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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大學生對創業認識逐漸走出膚淺，更注重實際創新
值得注意的是，與2015年相比，2016年選擇創業的應屆畢業生比例明顯下降，比例由2015年6.3%降低至2016年的3.1%。雖然政策、投資環境和社會整體給大學生創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但鑒于大學生經驗欠缺，資源積累不足等原因，目前大學生創業成功的概率并不高;加之相比創業，高校更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因而帶來的直接創業人群并不多。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有創業意向及已經創業的大學生，對個人的創業的理解和認識開始有了多樣化，認識到創業不僅僅是注冊一個店鋪或公司那么簡單，也不止讓自己當個老板，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有了走向上市以及公益創業的目標，可以說是志存高遠。同時，多數人也認識到創業的風險，并表示愿意承擔風險，并不畏懼風險的存在，認為應該充分認識風險，做好防范及有效應對。
二、“90后”創業不只為理想，更為滿足自己的興趣愛好
最近的智聯招聘調查顯示，應屆畢業生選擇創業的主要原因是理想、興趣與自由。與2015年調查結果相比，選擇“興趣所在”而創業的學生占比大幅提升，從2015年的20.8%提升至24.2%，而選擇“實現自己的理想”占比則從2015年的27.4%降至24.7%。這表明了90后應屆畢業生在擇業時更加關注自己的興趣和追求內心的快樂，對夢想的認識更趨理性和落地。而本課題組也在調研中有了類似的發現，38%的創業者是因為個人興趣、性格及能力，所以選擇創業，23%的創業者是受所學專業或家庭影響選擇創業，21%創業者是在自己已熟悉的行業里創業。除了項目本身和資金，大學生創業者同時也關注創業的平臺便利性和發展空間。
三、創業者多數青睞資金前期投入小的項目，重視自身創業前期的積累
從大學生創業初期資金投入來看，10萬左右占了絕大多數。創業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個人積蓄、家人投資及合伙贊助。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個人積蓄占了可觀的比例，反映了當下大學生在真正開始創業前，多數已經開始有初期的練攤、兼職等創業實踐鍛煉經歷，并早早開始了理財規劃，為自己今后的創業既積累了經驗，又籌集了一定的戰略發展儲備資金。另外，銀行貸款在創業者初期創業時占的資金來源比例較少，這與初次創業心理有關，一是初期預算資金可能已經充裕，二是與傳統觀念相關，害怕失敗而負債。但實際上，目前大學生創業初期申請銀行貸款的人數已呈現上升趨勢，只是在與本身手頭所擁有的資金相比，有一定的比例控制，一般會比較理性地把貸款額度控制在可承受范圍內。
四、創業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呈現多元化，創業者對其個人能力及創業利益驅動的認知，有令人較為欣慰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顯著影響
通過本次調研，大學生創業認為要創業成功，其影響因素有多方面，政府政策支持所占比例較小，而較多的因素分別是創業者能力、資金是否充足、人際人脈、創業環境平臺，以及創新意識技術等。相對來講，創業者對自身能力要求較高，普遍認為創業者自身能力占最重要的因素。而事實確實如此，若創業者自身能力強，籌措資金的能力，人際關系處理能力，以及創新意識和開拓創新技術的能力一般都能跟上。
在調研中，大學生創業者在經過創業過程的摸爬滾打，對創業發起人應具備的能力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提出了幾條相對較中肯的必備素質，其中選擇最多的是具有較好的溝通能力，其次是較強的實踐及組織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質和適應能力，第三是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背景，第四是大局意識及時間管理能力。
同時，大學生創業者在配合此次調研也表示，創業對自己及他人帶來了一定的好處，首先是自己獲得了經驗，能廣交人脈，其次是解決自己的就業問題，第三是能為社會及他人提供就業崗位，第四是自己獲得物質財富及個人地位，更有成就感。
當下的大學生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其思想和行為都有了自身鮮明的特點。隨著時代的進步，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大學生創業者一是擁有了更豐富的信息來源，知識量更廣，思想認知更超前，考慮問題相對上一輩其實更成熟和先進，二是在經濟條件普遍富裕的今天，大學生創業不止為理想，更體現自身的興趣愛好及能力，三是在資金投入在初期并非要求大手筆，既謹小慎微，也注重從小項目入手及前期積累，合理利用貸款，四是對創業者素質和能力為創業成功帶來的影響，給以較多的重視，而且對創業過程帶來的好處認知，更符合當代大學生努力完善自我的要求。雖然，價值觀越來越難以聚焦，但大致方向未改變，大學生創業者在實踐中仍在踐行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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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式上看，微課教學模式以興趣激發和智慧啟迪為教學目的，將課程按照知識點或教學重、難點分成不同的教學模塊，每個教學模塊是一段5-12分鐘的視頻[2]，適合通過移動終端進行在線學習和翻轉課堂，以其短小精悍和傳播效率高等優勢受到大眾歡迎。從本質上講，微課解決了“互聯網+”背景下傳統批量化教學模式與個性化學習需求之間的矛盾，具有自治、自組織和自適應性的特點，其表現在：①允許學生建設自己的專屬在線學習資源庫，給予學生以自主學習的空間，打破了傳統上由教師“大包大干”的課堂灌輸。②微課突破了課堂教學的時空限制，使學習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同時滿足了具有不同稟賦的學習者的學習需求。③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雖然認識和確立了學生的主體地位，但卻往往會湮沒學生的主觀能動性[3]，而通過微課這一泛在學習方式，充分發揮了學習者的主體作用，使終身學習這一目標成為可能。
2基于微課的機械制造技術基礎教學改革
2.1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模式的多維特征
從系統工程論的思維考慮，基于微課的機械制造技術基礎翻轉課堂，其本質是在“互聯網+”思維啟發下，針對機械制造技術基礎教學過程中某個知識點或教學環節，以Internet（包括移動互聯網）為工具，以教學視頻為載體，將教師、學生、教學資源、教學內容等四個關鍵要素及其關系進行優化重組，形成模塊化、可視化、泛在化、柔性化等特點的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創新教學模式，該模式蘊含了時間-空間-結構相融合的多維特征。
（1）時間維度：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體系需要隨著新資源、新技術和新目標的引入而不斷的演進，在演進中得以完善和進化，就如有生命力的有機體一樣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和發展。
（2）空間維度：指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體系是互聯網技術與傳統教育手段深度融合的產物，因此其拓展需要以網絡空間為載體。如將各個教學資源網站進行互聯互通，甚至建立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提供免費下載和資源共享。
（3）結構維度：指在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過程中，以啟發式的項目學習法為引導，通過需求和問題導向，激發學生的協同創新思維，以增強其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其獨立思考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
2.2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體系的頂層設計
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模式通過制作精良、觀賞性強的系列微資源來激發學生興趣，但其自身存在一個先天性不足：就是教學內容的科學系統化與微課的碎片化之間的矛盾。因此，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的設計和實施要有系統的頂層設計思維，從系統科學角度設計具有邏輯性和整體性的微課體系，成為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改革成敗的關鍵。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設計的基本思路是，以項目學習法提出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的教學目標，以此設計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群，將各個微課以項目導向或需求導向進行銜接，從而實現知識點的穿針引線，提升學習的系統性，實現碎而不亂。具體步驟如下：①將各個相關知識點進行優化重組，實現課程知識點設置的主題化、模塊化；②將各個知識點，依據教學目標或項目學習法，進行知識點邏輯銜接，形成5-12分鐘的微課；③對傳統教學模式和工具進行信息化改造，實現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廣泛深度的傳播，提高教學效果和質量；④引入“互聯網+”思維，通過“互聯網+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建立該課程的微課空間和微課群，培養學生的眾創意識,實現課程的教學目標。
2.3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實踐
由于微課的教學內容是包含單一知識點的視頻，僅靠此視頻難以滿足機械制造技術基礎的教學需求，必須通過整合多個微視屏及相關輔助教學資源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教學環境，以便完成機械制造技術基礎的教學任務。如“機械加工工藝”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以典型零件的加工工藝過程為主線，帶動金屬切削原理、刀具、機床、工藝及夾具等內容的視頻串講，在此過程中,適時切入機械加工工藝原理的動畫，為學生詮釋其基本原理。
3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云服務平臺
為使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教學體系良性化發展，賦予其更多大眾化和服務化屬性是必然的選擇。為實現該目的，本文基于云計算技術，將所有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優質“微課”資源進行了整合，構建了一個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云服務平臺，學習者通過統一的接口接入“云”中，既節約了成本，也滿足了學生自主學習、業余學習和互動學習需求。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云服務平臺架構分為五層：用戶層、業務層、組件層、工具層和基礎層：①基礎層：提供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包括應用服務器及相關存儲和網絡設備，提供計算、存儲、帶寬等按需的硬件服務。②平臺層：提供平臺即服務PaaS，支持微課注冊、、搜索匹配和學習平均及綜合管理等平臺工具。③服務層：提供軟件即服務SaaS，如系統接口和運行環境，存儲并管理各種服務構件。④業務層：根據各種不同的學習需求，調用服務構件組合成不同的服務。主要包括互動教學、創新實踐、校企協作、在線作業、考試管理等服務；⑤用戶層：給學習者提供各種移動終端接入《機械制造技術基礎》微課云服務平臺的接口進行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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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時代，中國傳統制造業的發展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漸消失，h境問題日益突出，發達國家制造企業逐步轉移，等等。目前，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逐漸成熟，“互聯網+”一切傳統行業成為可能，為傳統企業實現快速發展和轉型升級帶來重要契機。中國于2015年提出“互聯網+”行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旨在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促使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從而實現制造業的跨越式發展。互聯網已成為企業顛覆傳統價值創造方式，改變競爭結構，對產業基礎實施“創造性破壞”的利器（趙振，2015）[1]。傳統制造企業受到“互聯網+”時代日益動態復雜環境的沖擊，已有的競爭優勢逐漸被消磨殆盡，面臨著巨大的轉型壓力和挑戰，甚至面臨著被市場淘汰的風險。因此，制造企業如何把握“互聯網+”時代的發展機遇，實現互聯網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從而提升組織敏捷性以快速適應外部環境將成為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從組織敏捷性視角探究“互聯網+”對制造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以期為傳統制造業提升自身競爭優勢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定思路和借鑒。
一、“互聯網+”內涵及思維特征
（一）“互聯網+”內涵
近年來，“互聯網+”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研究，但是其內涵在學術界并未形成一致的觀點。其中，柳洲（2015）從產業集群視角認為“互聯網+”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術推動經濟和社會系統不斷逼近帕累托最優的動態演化過程[2]；童有好（2015）從工業視角認為“互聯網+”是用互聯網工具逐步把企業內外價值鏈全部數據化，是互聯網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3]；趙振（2015）從價值鏈視角認為“互聯網+”實質是實體產業價值鏈環節解構，并與互聯網價值鏈“跨鏈”重組的共生現象[1]。雖然學者們對其內涵頗有爭議，但集中體現了以下含義：第一，“互聯網+”離不開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和支持；第二，“互聯網+”強調的是一個“+”，即注重互聯網與傳統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第三，“互聯網+”所要達到的效果是充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價值創造體系的改進。總之，從企業視角認為，“互聯網+”是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將互聯網與傳統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運營管理等制造全生命周期進行深度融合以實現優化、重構甚至顛覆傳統企業價值創造體系的過程。
（二）“互聯網+”思維特征
互聯網為企業快速發展提供了一種工具、平臺或者媒介，而“互聯網+”為企業尋求新機遇和轉型升級提供了一種新思維。與傳統工業化思維相比，“互聯網+”思維更具時代性、突破性和顛覆性。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以及“互聯網+”實踐常態化，對企業思維方式產生了深刻變革，主要體現三個特征。
