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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公共 尺度體制;公共 財政 體制;公共政府體制
論文摘要:本文從分析
強調競爭性資源配置的一軌制,同時也隱含著另一個命題,即 公共 資源配置的特殊性。現代產權理論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是:由于 市場 配置在效率上優于政府配置,因而只要能找到排他的制度裝置(如天氣預報的廣告費,公路收費,公園門票等),這類資源的配置也應走市場軌。只有那類完全不能排他且根本無法收費的資源(如公共服務)才能由政府提供。從我國的實踐來看。可以排他的公共資源已被市場化浪潮席卷一空,不應由市場配置的公共資源由于部門所有的嚴重存在實際上也實行了“排他”。這兩種現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公共資源應為全 社會 所享有的公共屬性。因此,要把市場 經濟 的產權原則貫徹到底,必須在推行“公共尺度體制”的同時,找到某種制度安排。以改變公共資源的部門化傾向,切實保證它們為全民所有(這實際上也是另一重大問題,即如何從源頭上治理腐敗所必須解決的)。
二是公共 財政 體制。與競爭性資源由市場統一配置相適應的是公共財政體制。公共財政體制的本質特征是財政只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不得直接向競爭性市場延伸。改革以前,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財政”,它是政府直接抓經濟的體制依托。這一體制歷經30年改革,已面目全非,但離規范的公共財政體制仍有不小距離。目前的主要問題是財政預算透明度不高, 法律 規范不嚴。公眾不能有效監督財政,從而使得部門利益從不規范的財政體制下大量流出。同時,財政在地方政府擴張沖動下,仍然不得不通過各種專項資金來參與競爭性市場的資源配置,而與之相應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配置則經常缺失和不到位。
公共財政體制的建設無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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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體制改革介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中國改革戰略系統主要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明確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三大體制改革的思路。實際上,行政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政治體制改革在總體上難以推進的情況下,行政體制改革便從政治體制改革中剝離出來進而取得自己獨立地位。因此,將行政體制改革從政治體制改革中剝離出來,既有利于推進行政領域自身的發展,也可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變遷,從而帶動政治體制變革。這也是由我國具體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中國的行政改革是以經濟改革的理論和經濟改革的要求來推動行政改革的。所以,行政體制改革應從外源式轉向內源式,從適應性調整轉向形成自我積極改造機制。正像西方學者所說的:“我們不能被動地經歷改革。我們要創造變革”。
建國以來的行政改革大致經歷了六個不同目標內涵的歷史階段,各個階段行政改革的具體內容受改革目標的制約,而改革目標實質上又取決于當時具體的內外部條件。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間的張力尤為明顯。與此相應,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可以劃分為效率導向的內在目標和民主導向的外在目標兩類,關鍵在于科學把握兩者的主次秩序。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賴于政府權力在結構DD功能上的合理化,構造出現代化的政府權力。增強行政效率、建設效能政府是行政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在此目標下,對行政權力結構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 。行政結構的合理化即政府機構改革的實質是行政權力主體的合理分化、增減和重組,主要是行政體制形式上的變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質是行政權力作用的空間、領域和形式的合理變化,是行政體制的內在變革。
這種對行政職能轉變與機構改革的內外關系的分析,較之單純的機構改革無疑是一個認識上的進步。雖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職能轉變以后,機構改革獲得了深層次的動力,但由于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并不明確,機構改革也受到了各種阻力,因而無法形成機構改革與職能轉變的有效互動發展。這實際上是至今尚未徹底解決的根本問題。
因此,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要促進政府權力結構――功能的協同發展,在我國當前就是要形成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良性互動機制。在職能定位、機構設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效地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同時,由于行政體制改革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適應性特征以及受政治體制改革的制約,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結構、功能兩個層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影響,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性作用。
在不斷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中,隨著政府職能轉變目標的提出,改革的內容逐步從行政體系內部延伸到行政體系外部,又從行政體系外部反射到行政體系內部。表明在行政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必須確保實現內容變革與形式變革的有機配合和整體推進。形成功能的良性互動機制。因此,必須重視政府權力功能雙向合理化及協同發展。
行政體制改革難題及對策是綜合配套改革。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做:
首先,經濟體制、行政體制和政治體制三大改革之間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因此,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必須與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推進和國家-社會二元化、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依法治國等改革協調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應取得上下兩個體制環境優化配套。而目前模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不完全的市場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對行政體制改革的發展形成了障礙。
其次,由于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行政體制改革存在著“不配套”和“不適度”的問題。不利于中國“政府主導型”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中央集權過度,影響地方積極性的發揮,行政體制改革的貫徹缺乏徹底性。不適度的行政體制改革無法實現改革過程中的“帕累托改進”,而只能使歷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環往復的同水平狀態。
最后,行政體制改革面臨機構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難與行政人員對行政體制改革的觀念性和行為性滯阻,構成了行政體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目前我國外部環境比以前有了顯著的改善,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人員分流、“翻牌公司”、精簡對象的具體標準以及精簡后的管理整合等。行政體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體概括:(1)利益和權力調整產生的阻力;(2)習慣和官本位意識產生的阻力;(3)對行政體制改革的不確定性而產生的阻力;(4)依賴性而產生的阻力;(5)曲解而產生的阻力等。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關鍵是要進行主動的綜合配套改革,而首當其沖的則是配套改革,為行政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協同前進具有戰略性和長遠性。因此,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要借以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相應協調、配套和保障。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利益的分化、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會與政治體制之間形成沖突,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須相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上下結合部”不是簡單的“經濟――行政)政治”的機械順序,因為在具體的改革實踐中,由于行政體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子系統,政治與行政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同時,由于中國行政體制與經濟體制之間高度統合的性質,經濟與行政之間存在著未完全分化的關系;再加上經濟、政治與行政三者之間的客觀互動聯系,因此,在行政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中,有一個改革的邊界,即行政體制改革謀取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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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有企業改革應堅持的指導方針
