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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Since《dancerinthedark》obtainawardsofCannesin2000,and《oldman》,《LakesandRivers》,《ballcraftsmanofBeijing》,《heavywindinBeijing》DVworksmovetowardsworld,DVhavebeennolongercalm,and"becomeRevolutionaryPartyawholenight",EverybodysaysDV,everybodyplaysDV.WhatDVbringtousonearth:itreplacesthetechnologicalmeansoffilm,"injurywhofilmleadstothefact"coarsepicturethatcan''''tbear,"imagecan''''tbearDVlight",merchant"objecttodiscriminatingagainstDV"byZhangKeJiaonethatcallupon,anotherkindofdevelopment?Aestheticdemandisthepeople''''ssupremedemand;DV''''slastdevelopmentmustbetheartpalace.Thelifenessofart,lifeartup,andmankindlifesendhumanartsverymuch,Artwisheagerlytoreturntolifesincebreakawayfromit,DVshowthetrendsofdevelopmentatcharacteristics.ThistextismainlyonthelifenessofDVobject,thedailylifeviewthatthesubjectmatterpaidcloseattentiontochangesdirectionfromhistoryofthemacroscopic,Thelifeofordinarycommonpeople,thesmallpotato''''sdestiny;ThepluralismofDVsubject,moreandmorepersonshaveone''''sownimagewordspowerandfreedom,Themightynarrationofofficialsidewith"history"of"revolution"istransferredtoacandidindividualizedlanguage;Gracefulstemsfrompeopleandreviewsoneselfinthecourseofessentialstrengthtargetindividualityisexpectedtoseeone''''sownlifeinDVworks,theyarenotsatisfiedlivinginit,alsopickupDVtoo,Expressingself-life,sotheobject,subjectandmerginginlifemainlyinasense,DViscomingintolife,walkingclosetous,andclearingupthebarriersofartandlifeslowly,DVartismovingtowardslife,livesandturnintoart,lifeinDV''''slens,ItisastartingpointofDVart,theterminalpointtoo.
關鍵詞
DV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自我關照
導論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詞，網站，流行雜志報刊，大學校園內也流行著“今天你DV了嗎？”的問候語。這里所說的DV已經突破了digitalvideo（數碼攝像機或數碼影像）的原始定義，已經具有了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在內的廣泛含義，甚至還是一種時尚和潮流的代稱，內涵上呈現出思想的異質性和藝術的前衛性的意識精神領域。“DV是一種生存狀態，是對生活原生態的接近真實的記錄。DV讓人們找回對生活久違了的天真和熱情，讓人們換一個視角去觀察習以為常的一切；DV是一種權力，是將用影像表達自己的權利從少數壟斷者手中歸還給大眾的一把利劍……”、①
1996年，DV攝像機在日本問世，最初被用來拍攝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幾年間，隨著機身性能的改進以及電腦配套設備的開發與研制，“能輕巧、價廉、自由地干事”、②，DV機已經成為當前個人影像制作甚至專業媒體都非常喜愛的一種攝像設備，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選擇DV進行自己的影像表達。“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獲得第五十三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獎，DV在中國也有著迅速而大規模的發展，甚至要比國外的DV制作更有熱情。DV傳入中國以來產生了不少的優秀作品，比如:《老頭》、《江湖》、《北京彈匠》、《鐵路沿線》、《北京風很大》、《雪落伊犁》……在觀影群體中都是盡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導演賈樟柯用DV攝像機拍攝的電影《任逍遙》則入圍第55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獲得很高的國際聲譽，成為中國DV影像的驕傲。
DV一詞被炒得沸沸揚揚，DV的輕便和便宜使傳媒家電化，DV成為人們觀察生活，體驗生活，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代表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數字藝術的發展在對傳統藝術沖擊的同時，也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尤其是在審美價值上頗有爭議。DV給了人們影像權利的同時也破壞了影像藝術的高貴和經典，“每個人都是一位藝術家”③，開機關機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輕？“首屆獨立影像節”也被形容為“考驗觀眾體能的‘視聽盛宴’”，④沒有審美的愉悅可言，DV到底是以怎樣的一種身份介入影像藝術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藝術的本質在于展現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藝術之源，美正是來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作為民間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藝術更接近生活。DV在誕生初期只是為了提高家庭錄像的聲畫質量，當DV成為人們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歸民間，承擔起反映民間的使命，甚至會在不自覺中最大限度的貼近生活的真實。DV的藝術性固然來源于對膠片電影在表現手法上的繼承和發展，然而其技術的特性與獨立性使其藝術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術層面上的輕便和經濟層面上的便宜促進了DV創作主體的下移，人們都不滿足僅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達的欲望，創作主體多元化的同時，創作的內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質上更傾向于民間，傾向于生活。
DV記錄著蕓蕓眾生的常態生活：《鐵路沿線》的流浪漢，《高樓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頭》中的遲暮者……平常的人倫親情和家常里短無不感動著我們，無論是在DV鏡頭后面，還是鏡頭里面，我們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現，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到處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對生活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實現了人類的假說：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輕
美無處不在，只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DV這只眼睛，發現了更多樸實無華的東西，讓生活中更為感人，更為真實的東西，無論丑，還是美，都坦然的呈現在鏡頭中。DV的平民化從純粹個人的角度對普通人喜怒哀樂的表達、對底層老百姓命運的關注、對人的個體或群的原生狀態的真實記錄，正是DV創作與生俱來的特點。因此，如果你在一個凌亂不堪的菜市、一個灰塵彌漫的建筑工地或一個破敗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攝的人，你完全無須詫異，因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獨到視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質樸、最細小的片段。如西南師范大學學生創作的《最后的鐵匠鋪》，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靜觀場里的一家小打鐵鋪，那里曾是打鐵很發達的地方，后來因為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鐵器在生產生活中逐漸淡出，不少打鐵鋪都歇業了，這對父子卻在他們長期的作息慣性里，維持著冷清的鋪面。從中，我們看到的是新舊生活交替過程的一個縮影。類似的又如美視學院的《棒棒軍》，在紀實反映重慶“棒棒”①在城市邊緣不乏困苦的掙扎時，也折射出他們離開故鄉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與夢想。在這里，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活狀態與我們這個大都市的發展變化形成了寓意豐富的對比。《歌者》也是這樣一部反映平常及社會邊緣人生活狀態的DV作品。該片導演兼編劇鄭正運用電影的方式和手段，將眼光投向重慶民間的“死人板板”②樂隊，講述了一個女子到外地尋找失蹤幾年的丈夫，為生存進了一個喪事樂隊。在對找到丈夫已經絕望時，她愛上了樂隊的組織人，卻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發現死者正是她要尋找的丈夫。片中對小人物命運的表現，凸顯出一種平民化的審美視角。楊天乙則是看到城墻根下的老頭好玩，于是動了要拍攝的想法，《老頭》中展現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們操著純正的京腔，在墻根下曬著太陽，天南海北地聊著。他們中有的已經口齒不清了，但是他們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依然顯出輕松自然，就連身邊的老哥哥去了，他們談論起來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臺一樣的叫上一聲“好”。這一切自然地從影片中流露出來，像是一杯滾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緩慢而有節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親切自然。《北京彈匠》的導演朱傳明，是在偶然的機會里結識了一位來北京彈棉絮謀生的湖南農民，從而引發了他拍攝此人生活際遇的想法；《鐵道沿線》的導演杜海濱（朱的同班同學）則是在他家鄉寶雞的火車站附近發現了一群以揀垃圾、拾破爛為生的來自中國各地的流浪漢，于是力圖切入并記錄這群被視為“賤民”的人真實的生存狀況，DV用鏡頭關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應該是人的生活，而不應該是劇情，脫離生活的劇情是經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歡紀錄片也正是出于對這方面的偏愛。人類的行為標示著一切，如果你用心觀察，你會發現許許多多生活的細節，而正是這些細節組成了我們復雜的生活，并暗示著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攝者不僅僅通過鏡頭來觀察生活，而且是切身體驗著鏡頭下的生活，與其說他們在拍別人的故事，不如說他們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時說：“當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是冬天，特別累，就開始玩兒，到酒吧之類的地方。玩兒的過程中，就看到我電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從酒吧出來看到三個女孩兒暈在地上，就送她們到另外一個地方，然后就跟她們認識了。她們的生活給我的觸動特別大。我覺得我是真實地把她們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沒想作任何的遮蔽。這可能和我對生活的認識有關，我沒看到那么殘酷的東西，我覺得大多數人的生活沒那么傳奇。”②蕭狼在《苦樂打工妹》的創作手記中寫到：“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應該說小時侯也吃過不少苦；貧農的階級成分的原因吧，長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觸得比較多的是人文關懷者們所謂的‘弱勢群體’，我們宿舍樓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畢竟是親切的，我們之間有共同話語；我想這是我們能夠溝通，因而我能順利完成這個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們對于拍攝、采訪、DV、紀錄片等等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沒有去想她們會從自己日常看到的電視屏幕中出現；所以面對著攝像機，她們真是不會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樣自然。在很短的時間里，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點起床，看她們做包子、煎雞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覺，讓她們午餐前給我打電話起來繼續拍攝——拍攝成了我們共同的工作。”③與其說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杜海濱在《高樓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現了全片中惟一一個使用三角架拍攝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個中全景的畫面，阿毅蹲在地上剝蔥和蒜；此時作者從畫面右側出現，和阿毅一起剝蒜、洗菜，他離開、又回來，準備他們的年夜飯……當作者從攝像機背后走出來，他使自己也成為一個被拍攝者。吳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對“遠大歌舞團”④的關注也沒有結束，他有時仍然會出現在那個在窮鄉僻壤流動演出的歌舞大棚里。雖然大棚的演員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們當中，這個“戴眼鏡、肯幫忙、還給他們做飯吃的吳老師”⑤已經成為了傳奇人物。這次經驗似乎完全改變了吳文光以往的拍攝立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道：“我是在一種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覺得不是在拍一種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們，甚至我是在拍攝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傳。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感覺真好，也許我沒有達到，但是的確拍他們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確定拍了這個團就像拍了全中國的團，但是我能確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華也說道：“幾年前我曾經在武警部隊里當兵，做了好幾年的電影放映員，所以《今年冬天》有種半自傳的意味。再回到部隊拍這個片子，這是我呆過很多年的地方，這是我的地方，電影中四個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種電影的形象。使館的鏡頭能看出來，那幾乎是一個鏡頭一氣貫成，那里邊是我呆過很多年的地方，那兒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攝像機對準被遮蔽的現實與生活的時候，對準可能要遺忘的過去的時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種感性沖動，和一種對同類人的理解。朱傳明在創作手記中說到：“我常常被生活中這樣的場面感動：火車站疲憊而臥的人群，集市上擁擠的人流，馬路邊吆喝生意的攤販，建筑工地腳手架上的民工……他們的呼吸象暗流一樣洶涌，被裹脅而去。”③而楊天乙與她所拍攝的老頭之間，也產生了“他們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們的念想”④那樣親密的關系。DV拍攝者以一種人文關懷的心態為底層吶喊。生活中的輕賤無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鏡頭中，故事、演員、導演都來自生活，最后構成同一個藝術。
DV，能承受藝術之重
DV作為藝術的革新工具不僅在于拍攝客體的草根化，更在于創作主體的身份出現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現，打破了“業內人士”和主流媒體的設備優勢，模糊了昂貴的“專業影像”與便宜的“家庭錄像”之間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質差異，從而賦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義上影像創作的權利。因為DV使用的低成本，因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會各階層的普通百姓和愛好者，所以從DV問世至今，它一直都體現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廠執導多年、后又到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教的余紀教授告訴記者，“以前搞電影電視的，的確多多少少都有些‘貴族感’。由于它很強的藝術性和專業色彩，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甚至它整個的攝制生產過程都顯得較為‘神秘’。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來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來自由表達自我成為可能。DV作為一種新興的話語權力的載體，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響和改變著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⑤重大美視電影學院副院長唐澤芊教授對此也有深刻體會：“藝術領域的影像創作，離不開相應的技術裝備。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簡便化，使原來停留在專業領域的影視藝術走入了尋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樣，影像藝術正在成為一種家庭化的藝術，平民化的藝術。”①DV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自由，一種思想和創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進的剪輯器材進行非線性剪輯的優點，并且采用了數碼信號的方式把作品傳到網上，“DV最主要的優勢對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創作前就擔心市場，擔心錢怎樣收回，擔心制片人給你壓力，哪怕作品賣不了，也不會使我債臺高筑，創作進入真正自由狀態”②，技術的發展從形式上改變了藝術的發生，技術門檻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影像話語的權利和自由。
DV不僅僅是一種設備，而是一種新的對待電影和對待生活的方式。當代中國比較著名的DV導演，除了吳文光以外，其余幾部DV作品的導演全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攝紀錄片，這些年輕作者的創作初衷大都介乎自發與自覺之間，沒有誰在拍攝之前就對紀錄片的本體或價值有一個明晰的認識，但每個人在舉起攝像機的時候，都滿懷著真誠表達的強烈愿望。吳文光認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時候完全不知道這東西拍來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覺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個驚人的作品，它是一個更私人的東西，它想表達什么東西，想說明什么東西，它肯定是屬于我的，DV代表了一種真正個人的表達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作者的自來水筆，影像技術的進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擁有一種表達自己的手段，一種語言。”④DV承受生活之輕的同時，也承擔起藝術的重。創作客體下移的同時，創作主體的下移，創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藝術更有活力。雖不說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權。DV家電化的趨勢，使DV藝術成為一種生活態度，DV著，藝術著，生活著。