1.開放思維。開放思維是指企業摒棄傳統封閉式思想，嘗試以開放、合作和共享等方式解決問題、促進發展的思維模式。“互聯網+”時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鼓勵傳統企業打破邊界，建立一種企業間以合作、共享、共贏的方式參與市場競爭的生態圈模式。開放思維強調“互通互聯”。一是注重企業內部的“互通互聯”。企業是一個由人、機、物等組成，嘗試整合、協調和優化組織運營過程中信息流、物流、資金流、商流等的復雜系統。然而，傳統企業內部往往存在著部門封閉、各自為政、溝通壁壘、信息孤島等問題，難以發揮組織系統的協同性。開放思維強調企業打破內部封閉局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企業內部互通互聯，有效整合內部資源，打破部門間溝通壁壘，促進各部門信息和資源共享，減少或避免信息孤島現象，提升彼此合作的協同性。二是注重企業與外部的“互通互聯”。“互聯網+”時代的競爭已不再是企業個體間的競爭，而是基于企業參與的由供應商、合作方、用戶等群體共同組織的商業生態圈的競爭。因此，企業必須具備開放思維，主動與外部進行互通互聯，突破傳統邊界，整合企業內外部能力、技術、人才等優勢資源，加強企業間的合作與共享，從而實現互利共贏。
2.跨界思維。跨界思維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持的一切都具有相關性、一切都能互聯、一切都能融合的突破傳統邊界的思維模式。互聯網的日益滲透逐漸打破了傳統行業邊界，甚至對傳統行業進行顛覆或產生一種“破壞式創新”，使跨界成為一種新常態。“互聯網+”本質是跨界，通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深度融合的方式以突破傳統行業所固有的邊界，驅動傳統企業進行“互聯網+”的跨界戰略轉型。外部競爭環境日益動態復雜，跨界已成為企業打破傳統思維方式以提升競爭力的關鍵，成為企業“互聯網+”時代迎合市場動態需求和實現企業品牌價值延伸的重要手段。例如蘇寧“電商+店商+零售服務商”的云商模式，促使線下線上同價，實現O2O戰略轉型，是傳統零售企業自我突破和實現“互聯網+”跨界戰略轉型的典型范例。因此，企業應樹立跨界思維，以開放的心態去洞察外部環境變化，結合企業實際探索“互聯網+”跨界之道，跨越組織邊界、跨越企業邊界和跨越行業邊界等，不斷尋求創新式的運營模式或商業模式，切實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
3.逆向思維。逆向思維是指一種通過改變傳統固有或常規化邏輯思維，以一種全新方法來考慮問題的非常規思維模式。企業傳統思維模式：即由研發設計、生產加工、經營銷售，最終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顧客，形成一個完整的“企業――顧客”的單線程的價值鏈條，充分體現了企業供給決定顧客需求的理念。然而，在“互聯網+”時代，這一傳統邏輯思維模式將被打破，顧客成為企業研發設計和創新的起點，即顧客能夠成為企業的一員參與到企業的活動中來，為企業研發設計出謀劃策，提供創新性思維和建設性意見，從而形成一種“顧客――企業――顧客”循環式的價值創造鏈條，體現了顧客需求決定企業供給的理念。隨著社交網絡、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的應用日益成熟，企業通過“互聯網+”顧客需求成為現實。一方面，企業能通過構建官方社區與顧客主動溝通互動，通過顧客建設新意見或創新性想法為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改進和創新提供思路。另一方面，企業利用大數據技術能夠對顧客需求、偏好、行為軌跡等數據資源進行抓取、分析和挖掘，以便更好地洞察顧客需求和外部市場環境變化，甚至會產生一種基于“顧客需求――營銷――制造――庫存――采購”的倒逼效應，以促使企業生產經營改進和完善，減少或避免牛鞭效應。
二、基于“互聯網+”的探索式創新
目前，我國進入網絡化發展時期，企業積極探索“互聯網+制造業”的發展模式。海爾集團成為“互聯網+”時代改革的先行者和實踐者，尋求由傳統制造企業向現代互聯網企業轉變的突破，為了落實和推進企業的互聯網轉型升級，海爾集團不斷探索和尋求基于“互聯網+”的創新之路。
（一）基于“互聯網+”的企業管理模式創新
在互聯網戰略的引導下，海爾集團在戰略、組織、員工、用戶、薪酬及管理等方面進行了顛覆式創新（如圖1）。戰略方面，海爾集團的戰略是構建以用戶為中心的共創共贏生態圈，實現企業的平臺化；組織方面，打破傳統封閉式的、金字塔式的科層制組織結構，建立現代開放式的、扁平化的W絡組織，努力成為互聯網的節點，實現企業的去中心化；員工方面，驅動海爾員工由最初的雇傭者、執行者向創業者、合作伙伴轉變，實現企業員工的創客化；用戶方面，構建能夠為用戶提供最佳體驗的生態圈――社群，以充分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薪酬方面，構建用戶付薪平臺，驅動海爾員工的薪酬由海爾集團支付向由海爾用戶支付轉變；管理方面，顛覆傳統的線性管理方式，探索以非線性的管理方式實現組織自演進目標。其中，戰略和組織創新是決定海爾成長的兩個重要變量，員工和用戶是決定海爾企業興衰的關鍵因素，而薪酬機制是企業的重要驅動力，管理創新有助于引領企業目標自演進。各種創新機制之間相輔相成，不斷推動著海爾集團的互聯網轉型。總之，海爾集團顛覆式的管理模式創新，是基于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為驅動傳統制造型企業向現代互聯網型企業轉變而進行的探索式創新。
（二）“互聯網+制造業”實踐――互聯工廠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快速發展，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日益成熟，為促進“互聯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帶來重要契機。在沒有可供參考的“互聯網+制造業”轉型目標的前提下，海爾集團順應互聯網發展的時代潮流，積極探索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持下互聯網與制造業的融合模式，以用戶需求為導向，嘗試探索和布局海爾互聯工廠（如圖2）。從2012年起，海爾打造了第一個智能互聯工廠――沈陽冰箱工廠，后續又構建了鄭州空調、佛山洗衣機、青島熱水器等多個智能互聯工廠。海爾智能互聯工廠顛覆了傳統大規模制造模式，向為用戶提供大規模定制模式轉變，逐步取代了傳統單純依靠廠商提供消費者可選擇的產品的制造模式。
海爾互聯工廠就是以用戶需求為導向（如圖2），實現用戶通過互聯網與企業研發、制造、服務等生產運營過程進行交互，生產出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的產品，從而提升消費體驗。海爾互聯工廠利用互聯網、物聯網、傳感器等將企業硬件、設備、產品等實現實時互聯，促使硬件、設備、產品的自動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打造全生產流程無人化的智能工廠，同時與用戶實現互聯與交互，引入用戶需求，讓用戶參與到產品設計、制造、服務等全流程中來，并將用戶信息能夠同時傳遞到海爾的設計資源、供應商資源及全流程的小微，促使互聯工廠能夠快速獲取用戶需求，并根據用戶需求進行智能化生產運作，并且能夠實現全生產流程的可視化，便于用戶的監督和隨時查看，快速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實現由傳統大規模制造向大規模個性化定制模式轉變。
總之，海爾互聯工廠是“互聯網+制造業”的具體實踐，改變了企業傳統研發、采購、制造、營銷到最終消費者的串聯式流程，形成一個基于“互聯網+”的以用戶中心的、多種合作方共擔風險和共享利潤的、開放的并聯式智能流程，即用戶訂單需求能夠同時到達企業研發、供應商、工廠等端口，合作方協同合作，共同為實現用戶個性化定制需求而努力，最終及時生產出符合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產品。
（三）基于“互聯網+”的平臺合作模式
海爾集團基于“互聯網+”的開放思維，利用平臺模式充分整合供應商、服務商、科研人員及機構、客戶等優質資源和能力。海爾構建的網絡化合作平臺主要包括產品定制平臺、開放式創新平臺、模塊商資源平臺等。
1.海爾開放式創新平臺――HOPE平臺。HOPE平臺是中國最大的開放式創新平臺，主要是由技術專家、高校科研人員、極客、創客等用戶構成的研發創新式生態圈。在此平臺，用戶可以技術需求，或提交技術解決方案等。HOPE平臺基于大數據技術和標簽自動匹配技術能夠實現技術需求和解決方案的自動匹配，同時還可以通過線下專家團隊對解決方案進行技術分析和評估。對海爾而言，HOPE平臺是為海爾解決家電技術難題及技術需求的一個較多可選擇合作資源方的便捷平臺，通過技術分析和評估以選擇最佳的技術合作資源方，從而以最高的效率來滿足海爾研發需求和技術需求。
2.海爾模塊商資源平臺――海達源平臺。海達源平臺是全球家電業第一家為供應商資源提供在線注冊、直接對接用戶需求的零距離平臺，垂直整合了家電行業的多級供應鏈、金融服務、倉儲物流等平臺服務，從而實現模塊供應商、家電用戶及供應鏈上的合作方能夠直接交互，形成網絡化的生態圈，目的是打造一流的模塊商生態系統，為用戶提供全流程最佳體驗。在此平臺，供應商可以與用戶進行在線交互和交易，并能夠及時模塊化解決方案。
3.海爾產品定制平臺――眾創匯平臺。眾創匯平臺主要包括模塊定制、眾創定制、專屬定制等三種定制模式。消費者根據自己的需求，可以選擇產品的顏色、型號、功能等進行簡單的模塊組合（模塊定制）；可以與設計師、工程師等實現零距離交互，提出自己的創意或期望，進行新產品迭代（眾創定制）；亦可進行一對一定制專屬自己的獨特產品（專屬定制）。然后，通過網上生活場景模擬體驗最終下單，從而打造一個切實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產品。海爾眾創匯平臺改變了消費者只能購置廠家已生產的現有產品的被動局面，能夠充分發揮消費者的創意和靈感，提升消費者參與度和滿意度，切實增強用戶體驗。
總之，海爾集團的各個平臺體系之間相輔相成、互通有無，充分整合了海爾集團的利益相關者，包括供應商、服務商、高校、科研機構及用戶等，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開放式生態圈。
三、“互聯網+”探索式創新對企業組織敏捷性的影響
組織敏捷性是企業在變幻莫測的環境中快速成長及對相應變化能快速做出反應的能力（Goldman，1995）[5]，反應了企業在動態復雜環境下自我調整和演進的適應能力。基于動態能力視角，組織敏捷性主要由運營敏捷性、合作伙伴敏捷性和客戶敏捷性構成（Sambamurthy等，2003）[6]。其中，運營敏捷性和合作伙伴敏捷性是企業提升組織敏捷性的重要手段，而客戶敏捷性是企業提升組織敏捷性的最終目的。各維度之間相輔相成，環環相扣，共同影響和決定著企業組織敏捷性。“互聯網+”時代，海爾集團將“互聯網+”思維融入企業生產運營過程中，創新企業管理模式，促使企業平臺化、組織網絡化、員工創客化等，打造了無人化的智能互聯工廠，實現與用戶的實時互聯，為用戶提供規模化定制服務，推動“互聯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切實提升了海爾集團的組織敏捷性。因此，本文分別從運營敏捷性、合作伙伴敏捷性和客戶敏捷性三個維度來闡述海爾“互聯網+”探索式創新對企業組織敏捷性的影響。
（一）對運營敏捷性的影響
運營敏捷性是指企業以保持組織柔性、提升部門協同性、優化生產流程、敏捷制造等方式快速應對環境變化的能力。海爾集團基于互聯網戰略積極探索“互聯網+”實踐，創新組織結構，大量削減中間管理層，構建扁平化的網絡組織結構，驅動員工創客化、組織小微化，構建無人化智能互聯工廠，探索“互聯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海爾提升組織運營效率。
1.構建扁平化網絡組織，提升了企業組織柔性。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具有管理成本低、效率高、信息反饋迅速等顯而易見的優點（盧彥，2015）[7]。海爾集團基于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積極創新組織結構，建立開放式的、自下而上的、扁平化的網絡組織結構，以代替傳統封閉式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科又譜櫓結構，大力削減集團企業內部的中間管理層人員。海爾集團扁平化的網絡組織能夠減少組織層級間匯報的阻礙，提升組織溝通和信息傳遞效率，降低運營的時間成本，進而增強組織的柔性和靈活性。
2.驅動員工創客化，增強了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海爾集團對員工實施放權，培養創業者和小微組織，并將對員工的選擇權、評價權、淘汰權等交給用戶和市場，改變企業員工消極被動和推卸責任的狀態，最大限度地激發海爾員工的活力和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市場存在一種馬太效應，海爾員工只有通過努力不斷為用戶創造價值才能贏得更多的用戶，否則他們將會被用戶和市場所淘汰。因此，海爾的創客化、小微化有助于增強組織活力、敏捷性和創新性。例如，海爾“雷神”3人組成的創客團隊通過貼吧、論壇、QQ群等多種渠道與用戶積極溝通和交流，尋找和挖掘現有游戲本的用戶需求痛點，創造出“雷神”品牌，首發日就受到廣大游戲愛好者的追捧（文丹楓等，2015）[8]。
3.構建智能互聯工廠，實現了企業敏捷制造。海爾集團基于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的思想，通過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海爾產品制造過程的模塊化、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從而保證海爾互聯工廠能夠以高柔性、高效率、高品質地生產客戶大規模定制的產品。其中，模塊化是用戶個性化定制的基礎，包括基本模塊和可變模塊，也是海爾互聯工廠實現柔性制造、敏捷制造和智能制造的基礎。例如，海爾沈陽工廠實現一條生產線由最初支持20多個型號到支持500多個型號的柔性大規模定制，生產節拍縮短到10秒一臺，訂單周期從15天縮短至7天，成為全世界冰箱行業生產節拍最快、承接型號最廣的工廠（劉靜，2015）[9]。
（二）對合作伙伴敏捷性的影響
合作伙伴敏捷性主要是指企業與合作伙伴之間通過某種合作形式，例如虛擬企業、戰略聯盟、平臺模式等，實現資源、能力互補，提升合作協同性以共同應對市場競爭的能力。海爾集團基于互聯網+思維構建了平臺合作模式，促使企業平臺化。海爾集團創建了眾創匯平臺、HOPE平臺、海達源平臺等多個平臺，廣泛吸引優秀專業人員、資源供應商、方案服務提供商、高校和科研機構、創客等優質資源和能力接入，從而形成一個集聚眾多優質資源和能力的平臺化、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并聯平臺式生態圈，有助于提升海爾集團合作伙伴敏捷性。
1.動態選擇合作伙伴，提升合作靈活性。傳統企業的合作模式往往是一種固定狀態，由于彼此間信息不對稱、信息流動性較差，致使企業對合作伙伴的搜尋成本和轉換成本較高，從而導致企業間固定化的合作模式成為常態化。然而，互聯網時代的數據和信息呈爆炸式增長，并且流動性增強。企業能夠更快、更便捷、更低廉地獲取大量的信息，并基于一定的技術手段從中挖掘有價值的信息，能夠有效降低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為解決企業傳統固定化合作模式問題提供了信息基礎。海爾集團基于開放式的生態平臺實現合作伙伴的動態選擇，改變了傳統的一對一的合作模式，為海爾提供眾多優質資源、能力和合作伙伴。特別是針對技術需求和創新需求，海爾往往在眾多服務或技術提供商中基于一定的技術評估和用戶評價等信息來選擇最佳合作方，以彌補海爾集團資源和能力的不足，實現海爾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合作雙方的利益最大化。
2.構建基于平臺的合作模式，增強合作協同性。“互聯網+”時代，企業間的競爭已不再是零和博弈的競爭關系，而是基于非零和博弈的、多元化的合作競爭關系。基于平臺的合作模式能整合企業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實現資源的動態整合和優化配置，從而形成一個自循環的生態圈。平臺的參與者越多、平臺越有價值、用戶之間符合共享經濟規律，隨著用戶量和參與度的提升，每個用戶的溢出效應越大（呂本富，劉穎，2015）[10]。海爾集團打造以用戶為中心的并聯式的生態型平臺，以開放式的姿態憑借其龐大的用戶資源吸引眾多優秀的資源商、服務商、技術企業等優質資源嵌入海爾平臺，通過改變傳統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倉儲物流、營銷服務等串聯式流程，省去由用戶訂單到企業，到供應商發貨送往工廠、最后到物流和銷售的繁瑣環節，讓海爾企業、員工、供應商、服務商等基于海爾智能化平臺直接與用戶實現零距離交互，從而使海爾與合作伙伴能夠從各自不同角度積極共同響應消費者需求，充分發揮“1+1>2”的協同作用，最終基于彼此不同的市場目標而形成一種協同為用戶服務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海爾集團基于平臺化的合作模式是對企業內外信息、資源、用戶等動態整合，既能發揮企業自身的資源優勢和能力優勢，又能與異質性的外部合作伙伴的資源優勢和能力優勢實現互補與對接，從而更好地發揮協同效應，提升企業競爭力。
（三）對客戶敏捷性的影響
客戶敏捷性則是指企業快速感知客戶需求變化，深入挖掘客戶內在需求，及時提供相應產品和服務來滿足市場需求的能力。德魯克認為企業的唯一目的就是創造顧客。海爾集團基于用戶驅動理念，以用戶為中心，構建用戶大數據平臺，打造全程可視化互聯工廠，與用戶實現零距離交互，動態把握顧客需求，由傳統大規模制造型企業向現代大規模定制服務型企業轉變，有助于提升客戶敏捷性。
