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在文學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期刊作為文學作品的載體媒介，在文學作品的傳播過程中起到聯結作用，作者、作品和讀者通過文學期刊相互聯系在一起。在文學期刊的運營過程中，期刊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特征。例如《人民文學》，作為文學的國刊，其編輯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與國家意識形態相合拍，如果發表了一篇與意識形態不相容的作品，輕則受到批判，重則主編會被撤職，這與《人民文學》發揮國家意識形態的功能相互契合。而《收獲》作為一份大型的文學期刊，期刊的編輯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會小一些。因為“文學期刊作為文學作品的載體，其辦刊方針、編輯理念和經營模式，對創作隊伍的構成、文學生產的流程、文學潮流的動向以及社團流派的孕育、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由于外部生態的變化而影響文學期刊的發展的事例不勝枚舉，文學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及時手的原創文學作品，反映了當代文學發展的近期動態。文學期刊的特殊價值在于給當代文學提供了及時手資料，是當代文學史建構的基礎史料庫，為當代文學觀念的轉型和制度的建構提供了活生生的樣本。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通過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改革，將文學期刊和出版社都收歸國家所有，中國現代文學期刊所具有的民間性被化解，文學期刊被納入到國家計劃體制之中，因而文學期刊的命運與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密切相連。在這一外界文化生態環境下，文學期刊的歷史變遷與當代文學的發展歷史也就具有了一致性。

(一)文學期刊與時代的互動

期刊是時展的一種呈現，其中文學類的期刊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另一種反映，它是與之同時相伴而生的。通過文學期刊時代更新的情況變化，可以對中國當代文學有一定了解，期刊的更新變化體現著一個時代思潮和作家文學創作的具體內容，因而期刊與中國當代文學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內容上又具有承接性特點。

一是文學期刊發表的作品是對時代精神的表達。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政治生活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在文學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文學期刊成為重塑時代精神的重要物質載體。在十七年文學中，文學期刊表現時代精神的作品不計其數。如歌唱新中國成立的詩歌就有郭沫若的《新華頌》、胡風的《時間開始了》、田間的《天安門》、王莘的《歌唱祖國》、艾青的《國旗》等，在這些作品中，新時代、新中國、共產黨和成為詩人謳歌的對象。政治抒情詩成為這個時代的代表性文體，其中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歌是代表。此外，關于抗美援朝戰爭，文學期刊上也有大量的文學作品加以表現，例如魏巍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登，看完之后批示“印發全軍”)、巴金的《團圓》(1961年8月發表在《上海文學》上)、路翎《洼地上的戰役》(《人民文學》1954年第3期)等。建國后，在《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指引下，農村題材的作品占據文學期刊的絕大部分，“趙樹理方向”成為當時文學創作的律法。在1962年8月2日到16日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認為:建國以來的文學創作中，農村題材數量較大，成就較高，《山鄉巨變》《暴風驟雨》《紅旗譜》和《創業史》等都是農村題材的精品。在1958年詩歌中，大量的民歌出現在文學期刊上。1977年劉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學》上的發表拉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之后的改革文學等都是對時代精神的一種反應。