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符合當前中國國情、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產物。要將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順利推進實施,需要有一個統領全局的指導方針,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有企業改革不偏離方向。第一,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指導方針。在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同時,要積極探索豐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增強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第二,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改組國有企業要有戰略眼光。在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改組國有企業的過程中,要著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積極發展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并對中小企業進行放開搞活。第三,要堅持國有企業改革同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結合起來。改革要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在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提高企業整體素質,構造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高效運行上下功夫。第四,現代企業制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是要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并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最后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第五,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推動企業科技進步為基礎。要提高企業的科研開發和技術改造實力,引進科技人才,要采取措施促進產學研結合,形成技術創新機制,走集約型和可持續發展道路。
3、國有企業改革應注意的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在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的影響到了國有企業改革成效,需要引起注意。第一,在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一些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一些國有企業在資產清理和評估過程中,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其不按照法定程序進行資產的評估,國有資產折股不合理,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例如,我國指導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中指明,可以利用國有資產的評估增值部分沖銷一部分呆賬和壞賬,有的企業鉆國家政策的空子,暗中操作,把原有經營管理中積累起來的一切問題都一筆勾銷,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另外,還有一些國有企業,在進行評估的過程中,沒有考慮到企業的無形資產,缺乏對無形資產的管理及其在市場上價值的評估,導致了這些無形資產的流失,損害了國有股權的利益。第二,在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制約機制不完善。在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政府的指導部門及國有資產的管理單位多頭并進,沒有形成統一的領導機構和監督機構,造成企業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的迷惑,而且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工作與國有資產產權登記、工商和稅務等部門脫節,沒有形成上下聯動的機制,致使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置身于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之外,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職能,也給企業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沒有受到應有的制約,產生了一些問題。特別是有的企業的擔保債務尚未得到全部落實的情況下被強行注銷登記,而新的企業雖然接收了資產,但是逃避責任,使債務長期得不到償還。另外,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一些政府主管部門對國有企業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低估、漏估國有資產、虛增債務的行為視而不見,造成了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第三,員工薪酬分配制度不合理。當前,國有企業的薪酬分配制度中,按照資歷進行工資漲降,使得新員工中普遍存在不公平的感覺。特別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的工作能力和新知識的接受能力遠遠大于部分老同志,但是其收入卻比較低,這使得年輕人普遍不滿。
4、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實施對策
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如果不好好處理,必將嚴重影響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效,甚至會造成,企業改革結束了,企業也成了一潭死水,不得不面臨被市場經濟淘汰的命運。所以應采取措施,引導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第一,建立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規范國有企業改革。盡管我國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仍沒有一套完善的有關資產評估方面的法律法規,而且一些資產評估規定,往往帶有很明顯的部門特征,很難全面調整和規范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資產評估行為。第二,規范國有資產出售行為,嚴禁擅自出售國有資產的行為。在我國對國有資產的出售有嚴格的程序,必須經過具有審批權的部門審批同意后方可進行,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一些國有企業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沒有經過一定程序,而是擅自將部分國有資產進行出售,這一行為不僅程序嚴重違法,而且極易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滋生腐敗。第三,建立激勵性的薪酬制度。國有企業的薪酬制度應該建立在技術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上,要在薪酬中引入競爭機制,要細化工資,將工資分為很多小項,崗位工資、工齡工資、績效工資等等,不僅考慮到了老同志也對新同志具有很好的激勵作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的薪酬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應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的薪酬,不應仍是行政命令型的薪酬。第四,進一步完善勞動、人事和分配這三項制度改革。一是要強化科學管理、加快建立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人才管理機制和薪酬激勵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今天,企業必須要有合理的人才管理機制和薪酬激勵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才能夠留下來為企業服務,也才能提高廣大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二是在完善合同制的基礎上,建立起“雙向選擇”的勞動制度和按勞分配的制度;三是要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經營者業績考核體系,并嚴格將業績考核與工資掛鉤。
5、結尾
以上內容首先明確了國家關于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應堅持的指導方針,隨后提出了目前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最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相應對策,表述了自己的觀點和見解。但是,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任重而道遠,絕非朝夕之功,需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企業自身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逐步完善,直至最后實現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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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以來,經過20多年不懈探索,大膽實踐,我們取得了成功,積累了經驗。遙望前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依然是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引航之燈。“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是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的又一重大理論和實踐推進,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活力之源。曾經,糧票、布票、肥皂票見證了一個商品短缺時代,我們落后于迅猛發展的外部世界。而今,市場機制催生蓬勃的生產力,開放的中國與世界深度交融,成就了中國道路舉世矚目的輝煌。圍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目標,推進經濟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實現了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飛躍。將市場經濟的種子播撒入社會主義的土壤,極大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發展,極大增強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
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特別是政府和市場關系還沒有理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發揮受到諸多制約,實現黨的十提出的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任務,還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這次全會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推進。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體現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一般規律,必將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決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然要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劃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讓“兩只手”相得益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將邁出新的步伐。