1.大數據分析用戶需求，提升顧客需求感知敏捷性。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快速發展，大數據資源已不再是互聯網企業的專利。目前，海爾已經擁有一個2億家庭用戶的社交化客戶關系管理（SCRM）數據平臺，擁有海量的顧客數據資源。此外，海爾集團致力于將電器產品互聯網化，形成一種智能化設備――網器，智能采集用戶及周圍的環境數據、電器運行數據、人機交互數據等，構建大數據生態圈，為海爾集團挖掘用戶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數據基礎。海爾集團基于大數據技術和資源動態分析用戶行為，挖掘和精準把握消費者的潛在需求，然后采用量化分值來定義消費者潛在需求的高低，幫助員工主動、快速、精準地與用戶進行交互和營銷，實現企業產品和顧客需求的精準匹配，切實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例如，海爾大數據平臺與蘇寧云商對接實現對用戶需求的精準滿足，會員精準轉化率4.6%，高于電商轉化率均值2%，在2015年“7.17”營銷事件中，共同為60萬用戶提供了個性化產品和服務，使海爾空調、冰箱等全品類全面售罄。
2.與用戶零距離交互，提升服務敏捷性。“互聯網+”時代，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降低。消費者不僅擁有更多的選擇權和話語權，而且需求日益個性化、差異化，對企業產品和服務快速滿足消費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爾以用戶需求為導向，打造全流程透明可視的智能互聯工廠，從研發、制造、物流等制造全生命周期實現與用戶的零距離交互，將用戶變為“產消者”，讓用戶參與到企業價值創造的全流程中來，促使用戶與企業的融合，提升用戶的參與感和實現用戶的個人價值。海爾與用戶的零距離交互，實現企業大部分員工與用戶直接接觸和交互，動態了解和把握用戶的真實需求，并將其新思想、觀點、建議等融入到產品和服務中來，促進企業產品和服務的改進、迭代和創新，及時改善用戶產品和服務體驗以滿足用戶個性化、差異化需求，切實提升了海爾企業服務敏捷性。
四、啟示
通過對海爾集團案例研究l現，“互聯網+”時代，制造企業面臨的競爭環境日益動態復雜，海爾基于網絡化戰略探索“互聯網+制造業”的融合與實踐，積極進行管理模式創新，構建扁平化的網絡組織結構，驅動員工創客化、組織小微化，構建全流程可視化的互聯工廠，從而提升企業運營敏捷性。搭建開放式、并聯式的平臺型生態圈，促使企業合作動態化、平臺化，進而提高企業間合作的靈活性和協同性，從而提升企業合作伙伴敏捷性。以用戶為中心，基于大數據技術及資源動態感知顧客需求，與用戶進行全流程零距離交互，提升用戶產品和服務體驗，從而提升客戶敏捷性。總之，海爾集團“互聯網+制造業”的探索和實踐，使海爾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由傳統大規模制造型企業向現代大規模定制化服務型企業轉變，促使海爾研發、制造、物流、營銷等全生命周期過程的信息化、智能化、敏捷化，切實增強了企業快速應對環境變化的能力。
“互聯網+”時代，許多制造企業仍處于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傳統工業化思維仍然盛行，對“互聯網+”的認知偏差（童有好，2015）[3]，難以實現“互聯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從而跟不上時展潮流。因此，傳統制造企業應結合自身實際，樹立“互聯網+”思維，以顧客需求為導向，嘗試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探索企業“互聯網+制造業”的融合與轉型，從而提升組織敏捷性。
1.樹立“互聯網+”思維。傳統制造企業應該深入了解“互聯網+”的內涵，摒棄傳統封閉式的以企業資源和產品為中心的工業化思維，樹立開放式的以客戶為中心的“互聯網+”思維，即以互聯網為切入點，思考如何基于新一代信息技術使企業以開放的姿態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和能力，實現企業傳統業務的“互聯網+”，顛覆企業傳統管理模式、組織架構、商業模式等，促使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競爭力的提升。
2.加強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生命周期的融合。“互聯網+”時代，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得到普及和廣泛應用。企業應注重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生命周期過程的融合，例如，利用云計算為企業研發、設計、運營等提供虛擬化環境和強大的計算能力；利用物聯網技術實現企業“人、機、物”三元世界的互聯；利用大數據技術對企業海量數據資源進行分析和挖掘或精準營銷等。總之，傳統制造企業應積極探索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與實踐，努力提高企業在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銷售服務等制造全生命周期過程中的信息化水平，加強對企業內外部數據、信息及知識內在價值的挖掘與共享，創新企業生產運營模式，驅動企業產品制造過程數字化、敏捷化、智能化，從而提升企業運營敏捷性。
3.構建平臺化合作模式。“互聯網+”時代是注重異質性企業以合作方式參與市場競爭的時代。互聯網有效地突破了時間、空間、組織的限制，為企業間以戰略聯盟、虛擬企業、業務外包、眾包等方式合作提供了虛擬化平臺。因此，傳統制造企業應與供應商、消費者、云服務提供商、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利益相關者搭建一個開放、平等、利益共享的生態型合作平臺。基于平臺化的合作模式，企業在對組織內資源、技術、能力等進行重新掃描、審視、評估的基礎上，結合企業實際，充分利用平臺內合作方的技術優勢、資源優勢、能力優勢等，充分發揮“1+1>2”的協同作用，從而提升企業合作敏捷性。
4.注重企業服務化轉型。“互聯網+”時代，制造業服務化成為制造業發展的必然，促使制造企業以制造為中心向以制造服務為中心轉變，為制造業提供了新的利潤增長點。傳統制造企業必須注重企業服務化轉型，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加強與客戶的零距離交互，倒逼企業重新審視價值創造體系，不斷向價值鏈的服務端延伸。例如，利用大數據資源和技術深入分析和挖掘客戶潛在需求，從而為客戶推薦個性化產品服務。因此，傳統制造企業應重新審視企業價值創造活動，引導客戶參與企業價值創造過程，將客戶新思想、觀點、建議融入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改進、迭代和創新過程中，不斷增加產品服務附加值，切實迎合客戶需求，從而提升客戶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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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邊不是充斥著如此這般的成功故事么？先不說那幼稚的接近于腦筋急轉彎的“將梳子賣給和尚”的純銷售思維，只說星巴克、維珍、范思哲等靠營銷戰略成就的品牌，就可以體會營銷思維的極端重要性。大衛奧格威、菲利普科特勒、萊維特、里斯等牛人對產品思維和營銷思維之間的關系也不乏真知灼見。
然而，產品思維真落后了嗎？我認為恰恰相反，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在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產品思維才是真正先進的品牌思維！一定還是營銷思維主導么？一定要投入大量廣告么？一定要維持一個龐大的營銷部門么？這種營銷思維還那么堅不可摧么？在互聯網時代和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切都變得不再那么肯定。最近，表現主義的后現代作品“錘子手機”那把愣頭愣腦的、見誰砸誰的錘子毫不留情地砸向了傳統營銷。這面墻現在還沒有倒，也差不多得倒了。
實際上，互聯網時代的品牌競爭，已經越來越多地從營銷思維重回產品思維。產品思維的核心是產品本身，營銷思維的核心是渠道。從本質上說，所謂現代營銷思維產生于渠道稀缺的時代。以至于許多營銷牛人信誓旦旦地宣稱：營銷就是做渠道！從4P到4C到4S，里面少不了的一個方子就是營銷渠道。曾幾何時，當你心存疑慮，謙虛地去請教營銷大師：“請問師傅，我怎樣才能做好營銷？”大師往往會對你露出神秘一笑，然后緩緩地說：“渠道”。
此情此景，不禁令我想起某禪宗大師在海外訓斥其洋弟子的場景。弟子們虔誠地在地上跪成一排，雙手合十，緊閉雙目。在做什么？當然是冥想。想啊想，想啊想。大師當然不會閑著，他會悄無聲息地緩步走到弟子跟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朝他光頭上猛敲一下，并馬上問一句：“Have you got it？”，意思大概是：“你悟了么？”。洋弟子們鮮有說不悟的。否則，會被人譏笑連醍醐灌頂這個禪宗常識都不知道。其實，我倒是很想去問一問他們：你到底悟了什么？
是的，渠道！君不見，江蘇浙江一帶的服裝廠商每年都會在經銷商大會上比拼誰的條幅做得更大，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條幅上一般都會這樣寫：得渠道者得天下！我將此稱之為品牌成長年代的“渠道信仰”。但是，渠道稀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也許一去不復返了。互聯網已經將渠道縮短，短到幾乎為零；它也將渠道弄得無比細密，細密到幾乎無法見縫插針。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渠道形態已經出現從未有過的重大變化。
淘寶到底是渠道還是供應商？是的，它是渠道，它不是供應商。確切地說，它是供應商們既愛又恨的夢魘――傳說中的每個月末躲在房里樂滋滋咧著大嘴數錢的大房東。但是，親，如果對一個只上淘寶而幾乎從來不去實體店買東西的消費者來說，將淘寶、天貓、京東、1號店們理解為一個個大供應商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連本來在價值鏈中湊熱鬧的順豐都推出“順豐優選”，逆襲美食供應商。這年頭的商業真不一樣了，渠道感幾乎蕩然無存。
蘋果很少做廣告。Facebook幾乎從來不做廣告。特斯拉從來不做廣告。小米和錘子的廣告非常有限。海爾已經宣布，不再投放傳統平媒廣告。這些互聯網新貴正在紛紛回歸產品思維。他們并未拋棄營銷思維，只是在營銷之上產品本身的話語權在急速提升。聯想還在花巨資大做廣告，但公認的大品牌恰恰是不怎么做廣告的品牌，而不是其它。不知大衛奧格威看到當今的世界會作何感想？
蘋果、Facebook、特斯拉、Google的產品各有金剛鉆，才攬得下高精尖的瓷器活兒。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它們的產品在各自所處的品類中都是佼佼者。蘋果產品的創新度毋庸置疑。Facebook因其產品的持續創新而獲得了極高的客戶忠誠，從它豪擲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的壯舉，可以再次感受到它對產品的極端重視。特斯拉的產品創新度在汽車行業可說無出其右。Google神秘的Google X部門更是不計成本地只做一件事：產品創新。Google眼鏡和Google汽車都出自這個部門。
新經濟的提法曾經甚囂塵上，B2B、B2C、C2C也日漸成為這個經濟學流派的標配詞匯。但時光進入到2014年，全球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已經超過24億的時候，還將B2B、B2C、C2C等術語掛在嘴邊，就真有點不合時宜。以后的商家全是O2O。如果還不是O2O，那才真是落后了。如果說蘋果這種估值幾千億美元的品牌都對廣告不那么熱衷，我們還能不好好思考一下產品思維而不是營銷思維的重要性？對品牌來說，營銷一直很重要，但在極大消解了渠道重要性的移動互聯網時代，產品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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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思維是一種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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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互聯網正在高速發展，已經與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關。這就給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帶來新的課題。本文擬就互聯網時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談一點粗淺看法。
一、利用互聯網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與特征
思想政治工作網絡化是建立在當今信息技術革命的基礎上的。眾所周知，技術的普及和互聯網的應用標成志著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信息網絡不單是一種科技手段，它所產生影響不僅在于軍事、通訊等方面，而且促使人們的思想內容日益豐富，思想觀念更加活躍，思想方式及特點也發生極大變化。現在人們可以通過電腦這個“平臺”，通過互聯網與外界進行自由的交流和溝通，而且隨著多媒體技術的普及，人們的思維特點和行為方式將發生高層次的變化，這一切都對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從這個意義講。是社會信息網絡化促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網絡化。網絡技術應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其優勢與特征在實踐中已有充分的展現：
一是教育的滲透性與系統的開放性。思想政治教育向網絡延伸，使之滲透到網絡文化中去，是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網絡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它不但能擴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蓋面。而且互聯網與多媒體技術可以將聲音、文字、圖像、數據等多種有機結合，使教育更生動、更直觀、更詳實。大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宣傳導向作用和教育激勵作用，從而大大豐富教育的內容，確保教育的質量，使教育由原來狹小的空間拓展為全社會的開放舞臺。同時，我們還應看到由于互聯網是敞開的，信息渠道可以來自四面八方，信息內容魚目混珠，既有科學進步、健康有益的，也可能有落后迷信、黃色有害的東西，對使用者的思想素質和鑒別能力要求更高了。我們不能不警惕敵對勢力企圖利用網絡的開放性來加緊對我們意識形態方面的滲透，也不可忽視腐朽文化和封建主義殘余陰謀利用信息網絡與我們爭奪年青一代。
二是工作的時效性與內容的虛擬性。網絡較之其他傳統信息傳播限制更少，速度更快，更加自由方便。只要擁有一網計算機，就可以在第一時問與他人溝通對話，或接受信息。過去思想政治工作的交心談心、登門家訪、個別疏導等工作往往需要幾小時甚至幾天去做，而在信息網絡上只要一個郵件或進行一次網上對話就有可能順利完成。過去傳統的信息交流和傳播方式，如書報出版、廣播影視、以及辦展覽、做報告、舉辦座談會等中間環節多、周期長，而且受到各種物質條件的制約，在網絡上開展類似活動，就十分方便快捷，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另外，網絡中的信息內容也具有虛擬性的特征。一方面網上傳播者很少署真實姓名，使上網者無所顧忌的給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真實思想素材，而也給思想政治工作的帶來了麻煩。另一方面，虛擬技術為人們提供著多媒體仿真畫面，大大增強內容的感染力和影響力。一些網上行為如交友、聊天、游戲等能滿足人們一定現實需要。強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影響力。但虛擬技術只是一種手段而已，因此應注意把握其度。
三是管理的規范性與個人的參與性。信息網絡大大改善和提高了思想工作的管理水平，技術可以將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從大量筆記手算、手腳并用的笨重勞動中解放出來，還可隨時調用其它地區或部門各種不同數據進行縱橫向比較。使各種思想信息的收集、分類、儲存、處理更加科學，使思想動態的掌握更加及時，使思想預測更加準確，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趨于規范。我們還注意到，雖然人們可以通過網絡自由超越時間和空間等有形障礙，提供自由參與的可能，但是參與者上網又成為了個人的隱蔽行為，很容易被少數思想素質差、法紀觀念淡薄的人利用，導致高科技犯罪；也可能成為一些道德低下、自律能力差的人作為泄私欲或惡作劇的工具。只有加強法紀觀念和遵守共同的道德法規才能確保信息的安全和網絡的可靠。