影視是一門高深的藝術，如果你拍一部電影，必須有專業知識，必須有設備，更主要是最好有個幾百萬，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員的出場費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擔的，DV就完全不同，當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樣，動用100臺DV，但那畢竟不是我們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個DV，有一腔對生活的熱情，有一幫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薦作品是楊天乙的《老頭》，這部片子至今讓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這是一個之前跟影視毫無關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機；第一次拍攝紀錄片；耗時過兩年；一切自費；拍攝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頭，雖然有點粗糙但不失原創性和藝術性。清華同學自編自導的《清華夜話》畫面的晃動，聲音的生硬也無損于大家對它興趣，它是那樣的生動活潑，蕩漾著對生活積極的熱情。蕭狼在拍攝《苦樂打工妹》時，他鏡頭中的主人公甚至搶過攝像機拍起他來，讓他說他的故事。拍攝的對象和主體都已經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攝的快樂中去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欽縣的幾位藏族農民在一家基金會的資助下，拍攝了《冰川》、《茨中圣誕夜》、《酒》、《黑陶》等幾部DV紀錄片，這個“社區影視教育”項目負責人郭凈博士在項目宗旨中寫道：“照相機，攝像機和電腦變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產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當城市里的年輕人到茶館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興，當鄉下的制陶師傅開始用攝像機機錄村民選舉的場景時。多樣化的聲音便在影像中出現了。”①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視聽方面的缺陷，但這些新紀錄片人卻以影片內容的真實性與原創力震動了國際影壇：楊天乙的《老頭》獲2000年法國真實電影節的評委會獎，朱傳明的《北京彈匠》獲去年日本山形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潮流獎”，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風很大》則在澳大利亞國際獨立電影節上獲得了“最高喝彩紀錄片獎”。這些獎項不僅僅是對這幾位紀錄片導演的褒獎，更重要的是，它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一個普通人可以通過他的才華、毅力、對生活的熱愛以及簡陋的攝影器材，成為一位“真正”的紀錄片導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種對普通民眾的影像啟蒙，是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運用的記錄工具，是無數雙眼睛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多元觀察和描繪，DV帶來了“民間影像”的燦爛前程。DV也不會因為其承受生活之輕而損害電影藝術的重，相反，越是民間的越是藝術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識的，一切平民化的東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們對這個世界保持經常觀察，表達思考的習慣，每個人的眼睛都會更銳利，感覺更靈敏，思想會更開放，藝術也將更具生命力。
審美的生活化
DV從一種技術手段開始對藝術創作主體起了深遠的影響，進而對藝術內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說技術帶來的藝術的生活化是一種外在的手段，那么審美情趣的生活化則是藝術生活化的本源。
美來源于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說來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②，面對“人化的自然”③，人們“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④因此受眾在藝術批評和欣賞中，有一個“期待視野”⑤，他們期待藝術對生活的親近，真實成為中外視覺藝術作品接收和欣賞的衡量標準。它是在人類幾千年欣賞描寫現實的文藝作品的過程中和幾十年接收寫實風格的影視作品過程中形成的，從柏拉圖“模仿乃是藝術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國“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⑦，無不要求藝術的真實性，惟有真實才能引起受眾的真正共鳴，受眾也才能透過藝術作品反觀自身。受眾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眾的生活又呈現出藝術的狀態，我們在看DV的同時我們也就是在看自己。當我們看到《不快樂的不止一個》家庭問題，《心-心》中的絕望中的希望，《苦樂打工妹》的艱辛又充實的日子，《清華夜話》中的學生生活，我們本能地感到親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我們周圍的生活，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這些鏡頭真實記錄的酸甜苦辣就是我們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贊、古拉考爾多次指出，紀實電影與真實的生活有一種親近性，正是電影與觀眾的親近性引起了觀眾對電影的親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題材對生活的貼近。在權威調查機構AC尼爾森調查中發現觀眾喜歡收看的紀錄片類型的節目卻是《生活空間》這樣的節目和一些專題片，顯然“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觀眾關心的話題。人們期待紀實性的作品，是因為人們希望看到自身。“紀錄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間創作，創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對小眾的私密的，但他們所揭示出的空間，卻是大眾共通的。”①京華時報記者在北京電影學院等藝術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藝術院校的學生會均進行了調查，學生們對紀錄片顯示出的極大熱情，讓記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幾部紀錄片是學生們屢屢提起的，比如講述了關于農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講述了一群遲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頭》；還有彈棉花的農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彈匠》等。吳文光講，“雖然乍一看，這些拍攝對象都不是社會的主流，但從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許多人性中相同的東西，而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顯露的，卻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歡的原因就是這種大眾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鳴。”、②學者黃集偉認為：“文字閱讀中，那種以虛構為能事的傳奇已是最靠不住的東西，‘非虛構’的加入，正顯出了無上魅力，開始成為我們閱讀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豈不一樣，DV中真實的生活，讓我們更大程度的反觀自身，藝術的生活，美的生活產生了。
僅僅生活其中，僅僅觀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們滿足，我們又有自我表達的渴望，于是在欣賞別人的作品，別人的故事同時，我們也拿起了DV拍攝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華夜話》，我們一邊臥談，一邊拍攝，一邊看著我們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誕夜》、《酒》、《黑陶》，我們在生活的同時把它記錄下來，同時我們又成為自己第一個觀眾。創作與審美在生活中融為一體。藝術的審美，得到的是一種共鳴。導演的思維，對象的生活喚起了審美主體的某種相似經歷的記憶，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因此藝術更真實更具感染力；當審美主體成為創作主體兼創作客體的時候，這種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也就更為深刻，前者是反觀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審美的需求也促使藝術創作的生活化。藝術的生活化，民間化，從內容上改變了藝術的發生，生活主體的藝術化從形式上改變了藝術生成；DV改變了藝術，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導演、演員、還有我們都生活在這個社會，我們都在別人的故事中演著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現在你的鏡頭中，也許明天你將會在我的鏡頭里，“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我，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④，DV溝通了藝術和生活，溝通了你和我。我們期待著在DV中的我們，以此反觀現實中的我們。
美在生活
“人是詩意的棲居的”①，生活和藝術本不可分割，人類走了一個循環，藝術自從勞動中生活中脫離開始就有一種回歸的沖動，這也是紀錄片的經久不衰的原因。在工業化的現代，人們更渴望一種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結合的生活，DV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工具，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希望。與其把DV當作一種媒介，一種設備，不如把它當作一種生活態度，DV并不同于過去的“作者電影”②，它不僅僅是“個人的表達”③，它還是一種個人的生活。真正跟DV態度有親緣關系的是維爾托夫的“帶攝影機的人”④。DV不僅使制作電影成為了一種個人的事情，它的欣賞也是成為個人的事情：我們在自己家里觀看DV作品，我們把DV作品裝在上衣口袋里隨身攜帶，贈送朋友，……DV，代表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獨立的藝術生活。或者說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個全新的要素，一種生活習慣或習俗；它在我們的手上，在我們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沒有一個外面，它無法從外面來觀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們個人生活和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面對它，我們就是在直面我們自身。
席勒在《美育書簡》中談到：“人對美只應是游戲，而且只應對美游戲。…………唯有當他是充分意義的人的時候，他才能游戲，唯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說DV產品的產生和發展從技術上促使藝術回歸生活，人的審美情趣則從人的本性上要求藝術回歸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自由，DV給我們自由藝術自由表達的權利。藝術更重要的是參與性和互動性，游戲的藝術不僅僅是自由的，更是積極的。我們都在參與這個美的游戲，游戲中處處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生活中處處展現著人的生命力，在對象化的現實中我們反觀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們關照自我，從而得到審美的愉悅。“美在生活”⑥，藝術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藝術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進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時，也就從藝術起點回歸到藝術的終極。回歸是人們的審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藝術，在藝術中觀照生活，這才是完整的人。
參考書目
《電影觀眾學》章柏青張衛著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論概要》楊慧林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
篇2
【關鍵詞】網絡藝術/后審美范式/文化邏輯
networkart/post-aestheticmodel/culturallogic
【正文】
隨著互連網的迅速普及，網絡藝術日漸形成自己的藝術方式——基于網絡技術的后審美范式。“后審美”是與現實主義審美、特別是現代主義審美相區分的概念，是網絡時代新興的藝術審美范式，它是后現代主義文化邏輯的必然延伸。
一、虛擬現實的符號審美
網絡化的藝術審美是機械復制的“類像”(simmulacrum)符號審美，它運用數字技術“虛擬現實”(virtualreality)以拼合實在，形成可復制的無窮摹本，使藝術和自然的原初關系被數字化技術制作所取代，從而導致藝術創作從個性風格的表達向類像的機械復制轉變。這便是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波德里亞所揭示的“后審美主義”圖景：模擬威脅著“真實”與“虛假”、“現實”與“想象”之間的差別，對象世界以技術邏輯控制主體，“數字化的冷酷宇宙吞噬了隱喻和轉喻的世界，模擬原則既戰勝了現實原則，也戰勝了快樂原則。”[1]經典意義上的藝術審美慣例消失了，我們所擁有的符號遠遠多于其所指涉的涵義，擁有的影像也遠遠多于其可以闡釋的價值。傳播的體制所傳播的不過是這個體制自身，影像所指涉的就是影像符號。于是，“文化”就成了并不指涉現實的影像的無限生產和增值。
互聯網打造的藝術作品就是這樣一種虛擬現實的視覺消費品。網絡藝術猶如一種藝術的生物工程，它把一切實在之物拆解為斷片式代碼，再用數字化技術將這些代碼組合成表面真實的虛擬物像，然后將其作為實在的代碼來替代物像的真實，使組合拼貼而成的審美符號替代藝術審美本身。如果說過往的平面設計、工業設計、服飾設計、建筑設計、商業攝影、廣告招貼等是源于實在的物像仿擬(Simulation)的話，互聯網上的“界面影像”，如Flash制作、卡通化的LOGO（標識語）、角色扮演(RPG)的影視劇和MTV、藝術賀卡，以及花樣翻新的網絡游戲等，則將“真實的虛擬”拼合成了“虛擬的真實”，它類似于轉基因生物，表面看來與實在無異，真實得近乎完美，但本質上仍然是人工技術的產物，如法國FredForest所揭示的：“它的基質來自無法觸摸的信息技術資料。”[2]如：
虛擬偶像1995年日本就研制出網絡虛擬偶像伊達杏子(KyokoDate)，她擁有自己的星座、嗜好、三圍與血型，上過雜志封面，并灌制過激光唱片《愛之交流》，許多崇拜者還在世界各地為她設立網上歌迷俱樂部。好萊塢的電影《古墓麗影》走紅影壇后，女主角勞拉立即被一系列電子游戲打造成了大名鼎鼎的世界頭號偶像，她美貌出眾，智慧超群，武藝高強，酷愛冒險，常常孤身一人闖蕩江湖。號稱“中國第一位虛擬偶像”青娜是耗資近300萬元人民幣，動用200臺電腦和京、滬、粵近百名業界精英歷經3個月的工作打造出來的數碼電影短片中的人物。她的名字是China的諧音，她身上綜合了東方美女的優點，有著大而明亮的眼睛、精致而美妙的五官，合乎黃金分割比例的身材，給人以清純而略帶倔強的感覺。她身著飄逸白色紗衣載歌載舞，在北京中華世紀壇數字藝術館展映百天后，又拓展她的星路歷程：短片進電影院做加影片；在電視文娛頻道播映；電影音樂在電臺播放；開通青娜個人網站；電影音樂和青娜唱的歌出版唱片；開展“尋找生活中的青娜”活動（“青娜”模仿秀），并且還要出版“青娜寫真集”！
虛擬主持1999年4月，英國一家網絡公司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新聞主播系統，2000年4月，他們拼合出了一個因特網首位虛擬新聞主播Ananova。她不僅臉蛋俊俏，而且能說會道，身手敏捷，富有親和力。她全天24小時報道最新消息，從不休息卻永不疲倦；她開辟了自己的檔案A-file，向全球觀眾介紹她的大小軼事；她的面孔出現在海報、鼠標墊、T恤、帽子等產品上，幾乎無處不在；她的影迷遍布全球，他們為她設立了許多網站，傾訴對她的愛慕之情。我國的虛擬電視主持人出現于2001年。這年的5月13日天津電視臺在晚間黃金時間播出的《科技周刊》節目里，虛擬主持人“言東方”首次與觀眾見面。她在自我介紹后還詼諧地說：“我的形象和名字是在聽取了大量網友的意見后，經過多次‘整容’和‘易名’才確定下來，我的出現不得不使我感嘆高科技的神奇力量。”[3]
虛擬樂隊世界第一支網絡虛擬樂隊是崛起于世界的Gorillaz，其幕后總舵手是Blur（布勒合唱團），主唱DamonAlbarn、鼓手Russel等。樂隊由4位虛擬藝人組成，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并且會不斷生成新的刺激，依靠純粹的音樂和個人性格魅力而成為人們新的音樂偶像。Gorillaz充滿未來感的動畫形象，以及主唱2D散漫、慵懶的嗓音，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歌迷的注意力。這4名虛擬的藝人只生活在虛擬空間的2D+3D世界里，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年齡、國籍、膚色、性格，乃至個人成長史、不良嗜好、醫療記錄、犯罪案底和教育背景等。2001年9月26日，歐洲音樂盛會“2001MTV歐洲音樂大獎”入圍名單中，Gorillaz以6項提名而成為大贏家。在Gorillaz網站，你不但可以欣賞到Gorillaz制作精致的電腦動畫音樂錄影，還可以玩到最酷的Gorillaz游戲。
隨著數字化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類似的符號仿像在電子媒體中還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逼真。已經在美國出現的“文學機器”（即專門用于文學創作的電腦），還有不斷改進的詩歌創作軟件、小說故事程序、劇本程序寫作等，可以說是另一種虛擬實在，因為它們是未經大腦加工和心靈體驗的文學創造，是自動拼合的虛擬和程序設計的“實在”。
這種計算機網絡的虛擬現實不同于復制。復制是一對一的搬用，虛擬現實是“無中生有”；虛擬現實也不同于原子主義的寫實，它沒有先在的或外在的模擬對象，而是“比特化”的自出機杼；虛擬現實的網絡藝術形象與立體主義的造型也大相徑庭，因為它在外貌上并不超越實在，甚至看上去還非常真實。不過虛擬現實說到底仍然是一種超現實的符號類像，是數字化虛擬方式和符號代碼規則造成的超現實的結果。
今天的計算機網絡技術已經進一步將虛擬現實發展為實時交互，用戶可以對模擬環境內的物體進行操作，并從環境中得到反饋。用戶對虛擬環境的感知除了一般多媒體計算機所具有的視覺感知、聽覺感知外，還包括力覺感知、觸覺感知、運動感知，甚至包括味覺感知、嗅覺感知等。交互虛擬的物體具有自主性，會依據現實的物體所遵循的規律進行運動（如受重力影響而下落等），同時又可以隨著用戶的、視野的變動而變動，從而產生真實感。如用戶可以用手去直接抓取模擬環境中的物體，這時手里有握著東西的感覺（其實手中并無實物），而且，現場被抓的物體可以隨著手的移動而移動。[4]當前的交互式虛擬現實系統可分三類：一是桌面虛擬現實系統，使用時設定一個虛擬觀察者的位置，可利用三維立體眼鏡增強效果，并通過六自由度鼠標或三維操縱桿進行交互，兩個身處不同地點的用戶可以用自然的手勢進行信息交流；二是臨境虛擬現實系統，利用頭盔顯示器把用戶的感覺封閉起來，以產生一種身在虛擬環境中的感覺，通過數據手套和頭部跟蹤器進行交互；三是分布式虛擬現實系統，它以臨境虛擬現實系統為基礎，將不同的用戶連結在一起，讓他們共享一個虛擬空間，使該系統局域網中的人可以在這里進行虛擬交往。[5]
網絡以符號代碼虛擬現實的后審美異變在于：內容非語境化的“靈韻”(aura)散失。任何藝術的審美意蘊都是依托于特定語境、并在特定語境中生成的，離不開孟子所說的“以意逆志”和陸機強調的“物、意、文”協同與互滲的本體建構，而虛擬現實的符號類像從內容本體上失去了它們作為具有特定指涉的文化符號所應有的價值皈依，其審美的語象(icon)被虛擬的視覺仿擬非語境化(decontextualized)了，不僅仿擬的物像本身失去靈韻，也無從品味其原初的本體意義。直觀替代體驗，符號解構意境，祛魅消除韻味，技術拼合驅逐了“詩意的棲居”，這便是網絡時代虛擬現實打造的后審美范式。
二、在線交互的活性審美