認為,生產關系決定一切社會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會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各個領域。一些體制機制,需要適應經濟體制改革而改革,及時推進、相互協調,使各方面體制改革朝著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要使各領域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同心協力、同頻共振,才能聚合起協調推進的強大能量。從建立到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啻為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革命。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我們深信,改革大業一定會在向縱深推進中,開拓新境界、創造新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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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計劃經濟體制又被稱為指令型經濟,通過國家調控對生產資源及商品消費進行事先計劃,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直沿用這一體制;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建設的迫切要求,都會不約而同的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這也就造成了優勢經濟資源不斷由農村向城市傾斜,如煤炭、石油等資源型產業的發展,前期都受到宏觀政策的控制影響,進一步拉大了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我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所占比重大、分布廣,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為了保證國內重工業戰略發展目標的實現,農村經濟的發展受到一系列歧視政策的約束,這也就造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收入過低等問題;同時,由于嚴格的戶籍制度規定,也形成了中國式的二元化經濟體制。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探究
1.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發展需求。
國際方面,冷戰結束以后,世界范圍內開始掀起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成為改變國際社會新格局的關鍵變量。在20世紀后半期,飽受經濟發展障礙的廣大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步入經濟轉型的井噴期,逐漸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從實踐角度來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也體現出來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優勢,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的中國而言,也迫切需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實現富國強民的夢想。
國內方面,盡管計劃經濟體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起到積極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社會商品需求量日益增大、商業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展,這一體制逐漸暴露出它的缺陷。突出表現為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違悖,行政手段對企業的管理過嚴,無法形成有效的市場流通模式,阻礙了產品生產和商品供給。同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方式單一化,平均主義思想泛濫無助于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形成,進一步導致商業發展退化、弱化;以煤礦經濟產業分析,受到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發展戰略和資金積累模式影響,導致了煤礦經濟發展脫離了應有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方向,因此無法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導致工人成為一個特殊的階層,從農民中吸收的人員比例極低。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必須對這種經濟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
2.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進入了電氣化時代,科技與經濟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現代化商品。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也相應的不斷提高,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發展需求。
以煤礦經濟為例,計劃經濟體制下煤炭資源的銷售受政策影響較大,存在“指令性價格”和“指導性價格”,缺乏有效的市場調節,大大削弱了煤礦企業的經濟效益,為了減少成本支出,煤礦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產量后生產處于滯后狀態;于此相對應的是對煤炭資源的日益高漲需求,火力發電、農業生產、城市供暖等需求逐年增加,造成市場大面積缺煤現象,無法滿足社會需求。
(二)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性探究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從人口比例分析,目前來說農村地區人口仍然占據人口總數的較大部分,經濟體制導向必然會向農村方向轉移。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逐漸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并解除了將經濟體制納入社會基本制度的觀念誤區。
思想的解放進一步加快了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我國農村人口是潛在的巨大消費市場,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提高農民的購買能力,因此必須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同時要建立多渠道的經濟發展模式,放寬農村人口從事企業經營的渠道,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經濟,實現我國經濟模式的多元化。
二、經濟體制改革對城鄉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對城鄉經濟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土地管理、戶籍制度、環境建設三方面,通過對這些要素的統籌發展,逐步實現了城鄉經濟發展的平衡。
(一)土地管理
土地是農村重要的生產資料,隨著我國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國家部門制定了農村集體用地的管理條例,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農村建設用地市場。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并將土地作為一種穩定的生產資源提供使用,極大的穩定了農村人口。經濟體制改革促使農業生產逐步擺脫單一化,向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靠攏,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
(二)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是構成二元化社會、經濟機構的主因,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戶籍制度的缺陷一再經過修正,但在目前城市化建設全面開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詬病。從經濟角度來說,30年終城鄉經濟整體收入增長提高五倍,但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卻擴大了2.28個百分點。同時,在政治權利、文化資源、醫療教育資源等方面,城鄉之間還存在分配不均的情況。要改變這一現狀,應該通過經濟體制逐漸弱化戶籍制度的作用,實現平穩過渡。
(三)環境建設
環境設施建設時城鄉經濟發展重要因素,通過對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改善,逐步城鄉居民在生產、生活、居住方式方面趨向一致,實現勞動力、技術、資源方面的交流共享。同時,逐步構建起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實現了多元化、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如農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社會救濟制度等等。
三、“城鄉一體化經濟”發展的深度問題探討
“城鄉一體化經濟”發展是當前經濟體制深入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第一步,從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上將城市、農村歸納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單純的城鎮格局規劃。具體來說,“城鄉一體化經濟”建設涉及六個主要因素,分別是:城鄉規劃、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就業市場和社會管理。
十六屆四中全會支出,我國在計劃經濟側重重工業發展史必然的歷史階段,在實現工業化發展預期階段之后,必然進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策略;同時支出,協調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發展,是促進我國經濟市場深度挖掘的必然趨勢。近年來,我國實現了免除農業稅、實現種糧補貼等政策,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經濟”發展的具體措施。
要實現統籌城鄉發展,就必須施行經濟體制進一步深化改革,彌補現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存在的缺陷,突出表現為城鄉居民在享受要素配置和要素增值成果方面的不公平性。以土地為例,農村土地在缺乏有效的市場管理和監督機制下,增值收益仍然流入城市,農業在國家資本申請享有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礙;在就業方面,高等學歷人才仍然局限于城市,而農村市場缺乏資金和政策扶持,無法形成互動的人才交流市場。