二、如何利用互聯網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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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城市化率為54.8%，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70%～80%）相比，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快速城市化必將是我國下一個階段城市發展的突出特征。然而，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城市結構日益復雜化，中心城區的“城市病”問題日益突出，城市管理現狀與公民期望相差較大，這一系列城市問題的存在，使得我國政府及社會高度重視城市管理問題。如何突破城市化進程中的瓶頸問題以提高城市管理績效，也成為我國城市管理模式轉型的關鍵問題和相關研究主線之一。
近年來，“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不斷發展，成為解決城市管理問題的技術前提。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推進城市管理更加精細化、市民生活更加便利，成為“互聯網+”背景下城市管理面臨的重要課題。“互聯網+城市管理”就是在“互聯網+”的背景下解決城市管理問題的一種新思路，即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互聯網新思維和創新2.0理念，實現人與物聯網、數據與思想的聯網，實現資源的高度共享、快速分析與精準管理，從而更好地服務于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的城市管理目標。
一、機遇與探索：“互聯網+”背景下城市管理創新的寧波實踐
“互聯網+”是對現代信息技術應用的概括與提煉，“互聯網+”時代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模式，使無結構、半結構的巨量數據能得到快速的處理與跨界融合。而創新2.0是一種適應知識社會的，以用戶為中心、以創新創業實踐為平臺，以大眾創新、協同創新、開放式創新為特點的用戶參與的創新模式，創新2.0將傳統城市重塑為一個開放的創新空間。[1]隨著網絡互動技術的迅速發展與網民數量的逐年增長，城市管理的環境將不再拘泥于現實的公共空間，還包括了網上的虛擬空間和開放的創新空間，而“互聯網+”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促成了城市管理工具的升級，給城市管理提供了新機遇。浙江寧波市2013年的城市化率為70%，城市發展也因此進入了功能開發新階段，因應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寧波市進行了一系列城市管理創新。本文通過對“互聯網+”背景下寧波市城市管理的實踐分析，呈現了其導入的“互聯網+”的技術與互聯網思維，穩步推進城市管理創新的基本路徑與實踐經驗。
（一）互聯網+公共政務：政務云的實踐
2010年以來，寧波市一直將建設電子政務作為提高政府服務水平、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面對“大數據”、“云計算”等新科技浪潮，寧波市積極推進寧波電子政務云計算支撐平臺、寧波數據整合共享服務平臺和寧波通用應用軟件平臺等建設。引入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有利于對高速增長的數據量進行實時高效的分析與解讀，對緩解“城市疾病”、規避城市運作的風險，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寧波市政務云的運營與實施是城市管理由碎片化、分散化、封閉化的管治向開放透明、協作參與的治理模式轉變，有效地促成了相關政務數據的統一歸集，實現了政府對復雜政務數據的科學分析，為城市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實證數據支持。
（二）互聯網+公共設施：物聯網的實踐
2014年，寧波啟動了城市公共物聯網建設，物聯網基礎平臺將由城市政府統一建設，啟動了智慧電梯監控、城市消防栓監管等城市公共設施管理物聯網項目。發揮物聯網技術在信息獲取、加工、處理及傳輸上具有的及時性與精確性特點，借由傳感節點與城市基礎設施緊密結合，最終實現物與物、物與人的泛在連接的系統化、生態化的城市管理神經網絡，具有信息獲取、加工、處理及傳輸的及時性與精確性特點。寧波市通過物聯網建設、布局與應用，使得城市政府能實時便捷地感知地域廣、環境復雜的城市管理環境、狀態、位置等信息，對于推進智慧感知的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三）互聯網+醫療服務：云醫院的實踐
互聯網和大數據的高速發展，為重塑醫療服務與管理的流程提供了必要條件，為醫療服務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技術保障。2015年3月，寧波市衛生局與東軟熙康共同打造的中國首家基于云計算、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的城市云醫院平臺（即“寧波云醫院”），正式啟動運營，開創了“互聯網+醫療”、“云+端”、O2O的醫療服務模式。“寧波云醫院”模式通過將醫療資料資源和各種現代化信息技術工具的無縫銜接，探索在線診斷、互聯網延伸醫囑、電子處方等網絡醫療服務的應用，突破定價、醫保等的地域政策限制，優化了傳統的診療模式，簡化了患者的就醫程序，提升了患者的就醫體驗，有效地解決了醫療信息不透明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
（四）互聯網+教育服務：智慧教育的實踐
新的人機交互模式、云計算等技術優勢，帶來的不單單是教育技術的變革，更是教育方式、學習過程、學習體驗的重構。2011年以來，寧波市積極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相繼推出與建設了“空中課堂”項目、智慧教育學習平臺與智慧教育平臺，同時，通過采購、自建和整合等方式，不斷豐富各種優質教育資源、實現教育資源終端化。寧波市通過智慧教育的實踐，讓教育資源實現了重新的配置與整合，讓跨越由于地域、時間和師資力量的限制而形成的傳統教育鴻溝成為可能，從而初步形成了一個跨時空、跨學科的開放創新的教育模式。
（五）互聯網+交通服務：智慧交通的實踐
2013年以來，寧波市利用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自動控制、移動互聯網等技術，積極建設寧波智慧交通云平臺、寧波智慧交通交警業務支撐平臺、寧波交通業務支撐平臺、寧波公共服務平臺，并從數據采集、共享、交通信息匯聚、業務管控、公眾服務等各個層面，整體提升交通系統的運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從實施效果看，寧波市“互聯網+交通服務”的實踐，實現了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交通資源的高效融合，使政府管理部門在線上就能實現對交通資源的宏觀有效配置，指導線下交通的高效優質運行，有效地提升了交通管理及其科學決策的精細化管理水平。
二、目標與特征：“互聯網+”背景下城市管理創新的實踐模式
城市是一個整體，城市的各個管理部門應該在統一的管理模式和數據標準下協同工作，但現有的管理模式和數據共享服務體系難以滿足城市信息廣泛共享的需求。如上所述，“互聯網+城市管理”就是在“互聯網+”背景下，通過新型信息科技的利用和互聯網思維的實踐，實現城市資源的高度共享、快速分析、精準管理、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創新模式。浙江寧波市因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積極有效地推進城市管理創新，其經驗值得總結和推廣。
（一）城市管理創新的總體思路
傳統城市政府是在“分而治之”的組織構架下運行的，是“一一對應”的“面向問題”的管理模式；而現代城市管理把服務于以人為本的城市可居住性和可持續發展作為管理的出發點與目標，是基于管理集成的“面向對象”的管理模式。技術創新與以人為本二者不應相互排斥，二者理應相輔相成，互聯網技術應該成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技術支撐。浙江寧波市在突破傳統城市管理路徑依賴問題上，采取的核心思想是因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運用互聯網思維與創新2.0理念，以城市可居住性和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環節，通過公共政務、公共事務和市場服務的創新，進而達成資源高度共享、數據快速分析、服務管理精準、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目標。其創新思路如圖1所示。
（二）創新實踐的基本特征
1.堅持以公眾滿意為導向的管理理念
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城市管理增添了更多的人機互動的過程，為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智能化的體驗，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而城市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以人為本，服務于人”，公眾滿意是推進城市管理創新的出發點與歸宿。信息技術的生命在于應用，而城市管理智慧化與打造服務型政府是一脈相承的，其核心都是服務于城市公眾。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是解決公眾看病難、上學難、出行難等城市管理問題，落實以人為本的技術基礎。因此，城市管理應當以政府為主導，將政務管理與民生服務相結合，[2]充分考慮城市公眾需求，提升政務管理水平和政府管理效率，讓信息時代賦予的“技術紅利”惠及全體城市公眾。
2.注重現代信息技術的有效應用
“互聯網+”是對新一代信息技術與互聯網思維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的高度概括。“互聯網+”既可以視為優化和集成生產要素配置，提升現代經濟創新力與生產力的新工具，又可以視為轉變生產、經營、管理等方式的方法論。現代城市管理離不開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撐，基于物聯網技術能將大量的智能傳感器實施網狀對接及對城市信息采集。通過與互聯網的無縫對接，實現數據的實時共享與跨區域、跨系統的調用與集成，從而實現信息獲取的實時化、精細化、系統化和智能化。隨著城市管理數據的迅猛增長、多類數據分析并存，大數據依托云計算的分布式處理、分布式數據庫和云存儲、虛擬化技術，構建起能分散能集中式的收集、分析、反饋、處理數據的“大數據”構架，從而對規劃發展、管理運作進行智能調整，對空間和環境的智能提出適應對策，對緊急事件進行智能預警與應對。
3.集成互聯網與創新2.0思維
互聯網思維在城市管理中的應用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創新2.0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對整個城市生態系統進行重新審視，重構并簡化城市管理流程的過程。如果說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是城市實現智慧化管理的機遇，那么互聯網思維則是抓住這一機遇，真正將城市智慧化管理從概念到實踐的重要媒介。隨著新一代自媒體與網絡互動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平臺憑借其開放、共享、共贏的思維特征，整合“碎片化”的公眾意見，實現傳統的線上線下城市管理體系的優化整合管理體系，并運用創新2.0思維，從“互聯網+”與“創新2.0”集成的視角，進行決策、計劃、組織、指揮和控制等各項城市管理職能的高效實施，[3]進而創新城市管理流程，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三、結論與啟示：“互聯網+”背景下城市管理創新的政策路徑
（一）研究結論
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正以驚人的速度影響甚至改變著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人們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使現代城市及其管理日益復雜化。但“互聯網+”不是簡單的加減法，如何實現信息技術、互聯網思維、城市管理要素等的高效融合，貫徹落實創新理念、優化城市管理體系、打造新時代的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才是城市管理創新的關鍵。政府應借助云計算、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促進技術、信息、知識及傳統資源的融合，推進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資源共享，豐富公眾參與方式，滿足公眾多樣化需求。本文通過對浙江寧波市城市管理的創新實踐分析，歸納了“互聯網+”背景下城市管理創新的實踐模式，該實踐體現了以民為本、注重現代信息技術的有效應用、互聯網與創新思維的高效集成等模式特征。
（二）政策啟示
如上所述，城市管理模式創新是達成城市發展新目標的重要措施，本文通過對浙江寧波市城市管理的創新實踐分析，歸納出“互聯網+”背景下城市管理創新的實踐模式。該模式可以為各地因地制宜推進城市管理創新與高效運行、提升城市生活智慧性與宜居性，提供重要的政策啟示和實踐參照。
1.構建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協同機制
如上所述，“互聯網+城市管理”是在“互聯網+”的背景下，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互聯網新思維和創新2.0理念，實現人與物聯網、數據與思想的聯網，進而實現資源的高度共享、快速分析與精準管理的一種以人為本、強化服務的城市管理模式。因此，應構建城市信息資源的整合開發利用機制，以及公共服務部門之間的協同機制，從而開發、整合、融合和利用各類城市信息資源，實現公共服務部門的橫向協同與縱向聯動，為城市主體提供及時、互動、高效的服務。
2.讓公眾成為促進城市管理創新的重要力量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創新2.0時代的知識社會逐步形成，人們的生活、學習與交流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市民的利益訴求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公眾參與意識也逐步加強。公眾參與是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有益補充，推動了城市信息的公開與公眾參與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4]應設計多樣化的公眾參與方式，抓住“互聯網+”的時代機遇，完善公眾參與機制，推進政府的信息公開方式的多元化與便利化，提升數據被使用的廣度與頻數，挖掘數據的深入價值，有助于增進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總之，城市管理是集監管與服務于一體的管理工作，是為了更好地為城市公民服務，因此，公眾參與城市管理應成為推進城市管理民主化、智慧化、精細化發展的重要方式。
3.城市管理模式創新要符合城市信息化水平
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及其應用程度，是決定城市管理模式創新重點的主要因素。我國各地的城市信息化水平差別大，各地的城市管理模式創新要符合其信息化水平。根據陸小敏等（2014）的觀點，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按技術成熟度可分為準備期、發展期和成熟期。[5]信息化處于準備期的城市，城市管理創新應以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及各個領域的數字化和數據資源積累為主。信息化處于發展期的城市，城市管理創新應以信息化基礎設施完善及各個領域的應用整合、聯動為主，注重信息資源體系建設。而信息化處于成熟期的城市，城市管理創新應以城市綜合運行服務中心建設，以及以城市主體積極參與和個性化主動服務為特征的城市服務體系建設為主，注重知識網絡的建設和價值挖掘。
說明：本文為浙江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重點課題（編號：2015C25021）和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課題（編號：y6110388）的部分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宋剛，鄔倫.創新2.0視野下的智慧城市[J].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2.