互聯網結束了藝術審美的私密空間，卻創造了大眾參與、交互共享的行動美學；網絡文學終止了文學傳統認同過去的時間美學，而開辟出在線空間的“活性”詩學。嚴格來說，網絡藝術只“活”在網上，只有在線空間里被網民瀏覽或參與它才是存在的，甚至是生機四溢、魅力無限的，否則它什么都沒有、什么都不是，這與傳統藝術原子化的“硬載體”存在方式大相徑庭。
弗·杰姆遜曾說，現代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時間性的模式，而后現代主義則是一種空間性的模式，從時間向空間的轉變使得時間的歷史感被擠壓到平面中，導致歷史深度感的消失。[6]這種后現代時空觀的變化在網絡文學中得到最鮮明的印證。網絡文學沒有時間的概念，它將時間化為空間，用在線空間改變或延伸時間，將物理的時間擠壓在賽伯空間里；網絡文學沒有終止的概念，因為作者失去了終止自己作品的權力，而把這種權力交給了在線空間的廣大網民，除非你的作品讓文學網民失去分享的興致和參與的熱情。網絡消解了藝術的深度模式，卻創造了新的“活性”審美模式，因為網絡作品的空間留存性和無可終止性，決定了它是一種“活性”的藝術存在。一部《紅樓夢》在傳統文學圈里高山仰止、不可移易，續寫者不過是“狗尾續貂”，而網絡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如果不是下載出版，它將如滄海一粟或過眼云煙，并且其他網民完全可以用“第二次”、“第N次”親密接觸來替代它而不會被指責為擠兌起哄。可以說，傳統文學屬于時間，網絡作品只與空間共舞；傳統文學是“死”的，不可更改的，網絡文學是“活”的，可以更改和參與續寫的。尼葛洛龐帝早就指出過電子藝術的這一特性：
數字化高速公路將使“已經完成、不可更改的藝術作品”的說法成為過去時。給蒙娜·麗莎(MonaLisa)臉上畫胡子只不過是孩童的游戲罷了。在互聯網絡上，我們將能看到許多人在“據說已經完成”的各種作品上，進行各種數字化操作，將作品改頭換面，而且，這不盡然是壞事。……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藝術表現方式得以更生動和更具參與性的新時代，我們將有機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傳播和體驗豐富的感官信號。……數字化使我們得以傳達藝術形成的過程，而不只是展現最后的成品。這一過程可能是單一心靈的迷狂幻想、許多人的集體想象或是革命團體的共同夢想。[7]
無論是展示孤獨者的迷狂還是表現集體的共同夢想，都是在一種參與互動的“活性”狀態下完成審美建構的，在線空間里的文藝作品就像一個被眾人呵護的孩子，它永遠不會走向成熟，永遠不會被時間定格為經典，但就在這不確定性的無限延伸中，它也許能流溢出生機四溢的藝術活力。
網絡藝術的活性審美基于數字化網絡技術背景，呈現為兩種特有的型態：超文本召喚結構和人機互動的角色表演。
超文本召喚結構“召喚結構”這一概念原本是康士坦茨學派接受美學代表人物伊瑟爾提出的，伊瑟爾所指的是文學作品中包涵了許多“意義不確定性”和“意義空白”，要靠讀者的想象和具體化能力予以確定和填充，從而將作品內容轉換為讀者心目中的內容，實現對文學意義的成功接受。網絡的超文本召喚結構與之不同的地方，不僅在于一個指傳統印刷品文學，一個是針對電子文本，更在于網絡超文本不是“意義的不確定性”，而是文本的不確定性和作品結構的多線性造成的審美活性；它不是尋求對“意義空白”的填充，而是刺激網民對敘事文本的多向選擇和能動介入。
超文本作品是“活”的，在線空間的網民正是被活性的文本所激活，而且只有超文本能使欣賞者與文本之間物理上的互動成為可能，并同時為讀者向作者轉化創造了空前的便利。任何一部傳統作品都不像網上交互作品那樣有許多分叉，由分布式的諸多作者承擔同一的創作任務，只要網民還在非線性或多線性的文本迷宮中漫游，作品就將永遠是“活”的，永遠是“動”的，一部超文本作品完全可以在不斷交互中存活、生長數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作品的終結存在于參與者永無止境的審美召喚之中。在這里，固定的作品結構被讀者瓦解、或重新構造了，意義也被新鏈接的文本得到了不同的闡釋。創造性的閱讀使靜止的結構被召喚式結構所替代，結構成了一種在“運動”中不斷發展的東西。
一般來說，超文本作品分為兩類，一類是運用計算機網絡鏈接技術設定的多線性閱讀作品，這時候讀者的活性審美獲得的是被動中的主動、制約中的能動，因為他只能選擇“怎樣讀”，而不能選擇“讀什么”，原創者巧置的“敘事圈套”像一只無形的手在暗中預設了讀者閱讀選擇的可能，文本的結構形態只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種結果。另一類超文本作品是交互式創作的合作文學，這也是一種活性結構的動態文本，創作者是在線參與的、不確定的，作品結構是樹狀的、網狀的，更是未定的、無限生成和延展的。國外網站上引人矚目的“長青樹交互小說”，就曾吸納眾多網民參與接龍。在我國，站點上的交互小說《活著，愛著》自1997年開篇以來，曾吸引了許多少男少女前來續寫。他們中的佼佼者，還有幸得到“網絡文曲星”的稱號。交互式小說有多種類型，一類是“人—人非實時交互”型，有點像傳統的“接龍”，用戶看好了網上所開列的選題，根據選題所規定的情境，參照前人已寫的部分，將自己的續作接上去，這就成了共同創造的作品。真正代表網絡化交互式文學水平的是“人—人實時交互”型，那些BBS公告板、聊天室和討論區中具有文學色彩的話語，體現的就是這種交互，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風中玫瑰》即屬此類。無論是鏈接式作品，還是交互式接龍，其文本的都是“有始無終”、穿越界面的，但對于創作和欣賞來說，卻是富有召喚性和挑戰性的，對文學價值構建也是結構生成、動態演繹、活性生長的，這正是后審美主義的重要藝術表征。
超文本召喚結構是一種拆解時序的活性審美。如果說傳統文學是過去時間的再現審美，網絡常規書寫屬于當下時間的在場審美，那么，超文本召喚結構則形成了時序拆解的活性審美。它消解過去、現在、未來的秩序性，把時間拆解為永恒碎片的瞬間，用時間的自由編碼營造審美迷宮，以可選擇性的敘事空間尋找生活經驗與文化內涵的關聯，以實現解釋的循環，激活主體被遺忘的生存體驗。這種時序坍塌的活性審美，一方面是對“時間終結”和“差異性”的強調，另一方面則將時間轉換為在線空間，將深度體驗轉換為感性直觀，將瞬間碎片轉換為召喚結構，結果便是：“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時間觀之間出現了裂痕和鴻溝，出現了時間鏈條的拆解，因此，后現代的時間是一種非時間化的拼接，是時間的終結即空間化和同態化。這一結果使得‘所指’的內在時間深度消失，而無窮并置的空間碎片即‘能指’在話語鏈中漂浮，這就是后現作的狀態。”[8]可以說，這也就是網絡文學的寫作狀態。
人機互動的角色表演這在網絡文學創作上表現為面具表演和隨機寫作，在網絡藝術上表現為超媒體操作的角色扮演。
網絡文學的面具表演基于在線空間的匿名性。“在網上沒有人知道你是一條狗”，同樣，在網上也沒人理會你是不是英雄。由于網絡形象與生活角色的剝離和隔絕，又由于網絡自身的虛擬性、平等性、兼容性，以及它非中心化、非英雄化和瀆圣化的價值取向，上網者在排除了社會角色的“面具焦慮”以后，盡可以扮演自己想扮演的任何角色，實現平日里實現不了的愿望，說自己想說的任何話語，而不必顧及自己的公眾形象、文學的“載道”功能和作品的藝術承擔。如聊天室和BBS上的人際交流，網民一般都會匿名或化名登錄，即時而又實時地交流個人的觀點、感受、情感，其特點是流動性大，話題廣泛，基本上不存在制約，這里只有“大師”級網蟲與“蔡鳥”級網蟲的區別，而沒有任何等級劃分。那些上網尋求情感交流的網民，往往是看誰的網名有MM的氣息，就千方百計跟誰套磁，有時甚至裸、酸溜溜，文縐縐，說什么的都有。因為是虛擬空間的“面具表演”，不具現實社會的破壞性，網民在面具背后盡可以放言無忌，平等對話。
文學的隨機寫作是電子化角色表演的活性審美，更是對傳統創作體制的徹底顛覆：它不僅繞開了文學主體在創作前的生活體察、創作中的心靈震撼和作品中的真情蘊涵，而且繞開了主體本身，讓“作家”失去了飯碗，任機器和技術把創作推向了非主體化和非人化的危途。羅蘭·巴特所說的“作家死了”似乎被數字化技術印證成了讖語箴言，因為沒有作家同樣能寫作，甚至寫得更快，抑或更好。計算機作畫、譜曲、寫詩，運用計算機機器語言、匯編語言和高級語言編制文學程序創作小說、劇本，都早已被人付諸實施。1984年，在我國首次青少年計算機程序設計競賽中，上海育才中學年僅14歲的學生梁建章，就曾以“計算機詩詞創作”獲得初中組四等獎。他設計的這個詩詞創作軟件，收錄詩詞常用詞匯500多個，在程序運行時，以“山、水、云、松”為題，平均不到30秒即可創作一首五言絕句，曾連續運行出詩400多首，無一重復。如其中一首名為《云松》的詩是這樣的：
鑾仙玉骨寒，松虬雪友繁。
大千收眼底，斯調不同凡。[9]
誰能說這不是詩呢？其繪景寓情、仙風道骨之態與詩人之詩相比亦足可亂真。
電腦程序或文學機器自動產生的“作品”，甚或藝術機器人完成的“作品”，將人機互動的活性審美推進到本體論層面，它要求我們將自己的藝術視野擴大到電腦化的人類、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創造性活動。人類所要做的便是：“把計算機所不具備的直覺、綜合、機敏，甚至文藝家的靈感留給人，由人來創造性地開發各種所需的算法、模型、方法；由人來創造性享有計算機所提供的種種數據、信息和素材，幫助人克服機械記憶量有限，數字計算能力低下，空間色彩精密定位能力較弱的不足，讓計算機忠實地進行著數以億次的計算，求解繁復的微分方程和方程組，模擬無法實現或耗資巨大的過程等等。這樣，人和機器就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0]
超媒體操作的角色扮演是人機互動的最常見形態，在線空間的活性審美也在這里得到最生動的表現。不過這里的“角色扮演”是真正的“扮演”一個“角色”，即利用特定的應用軟件，以信息轉換、信息融合和信息交互為目標，將文本、圖形、圖像、動畫、音頻和視頻等多種信息媒體結合起來，組成超文本和多媒體的復合體，由靜態到動態、由二維到三維、由延時到實時，創造一個人機互動、聲色諧和的虛擬世界。網絡藝術創作的角色扮演就是基于這樣的數字化平臺實現藝術交互和審美互動的。如我國首部寬頻網絡劇《見光的愛》，劇情是講述一個網絡三角愛情故事：一對未婚男女David與Grace首先相戀，但Grace不滿于David的庸俗，于是在網上愛上了青蛙王子——黑郁金香……。全片約40分鐘，分4個層次、9個片斷，體現了多路徑、多選擇、多結局的網絡劇特點，可供觀眾自由地選擇、組合劇情的發展。此外，系統播出平臺還為觀眾提供了參與創作的接口，觀眾既可以對原片重新剪接或重新配音以改變劇情，也可以將自己的創作傳送給播出平臺以置換原有的片斷。北京音像網還策劃了我國第一部互動式網絡電影《天使的翅膀》，網站先將故事情節在網上公布，動員網友參與從修改劇本到影片創作的每個環節，網友可以自薦當演員，影片邊拍攝邊播放，互聯網使觀眾成了編劇、導演和演員。還有在成都開拍的網絡原創電視劇《幸福女孩》，也采用了同樣的網民參與和角色表演的方式。這種把編、導、演的主動權交給網民的做法，體現的不僅是網絡活性審美藝術范式，更有后現代文化權力的變遷。
三、游戲世界的快樂審美
網絡藝術的后審美范式還表現為零散化的快樂審美。杰姆遜說過，現代主義是關于焦慮的藝術，包含了各種劇烈的感情，如焦慮、孤獨、無法言語的絕望等等。因為現代主義文化中的主體和自我是完整的、中心化的，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歷史感，焦慮和孤獨就是主體中心化的反應。荷爾德林、尼采的精神失常，凡·高等人的自殺，是這種反應的悲劇結果。在后現代主義條件下，主體已經非中心化和零散化了，失去了孤獨和焦慮的主體本原，因而只有零散的、非中心的主體快樂的活動、快樂的審美。網絡創作就是這樣一種后現代的審美方式。
如果說網絡的人性化體現為游戲，網絡的本質屬性是自由，而網絡藝術的審美特征便是快樂——快樂的創作產生創作的快樂，快樂的漫游形成參與的快樂，一句話，在一個自由的世界里快樂地嬉戲，你快樂，所以我快樂，在快樂中走向藝術、走進審美，這便是網絡版的后審美主義文化圖景。
網上的快樂審美有這樣一些常見方式：
打造時尚網絡是技術的時尚，網絡藝術則是數字化技術打造的文化時尚。與傳統創作相比，網絡創作本身就是一種時尚行為，而要想使作品成為流行的時尚，作者常常要以靈敏的感覺追逐時尚品味，引領時尚潮流，涵容時尚的新奇，在創造和品味時尚中實現快樂審美。如2001年，網上網下正流行《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時值中國申辦奧運成功，舉國上下一片歡騰，網上立即出現《東北人都是活雷鋒》的奧運版：《俺那旮旯都是奧運人》。2002年6月第17屆韓日世界杯期間，足球成為最大的時尚，大小網站遍布足球“酷評”。當中國隊沖擊16強出線未果時，網上立即出現了戲仿任賢齊《心太軟》的球評：
你總是腿太軟，腿太軟，／獨自一個人帶球到被搶，／你無緣無故地推倒那個人，／我知道你根本沒好的下場。／你總是腿太軟，腿太軟，／把所有好球都射不進網，／頭腦總是簡單，配合太難，／不能出線，就別勉強。
時尚的東西流行而前衛，容易使人目迷五色、追星逐浪，但時尚追求的是熱點和賣點，而不是深度和意義；它濺起的可能是時代激流的一團飛沫，而未必是能夠長留青史的永恒價值。一些網絡成名之迅速與流芳之短暫成正比，不能不說是追逐時尚之過。
對眼跟貼跟貼在網上一直非常流行，在聊天室、BBS、討論區、論壇、新聞組、留言薄等，都有跟貼。跟貼的前提是“對眼”，即對話題或觀點產生共鳴，能調動起與之交流的興趣，能讓網友從跟貼中找到快樂。小說《風中玫瑰》所演繹的柏拉圖式的愛情故事，就是由風中玫瑰主講、眾多網友跟貼完成的。跟貼屬于應和性文本，有人依據不同跟貼者的風格將其區分為“小資一族”、“板磚一族”、“白雪一族”、“洋文一族”、“阿諛一族”、“灌水一族”等。下面這種跟貼大抵就屬于“小資一族”：
原貼：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跟貼一：走別人的路，讓自己說去吧！
跟貼二：碼自己的字，讓別人去做CEO吧！
跟貼三：說別人的話，讓自己流行吧！
跟貼文字是一種抖機靈兒文體，它能釀造某種特定氛圍激活語言靈感，激發幻想空間，誘使網友多角度開掘話題，共同打造出快樂文本。
以“名”驚人這在網絡文學上表現最為明顯，網絡文學是“眼球文學”、“注意力文學”，所以上網闖蕩首先要取個好名字。網絡邢育森在《網絡文學攻關秘籍》中曾把“起名功”擺在第一位，他說：“好的名字可以一鳴驚人，可以艷驚四座，也可以讓人嘔吐不止，在注意力年代，這就是你最大的財富。隨隨便便起個貓三狗四的平庸名字是很不負責任的，你對自己的要求一定要嚴格些。你可以找兩本形象設計的書來讀讀，或者找本武俠名著把自己套進某一個人物模式，或者玩酷，或者裝傻，或者癡情，或者暴烈，總之定位要準確，形象要鮮明。你要考慮到面向的潛在讀者群，你要想那些少男少女們需要什么樣的口號和代言人，你不妨就用自己的名字給他們以安慰和滿足。你切不可以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有什么好的創意策劃你就使勁地往網上扔，諸如血腥瑪麗、狂野情人、傻大帽、來吻斯雞等名字都是值得考慮的。”[11]除了登錄上網的網名外，還需要有一個誘人的作品題目。題目的新、奇、怪常常會產生魅惑力和想象力，調起網民的口味和興趣，增加作品的點擊率。如《勸兒子當野獸》、《蒼蠅的愛情》、《蚊子的遺書》、《聊天室泡妞不完全手冊》、《性感時代的小飯館》等作品不僅點擊率高，而且都成為網絡獲獎之作，與它們有特色的名字不無關系。邢育森就曾說，他把原名為《我的故鄉》的作品更名為《那個使我第一次失去了初吻的地方》，將《春天的故事》改成《美麗母貓在屋頂叫春的時候》，使作品以“名”驚人，奪人魂魄，刺人心扉，不看都不行。這正是由于網絡世界的消費式閱讀和快樂審美決定的。
戲弄經典嘲諷神圣、戲弄經典、調侃崇高，是網上作品特別是網絡文學平民姿態的必然反應，也是網絡快樂審美的主要手段和價值取向。拿經典開涮，在名人身上找樂，或戲仿歷史典故，在網上作品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今何在的《悟空傳》一炮走紅后，眾多古代文學名著及其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網絡原創文學中被改寫、被戲仿；老谷的《我愛上那個坐懷不亂的女子》獲首屆網絡原創文學獎后，網上馬上出現了《CEO李煜的悲慘世界》、《蔣干盜書》、《新編〈蔣干過江請鳳雛〉》、《鼓曲版〈俞白牙摔琴謝知音〉》等眾多戲弄經典的作品。
總之，虛擬實在的符號審美，在線空間的活性審美，以及游戲世界的快樂審美，就是網絡藝術基于后現代話語邏輯，向我們不斷演繹的數字化時代的后審美主義藝術圖景，也是在后現代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日漸顯露出的網絡審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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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電影藝術詞典》中對電影鏡頭這樣界定——電影攝影師運用攝影機、鏡頭、膠片把對象及其動作記下來的過程。傳統鏡頭以膠片為媒質、通過多種曝光手段獲得畫面影像。而在數字時代，既可以用計算機控制攝影機運動來拍攝膠片畫面影像，也可以由計算機建立虛擬攝影機直接生成畫面影像。
由于數字影像的特殊性和數字影像制作良好的操作界面。使從前耗時費力的鏡頭拍攝變得更加簡便易行。使用數字技術還可以制作出傳統特技手段難以拍攝的事物和場景。尤其是創造出了非常規的拍攝手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全新的運動鏡頭技術。極大提高了影視作品的假定性與動感，增強了視聽語言的審美張力與審美價值。
然而在傳統二維動畫中的攝影機想要模擬真實攝影機的真實運動是非常困難的，往往需要背景畫面與攝影機的精確對位，并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才有可能實現。1979年嚴定憲在拍攝《哪吒鬧海》再生那場戲時，為了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曾在運動鏡頭上進行了大膽的嘗試與創新。據作者在1981年《美術電影創作研究》發表的《入海擒龍》中一文回憶：
哪吒復活見到師父時，我們用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圈來處理。這在動畫技術上是難度較高的，需要背景、鏡頭和動畫的精確配合，才能有較好的效果。為了創造神奇境界。有的鏡頭用了十幾次疊拍。因為太費工夫，國外也是很少用的。
360度的環繞運動鏡頭不僅擴展了畫面的空間張力，而且全方位再現師徒相見的情深依依。使觀眾隨著鏡頭的不斷運動而感動。以當時的技術條件，攝影師想要實現這種特殊的運動效果真的是十分不易。而三維技術的迅速發展，令這種效果實現起來易如反掌，運動鏡頭可以不斷接近真實世界，也可以不斷超越實現世界，實現了從有限空間到無限空間的巨大飛躍。
二、數字運動鏡頭的審美張力
傳統的運動鏡頭一經披上數字化的外衣，即展示了一種全新的審美張力。它集中表現為對時空張力的再造和對審美定勢的顛覆。
1、數字運動鏡頭對時空張力的再造
在傳統電影理論中，長鏡頭的美學特征在于保持時空的完整性，而數字技術的應用卻可以將不同時空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以電影《黑客帝國》中著名的“子彈時間”為例。運動鏡頭展示了它的另一種功能，即時空的多維展示。
這個鏡頭不僅表現出了整個時空的連續性和完整性，還表現出了尼奧躲避子彈的每一個技術細節，極富視覺美感和流暢感。用數字技術制作的這個著名運動長鏡頭，在摒棄傳統蒙太奇手法同時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審美張力。
表面上，這個鏡頭應用了升格技術，動作時間被延展，但深層次的機制是，多個角度的攝影機將發生在同一瞬間的動作進行分解。這種手法屬于動作的即時展示。線性時間思維被打破。運動鏡頭在這里構建了一個復雜的時空體系，讓我們某一時間點看到了同一事件在不同空間方向上的不同瞬間。它既強調了時間，也強調了空間，創造了一種多方向的時空美學。極大豐富了觀眾的視聽體驗。
2、數字運動鏡頭對審美定勢的顛覆
審美定勢往往帶有強烈的主觀感彩，當審美對象的感彩和審美主體的感彩發生巨大偏差那一刻，也是審美張力最強之時。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動畫片《玩具總動員》巴斯光年墜樓那場戲。當它無意中發現自己只是供小孩玩的玩具而非拯救宇宙的太空騎警時，便站在樓梯扶手上想通過最后的飛翔來證明自己的身份，然而攝影機以高速攝影的方式記錄了它墜地時的絕望表情。觀眾的心靈被徹底地震撼了，因為我們不曾想到，一個小小的兒童玩具會具有東方不敗在黑木崖墜崖時一樣的凄美表情。
人們長期以來的審美定勢大多建立在符合現實時空的物理運動之上。無論數字長鏡頭還是高速鏡頭，都具有高度假定性的運動特征。當高度假定性的運動鏡頭與人們的審美習慣發生巨大沖突時，審美張力也就自然產生了。
三、數字運動鏡頭的發展啟示
篇4
一、從傳統走向奇異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審美觀。當代中小學生的審美趣味偏離傳統，追求華而不實、新潮、變異以及個性化的事物。20世紀初，人們崇尚雅致樸素，洋娃娃式的形象美，六、七十年代人們追求“崇高、優美、典雅、高貴、靜穆”的美，而如今“80后”、“90后”的學生更多的是追求審美獵奇。“爽、酷、飆、新奇”這些詞經常掛在嘴邊，他們常用這些標準對事物做出“美”或“不美”的判斷。影視動畫之所以被廣大中小學生所喜愛，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影視動畫區別于漫畫的最大特點是它具有靈動性，它把原本靜止呆板的二維漫畫、三維漫畫變換成連貫運動的“四維空間”畫面，符合中小學生“酷”、“新奇”的審美要求。隨著人們胎教意識的不斷提高，很多準媽媽會不定期的收看動畫片對胎兒進行教育，因此，可以說很多中小學生打從娘胎起就已經不同程度的接觸到了“動畫片”。他們熱衷于動畫里的故事充滿神奇和傳奇色彩，動畫世界里的人物有些有著平凡的出身，卻承擔著不平凡的使命，從其發型，服飾，配飾，行為舉止，語言等都彰顯張揚的個性。現今影視動畫作品豐富多彩，充斥著中小學生的眼球，他們對其趨之若鶩，全盤接收，缺乏辨別好壞和提煉精華的能力。中小學生生長在一個開放的時代里，剛從傳統的文化氛圍里解脫出來，急于模仿動畫中的人物形象以凸顯自己的個性(如COSPLAY：角色扮演)(圖1)。小學生只買《迪迦奧特曼》的玩具、背包、書籍，中學生攀比MICKEY、SNOOPY、BEFFYBOOP的背包、衣物、皮帶、電子產品等(米奇、史努比是知名的品牌，均取自動畫形象)，甚至成年人也崇尚和追求這些動畫產品，無形中養成一種風氣。他們認為擁有這些產品就是一種“時髦”。有些影視動畫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思想，在他們看來“個性”、“奇裝異服”是一種美。“血腥、殘暴”也是一種美。由于影視動畫作品種類繁多，中小學生各自喜歡的作品也不盡相同，但是諸如《蠟筆小新》(圖2)、《櫻桃小丸子》、《名偵探柯南》的口頭禪和玩味的形象，大部分的學生都耳熟能詳，而對于本國的動畫和其隱含的歷史典故、文化精髓知之甚少，他們喜愛和選擇的服飾、配飾、文具用品，自身形象、個性的表達都受到外來動畫人物的影響，為什么?