綜上所述,要抓住經濟體制深化改革的契機,重點解決城鄉之間體制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重點完善城鄉行政管理體制,這對政府職能的提升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牢固掌握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科學調節理論,開拓監管有力的市場體系,通過協調社會管理部門和公共服務平臺,實現政府職能現代化服務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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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財》:1978 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并與之同步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為國內財稅研究方面的資深學者,您如何評價過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這顯然是一個既意義重大,又頗不輕松的命題。因為,一方面,在過去的30 年間,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之復雜,所走過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載的使命之沉重,所發生的變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顯著,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特例;另一方面,對于有了30 年改革歷史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中國而言,舉凡涉及類如財稅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方面的話題,已經不能停留于史實的追溯和再現層面。
可以說,財稅體制改革不過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30 年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場化,發生于財稅領域的改革事項,不僅數不勝數,而且犬牙交錯。回顧以往的改革軌跡,總結以往的改革經驗,必須放在改革規律的揭示上。過去30 年所取得的財稅體制改革成果,固然顯著而豐盛,但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中國財稅體制目標相比,只能算是階段性的。通向未來的財稅體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長。
《新理財》:在您看來,財稅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經濟體制的改革的起點是計劃經濟。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是從哪里開始的?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由傳統經濟體制下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的。對于那一時期的財稅運行格局,盡管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歸結,但本著收入――“錢從哪里來”、支出――“錢向何處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體現的目的”這三個有關財稅活動運行層面的基本線索,可以將其概括如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國有部門;財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國有部門;財政政策傾向于在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搞“區別對待”。以1978 年的情形為例,全國財政收入的86.8% 來自于國有部門的繳款,全國財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國有部門。這樣一種“取自家之財”、“辦自家之事”的財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無非是財政政策的鮮明取向――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削弱以至鏟除私有制經濟。
換言之,這種“二元”制度下的財稅體制機制所覆蓋的范圍,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選擇的。“二元”的財稅體制機制所提供的財稅待遇,不是一視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財政支出的投向,不是著眼于整個公共服務領域的,而是專注于生產建設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屬一國國民、身處同一國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轄,但因財稅覆蓋程度不同而須面對不同財稅待遇的不同的區域、不同的企業和不同的居民。
這即是說,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是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起點。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同財稅本質屬性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相適應性,把中國財稅體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幣兩個面
《新理財》:您前面說到,“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造成了財政實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鄉分治,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下的財稅運行格局是怎樣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質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國有部門系統內部完成的國有制財政,非國有部門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二是以城鄉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城市區域內部完成的城市財政,廣大農村區域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三是以財政支出的性質分界,財政支出活動主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領域而進行的生產建設財政,非生產性或非建設性的支出項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性的支出項目,則往往被置于從屬地位或位于邊緣地帶。
有選擇而非全面的財稅覆蓋范圍,有厚有簿而非一視同仁的財稅待遇,專注于生產建設而非整個的公共服務領域,如此的財稅體制機制以及作為其結果的財稅運行格局,顯然不能說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實上,“國有制財政+城市財政+生產建設財政”所集中凸現的,正在于傳統體制下的“二元”財稅體制機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財》: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廣為流行的表述是“市場化改革”。如果說整體改革是沿著一條頗具規律性且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的道路走過來的,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應該有怎樣的改革路徑?
高培勇: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大特點,就是它始終作為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始終與整體改革捆綁在一起并服從、服務于整體改革的需要。
就總體而言,經濟的市場化進程首先帶來的是GDP 所有制構成的多元化。這一影響傳遞到中國財稅運行格局上,就是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財”到“取眾人之財”。到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來源于國有部門的比例,已經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繼續下降。而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自然會推動并決定著財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辦自家之事”到“辦眾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國財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設、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等專門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經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與此同時,面向全社會的諸如養老保險基金補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補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社會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等所占的份額,分別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項目,還是從無到有的。
財政收支的公共化,又進一步催生了財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與“他家”之間搞“區別對待”到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國民待遇”。也就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已經帶來了中國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現在財稅運行格局上的這些變化,當然是在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過程中發生的。沒有以公共化為取向的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不可能有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這即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和財稅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帶來財稅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攏和逼近的所謂“財稅公共化”過程,是過去30年間中國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所經受的最可稱道的重大挑戰。
“一條主線+一個取向”
《新理財》:我們常說中國經濟體制的
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那么,我們的財稅體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樣?
高培勇:正如整體改革是一個由目標不那么明晰、靠“摸著石頭過河”,到目標愈益明確、以自覺的行動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財稅體制改革也有著類似或相同的經歷。