[2]潘修華，龔穎杰.社會組織參與城市社區治理探析[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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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碎片化”導致新視聽內容生產必須采用工廠化的生產模式
任何生產模式都不能離開當下的媒介環境以及技術環境。新技術的發明，直接帶來了媒介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新媒體的誕生。在這個時代工業社會正在努力弄懂技術如何改變世界以及傳播媒介----尤其是電視----如何改變人的思維模式。當下，我們所面臨的媒介生態環境便是互聯網的崛起，以及快餐化的文化消費模式。在全媒體時代，授傳者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人人都是消息的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海量的信息也改變了媒體現有的生產模式。與既有傳統電視媒體所生產的單向的、定量的生產模式相比，新視聽內容則需要以雙向的、海量的內容特征吸引新的用戶群體，并逐漸形成自己的核心用戶。
2 “弱連接”帶來制作環節扁平化
“弱連接”（一般的熟人關系）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在其著名論文《弱連接的強度》中提出的，它與“強連接”（血親關系和親密朋友等）概念相對。在其研究中，格蘭諾維特考察了人們尋找工作時的信息獲得途徑。他發現，超過一半以上的被訪者是通過他們并不太熟悉的“弱連接”找到工作崗位的，這些人僅僅是在關鍵時刻將空閑職位信息告訴了求職者。他指出，“強連接”所掌握的信息彼此間有高度的同質性，而“弱連接”所掌握的信息則彼此具有異質性，互補性較強。因此，在某些時候“弱連接”所起的作用要超過“強連接”。在目前的新媒體內容生產中，多采用了集成式的內容生產方式。然而，在互聯網模式下，新媒介內容生產正以一種低廉和高效的方式為記者提供了眾多 “弱連接”，從而實現信息來源的多樣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新聞報道實踐中，由于該模式的實現，新媒體制作環節發生了巨大改變。相對于傳統電視內容生產的內容前期策劃、內容采集、內容后期制作三個環節分別由不同人員承擔所不同，以上三個環節呈現出不斷集中聚合的趨勢，即該三個環節由從前的多部門或多人歷時性地完成轉變為現在的由單一部門或單一個人基本同時完成。
3 海量內容提供為視聽新媒體內容創新提供了便捷通道
電視內容生產是一項具創新性的工作。人類所進行的各種創造活動，大部分是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進行增減組合，如果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奇事物，便是“創新”。在創造學中，所謂的組合創新法，正是將原有的某些事物聯合起來產生新事物的創新策略。這種技法同樣可以用來進行電視節目形態的創新。常用的組合法有同物自組、異類組合、主體附加和信息交匯法等。跨節目形態的同物自組，就是把同一類物品組合在一起來得到新的產品。如真人秀節目便是打破了新聞、紀錄片等真實的電視節目與電視劇等虛擬電視節目之間的界限，是紀實類節目和綜藝娛樂節目兩類節目的綜合體。新媒體內容生產鏈條中，內容源分別主要來自于傳統電視媒體、互聯網。形態囊括了新聞資訊、紀實節目、綜藝節目等；而來自于互聯網的內容則更為廣泛，包括了博客、自拍。海量的信息源為內容創新提供了內容基礎。也為未來視聽新媒體內容創新提供了新的嫁接契機。
4 新媒體跨媒介特質為內容生產創新提供了新思路
現階段的新媒體視聽是一種具有跨越電視、互聯網媒介特質的新媒介，如IPTV業務。這些跨媒體形式與跨藝術形式的組合，同時將不同類型的物品組合在一起產生新的事物。電視節目的異類組合可以分為跨媒體形式和跨藝術形式兩種。電視、廣播、報紙和網絡是四大主要媒體形式。當一檔電視節目跨越媒體形式的分界，就有可能成為創新之舉。內容制播與技術不斷向數字化邁進；傳輸網絡不斷向寬帶化、IP化推進；接收中端不斷向融合化、平臺化發展。這樣的物質、技術基礎，為新媒體跨媒介創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5 節目內容管理急需尋求適應各種視聽節目服務形態統一管理框架
目前，媒體形態的多元化與媒體形態的融合化正在同步快速推進。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內容主體、內容傳輸網絡與內容接收終端都在向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內容、網絡、終端又都在向平臺化發展，并都在對產業連的其他環境進行縱向和橫向整合。這勢必對現行依據渠道、終端劃分進行管理的框架提出嚴峻挑戰。在這種發展形勢下，現行 的很多管理制度都將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最終都有必要納入一個系統、融合、統一的管理框架。未來媒體內容的管理框架將尋求兩個方面的統一：一是各種視聽媒體業態之間實現統一的內容監管標準，二是傳統廣電媒體與視聽新媒體之間實現統一的內容監管標準。這將是中國未來新視聽節目內容發展中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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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戶導向。傳統上，當影視劇企業將電視劇賣給電視臺時，他既要考慮觀眾的需要，更應該考慮電視臺的需要，因為付錢買劇的是電視臺而不是觀眾，從這個意義上說，影視劇企業不是為觀眾而是為電視臺生產電視劇，這種電視劇的生產模式本質上是電視臺導向的。互聯網市場上，內容的生產者直接面對最終用戶，如果內容得不到用戶的認可，任何商業模式都不成立，因此，必須將互聯網文化企業的企業文化、組織結構、流程制度建立在用戶導向之上。
此外，用戶導向并非一味的低俗化、惡俗化，就像當前很多內容產品所呈現的那樣，盡管這樣的內容能更快地聚集用戶，似乎合乎用戶導向準則，但低俗化、惡俗化亦是內容和企業的毒藥。內容有其自身規律，用戶需要適當引領而非一味迎合。
3、用戶經營思維。傳統文化企業并不真正了解其內容的消費者，消費者的面容模糊，企業只有一些不精準的數字，用以推測用戶的消費偏好和消費預期，例如收視率調查。傳統文化企業也沒有有意識地進行用戶積累，盡管每一期內容看似都有大量的讀者、觀眾或聽眾，但當內容結束后，這些讀者、觀眾或聽眾就消失了。當下一次內容推出時，企業還需要為獲得這些讀者、觀眾或聽眾再次付出成本。
互聯網將所有人聯系在一起，只要發生過一次連接，無論多么龐大的企業，都可以直接與某一位具體的用戶溝通，反過來亦是如此。因此，互聯網文化企業既能夠了解自己的用戶，又不必再為獲得用戶付出成本，在用戶經營上獲得的收益秒殺傳統文化企業。用戶基數越大，粘性越緊密，越能反應出一家互聯網文化企業的競爭力。
從用戶導向和用戶經營思維出發，互聯網企業需要聚集全部精力在產品上，做出用戶尖叫的產品，超越用戶期待，才能持久贏得用戶。
4、分眾化。傳統意義上的文化企業只對大眾市場進行產品開發，因為過小的市場不足以支撐一家企業的規模化成長需要，并且在經濟性上，只為小眾人群開發產品是不合算的。凱文·凱利提出過1000個粉絲理論，即只要產品擁有1000個粉絲即足以使之具備自我運營能力。
借由互聯網，人類歷史上首次既能夠提供普適性的內容產品，也能夠生產長尾、小眾的內容產品，很多非常細分的文化產品就被創造出來，而且很多微小型的文化企業在市場中做的很好。實際上，通過分眾化，更多的人群被納入到互聯網文化中來，從而將文化的大眾化推向極致。
5、社群化。用戶對內容的不同偏好形成不同的社群，內容的消費是在社群內發生的。在社群內，內容仍然處于核心，但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你在臺上演，我在臺下看”的模式已經不再行得通了，社群對內容的解讀、重構、創造能力甚至比內容本身更重要。內容負責篩選出用戶并連接他們，社群則為用戶提供身份認同、交互交融、分享，參與創造，代入感、情感連接等等比欣賞內容更高的粘性。社群化內容模式下，重心不再是對內容的單向欣賞，而是變成社群自身的狂歡。
6、實時滿足。內容的產出頻率需要加快到與人的消費頻率一致，當有的時候就需要有，如果得不到及時滿足，用戶就會選擇離開，再獲得用戶的成本難以承受。例如很多快餐型內容采取了日更的模式，不計其保留用戶的效果，其獲取用戶的效果是周更的10倍以上。
7、移動化。勿需多言，移動端內容消費占比越來越高，看看游戲和視頻就知道。
8、泛內容化。許多原本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需要注入強大的內容創新創意及生產能力，才能保持和提升在互聯網時代的競爭力。以廣告業為例，簡單粗暴的腦*金讓你記住是因為觀眾沒有選擇，如果用戶可以選擇廣告時，只有具備內容吸引力的廣告才能贏得用戶，廣告業部分地變為內容產業。
互聯網文化產業投資邏輯
互聯網文化產業廠商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平臺型和內容型。
文化產業的平臺與功能性平臺的生成機制不同。功能性應用，例如搜索引擎、分類導航、購物網站、殺毒軟件等能夠依靠技術、體驗、易用性、產品功能、數據積累等形成相對唯一性和壟斷性，從而成為平臺。而文化型產品是因為其價值觀與內容契合了用戶需求，形成對海量用戶的吸附能力從而成為平臺，產品的技術功能退居其次。
由于用戶在平臺間遷移的成本為零，吸引住用戶的是獨特的內容，一旦內容的吸引力下降，平臺的吸引力即直線下滑。對文化型產品來說，成為平臺的可行道路是建立自己的媒體特性(即此區別于彼的內容特性、價值觀等)，研究用戶的內容需求，并將產品的技術功能與內容深度融合。
比平臺型廠商更強大的是生態型廠商，這一類廠商必須擁有強大的平臺，此外，它們還能為產業鏈的各參與方、特別是內容型廠商提供均衡持續的利益分配。平臺型/生態型企業的投資機會不會太多，其投資邏輯與內容型廠商有共通之處，不作單獨說明。
對內容型廠商來說，當下所處的產業環境當得起“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的評價。從好的方面說，不再有中間環節，直接面對用戶，人壘的墻消失了，進入的門檻降低到幾乎沒有門檻，很少的投資就可以啟動；市場對優質新奇的內容很饑渴，很容易就取得成功；一些強勢內容和創新內容有機會做成垂直平臺。從壞的方面說，蜂擁而至的競爭者、內容免費、不斷被撩高的消費口味、隨時需要滿足的用戶都是巨大的挑戰。那么，什么樣的內容型廠商具備投資價值？
1、重度垂直。重度垂直而非淺嘗輒止的內容型企業具備較大的成功可能性，重度垂直較為容易構建較高的競爭門檻，增強安全系數，也容易吸附垂直領域的各種內容創意人才和資源。企業的定位應該是針對某個目標人群的某種需求深耕細作，成為這個領域最優秀的內容供應或運營商。
2、用戶思維和社群思維。業務運營體系建立在獲取、服務和發展用戶的基礎之上，用戶通過某種方式形成社群組織，用戶之間、企業與用戶間都可以借助這種方式形成深度持續的互動連接。例如，建立自己的運營平臺(APP，公眾號)，產品的開發圍繞用戶需求來進行，產品的修改激發用戶參與，保持內容的日更/周更而非月更等等。互聯網內容型企業的核心就是用戶運營。
3、全媒體和全產業鏈。對用戶獲取和保留對用戶需求的滿足要具備全媒體的生產能力，內容型企業既要有自己主攻的媒體形態，也要提供視頻資料、大電影，還要提供社區化，有的時候為了滿足他娛樂的需要，動漫的需求，需要全媒體的運營思維，以及能力。全產業鏈，同一個IP，也要把它做成游戲或者電影的形式，充分的挖掘IP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門類里建立比較高的門檻。
4、公司化創意。偶然性的內容創新是不夠的，有投資價值的內容型企業讓創意持續可預見地產生，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建立一套機制，吸納這個行業的優秀人才，采集這個行業的創新創意。內容創意永遠會被下一個更好的創意超越，如果不能保持對市場的敏感，并構建出強大的創意收割能力，企業在下一個內容的競爭中可能就敗下陣來。一個企業不可能壟斷某種創意與創意生產，但可以以此為目標不斷逼近。
5、團隊能力。最理想的內容創意企業的領頭人需要具備三種思維特質：一是互聯網思維，二是商業化思維，三是文化情懷。我們需要深刻的理解，當下及未來，主流的媒介平臺已經變更為互聯網，互聯網既是工具的變化，也是根本觀念的變化，沒有互聯網思維的內容創意產品，其生命力和競爭力非常值得懷疑。商業化思維保證內容創意有需求意識和用戶導向，有成本控制、有流程節點、有人員激勵等等一切運營管理企業、追求企業價值提升必備的觀念和能力，而非興之所至，天馬行空，只為藝術追求和理想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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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在這個稱之為知識經濟或信息的時代中，沒有爭議的結論是人的智力是最寶貴的財富，教育是一切的基礎。作為知識經濟的先導產業，教育必須迅速走向網絡化和數字化。這就要求21世紀的教育必須圍繞著基本學習能力重新設計和重新組織，各個學科(不管是大學、中學還是小學的學科)其教學的深化改革都必須依靠信息技術使其適應信息社會的工作、學習、生活的需要。現代教育科學、心理科學和信息科學技術的綜合和相互滲透，已成為教育發展和改革的強大動力；未來教育的發展將突破明顯的校園界限，向無形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我們要特別重視在常規課程的教學中運用信息技術，組織和引導學生利用信息技術對本學科進行學習和探究，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從而深化教育教學改革，促進素質教育的全面推進。小學思想品德課的主要任務是“著重提高學生的道德認識，培養道德情操，指導道德行為。”為了完成這一教學任務，提高教學效果，小學思想品德課的課堂教學目標往往依附于“導課-學文-歸納-延伸”這四個教學環節之中。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主要指多媒體計算機、教學網絡、校園網和因特網等，作為新型的教學媒體，在小學思想品德課中運用信息技術，以學生、教材、教師以及媒體構建成新型的教學模式（教學結構）時，可以實現教學過程最優化，學生學習效果最佳化。
一、思想品德課的特點
（一）知識容量大，涉及面廣。思想品德課作為一門綜合性課程，涉及到的內容可謂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法律、經濟、文化、歷史等學科都有涉及。在今天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和意識的累積是成幾何級數的速度在發展，老師和學生可以獲得的知識和資料更加豐富。但是，人有所長必有所短，各種信息和資料所帶給社會和每個人的影響是千變萬化的，這其中既有積極因素又會有消極因素。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信息來達到獲取知識的目的，怎樣才能使每個人所獲取的知識引導人走向積極的一面，這是目前在思想品德課老師面前的一大難題。這需要思想品德課教師有較強的信息獲取、分析和加工能力，同時，也要有能教給學生一種獲取、分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