二、原因分析
中國動畫界這些年來經典之作越來越少，動畫產業滯后，亟待發展。近幾年。日本、歐美動漫風靡全球。充斥著中國的市場。日本加大動漫輸出戰略，并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特別是著名動畫大師宮崎駿出道以來，其制作的影視動畫引領了整個世界的動漫潮流。如果說獲得捷克斯洛伐克第十三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短片特別獎1962年的《大鬧天空》是天馬行空之作，那么之后給中國影視動畫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的日本、歐美動畫可謂妙趣橫生、玄幻空靈。宮崎駿的影視動畫作品畫面精美空靈，情景氛圍渲染濃厚，宮崎駿對動畫人物的描寫情感真實，對事物的描繪筆賦客觀，其經典之作層出不窮。而從1926年萬氏兄弟繪制的中國第一部動畫片《大鬧畫室》到如今獲得1999年中國第電影金雞獎“最佳美術片獎”：2000年，中國年度電影華表獎“優秀美術片獎”；2001年，中國第9屆電影童牛獎“優秀美術片獎”；2001年，阿根廷首屆馬德普拉塔兒童及少年影片電影節特別獎的《寶蓮燈》，其內容始終脫離不了“斬妖除魔——申張正義——解救人質——完美團員”的套路模式。繼《寶蓮燈》之后，中國動畫經典之作“鳳毛麟角”。國產動畫匱乏。充斥中小學生眼球的幾乎都是外來動畫，日本、歐美動畫幾乎壟斷他們的視野。中小學生其目所及盡是外來精美有趣的動畫片，導致了他們審美趣味的“崇洋”。
雖然于2006年4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等部門《關于推動我國動漫產業發展若干意見》中提出了加大國家財政投入力度的建議，并且首批資金已發放成功。2008年2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加強電視動畫片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自2008年5月1日起。全國各級電視臺限制播出境外動畫片。這些舉措給了國產動畫以生存和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但是中國的影視動畫業依然沒有明顯的進步。最主要的原因一些人士認為是政府財政支持不足，缺乏動漫創作精英人才，現今人群喜好“洋文化”，除了這些原因之外，筆者認為：
原因之一：國產動畫受眾群定位的偏頗
影視動畫制作新的趨勢不再只是偏向于少年兒童，觀看動畫片已經不是兒童的專利。影視動畫作品逐漸面向大眾人群。真正經典的影視動畫作品，并非如泡沫劇般只是“曇花一現”，應該是“經久不衰”、“老少皆宜”并能夠給人以深刻的啟迪作用的。正如宮崎駿所說的“衡量影片成功與否的標準并不是票房收入。而是年輕的影迷們會不會在20年或30年后還會把這些作品再拿給他們的孩子看。”睿智的動畫大師宮崎駿在創作作品時就已經把它的觀眾有預測的界定為幾代人，并且這種“遠見”正在實現，據調查，《千與千尋》、《風之谷》、《天空之城》、《魔女宅急便》也深受成年人喜愛，據筆者了解。現在3－5歲的兒童也對這些影片甚為著迷，真正實現了“老少皆宜”。而在2006年的《關于發展我國影視動畫產業的若干意見》中依然局限的把目光主要集中于“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氛圍。”
原因之二：忽視課堂審美指導
中國缺乏引導中小學生正確認識有關動漫知識和缺乏充分利用經典影視動畫課程引導學生樹立正確審美價值觀的高度重視，缺乏從“娃娃抓起”的強烈意識。如今很多中小學校使用的美術教材都有動漫的內容。然而有些教師的對此內容是無意識的教學。只因為教學的偶然“慵懶”而播放動畫片給學生自行觀賞，有些教師甚至認為沒有必要，也就沒有進行具體的講解和審美鑒賞提示，學生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很難形成自己的系統思想，難以實現正確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動畫創作的精英人才亦并非一日成才，中國動畫公司和企業的創作者大多來自高校尚待“鍛煉磨刀”的畢業生，或是為謀得一份良好職業而半路出道學習動畫制作的人，不可否認這其中不無真正熱愛動畫的人，但是大多數制作者都缺少動畫的文化底蘊。因此有意識的從小培養中小學生對動畫的興趣。提高其審美修養顯得尤為重要。
篇5
中國古典舞現在仍未渡過它的童年，其自身還在成長發育中。但是身韻的創建，使它的審美內核已趨穩定，其理論基礎也已比較扎實，運動系統已經形成，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它已擺脫戲曲的原形，向真正舞蹈的范疇邁進。
產生于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古典舞《身韻》課，經過十多年的實踐，已逐漸為中外舞蹈界和學術界所認識。1993年，它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列為優秀教學成果而獲得獎勵。北京舞蹈學院李正一和唐滿城兩位古典舞老教授，毅然整理、創建了古典舞“身韻”課，它使中國古典舞重振雄風，使古典舞事業曙光再現。李正一教授在詮釋“古典舞”時這樣講道：“名為古典舞，它并不是古代舞蹈的翻版，它是建立在深厚的傳統舞蹈美學基礎上，適應現代人欣賞習慣的新古典舞。它是以民族為主體，以戲曲、武術等民族美學原則為基礎，吸收借鑒芭蕾等外來藝術的有益部分，使其成為獨立的、具有民族性、時代性的舞種和體系。”
2．古典舞身韻及其審美
“身韻”即“身法”與“韻律”的總稱。“身法”屬于外部的技法范疇，“韻律”則屬于藝術的內涵神采，它們二者的有機結合和滲透，才能真正體現中國古典舞的風貌及審美的精髓。換句話說“身韻”即“形神兼備，身心并用，內外統一”這是中國古典舞不可缺少的標志，是中國古典舞的藝術靈魂所在。身韻，雖然風格源是明顯的，但它已不能再冠以“戲曲舞蹈”之名，它的從戲至舞的蛻變已基本完成。它已擺脫原戲曲舞蹈對角色行當的千變萬化，然而不管怎樣變，又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個“一”和這個“變”都是一種藝術難得的性格，也是一門藝術的美學的要義。
一個成熟的民族舞演員在舞臺上展現的動作之所以具有審美價值和藝術魅力，是因為體現了“形、神、勁、律”的高度融合，這正是中國古典舞身韻的重要表現手段。“形、神、勁、律”作為身韻基本動作要素，高度概括了身韻的全部內涵。形，即外在動作，包含姿態及其動作連接的運動線路。神，即神韻、心意，是起主導支配作用的部分。勁，就是力，包含著輕重、緩急、強弱、長短、剛柔等關系的藝術處理。律，也就是動作本身的運動規律。這四大動作要素的關系，是經過勁與律達到形神兼備，內外統一。其規律是“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力與形合”。這都是精辟的概括與提煉。而這些文字又與元素性動作高度統一、諧調，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舞蹈美學理論。
1、形
形是指形體外部的動作。它表現為形形的體態，千變萬化的動作及動作間的連接。凡是一切看得見的形態與過程都可以稱之為“形”。形是形象藝術最基本的特征，是古典舞舞魅之依附，是古典舞之美的傳達媒介。
眾所周知，通過對傳統藝術在審美特征和各種典型舞姿的剖析，得出了在“形”上必須首先解決體態上“擰、傾、圓、曲”的曲線美和“剛健挺拔、含蓄柔韌”的氣質美。中國舞在人體形態上強調“擰、傾、圓、曲”，仰、俯、翻、卷”的曲線美和“剛健挺拔、含蓄柔韌”的內在氣質。從出土的墓俑和敦煌壁畫中不難看出這一點是由古至今一脈相承而不斷發展演變的。如秦漢舞俑的“塌腰蹶臀”、唐代的“三道灣”、戲曲舞蹈中的“子午相”“陰陽面”“擰麻花”，中國民間舞“膠州秧歌”的“輾、擰、轉、韌”，“海洋秧歌”的“攔、探、擰、波浪”和“花鼓燈”的“斜塔”，武術中的“龍形猿步”、“八卦”等無一不貫穿著、人體的“擰、傾、圓、曲”之美。掌握體態及造型的曲線美還需要具有相應的素質能力。因而它也是一種技法，人體的“擰、傾、圓、曲”是整體的形象。從局部來看“頭、頸、胸、腰、胯”，“肩、肘、腕、臂、掌”，“膝、踝腳、步”都有其特定的要求。
2、神
這是泛指內涵、神采、韻律、氣質。任何藝術若無神韻，就可以說無靈魂。在中國文藝評論中，神韻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概念。無論談詩、論畫、品評音樂、書法都離不開神韻二字。在古典舞中人體的運動方面，神韻是可以認識的，是可以感覺的。而且正是把握住了“神”，“形”才有生命力。
在心這一概念中，身韻強調內涵的氣蘊、呼吸和意念。強調神韻，強調內心情感。在形與神的關系中，把神放在了首位，“以神領形，以形傳神”正是這此意念情感造化了身韻的“韻”。可以說，沒了韻就沒了中國古典舞。沒了內心情感的激發和帶動，也就失去了中國古典舞最重要的光彩。
“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力與形合”。所謂“心、意、氣”，正是“神韻”之具體化。人們常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眼睛是傳神的工具”、而眼神的“聚、放、凝、收、合”并不是指眼球自身的運動，而恰恰是受內涵的支配和心理的節奏所表達的結果，這正是說明神韻是支配一切的。“形未動，神先領，形已止，神不止。”這一口訣形象的、準確的解釋了形和神的聯系及關系。
人們長期為中國古典舞的內在韻律感到神秘，雖然一個“圓”字是早被人們公認的，但它究竟是怎樣的運動規律，身體及手臂的運行軌跡是怎樣的了這是從事古典舞的人們長期困惑的問題。身韻創建者提出了“三圓運動”的理論。他們認為中國古典舞身體運動過程是沿著三個圓形在運動。這就是立圓、橫圓、8字圓。令人吃驚的是這個擾人已久的問題竟是這樣輕而易舉地被破譯了。而且又是如此準確而簡明。它立刻讓人想到拉班的“球體運動”理論。它們有很近似的思路，又各自解釋了各自的規律。原來真理是很單純的。科學都是經歷了“由淺入深”到“深入淺出”的過程。單純的真理是艱苦探尋的結果，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
3、勁
“勁”即賦予外部動作的內在節奏和有層次、有對比的力度處理。比如運動時“線中的點”即“動中之靜”)或“點中之線”(即“靜中之動”)，都是靠“勁“運用得當才得以表現的。中國古典舞的運行節奏往往和有規則的2/4，3/4，4/4式的音樂節奏不大相同。它有更多的情況是在舒而不緩、緊而不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自由而又有規律的“彈性”節奏中進行的。“身韻”即要培養舞蹈者在動作時，力度的運用不是平均的，而是有著輕重、緩急、長短、頓挫、符點、切分、延伸等等的對比和區別。這些節奏的符號是用人體動作表達出來的，這就是真正掌握并懂得了運用“勁”。“勁”不僅貫穿于動作的過程中，在結束動作時的勁更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戲曲、芭蕾舞、武術套路都是十分重視動作結束前的瞬間節奏處理，中國古典舞更不例外，它有如下幾種典型的亮相勁頭：“寸勁”一一體態、角度、方位均已準備好，運用一寸之間的勁頭來“畫龍點睛”。“反襯勁”——給予即將結束的體態造型的一個強度很大的反作用力，從而強化和烘托最后造型。“神勁”——一切均已完成，而用眼神及肢體作延伸之感，使之“形已止而神不止”。除此之外，還有“剛中有柔”、“韌中有脆”、“急中有緩”等勁的區別。
4、律
“律’這個字它包涵動作中自身的律動性和運動中依循的規律這兩層含義。一般說動作接動作必須要“順”，這“順”是律中之“正律”，動作通過“順”似乎有行云流水，一氣呵成之感。“反律”也是古典舞律動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如“雙晃手”，當臂向左晃時，身要有向右拉之勢，才能顯示動作的圓潤與韻味。“不順則順”的“反律”，可以產生奇峰疊起、出其不意的效果。一個動作和動勢的走向分明是往左，突然急轉直下往右，或者由向前突變向后等等均是。這種“反律”是古典舞特有的，可以產生人體動作千變萬化、撲朔迷離、瞬息萬變的動感。從每一具體動作來看，古典舞還有“一切從反面做起”之說，即“逢沖必靠、欲左先后、逢開必合、欲前先后”的運動規律，正是這些特殊的規律產生了古典舞的特殊審美性。無論是一氣呵成、順水推舟的順勢，還是相反相成的逆向運勢，或是“從反面做起”，都是體現了中國古典舞的圓、游、變、幻之美，這正是中國“舞律”之精奧之處。
3．古典舞身韻課程的特點
身韻的出現做為一項重要的中國古典舞教學成果，使中國古典舞的訓練走向自身形式的規范化、舞種化。它不僅是完整的訓練體系，而且是訓練與創作、表演相互統一的中國古典舞審美特征的體系。就目前的教學而言，對古典舞神韻的作用與價值的認識，應該說在觀念上仍然處在模糊的狀態，在教學中還沒能擺正它的位置，更沒有在教學的每一個過程、每一個細節中將“身韻”的教學滲透到基訓課的“骨髓”中，真正的將其作為古典舞的“核”來加以正確對待。
現在的舞蹈教學一般是將基訓與身韻做為兩門課程安排，不免會給人一種錯覺，即片面認為基訓是主科，身韻是副科，基訓是學生訓練的關鍵，身韻是為加強風格而設立的點綴課。表層的主與次不是內在的質，是“殼”還是“核”，應通過兩門課程所體現的精髓來確定。因此，關鍵問題不在設置的是一門課程還是兩門課程，而在于中國古典舞的教學實質是什么。假若基訓課和身韻課體現的是各自的質，而不是統一的質，那么就形成了“兩層皮”的局面，基訓也就變成了只有技術的“殼”，而沒有身韻的“核”，兩者很難形成一個統一于一體的古典舞風格，最終的結果只能是片面追錄古典舞的形，卻忽略了古典舞的神，而我們要求的恰恰是形神兼備，只有勁與律的協和統一。才能全面的達到古典舞訓練的基本要求，這才是二者訓練所要求的一致標準。由此發展到更深層次，就是要求在基訓課教學中的每個動作，每個過程，每個細節，每個過渡的環節動作，靜與動的變化，技術與技巧的操作，都要由身韻的神、形、勁、律來統帥，并貫穿于教學的始終，從而達到“殼”與“核”的完美統一。即使是兩門課的設置與安排，也能達到合二為一的效果。那么基本功訓練的標準和身韻的訓練標準是什么?是統一于一體的兩個階段，還是將所要達到的目的自始至終地溶為一體完成整體訓練的目的?就目前而言，兩門課程的安排要求我們任課教師把握一個標準，就是在基本訓練的教學過程中，將身韻滲透到基本訓練的全過程，在課堂中體現中國古典舞的精髓。
4．如何做好古典舞神韻課的教學
1、做好素質訓練
中國古典舞神韻的教學要從訓練的角度開始建立，要同時要解決形體訓練、素質訓練、技術技巧訓練、藝術表現力訓練，直到舞臺上形象塑造訓練等任務。所以說，以解決肌肉素質、軟開度、耐力、爆發力、韌性、重心等方面，對于訓練學生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平時可以加強對人體運動的科學研究，在運動的幅度、韌帶的柔韌性、重心的把握、肌肉能力等方面都要達到訓練的效果。比如“前旁搬腿”要完成180o，而且還要求主力腿、動力腿都是絕對的直膝，還要求主力腳半腳尖，控制到最高度，并保持很長時間(兩個八拍)。這說明在素質訓練上要向動作的極限要求發展。所以說古典舞基本訓練的目的是著重解決學生身體的基本素質問題，以跳、轉、翻等技術技巧來增強舞蹈表現力，這可稱為技法訓練。
2、牢固把握身韻的元素
所謂元素，包括基本技法、身法、神韻、呼吸、形、態、點、線等諸多核心因素，在教學當中，要基于“從元素出發，從韻律入手”這樣的教學方法，以“云肩轉腰”、“風火輪”、“燕子穿林”為例，它們的素材并不是很多，然而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展。“云肩轉腰”既是元素又是韻律，元素中有韻律，韻律又通過元素展現。“風火輪”在基本功訓練上腰部是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環動，所有擰、傾、圓都在其中，有很強的生命力，再加以繁衍，既有訓練價值，又有實用價值，足可以派生出其他動作。正如唐滿城教授所說：提煉元素、發展元素、運用元素，是解決身韻訓練之有效辦法。
3、體現身韻的表現性
對于舞臺上的人物塑造似乎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體現的不多，但任何動作都應充分展現出它的藝術表現力。也就是說，在古典舞的訓練中，應注意動作的性格化、氣質上的感染力，在音樂、組合上的處理應注重訓練“剛武氣質”型、“柔韌舒展”型，以及靈巧敏捷、龍飛鳳舞等諸多方面的變化和要求。
4、體現身韻的時代性
與舞蹈藝術中其它門類相同，身韻也有其派生、渲變和發展的時代特性，如何把握身韻的時代性，是身韻訓練成敗與否的關鍵所在。因此，在訓練中應充分體現當代人的精神風貌，從而達到身韻與時代精神相統一。
篇6
民俗是一種在人類生存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并與人類相始終的古老文化，它集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體，擴布于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很強的滲透性。而影視是高科技的產物，它通過現代科學技術(聲、光、電、化、自動控制等)手段將大眾生活與藝術審美融為一體，具有很強的兼容性。因而，民俗與影視的結合實乃出于必然。一方面民俗孕育并滋潤了現代影視藝術。我國古人發明的“走馬燈”和“皮影戲”，被某些電影史學家認為是電影發明的先導。自從電影產生之后，民俗便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中國電影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自覺不自覺地從民俗中吸收養份，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黃河謠》、《雙旗鎮刀客》等為代表的“新民俗電影”。這些影片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民俗、風情向全球展示了東方藝術風范，為中國電影贏得了國際聲譽。電影的民俗化已成為全球化語境中民族電影拓展生存空間的文化戰略。另一方面，影視也在對民俗進行藝術整合，滿足了當代人的審美欲求，同時也使自身的審美特性發生了變化。本文就影視整合民俗的幾種形式及審美價值，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