當改革必須調整航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棋盤上謀劃全新的財稅改革方案的時候,雖然并未清晰地意識到經濟市場化與財稅公共化的高度相關性,但那時所操用的幾乎每一個棋子或推出的幾乎每一個舉措,也都是基于財稅運行格局已經變化且不可逆轉的現實而選擇的。而且,在那樣一種情勢之下,能夠作為改革參照系的財稅體制機制,自然是典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稅收制度。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的財稅體制機制安排以及相關的原則界定,也自然離不開經濟的市場化這個基礎。來自于諸多方面的同市場經濟血脈相連的因素、理念、規則、制度等疊加在一起,不僅催生了公共財政的概念以及相關的實踐。而且,改革的著眼點也越來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來,當局部性的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須對財稅體制改革目標有個總體定位的時候,也許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構建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便被作為一種當然的選擇,進入人們的視野。并且,從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體制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線索和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事項,都被歸結于這條改革的主線索,都被覆蓋于這一改革的總目標。也正是從那以后,關于中國財稅改革與發展目標或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從學術界到實踐層,都越來越集中于“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或“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張地說,經過了30 年“摸著石頭過河”般的艱難探索,在我國,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已經演化為一種圍繞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有意識、有目標的自覺行動。也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的時代。
這即是說,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財政。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沿著“財稅公共化”的路徑,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方向,并貫穿未來的中國漸進式財稅體制改革始終。
《新理財》:在您看來,30 年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是否存在著一條上下貫通的主線?也就是說,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究竟有無一個一以貫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的這條主線,說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不斷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靠攏和逼近。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事實上也有著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取向。這個基本取向,說到底,就是構建并實行既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又與財政的本質屬性相貫通的公共財政制度體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觀層面上“俯視”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的30 年間,我們正是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奔跑過來的。未來的若干年間,我們仍要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繼續奔跑下去。“一條主線+一個取向”,正是我們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前瞻未來走勢的基礎上,對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歷史規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篇7
從時間流程上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到2003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工業部門的現代企業制度,與之相適應,金融部門的改革旨在建立獨立于財政的市場取向的金融體系,目的在于創造與企業改革相適應的外部環境。隨著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資金市場、外匯市場等市場的建立,我國金融體系改變了之前有機構無市場的窘境。盡管金融體制改革初見成效,順利完成了第一項基本任務,建立了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但作為市場微觀主體的金融機構在當時仍然面臨一系列問題,面對加入WTO后外資金融機構競爭的威脅,為了建立更完善的中國金融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場微觀主體并與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宏觀層次相配合,我國開始對金融機構進行企業化改造,力圖使之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由此,金融體制改革進入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金融體制改革從2003年開始,進入金融結構市場化取向的企業化改造,目的在于除金融機構自身經營需要外,更要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二、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幾點認識
1.適時推進利率市場化
利率歷來是經濟學家探索和研究的重點,又是各國政府力圖控制和掌握的政策工具。間接融資還是直接融資結構的選擇是金融體系建立的目標,是長期的基本的問題,而利率市場化則是短期要考慮的東西。我國金融業正經歷著利率市場化的微觀消化過程,許多矛盾和扭曲在影響著金融體制改革的質量和下一步的抉擇。金融體制的既有框架容納了現行的利率體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決定機制,也決定了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路徑以及所能達到的最終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則最終決定我國金融體系的效率。作為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利率市場化改革同樣采取了與之相適應的漸進式改革,這既是國際的經驗也與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的現實有關。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創造利率市場化條件的過程。總體來說,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滯后于整體金融發展形勢,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瓶頸。然而,利率市場化進程目前還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利率一定要市場化,但是在人民幣升值情況下又變得有一定難度。中國的利率水平與美國的利率水平有一個利差,如果人民幣升值不超過這個利差,國外的投機行為就會很少。目前金融監管的措施之一是為了防止熱錢流入,所以要使中國的利率保持比美國低兩個百分點,此時利率政策的效果很明顯。
2.深刻認識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特殊性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決定了金融體制改革需要完成兩個基本任務,即宏觀層面上建立獨立于財政體系的金融體系,微觀層面上對金融機構進行企業化改造。然而,金融體制改革還有其特殊性,首先表現在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除了是經營貨幣的企業外,還是國家貨幣政策的執行機構。在經濟過熱時期,國家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然而,作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銀行難以遏制貸款的沖動,會盡可能通過各種方式更多地放款,此時在國家政策制定的目標效用函數和企業化的金融機構目標函數不一致情況下就會出現利益沖突,這種沖突會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和帶來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其次表現在計劃經濟時代以財政為主導的情況下,銀行的功能是核算、結算等,企業融資的需要催生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在轉軌時期這恰恰與資本市場的發展聯系在一起。作為在國民經濟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金融業,在改革進程中必須考慮具體的國情。建立健全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的企業化改造,實際上就是金融體制改革的兩個步驟,如果這兩步并為一步走,就是激進式改革;分成兩步走,就是漸進式改革。經濟的落后性決定了中國不可能采取激進式改革。在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中,當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初步建立,工業化進程得到快速發展,過去對金融體制的約束條件發生變化,金融體制改革就開始推進。
3.金融業分業經營和混業經營
從歷史上來看,混業和分業的選擇就是風險能否控制的問題,如果風險不能控制而且能夠傳遞,只能借助外部的力量。20世紀八九十年代,銀行業的風險意識在加強。按照現代金融的理解,金融不再僅僅是資金的供給方,更是風險配置機構。與此同時,金融機構的風險配置技術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此,混業經營問題事實上是金融機構能否控制住風險和有無防范風險能力的問題。從目前來看,我國的金融監管已經開始走向規范化,風險控制和防范能力在逐漸加強,因此金融業的混業經營趨勢已經開始顯現。
篇8
涉外經濟體制出現不適應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全面推進,涉外經濟體制開放取得巨大進展。但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處于深度轉型調整時期,現行涉外經濟體制越來越難以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
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已不能適應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的要求。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是我國比較優勢變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尚不適應這種新要求,既不利于引進高端產業活動、高級生產要素,也不適應企業“走出去”整合外部資源,使我國難以充分利用新的戰略機遇期。
此外,現行涉外經濟體制并不適應我國優化產業結構的要求。服務業開放不足,管制過度,限制了服務業的發展。稅收、通關等政策限制了我國吸引高端制造、地區總部等活動,不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除了以上兩個方面,現行涉外經濟體制也不適應我國應對國際環境新變化的要求。我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現行涉外體制缺乏與國內體制的聯動,部門協調不力,不利于增強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機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國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也不利于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
改革目標