（二）時代感強，素材更新快思想品德課的素材的變化快是每一個思想品德課的教師感受最深的，思想品德課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具有鮮明的時代感，而導致說明問題的素材也必須有時代特色。課本提供的各種數字和資料在今天迅息萬變的數字時代總顯得有點陳舊（如《家鄉巨變》一文，紅山農場人均年收入達到了7500元，而實際上到2002年，紅山農場人均年收入達到了1200多美元，人均年收入超萬元（人民幣），教材提供的材料與如今的實際相差太大。），且自己千方百計所找得的資料總覺得第二年就不合適，然而個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如何在快速變化的信息流里找到適合講課需要的最新資料，如何最高效率的使自己的工作質量得到提高，如何讓學生學會在快速變化的信息社會里處變不驚，從中受益，這就涉及到“信息能力”（即信息獲取、信息分析和信息加工）的培養。
（三）思想品德培育，交互性強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是一種思想品德的教育為基礎，文化知識教育為內容，素質教育為目標的教育過程的教育階段。現在的教育改革的目標是培養有創新能力和高尚的道德精神的人才，這使得思想品德課的地位更加突出和重要。面對信息萬變的社會，各種思想意識混雜，其復雜性和變化性給思想政治課的教育和教學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就迫使傳統的教育模式中以教師的“教”為主的模式正向現代以學生為主的“學”的模式轉化。這對思想品德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利用現代教學媒體在思想品德課中加強對信息流的獲取、分析、加工，使其既符合思想品德教育的要求，又有利于培養形式的創新能力，及時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就必須加強師生之間信息交流、思想交流，而這一切都可以借助現代的信息技術實現突破，比如說利用多媒體計算機和互聯網進行個別化學習或交互式學習、協作式學習等。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新世紀里思想品德課的幾個特點都牽涉到在數字化、網絡化的信息時代如何提高學生獲取、分析、加工信息的能力，并在這個過程中達到思想品德課的教育、教學目的——培養有高尚品德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這就使得我們的思想品德課必須利用信息技術來加快思想品德課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在思想品德課中運用信息技術進行教學。
二、實踐探索我在《家鄉巨變》一課教學中進行了運用信息技術教學的實踐探索，組織學生進行探索發現學習，開拓學生思維，進行協作學習，通過交流使每個學生的信息資源為整個學習小組所共享，達到對學習內容進行意義建構。本課教學過程為：本課教學分三部分：
1. 課前準備：根據教學目標，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和教材收集并提取有關紅山農場今昔的資料信息，編制教師演示課件。
2. 課堂教學：根據教師提出的學習任務，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收集并提取有關紅山農場今昔的資料信息，將網絡信息與課本知識進行整合。
3. 課后延伸：通過計算機網絡作進一步的收集、整理，在網上交流。
三、課堂教學中，主要采取以下方法進行：
（一）教師創設情景引導建構主義理論指出，為學生創設學習的情境，讓學生主動學習。本課運用網絡資源提供的材料——紅山農場今昔的圖片以及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為學生創設學習情境，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協作探索學習。教師根據本課的知識目標創設學習情境。根據材料中紅山農場今昔的變化制作上課課件，幫助學生確立目標，從而引導學生展開正確的網絡搜索。
（二）網絡資源共享支持本節課是利用Internet網絡和教學網絡，實現網絡資源共享的特性，創建的一個新的教學模式的探索。學生利用Interne網絡直接上網搜索相關資料，培養學生探究問題的能力，自覺的學習能力。網絡資源的豐富性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開拓學生的視野。在學生發現與學習內容相關的信息的同時也掌握了如何在網站上搜集信息，又將信息內化成自己的知識和語言，學生的思維活躍了，思維方式也會有所改變。（三）學生實踐參與教師的課件具有良好的導航性，相關搜索引擎提供了豐富的網絡共享資源。學生開展協作討論，相互交流自己的意見，培養了學生的團結協作精神。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知識拓展，信息內容的檢索，并讓學生利用教學網絡交流信息資源，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學生可以構建自己的認知結構。
（四）學生歸納總結在學生自主學習、自由討論之后，還可以對資源進行共享，并加以歸納總結。學生在網上下載練習，完成后提交，也可在教學網、學校校園網或QQ上進行交流。四、思想品德課中運用信息技術教學的特點通過理論的研究和實踐的探索，我認為在思想品德教學中運用現代教育技術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提供更為理想的教學環境新的教學模式提供理想的教學環境，學生學習的空間開放了，學生可以自己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方式，成了真正的學習主體。
（二）以“任務驅動”為教學原則讓學生在各種任務情境中進行體驗，達到知識內化的目的。以“任務驅動”的教學原則，突出了“做中學”的教學原則，也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使每位學生在原有基礎上都有所提高的教學宗旨。
（三）討論交流協商合作學習針對教學目標合理設置問題讓學生在網上進行討論交流的形式讓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闡釋自己的觀點思想，又可及時借鑒他人的意見，實現共同提高。
（四）促進信息處理能力的發展教學過程實際上是學生完整的信息獲取、分析和加工的過程，顯然，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使學生的信息處理能力得到了培養和發展。五、在思想品德課教學中運用信息技術的效果。從建立在網絡平臺上的思想品德課任務性學習和E-leaning（電子學習）中，我們可以感覺得到，互聯網作為新型的教學媒體，它對于思想品德課的教育、教學過程來說，有以下五種效果：第一、多媒體計算機和互聯網在思想品德課的應用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認知主體作用的發揮；傳統的思想品德課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一切都聽從教師擺布，學生只能被動接受。按照認知學習理論的觀點，人的認識不是外部刺激直接給予的，而是外部刺激與人的內部心理過程相互作用的產物。為了有效的認知，外部刺激是需要的，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的內部心理過程。基于網絡平臺的任務性學習和E-leaning（電子學習），是充分地利用了“人機交互”這一特點，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是認知的主體，學生在這樣的交互式教學環境中有了主動參與的可能，這種主動參與性就為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的發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使學生能真正體現出認知主體作用，這樣可以改變傳統教學模式下的思想品德課堂的刻板和被動，而更多的激起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二、多媒體計算機和互聯網提供外部刺激的多樣性有利于知識的獲取與保持；多媒體計算機和互聯網提供的外部刺激不是單一的刺激，而是音樂、動畫、閱讀、交談等多種感官的綜合刺激。這對于知識的獲取和保持，都是非常重要的。實驗心理學家赤瑞特拉(Treicher)作過一個著名的知識保持即記憶持久性的心理實驗。結果是這樣的：人們一般能記住自己閱讀內容的10%，自己聽到內容的20%，自己看到內容的30%，自己聽到和看到內容的50%，在交流過程中自己所說內容的70%。這就是說，如果既能聽到又能看到，再通過討論、交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知識的保持將大大優于傳統教學的效果。基于網絡平臺的任務性學習和E-leaning（電子學習）的過程不僅非常有利于知識的獲取，而且非常有利于知識的保持。
第三、互聯網的超文本特性可實現對教學信息最有效的組織與管理；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類思維具有聯想特征。人在閱讀或思考問題過程中經常由于聯想從一個概念或主題轉移到另一個相關的概念或主題。所以按超文本的非線性、網狀結構組織管理信息和按傳統文本的線性、順序結構組織管理信息相比較，前者更符合人類的思維特點和閱讀習慣。利用網絡的超文本特性可實現對思想品德課教學信息最有效的組織與管理：例如，思想品德課的幾個框節包含有課文、自讀課文、思考與練習、“好榜樣”，甚至還有教師自制的課件，把這些教學內容相關而教學特征不同的教學資料有機地組織在一起，無疑對課堂教學、課外活動都是大有好處的，利用超文本方式可以很自然而方便地實現這一點。
第四、互聯網的網絡特性有利于實現能培養合作精神并促進高級認知能力發展的協作式學習；傳統CAI（課件）只是強調個別化教學，個別化教學策略對于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進行因人而異的指導無疑是有好處的，但是隨著認知學習理論研究的發展，人們發現只強調個別化是不夠的，在學習高級認知能力的場合(例如對疑難問題求解或是要求對復雜問題進行分析、綜合、評價的場合)，采用協作(Collaboration)式教學策略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更能奏效。而基于互聯網的任務性學習和E-leaning（電子學習）恰恰能為思想品德課的學習提供協作式學習，并能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和良好人際關系。
第五、超文本特性與網絡特性的結合有利于實現能培養創新精神和促進信息能力發展的發現式學習；創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獲取、信息分析與信息加工能力)是信息社會所需新型人材必需具備的兩種重要的能力素質。這兩種能力素質的培養需要特定的、有較高要求的教學環境的支持，多媒體的超文本特性與網絡特性的結合，正好可以為這兩種能力素質的培養營造最理想的環境。眾所周知，互聯網是世界上最大的知識庫、資源庫，它擁有最豐富的信息資源，而且這些知識庫和資源庫都是按照符合人類聯想思維特點的超文本結構組織起來的，因而特別適合于學生進行“自主發現、自主探索”式學習，這樣就為學生發散性思維、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和創新能力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綜合以上五個方面的分析可知，在思想品德課教學中運用信息技術，發展基于網絡平臺的任務性學習和E-leaning（電子學習）是遵循教育和學習規律，立足于互聯網，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點，發揮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創造性，從而培養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新一代既有創新精神又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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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閱讀和傳播信息方式變遷的腳步從未停止過。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迅速發展，使得網絡閱讀成為了一種時尚，網絡閱讀的興起，引起了眾多的討論，甚至是擔憂。這種由于閱讀方式轉變而引發的思考和討論，在人類閱讀史中出現過不止一次。往回追溯，距離本次閱讀大討論最近的一次大規模討論要算興起于20世紀并延續至今的關于“讀圖時代”的論爭。
一、“讀圖時代”概念的提出及其內涵
20世紀初，電影理論家巴拉茲預言新的視覺文化將取代印刷文化。20世紀30年代初，海德格爾提出傳播形式將由文到圖轉變，預言“世界圖像時代”的到來。1994年，美國學者米歇爾和瑞士學者博姆同時提出了“圖像轉向”的觀點。“讀圖時代”的概念則是中國鐘潔玲1998年在《紅風車經典漫畫叢書》中第一次提出的。進入21世紀，隨著國際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新型的傳播形態擴展了以往的“讀圖”內容和范圍，“后讀圖時代”正式來臨。
李培林給讀圖時代下的定義是：“讀圖時代乃是現代社會高速發展，科學不斷進步，傳播環境較為完善的背景下，使用圖片在信息傳播中實現的量的提高與質的飛躍，與文字共同促進信息傳播優化的一種狀態。” 姚展雄認為“讀圖時代”是在現代科技進步和信息化加速背景下，圖像在傳播中被大量運用的一種狀態。
葛連升、張春曉認為讀圖時代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改變了由時間宰制的線性傳播方式，引入空間關系，和時間共同作用于傳播的形式和內容，從而使“讀”的行為具有了多維特征和發展趨勢。第二，使形式與內容同時成為傳播的重要存在力量，并賦予形式獨立于內容的特殊價值。第三，降低了文化傳播的門檻，“讀”不再是少數訓練有素者的行為，帶動了文化普及和社會交往。第四，“讀”開始以視覺優位為特征，閱讀行為更加趨于表層化，帶有更多的形象思維的特點。第五，由于形象思維以及圖像在形式美表達上天然地優于文字，表層化的“淺閱讀”逐漸成為一種習慣，促進了繪畫、設計、電子影像制作與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視覺景觀無處不在。
二、對“讀圖時代”的不同看法
讀圖時代的來臨有可能使得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這一點，大多數研究者的意見較為一致，但是在它如何影響人們以及在怎樣程度上影響人們的生活上，卻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觀點。
北大王岳川教授認為，“讀圖時代”信息傳播不可能高于文字所傳達的豐富內涵和深刻意義，文字所能傳達的深刻意義仍可以一當十，以文字為主要形式的傳播媒介仍將占主導地位，在短期之內新興媒介對人們的影響難以超越文字。人大金元蒲教授認為，“讀圖時代”的到來將使傳播方式變成以數字電子媒介為主，會產生諸多跟圖像有關的傳播現象，以文字為主的獲取知識方式也將發生巨大變化，最終將使生活和思維方式發生重大變革，這種變革沒有好與壞的傾向。
然而，有部分觀點對讀圖時代抱有較為極端的認識傾向。 轉貼于
《讀書的挽歌》作者斯文·伯克茨對讀圖時代的到來持消極的看法。他認為經驗很難和多維文本以及多媒體一致起來，質疑這種轉變能否留給后代積極的影響。周小平也認為讀圖時代的人們疏遠了對經典的閱讀，他們不可能進行文字時代的深度思考、進行細膩體悟。章熙則提出了更加系統的否定，認為讀圖時代的到來首先會讓人們逐漸失去應有的冷靜和耐心，從而失去許多美好的東西。他發現，隨著語言文字認識論日益衰退，圖像文化認識論將不斷壯大，人們把握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發生了質變，關于真理的看法也將發生改變，人們將變得毫無原則。