誠然，影視與民俗的結合，歸根結底是影視對民俗的整合。這里的整合包含如下幾層含義：第一層意思，就是主體對某一現象進行整理、加工使之有序化、條理化；第二層意思，在整理、加工的過程中必然包含著主體的創新和改造，會融入主體的理想、情感、愿望等主觀因子，并可能使整合對象扭曲、變形，發生質的變化；第三層意思，整合的最終目的是一種現象與另一現象相一致，二者有機地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現象。據此，如果對眾多的反映民俗的影視作品進行整體的考察，不難發現所謂民俗的影視整合大致可分三種類型：即復制式、點綴式和點化式。
所謂復制式，即影視通過其特有的聲像系統(視聽語言)對民俗事象進行機械復制。影視憑借電子高科技賦予的記錄優勢與傳播優勢，為當代人提供了展示和了解民俗的窗口。從80年代初開始，一些記錄片制作者常常遠離人群，遠離我們熟悉的現實生活，深入荒涼的、人跡罕至的地區，到邊遠極地去探幽訪古，到邊緣文化圈中去攬勝獵奇，對我們民族的古老民俗進行重新確認，大型記錄片如《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萬里長城》等則是他們的碩果，向觀眾展示了豐富而又翔實的民俗事象。這些民俗事象內涵豐富，形式多姿多彩，與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成為古代文明的結晶，散射出久遠的光輝，而其自身則形成一個完整的民俗的認知體系。顯然，影視整合煥發了民俗本身原有的活力，正如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所說：“復制技術把被復制的對象從傳統的統治下解脫出來，它制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用眾多的摹本代替了獨一無二的存在。它使復制品得以在觀眾或聽眾自己的特殊環境里被觀賞，使被復制對象恢復了活力。”[1](P243)
由于復制式整合主要體現在紀錄片中，無可挑剔的真實性、真人實物的現場感，使其具有了文獻價值。而就文藝民俗來說，無論是民間文學還是民間舞樂，都是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通過影視的聲像系統得以發揚光大。盡管如此，從藝術創造和審美的角度看，復制式屬于民俗整合的初級層次，更高的層次應該是點綴式和點化式。
點綴式，指民俗事象成為影視藝術作品中的一種點綴、一種不可或缺的陪襯物。形象地講，如果說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等似紅花，那么民俗就像綠葉。通過點綴式整合，民俗與影視藝術作品有機地融為一體，并擔負起多種敘事功能。民俗是人類綿延至今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的可靠紀錄，并融入了民族的、地域的、歷史的、心理的等諸多文化因子，又因其傳承性和擴布性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可創性的生活材料，這就成為影視藝術的表現對象。影片《良家婦女》以“小女婿大媳婦”這一傳統習俗為題材，對舊時代婦女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沉思。《湘女蕭蕭》似乎是《良家婦女》的異地重演。《寡婦村》所反映的是福建惠安一帶“不落夫家”(或稱“長住娘家”)的原始遺風。當然，影視對民俗物態化文化層面的反映絕不是簡單的照抄，而是一種審美描繪與把握，嵌入了創作主體的理性評價和情感觀照。這類影片有兩個不容忽視的審美要素：其一是用現代的眼光審視過去，《良家婦女》、《湘女蕭蕭》講述的是舊時代的故事。其二是從內地的文化視角觀照邊遠文化，《益西卓瑪》表現的是的風俗民情。正是整合對象的“異時”性和“異地”性，給觀眾帶來的是藝術所需的“陌生化”效果，并激發了觀眾的審美感悟。
民俗熔物質與精神、現實與理想、情感與理智、實用與審美于一爐的多重文化品性，為影視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種特具民俗氛圍的生存環境。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具有濃厚的民俗韻味，根據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原作中的韻味直觀地展現出來。影片中的魯鎮，保留著的許多古老的傳統習俗，人們恪守男尊女卑、長尊幼卑的封建關系，街上的行人卑躬屈膝，魯四老爺的客廳懸掛著陳腐的條幅，祥林嫂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喜劇片《五朵金花》把白族的奇異風情與民歌作為電影元素注入影片中。《青春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組空鏡頭：鱗次櫛比的竹樓，高大粗礪的仙人掌叢，神秘而死寂的緬寺，掛著紅布條的大青樹。幾個畫面就把觀眾帶到遼闊、神奇、安謐的南國傣鄉。然后，虛實相間，引出人物，展開故事。在敘事的過程中，制作者又巧妙插入少女“洗澡”、“對歌”、“趕擺”、“獵少”、“殺牛祭谷”、“葬禮”等風土習俗。《過年》是從過年開始的：冬日的北方小城，銀裝素裹。除夕，大人、孩子都沉浸在辭舊迎新的喜慶氣氛之中。請門神，貼窗花，摔錢罐，到處是震耳欲聾的爆竹聲。整個影片場景集中、矛盾集中、時間集中，故事發生在過年的24小時之內。盡管在點綴式整合中民俗并不是影視敘述的重心所在，卻已為作品提供了耐人尋味的細節，仍給觀眾留下了不可泯滅的印記。《白毛女》中楊白勞給喜兒扯紅頭繩，《祝福》中的“閻羅大王分尸”、“捐門檻”，《牧馬人》中許靈均夫婦孝敬父親的“茶葉蛋”，《人生》中劉巧珍的婚禮，《良家婦女》中的“石人”，《湘女蕭蕭》中的“沉潭”，《老井》中那“血紅的棺材”和鐫刻著打井人名字的“石碑”，諸如此類的細節不勝枚舉。當然，點綴在影視作品中的民俗事象絕不僅僅是點綴而已，更重要的是傳達了作者的情感、意愿和理性思考。《菊豆》中楊金山葬禮上的擋棺儀式，深刻地揭示了宗法制度的本質。《鼓樓情話》中“滾泥塘”的人生禮儀連續三次出現，其深層含義則是對侗族人頑強生命力的謳歌。作為民俗事象的場景、細節、器物等，既有歷史的積淀，又有現實的根基，選擇蘊含豐富的細枝末節與故事相鏈接，能產生驚人的藝術效果。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妻妾爭寵與大紅燈籠、《霸王別姬》中的主人公命運與京戲、《活著》中福貴一生的坎坷與皮影戲、《桃花滿天紅》中桃花和滿天紅的私情與皮影，等等。除了故事本身之外，這些民俗元素為影片帶來了電影自身的奇觀。影片敘述的故事是西方所熟悉的，而故事的民俗氛圍卻是西方所陌生的，這“熟悉的陌生”正是藝術創造的秘密。當然，從民俗入手展開對民族本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已成為當代影視人的關注點。
從某種角度講，人是民俗的人。人類在創造民俗的同時也在創造自身，人類生存機制的核心是民俗，這就為影視通過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論依據。《劉三姐》根據“劉三姐”傳說改編。據鐘敬文先生考證，此傳說遍及我國南部廣西、廣東、云南、貴州等省，始為口頭傳承，后記錄于文字，至今已有700多年之歷史。“劉三姐乃歌圩風俗之‘女兒’”[2](P316)影片《劉三姐》中劉三姐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過“歌圩風俗”來實現的。死亡是人生的終結，葬禮就有“蓋棺定論”的成分在里面，影視創作者常常在葬禮上大作文章。美國電影《甘地傳》鋪陳的葬禮為甘地形象加上了燦爛的一筆，而葬禮本身的大場面和大氣勢則為影視制作樹立了榜樣。我國影片《焦裕錄》、《》、《垂簾聽政》、《我的父親母親》等都在葬禮上極盡鋪陳之能事，電視劇《努爾哈赤》、《紅樓夢》、《三國演義》、《大宅門》等作品中的葬禮就不僅僅是為了渲染氣氛、吸引觀眾，更在于對人物進行刻畫。所以，《我的父親母親》中對待父親的遺體，兒子準備用車拉，母親卻堅持人抬，她的固執正是導演的匠心所在。在人物刻畫的過程中，借民俗塑造人物的心態也是常見的技法。電影《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可謂熱烈，但紅蓋頭并不能遮掩她內心深處的憂傷和哀怨。根據沈從文先生小說改編的影片《丈夫》，反映的是湘西農村的一種舊習，婦女結婚后為生計被迫離開丈夫去做皮肉生意。影片用舒緩的筆調，細膩地表現了男女主人公在特殊境遇下的深情厚愛。
點化式，指民俗事象經過藝術點化，晶化為一種飽含創作者情感、想象、理性等諸多主觀成分的審美意象，并且不再處于陪置，而上升為影視表現的主體。首先，點化意味著創作者對民俗事象的扭曲變形。藝術的神奇之處就在于能“點鐵成金”、“脫胎換骨”，改變表現對象原有的性質，直至創造新的形象。因此，影視創作者在點化過程中往往充分運用自己的想象、聯想乃至幻想，在已有民俗事象的基礎上“幻化”出具有審美價值的民俗虛象，或稱幻象。這種幻象已與原來的民俗事象自然脫離關系，同時達到一種高度的自我完滿，并且包含了比現實某種民俗事象更多的意蘊。正如蘇珊·朗格所說：“電影‘像夢’，則在于它的表現方式：它創造了虛幻的現在，一種直接的幻象出現的秩序。這是夢的方式。”[3](P480)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大紅燈籠”以及“點燈”、“滅燈”、“封燈”的一套程式，就是典型的民俗虛象。這些民俗虛象不是可以證實的民俗，而是一種浪漫的虛構，不是一種真實，而是一種敘事策略。本來，虛構與創新是一切藝術的本性。“電影作品就是一個夢境的外現，一個統一的、連續發展的、有意味的幻象的顯現。”[3](P481)如此看來，影視對民俗的整合，可使原生態民俗事象發生質變，同時也并未排除其認識功能。
點化的過程也是創作者注入情感的過程，情感化的民俗事象成為一種審美意象。如果說點綴式偏重于再現，那么點化式則側重于表現。若將影片《人生》和《黃土地》的“土地”稍作比較，《人生》中的“土地”僅僅承擔敘事功能，而《黃土地》中的“土地”，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再現的，又是表現的；既被一定的歷史文化所塑造，又在創造著新的歷史文化。在這里，“土地”不再僅僅是一種自然物象，而人與自然的關系被賦予一種高于社會、政治的容量，具有更深沉的歷史內涵和更鮮明的民族性。再將《人生》中劉巧珍的結婚場面與《黃土地》中的結婚場面比較，會得到同樣的感受。英國著名視覺藝術家克萊夫·貝爾曾說“藝術乃是有意味的形式”，并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中必定存在的一種特性，“離開它，藝術品就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基于對視覺藝術的考察，貝爾對“有意味的形式”作了如下的說明：“在各個不同的作品中，線條、色彩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之間的關系，激起我們的審美情感。這種線、色的關系和組合，這些審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稱之為有意味的形式。”[4](P4)電影《黃土地》中的紅色以樂景寫哀情，收到了很好的反諷效果。《紅高粱》中的紅色基調同十八里坡等野性場景相結合，突出了生命的激昂之情。《大紅燈籠高高掛》紅色的熱烈與妻妾爭寵相輝映，更反襯出人性的被壓抑。《桃花滿天紅》片尾的紅色與姚老爺的陰謀，把大喜突變至大悲的大反差透徹地表現了出來。
如果說點綴式作品中民俗只是陪體，為敘述故事、渲染環境、塑造人物服務，那么點化式作品中民俗已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如果說點綴式僅僅表明民俗意識尚處于萌生階段，那么點化式則是民俗意識的高度自覺。《黃土地》的攝影張藝謀面對黃土地興奮地說：“就拍這塊土!”因為“陜北的黃土地雖然貧瘠，卻養育了我們中華民族。它既是貧瘠的，又透著母親般的溫暖，給人以力量和希望。”[5]所以，《黃土地》的敘述主體不是顧青、翠巧、翠巧爹、憨憨等人物形象，而是土地、花轎、鑼鼓、祈雨等民俗事象晶化而成的審美意象。同樣，《紅高粱》給觀眾印象最深的不是“我奶奶”、“我爺爺”的情事和抗日的壯舉，而是送親儀式、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等。《大紅燈籠高高掛》令觀眾難忘的是點燈、滅燈、封燈的一整套程式。民俗意象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給影視藝術帶來了新的藝術因子，并引起了影視藝術審美特性的變化。影視對民俗的整合，一方面使民俗本身因“典型化”得以被發掘、整理而發揚光大，給觀眾以更為深刻、鮮明、直觀的審美感受；另一方面又使民俗成為一種觀念的載體，其現實性亦在逐漸削弱乃至消亡。
二
實際上，任何一種整合，都是一種改造、一種重構，而且對整合雙方而言又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影視藝術在對民俗進行改造、重構，另一方面民俗也使影視藝術的審美機制悄然發生變化。從點綴式到點化式的演進，民俗的影視整合的美學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改變了影視的敘事機制，突出了影視的影像性。二是削弱了影視的理性成分，提升了審美娛樂性。
影視藝術的敘述特性，決定了影視在本質上是偏重于再現的時間藝術。影視藝術的魅力就在于運用影視特有的聲畫系統敘述一個生動、直觀、曲折、動人的故事。正如斯坦利·梭羅門說：“只有按電影的特殊表現方式來塑造一個敘事觀念，才能完成自己的創作沖動。”[6](P2)伊芙特·皮涪也強調：“影片永遠是一個故事。”[7](P11)可見，敘述性一直被認為是影視的主要特性。點綴式民俗事象豐富了影視作品的敘述對象，并與人物、故事情節構合為有機統一而和諧完滿的敘事文本。《祝福》、《人生》、《老井》、《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影視作品承襲了中國最為傳統的敘事精神，結構完整清晰，發展脈絡清楚，其中的民俗事象入情入理，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由于點綴式民俗在整部作品中是陪體，因而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作品的敘事機制，也并沒有削弱這些作品的敘事特性。一部作品的藝術時空都是既定的，各種藝術因素所占的時空比例形成了作品的總體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點綴式意味著民俗因素所占的時空比例明顯處于劣勢。與點綴式不同，點化式中民俗成為影視表現的主體，同時也就意味著民俗與非民俗因素在藝術時空上形成爭奪態勢，結果至少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民俗因素壓倒非民俗因素。《黃土地》中的迎親儀式、婚禮、土地、黃河、鑼鼓、祈雨等民俗因素在敘事時間上處于優勢，又由于這些民俗因素大都屬于非情節因素，也就決定了整部作品敘事性削弱，敘事節奏遲緩，而其在空間上的優勢則又突出了作品的影像性，給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另一種情況是民俗因素與非民俗因素平分秋色，《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大致屬于這種情況。民俗在時空上的特有位置，使其既有時間上的延伸性，又有空間上的拓展性。事實上，張藝謀正是這樣處理民俗的，他所謂的“好看”也就是情節性和影像性的巧妙結合。其中“顛轎”、“紅高粱”、“高粱酒”、“紅燈籠”等民俗所拓展的藝術空間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影像性，給影視帶來了空前的藝術景觀。
民俗本身具有娛樂功能，像節日、游戲、體育等民俗是人類生活的調節劑。影視藝術的主要目的也是使觀眾獲得娛樂。魯迅先生曾說：“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比其見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執持。”[8](P47)這樣，娛樂就成為民俗與影視的契合點，也成為二者的終極關懷。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俗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越大，作品的娛樂成分也就越大：反之，民俗成分越小，其娛樂成分也就越小。感官娛樂性又是和人類的理性始終處于矛盾狀態，藝術的發展變化就是此消彼長的過程。就民俗的影視整合而言，點綴式帶有更多的理性成分，點化式則更具有娛樂因子。《祝福》、《人生》、《老井》等影片，帶給觀眾的是更多的理性成分，對《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接受而言，感官刺激幾乎取代了人們的理性思考。原因在于，影片過分地渲染了某些儀式。儀式，通常被界定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傳統所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動，這類活動經常被功能性地解釋為在特定群體或文化中溝通(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過渡(社會類別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強化秩序及整合社會的方式。人類的生存需要儀式，沒有儀式的生活是枯燥的、毫無生氣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一方面，儀式為人類提供了情感釋放的契機，如婚禮上的“鬧洞房”，葬禮中的哭喪等。另一方面，某些儀式(如婚喪嫁娶)對于非當事人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審美活動，其非功利性是顯而易見的。所以，《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好看”(張藝謀語)，就在于通過某種儀式強化其作品的審美機制。王一川曾指出：“由于這里的奇異民俗總是交織著民間狂歡節氣氛(如《黃土地》里的婚嫁喜慶和祈雨儀式，《紅高粱》里的送親儀式、顛轎，野合、酒誓等)，所以對于厭倦了第三代虛幻大敘事而尋求個體解放的當代觀眾(主要是知識分子)，能產生瞬間性的狂歡享受。”[9](P258)對于影視創作而言，理性和娛樂似乎構成了審美價值的兩端，任何一種顧此失彼都是藝術的大忌。審美離不開娛樂性，但僅有娛樂性是遠遠不夠的；審美也離不開理性，只有理性同樣也是行不通的。藝術創作樂趣，是在不斷地追尋新的平衡中獲得游戲的快慰。