過去30多年,我國充分利用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跨境轉移機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不僅迅速崛起成為世界貿易大國,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約我國工業化的“外匯缺口”,有力地推進了工業化進程。
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從人口“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轉換,巨大的本土市場、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齊全的產業配套,成為吸引高端產業活動與生產要素的新因素。國際金融危機為我國企業提供了在發達經濟體開展低成本并購以獲取先進技術、國際品牌和銷售渠道的難得機遇。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令我國從以往的“擴張型”戰略機遇期跨入了“升級型”戰略機遇期。
轉變發展方式與和平發展,要求未來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目標從“出口創匯”轉向“價值鏈升級”,戰略重點從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金融和規則制定領域拓展,戰略內容從“引進來”為主轉向“雙向”開放。
涉外經濟體制必須適應開放戰略的新要求。未來十年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目標,就是大力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經貿環境,充分利用國際環境提供的新機遇,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促進國內發展方式的轉變。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力爭在未來十年中,令我國在技術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和服務上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具體的途徑包括: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要素和產業活動、促進對外投資、打造世界級的跨國公司、開拓高附加價值市場、保障資源能源供給安全、營造更好的外部經貿環境(包括規則環境)等。
改革重點與路徑
涉外經濟領域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要打造對高端產業與生產要素具有較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在這一方面,一是需要擴大和深化服務業對外開放,倒逼國內體制改革。重點是推動能源、電信、金融等基礎行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開放,引入新的理念、機制和商業模式,推動國內相關體制改革,增強我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資軟環境。增強政策的穩定性、透明度、可預見性;改革外資審批體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資準入管理體制,開展準入前國民待遇與“非禁即入”的試點,為實現內外資準入制度的統一創造條件;統一內外資法律,強化法律法規的一致執行,形成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三是著力推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新的開放平臺。
加快對外投資體制改革。一是改革對外投資的審批體制,提高審批效率,為取消對外投資審批奠定基礎。二是加強對外投資保護,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復征稅;三是改善企業對外投資服務,加強對外投資信息、法律、融資、保險等服務。四是以放開跨境投資管制為突破口,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推進外貿體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稅制度,改變現行的對本土上游產品歧視性的出口退稅制度;二是開展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政策與監管模式改革試點,打造國際研發、國際制造、國際貿易、國際物流、國際結算和國際維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改革;四是開展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不同監管部門聯合查驗,降低收費,提升通關效率,降低貿易成本;五是以暫定稅率方式,推行結構性降低關稅。目前我國的關稅結構與水平是在加入WTO時談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狀況,降低關稅水平的空間較大;六是結合壟斷性行業改革,在存在進口特許權領域放松進口權管制,引入更多競爭;七是以中日韓自貿區和地區全面伙伴關系(RCEP)為重點,談判建立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國內相關體制的全面改革。
加快對外談判體制改革,提高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一是改進涉外經濟貿易政策決策協調機制。改革現行具有“一票否決權”特點的部門會簽制度,實行牽頭部門負責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貿易區談判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礙,完善產業救濟機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國政府機構與國際組織間建立人才雙向流動的機制,鼓勵中國公民進入國際組織,增強我國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四是建立智庫參與涉外經濟決策的機制,增強我國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的倡議能力;五是完善應對貿易投資摩擦機制。
必須找準突破口
涉外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要想順利推進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找準突破口。
一是著力推進自由貿易園區試點,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實行一攬子涉外經濟體制改革試點。
我認為,上海自貿區改革的目標,首先是完善制度。第二要依托一些特殊監管制度,圍繞高端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比如說國際研發、國際物流、國際結算等等來重新設計政策,吸引這些高附加價值的產業活動到中國來落地。第三,繼續深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的改革。第四,上海自貿區應開啟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此外開展進出口領域的部分壟斷性的改革。
二是結合雙邊投資協議談判進程,推進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
篇9
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理論價值
就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踐做出理論探討,并對這種理論發展的作用進行評價是很有必要的。我覺得,其理論價值在于,既對推進深圳、浦東、濱海新區等地區發展及其深化改革開放具有直接指導意義,更對推動我國改革與建沒理論向縱深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1.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法論得到升華。對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應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驟問題,一直存在理論上的不同見解。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經濟學界就發生過“一攬子改革”與“漸進式改革”的爭論。“一攬子改革”論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個系統,零敲碎打的改革無法打破原有舊體制機構,一旦新體制在執行中發生問題,舊體制會隨時取而代之。另外,“漸進式改革”會帶來“雙重交通規則問題”。這種新舊雙重體制的長期并存及產生的摩擦,會使新體制的運行原則難以長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這種認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東歐經濟學一些代表者的見解。我國許多經濟學家從中國國情出發論證了實行“漸進式改革”的原因。實踐證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由于面臨著十分復雜的情況,無法求得理想的環境與條件,從而走上了漸進式道路。這種方式使改革的力度與社會承受程度相吻合,減輕了改革的阻力,推動我國在20多年實踐中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攬子改革”論所提出的,漸進式改革的確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漸進性意味著推行單項改革占突出位置。這種缺乏統籌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風險和后遺癥。我國2005年發生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爭論,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點。“一攬子改革”論盡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實質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臺應同步配套,當然做到這一點離不開環境與條件。從現階段看,貫徹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任已要求我國進入更深層次的經濟與社會全面變革時期,涉及面之廣、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別是我國即將結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渡期,改革不僅要面對自身國情,也要有利于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深入廣泛參與經濟全球化并從中獲益,從而提升國家競爭力。因此,實施綜合配套改革將成為我國的必然選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是實施綜合配套改革,這種改革理念不僅順應了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勢,而且是在新形勢下對經濟體制改革方法論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進行的理論研討,無疑會極大地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
