政策應該逐步重視“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筆者認為，正確處理“人口數量”以及“人口年齡結構”之間的矛盾，是緩解人口老齡化的關鍵所在。具體的做法是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有計劃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圍。目前，我國的生育率轉變在農村地區還是不充分、不徹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卻過低，如北京和上海，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們必須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區仍然要嚴格控制人口數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區域可以適當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達到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新條例擴寬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圍。條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沒有出現申請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變。相關調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觀念上逐步發生了變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問題上都會全面考慮事業發展、經濟負擔等因素。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桂世勛教授認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數量控制和緩解老齡化之間找出平衡點，這有利于調節人口結構。根據上海的調整情況，我們可以預示，通過調整獨生子女的計劃生育政策來優化人口年齡結構是可行性的。
3.2重視人口素質的提高
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地，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關鍵因素。因此，為了緩解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的形勢，國家的人口政策重心應逐步轉向以提高人口素質為主，必須繼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的支出，鼓勵全社會各種力量投資辦學，并從政策上予以傾斜。通過提高勞動人口的素質來豐富勞動力資源，增強單位勞動力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必須高度重視出生人口素質，重視出生缺陷和殘疾人口問題，降低新生嬰兒的死亡率。這對保證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質量都具有重要意義。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既要以兒童、老人為出發點，同時也必須關注成年人問題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實際上都是圍繞著政策對象進行調整的。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速度快，我國人口政策的制定，長期以來以嬰幼兒、老人為主要出發點，較為重視兒童成長和老年人問題。但是，從人口發展是動態的，今天的成年人群體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體。因此，出于對問題前瞻性的考慮，現時我們也應該重視成年人的問題。特別是在如今失業現象嚴重、下崗人口增多的情況下，我們尤其應該把人口充分就業、勞動力充分利用作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發點，把增加就業人口規模作為政策目標，保護勞動年齡人口的個人利益。
我國人口老齡化熱潮既是一種客觀的發展趨勢，也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和制度根源。解決老齡化問題，既靠我們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們根據形勢發展需要客觀地對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以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普遍，許多國家都在探討其解決途徑。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卻又其自身的歷史和制度根源。探討我國人口老齡化形勢的基礎上，分析了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根據分析的內容，總結了三點政策調整的思路。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計劃生育政策政策調整
2005年1月6日是國家有關當局所確定的“13億人口日”。當天零點后，在北京婦產醫院出生的第一個嬰兒幸運地成為我國的第13億個公民。雖然，這兩種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億”這一標志卻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總數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性高度，同時，它也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發展將面臨更加艱巨、更加復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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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究竟是哪些原因，讓世界上的新生兒越來越少？
明年復明年，明年何其多？國外的研究已經證明，生育年齡推遲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來歐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齡不斷推遲導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樣方法對中國數據的分析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遲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為11%，而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則高達23%――在愈加發達的中國，生育年齡推遲這個抑制因素的影響已經變得相當大。
相信你一定遇見過“職場白骨精小A”這樣的朋友：“公司倒沒有規定不能生小孩，但是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崗位將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來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這事兒，能等就再等等吧！”也應該不缺少“完美主義者小B”這樣的閨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時間尋找理想的另一半……”
――當自我意識開始蘇醒，生兒育女這類的傳統事務，放下爸媽的電話就能被忘得干凈。
一不小心就成了沒運氣的“不孕族”。在這個冰川融化、地溝油出沒的時代，環境惡化正在大范圍地發生，加之社會節奏加快、競爭加劇，人們面臨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野心的膨脹正令我們失去本以為理所應當的健康。
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經歷了這樣的軌跡：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無知無畏，終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買了別墅有了草地，卻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鬧嬉戲。不孕，早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報道，現在美國不孕率為10%~15%，而歐洲的不孕率則達到20%，我國的最新研究結果同樣顯示，新一代已婚婦女的不孕風險明顯提高。
與高質量生活競爭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國家曾經流行一個口號：發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藥――因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減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實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見影。
這種競爭有時來自宏觀層面。比如2009年美國眾議院73名議員力促奧巴馬在2011年中為國際計劃生育增加10億美元，因為“較低的人口增長率將使得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更容易達到”。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同樣認為：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們可以在疫苗、醫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條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個百分點――來自強勢話語權的信息告訴我們：讓現有的人口過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長繁衍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