總的說來，影視藝術從其發生形態和發展走向來看，是以民俗為其依托和前提的，而最終則成為一種新的民俗，它是美的，也是民俗的。同樣，民俗的生成和發展，也要以藝術為契機和指向，當代的影視無疑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風采的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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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人類將自身的膚覺—軀體經驗作為原動力之一進行的創造基本上表現為對自身周圍條件的改善或者改變。這里的改善和改變包括了建筑、衣服、工具等的從無到有，或者由低級到高級。在人類發展史上比較重要的或許是第四紀冰川期，該時期由于寒冷，人的創造力被大大地激發起來。有的學者指出第四紀冰川時期是人類的急速發展時期，其中的膚覺—軀體的要求與適應性的創造活動大概是人類急速發展的主要原因。當然，人類試圖改變自身不利條件的活動早就開始了，而且這一對外在條件的人為的創造性的改變逐步形成習慣（慣性），進而成為人的本能和本質，并由本能本質出發，借助于借用、比喻、象征等方式，創造各種各樣的文化，比如建筑、服飾、工藝等。這樣也就形成了人類改造外界的創造性的延續，這一延續就是人類文化、歷史的一個側面。
二、直接的膚覺審美創造
直接的膚覺審美創造主要指的是在人類皮膚觸及的范圍內的美的創造，它主要涉及工具、工藝和建筑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基于兩手的工具創造。
工具是貫穿人類文化創造和文化發展的一根紅線。在工具的創造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人的雙手起著重要的作用，與之相關聯的手的感覺—膚覺和軀體經驗在創造中也占了相當大的分量。者認為生產工具中蘊涵的美的因素，是一切美的基礎和根源，而在生產工具中的美的因素生成中，膚覺—軀體經驗同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人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人類工具的發展史，從工具上可以看出人類的某些本質的東西。工具的制造是人類所有方面共同努力的結果，在這一共同努力的因素當中，人的手、手感以及膚覺—軀體經驗是一個基點。
首先，工具主要是適合于手的，是手的感覺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適合手的感覺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對手的皮膚不能構成傷害，即追求工具的適度的光滑感，因此工具的外在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光滑無害感。舊石器時代的石頭工具笨拙粗糙，無論是手的筋力還是手感都不很適合。而新石器時代的工具經過打磨，“器表光滑，器形規整”[5]，輕薄靈便，其打磨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使用方便。而在打磨的過程中，手感——手所需要的光滑無害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衡量標準的作用。在石器出現的同時還有陶器的燒制，與石器的半自然狀態不同的是，陶器是完全的手工制造，特別是在燒制前的打胚階段，基本上由手感——視覺——意識來完成。因此，手制造工具的重要性，使得它同時也在無形中就成了人類工具的衡量標準，手的感覺——膚覺則是這一標準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工具的輕重要考慮到手的承受力。工具不可過重或過輕。過大過重成對皮膚的壓力過小過輕等，都是工具制造中極力避免的。與手的、膚覺的，軀體的承受程度相適應的工具創造，才是真正的合適的、被認可的工具創造。舊石器時代，勞動工具粗糙笨重，新石器時代的工具就靈便，輕巧一些。人類工具創造的趨向就是與手的承受力盡可能地協調。
再次，工具的大小與手的范圍的大小、軀體的大小等也有一定的聯系。工具不可超過手、臂、體等構成的范圍，過大或過小對人體、人的膚覺來講都是不合適的。我們不可能用一寸大的鐵鍬去干活，也不可能用電線桿一樣的筆去寫字，我們的器具、我們的房屋和我們的軀體、軀體感覺基本上應該是相稱的。比如說我們的電腦一代比一代小，但是由于手的大小的限制，手的感覺區域的因素，未來的電腦絕不會像郵票那樣，我們手里的筆也不會小得和火柴棍一樣。
人們在創造中除了要遵循其工具自身的原則和要求外，還有意無意地考慮到了膚覺—軀體經驗中的生命因素。人類在創造活動中把人類自身的膚覺—軀體經驗中的生命感受也融入了進去，這些生命的與不的滲入，使得人類的工具創造以及工具對象的創造帶有人的生命色彩和情感色彩，進而使人的創造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性和審美性。至于有些實用工藝到后來超越實用的范圍，提高到純粹藝術層次的時候，由于依然是手工制作或半手工制作，它們的膚覺情感因素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因其超越實用而具有了強烈的自由性情感色彩。純粹藝術情感是在獨立和升華中形成的，這一情感中的膚覺情感也隨之凝聚而提升，最后成為膚覺意義上的審美情感，在這樣的意義上的創造諸如建筑、雕塑、服裝以及其他工藝美術等就是膚覺情感意義上的審美創造。
三、間接膚覺審美創造
膚覺—軀體經驗中的內在了的、規范了的情感要求必然通過一定的形式外化出來。這一外化和表現不僅僅在膚覺可以直接觸及的范圍內，而且會超出直接觸及的范圍即沖出膚覺的有限的直接性，借助膚覺經驗的“視覺化”而在視覺、思維創造中得到展現。就是說，處于主體中的膚覺形式必然要投射到外在的對象之上，而且必然依據膚覺的適宜性的特征將主體與對象結合起來、協調起來，最終凝聚成為主客不分、主客混成的宇宙世界。這就是膚覺的間接審美創造性。
首先，膚覺—軀體經驗的創造性表現在對世界的創造上。我們所說的“世界”，應該有兩層含義，一層是自然意義上的，即先于人類就已經存在了的星球和星球上的諸多事物，另一層含義是屬于人的世界，即和人構成關系的，人的感覺、意識投射和充盈了的世界。一般情況下，人文科學所指的世界大多是后者。從膚覺創造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面臨的這個世界，不是先于人類就已經存在了的所謂的客觀的世界，而是我們將自身的內在要求、內在形式與對象結合起來的世界。“人為萬物之尺度”，這個世界是我們以自身的感覺、意識等因素衡量出來的世界。在感覺的衡量方面，同時也包括人類的膚覺—軀體經驗的衡量標準和尺度，是從人的膚覺—軀體經驗出發，借助于膚覺的“視覺化”而將自身投射出去，進而將自身充盈于宇宙之中，這一個宇宙，是屬于人的宇宙，是人類軀體化了的宇宙，是“大人”化了的宇宙。
其次，膚覺間接創造還表現在視覺內容方面。由于膚／視的先天和膚覺的“視覺化”聯系，膚和視有很強的同一性，兩者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是相互融通、相互支持的，因而膚覺的直接創造性完全可以在視覺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于膚／視先天聯系，在純粹視覺感受中的事物，存在著一定程度膚覺—軀體經驗的體驗、經驗、創造等的因素，就是說，視覺的創造物中也包含著一定的膚覺—軀體經驗的創造。曾經是膚覺的直接創造物的屬性與在視覺中感受到的屬性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視覺的靈便性，它們更多地被歸結為視覺內容。當我們再度觀賞我們或者他人雙手的創造物時，已經融入其中的我們自己的或他人的膚覺經驗就會借助視覺影像而被調動出來。比如說一個雕塑家打磨好了一個細膩而光滑的雕像，當他再度看這一雕像時，直接進入眼睛和大腦的是雕像的影像，但同時伴隨著的還有做雕像時的膚覺經驗。不僅雕塑如此，所有的手工創造物中的膚覺內形式和膚覺經驗，基本上都可以在再度觀看時被調動出來，因此觀賞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膚覺—軀體經驗的再創造過程或者是判斷過程，也正是這一因素在欣賞中的作用，文藝欣賞才是真正的切身的感受，真情才能被調動出來。
另外，人的軀體永遠無法直接觸及的對象，是否也存在膚覺—軀體經驗的再創造？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人們的意識形態和內容都存在于人的內部而不存在于外在物上，所謂的“遷想妙得”、以己推人、以己推物，就是人類慣用的認識方式，或者說是根本的認知方式，或者進一步說，認識的本質就是這樣一個意向性的投射和營造。在人的意向性投射和營造中，也必然包含著某種程度的膚覺投射和膚覺營造。這一投射和營造主要體現在人類沒有觸及的對象的認定、判斷，而且這一判斷是推想性的、比喻性的，而不是對事物本身的物理屬性的科學反映，是依據人自身、人的生命感受的創造性認識。這種感受在科學看來是虛假的、不真實的，但恰恰在審美上是真實的、可信的，這一非事實而又有一定人的價值的判斷，尤其是有一定的膚覺意義的對事物的判斷，我們稱之為膚覺意義上的情感判斷，是膚覺比喻意義上的美學創造，它不屬于自然科學，而專屬審美和藝術。比如“一片暈紅才著雨，幾絲柔柳乍和煙，倩魂銷盡夕陽前”描寫的是雨后輕霧彌漫的美景，膚覺經驗意義上的柔柳和著輕煙，愈顯景色的模糊和輕柔。這一輕柔之感是人們的膚覺無法直接感知的，但它的確又是通過膚覺比喻而可以讓倩女離魂的美景。這里，主要的是人的已有的膚覺—軀體經驗借助于視覺形成的膚覺比喻，即將人們已有的膚覺感受外化到人們的無法觸及的柔和的柳絲以及輕煙之上。這正是美學上的創造。這在傳統文藝思想上可以說是膚覺意義的“比情”或者“情景交融”。
再次，膚覺間接性還體現在膚覺比喻方面。膚覺比喻創造就是將不同的事物以膚覺情感為線索貫穿起來，這一貫穿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個是形象性、情感性的貫穿，另一個是象征性的貫穿。
膚覺創造的形象性、情感性的貫穿主要表現在對一個事物判斷或將兩個事物結合起來時是以膚覺感受的形象性、情感性為線索的。北京北海公園的牌坊上有“綠云”兩字，以云描寫北海白塔島上的樹的繁盛，綠樹就有了云的蒸騰、柔和之感。而在現實中，我們無法直接得到對樹的判斷，同樣也無法得到整體的森林、整體的大海、天際的陰霾的直接的膚覺感受，但我們又必須對這些做出判斷，于是其中一個常用的辦法就是以我們的膚覺經驗以其相似性，通過比喻的方式去意向性地判斷，有的情況下就是“臆想”，是近乎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遷想妙得”，而與真正的事實完全不同。人類的許多認識可能都這樣，特別是在人類的早期，在文學、美學當中，在大眾的意象里，有很多這樣的感受。縱然是虛假的、錯誤的，人們也寧愿在這虛假、虛幻的境界中得到心靈的應和和滿足。這是人類的另一條創造之路，即在人類科學創造的同時，人類還不懈地進行著虛幻的創造，而且樂此不疲，津津有味，縱然是自然科學也打不破這樣的美夢。
除了在視覺中以膚覺經驗的形象性、情感性的貫穿性創造外，人們還通過象征性進行膚覺經驗的提升和創造，即將膚覺情感上升為一種具有思想性和象征性的意象。這方面體現較多的是文學。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以夸張的手法描寫了自然界的寒冷，這一寒冷除了膚覺經驗意義的寒冷外，同時也曲折而委婉地描寫出自己所處的環境，寒冷在這里是社會環境的險惡和嚴酷的象征。
膚覺間接創造在思維方面的表現。保羅·里克爾在《惡的象征》中指出，“象征導致思想”[6]。比如說“路”，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路是走出來的，是膚覺直接作用的結果，這樣在人的膚覺—軀體經驗的基礎上才有“心靈之路”、“思路”的意義。走的“道路”、“心靈之路”和哲學的“道”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這一聯系就是基于人的感受的提取和提升，是立足于感官感受的抽象的象征。其中也有膚覺—軀體經驗成分上的象征和創造。我們的思維內容，甚至是抽象思維的概念和范疇，不少就是感覺的提升、比喻和象征。膚覺之痛和“心痛”、“痛苦”的膚覺比喻，膚覺的“燙手”相處理事情上的“棘手”，“Touch（觸摸）”和“touched（感動）”等，都存在著一定的抽象象征的關聯。就是說，我們的思維創造中，膚覺經驗和其他感覺經驗也是參與進來了的，我們的思維，不是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理性也是有一定的根基的，這一根基不是別的，而是我們人自身、人自身的感覺，理性不是自上而下來的，而是我們自身以及自身對應物的逐步提升、象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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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影視的發展逐漸步入了市場機制下的大眾文化轉型時期，電影、電視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越來越被強調，觀眾的關注焦點越來越被重視，影視劇作家們紛紛放下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走進百姓生活，影視劇(特別是電視劇)悄然從深度開掘轉向通俗娛樂，從批判的熱情轉向文化的消費，從崇高化轉向平民化，形成多元共存的文化審美形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就是在這種審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它沒有追蹤流行時尚，而以自己獨特的審美追求探索著“市場的”和“審美的”雙贏之路。它通過對百姓生活的深切關注、對人的內心世界的真誠關懷、對現實生活的詩意闡述、對地方風味和地域文化的準確把握，既贏得了良好的市場，又受到了觀眾的青睞。本文試圖從現實主義的回歸、風格化的審美形態、詩意化的人文關懷等方面闡釋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的審美品格，揭示其獨特的藝術魅力。
一、現實主義的回歸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電視劇創作，受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對解構經典、娛樂搞笑、碎片組合等手法趨之若鶩，有的電視劇打著“娛樂”的旗號進行市場運作，卻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缺席而墮入了平面化庸俗化的泥潭。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這種現象猶為顯著，一些搞笑娛樂、戲說歷史的電視劇成了“文化垃圾”的代名詞。現代性的碎片能否反映現代人的生活狀況？剪切、粘貼能否展現現代人的精神面貌？消解深度模式是否符合當下中國觀眾的審美需求？……一系列問題的提出引起藝術家和理論家的廣泛爭鳴與思考，作為對這種思考的呼應，電視劇創作領域出現了現實主義的回歸，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在這種“回歸潮”中脫穎而出。
對于現實主義的創作，恩格斯曾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說：“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以下稱《五》劇)故事的開始發生在清末民初，這是一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轉折的重大時期，一個中國文化轉型的重要階段。此時的中國，大清朝已經滅亡，民國雖然建立，但政治上的疲軟、外交上的無力使國家在外強中風雨飄搖，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在中國本土萌芽，中國的工業化轉型已經初見端倪，外國資本的注入影響著本國的經濟發展，“西潮東漸”帶來外來文化的滲透。這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很不穩定的時期，封建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并未隨著大清國的滅亡而土崩瓦解，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仍未完全構建，舊的秩序雖已打破但仍發揮作用，新的秩序尚有待建立，“中國未來向何處去”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五》劇把故事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使劇作具有不言自明的歷史厚重感和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在《五》劇中，我們看到各式各樣充滿歷史感和時代感的人物：有滿清遺貴(如范五爺)，有民國新貴(如藍掌柜)，有平民英雄(如佟奉全)，有為愛尋夢一生的女人(如茹秋蘭)，也有融入革命洪流的女人(如莫荷)，……每個人都在努力地創造自己理想的生活，每個人的命運又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而沉浮。琉璃廠是《五》劇敘述的具體環境，劇作通過影像細致描寫這里的街頭景象、庭院房屋、家具擺設以及私人生活空間，講述著古董行業的生意經，刻畫著那個時代的精神，在這個典型環境中反映出整個社會發展的基本面貌，顯示人物的精神風貌，通過環境的逼肖來凸顯人物的真實個性。