2.使我國綜合體制改革理論得到深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任務決定了全面迅速推進我國體制改革理論。首先,現階段我國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已經不再是僅僅通過轉變經濟體制來推動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更重要的是通過變革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管理體制,保證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這種領域更為寬廣、目標更為遠大的實踐做出深層次理論探討,將會推動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實踐與理論的全面創新。特別是改革由單項分進轉為整體設計與推進時,更會為理論前進提供更大的需求與動力。其次,即使單方面的改革由單項實施轉變為綜合配套進行,也將推動各領域的改革實踐及其理論取得新進展。如作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天津濱海新區將在金融體制、土地管理體制、保稅港區及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探索,這必將促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更加深入與全面。再次,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的重大優勢在于改革的先試先行,局部試驗的某種簡便性有利于較快總結出經驗,通過解剖麻雀而提煉出的理性認識可再用于指導全局實踐,這必然對我國整體體制改革理論的推進起到先導和加速作用。
3.使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更加豐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整體理論框架中,體制改革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只有通過深化體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創新型國家加速建設,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可以說,解決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問題無不與加快改革、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改革措施的協調息相關。因此,以促進構建和諧社會為重任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通過自身的實踐,會積淀出獨特的理論,支撐和諧社會建設,充實和諧社會建設理論。
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階段特征
對于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這一概念的國家職能部門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經濟學界結合各地實踐對其內涵、特征等進行了探討,各抒己見。我認為,給出概念并統一認識尚非當務之急,從實際出發弄清特征卻是理論研討的突出任務。這將有利于深刻把握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涵義和主要任務,為各個區域確定建設目標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礎。
認識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特征首先要解決方法論問題。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廣度、深度、路徑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認為,特征在于關注社會發展、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協調性。這些分析看問題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啟發。但是我覺得,全面把握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基本特征,既要與以往的改革比較,也要看到未來、著眼階段性。就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務是長期的艱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別是綜合配套性改革要進行區域性先期試驗也是有依據和需要長期堅持的;現有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踐還處在起步階段。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國的綜合配套改革及其試驗區具有長存性。我們沒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長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現階段我國體制改革的突出任務,明確一定時期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階段性特征。就此應注意把握如下幾點:
1.從改革的階段背景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應順應一些特定歷史時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攻堅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務依然很重,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結束之后,要在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推進金融行業改革、創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等眾多方面繼續邁出有力步伐。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突破時期。以往的經濟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動粗放型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國今后要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邁出大步,體制改革必須服務于推動向集約型增長轉型、建設創新型國家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區域發展模式。三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國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長期歷史任務,但是根據國際經驗,在人均GDP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時為矛盾突顯期,我國已就此規定了至2020年的構建目標與主要任務,改革要特別體現這一重任的要求。
篇10
基礎知識的落實主要包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記憶、理解和靈活運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要求學生通過學習,掌握以下基礎知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格局;改革開放成就。為了落實基礎知識,我作了以下嘗試:
1.課前質疑。學生在一堂課上不可能時時刻刻集中精力,特別是對于高一的學生來說,歷史課本他們都能看懂,上課就容易開小差。課前指導學生預習,質疑課本,提出問題。在課堂上,當老師講到學生不理解的地方,他們就會集中精力,從而提高學生聽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2.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課文中涉及了經濟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等較為抽象的概念,教師可以先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然后要求學生根據經濟體制的含義發現農村和城市原有經濟體制的各種弊端;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含義解決農村和的主要內容,這樣有利于強化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理解。
3.對基礎知識的歸納整理。課后讓學生填提綱,形成完善的知識系統。提綱的結構分四個方面:改革開放之因、改革開放之策、改革開放之果和改革開放之續。通過對提綱的填寫,不僅有利于學生鞏固基礎知識,還有利于形成本課的知識體系。
4.對基礎知識的靈活運用。通過實戰會考和高考的相關試題,可以加深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有效檢測學生對基礎知識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與能力的提升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迅速發展》一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力爭讓學生掌握以下學習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會實踐的方法和能力。為了加深學生對改革開放歷史的認識,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充分開發和利用地方歷史,在講課前,我把研究對象定格在廣西玉林市,分別選取玉林新農村試點村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讓附近學生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開展廣泛的實地調查研究,掌握實地調查的方法,有效鍛煉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
2.觀察問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在講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格局時,我把學生調查到的有關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整理成三則材料,讓學生以經濟學家的眼光,用醫生的診斷方法,分別為改革開放前的玉林太陽村、玉柴集團和玉林對外交往情況寫一份診斷書。
3.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考慮到學生對醫生的診斷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讓學生“會診”,這樣,有利于培養學生合作學習和探究的能力。
三、認識的提高與情感的升華
簡單地說,要完成情感認識的升華與知識傳授相結合,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首先,以知識激起情感,形成學生的外部情感體驗。其次,以學生情感體驗為基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做出價值的判斷,形成相應的價值傾向,表現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并在情感上確信其價值的存在。最后通過情感和知識相互交融來達到情感態度價值觀教育的目的。
在教學的過程中,筆者力爭通過課堂教學,有效提高和升華學生以下的情感認識:
1.物質提高的享受。課前通過“結婚三大件”的變遷讓學生充分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人民物質生活提高的享受。
篇11
一、經濟制度的“謀略”性質決定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方向
就戰爭而言,兵事兇險不可輕啟,在二戰期間,希特勒種族滅絕的戰術固然對實現他的法西斯夢想立竿見影,收效甚快,但他的這一謀略顯然是兇殘的、毫無人性的,暫不說這一戰略的含金量與智慧度有多少,任何違背人民意愿的謀略注定失敗,可見戰爭中謀略戰術的性質定位直接決定著戰爭結果。