另一部分人則對“讀圖時代”抱有積極的看法。他們認為圖像傳播信息、傳達思想的歷史并不短于文字的歷史，是傳承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工具之一，也是人類語言的載體，能承載人類的思想。圖像或者影像亦可創造經典和傳達深刻的意義，甚至可以傳達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容，書法繪畫、彩陶紋繪以及雕塑壁畫、傳世名品中所詮釋出的“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是文字所難以企及的。作為人類文化的經典，它們構建著人們的精神家園。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持折衷觀點，認為圖像和文字都是傳承人類文明和文化的媒介，圖文互補、相得益彰。同為思想的載體，不僅沒有高下優劣之分，而且存在著密切關系。在以文字為主的文化里，圖像主要用來解釋文字，作為文字的補充；在以圖像或圖像生產為主的時代里，文字則成為圖像的補充說明，更好闡釋圖像的內涵和意蘊。新聞媒體加入解說圖像、照片甚至活動影像，能夠以更生動形象的方式傳遞信息，有利于闡釋文字要表達的內容；書籍中加入插圖，能夠抓住讀者注意力，更好地吸引讀者、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文本。隨著讀圖時代的到來，一些傳統經典名著經由現代藝術家融入獨具匠心的設計和詮釋，當它們以形象生動的畫面呈現在受眾的面前時，經典文化也就深入人心了，并且擁有了更多的讀者。由此，在某種意義上讀圖時代使得精英文化走向大眾，使經典得以普及，從而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
三、“讀圖時代”閱讀方式變遷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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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性思維不是膚淺的標新立異，要貼近市場，相信市場的力量。
破壞性思維與那種沒有實質性意義的所謂“標新立異”完全不同，作為一種顛覆性的創新，要打破的是行業原來的傳統或固有的游戲規則，站在現在已有的甚至是成熟的行業的對立面，通過創新來改變市場的游戲規則，從而讓自己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但這種破壞并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也并不是隨心所欲，想破壞什么就破壞什么，想怎么破壞就怎么破壞，而是在緊貼市場的基礎上，于隱秘處尋找顛覆性的良機--誰在那里？他們需要什么？什么能夠激勵他們？自己的顛覆性創新能否快遞把他們吸引到自己的陣營當中來等等。
破壞性思維帶來的創新是積極的、深刻的、是翻天覆地的，其關鍵在于突破常規，獨立特行，就如同蘋果公司的標語“Think diffrent”，是一種追求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
破壞性思維往往能夠為弱勢或小企業帶來顛覆性的變化，它可以引領企業沖出市場營銷的迷霧，找到抗拒強勢企業、低成本快速建立品牌的方法，不但可以讓小企業、弱勢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四兩撥千斤，以弱勝強，而且對于培育出一批新的有競爭力的品牌具有重大意義！
破壞性思維--要敢于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3360殺毒軟件首次在行業內率先提出了“終生免費”的策略，打破了原有的行業游戲規則，打了諸多收費性殺毒軟件一個搓手不及，贏得了諸多消費者的歡迎和認可，短時間內不但迅速掠奪了大量原本屬于收費殺毒軟件的消費者，而且幾乎一夜之間搶占了大量的市場份額，如今，360殺毒已經從當初的一個名不見轉的小卒成為行業內任何競爭對手都不敢小覷的佼佼者。
隨著會聯網+的不斷推進，很多行業的規則都是在多年以前建立或制定的，與當下的時代及消費背景已經是格格不入了。企業尤其是一些弱勢或中小企業要想在未來的市場中有所作為，就要善于運用突破性的思維，敢于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敢于通過破壞性的創新，憑借競爭對手無法想象或復制的創意出奇制勝，從而為行業帶來顛覆性的變化。
二、跳躍性思維
所謂跳躍性思維，是相對于邏輯性思維而言的，它是一種不依賴邏輯步驟，直接從命題跳到答案，并再一步推而廣之到其他相關可能的一種思考模式。跳躍性思維又被稱之為選單性思考。如今，隨著網路普及以及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越來越深，網絡的開放性以及信息的快速更迭，讓跳躍性思維越來越受到重視，正在慢慢成為一種主流。
跳躍性思維有利于更多發掘市場機會點
跳躍性思維作為一種發散性思維，其特點是靈活、變通、新穎，能夠觸類旁通。如果說按照邏輯性思維，一步步按照成規固式最終只能導出一個結果，或者說只能挖掘很少的市場機會點的話，那么，跳躍性思維不按常規出牌，即可以是橫向跳躍，還可以是縱向跳躍，甚至可能是不同層面的跳躍，可以發掘出與自己直接、間接相關的多個市場機會點。
說到跳躍性思維不能不提QQ。QQ從誕生的那天起，其用戶就一直在以幾何數字增長，據2014年的一項統計顯示，QQ用戶數突破了8.29億，同時在線人數突破了2億。馬化騰把一個單純的即時聊天工具發展成了龐大的QQ瀏覽器、QQ視頻、QQ空間、QQ游戲、QQ彩票等，幾乎囊括了互聯網可以發掘的所有市場機會點。可以說，正是跳躍性的思維讓馬化騰在網絡時代先人一步籠絡有了巨大的客戶資源，搶占了市場先機。
三、橫向思維
“他山之石，可以功玉”，其實說的就是一種橫向思維。如今，在現代企業模式的構建忠，橫向思維越來越多的被引入或借鑒，成為許多企業解決發展難題、市場制勝的法寶。
橫向思維要求思維者一開始就對問題的本身提出問題、重構問題，它傾向于探求觀察事物的所有的不同的方法，而不是接受最有希望的方法，并按照去做。由于改變了解決問題的一般思路，試圖從別的方面、別的方向入手，其思維的廣度大大增加。
橫向思維可以幫企業實現“條條大路通羅馬”
在當前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很多企業依然習慣于縱向思維，但很多時候，縱向思維在解決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時卻并不靈光，面臨很多的困難，甚至根本就行不通。而這時候，如果能合理的利用橫向思維，充分發揮其思維的廣度，往往能從其他領域中得到解決問題的啟示，幫企業真正實現條條大路通羅馬，從而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
比如，某紅木家具企業，做了不少廣告，市場銷售并不好。后來，老板發現如今很多人都熱衷收藏，而紅木家具自明清以來就是收藏領域的一個重要門類，于是一改過去同質化的宣傳內容，主打收藏牌，結果很快在同行中脫穎而出。
縱向思維由于長期的反復的使用，很容易形成一種習慣和思維定式，甚至深入到“潛意識成為下意識”的本能活動。
橫向思維則不相同，更多源自后天培養，通過有意識的、反復水平思考來養成。一般來說，橫向思維可以分為三類，即橫向移入、橫向移出、橫向轉換。
橫向移入：就是借助于引入其他事物的特點、原理、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例如，我國東漢名醫華佗，在一次乘涼時，突然發現一只馬蜂撞到蛛網上，被纏住了，蜘蛛爬了過來，不了卻被馬蜂狠狠蟄了一口，身體腫了起來，蜘蛛很快不支掉在屋檐下的一塊綠苔上，只見它在那片綠苔上打了兩個滾，腫很快消了。蜘蛛爬上去又和馬蜂斗，很快又被蟄了下來，然而掉到率臺上后腫又消了。如此，幾個回合下來，馬蜂終于筋疲力盡被吃掉了。事后不久，華佗外出行醫路上，遇到一個婦人被馬蜂蟄了，臉腫的又紅又大，他聯想到蛛蜂相斗的情景，馬上到背陰處找到了一些綠苔給她敷上，兩天后奇跡出現了，婦女臉上的腫全消了，婦女逢人便夸華佗是神醫。華佗無意中用到的就是橫向思維中的橫向移入的方式。
橫向移出：就是將現有的創造成果擺脫原有的應用領域，推廣到別的領域以產生新的應用效果的思維方式。如，衛生紙的發明就是橫向思維中一個典型的橫向移出的例子。
二十世紀初，美國ScotPaper公司買下一大批紙，結果由于潮濕造成紙面褶皺無法使用。面對一倉庫廢紙，公司幾乎所有人都舉手無措。唯有公司負責人亞瑟史古脫沒有那么悲觀，他最終決定在卷紙上打一排小洞，讓卷紙變成容易撕下來的一小塊一小塊的紙巾，并將其命名為“桑尼”衛生紙巾，賣給車站、飯店、學校等放置于廁所中，因為方便使用而大受歡迎，很快普及到家庭中。亞瑟史古脫的這一橫向移出思維不但解決了廢紙堆積的難題，而且開創了一個新的產品，獲利豐厚。
橫向轉移：就是將按最初設想和常規無法解決的問題，轉化為側面問題來解決的思維方式。
如，毛姆小說的成名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橫向轉移的例子。毛姆是英國著名的小說家，但是未成名前，他的作品卻無人問津。窮的走投無路的他用自己最后一點兒錢，在大報上等了一則醒目的征婚啟事：“本人是個年輕有為的百萬富翁，喜好音樂和運動。現征求與毛姆小說中女主角完全一樣的女性共結連理。”廣告登出后，很快書店里毛姆的小說一掃而空，一時間洛陽紙貴，從此毛姆的小說銷售一帆風順。正是橫向轉移這一獨特的橫向思維改變了毛姆的命運，讓其一夜成名！
四、跨界思維
互聯網+下，很多產業之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行業與行業、項目與項目之間的交叉、融合也越來越頻繁，跨界成為當下的一種新常態。可以說，跨界思維已成為當前企業商業模式打造過程中的一種流行的、不可或缺的思維模式。
方圓策劃認為，跨越性思維就是勇于把不相關的事物聯系在一起，體現的是一種思想的自由、思維的靈動，代表著一種新銳的大世界眼光的思維特質。
商業模式打造中常見的幾種跨界：
1、渠道的跨界：眾所周知，順豐速遞似乎與食品電商不沾邊，但其推出的順豐優選，進入生鮮食品類電商，充分利用跨界思維合理延伸了順豐速遞快速、安全的品牌概念，與食品電子商務需求完全訴求一致。
2、產品的跨界：不相關聯的兩個產品之間相互關聯、融合，不但創新產品的概念，更以各自品牌的原有擁躉為新的目標人群，為消費者帶來全新的品牌體驗。如耐克和ipod組合的nikeplus。
3、媒介的跨界：《我是歌手》總決賽除了電視之外，還聯合了全國十一個城市的萬達影院進行直播落地，搞得風風火火，熱鬧非凡。跨界思維下，傳統媒體的號召力再次被證明，創新的多媒體、多終端互動策略引發不同媒體受眾之間相互影響、繼而實現效應疊加，受眾擴大。
4、行業（或產業）的跨界，尤其是藝術與時尚的跨界就是更多了。如萬達通過跨界性思維，打破行業的壁壘，把地產與影視聯合起來，把萬達影視搞得有聲有色；小米聯合流行音樂代表人推出“女神版”小米NOTE等，類似此種打破思維藩籬、巧妙“借智”跨界聯合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的趨勢，不但有利推進了創新，而且大大縮短了創新的時間。
五、互聯網思維
互聯網+時代，究竟什么才是互聯網思維？
互聯網經濟模式是建立在開放、平等基礎上的，壟斷生產、銷售以及傳播渠道已經變得不現實，互聯網思維也必然體現出開放、平等的特征，這就意味著民主意味著人性化。所以歸根結底，互聯網思維是一種人性化的思維，其核心還是在于對人性的關注。
北京方圓策劃認為，很多企業在互聯網經濟中鎩羽而歸，是因為并沒有抓住互聯網思維的核心--人性。要抓住這一核心，用好會聯網思維，必須抓住以下幾個關鍵詞：
1、參與感
在過去傳統經濟模式下，消費者更多的是被動接受。隨著消費者主權時代的真正來臨，消費者充分享受或表達參與感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讓消費者享有參與感，讓他們自由的表達、表現，不但會讓他們的主權意識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和尊重，而且會大大調動他們對品牌或產品的好感與信賴，而且會大大調動他們對品牌或產品的好感與信賴，從內心培養了他們對企業和品牌的忠誠度。
當然，參與感并不等同于實際意義上的所有客戶的全民參與，更多時候是互聯網時代，尊重消費者的主權意識，讓其有自由表達、表現的一種方式。通過參與感的打造，最終傳遞給消費者的是無論產品還是服務都仿佛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一樣。
2、娛悅性
互聯網時代，隨著社交范圍的擴大和思維的轉變，人們更加注重娛悅的心理感受。
北京方圓策劃認為，在這個時代，把客戶當成上帝已經遠遠不夠了，而是要把客戶當成最親密的朋友，要把讓客戶感受到快樂、愉悅的良好體驗貫穿到與客戶打交道的每個細節當中去，不但要保障產品質量的可靠，而且要把用戶的體驗做到極致，為客戶提供的服務要真正的深入到產品整個銷售鏈條的每個環節當中去，先有體驗，后有營銷，讓每位能為自己帶來流量或銷量的客戶時刻感到舒服，隨時能夠喊一聲“爽”，這樣你離成功就不遠了。
堅果電商品牌“三只松鼠”做的好，是因為他的產品無人能及？或是價格更低嗎？不見得，它的成功更重要的一點，還是靠著自己打造的獨特的“主人文化”以及一系列細致入微的貼心服務，讓客戶真正體驗到了“魚躍”。
3、物超所值
互聯網思維下的物超所值不僅僅是人們所理解的傳統經濟模式下的買贈、打折等促銷手段，這種物超所值更多是品牌和服務所帶來的心理感受。
品牌及品牌文化作為產品本身價值之外的附加值對于消費者永遠有著不可忽略的拉動作用。一個優秀品牌，帶給消費者的不僅僅是認可和信賴，更是一種物超所值的感覺。小米手機作為后起之秀，短短四年時間，它為什么能在競爭激烈的國內手機市場迅速崛起？為什么它能夠成為為數不多的敢于國外蘋果、三星等大品牌相抗衡的國內品牌？那就是“小米”品牌帶來的物超所值，也就生活中聽到的很多小米的使用者所經常說的，頂級的配置，平民的價格，性價比絕對超值！
另外，在互聯網時代，服務也是物超所值的一種表現形式。企業在價值鏈各個環節如果都能做到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時刻提供細致入微、優良的服務，也會給消費者帶來一種心理上的物超所值。就拿“三只松鼠”來說，客戶只要購買了產品，得到的除了堅果，還有一系列的細致服務，帶有品牌卡通形象的精致包裹箱、開箱器、快遞大哥的寄語、堅果包裝袋、封口夾、垃圾袋、品牌微雜志、卡通鑰匙鏈、濕巾、小玩具等等，正是這種看似不起眼但卻處處時時以“客戶為中心”的細致周到的服務，給消費者的心里帶來了一種物超所值的感覺，從而輕易俘獲了成千上萬客戶的心，創造了互聯網時代的一個銷售奇跡！
4、口碑
篇12
一、建立過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師資隊伍
隱性教育對大學生來說是隱性的，但對施教者，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師，是有意識、有目的性的，所以必須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的網絡施教隊伍。
第一，施教者素質必須全面，有綜合、多重的施教意識。在網絡進行隱性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求施教者本身對思想政治教育有著完整、積極的認知，個人素質綜合優秀，能夠勝任這樣的工作。在傳統的教育過程中，施教者天然具有信息的優勢地位，通過這個信息優勢，施教者在教學中比較容易樹立信譽。因為網絡具有平等性和互動性，大學生容易挑戰施教者的權威，施教者的知識結構必須有更大的提高。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掌握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知識，具有更高的質量。毫無疑問，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難度。