二是文學期刊的創刊、復刊與政治生態密切相關。“文學期刊和出版業在(上世紀)40—50年代之交，也表現了非常明顯的斷裂特征”。這種斷裂是一種意識形態體系的斷裂，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的民間性被斬斷。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大量的文學期刊創刊。9月份《文藝報》創刊，10月份《人民文學》創刊，這兩份文學“國刊”一份是理論指導性的刊物，一份是發表作品的刊物。這兩份刊物在十七年文學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在1949年到1950年期間，各省市文聯幾乎都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文學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文學機構的代表。《長江文藝》是最早創刊的大區文藝刊物，《河北文藝》《人民戲劇》等大量的文藝期刊都在1950年創刊，這與新中國成立，需要重塑文藝的文化生態有著密切的關系。1956年“雙百方針”期間，也誕生了一批重量級的文學期刊，比如《詩刊》和《收獲》等，這與這一年國家文藝政策的調整相互關聯。1965—1966年，由于的來臨，大量的文學期刊被迫停刊。1978年前后，又有大量的文學期刊復刊或者創刊。其中《收獲》在《復刊詞》中指出，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文學創作應服務于廣大的讀者群眾。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的復刊和創刊與當時的“思想解放”有著密切關系。1985年，隨著政治體制的逐漸松綁，一大批文學期刊得以創刊，如丁玲創辦了《中國》，中國作家協會創辦了《中國作家》雜志，還有專業類的文學期刊《散文詩》(湖南益陽)、《文學自由談》(天津市文聯)等。這一時期由于文學思潮的風起云涌，這些新創辦的刊物在拓展文學的審美空間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19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文學期刊被國家財政“斷奶”，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一大批文學期刊或轉型，或停刊。新世紀以來，隨著網絡媒介的強勢介入，一批青春文學作家主編了以書代刊的文學雜志，也就是“雜志書”，如韓寒主編的《獨唱團》、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當然這些“雜志書”由于沒有長期的規劃，大多奔著商業目的而去，很快也就煙消云散了。

(二)文學制度與期刊的互動

在當代文學史上，等級制度在文學期刊中得到了鞏固。在政治體制的影響下，論資排輩的現象遮掩了文學期刊真實的面目。中國現代文學所形成的同人性質的期刊不復存在，所有的文學期刊都納入到國家文學體制之中。這種等級制度對文學期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所有的文學期刊千篇一律，它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學期刊的多元化發展，打亂了文學期刊應當互相尊重的發展秩序，因而必然導致期刊間出現行政力量和挾持利益關系的局面，呈現出期刊的規格決定了期刊待遇，期刊被分配化，被安排妥當化的關系特征，這種借行政力量來維持的期刊發展的情況逐漸凸顯。另外，這種自上而下的等級管理制度在文學期刊當中得到體現。以《人民文學》為例，《人民文學》代表了整個文學期刊的發展方向，具有示范效應，更是直接對下屬地方期刊的作品發表起著掌舵約束的作用，它在文學論爭、文藝政策、文學觀點等政治傾向性質明顯的文學理論中扮演著“指揮棒”的角色。雖然各級文化部門管理著各級文學期刊，但是上下兩級的期刊管理是沒有具體合理的權限的，然而由于行政力量的關系的約束，期刊之間仍然出現了一種隱蔽性質的管理方式。當然這一時期《文藝報》也成為了另一個陣地，而在傳媒功能和效力方面又與《人民文學》具有著相同的權力和位置。從管理方式和等級秩序來看，文學期刊主要是由各級作協主辦、文聯全權主管、主編負責作品的文字編輯、編委會進行輔助指導。而期刊的主編在一般情況下由主管和主辦部門任命，他們可能是由具有名望的作家、文化名流來承擔或者兼任，而承辦單位多是具有很大影響力的機構。如趙樹理擔任《說說唱唱》的及時任主編、老舍擔任《北京文藝》的及時任主編、周而復擔任《群眾文藝》的主編等。名譽作家擔任主編主持期刊的編輯工作無疑是為期刊的性和影響力錦上添花。從當時社會情況看，多數主編具有多重身份，兼有文化名人、官員身份等。此外，在名份排序上排在前面的首先當屬黨政文化官員，其次是文藝創作工作者或社會知識分子，如邵荃麟、周揚、馮雪峰、丁玲、田間。有一些官員盡管不具備黨員身份特征，但由于他們文藝思想旗幟鮮明、政治立場極度堅定，例如茅盾，便因為這種身份反而更加堅定了他的文藝思想創作立場，而這立場立足于政治文化背景，對文藝創作的藝術性更是強調在政治路線正確的情況下才進行考慮。為了保障文學藝術的純潔性，他們內心的思考也出現了傾向性，對黨的純粹的崇敬以及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無比忠堅，使他們超越一切阻礙因素來保持對黨的信仰，即使有些人出于對自身保護的需要，也會選擇暗里的默認，或者以其他方式延續自己對藝術的熱愛與堅持。文學期刊作品的發表需要經過黨組織的審核和同意，這樣文學作品才有發表的途徑。黨對期刊的把關非常嚴格，并將文學期刊的內容與政治氣候、領導的思想性等等緊密結合，期刊編委會對文學的審查也必須符合黨的監督環境，一旦違反要求就會受到整改的處罰。因此，政治對文學期刊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文學期刊的思想內容進行約束，文學思想受到牽制，組織形式上呈現特殊狀態，進而形成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期刊發展態勢。