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著經濟改革的方向,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那么我國經濟體制無論怎樣改革都脫離不了經濟制度所規定的性質方向,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頻繁,例如在我國國有企業的控股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允許、加大外國資本、民營資本的控股比例,但國家資本在國有企業資金比例上依然堅挺,話語權依然無可動搖,這是由我國經濟制度性質牢牢決定的,擴大資金來源能國有企業更有活力、競爭力,但絕改變不了永遠開頭的“國有”二字;在改革分配制度的問題上,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不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直接社會勞動,因為高度單一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局面已經打破,那種除勞動以外,資本、土地等要素由國家或相關公有組織占有、支配、使用的情況也隨著市場化改革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按勞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統天下的基礎,但不能忽視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我國不可能像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放開生產要素分配,那樣會是收入差距固化,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由此可見,經濟體制的改革離不開經濟制度規定的方向。
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路徑,市場經濟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競爭,有競爭才有效率和競爭力,有效率和競爭力才能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發展壯大并立于不敗之地。所以,市場經濟是一個允許和鼓勵所有合法經濟主體進行公平競爭的制。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經濟而沒有非公有制經濟,那樣的市場經濟就沒有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在制度邏輯上也是沒有存在理由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雖然不再有“實現國家指令性計劃指標”的國家意志和要求,但仍然有保障國家安全、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實現重大國計民生目標、應對重大突發危機、保障國民經濟運行和基本民生需要以及增強戰略性產業國際競爭力等重大國家意志目標。因此,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具有重要價值。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保證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鞏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制,保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二、經濟制度“謀略”內容直接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和經濟發展的前景,但需要經歷一定的過程,且影響具有正負兩面性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爭中審時度勢,以奇制勝這一謀略成就了許多大勝的典型,草船借箭、木馬城戰,謀略選擇的推陳出新直接影響戰爭結果,同樣,經濟制度如何選擇,有多少創新意識關乎經濟改革、發展成敗。我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就出現了許多的案例。
就其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來看,最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公開場合表示,我國應減少對國外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國內的大型金融機構應加強內部評級的研究,更多做出自己的判斷、避免盲目跟風。這是對金融業界評級制度一次新鮮的信號,雖然這項制度并未完全普及,但我們絕對能夠預感到將來市場評級將會有的巨大變化甚至是深刻變革,也許整個評級機制完全改變也不是沒有可能,一種經濟制度的變革必然能影響一種經濟體制的變革,通過上述案例我們能清楚地認識經濟制度的變革與經濟體制改革魚與水的密切關系,一改則改,一動則動的密切關系讓經濟制度的作用更顯突出地位,換句話說,經濟制度的變革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是絕對的,且不論是正面、負面,只是時間問題。
當然一項經濟制度的選擇并不一定完全對經濟發展產生絕對的好或不好,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定是有好的影響和不好的影響,只是哪方面的影響大一些,中國選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定促進了經濟的蓬勃發展,但隨之出現的問題同樣不可忽視,社會貧富差距加大、泡沫經濟、投機經濟、經濟的大波動,這些問題也是經濟制度確立后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如果不及時控制也會制約經濟的發展。
正如兵書所說,“廟算知勝”、“兵者詭道”、“上兵伐謀”、“兵以詐立”和“運兵計謀”,如何運用謀略以及謀略選擇的重要是孫子兵法的核心,一國的經濟制度的選擇又何嘗不是這樣,一種經濟制度的選擇就是一國經濟發展的一種謀略選擇,沒有謀略便沒有勝利,沒有先進切實的經濟制度,便不能引領經濟的發展,更不能在全球沒有硝煙的經濟戰爭中取得勝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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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
篇12
篇13
也許是歷史的原因,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文明的起源地,總是在行動上與這片土地的天然氣質帶著一絲牽連,懷柔而含蓄。
說到中國的改革,勢必會立刻聯想到當下談的最熱的詞――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倘若要對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行法律的解釋,一定會有人站出來說,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會說,中國改革走到目前這種狀況,是“先體制外后體制內”,從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開始,從傳統政權勢力最不關心的地方和領域開始,最后接觸到中國改革最核心問題。
不論采取的是什么途徑,要想取得改革的實質性成功,最終必將觸碰到維持社會發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線,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現階段放入歷史中來考量,中國正在走的是從“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動作為最終實現法治的必經階段。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漸引起了世界范圍的普遍關注,他們紛紛探究中國這種如同“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如何能夠給中國帶來越來越大的利益。經濟學家們將中國這種改革模式稱為――漸進式改革。
這不同于前蘇聯休克式療法,搞一夜之間的大巨變這種暴風驟雨般的革命。這種“漸進式”是有好處的。通過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十年歷程,雖然改革的過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線卻相當清晰,隨著改革的逐步推進,改革的目標也愈加彰顯。改革從微觀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觀領域,這在邏輯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們改革措施和強度都是針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和社會承受能力來確定的。也許正是這種懷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種改革的方式,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會以這種方式步入法治經濟。
我們的市場經濟現階段來講發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與其相適應的市場經濟基石,比如缺少商業傳統、公民民主與公平意識,政治體制傳統的影響,最重要的是服務市場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體系的失衡。在產權方面,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13條明確規定了保護公民私有財產權,雖然法條上有明確體現,但憲法司法化的途徑在哪里?又如國家的一種無形產權,如國旗、國徽、“中國”字號等,商譽就意味錢,這也屬于國有資產。因而不應只將國有企業限于國有資產,它還包括國企外很多內容。在市場準入、交易與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沒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剛頒布不久的《反壟斷法》,與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來保護或者說培育競爭文化,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法律有效調控市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前提是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忠誠和信仰。我們可以說《反壟斷法》是很先進與科學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決現實問題才是優法與惡法的關鍵。倘若國家制定和頒布的許多經濟法律、法規被高高掛起、虛置一旁,很難實現其調控和規范市場經濟的功能和價值。還有,法律對一些特殊主體保護過寬,如“三資”企業法應給國民、外國人統一的待遇,統一標準、規格,使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處于同一起跑線,展開公平競爭。此外,還有作為法治經濟精神基石的誠信的缺失。
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從制度層面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創新的過程,而且只要我們承認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對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設計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間就發生徹底的變化的。任何制度的變革與創新都有相對穩定性和歷史承繼性。中國的現行法律體系不能完全適應經濟轉型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說,確認和保障市場經濟的主體及其權利義務的法律需要變,確認和保障市場交易規則和競爭規則的法律需要變,為避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滯后性而對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法律需要變,在國際經濟交往和國際經濟活動中調整對外經濟關系的法律需要變。因為這種歷史的變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就是向著法治化要求的改革,這種改革是漸進式的且只能是漸進式的,它不是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廣泛的利益相關者這一微觀主體發動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過,這場革命不像以往暴風驟雨那般。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