第二，施教者必須能夠準確把握大學生的心理狀況。在隱性思想政治教育實踐過程中，教育內容的信息不是灌輸的，也不是對大學生提出明確要求，而是引導、啟發、熏陶大學生，讓大學生在隱性教育實踐中，自覺地接受施教者有目的的內容。這種特殊教育要求施教者準確把握互聯網用戶的心理狀態，做到對思想政治工作火候到位、控制精準，讓大學生真正喜歡、欣賞和接受。任何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都要了解用戶的心理狀況，從而選擇教育內容、教育方法、開展教育活動，隱性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在隱性思想政治教育實踐過程中，施教者對大學生認知程度是其同大學生建立良好互動關系。施教者了解大學生要全面、準確，避免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了解互聯網的用戶，不能以偏見看待、盡量避免首輪效應、刻板印象在了解大學生中的負面作用，理解某些事件對大學生的消極影響，不能片面地評價大學生。消極方面不回避，也要看到其積極的方面；既要考慮認知因素，也要要考慮情感因素；既要看到主觀方面，也要看到客觀方面；既要展望未來，也要了解過去。此外，了解大學生不能停留在表面。要知道人們的思想觀念、知識、道德品質的形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必須進一步用積極的思想去引導大學生，不能浮在表面的感覺。了解大學生，把握大學生的思想狀況，避免粗心大意，要做詳盡的分析，掌握影響其思想、認識，形成的深層原因和復雜背景。
第三，施教者對教育的內容要有深刻的認識，并在網絡環境中靈活運用。一般隱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不是以知識點的形式出現的，而是方法論和思想意識形態等。這要求施教者對教育內容有深刻的認知，精通網絡語言并能準確地表達。網絡的發展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擁有更高的操作電腦的能力和更高的技術要求。因為隱性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課程類型的直接說理，其教學過程中必須和有關社會實踐活動相結合，必須經歷一個中間環節的“二次消化”。這就要求施教者對教育內容有深刻的認識，做到“深入理解、真誠信仰”，只有做到這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和社會實踐融為整體。
第四，施教者要有強烈的人文關懷意識和素養。施教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個過程中，可以說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發揮著主導作用。施教者個人的人文關懷和個人素養，直接關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理論素養是施教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前要具備相應的理論知識。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傳遞活動，施教者對教學內容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對理論有清晰的認識，還原理論的真實性、先進性和透徹性，要真正引導大學生把現實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的的實踐和行動，而不是“把自己不要的東西教給別人”。能力素質是指施教者可以熟練地將宣講的理論運用于實踐，并順利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所應具備的條件，包括施教者啟發大學生接受的能力，引導和控制教學過程的能力，對各種難題的準確、合理解釋能力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之前，政治素質、個性品質、理論水平和個人能力都是潛在的存在于施教者身上。因此，施教者彰顯人文關懷，需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才能實現。
二、掌握大學生的受教心理
如果在網絡上開展隱性思想政治教育，那么就必須研究并掌握大學生的思想行為特點。從網絡傳播學來說，首先，須要研究的是傳播的客體――大學生，尤其是研究大學生的心理需求。要把關注實際、關注生活、關注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和社會熱點問題放在研究的首位，并且要精準且及時地反映大學生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掌握大學生的心態，貼近大學生的心理需求，增強網絡的親和力和吸引力。對于思想政治教育逆反心理、迷惑心理甚至對抗心理，我們要正視，掌握其規律，然后去消化它。同時，傳播者應變被動為主動，規范和調節互聯網用戶的接受心理。在傳播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的仍然是施教者，只有施教者才能準確地把握思想教育過程中產生的心理矛盾，按照提前設定好的教育方案和有效的教育方法與內容引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準則，使其逐步規范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意識，從而形成健康的人格。
三、動態地把握輿論導向
第一，網絡輿論導向的概念和特征。網絡輿論是社會輿論的一種形式，是大學生通過互聯網對社會公共事務，特別是熱點的社會問題有一定影響、傾向性言論和意見的綜合。網絡輿論導向常發生在民意表達最集中、最直接的地方。主要通過網絡論壇、微博、社交網站、新聞評論、聊天室、聊天群、電子郵件、博客等途徑傳播，具有直播突發、內容豐富、平等互動、觀點偏差等特點。是大學生揭示現實生活中各種社會矛盾、事件的觀點集合地，也是個人情感與意見最常見的工具。
第二，充分了解大學生的思維特征，科學分析網絡輿論。當前我國大學生的思維特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信任”和“質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大學生思考的慣性。面對網上各種積極的信息，不完全相信是大學生的第一反應，更有一些人會根據自己的猜測，來極力證明這種不信任的正確性，不相信已經成為很多大學生的直覺。如2011年，公眾質疑紅十字會事件，就是網絡質疑的集中爆發。二是容易被簡單化思維引導。一般來說，很多大學生被簡單化思維主導，這表現為他們對一些事物或人的判斷是基于簡單架構的價值觀念，如“對”與“錯”。在網絡上各種傳播方式并存，多樣傳播手段共舉，高度的互動性和靈活性，使其具有其他平臺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也就必然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平臺。
參考文獻：
[1]張耀燦，鄭永廷，吳潛濤.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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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講發言，大咖齊話外貿事業
此次研討會嘉賓和企業相聚，大咖效應彰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人民日報社內參部主編辛本健、阿里巴巴集團國際事業部北方大區副總經理相新風、北京基業長青管理咨詢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嘯東、美國飛翰律師事務所律師朱韶斌、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險發展處處長賈寧和德國萊茵T?V集團大中華區市場研究副總經理鄭勇出席了會議，并圍繞“一帶一路”戰略和“走出去”風險管理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講。
大數據讓中國外貿更美好
互聯網讓網絡貿易盛行，大數據在其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阿里巴巴集團國際事業部北方大區副總經理相新風對當前中國跨境中小企業的生存境況認識很深刻，他總結為四大問題：一是制造業轉移和當前發展階段產業升級并存，中小企業在“傳統”的發展思路下進退兩難；二是貿易摩擦加劇，TPP等貿易協定挑戰，外部需求整體低迷，買家采購方式多元化，買方波動風險加大；三是對貿易流程及多地區不同情況下貿易風險的掌握不足；四是內部成本上升及人員流動加劇。他還指出，外貿未來將越來越朝著“智慧外貿”的方向發展，大數據技術將應用在外貿流程的信息、交易、服務、物流和金融等各個環節，讓工作更智慧、決策更前瞻、盈利更簡單、資源更互聯。
相新風說：“外需市場的低迷給中國出口帶來挑戰，但中國跨境電商逆勢增長。跨境電商是外貿轉型升級的主要渠道。”他引用了一系列數據，2015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達4.8億元人民幣，預計2020年將達到12萬億元人民幣；2015年跨境電商交易額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19.5%，2020年將達到37.6%。相新風還表示，因為有技術進步、消費升級、產業支撐和信用保障四大增長動力的保證，中國跨境電商的未來越來越令人期待。
互聯網時代的 “質量管理”
產品標準準入一直是傳統出口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必修課，互聯網時代賦予它更多內容。對此，德國萊茵T?V集團大中華區市場研究副總經理鄭勇表示，相對于以大規模生產、銷售和傳播為特征的“工業化思維”，“互聯網思維”正通過對市場、用戶、產品及產業價值鏈的重構，把人類帶入一個以開放、平等為特征的信息化革命的全新時代。他解釋說，互聯網思維包括“一切以用戶為中心，注重用戶參與感和用戶體驗至上”的“用戶思維”、“把產品和服務做到極致，把用戶體驗做到極致，超越用戶預期”的“極致思維”和“不斷進行微創新、快速迭代”的“迭代思維”。
在這3種思維特征之下，質量管理的內涵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增加了管理的對象，擴展到了智能、系統穩定性和數據安全性等方面；其次，質量概念有所外延，要對虛擬和現實、線上和線下信息的一致性進行驗證；最后，新的思維要求提升管理效率。比如，過去在做產品質量時，用的是抽樣的方法，現在大數據時代，不需要抽取一項對它進行全面的測試，而是對所有產品進行全面管控，通過數據的相關性進行產品質量的判斷。鄭勇說：“由于外貿價值鏈重構，價值鏈縮短了，利益相關方改變了，更多面向最終用戶了，質量管理也超越了‘法令法規’的模式，要求溯源和優選，以機控替代人控。”他向外貿企業推薦了“企業身份標識”工具，針對外貿企業和工廠的專業審查，展示全球通用的企業信用度評估。
海外參展的知識產權風險
來自美國飛翰律師事務所的朱韶斌律師與企業分享了出國參展中面臨的知識產權問題，旨在保護外貿企業參展時的知識產權（比如商標、設計和專利發明等）。朱紹斌介紹說，中國企業通過不斷競爭和成長，在提高產品質量等方面已經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現在一方面要避免如何被訴，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在去參展之前保護自身的知識產權。他建議企業對參展前期、中期和后期如何保護知識產權有一個系統的概念。
通過分享近期發生的指甲油、輪胎和平衡車等一系列案例事件，他生動具體地告訴企業如何降低訴訟知識產權侵權的風險。第一，企業需要在展會所在國建立有效的知識產權策略，保護自己的創新；第二，在參展前，企業應進行 “自由運作”（Freedom to Operate）的盡職調查，對競爭對手尤其是參展競爭對手的專利進行分析研究；第三，聘請展會所在國知識產權律師出具不侵權法律意見書；第四，企業應規避設計，跟對方做許可與交叉許可，或是在專利局無效對方的專利；第五，企業應積極應訴，反敗為勝。
全球轉型、“一帶一路”與企業機遇
“一帶一路”是國家戰略，也是外貿企業的新機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稱贊其重要意義相當于是“中國人第四次睜眼看世界”。第四次睜眼意味著更大、更全面和更多元化，不只中國和歐美，每一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很偉大。
王文分析稱，世界正在發生全面變化，我們正處在全球轉型時期，全球轉型呈現出全球重心的亞太化、國際互動的網絡化、國家資產的金融化、利益競爭的公域化、經濟增長的常態化和價值觀念的分裂化的六大特征。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對全球轉型有重要意義。所以，從此角度思考，如果歐亞大陸形成一個統一的資產服務網絡，有更多統一穩定的貨幣體系、金融體系，有更多貿易便利化，有更好的統一標準、統一知識產權體系等，那么整個歐亞大陸未來的發展可能就會更加順暢、更加強大，而中國和中國企業在未來的發展中就會更加顯示出自己的作用。
對話交流環節，風險管理答疑解惑
對話環節圍繞“一帶一路”戰略繼續探討“風險管理”的話題。在《進出口經理人》雜志社社長李鴻的主持下，人民日報社內參部主編辛本健、北京基業長青管理咨詢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周嘯東和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險發展處處長賈寧3位嘉賓就“一帶一路”市場風險管控問題進行了交流。
就當前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最大風險問題的理解，3位發表了各自的看法。辛本健從個人的感受出發，通過緬甸的調研經歷，感受到最大的風險問題來自文化風險。他建議“走出去”的企業多研究當地文化，注重社區建設，讓項目更好地與當地文化融合。對于同一問題，賈寧分別從大型央企和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難談開去。對央企而言，最大的風險就是投資有沒有回報、回報的安全性能否有保障的問題；對中小企業而言，則面臨更多是金融資源短缺的問題。他說，如果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不解決微觀的技術問題，可能“走出去”就會落為空話。周嘯東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最大的風險是“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即對“風險是什么”存在“盲點”。他不僅介紹了風險管理的“PESTLE”體系，即政治、經濟、社會、技術、法律和生態6個要素，而且分享了央企“走出去”的案例，建議“走出去”企業不要盲目樂觀，而是真正重視風險管理，冷靜思考。
隨后，3位嘉賓就“為什么當下中國對全球治理話題如此重視”“中小企業信用保險有無門檻和標準”及“中小企業如何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分別作了精彩解答。
品牌報告，獲獎企業貢獻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