《五》劇的人物性格塑造具有十分鮮明的特點。“鐵三角”飾演的范世榮、佟奉全、藍一貴是三個性格迥異的人物，他們具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出生環境、家庭背景、現實條件和人生理想，三人的命運形成了三條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時而混雜的軌跡線。范世榮是滿清貴族，清朝滅亡后他隨著貴族階層的沒落而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具有所有沒落貴族的習氣，既不滿意現狀又無法回避現實，整天沉溺于對過去的奢華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虛無想象之中，他窮得要莫荷嫁人賺彩禮錢，卻又信誓旦旦地許諾等某一天自己“發跡”了要給莫荷“八個丫頭六個老媽子伺候著”。《五》劇第二集范世榮與汽車司機的一段戲，生動地展現了范世榮落魄貴族的性格和心態：汽車熄火了，正無所事事的范世榮上前指導，輕易地解決了問題，范神往地表達著自己過去的輝煌：“這路美國車，別克、庫力思、道濟、雪佛蘭、旁太克、司都拿克，都玩過”，“你這類歐斯瑪壁開過三輛”，當司機拿一個銅板謝他時被他憤然拒絕，等司機走后，他半蹲不蹲地去撿錢，當這一個銅板被莫荷撿起時，他又以“不是你撿，我可不要”來維護他可憐的尊嚴，細節的描寫如此生動地傳達了這個沒落貴族的真實形象。佟奉全是《五》劇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性格貫穿于他的整個行動之中，琉璃廠學徒出生的佟奉全，只能靠一手過硬的技術在琉璃廠這條街立足，他的“慧眼”和“絕活”伴隨著他從掌柜到伙計，從伙計到掌柜的幾起幾落。劇中佟奉全的行動貫穿全劇，全劇的開頭就敘述了他與沈松山之間的較量，接著展現了一個忙忙碌碌的佟奉全：給茹二奶奶打工還債、造假畫、下山西尋寶、得鼎、造鼎、賣鼎、……佟奉全為了自己的理想生活而左突右奔，行動積極主動，在他的積極行動中展開故事情節，透視人物性格。然而，他的行動又是一種被動的行動，在人生關鍵的時刻，他總是做出在他看來“不得不這樣”的決定，原因往往在于他的忠厚、樸實、善良和責任心，以至于莫荷痛心疾首、滿目同情地說“佟哥，你好象一生都在等”，在一生的等待和尋覓中蘊含著佟奉全優秀的個性品格。別林斯基說“每一個典型對于讀者都是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2]。《五》劇中的藍一貴就是這樣一個“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這是一個地道的商人，精明是商人的本色，同時，被人稱作“藍半張”的藍一貴又是一個頗有文物鑒賞力的文化商人，在藍一貴身上兼有文化人和商人的特點，是我們身邊熟悉的陌生人。在劇中，范世榮、佟奉全、藍一貴好象就是為“鐵三角”量身定做的角色形象，性格的塑造和到位的表演精彩地展示了那個特定時代特殊生活群體獨特的精神風貌。
二、京味風格的美學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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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美：對于塑造英雄形象的課文。可指導學生表情朗讀，分析課文的表達方式、感知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性格美：教學揭示人物性格細膩多采的課文，指導學生把握情感、分析言行、體會內心，從而感知人物的心靈。自然美：此類課文可充分運用幻燈、影視、錄音等輔助課堂教學，調動學生審美想象力來感知大自然的美。藝術美：教學藝術性較強的課文，從學生的審美心理出發，引導學生意會意境美，分析構思美，欣賞語言美，融進情感美。
二、鑒賞美階段
完成感知美后，教者還必須運用正確的方法指導學生鑒賞美，使其認識得到升華。以鑒賞人物美為例，淺析幾種方法：橫式鑒賞：課文中常常出現美與丑，好和壞相對的人物形象，啟發學生運用判斷、比較等方法分析相關人物的形象，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縱式鑒賞：按照課文鋪排陳述時間的先后，采用縱式分析法，引導學生前后連貫地鑒賞人物的整體形象和性格特征。對流鑒賞：在教學的動態過程中，為使學生品德朝著美的方向完善，可以引導學生身臨其境地與課文中的人物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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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給詩人的詩歌創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長詩(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在總結唐王朝盛衰演變的歷史時，把問題的關鍵概括為“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把統治者個人的品質看作決定歷史的根本，這種“賢人政治”的主張是直接來自儒家思想體系。在(贈送前劉王經映三十四韻》一詩，對唐王朝的復興儒學大加贊揚，但另一方面他又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傳統教條產生懷疑，大膽提出“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的質問，下筆做文章“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很有那么一點“離經叛道”的味道。這種矛盾和他生活的風雨飄搖年代，光憑儒家經書上那套陳腐的說教，不能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有關。
李商隱的世界觀里也存有不少佛、老兩家的影響。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說:“冥寞之間，杳忽之內，虛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將歸生于形，歸形于氣，漠然其不識，浩然其無端，則雖有優喜悲歡，而亦勿用于其間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歸結為一個“虛”字，認為萬事萬物從虛無中來，最終又回到虛無中去，這分明是佛、老哲學的要諦。這種虛無主義的人生觀給他的作品蓋上一層悲觀主義的陰影，使它們失去早一時期唐代詩歌特有的那種明朗豪邁的風格，而染有濃厚的感傷、頹廢情調。“回頭問殘照，殘照更空虛。”(見《模花》詩)一片遲暮淪落之感，特別明顯地滲透在他感懷身世的抒情詩里。
受《楚辭》及魏晉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詩歌的影響，李商隱吸取了“曲折見意”、“回環復沓”的表現手法。在詩《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開頭運用提筆振起全文，僻開牡丹，先寫榴花。因為榴花晚開，趕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實早開早落，更覺愁人，而遲開未必可悲。“玉盤”句是花含雨，“錦瑟”句是雨打花，這該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為雨所敗，花事闌珊，萬里陰履，頓非舊圃，一春生氣，都有己成空。從牡丹零落寫到整個人事的變化，把“愁人”推向頂峰。而結尾卻又峰回路轉，出以反筆。
舞罷歸來，美人回顧，好象粉態猶新。言外之意是今天的零落還不算什么，他年的摧殘，將遠甚今日。從時間上說，由“今朝”到他日。從地區說，由長安寫到安定。從詠物說，由榴花引起牡丹。從牡丹零落的比譬和鋪寫說，有“玉盤”之淚和“錦瑟”之“弦”。從感慨的復雜迷茫說，由未必愁襯出更可愁，再從暫時的不算闌珊引出前途的更為凄瑟。李商隱用自擅長象征和隱喻手法，形成一種情思綿邀、深曲密麗的藝術風格，把“曲折見意”、“回環復沓”的手法發展到了極致。
李商隱以前的唐代詩人的風格，他都有所借鑒。他吸取前輩之長，像李白之飄逸，王昌齡之深閨、善于變化，劉禹錫之清新、曲折見意，高適、岑參之豪邁、高昂，甚至也吸收了“大歷十才子”中部分詩人從平易中見精微的某些可取之處。如《海上》后來大量運用神話詩之始，《公子》開后來詠史以諷刺朝政之始。如《溺岸》冷眼描述而不著褒貶，《華岳上題西王母廟》一唱三嘆、余味悠然。它們共同反映了詩人沉博絕麗的詩歌風格，風神搖曳、往復從容，淡宕韻味中表現了兀然巋然，不屈不媚的挺拔情調，精微的詩律，迷茫的意境，縈回曲折、綿邀的特色。
這里面有幾位詩人，對李商隱影響極大。宋葉少蘊評說:“唐人學老杜，唯商隱一個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仿佛。”(《石林詩話》)朱自請說他:“集中力量在律詩上，用典精巧，對偶整切，但李學杜、韓，器局較大;他的詩有些實在是政治的譬喻，實在事感時傷事之作。”(《經點常談》)從李商隱詩的審美特征中，可以看到他對杜甫沉重，韓愈奇崛險特、光怪陸離，李賀的奇峭詭橘、綺麗以及“埋沒意緒”手法的繼承和發展。
李商隱中期的詩作接受杜甫沉郁頓挫的傳統，汲取其軒昂渾鍵的體勢，而又吸收了中唐許渾詩律中圓熟挺拔的優長，寫出了《安定城樓》和《過伊仆射舊宅》、《贈別前蔚州契芯使君》等詩。李商隱的后期，政治上受到更多的打擊，家庭遭遇到更大的不幸，飄蓬流轉，心情愈益消沉，因而表現在他的詩篇中的蒼茫色彩就更為加深。他在桂管作幕一段時期的詩，吸引了韓愈風格中光怪陸離的色彩的一面。與此同時，他還汲取了杜甫《秦州雜詩》五律的蒼茫凝重風格，加以融合。如“土宜悲坎井，天怒識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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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丈夫和老七的情感寫得非常好，非常樸素，也非常真。例如，他向水保的雜七雜八的訴說，其實是企圖說給在船上賣身的妻子聽的，這些話在他的肚子里憋了很久了。他有多少話想對為了生活而在外面掙扎的妻子說！他希望就小鐮刀向老七道歉一事，則更體現出丈夫的細心、愛戀了，他把一件如此小的事情，也銘記于心，并不愿在如此小的事情上冤枉妻子，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多么質溫情的丈夫了。老七的愛，不僅通過她為了這個家庭的奉獻體現出來——她把賣身給士兵所得的鈔票，交給丈夫帶回，這是多么力透紙背的一筆！
《蕭蕭》讓我們看到，那樣的溫情世界，是有一定的社會學土壤的。這是一個常識、常情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蕭蕭與花狗私通，竟至懷孕生子，而沒有被沉潭，其實正是這種常識、常情的反映，是民間世界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生命在性與愛的呵護中，得到旺盛的生長。最后以蕭蕭懷抱與小丈夫新生的兒子在籬笆間看熱鬧終結，也是神來之筆。這里面，沒有對“封建禮法”的控訴，沒有對“童養媳”習俗的批判，一切來自理論烏托邦的形而上學，都是被拒斥的。我們也可以設想，在《丈夫》中，丈夫與妻子回到家鄉，他們完成了人性的復歸，他們在這樣一個世界，也可以維持生活的必需，因為這樣一個世界是仁慈和常情的世界。
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講述了湘西“茶峒”這個小山城里所發生的一切是是非非和愛恨情仇，講述了天佑、儺送、翠翠三個人之間曲折、朦朧而又純美的愛情故事。
完全一個田園牧歌般的世界，處處洋溢著古典詩意的氛圍。山上翠綠的竹篁、叢中繁密的蟲鳴、溪面上薄薄的輕霧、空中柔和的月光，都加劇了這種古典美的詩意氛圍，烘托出一個和諧、清靜、空靈、與世無爭的世界，這就是沈從文筆下的充滿了湘西風情的世界。
民風淳樸，人物豪爽仗義，堅強剛健，善良純潔，品格高尚，這就是邊地山城。老船夫為人樸直、無私奉獻，無償替行人撐船過渡，他守在小溪邊數十年如一日，從來也不肯輕易接受別人一絲一毫的饋贈；翠翠是個天真純樸的美麗姑娘，她在淳樸的民風里長大，保持了一顆善良純潔的心，她性格乖巧，從不發愁，有著小動物般的機警，但同時也像小動物一樣易受驚嚇，稍有風吹草動，也便如小動物一樣的逃避，這便注定了她日后的悲劇；天佑、儺送兩兄弟，長年跟著父親在風雨中走南闖北，煉就了強健的體魄，養成了勤勞能干、吃苦耐勞等種種美德；船總順順豪爽大方，無論誰有求于他，他都慷慨解囊，替人解難……這便是湘西風情中的至美人性。
作者說自己“對于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確實，我們隨著沈從文的筆，隨處都可了解到湘西那片純美的土地，品味到這土地上的至美人性。從《邊城》所構筑的美去分析，我們都能找到一座精神的神廟，找到一份人間的至情。
的確，“人性”是他一直在探索與研究的。但這個“鄉下人”從來就不愿意宣揚人性的丑陋，他一直苦苦地用一顆溫和甚至調皮的心來解讀他想像中的（或者說理解中的）鄉村、苗人以及普通的“人性”。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這些都尤為明顯：比如小說《丈夫》中的男子；《柏子》中的柏子，《貴生》里的貴生。他的代表作《邊城》也是如此。他很少甚至沒有去抨擊、揭示里面的丑陋，而是用一種恬淡如水的口吻來敘述一切，他偏重于情與景的描寫，往往用悲劇的結局讓讀者（也讓他自己）來同情、掩飾或者說諒解人性的扭曲。甚至他贊賞一些常人看來無法理解的事，從他的《自述》與《湘行散記》里面可以看出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如此以來，倒是將人性的兩個極端都極有分寸并合理化地結合在一起，使人物凸凹豐滿極具人性）。
第二，城鄉在道德意義和美學上的二元對立
作為一位杰出的鄉土文學作家，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明顯地體現著這樣的模式：城鄉在道德意義和美學上的二元對立。走進沈從文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鄉下人的世界”是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們單純而又勇敢，他們不分平富、不講地位，以誠相待，以善相親，充滿了溫暖，而對于虛偽、做作、欺詐一無所知。“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信，即便是妓，也常常較講道德和羞恥的城市中的紳士更可信仰”。在大量的作品中，沈從文不僅描寫了湘西人世代相襲的優秀品質，而且注目那些為世人所輕蔑、所不齒的方面，并大膽進行人的價值的評估，在野蠻中見雄強，低賤中見誠實，天真中見熱情。他們是一群與自然完全契合的人，總是享受生活所賦予他們的一切，渲染生命的美麗與強健，同時也體現了生命的莊嚴與價值，在生活和感情的撞擊下閃現生命的火花，呈現“鄉下人”的內在精神實質。正是這種內在精神實質，使沈從文對“鄉下人”的世界一往情深，而對“都市世界“給予無情的嘲諷。
沈從文模式對中國鄉土文學的影響是如此深厚，以至于我認為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的成就已經遠遠超越了沈從文的這一觀點，得不到同志們的多少認同。
沈從文的模式就是城鄉在道德意義和美學上二元對立的模式，盡管有的論者認為沈從文要復雜得多，但我認為，公平的看，他并沒有超越那種道德意義上的二元對立，即城市（現代）丑陋和非道德化與鄉村（傳統）的美好與淳樸。
篇12
【關鍵詞】美育;電化教育;關系;目標;功能;強化效應
隨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加強,美育帶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已愈來愈被人們所普遍關注和重視,進而成為當今教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而在現代科學技術的促成下,在人們傳遞信息、接受信息、處理信息的觀念及方式的不斷更新下,蓬勃興起和發展的電化教育,以現代教育媒體的介入,現代教育表現手法的多樣化,打破了傳統教育的冷清沉寂和單調呆板,彌補了傳統教育所造成的美育缺陷。無論是電化教育自身帶有的美育反應,還是美育對電化教育方式和手段的借鑒,它們之間都有密切的聯系。二者的有機結合,對現代教育來說,不僅其內蘊能得到極大的拓寬和發掘,就是其外在表現形式也會多姿多彩、活潑新鮮。由此也就自然地能達到優化教育的目的。
一、電化教育與美育有著共同的目標
美育,即審美教育。它是培養學生具有正確的審美觀念和鑒賞美、創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美的感受中冶煉品性、熏陶情操,同時獲得有關知識。在審美教育活動中,美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所謂美感,是指審美主體由審美對象所引起的復雜的心理活動和心理過程,說得明了點,是人們在審美過程中對美的認識、鑒賞、評判,并由而引起的情感活動。一般來說,是由感覺、知覺、想象、情感、思維等多種心理因素交融貫通而形成的。美感是人類的高級精神活動,具有直覺性、功利性和愉悅性。這使它同電化教育發生了密切的關系。