(三)經濟體制與文學期刊的互動

上世紀90年代是隨著市場經濟轉型而瞬息萬變、時代更新的時期，我國的經濟社會呈現出新的局面。各大期刊對此也做了相應的調整變化。綜合各方面因素來看可將文學期刊調整歸納為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方面是外在的變化，例如出現了廣告、各期刊所籌辦的征文活動，并設置了獎項、板塊的規格，讀者定位角度等，其中具典型特點的期刊是《當代》《萌芽》《山花》《十月》等;內在的變化則表現在期刊編輯理念的變化。在稿件選取上，能夠被改編成影視劇的稿件成為優先發表的作品。就多數期刊的調整程度來看，市場對文學期刊的影響不容忽視，并呈現出循環特點，期刊調整的情況源于市場化的因素。各式各樣的文學期刊所做的調整不一，有的改版、有的停刊、有的堅守純文學的陣地，但是吸收企業的贊助，各有利弊。其中轉型成功的文學期刊有《小說月報》《芙蓉》和《萌芽》等。《萌芽》創刊于1956年，在1980年代中期再次復刊，卻還是走向了逐漸衰竭、不斷虧損的道路。而在1996年，《萌芽》意識到期刊轉型的重要性，不轉型期刊將不能繼續發行。問題是如何轉型?它將期刊的受眾進行了重新的定位，注重青年作家的文學修養，著眼于關注青年作家，以此改變原有作家群的既定范圍。定位方式的調整擴大了期刊的受眾范圍。最值得一提的是，《萌芽》期刊當時聯合國內的十幾所高校，合力推出了“新概念作文大賽”活動，使期刊的名望大大提升，影響范圍遠遠超出以往的受眾群體，發行量逐漸攀升。《小說月報》隸屬于百花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源于自身的運營方式，從未得到政府資金方面的扶持，該期刊因此已早早走向了市場化的運營模式。如今的《花溪》出現了很大變動，改旗易幟，期刊的發表不再以文學類刊物為主，轉而是一本符合青少年的具有時尚性的刊物。《佛山文藝》的改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成功主要緣于該刊物向市場化看齊，瞄準了市場化與期刊的關系，并采用了出色的市場運營經驗，與此同時，它還秉承著純文學追求的理念，成為期刊轉型發展的成功案例。《芙蓉》改版后，重新定位讀者群，對期刊的編輯理念、作者的選取、欄目設計等都進行了重新規劃。據統計顯示，該刊物改版后兩年，刊物的發行量陡增一倍，盡管發行量仍然有限，但畢竟取得了新的成績。再以具有代表性的《人民文學》和《十月》為例。在新的環境下，文學類的期刊受眾趨于減少，《人民文學》雖然還是國刊，但是過去所擁有的主導性地位已經不復存在。重新審視期刊文學，采用新的視角、新的心態迎接挑戰，這是《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做法，他們通過設置新的欄目“非虛構文學”來增加文學作品的紀實性，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創辦于1979年7月的《當代》期刊，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具影響力的一份大型刊物，它自始至終以嶄新的姿態頑強生存，用以靜制動的策略，秉承著貼近社會現實的態度立于當代文壇的不敗之地。其在二十多年的創辦史中，發表了眾多在文壇上具有知名度的文學作品，如在“茅盾文學獎”中有很多作品就源于《當代》這份刊物，占1/3左右。簡言之，《當代》期刊的創辦是在新的時代環境下，面臨著新的時代挑戰，既符合了時展的浪潮，又具有較為穩定的受眾定位。其在大的信息時代背景下，依然能夠保持旺盛生命力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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