電化教育是現代教育媒體同傳統教育媒體恰當結合,以傳遞教育信息的最優化教育。它主要是用圖像和聲音來傳授知識、表現教育內容。它使客觀事物形象化、具體化,使事物的音、形、色直接訴諸學生的感官,這就有助于學生作深層的感知,進而上升為理性的認識。這個感知和認識的過程,就是學生主觀意識對客體事物進行評判審定的過程。憑借現代教育媒體,學生如聞其聲、如視其色、如觀其形、如臨其境。這就為使學生的再現性想象創造性想象更為豐富,情緒活動更為積極活躍而提供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從而使整個心理活動達到一種高度融洽和和諧的狀態。如此,則美育中的美感特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滿足和體現。通過電化教育,審美主體對于審美對象所產生的那種升華了的美感,無疑是強烈而持久的。
美育的中心,是突出一個“美”字。以美誘人,以美啟人,以美感人,以美育人。而電化教育的特色及魅力也正在于此。寓教于樂,寓教于美,是電化教育的宗旨。不管美育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也好,還是滲透在其他各個學科之中也好,皆可通過電化教育而得以實現和加強。在電化教育過程中,學生通過對色彩圖案、聲響旋律、意境、形態等的感知、鑒賞,得到精神上的愉悅,產生情感上的共鳴,獲得思想上的啟迪。這既是電化教育的效果,也是美育的目的。
電化教育通過近十年的發展,人們在實踐中已充分認識到,它有著兩種不可忽視的功效:一是以其生動、形象、感染力強的特點,易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的法語知欲;一是以其教材形聲化的特點,能對學生進行審美育,給學生以美的熏陶和感染。傳統教育固然也含著美育的因素,但不僅目的性不明確,就是少有的美的表現形態也是單調的、靜止的。電化教育將美的表現形態多樣化、動態化、直覺化,從而使學生在美的環境里,美的享受中學習,而在學習中豐富知識,發展智力,增強和加強審美意識。電化教育在美育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電子化教育中的美育功能
電化教育是采用先進的視聽教育手段來進行教育活動的。它具有教材形聲化和表現手法多樣化的特點。形聲化是通過光、形、色和優美動聽音響加以表現的,帶有強烈的藝術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講,形聲化也就是藝術化。而藝術化則帶有深刻的審美意義。
表現手法的多樣化,可以將對象化小為大、化遠為近、化虛為災、化靜為動、化快為慢、化繁為簡,使模糊的、抽象的事物變得清晰、具體。并且可以超越時空界限,讓學生親耳所聞、親目所睹、親身所感,不僅使感知對象變得更直覺,而且感知的范圍更為廣闊。于是,審美的價值和意義也就包容其中。學生在對色彩、聲響、光度、形態、畫面等的感受中,所獲得的美感非常明顯而強烈。因此,根據美育理論來認識,電化教育實際上帶有很重要的美育成分。這點還可以從下面兩點深入具體的分析中得到印證。
(一)電教教材自身就帶有審美屬性,是電化教育的主要審美對象。
電教教材是根據教學大綱的規定,主要用圖像和聲間表達教學內容,用電聲、電光、電磁、電控等技術,進行制作與重放的一種聲像教材。一般有三種類型,即視覺教材(如紀燈片、投影片)、聽覺教材(如錄音帶、唱片)、視聽教材(如有聲電影、電視)。無論何種教材,都能給人以直覺性,可以讓人真切地觀察事物的形象,接受真實的音響,這正好與審美教育活動中的美感直覺性相吻合。電教教材是電化教育傳道信息的主要依據。根據教學目的和要求,它本身就應帶有藝術性,也即要有豐富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能激發學生的情感,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提高其學習興趣和審美能力。因此,電教教材的內容,要以能反映自然和社會生活中真、善、美的事物為原則。畫面構圖要清晰勻稱,變換連貫,流暢合理;光線與色彩要明暗適度,調配恰當,使觀者舒適;音樂與語言,要與景物動作協調,要有節奏感、韻律感,使聽者愉快。而這些。又恰恰是審美活動中美感的功利性和愉悅性所要求的。另外,電化教材作為一種全新的教材,它同電化教育所具有的智力功能和審美功能,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電化教育的過程中,教師往往把不同門類的藝術作品直接移植為電教教材本身就成為一種藝術審美教材。這些藝術作品,一旦展現在學生面前,其給予不生啟示,領悟和感知功效,就絕非文字教材所能達到。藝術形象的多樣性、豐富性、多功能性、形成了電教教材內涵的深蘊度。學生從自然景物、社會形象以及各種音響的具體感知中,獲得了對教材內容的領悟和審美感受,激發出了審美情趣和審美追求,對于美的鑒賞和創造的能力也就有所提高。這樣,電化教材所具有的審美品格和審美功能就成為整個美育不可分割和有機內容。就是不具藝術性質的形聲教材,也以其形聲化特點和多種線條、比例、色彩、投影等直感效果而產生不可忽視的審美價值,同樣體現著審美功能。因為視覺形象乃是對現實后種創造性把握。這種被把握的形象是經過想象加工了的美的形象。正是由于電化教材的這種帶有普遍意義和明顯特征的審美品格,形成了它本身所特有的審美價值和審美功效,使電化教育成為美育的組成部分之一。
(二)電化教育過程也是一種獨特的美育過程,是向學生進行美育的新途徑。
近年來美育已經成為一門專門的獨立學科,有的地方已正式列入教學計劃單獨開設課程。但就大多數學校來看,美育的主要途徑和方式還是通過各種藝術學科的教學和第二課堂活動來實現的。隨著電化教育手段的廣泛應用,我們又找到了一條新的美育途徑。前面提到過,電化教育的表現手法是多種多樣的。在電化教育的過程中,這多種多樣的表現手法,會給學生以許多別開生面的審美活動和鮮明而強烈的審美感受。如在幻燈、投影教學中,幻燈或投影映示在銀幕上,學生通過視覺所感受到的畫面意蘊,首先使學生沉浸在審美愉悅之中,進而激發出審美沖動,獲得審美感受和審美體驗。這其實就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內涵豐富的心理活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審美客體被審美主體所感知,并通過感知者的聯想和想象,其美的價值得到了發掘和擴大,特別是電影、電視教學,其表現手法更為豐富多彩、學生所獲得的美感則更多、更普遍、更真切。如通過畫面用光及景別的變換,用鏡頭的推、拉、遙、移、跟和組接,用動、靜鏡頭的交互結合等,形成一種讓人情緒涌動的流動美、變換美、和諧美等。再加上配之以色彩、聲響、解說、詩歌、樂曲、繪畫等藝術表現手法,還會產生出更多的美來,如色彩美、音韻美、意境美、圖像美等。獲得的美感更為強烈。如果教師在這些審美心理活動中及時地引導學生,使其審美感受沿著教學所要求的審美方向發展和深化,就能從形象的感知過渡到理性的頓悟,從而達到教育教學的目的。
在這個過程中,形聲化教材所展示的視聽形象就是審美感受的物質基礎。學生通過感知,首先把握住形聲教材的感性狀貌,并獲得一定的審美感受。然后再隨著電化教育過程層次的逐步加深,學生對感知對象的認識也逐步加深,其審美感受也就愈充分、愈強烈。學生的這種審美感受決非單純的感性認識,其中也包含著理性認識。因為審美主體往往結合感性的形象,通過想象與思維的相互作用,把感知到的直觀表象,經過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加工改造,既保留直觀表象中的具體性、鮮明性、生動性,又達到了深刻的反映和認識事物本質的目的,從而構成審美感受中的理性認識。形成教材使學生獲得審美感受,同時將審美感受中的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轉化,這正是電化教育的本質特征由此可見,電化教育在美育中的確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三、美育在電化教育中的強化效應
美育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它用現實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反映在藝術形象中的先進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活動來感染受教育者。它廣泛而深入地影響著學生的情感、想象、思想、意志和性格”。它能使人們在美的享受中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常以鮮明的形象性和優良的心理情緒的感染,使學生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心靈上的陶冶、思想道德上的升華。同時啟迪學生智慧,開拓學生的視野,喚起和鼓舞學生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對崇高理想的追求。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形象在美的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美是個別的,活生生的事物中,而不是抽象的思維,因此,人們在欣賞各種美的事物而產生美感的時候,總是從直觀的形象開始的。只有通過生動具體的形象,才能深入領會它的內在本質,從而得到情感的愉悅”。所以,在電化教育中應特別留意和注重以鮮明生動的形象去刺激學生感官,從而使之在美的感受中去獲得知識。下面我們且不舉藝術學科的例子,單以幾何中的三道題,利用幻燈、投影將其潛在的各種美的體質,通過線條、色彩、構圖,演化為形象美、圖畫美和動態美,從一個側面來說明美育在電化教育中的強化作用。
(一)利用復合投影片將復雜的圖形進行等積變化,給學生以科學美的感受。
在學習立體幾何中,很多學生一遇到難題便一籌莫展。在教學中,借助幻燈投影給學生以形象美的感受,提高學生對圖形的理解能力和空間想象力。例如:“用平行于正方體的各條棱,且過棱的1/4處截正方體,求剩余部分的體積”。很多學生難于分辨剩余部分的是啥形狀,也就無法計算體積。在教學中如果利用投影手段,將逐次截割的過程進行演示,對最后剩余部分進行等積變形,如圖1、圖2、圖3、圖4、圖5所示。從而可以看出剩余部分是由一個正方體和六個等積的正四棱臺組成(圖5只畫了三個正四棱臺)。這樣,通過鮮明的具體形象來感染,從而使學生從中產生美的意識,獲得美感,進而達到美的升華。學生很快就得到領悟而把這道題給解答出來。這不僅給學生心理上的愉悅,喚起學生追求科學美和審美體驗,從而能夠陶冶情操,同時還培養和發展了學生審美、創造美的能力。
(二)利用抽動片將復雜的圖形進行分離簡化,給學生以科學美的感受。
對立體幾何,很多學生望而生畏。為了激發學生學習立體幾何的興趣,讓其在學習中獲得美感。在教學中利用電教手段推導證明:“三棱錐的體積公式等于和三棱錐等底等高的三棱柱體積的1/3”時,將事前自制涂有不同顏色的抽拉片映示在銀幕上進行分離、組合。如圖6、圖7、圖8、圖9所示(設圖6的體積為V,圖7、圖8、圖9的體積分別為V1、V2、V3)。這樣就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把靜止的圖形活動化了,從而證明了三棱錐的體積V1=V2=V3=1/3V。將艱苦而緊張的學習過程寓于輕松愉快的圖像認識活動中。 學生激發出興趣,在美感之中,增強了理解,發展了智力。幻燈、投影手段在整體分割,分散難點,有分有合,化難為易等方面起到了塑造形象美的橋梁作用。使學生在美感之中較容易掌握本來難以理解的東西。
(三)利用旋轉片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給學生以科學美的感受。
篇13
教師通常在課堂開始布置任務，接下來的講授、閱讀、實踐等都將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服務，任務的完成情況通過小組或個人成果展示來表現。可以看出學生在這類活動中積極性很高，同時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往往會主動遵守集體行為準則，形成了共同的行為契約。行為契約是美國課堂管理行為主義控制派的管理方法之一，用以矯正學生的行為，可以分成單方契約、雙方契約、集體契約三種，具有導向、預防、監督、教育的功能[1]。美國課堂倡導小組合作學習，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的教室中，同一小組的成員面對面或圍坐在桌旁，更加便于學生相互交流、相互觀察和相互監督。行為契約是成員間共同遵守的準則，往往是在活動前已經達成共識，而在活動中，學生為完成共同任務而產生的密切合作與榮譽感又強化了這種契約，同時提高了學習的動機。
與教師單向制定規則要求學生遵守的課堂管理不同，美國學校中師生共同創立行為規范，這使學生更愿意接受與遵守，并把課堂紀律和規范內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課堂秩序。
二、信息技術的應用
美國科學促進協會于1985年正式啟動的“2061計劃”，旨在大力提升全體美國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特別強調了應培養公民具有善于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信息技術三者結合在一起的思想與能力[2]。在美國的基礎教育課程中，運用了各種形式的多媒體技術，并有豐富的網上教學資源，包括視頻、音頻以及各種教學、管理軟件。在班級管理中，教師會建立學生的網上資料庫，根據學生學習、活動、作業等方面的完成情況，給出加分或減分的評價，形成有一定競爭性的環境，激發學生的積極性。這種形成性評價很具體，有很強的操作性，有利于學生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的電腦，小組成員內和師生之間實現網絡共享，教師可以看到學生的網上學習進度，并會及時給予學生恰當的反饋與指導。學校會引進不同形式的軟件以供不同科目、不同年級的教師選擇，如小學低年級的輸入法游戲、中學語言文學課上的語法游戲等，這些軟件易學易用，操作簡便，既可激發學生興趣，又可提高學生的注意力，保證了課堂效率。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也獲得了與時代相適應的信息技能。
三、手勢語言
在美國的課堂上，師生之間的溝通形式不僅限于口頭言語和書面文字，每個教師和學生之間都有一些約定的手勢語言。在課堂討論過于熱烈而失控的時候，教師會通過一個手勢使學生立刻安靜下來；在判斷類的問題中，學生可以用手勢來表示觀點；在學生發言后，會有不同類型的鼓勵方式……手勢語言成為課堂管理的重要輔助手段，教師減少了耳提面命，以一種師生普遍接納的標志形式使課堂管理更高效。師生之間高頻率地使用手勢語言極大地減少了教師維持課堂秩序所花費的精力和時間，也減少了學生在課上的違規次數。
四、教室環境陶冶
教育家夸美紐斯認為，課堂紀律應該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要尊重生命的要求，給予一定的人文關懷，而不是在壓抑學生個性基礎上的外部控制[3]。這一點在美國中小學的教室布置中有所體現。通常教室布置體現了每位教師的不同風格，個性鮮明，同時也有共性，如一般都會包括教師辦公區、學生活動區、教師答疑區（多用于個別輔導）、作業區、知識展示區、行為道德宣傳區等不同的功能區，并體現出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人本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有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潛能，追求從自我角度解釋學習，強調學習者的自我參與、自我激勵、自我評價和自我批判，這在美國教室布置的很多方面都有所體現。比如：教室墻面上有學生個人信息的展示，信息卡由學生自己制作，全班學生的信息卡都集中在某個區域里，既是學生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也有助于培養集體意識；教室墻面上會有關于時事、社會形態的內容，幫助學生了解社會規范，但并不強制性地要求學生恪守，只是潛移默化地向學生傳遞價值觀、滲透審美教育和情感教育，通過環境無聲地引導學生人格的健康發展。
除了物質環境外，美國教師非常重視心理環境的建設，并在課堂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教師會營造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氛圍，與學生建立友愛和諧的人際關系，使學生的需要都能得到關注和理解，使教師提出的要求不會引起學生的排斥和反感。
五、問題處理
以恰當合理的方式處理問題是課堂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教師堅持一種積極的人性觀，對學生的行為多持鼓勵態度。當學生行為出現偏差時，教師不會對學生的人格和品性進行攻擊，而是認為每個學生都有一些基本的需要；當學生的需要得不到滿足時就容易出現問題，可以引導學生通過正確的方式滿足自我需求來改善其不當言行。比如，一位教師發現學生在睡覺，就會去詢問他的身體情況，如果確認學生沒有生病，就給他一些時間休息，以便他能夠更好地投入后面的學習。教師對學生的行為問題采取非強制性的方法來解決，可以防止或減少學生對規范、紀律、約束產生反感和抵觸情緒，從長遠來看，教育效果更好。
美國的課堂管理以學生內在的自我控制為基礎，教師只是學生自我管理的引導者。這種做法符合了美國課堂管理學家高爾頓的觀點：唯一有效的管理方法，是學生個人發自內心的自制[4]。
參考文獻
[1]周小宋，李美華.美國課堂管理中的新方法：行為契約[J].比較教育研究，2004（5）：7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